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程设置功能管理论文

摘要：网络议程设置是传统议程设置在网络时代的发展和延伸。它既有对传统议程设置理论的继承，同时又有发展变革，甚至是颠覆性的变革。对于网络议程设置的实用效果我们不可否认。但是在某些事件中，网络新闻议程设置被异化，对社会舆论的引导出现偏差，尤其是“水军”违规操作舆论更为突出。因此，需要规范管理网络议程设置，使之有序发展，更好地服务大众传播，正确引导社会舆论。下面是小编整理的《议程设置功能管理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议程设置功能管理论文 篇1：

政策议程设置：演变、机理与“互联网+”新样态

摘 要：政策议程设置是决策的首要环节，具有先导性和基础性影响。伴随新中国政治社会变迁，政策议程设置对外部环境产生适应性协变，经历了从政治权威全能模式到"中心—边缘"模式再到网络散点化模式的演变。“互联网+”时代开启了政策议程设置现代化之窗，政策议程设置的价值承载和周延性扩展，出现了虚实耦合共动、开放化、去中心化和泛在化等新表征，也面临着外溢效应加剧、误判风险和不可预见性增强的现实挑战。未来我国政策议程设置应当基于现代化价值和规则，实现共生关系分歧消解与逻辑自洽，走向动态稳定、互惠包容与责任协作。

关键词：政策议程设置;议程模式;“互联网+”;现代化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形成科学决策机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现代化转型和“互联网+”时代背景下的社会问题丛生，如何筛选出“真问题”，是科学决策的首要环节，研究作为筛选机制和现代化端口的政策议程设置重要且紧迫。政策议程设置可以敏锐感知和见证我国政治社会流变[1]，是政策分析最关键而困难的一步[2]（p.81）。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政策议程设置模式演变及其机理，探索其在“互联网+”背景下的新样态和未来发展趋势，有利于从“小切口”探索国家治理“大问题”、推动新时代科学决策和治理现代化。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政策议程设置模式演变

伴随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政治社会变迁，政策议程设置模式演变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政权政治导向下的政治权威全能模式

新中国成立初期，政策议程设置表现为“一主多元”的特点，“主”即政策议程设置的内源性主体——中国共产党，“多元”包括各民主党派[3]。其后，随着民主集中制不断完善，在“四个服从”（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运作机制下，党的领导对于政府组织运作具有决定性影响[4]。

再后来，领袖和党的领导核心逐渐成为政策议程设置的关键创制者，掌握国家重大决策议程话语权。在该阶段，政策议程设置以夺取和巩固政权为任务，议程话语权单点式地集中于政治权威及其主观意志，属于政权政治①导向下的政治权威全能模式。

（二）改革开放伊始到2002年：生活政治导向下的“中心—边缘”模式

从改革开放伊始到20世纪80年代末，我国社会开始整体转型，政策议程设置政治权威全能模式虽然开始解构，但作为议程关键创制者的政治权威依旧可以独立、主动地挑选政策议题[5]，政策议题以相对封闭的内输入形式为主。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经济体制改革向纵深发展，政策议程设置受效率优先、经济先行的影响，开始打破刚性政治约束，经济社会生活议题被置于优先地位，其过程也逐渐从封闭走向开放。然而，由于公众等社会力量参与渠道缺乏和路径依赖，政治权威仍然是政策议程设置的中心，但其在问题界定、备选方案酝酿等环节的控制力开始被处于议程边缘的社会力量对冲，构成生活政治导向下的“中心—边缘”模式。同时，政策议程设置尚未确定逻辑和依循路线，具有实验性和探索性特征。

（三）2003年至今：制度政治导向下的网络散点化模式

2003年是我国“网络舆论元年”，网络的开放性和信息流動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心—边缘”运作机制与结构特性[6]，公众议程参与程度加深、范围扩大、频率增加，互联网技术推动下政策议题建构权呈散点式扩散，能够使用网络的个体可以在第一时间参与议程建构[7]，多元参与、精英设计、草根发动、自下而上的外在动员型议程增多[8]。党的十九大后，受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战略驱动，政策议题建构权向全球扩散，甚至国外舆论也会对国内议程产生影响，政策议题周延性②极大扩展，不同类型事件还经常引发叠加效应[9]。在这一阶段，除了政策议题自身之外，现代化制度建构逐渐成为决策者关注的焦点，形成制度政治导向下的网络散点化模式。

二、政策议程设置模式演变机理

政策议程设置模式演变既受外部环境驱动，更是其基于内在特质对外部环境进行的适应性协变。政策议程设置模式演变依赖前端感知机制、政治承载机制、利益处置机制、情境塑造机制和自我升级机制的协同运作（参见图1），这使其对民主政治、公共政策、社会治理、时代变迁、利益博弈和公众表达等能够敏锐感知、快速呈现和积极应变。

（一）前端感知机制：政治“守关者”和决策“过滤器”

格斯顿（Larry Geston）认为政策议程设置是“敏感的政治晴雨表”，前端感知机制能使其敏锐感知政治前沿态势，通过角色扮演的途径实现自我调整。第一，扮演政治系统“守关者”角色，感知政治输入并进行自身形态塑造。伊斯顿（David Easton）将政策议程设置视为政治输入、需求转换和流量调节的守门人[10]（p.25）。通过感知公众支持和需求，政策议程设置的“守关者”角色不断调整，守关者越多，则能输入系统的需求就越多，政策议程设置也就变得更加民主[10]（p.88）。第二，扮演决策“过滤器”角色，感知社会问题并随之嬗变。安德森（James Anderson）、科布（Roger Cobb）认为面对复杂庞大的社会问题，决策者精力有限，必须借助问题过滤机制保证决策质量。正因为首当其冲地直面社会问题，政策议程设置具备了前端性，也正是因为其前端性，政策议程设置能感知并随政治社会情境嬗变。

