排污权交易视野下经济法论文

[编者按]从7月刊起，《法制与经济》杂志全新改版，重点打造“专家评点”栏目。每期推送一篇本刊特约专家评点，旨在给作者提供不同专家对其研究成果的分析和建议，引导读者关注新的研究方向、了解新的研究成果。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排污权交易视野下经济法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排污权交易视野下经济法论文 篇1：

试论排污权交易法律制度的构建

摘要：排污权的实质是环境容量资源使用权，其客体是环境容量资源。排污权交易法律制度是将市场机制引入环境资源配置和污染控制领域的重要手段。目前，我国推行排污权交易法律制度存在很多问题，现有法律缺乏相关规定：初始分配制度不完善；市场制度不健全；监测监管制度不全面；与相关制度的关系不清晰。我国应构建完备的排污交易法律法规体系、完善的排污权初始分配制度、健全的排污权交易市场制度、全面的排污权交易监测监管制度以及衔接关系清晰的排污权交易制度，逐步形成适合中国国情的排污权交易法律制度。

关键词：排污权交易；法律制度；登记制度

排污权交易法律制度已成为一些发达国家控制污染物排放的重要措施，是运用市场机制削减污染的重要手段，而且正在用于全球温室气体的减排合作。虽然我国已开展了近20年的排污交易实践，但适合中国国情的排污权交易法律制度尚未真正建立，仍面临许多制度问题。

一、排污权及其客体

(一)排污权的内涵

所谓排污权，是指排污者依法向环保部门申报行政许可所取得的以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为限向环境排放污染物的权利。在污染物排放领域，排污者经法定程序申报所取得的排污权，属于环保部门依法解除一般法律禁止行为的结果，而非实质意义上的宪法权利。

(二)排污权的客体

排污权的客体是环境容量资源。尽管我国《宪法》、《环境保护法》、《物权法》等法律法规尚未明确规定环境容量资源的法律权属，但根据《宪法》的类似规定，环境容量资源作为一种重要的公共环境资源，应属于国家所有。环境容量资源所有权是一种带有公权性质的权利。为了充分合理地利用环境容量资源，政府以排污许可证的方式分配排放指标，从而产生排污权。排污权是由国家环境容量资源所有权衍生出来的一种权利，即环境容量资源使用权，属于一种用益物权。所谓环境容量资源使用权，通常是指环境利用人依法对环境容量资源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而美国法律则间接确认排污权是一种财产权。

环境容量资源具有以下特点：一是稀缺性。环境容量是珍贵而且稀有的资源，数量非常有限；二是确定性。抽象的环境容量资源可转化为具体的排污指标，具有确定性；三是价值性。排污指标之所以可以交易，涉及到承认环境承纳污染物的能力是一种资源，因而具有价值；四是排他性。排污指标持有人享有排他的占有、使用和收益权。

二、排污权交易法律制度及其积极意义

(一)排污权交易法律制度的内涵

所谓排污权交易法律制度是指在政府主管部门监管下，根据特定区域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允许排污者将其依法获得的部分或全部污染物排放指标通过交易市场或者法定方式出售给购买者，使购买者获得排污权的法律制度。排污权交易制度源于美国，它是在对污染物排放实行浓度控制仍不能满足环境需求的背景下产生的，是将市场机制引入环境资源配置和污染控制领域的重要手段。排污权交易法律制度中既包含市场调节因素，又有行政管制因素介入，是一种政府间接管制下的不完全的市场行为，是在环境保护领域出现的以市场方法修正法律直接管制方法的现象。

(二)排污权交易法律制度的积极意义

排污权交易使环境容量资源商品化，污染物的总量不会增加也不会减少，只是排污点发生了转移，交易活动的结果是将全社会的环境容量资源重新配置，推行排污权交易法律制度具有积极的意义。首先，为实现环境目标提供更符合成本效益的方法。其次，刺激企业进行技术革新和强化管理，积极防治污染。第三，为环境质量未达标区域获得经济发展提供了可能。第四，引入市场竞争机制，节约环境管理成本。

三、推行排污权交易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现有法律缺乏排污权交易的相关规定

根据我国《水污染防治法》和《大气污染防治法》的规定，国务院和省级人民政府对未达标区域可划定排放总量控制区，实行水或大气污染物的排放总量控制制度，但并未规定何为排污权及水或大气的排污权是否可以交易。我国尽管开展了近20年的排污权交易试点，但依然没有国家层面上的排污权交易法律法规，甚至也没有一个排污交易技术指南。因此，排污权交易的法律基础很薄弱、法律依据不充分。目前，只有2005年12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2007年国务院印发的《节能减排工作综合性方案》和《国家“十一五”环境保护规划》中，提出可以试点探索排污交易制度。在各省市试点实践中，虽出台了一些排污权交易的地方性法规，但盲目性很大，多属于“违法”操作。

(二)排污权初始分配制度不完善

排污权的初始分配为指标的首次分配，是排污交易制度的一级市场，通常只能通过无偿或有偿方式从政府获得。再分配则是已分配出去的指标重新配置，是排污交易制度的二级市场，通常以有偿交易的方式进行。目前，由于各企业的承受能力不同，我国大部分排污指标的初始分配都采用无偿分配的形式。然而，初始无偿分配无法可依，而且弊端非常明显：对企业没有压力，具有变相补贴的性质{在新旧企业之间产生不公平竞争；不符合污染者负担原则；未能反映环境容量资源的价值。目前，我国也在试点地区尝试排污权初始有偿分配制度，以体现环境容量资源的价值，但缺乏一套科学的初始价格形成机制。试点地区有偿使用初始价格主要由环保、物价、发改等部门决定，作为分配客体的企业对排污初始配额分配的参与度较低。而且，初始分配制度存在绩效分配方法未落实、新污染源的配额获取方式不明确、无明确的准入标准等问题，政治阻力大，这都成为推行排污交易制度的障碍。