（二）政治承载机制：政治选择的前置性环节

安德森认为政策议程设置的本质是政治选择过程[11]（p.99）：问题界定影响备选方案选择，而不同备选方案承载着不同政治指向，占据优势地位的议程参与者会选择有利于自身的政策议程设置模式，进而使其变迁。正如沙茨切德（Elmer Schattschneider）所言，议程和备选方案的确定实际就是在塑造有利于自身的政策议程设置模式，是权力最重要的工具[12]（p.68）。如网约车议程是交通问题还是民生问题？如果被界定为交通问题，议程取向就是有效地使用网络工具解决出租车行业问题;如果被界定为民生问题（很多网约车司机都将其作为谋生手段），政策议程设置取向就会变为保障就业权和基本生存生活条件，那么就要从消除就业歧视、维护民生诉求等方面切入。切入点不同，政策议程设置模式就会发生改变。另外，政策议程设置属于“弱政治”领域，由此入手既能避免政治动荡，又能科学安排变革步骤[13]。基于此优势，政策议程设置也更容易被塑造成不同模式来解决多种问题。

（三）利益处置机制：利益表达与利益综合

利益是政策的核心关切和动因[14]，政策议程设置的实质是利益处理机制，公共政策模式取决于哪些问题和建议首先出现，而其他则不被重视这一事实[15]（p.3）。从政策视角看，政策议程设置承担着将不同利益输入到决策视野的任务;从政治行为视角看，政策议程设置作为政治选择的载体，最终也要落脚于利益问题，即通过某项政策让特定政治群体占有某项利益[16]（p.123）。政策议程设置在处置利益关系时，会根据利益关系改变而发生模式变迁，这种利益处置机制主要包括利益表达与综合两方面。政策议程设置通过公众利益表达感知其利益诉求，进而在政策共同体博弈中实现利益综合，确认并形成最终的内容与模式。

（四）情境塑造机制：地域特质塑造议程设置模式

政策议程设置与地域情境深度融合，地域特质可以影响甚至塑造政策议程的设置模式。通过对近些年的热点议程进行研究发现：大城市和相对落后地区社会矛盾突出，政策議程设置多为外部力量推动，形成议程的“外压型模式”（参见表2）;反之，社会矛盾不显著地区的突发事件等议程导火索相对较少，政策议程设置以决策者主动建构议程的“内生型模式”为主，如地方政府根据本地财政预算推动相应治理议题等。虽然网络时代地域界线正逐渐被打破，但政策议程设置的地域情境塑造机制依旧存在。任何问题都是在某一区域内首先或集中爆发，然后再突破地域限制进行扩散，其产生、发展与变迁带有地域特色，事件发生地对政策议程设置模式具有原生性影响。

（五）自我升级机制：开放系统下逐渐上升态势

政策议程设置的自我升级机制是其模式变迁的内生动力。自我升级机制以开放性和资源流动为前提，实质是不断改进的过程。一方面，政策议程设置与外部环境没有清晰的界线，并且随着网络技术和政治发展而更加开放——互联网极大地提升了信息流转速度，民主、法治、公平等现代化价值不断增加，政策议程设置自我升级速度加快。另一方面，辛克莱尔（Barbara Sinclair）认为政策议程设置如同一个“金字塔”，为数不多却又非常重要的问题被置于塔尖，通往塔基的是数量逐级增加而重要程度不断降低的问题[17]（p.51），“金字塔”中的问题随环境和决策者注意力的改变而淡出或变得更加重要。政策问题的流动性避免了结构化，使政策议程设置模式保持了变迁的可能性。

三、基于“互联网+”的政策议程设置现代化及其特点

（一）从“+互联网”到“互联网+”的时代转型

1.互联网战略高度提升，从技术应用高度提升到国家发展高度。“+互联网”阶段以彰显网络工具理性为主，互联网是实现目标的技术手段，其影响国家和社会治理的价值理性并不突出。2015年“互联网+”国家战略首次提到，互联网工具理性的扩张产生了价值理性转变。“互联网+”战略通过对生产方式、价值观念和传统秩序的重塑，推动了法治、公平、正义等现代化观念传播，政策议程设置不仅在技术应用等方面更加高效科学化，也拥有了逐渐开放、公正、民主的公共领域。

2.互联网属性形态发生变化，从媒体属性为主转变为社会属性与媒体属性兼顾，且社会属性更加引人注目。我国网络社会萌动是从互联网的媒体属性开始的，当时互联网主要扮演信息传递的商业化媒体角色，与政治社会融合不深。随着技术和观念进步，借助移动终端、社会化媒体和大数据，互联网的社会属性逐渐崛起。一是移动终端重新定义了信息生产、传播与利用模式。我国移动终端使用比例从2007年的24%提升到2018年的98.6%[18]，“受传一体”信息流动模式更容易引起共鸣，深刻改变了公共话语权结构。二是互联网从商业化门户网站转变为社会化媒体[19]，通过对社交关系和社会空间的利用，体现出强烈的社会属性。三是大数据成为决策资源的富矿和利剑，信息数据计量单位从“G”“T”增加到“P”“E”“Z”“Y”③，政府治理、公共决策和公民行动更加重视证据和数据利用。

（二）“互联网+”时代政策议程设置现代化表征

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认为现代化包括合法化、大众参与和结构合理化等内涵。在网络技术及其带来的价值变革驱动下，政策议程设置在合法性基础、公众参与、格局结构等方面产生了新的现实表征，正逐渐开启现代化之窗。

1.政策议题价值承载和周延性增加。梅特卡夫定律（Metcalfe’s Law）认为网络节点用户是网络价值的基础，随着节点数量增加，网络价值呈现出与节点平方成正比的几何级数增长态势。我国网民由1997年的62万人激增至2018年的8.3亿人[20]，政策议程设置网络节点用户数量猛增，其所承载的价值呈几何倍数急剧增长;同时，在互联互通的网络体系中，政策议题相互关联牵制，周延性和深度极大增加和扩展。正如安德森（Chris Anderson）所言，与其说互联网引发的是技术革命，不如说是一场价值革命，政策议程设置价值承载和周延性增加，会带来法治、民主、参与等价值理念变革，继而在更深程度上强化自身现代化的合法性基础。

2.政策议程设置虚实耦合共动增强。当今虚拟社会与现实社会已从“互动”变为“共动”，虚实共动增强带来了政策议程设置新的耦合效应。一是社会问题转移效应，即现实社会中一些由于各种原因未能显现的问题，可能会转移到虚拟社会中爆发;二是危机事件演进效应，即现实社会危机事件演进可能是缓慢、小规模的，但虚拟社会可以是快速爆发或消失的;三是焦点问题变异效应，即虚拟社会中议程参与主体范围更广、程度更深、利益关系更复杂，捉摸不定的网络舆论很可能带来焦点问题变异，导致虚拟社会认知与现实社会预期大相径庭;四是问题溢出效应，即虚拟社会成员对同一问题大范围讨论会产生舆论共振，使问题溢出原有边界[21]。