(三)排污权交易市场制度不健全

目前，我国并没有真正形成严格意义上的排污权交易市场，市场制度很不健全。首先，市场规则体系不健全。目前尚无关于市场体系的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交易主体范围不清；交易客体难以界定；交易系统不明确；交易场所不规范、交易信息不完整、不准确；交易方式欠规范，交易价格易垄断，交易程序较混乱等。其次，排污权交易市场不活跃。大多数排污交易案例都是在当地环保部门的协调下完成的，因而并不完全属于市场交易行为。环保部门是交易规则的制定者和交易过程的中介人，交易价格带有很强的行政“指导价格”色彩，市场竞争机制难以发挥作用。这导致企业对未来污染物排放总量分配指标以及排污交易价格走向不清楚，认为排污指标具有很大的增值可能性，普遍具有惜售的心理，更倾向于为自身发展预留排污指标，而不是用于排污交易。从而产生排污容量资源有价无市的不良局面。另外，交易成本也是影响排污权交易市场活跃

程度的最敏感的变量，排污权交易制度实施过程复杂，对制度设计者和参与企业的要求都很高，有可能导致较高的交易成本。这都是我国排污交易市场发育缓慢、交易数量极低的重要原因。

(四)排污权交易监测监管制度不全面

准确的监测制度和有效的监管制度是开展排污权交易的有力保障，从国外实践来看，均建立了一套较完备的排污权交易监督管理制度。美国从交易参加者的确定，许可证的分配、交易和审核，各环节都制定了一系列制度保障该政策的实施。而中国的排污权交易监测监管制度还不全面，污染物排放计量的基础相对薄弱、监管能力不足，许多地区尚不能达到制度所需的监测条件，致使环保部门难以掌握排污单位的真实排放数据，对交易情况的跟踪记录和数据核实难以全面、有效开展，直接影响了排污交易市场的建立。现有的管理制度如月报、年检、通报、企业自检等不能满足排污权交易对信息和监管的要求，排污者和政府管理部门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这都对制度的有效实施提出了重大挑战。

(五)排污权交易法律制度与相关制度的关系不清晰

目前，我国针对污染源管理的环境保护制度很多，例如排污许可证制度、排放总量控制制度、排污收费制度等，而排污权交易法律制度尚未纳入环境保护制度体系，与其他制度的关系、影响尚未理清，排污权交易制度与各相关制度的衔接不紧密，还存在“空白地带”，针对排污权交易法律制度的地位和功能研究尚未深入开展，很多地方的试点实践基本上是“摸着石头过河”。因此，迫切需要通过立法来明确排污权交易法律制度与相关制度的相互关系。

四、我国排污权交易法律制度的构建

(一)构建完备的排污交易法律法规体系

排污权交易必须重视加强法制建设，构建排污交易法律法规体系，为制度的推行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供给和法律保障，保证排污交易过程的制度化和规范化。目前，根据我国《行政许可法》的规定，依法取得的行政许可，除法律、法规规定依照法定条件和程序可以转让的外，不得转让。因而，为了使排污许可获得法定的转让自由，根据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原则，作为特别法的环境法应对此作出明确规定。但如果逐一修订《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等污染防治单行法，明确规定排污权及排污交易法律制度，那将耗时费力，异常繁复，并难以穷尽排污权交易的标的，浪费有限的立法资源。因而，笔者认为，在条件尚不成熟的情况下，可通过修订《环境保护法》、《物权法》，以专章或专节对排污权交易法律制度相关内容作出较为粗略的法律规定；在条件较为成熟的情况下，建议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排污权交易法》及其配套法规，通过构建排污交易法律法规体系，确保我国的排污交易有法可依。

(二)构建完善的排污权初始分配制度

排污权初始分配是一项十分复杂而艰巨的工作，必须遵循公开、公平、公正、透明、讲究效率的原则，要防止欺诈和以权谋私等不正之风，要有计划有试点的逐步进行。笔者认为，首先，单一的初始无偿分配制度或者单一的初始有偿分配制度都不适合我国的国情，我国宜采用无偿分配与有偿分配相结合的排污权初始分配制度。即对于符合法定条件的排污企业，可以考虑将其所需排污指标的较大比例(例如80％)由政府无偿分配给企业，企业所需其余排污指标(例如20％)由政府有偿分配给企业。这样既克服无偿分配制度的弊端，调动企业治理污染的积极性，又体现环境容量资源的价值，从外部给企业以压力和动力。

其次，应建立公平合理的指标分配体系制度。应立法明确规定政府分配主体的职能和分工；合理确定排污权取得的条件、程序、时限、初始价格形成机制；宜以排放绩效法作为企业排放配额的分配方法；初始有偿分配价格应根据市场供求关系和单位治理费用的变化进行调整，加强企业参与定价；新老企业应差别对待，破产企业应交回排污权；排污时限宜规定为五年，以与五年总量控制规划相配套；可采用一次性支付和分期付款相结合的付款方式；有偿分配所获资金纳入专门帐户，统一管理，用于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提高能源效率等领域等。

(三)构建健全的排污权交易市场制度

构建健全的排污权交易市场制度，完善二级市场交易规则，才能激活排污交易市场体系，提高排污交易配置环境容量资源的效率。应制定相关法规，努力做到：第一，确定交易主体。除了排污者，政府、社会组织乃至个人等非排污者同样享有买卖排污权的权利；第二，界定交易标的。交易标的物日益宽泛化，除了传统污染物，还涉及温室气体排放权以及其他可定量化、指标化和标准化的交易产品；第三，建立交易系统。交易对象是无形的，政府应建立以帐户形式记录排污指标持有、买卖、成交和转移实际情况的交易系统；第四，建立交易场所。为了提供交易信息和便于管理，在特定区域建立单独或综合的排污场所是必要的，如产权交易中心(所)。第五，完善交易信息。完整、准确的排污信息是有效实行排污权交易制度的关键。重点是要建立3个系统：排污跟踪系统、年度调整系统和许可证跟踪系统”第六，规范交易方式。交易方式有内部交易和外部交易，重点规范外部交易的四种方式，总的原则是达到总量控制目标，降低治理成本，提高经济效率；第七，完善交易价格。定位为政府指导下的市场自我调节机制，制定交易规则，防止出现交易价格垄断；第八，规范交易程序。包括：受让方提出排污权转让申请；环保局审核确认、备案公告；确定出让方并签订排污权交易合同；环保局对交易合同见证审批、变更登记、事后监管；第九，确立激励机制。为推行排污权交易制度，一是征收环境税，二是采取补贴和优惠措施。

(四)构建全面的排污权交易监测监管制度

几乎所有实施排污交易制度的国家都对交易活动建立了严密的监测监管制度，以收集和掌握交易信息，追踪排污指标的去向和监督交易行为。我国应建立：第一，全面的登记制度。包括排污申报登记、排污指标登记和排污指标交易登记等；第二，相应的报告制度。每个计划年度所有的排污指标持有者都应提交一份年度报告，报告其排污指标的使用、交易、储存和变化情况；第三，全面的监测制度。应扩大要求安装在线自动连续监测设备的排污企业范围，全过程自动记录污染物排放的数量和浓度；第四，相应的追踪制度。政府有必要建立统一的帐户管理系统和信息系统，以利于加强交易后的监管；第五，严格的责任制度。应健全排污执法责任，加大监督检查、行政处罚及制裁力度，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五)构建衔接关系清晰的排污权交易制度

排污权交易制度并非是一种孤立的制度，它的可操作性在很大程度上涉及与其他环境保护制度的相互衔接，因此，要从理论和操作层面上厘清排污交易与现有环境管理制度的关系，实现排污交易与排污许可、排放总量控制、排污收费制度以及排污申报登记制度之间的互补。近期可通过修订《环境保护法》及各污染防治单行法律、法规来加以衔接；远期，则可通过构建完备的排污权交易法律法规体系来衔接，以构建衔接关系清晰的排污权交易制度。

五、结语

排污权交易法律制度是控制环境污染的一项很好的制度设计，它充分利用市场竞争机制，优化配置了有限的资源。排污权交易市场不是一个完全自由的市场，而是受政府调控的市场。在我国推行排污权交易法律制度，对现行法律法规及法律制度提出了严峻挑战，面临很多问题，积极探索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排污权交易法律制度，有利于排污权交易制度的法制化和中国化，对更好的解决中国的环境污染问题，促进节能减排，落实科学发展观，建立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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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小军

排污权交易视野下经济法论文 篇2：

环境物权的法律构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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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建设离不开法制保障，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法制建设也要适应不断发展的市场经济，这需要学者专家的深入研究，也需要实务工作者的热情参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才能更好地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良性发展。“专家评点”栏目是本刊为各方面的研究者提供一个交流平台，竭诚欢迎读者、作者积极参与互动，共同探索社会经济活动中的重大问题、热点问题和前沿课题，为法制研究提供多维的视角，在思想碰撞中激发出创新的火花。

本期推介《环境物权的法律构建基础》，三位法学博士分别从他们的专业视角，提出个人的见解，为读者提供不同角度的阅读进入点，同时也给予了作者中肯的建议。敬请关注。

[摘 要]环境物权是区别于传统物权的权利形态。是应对环境利益冲突形态的一种法律表达。但是，一种法律利益进入法律机制调整，需要具有利益的正当性和法律上的可辨别、可操作性。环境物权所依赖的环境容量，具有社会正当性和法律构造上的和可识别性、可操作性，环境物权的法律构造具有社会和法律上的支撑。

[关键词]环境物权；环境容量；环境利益

一、问题提出：新的利益冲突形态

法律调整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以及这种社会关系背后所反映的利益。环境利益冲突是区别与传统社会利益冲突的一种利益冲突形态。现代环境问题产生之前，传统部门法所调整和保护的利益谱系中并没有环境利益的位置，随着环境问题的发展和生态危机的出现，环境利益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具有独立诉求的新型利益。所谓环境利益，即指自然环境生态系统对人类的生产、生活和环境条件产生的非物质性的有益影响和有利效果，最终体现为人们对良好环境质量需求的满足。从利益分析的角度审视，当代生态危机产生并加剧的根源，是人们对环境利益、资源利益、经济利益、社会利益等不同利益诉求及其冲突引致的。能源等资源流入经济系统，然后以污染物流回自然系统，这两种流之间有一个平衡问题：污染物流出的适当水平是多少；为达到这一适当水平，在不同污染物来源之间如何分配。在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初期，这种平衡和容易实现，因为进入大自然的污染物很快可以通过自然的净化能力解决。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快速增长阶段，产业结构重型化。按照国际经验，中国已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因高耗能、高污染的重化工业比重增加，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资源和环境代价。因而，节能减排成为既保证经济持续发展、又不破坏生态平衡能力的必然政策选择，也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必然政策选择。这也表明，对于环境自身的利用已经成为一个社会问题、一种社会冲突。在寻找平衡的过程中，人们发现环境容量成为稀缺的资源。