3.政策议程信息格局开放化。信息格局能影响甚至塑造政策议程设置形态。在传统政策议程信息格局中，报纸、广播、电视是主要媒介，既是信息传递者也是党政喉舌，政治属性突出，但多为单向度信息传达。“互联网+”时代政策议程信息格局已然改变：政府从信息独占变为开放共享;媒体议程话语权逐渐强大;公众信息传播能力增强;信息格局呈现金字塔状。处于金字塔顶层的是政府等公共部门发布的权威、专业的高质量信息;中间层的是报纸、电视、门户网站等新闻媒体发布的信息，既兼顾政治权威性，也具有新闻的灵活、及时性等特点;基层的是来自论坛、社交软件等自媒体信息，互动性最强、数量最多。金字塔格局既能保证信息开放流动，也有利于议程信息结构优化和分层治理。

4.政策议题网络去中心化。网络社会中的政策议题具有流动性、可变性和碎片化特点，以决策者为中心的议题网络逐渐解构，不同问题进入决策视野的可能性趋于平等。“互联网+”时代互联互通，不同议程参与者分散于政策议题网络的各个角落，但会因为共同的关注、知识背景、经历等聚合成多个共同体，继而形成多中心分享议程话语权力的结构形态。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认为，由于数字化的世界和年轻化的公民，分权心态正弥漫于整个社会之中[22]（p.270）。政策议程话语分权表现为两方面：一是决策者与受众的议程参与都表现出去中心化特征;二是议程话语权体系转型，不仅有整体结构转换，还有网络冲击问题界定、政策企业家撬动政策之窗等局部突破。

5.政策议程设置泛在化。维瑟（Mark Weiser）指出“泛在”意为广泛存在的网络。电子设备成为器官的延伸，人类和设备、设备与设备、人类和服務之间都在建立广泛的联系[23]，移动网络和物联网推动政策议程设置进入泛在化时代。一方面，移动网络使公众随时随地“议程在线”，符合政策议题界定条件的任何问题都可以被及时推送到决策视野中。另一方面，物联网是网络社会的未来趋势，物物相连对政策议程设置影响深远：组织机构方面，政策议程机构会根据物联网变化进行调整;行动过程方面，物联网将议程参与者置身于万物相连的紧密网络中，任何议题都变得与自身息息相关;价值观念方面，在全网成员监督下，只有客观、理性、科学和公正的参与者才能赢得议程话语权。

四、“互联网+”时代政策议程设置的挑战与治理

（一）“互联网+”时代政策议程设置的新挑战

1.“外溢效应”加剧议题指向的不确定性。金登（John Kingdon）认为，第一次政策之窗的成功开启会产生极大外溢效应[15]（p.223），并且会一直蔓延到无可外溢，或者相似领域都已经有所涉及，这加剧了议题指向的不确定性。首先，与孤立封闭的传统社会相比，“互联网+”时代万物互联互通、复杂多变，偶发因素日益增多，政策之窗外溢可能性增加且难以预测，对决策者的判断力形成考验。其次，外溢过程中的利益博弈变幻莫测。沃克（Jack Walker）认为外溢过程蕴含相似的潜在利益，不同议程参与者会为追逐相似利益而产生冲突，影响议程走向。再次，外溢过程中确立的新原则冲击了旧有联盟秩序，容易引起双方矛盾，同时新联盟需要通过政策学习或迁移才能开展行动，而该过程也具有不确定性。最后，随着时间推移，外溢效应带来的政策执行会暴露很多问题，可能引发对先前决策的质疑，导致不稳定。

2.政策之窗开启的随机性，增加了议程参与者误判的风险。政策之窗开启依赖多因素耦合，当任何一个因素取决于机会，便可能带来整个过程的随机性。“互联网+”时代，部分议程参与者会利用互联网“煽动民意”，导致许多“出乎意料”的议题随机进入政府议程，甚至直接开启政策之窗。金登（John Kingdon）认为议程参与者观察、直觉和判断是政策之窗开启的重要人为因素，随机性会干扰议程参与者的判断，技术娴熟、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士甚至也可能为此产生分歧。网络舆论真假难辨，有时网民会不知情地成为“错误的大多数”，增加了议程参与者的判断难度和失误风险。

3.“外围媒介”崛起，增强了议程结果的不可预见性。网络舆论本就难以预测，“外围媒介”更是如此，它们凭借独特影响力甚至可以直接开启政策之窗。比如在“帝吧出征Facebook”事件④中，贴吧使网络爱国主义等议题一夜间收获全球注意力;又如2016年山东疫苗案中，一批医疗、科普类自媒体成为值得信赖的信息源;再如“魏则西事件”“雷洋案”中，知乎成为推动议程发展的核心媒体。尽管贴吧、知乎等都是非主流的“外围媒介”，但却以其专业定位、科学知识、实际经验等优势，在特定议题上占据了议程话语权。不过，“外围媒介”运行难以依据主流规则预测，这使政策议程设置陷入两难困境：纵然他们有权打开一扇政策之窗，但仍需要在开启插销之前考虑这是否会产生不利的棘手事件[15]（p.224）。

（二）“互联网+”时代政策议程设置挑战的治理

1.掌握政策周期律，改变决策模式，降低外溢风险和不确定性。一方面，政策之窗开启存在“时间周期表”：工作提案、预算编制、立法更新等常规议程，会依据固定时间周期开启政策之窗;有的议题周期性不明显，但依旧有迹可循，比如政治体制改革虽然时间安排并不精确，但长期看，其政策窗口类似“钟摆”，在开放与保守、改革与沉寂之间规律性摆动，掌握政策周期律有利于把握政策议题的走向。另一方面，决策者应改变决策模式，提高政策议程周延性和系统性，通过加强配套、政策转移、合并决策等方式尽可能全面、彻底地解决相似问题，避免政策之窗无序外溢。