在法治社会，法律是调整社会关系的主要手段。加强对环境利益的法律调整，对不同社会主体的环境利益诉求进行协调与平衡，抑制不同利益冲突和不当利益诉求，是解决环境问题、实现现代环境法治社会的必然选择。这就是环境法产生的基本逻辑。环境法作为一个法律部门，与其他传统法律部门一样，通过赋予主体以各种权利和权力，以权利和权力配置的形式规范人们的行为。然而，并不是每一种利益都可以进入到法律规范中进行调整和得到保护。一种利益受到法律保护，需要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这种社会利益利用具有某种正当性，得到社会的认同，具有社会合法性；二是这种社会利益具有可辨别性、操作性，可以通过法律进行表达，具有进入法律规范的可切入路径。

二、环境物权的客体基础：环境容量及其合法性

环境物权的设立，与环境容量具有直接关联。环境容量具有两个层面上的含义。一是指一个复杂的反映环境净化能力的量，其数值应能表征污染物在环境中的物理、化学变化及空间机械运动性质；二是指某环境单元所允许承纳的污染物质的最大数量。自然科学领域内的环境容量具有以下几个特征：1.依附性。环境容量不是一个独立的物品，更不是一个“容器”对污染物进行净化和处理。它依托于整个生态环境系统，本身无法从整个环境系统中剥离出来，一旦独立出来，也难以发挥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环境容量实质上是对环境生态功能的一种体现。2.环客观性。环境容量受自然环境复杂性的制约，不能独立存在，这并不代表它作为一种拟制概念而缺乏客观性。直观而言，可以通过对社会主体的排污行为所产生的后果观察到其存在。换言之，人类的排污行为超越环境的容纳限度，就会导致了环境问题的出现和恶化。某一河流其污染在接近和达到一限度后就会有污染的发生。3.稀缺性。环境容量作为一种限度，即表明了其具有有限性，一旦利用超过其更新和恢复的速度，就会使其依存的生态环境遭受严重的破坏，而且一般极难恢复。4.可变性。环境容量在时间上并非是恒定不变的，并且可以根据其所依存的生态环境不断扩大或是消减；由于环境容量也会随着不同地域生态环境的不同而有所区别，使得环境容量变化具有地域性。因此，在环境规划与管理程中，人们认识到，如果将环境这样一个复杂的维持自组织的系统，视为一个容纳废弃物的“容器”，显然是不合适的。环境容量应是一个描述系统性的、与人类社会行为息息相关的动态变化量。环境容量的概念表述了环境容纳污染物的能力，但这只是环境功能的一部分。在这一部分内，任一环境，它的环境容量越大，可接纳的污染物就越多，反之则越少。除此之外，环境还为人类提供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资源、能源，为人类提供各种精神财富和文化载体。

与环境容量相关的一个概念是环境承载力。环境承载力指某一时刻环境系统所能承受的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能力阈值。

环境承载力是环境生态系统的自我维持、自我调节能力，资源与环境的供应与容纳能力及其可维持的社会经济活动强度和具有一定生活水平的人口数量。对于某一区域，环境承载力强调的是系统的承载功能，而突出的是对人类活动的承载能力。所以，某一区域的生态承载力，是某一时期、某一地域、某一特定的生态系统，在确保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和生态环境良性循环发展的条件下，可持续承载的人口数量、经济强度及社会总量的能力。环境承载力既不是一个纯粹描述自然环境特征的量，又不是一个描述人类社会的量，它反映了人类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界面特征，是研究环境与经济是否协调发展的一个重要判据。为了方便量化描述，一般将环境承载力划分为环境能够容纳污染物的量、环境持续支撑经济社会发展规模的能力和环境维持良好生态系统的能力。相应的，环境承载力指标体系可以分为三个：一是资源供给指标。如水资源、土地资源和生物资源的数量、质量和开发利用程度；二是社会影响指标。如经济实力、污染治理投资、公用设施水平和人口密度等；三是污染容纳指标。如污染物的排放量、绿化状况和污染物净化能力等。

从上述可以看出，环境承载力与环境容量是有区别的。环境容量强调的是环境系统对其上自然和人文系统排污的容纳能力，侧重体现和反映了环境系统的自然属性。环境承载力则强调在环境系统正常结构和功能的前提下，环境系统所能承受的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能力，侧重体现和反映了环境系统的社会属性。环境系统的结构和功能是其承载力的根源。从一定意义上讲，没有环境的容量，就没有环境的承载力。

人类自从诞生的那天起，就与自然环境发生着密切的关系。一方面，人类的生活和生产活动需要不断地向周围环境获取物质和能量，以求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同时，又将废弃物排放于地理环境之中；另一方面，环境根据自身的规律在不停地形成和转化着一定的物质和能量，它的发生、发展和变化不为人类的主观需求而改变其客观属性，也不为人类的有目的活动而改变自己发展的过程。人类与环境之间，存在着一种既对立又统一的特殊关系。这意味着，利用环境的自净能力、环境容量，是人类与自然环境关系的内在必然，具有自然意义上的合法性。人类社会进入工业时代后，企业污染尤为严重。但是，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需求上说，企业的生产客观上也是人类社会系统运行的需要，因此，这种污染在某种程度上是合理的。这也是当前环境权利构建的自然基础和社会基础。

三、环境物权的规范基础：环境容量的可度量化

“环境容量”概念提出后，最初在是在环境管理中实行污染物浓度控制时得到运用，最为国家控制企业污染的一种规制手段。之前，污染物浓度控制的法律规定了各个污染源排放污染物的容许浓度标准，但没有规定排入环境中的污染物的数量，也没有考虑环境净化和容纳的能力，这样在污染源集中的城市和工矿区，尽管各个污染源排放的污染物达到（包括稀释排放而达到的）浓度控制标准，但由于污染物排放的总量过大，仍然会使环境受到严重污染。因此，在环境管理上开始采用总量控制法，即把各个污染源排入某一环境的污染物总量限制在一定的数值之内。环境容量控制方法得到广泛运用。从最初的刚性、到最后的柔性运用，这种规制制度的发展，即使后来演变的排污权交易机制。

在环境权提出后，环境容量利用权作为一种私法性权利，得到社会广泛的认同。然而，以何种权利形态来构建环境权意义上的环境容量使用权，具有不同的争论。通说的路径，是尝试将环境容量使用通过物权构造获得法律上的合法性。但是，传统物权物权权利之成立，首先具备物权“物”特性。传统上，民法学上所称为“物”，必须具有能为私权客体的属性。这具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物即实物，指存在于人身之外，能够为人力所支配，能够满足人的某种需要，具有一定物质形体的物。广义之物涉及某些法律规定的权利，例如可以转让的不动产使用权、债权中的财产权利等由法律确认的适用物的规则的财产权利。作为物权客体的物的法律特征一般体现为非人格性、有体物或者有形物、独立物和能够为人力所支配的物。在形体上，一般可界定边界以明确权利边界。但是，环境物权的客体环境容量是否可以成物权客体的“物”？对此，不同学者有不同的看法。有的学者认为环境具有极大的不特定性和不可分割性，其个体性格实难确定。难以特定化的物，就不能成为物权法中的物。也有很多学者认同环境容量可以称其为“物”。因 “物”的涵义本身就是一个发展的过程。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关于物的范围、特征、认定标准等也在不断发生转化，民法从传统的注重对静态财产的保护已逐渐转向对动态交易安全的维护。随着社会的发展，独立物的概念正在发生变化。一个物具有物理上的独立性固然可以作为独立物而存在，但如果不具有物理上的独立性，也可以交易上的观念和法律规定作为标准来确定某物是否具有独立性。对于传统物权法的“物”的概念的理解也进行了扩大化。各个国家的社会实践和立法实践也已经证明环境容量使用权利目前已是一种现实的权利，具有宏厚的社会基础。环境容量使用权的客体是环境容量、环境资源。环境系统既是有形的，又是无形的。有形，是指环境由环境要素构成，环境要素是实实在在的存在物、有形物；无形，是指环境要素结构是无形的，因此环境的功能也是无形的，但是环境的功能又是实实在在可以感知的。环境、环境资源、环境容量的利用不能是随意的、也不能是无偿的。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均把环境资源、环境容量作为国家所有的特殊财产，将环境划为国家所有的公物品。但是怎样把大气和河流等环境容量特定化，并且分配给不同的生产经营主体使用则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但这并不影响其成为特定的、独立之物。法律可以将其区分为若干部分，并将不同的部分分别给不同的主体使用。环境整体的概念是模糊的，但是环境的自净功能却是特定的。

因此，虽然依据传统的民法观念，物必须具有物理上的独立性，才能成为独立物。环境容量虽然在物理上与其所栖生的环境资源相互连接，但在交易时只要依据时空结合等判断标准将其划分为若干种类或若干部分的独立交易单位，其自然能够成为独立物，并获得为民法所认可的可支配属性。按照科学的方法，环境容量也是是可以精确计算的，环境容量的测定问题不是环境容量物权化的技术障碍，相反，环境科学为环境容量进入交易市场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撑。因此，法律上对环境物权进行构造，是具有基础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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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黄中显，广西横县人，广西民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法学博士。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青年基金项目；项目编号11YJC82

0039。

专家评点

《环境物权的法律构建基础》

陈群峰，法学博士，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民商法学、经济法学。多年来，独立或参与著有《离婚利益协调机制研究——财产、子女及其他》、《审判视野下的公司诉讼研究》、《民法案例教程》、《亲属法与继承法》、《物权法原理与案例教程》、《合同法教程》、《新合同法条文精解和典型案例》、《商法学》、《经济法实务》等著作与教材，并发表专业论文几十余篇。

环境资源具有双重的属性，即经济属性与生态属性，导致了其对于人类的双重功能，以及其价值形态及其构成的不同。针对环境资源的不同功能及其价值，民法上的物权与环境法上的环境权分别予以承认并提供了保护，民法保护的是其经济属性，环境法保护的是其生态属性。但毫无疑问，传统民法注重环境资源的经济形态而忽视其生态形态是造成环境问题的直接原因之一。长期以来，由于没有意识到环境资源的生态属性以及保护的重要意义，传统物权法并没有涉及环境资源生态属性的保护，但是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是环境资源的可持续供应，作为资源配置的基本法律制度的物权法如果不对环境资源的可持续性保护作出制度性安排，没有将环境资源的生态价值和其他非经济价值融入其概念以及制度之中，就会导致环境资源的可持续供应无法实现的问题。因此，物权法的生态化是环境资源的民法保护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所谓物权法生态化是指协调资源性物的经济价值与生态价值和其它非经济价值，并将环境保护义务纳入物的概念之中的过程。要解决对环境资源的生态功能民法保护问题，首先要从对环境资源双重价值形态的承认，其次建立两种相互冲突的利益的协调机制。欲将环境资源的生态价值纳入物权法的调整范围，就必须解决环境资源本身所具有的双重功能，即其经济价值与生态价值的内容冲突。而构建生态性物权，无疑是解决这种利益冲突以及由此而引发的相关问题的最佳路径。

因此，作者从法律基础的视角对环境物权的构建所进行的深入探讨，是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与理论价值的。作者在文中指出，一种利益受到法律保护，需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这种社会利益利用具有某种正当性，得到社会的认同，具有社会合法性；二是这种社会利益具有可辨别性、操作性，可以通过法律进行表达，具有进入法律规范的可切入路径。因此作者认为环境物权能否设立，是建立在对其客体基础，即环境容量及其合法性，以及环境物权的规范基础，即环境容量的可度量化的分析论证基础上的。该文立论明确，论证充分，思路清晰，逻辑严谨，文笔流畅，较好地体现了作者一定的法学理论研究功底。