2.设置制度化约束条件，减少政策之窗的随机性。政策之窗开启具有偶然性，但并不意味着整个过程就是“掷骰子”，各种约束条件（预算、公众接受度、资源分配等）都能可控地构建政策之窗[15]（p.228）。比如我国定期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的制度，实际就是在改变议程进度：政策企业家会利用“两会”这一最佳时机，按照会期安排决定何时打开政策之窗。另外，通过财政预算改变决策焦点也是常用的约束手段，还有政府人事变更、机构改革等其他方式，都可以约束和控制政策之窗的开启。

3.强化媒体法治化和信息把关，增加政策之窗的可预见性。一方面，提升媒体运作法治化水平，遏制网络暴力和极端舆情爆发。比如201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和《互联网跟帖评论服务管理规定》正式生效，非实名认证的用户不能评论和跟帖，有效减少了非理性言论。不过，面对日新月异的网络社会，上述法律规定依旧不够细化且略显滞后，应继续立法和完善法律配套，建立完备的法制体系。另一方面，要增强政策议程信息质量。一是优化信息把关机构设置，加快完善网信办等机构建设，明确其权力清单、责任清单、能力清单和有效清单;二是培养具有专业知识和理性思维的网络政策企业家，增加其信息传播引导力，间接提高政策之窗开启的可预见性。

五、我国政策议程设置的未来发展

“互联网+”撬动了政策议程设置现代化之窗，转型中的政策议程设置面临着新旧交替带来的逻辑分歧。我国政策议程设置的未来发展，应当遵循现代化价值和规则，消除共生关系分歧以实现逻辑自洽，最终完成与现代社会的融合发展。

（一）政策议程设置发展的潜在逻辑分歧

1.价值偏好与情境偏好的分歧。政策议程设置的价值偏好代表了参与者的真实想法，相对稳定;而情境偏好则为某一个时刻注意力的焦点，受外界影响大。网络时代决策情境复杂多变，政策议程设置变化与其说是价值取向改变，不如说是“对情境暗示的异常灵敏性”[24]（p.11）。“互联网+”时代政策议程设置价值偏好和情境偏好的影响力难分伯仲，面对相似问题，可能会出现截然不同的结果，其本质或许并非公众与决策者价值偏好改变，而仅是注意力焦点上的差异。

2.技术决定论与社会决定论的分歧。技术决定论认为，技术是政策议程设置发展唯一的内生动力[25]（p.35），并且能预测在未来社会，民主等现代化价值就是内嵌在网络技术中改变政策议程设置的。不过，技术决定论因将政策议程设置描述得过于简单而受到社会决定论的抨击。社会决定论认为，社会塑造技术。芒福德（Lewis Mumford）甚至认为技术对政策议程设置并不重要，重构技术产生的社会基础，技术便会因之而变。但在“互联网+”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忽略技术多重属性及其改变政策议程设置的能力显然不可取。

3.制度效应与注意力效应的分歧。制度效应与注意力⑤之争的焦点是政策议题如何扩张，是常态化制度与多变的注意力之间的较量。随着政府机构制度日趋完善，政策议程设置的制度效应逐渐显现，转瞬即逝的问题都可能留下制度遗产推动议程设置[26]。制度效应能维持长期政策效果，是一种积极的议题扩张模式。与之对应的模式被称为“沙特施耐德式动员”，是对现状不满的反对者试图扩大冲突范围的结果，议程反对者依赖吸引公众对现有政策议程的恐惧、怀疑甚至批评的注意力，而不是对议题的热情和支持，这会破坏政策议程设置的长期制度效应。

4.冲突变革与协调合作的分歧。现代化对传统政策议程设置的冲击，是从社会角色分层开始的，既包括传统角色调整，也包括新角色产生。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深入，角色分化与竞争逐渐加剧，当大量角色不断集合形成组织，冲突就演化成不同力量的对抗与博弈，使整个政策议程设置陷入分裂状态，冲突变革还是协调合作甚至成为政治问题。冲突变革深刻而彻底，但存在议程失控风险;协调合作能渐进地推动议程，但缓慢而保守。在现代化建设快速推进的当下，何种进路更有利于政策议程设置发展仍存争议。

（二）政策议程设置分歧弥合与未来样态

1.理性对冲偏好——走向理性化、知识化的政策议程设置。政策议程设置的新型信任模式（对象征标志和知识的信任）体现了理性决策特征，而理性是偏好的对立面。人们不再倾向于在经验或偏好的基础上进行选择，一是因为经验未必科学;二是因为偏好未必能反映真正想法——价值偏好不一定正确，情境偏好会因时而变，并且不同偏好间还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理性决策可以弥补偏好的不足，不过并不能完全排除偏好的影响，只是借助符号和知识的力量，将偏好的不确定性和偏好间的矛盾降到可控状态。

2.技术化的社会和社会化的技术——技术价值和社会价值共同驱动的政策议程设置。政策议程设置中技术价值和社会价值已经难以分开，如温纳（Langdon Winner）所说，技术是建构社会秩序的手段，社会秩序同时又提供了引导技术的可能性。政策议程设置发展除了确保政治和社会实践的正确性之外，还依赖于隐藏的技术支撑，并且不同技术都有各自安排，比如微博、微信、论坛、知乎等媒体，因其自身技术特征差异而发挥不同作用。芬伯格（Andrew Feenberg）找到了技术和社会分歧的消解路径，就是民主理性，即用积极的人类干预改变技术在实践中的工作方式。实际上我国已有很多案例都体现出技术引发议题，并在社会影响下推动决策的发展趋势，比如政府通过对大数据技术的管理使之能更好地服务于社会治理和科学决策。

3.间断与均衡共存——趋向动态稳定的政策议程设置。政策议题扩散的制度效应强调体制力量。在公众热情和支持度高时，政策共同体会积极推动议程渐进，新机构也会出现，政策次级系统建立;公众热情减弱时，政策次级系统中的机构仍然会继续运作，政策议程整体进入均衡模式。但鲍姆加特纳（Frank Baumgartner）和琼斯（Bryan Jones）发现，这种均衡可能在不经意间崩溃。尤其是“互联网+”时代，不确定的公众注意力在政策议程中的作用越来越大，沙特施耐德式动员依旧存在。因此，政策议程设置间断与均衡共存将是常态，相对稳定的均衡時期总会被间断爆发的议题所打断，并且为接下来一段相对稳定的时期奠定基础。不管两种议题扩张模式怎样切换，政策议程设置总体上趋向动态稳定。