曹全来，祖籍河南省社旗县，中共党员，现任广西壮族自治区法制研究室副主任、广西依法行政研究会会长，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博士、吉林大学博士后，广西民族大学、广西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副教授；中国法学会会员、全国西方法律思想史研究会理事。已出版专著《中国近代法制史教程（1901—1949）》、《历史、理论与实践：中国国情与司法改革》等4部、合作10部，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200余万字。

本文的选题和论证角度独特、新颖，见解独到。环境和生态问题是伴随现代化、城市化而生的全球问题，已成为危害人类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重大现实问题。在法律层面，环境利益也已发展成为一种具有独立法律属性、独立诉求的新型利益。在司法实践中，存在大量的涉及环境利益的诉讼。但由于缺乏可操作性的法律依据，大量诉讼无法达到当事人满意的效果，社会效果不佳，严重制约了环境保护、生态保护法治化。本文基于环境容量的概念，重点论述了环境容量的可度量性和合法性，探讨建立了环境物权的客体基础和规范基础，初步界定了环境物权的法律属性。本文关于环境物权民法属性的研究，反映了国内外学界关于环境物权问题的最新研究动向，对于解决环境物权的立法完善和司法实践难题，提供了理论基础，具有很强的启发性。但是，环境毕竟不同于一般的“物”，如何从物权的一般属性出发，深入挖掘“环境”的物权属性，仍是一个有待于深入探讨的复杂问题。

徐阳光，中国人民大学经济法博士，北京大学法学博士后，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兼任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院长助理（挂职）、中国人民大学财税法研究所副所长、中国人民大学破产法研究中心副主任等职、担任《月旦财经法杂志》执行主编。独立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司法部国家法治与法学理论研究等部级科研项目3项，在《法学家》、《法学》、《环球法律评论》、《税务研究》、《社会科学》等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出版专著1部、合著和参编教材近10部。主要研究方向：经济法、公司破产法、财税金融法。

环境物权何以能够成立？其权能所指向之客体何在？这是环境法中的一个重要的基础性的问题。该文正是试图在回答这个问题，并首先从利益进入法律的调整范围需要具备的前提条件入手，强调正当性、可辨别性、操作性。然后，作者通过对环境容量与环境承受力的概念进行区分，提炼出了环境容量的基本特性，对构建环境权意义上的环境容量使用权的路径问题进行了探索，用独特视角回答了环境物权的基础何在的问题。文章选题具有新颖性，问题意识突出，思路清晰，逻辑较为缜密，行文流畅，所提观点对环境法的基础理论问题研究具有较强的参考价值。当然，文章若能更好地参阅同行研究成果，并能够对环境容量这个带有一定主观定性的概念何以能够归为物权法上所调整之客观存在之物的范畴进行更为深入的论证，将更具理论与实践价值。

作者：黄中显

排污权交易视野下经济法论文 篇3：

论我国碳排放配额分配机制的法律构建

【摘要】面对全球碳排放交易机制的迅速发展和国内产业升级的资源整合需要，中国亟需建立国内碳排放权交易机制，特别是作为其基石的配额分配法律制度。作为碳交易机制的法律机理，应明确国内碳排放权配额分配以行政许可为其运作模式，采用“总量—分配”的配额分配制度，分阶段、渐进式从无偿分配过渡到有偿购买，并将其与清洁发展机制有效衔接，以确保我国碳排放权配额分配机制的成功构建。

【关键词】中国碳交易市场 排放权配额分配

一、我国处于国际碳排放交易链条的底端

自2005年《京都议定书》签订，碳排放权交易已成为各国实现节能减排的有效手段，该市场也不断发展成熟。大多数国家都抓住这一契机，努力实现本国减排环保和经济发展的双重目标。如欧盟于2005年启动了温室气体总量控制的排放贸易体系，实现了碳排放权交易机制间的结合，其交易金额占到全球总量的75%。［1］美国虽然拒绝参加这一公约，但其气候政策也以节能减排为方针。从2009年众议院通过的《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可知，美国国内制定了分阶段降低温室气体排放的目标，提出以2005年为基准，2020年时温室气体排放量须降低17%，至2050年排放量须降低83%的目标，并将仿效欧盟推行碳排放权交易制度。［2］而我国虽然是全球核证减排量(CERS)［3］一级市场中最大的供应国［4］，但由于缺乏自己的交易市场，在碳排放权交易的游戏规则及交易价格形成中没有话语权，只是以极低的价格将核证减排量卖给国外企业,处于碳排放权交易的微笑曲线末端。而事实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第15次会议所达成的《哥本哈根协议》未对后京都时代的各国减排义务做出实质性安排，但是从未来国际气候大会的谈判走势来看，全球减排已是不可扭转的趋势；中国作为温室气体的排放大国，［5］也必然会加入到这一行列中来。因此，与其对碳关税等贸易壁垒进行反对，不如尽早构建国内碳交易平台及相关法律制度，逐步在这一国际交易中掌握主动权，既有利于十二五规划中环保目标的实现，也有利于在国际市场上维护国家的经济利益和战略利益。

二、国内产业结构升级要求实现碳排放资源的最优配置

碳排放权交易及其配额分配的法律制度的建立也是国内产业结构升级的内在需求。长期以来，我国一直在提倡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集约型的经济发展模式，目前资金和低碳推广技术是制约产业升级的主要障碍。而逐步市场化的碳排放交易行为，可为我国应对节能减排和产业升级提供强有力的资金支持。国家发改委CDM项目管理中心统计显示，截至2008年12月23日,我国已有82个项目的0.96亿吨经核证减排量获得国际清洁发展机制执行理事会签发，这为我国企业带来的直接收益已达近7亿美元。［6］因此，建立以市场导向为主的国内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就可以在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实现碳减排技术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而达到环保和经济升级的双重目标。