4.多层次协商合作——走向互惠包容、责任协作的政策议程设置。政策议程设置旨在实现不同角色和谐共存，化解冲突与走向协作是必然趋势，尤其是在社会转型和维稳背景下，更需要通过建立互惠包容与责任协作的多层次协商合作，实现个人偏好向公共利益的转化。这种政策议程设置多层次协商合作机制包括四个层面：一是目标层，建立科学的目标管理体系，使不同议程参与者形成思想共识;二是信任层，建立并维护议程参与者的信任关系;三是文化层，整合不同文化，增强其互动的规范性，实现对文化差异的有效管理;四是知识层，通过相互学习增加知识共享，形成对议程协作的正确理解和默契行动。

注释：

①参见林尚立：《当代中国政治形态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根据马克思社会形态学说，政治形态可以分为政权政治、生活政治和制度政治。政权政治形态国家核心任务是夺取和巩固政权;生活政治形态指政治向社会生活化扩展;制度政治形态是对生活政治价值、结构功能等进行制度建构。

②参见柴生秦：《论周延性规则的普遍适用性》，《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周延性是逻辑学中的概念，体现了某一命题对相应概念外延的反映程度。在互联互通的网络社会，某一政策议题往往会反映出很多相关问题，并且这些相关问题也可能会进入决策视野。

③参见吴方主编：《大学计算机应用基础》，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G、T、P、E、Z、Y是从小到大的数据计量单位，1Y=1024Z=（1024） 2E=（1024） 3P=（1024） 4T=（1024） 5G=（1024） 6M=（1024） 7K字节。

④“帝吧出征Facebook”事件是指百度“李毅吧”（被称为D8，即帝吧，约有2000万成员，多是年轻群体）成员于2016年1月20日晚在三立新闻、苹果日报等的Facebook主页大规模刷屏、刷表情包，其目的是反对台湾独立，http：//ent.uninf.com/20160121/3450_5K5163.shtml，20160112。

⑤参见鲍姆加特纳、琼斯：《美国政治中的议程与不稳定性》，曹堂哲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制度效应指人们根据制度规定开展活动，制度具有维持长期稳定的效应;琼斯认为注意力是一种机制，通过问题的突出特征被带入决策制定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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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国家统计局.新中国成立70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报告[DB/OL].http：//www.sohu.com/a/333520328_258858，20190813.

[21]刘冰玉，凌昊莹.从社会学视角探讨网络媒介环境中群体性事件的舆情变异[J].现代传播，2012，（9）.

[22][美]尼葛洛龐帝.数字化生存[M].胡泳，范海燕.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

[23]马化腾.对互联网未来的七个思考[DB/OL].http：//finance.china.com.cn/roll/20131126/2000805.shtml，20130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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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Downs A. Up and Down with Ecology：The Issue Attention Cycle[J].Public Interest，1972，（1）.

[责任编辑：李 堃]

作者：孙峰 马旭飞

议程设置功能管理论文 篇2：

浅析网络新闻议程设置的异化

摘 要：网络议程设置是传统议程设置在网络时代的发展和延伸。它既有对传统议程设置理论的继承，同时又有发展变革，甚至是颠覆性的变革。对于网络议程设置的实用效果我们不可否认。但是在某些事件中，网络新闻议程设置被异化，对社会舆论的引导出现偏差，尤其是“水军”违规操作舆论更为突出。因此，需要规范管理网络议程设置，使之有序发展，更好地服务大众传播，正确引导社会舆论。

关键词：网络新闻 议程设置 舆论引导 “水军” 异化

互联网凭借自身特有的优势迅猛发展，现已经进入我国主流媒体行列，正在影响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网络议程设置也凸显了其独特的优势和效果，在“5·12”汶川大地震、北京奥运会、全国“两会”等一系列重大事件的报道中，网络媒体正确设置议程，及时快捷传播信息，正确引导社会舆论，显示了强大的传播力和广泛的影响力。然而，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目前议程设置的媒介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网络新闻发布与传播的自由化、网络新闻的炒作现象等，使网络新闻的议程设置功能异化发展，背离了最初正确舆论引导的功能，造成了不良社会影响。

一、网络新闻议程设置

议程设置理论假说最早是由美国传播学家麦库姆斯（MaxwellMccombs）和肖（DonaShow）提出来的。他们在1972年发表的论文《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功能》中这样描述：“媒介报道什么，受众便注意什么，媒介越重视什么，受众越关注什么。换言之，媒介议程不仅与受众的议程吻合，而且受众的议程就来自媒体议程。”他们认为，大众传播具有一种为公众设置议事日程的功能，传媒的新闻报道和信息传达，以赋予各种议题不同显著性的方式，影响着人们对周围世界“大事”及其重要性的判断。①

被称为“第四媒体”的互联网，在传播中具备传统媒介的形式和特点，同时也具备独特的多媒体优势：海量网络信息和传播的自由性，打破了以往传统的传播形式和传播角色的定义，使得传受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传播者、组织者和受者三位一体，受众的地位得到提升，他们拥有了发表意见的权利，面对及时更新的海量信息可随时查看自己需要的信息，随时发表意见和评论，进行传受双方的互动。

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当传统受众拥有了更多的自主权后，身份发生了转换，自由表达形成的不同声音，对传统传者的议程设置形成了挑战。议程设置所追求的正确引导舆论导向的功能，因多种不同声音而不再按照原有方向发展，甚至为利益集团利用，成为网络新闻炒作，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和恶劣后果。

二、网络新闻议程设置的特点

1.网络新闻议程设置主体的多元化

网络新闻传播传受双方角色的自由转换，使得作为议程设置主体，即“把关人”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由于网络媒体的新闻内容大部分依赖于新闻转载，因此网络编辑们就成了网络议程设置的直接把关人。另一方面，作为网络新闻传播内容接收者的网民，在接收新闻的同时，通过自己的判断，以写博客、上论坛、发帖子等各种各样的方式，对网络新闻进行再次传播，对热点问题进行讨论，进而设置议程，形成议题。其中，可能会出现类似意见领袖和具有一定影响力的网民，成为网络议程设置的主体之一。此时网民成了议程设置的主体，彻底打破了媒体主导议题、受众被动接受的局面，从而为网络新闻议程设置异化提供了发展平台。