诚然，碳排放权交易机制是一项及其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从法律、政策、理念等各个方面进行创新。而其中，对碳排放权配额进行合理有效的分配，是整个交易机制中最为关键的一环，且是保证交易市场成功运作的基石。因此，下文将以对碳排放权配额分配为重点，从法律的角度分析其运作基础、制度设计、操作流程及与清洁发展机制的关系等。

三、建立国内碳排放权配额分配制度需要解决的问题

（一）国内碳排放权配额分配应以行政许可为运作原理—法律界定

毋庸置疑，二氧化碳等六种温室气体现已成为国际市场中极为稀缺的资源，从而使其拥有了一定的价值、价格，也就促成了交易的发生。那么，在进行国内碳排放权配额分配时，首先应该解决的就是碳排放权分配的法律界定问题。法律地位和功能的界定对资源配置具有根本性的影响，［7］只有对配额分配在法律上的运作原理进行明晰，才能降低社会成本，并保证后续交易的顺利进行。

结合国内外的有关实践和我国实际情况，可对碳排放权配额分配作出如下界定：它是由政府环保部门对于企业排放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进行的一种行政许可，持有排放配额的企业拥有在规定时间内、按照法定方式和途径排放不大于被许可量的温室气体，和在节余時进行碳排放权配额交易的权利。但是，当许可申请出现欺诈等不符合法律规定或是企业实际运营出现应被撤销配额许可的事项时，环保部门有权撤销配额许可。

碳排放权的配额分配本质属于传统意义上的行政许可，但由于其独特的生态属性和社会公益属性，对其实际许可、分配时也应有自己的特点。第一，它以市场为主导进行分配和交易，最终目标是实现资源的最优化配置。因此，在确定许可分配的具体数量时，应当充分考虑各个企业节能减排技术的运作成本和发展潜力；对于可能运用高科技的新型企业和污染严重的传统企业予以不同的配额分配，并对其未来竞争力的变化趋势作出相应评估。［8］第二，由于碳排放权配额的分配许可具有环保领域的社会公共利益和示范——推动效应，必须使公众意见成为决策制定中重要的一环，把公众参与提升为公众决策。此外，还应给予率先实行减排、交易的企业一定的优惠，并对新加入的企业作出相应规定。

（二）综合考虑相关因素、分阶段确定排放总量目标—分配前提

排放权初始配置是指在制定排污总量的基础上，对环境容量这一公共资源的使用权实行的一种分配行为，它是进行有效配额分配的前提条件，也是决定“排放池”资源总量和交易水平的重要因素。［9］事实证明，排放总量超过或低于实际需要，都不利于减排目标的实现和交易市场的持久繁荣。若排放总量过低，减排目标过高，势必会给企业造成较大的减排成本和节能压力，影响企业参与减排的积极性；若总量大于实际需要，减排目标过低，又会导致碳交易市场的萎靡甚至是虚置。因此，在制定总量目标时，必须充分考虑一国当前的环境容量、排放情况和未来科技减排可能达到的水平，寻求可行区域的最优化选择，制定科学合理的目标，既能保证企业的正常盈利，又能促进节能科技和交易市场的快速发展。

此外，我国还应借鉴德国等国的经验，采取分阶段推进的总量控制形式，规定以十年为一个减排期，首先为2012年到2022年确定总量目标，如2022年温室气体排放量比2012年减少20%，下一个减排期的总量目标可根据上一阶段的执行情况相应提高，并以此类推，按这种模式逐步推进。

（三）合理设计分配制度—分配方式及许可流程

分配制度是碳排放权配额分配法律制度的核心，直接决定着企业的可供排量和利益分配。目前各国碳排放权的分配制度依是否需要支付费用可分为无偿取得和有偿取得，有偿取得又可分为固定价格取得和拍卖取得两种方式。［10］在我国，国家环保部门应当按照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原则，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目标、现阶段的减排目标、企业科技水平和市场活跃度预期等进行立法上的科学分配。

首先，在分配方式的选取上，应当采取从无偿划拨到有偿购买方式的转变。碳交易市场建立初期，鉴于调动各参与者的积极性是这一时期的主要需求，应按照祖父分配法［11］对排放配额进行分配，对满足条件的企业无偿划拨当年的排放配额。企业若通过节能减排、技术革新实现配额节余，则可将节余指标或保有、或在碳交易市场上进行交易；而对于超额排碳的企业，则必须按照规定购买超过的数额。当然，为保证企业交易的积极性，超额配额购买的成本应当小于或等于企业自身治理碳排放的成本。当市场较为成熟后，分配方式更需体现企业的公平竞争和经济效益，应逐步降低无偿划拨的数量，提高有偿购买的配额比例。至于购买的方式，可采用招标、拍卖、协议认购等。总之，应从各个阶段市场机制最重要的需求出发，采取渐进方式，逐步实现从无偿划拨到有偿购买的过渡。

其次，上文已经提到，碳排放权的配额分配在法律上属于行政许可的范畴，即应遵循“申请—许可”的分配流程，但由于配额本身缺乏严格的界定标准，实际许可的运作就必须兼顾这一特点。因此，宜采用“申请—评估—听证—批准”的许可流程：

第一，由企业向主管碳排放交易的环保部门提出配额分配申请，由主管部门进行初步形式审查后进行公示；第二，进入公示的企业向环保部门指定的专业评估机构申请评估，由评估机构根据祖父分配法来确定可行的排放数额，并将这一意见反馈给环保部门；第三，环保部门将评估数据公开并召集听证会，由各利益相关主体充分讨论数额分配的合理与否，并形成听证报告作为决策的重要依据；第四，环保部门根据评估机构出具的意见及听证报告，审核并批准一定的排放配额；第五，通知企业并向社会公示。