2.网络新闻议程设置议题的广泛性

网络媒体具备传播快捷和自由的特点。通过网络技术，传统媒体摆脱了在采访权、版面空间、更新速度和时间等方面所受的限制。它的承载量无限大，内容广泛，涉及人民群众生活的方方面面，能满足广大网民形形色色的需求并引起他们的兴趣和关注。网民根据实际生活及思想动态，选择自己感兴趣的话题讨论，而共同的需求及探讨能形成网络的热门议题，媒体报道的、不报道的信息都有可能在网络上引起热议。此外，网络自身的开放性、互动性也给受众接近媒体提供了便利，受众拥有了更大的传播权利。在网络议程设置中，受众甚至可以忽略网络的“设置”，自由地浏览自己感兴趣的信息，重新进行议程设置。

3.网络新闻议程设置传播的自由性

议程设置理论认为，人们对某些议题的关注程度，取决于对这些议题报道的频率与强度。而网络传播凭借其强大的信息平台和更新速度可以轻易地就某个事件进行高强度、高频率的报道，使议题迅速成为网民关注的话题，从而达到议程设置的目的。这相对于传统媒体而言，具有更大的自由度。“李刚门事件”“郭美美事件”“温州动车事故”“林书豪事件”“地沟油事件”“毒胶囊事件”等一系列热门话题，都是由网络兴起，通过不断地报道、跟帖，迅速引起网友极大关注和热烈讨论。

三、网络新闻议程设置异化的表现形式

1.道德追问引发网络舆论暴力

网络环境的虚拟性和网民身份的匿名性，使网民敢于更自由更大胆地表达自己的思想、观点、意见，网络新闻的议程设置有很强的随意性。在网络传播中，部分网民通过网络表达对某一事件的看法、态度，进行议程设置，在这个过程中达成较为一致的意见，从而形成一定时期内的主要舆论。但由于发布者的知识构成、身份地位、行业文化等因素的不同，一些网上发言往往缺乏理性、全面，甚至易出现情绪化。而这些失去理智的言论一旦由于某种特殊目的得到大众认可，在传播过程中得到强化，就会对新闻事件的当事人形成极大的舆论压力，最终发展为网络舆论暴力。

2.利益追求促使网络新闻炒作

目前的网络环境，使得任何人都可以成为议题的设置者，任何议题都可能成为可以设置的议题。在传统大众媒介环境下，议程的设置似乎与普通受众无关，人们只能接受大众媒介设置好的议程。新的媒介环境中，人们有了更多的信息来源，可以发表自己的愿望与观点，可以根据自己的愿望与观点去寻找自己关注的对象，每个人包括媒体都拥有为他人设置议题的机会。当利益集团了解了网络新闻议程设置的独特性，就可以充分运用议程设置的形成条件，有意图地进行议程设置。

四、网络新闻议程设置异化的原因探究

1.政府网络新闻议程设置的迟缓与被动

传媒对于议程设置的把握，直接影响受众对社会的认知。在新闻传播领域，政府是最大规模的上层舆论源，政府网站肩负着沟通上下的重要责任，对于社会上重大突发事件的议程设置应当是最及时、最权威的，应充分发挥宣传引领和带动表率的作用。但就目前情况看，政府网站的议程设置反而是滞后、被动的。②政府网站大多直接受上级党委宣传部门领导，为保证工作的稳妥性和社会传播效果，大多数政府网站选择了“多报不如少报，早报不如晚报，晚报不如不报”的策略规避责任风险，致使时效性大幅下降，直接导致议程的过期，这也是导致“商业网站领跑，政府网站跟风”的重要原因。③

2.网络水军“扭曲”网络新闻议程设置

所谓网络水军，是指那些受雇于某些个人或企业，为他人在网络上发帖回帖造势的网络人员。为了推动一个话题，常常需要成千上万的“水军”来共同完成，以此获得更多网友的注意，从而达到设置议程、制造舆论的目的。网络水军进行议程设置，是出于某种利益的追求，以某个集团的利益为指向，戴上“言论自由”帽子，有目的性地发表言论，使网络言论朝着预先设置好的方向发展。这种为了物质利益而进行的议程设置是一种“伪民意”，这也是议程设置异化发展的根源。

3.网络制度不健全，管理不规范

网络传播的自由，给网络新闻议程设置的管理带来了一定的挑战。虽然现在网络新闻的发布有编辑审核制度的规范，需要经过编辑逐步审查，但是思想的自由、观点的表达远远不是凭借屏蔽敏感词汇就能控制得住的。对网络新闻报道的同一个事件，不同网友的观点是完全不一样的，有积极的，有消极的，有恶搞的，有炒作的，而其中的某一种思想观点若是受到大众的追捧，迅速传播开来，其造成的舆论压力和社会效果是组织部门无法控制的。在最初的议程设置中，如果没有明确的规范对其进行管理，那么当舆论发展到白热化状态时，通过删稿、删帖等方式也不能达到有效引导舆论的效果。现如今，因为私人照片在网上被泄露而引发的网络新闻事件层出不穷，某些网友最初可能是出于娱乐，但是在议程设置的过程中，某些新闻的传播背离了最初议程设置的方向，网友出于对网络新闻主角的好奇而大范围传播，搜索相关信息，更有甚者进行“人肉搜索”。网民的这种关注度情有可原，但是过分追求，刨根问底，对于当事人的个人隐私造成了严重困扰，在某种程度上违背了社会道德甚至触犯了法律底线。而目前的网络管理制度还不健全，不能对这样的网络新闻舆论事件进行有效地管理与规范。

五、网络新闻议程设置回归正常化的路径探寻

1.多媒体多样化方式掌握议程设置的主动权

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网络新闻的传播除了通过网络发稿的方式，微博、博客、微信都成为了网络新闻传播的快速通道。尤其在突发新闻事件中，通过微信、微博等方式发布的信息抢占了网络新闻时间先机。再加上发布微信、微博操作上的便捷性，传播覆盖面非常广，更有利于加强网民互动，有效进行议程设置引导社会舆论。在网络新闻传播中，网络发稿及时发布相关新闻，编辑审核将误导网民的信息及时查删，通过论坛、博客引导网民关注正面话题，发挥微信、博客传播便捷的特点不间断更新最新动态，充分利用多媒体多样化方式掌握议程设置的主动权。

2.完善网络新闻议程设置的监管

网络相对宽松的舆论环境、言论的自由，使网络议程设置的控制权下放，造成议程设置主体的泛化。网民们往往通过微信、微博、博客、个人网站、BBS论坛等方式传播和交流信息，还有大量专门受雇于集团的水军群体。上网者数量巨大、分散、异质、匿名，监控起来很困难。而网民们自行发布的信息可以跨地域、跨国界、跨文化传播， 几乎不受限制。自2000年起， 我国出台了多部互联网管理法规，如《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互联网电子公告服务管理规定》等，有关法律的实施为清理网络不良现象提供了法律依据，使公众可以依法运用网络进行舆论监督活动。就议题的设置而言，在传播过程中可以通过法律手段对网站新闻内容进行筛选，通过技术手段合理控制议题的报道数量，提升受众对议题的有效接触度。对网民身份的认证，可以逐步实现网络身份实名制，对网民身份予以确认，使网络监管部门对网络违法行为有据可查。网络实名制一经实施，网民就要对自己的所有网上行为负责，甚至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实名制能提高网民的责任意识，一定程度上会限制水军的随意性，控制网络新闻的极端炒作。此外，要培养“网络意见领袖”用于分析议程，进而正确引导网络舆论。一般来讲，“意见领袖”多为名人和有影响力的人。在互联网上发挥“意见领袖”的作用来引导舆论，既有针对性又有必要性，“意见领袖”的引导作用不仅有利于净化网络环境，而且能正确引导网络舆论。

3.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的结合

随着新媒体的发展，舆论环境的变化，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在舆论引导方面各自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如何利用媒介来设置议程，如何让议程引起关注进而引导舆论，这都需要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共同努力。虽然网络媒体的传播优势突出，但是传统媒体在广大公众心中具有较高的公信力，对网络舆论的引导相当重要。在网络新闻报道中，要积极发挥传统媒体的舆论引导作用，对网络事件进行认真地调查与采访，及时揭露虚假事件，对已经引发的错误舆情进行及时、有效地纠正转化；要充分发挥传统媒体新闻真实、严谨的优势，结合网络媒体设置议程的时效性和广泛性，让公众参与议程的设置，增强议程的影响力，从而增加网络媒体的舆论引导能力。

（作者单位：中央电台央广新媒体）

（本文编辑：刘园丁）

注 释

①王大伟 《网络媒体议程设置的特点——以“章子怡捐款门”时间为例》，载《新闻世界》，2011年第6期。

②③史鹏飞 朱虹 《加强政府网络议程设置功效的若干思考》，载《新闻传播》，2009年第8期。

参考文献

1.肖盼章 《传播学视野下网络舆论暴力现象探析》，中共郑州市委党校学报，2010年第5期。

2.黄秋尘 《从传播学的角度分析网络论坛的枪手现象》，载《今传媒》，2011年第5期。

3.姜鹏云 《解析网络议程设置中的象征性互动过程》，载《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

4.甘露 《浅析网络议程设置的特色》，载《国际新闻界》，2003年第4期。

5.熊江丽 《浅析网络议程设置中传者与受者的角色转换》，载《今日南国》，2008年第12期。

6.张娜 《试论网络议程设置的走向》，载《南京理工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

作者：杨莉莉

议程设置功能管理论文 篇3：

网络环境下“议程设置”理论的变化及发展

【摘 要】议程设置理论始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是大众传播的效果研究重要理论之一。经过多年的发展，建立在传统媒体环境下的议程设置理论是否还适合新的网络媒体时代？本文通过分析传统的议程设置理论以及当前的网络传播环境发现，网络媒体的确对传统的议程设置理论产生了冲击，“议程设置”理论在新的媒介环境下发生了变化，呈现出了新的特点和发展趋势。

【关键词】议程设置 传统媒体 网络媒体

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第31次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2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到5.64亿，互联网普及率为42.1%。①近年来，互联网得到了极大的普及与发展，尤其是以数字化为基础的各种新兴媒体异军突起，如SNS社交网络、微博、视频分享网站，MSN、微信等即时通讯工具等等，它们在信息传播领域正发挥着强大功能。相较于议程设置理论诞生之初，如今的媒介传播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媒介形态更加多样、资源更加丰富；受众不再被动地接受信息，主动性显著增强；网络传播中传播权泛化，不再仅仅在传统媒体手中。因此，建立在大众传播框架基础上的“议程设置”理论在网络环境下，亟待进一步的修正和发展。

一、议程设置理论概述

美国传播学家麦库姆斯和唐纳德·肖于1972年在《舆论季刊》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功能》的论文，标志着议程设置理论的正式提出。该理论的中心思想是：“在特定的一系列问题或论题中，那些得到媒介更多注意的问题或论题，在一段时间内将日益为人们所熟悉，这些问题或议题的重要性也将日益为人们所感知，而那些得到较少注意的问题或论题在这两方面则相应地下降。”“受到某种议程影响的受众成员会按照该媒介对这些问题的重视程度调整自己对问题重要性的看法”。②我国学者郭庆光教授对议程设置理论概括为：“大众传播具有一种为公众设置‘议事日程’的功能，传媒的新闻报道和信息传播活动以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的显著性的方式，影响着人们对周围世界的‘大事’及其重要性的判断”。③

总之，传统的议程设置理论是建立在传统媒体环境基础上的，这个传统媒体环境具有以下几个特征：第一，传播者是从事信息发布和传播的专业媒介机构，对信息的流向和流量具有独断的控制力，在传播关系中居于主导地位。第二，从传播过程来看，传统的大众传播是单向的，媒介单方面提供信息，受众处于被动地位，且没有灵活的反馈渠道。此外，传统媒体容量有限，使传播者的信息提供只能有所取舍。

二、网络传播环境对议程设置理论的冲击与修正

近年来，网络媒体快速发展，改变了过去信息传播形式的单一化。网络的交互性、快速及时、海量性等特点，从传者、受者、渠道、内容上进而从传播效果上都对传统的“议程设置”造成了冲击，但并不意味着议程设置理论会因为网络的出现而消失。更确切地说，在传统大众媒介与网络媒介互动的情况下，“议程设置功能”发生了变化，呈现出了新的特点。

1、互联网兴起后，设置议程的主体发生变化

在传统的议程设置理论中，设置议题的主体是传统的大众传媒，受众是议程设置客体，议程设置的方式是单一地由大众传媒单方面设置议题。而在网络传播时代，在由传统的大众传媒和网络共同构建的新媒介环境中，受众和媒体（包括传统大众传媒和网络媒体）共同成为议程设置的主体。