此外，环保部门还应对企业的排放配额进行年度审核，根据企业当年排放状况、交易状况等对排放数额进行动态调整。例如若企业将过多的节余配额保有而不进行交易，则应相应地减少其配额分配，以促使企业积极参与排放交易，实现资源的有效整合和整体减排目标的实现。

（四）配额分配与清洁发展机制的关系—制度衔接

目前，我国参与碳排放权全球交易的主要途径是清洁发展机制、核证减排量的交易以及相关金融中介服务。据有关专家测算，2012年以前我国通过清洁发展机制减排额的转让收益可达数十亿美元，中国已被许多国家看作是最具潜力的减排市场。因此，建立国内碳排放权交易机制，以及作为其基石的配额分配法律制度，必须考虑如何将其与基于项目进行交易的清洁发展机制有效衔接。

清洁发展机制是《京都议定书》下的一种双赢减排方式，它允许工业化国家的投资者从其在发展中国家实施的并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减排项目中获取经证明的减少排放量，促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减排温室气体。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2012年以前不需要承担减排义务，在我国境内所有减少的温室气体排放量，都可以按照《京都议定书》中的清洁发展机制转变成有价商品，向其他国家出售。但是，国内企业低价出售二氧化碳排放权，低成本的CDM项目已成为西方投资机构眼中的“廉价肥肉”，例如，国家发改委规定二氧化碳保护价是8～10欧元/吨，而国际市场价格是13～14欧元/吨。国际上的一些碳买家低价从中国购买企业的碳排放量，再转手卖掉，就能获得超过30%的利润，［12］这样的交易模式极大地了损害我国碳交易的收益权；最后，也缺乏专业的技术咨询体系来帮助金融机构分析、评估和规避项目交易风险等。因此，由于种种不确定性，中国碳排放交易的长远重心应是国内碳排放交易机制。在国内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建立之初，清洁发展机制应与配额分配机制相结合，统筹国际、国内配额资源，不仅有利于吸收发达国家的先进节能技术，更能提升国内企业的减排积极性。当碳排放市场相对成熟后，我国的重心就应转移到国内碳排放交易机制，建立自己的分配及交易体系，不断提升在国际碳排放权交易中的话语权。此外，作为一种辅助手段，我国中西部地区可以开展清洁发展机制，以达到整体减排的目的。

四、结语

目前，《京都议定书》缔约国尚未对后京都时代的减排方案达成共识，各国都有可能根据国家利益和国际形势的变化而调整减排策略。但是，从长远来看，中国不承担减排义务的局面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中国最终要加入减排行列。面对这样的趋势，我们应当尽早建立国内碳交易市场和配额分配制度，对接国际战略。只有从国际化的视野提升我国的减排实力，才能增加我国在这一国际环境贸易中的话语权。

国内碳交易市场的构建是一个系统工程，碳排放权配额分配只是其中重要的一环，其他各个要素，如交易监管、融资方案及配套措施，特别是统一交易平台的形成，都需要法律对其加以设计和构建，使这些要素有机形成碳排放交易机制这一复杂而高效的网络。在這一机制的逐步构建和完善中，我们应当进行一系列的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产品创新，从节能减排的角度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促进低碳经济的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冷落生：《构建中国碳排放权交易机制的法律政策思考》，《人大复印报刊资料》2010年第7期。

［2］新华网：《美众院艰难通过清洁能源安全法案》，http :/ / news. xinhuanet . com/ world/ 2009 - 06/ 28/content_11612795. htm.

［3］核证减排量，Certification Emission Reduction 的英文缩写。核证减排量是清洁发展机制（CDM）中的特定术语，指联合国执行理事会（EB）向实施清洁发展机制项目的企业颁发的经过指定经营实体（DOE）核查证实的温室气体减排量。只有联合国向企业颁发了CER证书之后，减排指标CER才能在国际碳市场上交易。

［4］根据联合国CDM项目执行理事会公布的数据，我国注册项目671个，占全球总数35.15％，获得的合法CER1.686亿吨，占总量47.51％，项目数量和减排数量均居世界首位，排第二的是印度，第三是韩国。

［5］有关研究预测显示，虽然我国目前的人均排放量很低,但是年排放总量却已经超过全球总量的10 % ，成为位居美国之后的全球第二大户，并有可能在2010～2020 年间成为全球排放量最大的国家。参见张坤民，何雪炀：《气候变化与实施清洁发展机制的展望》，《世界环境》1999年第4期。

［6］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基金管理中心：《清洁发展机制在全球范围及我国的进展概述》，http :/ / www.cdmfund. org/ list_detail. asp? ID_ID = IDID090226101751165802.

［7］参见洪名勇，施国庆：《论制度结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

［8］参见李蜀庆，张香萍：《论建立我国的排污权交易法律制度》，《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0期。

［9］李挚萍：《<京都议定书>与温室气体国际减排交易制度》，《环境保护》2004年第2期。

［10］参见任捷，鲁炜：《关于中国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体系的构想》，《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

［11］祖父分配法是指基于企业的历史排放量或者相应的可以印证排放量的相关数据，或者在历史数据无法取得的情况下根据目前的排放量推算，来确定分配给每一企业或者其他个体的碳排放权数量。

［12］新华网：《西方机构贱价收购中国减排量》，http :/ / news. xinhuanet . com/ herald/ 2009 - 12/ 15/ content_12648840. htm.

作者简介：常紫星（1987-），女，汉族，山西吕梁人，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法学硕士，研究方向：国际经济法、国际金融法。

作者：常紫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