其中，网络议程设置的主体主要包括网络专业媒体组织和受众。专业网络媒体组织主要包括一些门户网站、传统媒体网站、以及相对成熟的论坛等。这种议程设置的主导者主要是网络媒体的拥有者和管理者，他们在网络媒体自身的编辑方针的指导下，选择相应的议题进行强化。④

但无论是门户网站还是论坛，它们在设置议题时，都离不开受众参与和回应，而在网络议程设置中，受众是议程设置主体和客体的双重身份使得受众完全可以借助网络自行设置议题。因此，受众已成为议程设置的最重要的主体。尤其是当今新媒体形态层出不穷，新的媒介形式为受众提供了更多可以参与议程设置的平台。例如微博已成为一种全新的公共话语和议程设置的重要平台，2012年新浪微博的注册用户已经超过3亿，无论是“宜黄拆迁事件”还是“郭美美事件”，都是通过微博来设置议题，最终发展成为公共事件。

2、设置议程的内容有所变化，且议题更加多样化

基于上述，笔者选择了新浪微博和人民日报作为网络媒体和传统媒体的代表，选择了2012年12月十期《人民日报》头版要闻和十天正午12时的新浪微博“热门话题榜”前20名为研究对象。主要关注议程设置的第一层。（见表1和表2）

通过对样本数据的分析发现，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设置的议题在内容上有以下特点：

（1）从议题的分布来看，传统媒体更关注时政新闻，而网络媒体更关注文娱体育和网络活动类议题。

（2）在所有议题分布上，传统媒体的议题相对集中，而网络媒体的议题类型比较分散且更加多元。

（3）一些不被传统媒体重视的议题如生活类和网络活动类议题引发了网络媒体的广泛讨论。

总之，基于网络媒体的特点，议程设置权得以下放，受众可以自由设置议程，因此，在网络传播环境下，议题会集中于文娱体育、生活以及网络活动这些受众感兴趣和与公众生活息息相关的议题上。

3、议程设置的方式发生改变

大众传播时代，传统的议程设置是单向的，传统媒体有传播权，受众只能被动的接受信息。而在网络时代，基于网络媒体的特性，议程设置的方式更加复杂，大多数议题的设置是通过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的互动完成的。如图1所示。

4、议程设置的效果发生改变

首先，大众媒介设置议程的能力有所弱化。在网络环境下，传统媒体遭受着新媒体的冲击，受众群减少，而且由于其议程设置的时间较长，因此大众媒体议程设置的能力减弱。

其次，在网络时代，由受众和媒体共同参与设置的议程，效果不仅没有减弱，反而有增强的趋势。根据议程设置理论，议程设置的效果有两个层面，即“媒介在影响公众感知什么是当前重要的问题上有强大的效果”和“媒介不仅能影响人们想什么，也能影响人们怎么想。”⑤就第一个层面，在时间维度上，大众媒介环境下，从议程设置的开始到公众开始认知到议题之间存在着“时滞”。有一项对国际问题议题的研究发现，ABC对该议题大量报道后的第4天出现议程效果，地方电视台在第6天、地方报纸在第8天议程效果显现。⑥在第二层面上，由于大众媒介缺乏互动性，关于“媒介是否能够影响公众的态度和行为”并未得到验证。但在网络环境中，通过互动，媒体就能马上知道公众对议题的反应，公众之间也能马上相互知道，不仅缩短了议题的形成时间，还将公众的态度从隐态转变为显态，增强了舆论的冲击力。

三、议程设置理论未来的发展趋势

正如议程设置理论的创始人麦库姆斯的预言：该理论衰退还为时尚早，他的理由是：（1）数字鸿沟依然存在，许多人还不会用网络媒体；（2）能够上网的网民并未养成定期阅读的习惯；（3）网络媒体的议题虽然是多元的，但单个渠道的访问用户并不多；（4）传统媒体与网络融合已是主流，新闻网站的内容与传统媒体有相当高的雷同性。⑦因此，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议程设置理论并不会消亡，而是会在新的传播环境下走向新的道路，笔者认为其未来的发展有以下趋势：

1、以受众为研究中心，议题更加反映民意

基于网络媒体的特点，受众在网络时代个性化表现更为突出，而其在接受信息方面也有更多的选择性，这就使得希望为受众设置议程的媒体必须考虑到受众的信息偏好后有选择性地进行议题的设置，而且，在社会化媒体兴盛的今天，受众设置议题的主动性越来越强，因此，未来，受众会成为议程设置理论的首要研究要素。

2、媒体间议程设置的研究以及当前社会化媒体议程设置的研究

议程设置理论之所以会发生变化，归根结底是因为媒介环境发生了变化，网络媒体的诸多特性使议程设置的主体、内容、方式以及效果都发生了变化。未来议程设置的重点还包括媒介间议程设置的研究，尤其是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互动设置议程的研究。除此之外，由于新的媒介形式的不断出现，研究这类新媒体的议程设置也将成为未来议程设置理论研究的重要趋势。

综上所述，随着互联网的蓬勃发展，传统的传播模式被颠覆，议程设置理论难免受到冲击。因此本文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辅以具体研究，分别从议程设置的主体、内容、方式以及效果上提出了网络传播环境下议程设置呈现出的几大新变化，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出了两个未来议程设置理论的研究重点：即以受众为研究中心；媒体间议程设置的研究以及当前社会化媒体议程设置的研究。总之，不论是大众传播媒体，还是网络媒体，都应该尽量趋利避害，科学的运用好这一理论，从而达到最佳的传播效果。

参考文献

①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第3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13

②[英]丹尼斯·麦奎尔、[瑞典]斯文·温德尔：《大众传播模式论》[M].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③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④张社宁，《论网络媒体的议程设置功能》[J].《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

⑤曹茹，《新媒介环境中议程设置的变化及其实质》[J].《河北大学学报》，2008（4）

⑥沃纳·塞佛林、小詹姆斯·坦卡德 著，郭镇之 译：《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

⑦辛自强，《互联网时代“议程设置功能”理论发展趋势》[J].《合作经济与科技》，2012（3）

（作者：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新2102级研究生）

责编：姚少宝

作者：申丹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