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传媒功能管理论文

回顾抗战时期文学期刊的生存样态，深入地去探索现代文学与现代传媒之间的内在机制，可以重新理解或进一步深刻认知中国现代文学史和文学传播史生成和发展的诸多规律和特点。抗战时期文学期刊以独特的传播方式促进了文学传播界的勃兴。下面是小编整理的《文学传媒功能管理论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

文学传媒功能管理论文 篇1：

媒体批评发展前瞻

[摘要]媒体批评是大众传媒和文学批评相结合的产物。作为一种新型的文学批评形态，媒体批评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我们必须加强对媒体批评的建设，以促使它在今后更健康地发展。

[关键词]媒体批评　文学批评　大众传媒

媒体批评指发表在大众传媒上的，并且从大众的角度考察文艺现象，以当下的作家作品为主要批评对象的文学批评。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大众传媒的繁荣发展，中国媒体批评蓬勃兴起。在传媒与大众的共同策划下，中国的文学批评进入了一个众声喧哗的时代，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热潮，一个个专业化或非专业化的批评话题进入大众视野，评论文章层出不穷，争鸣之声此伏彼起。如今，不少报刊都开设有媒体批评的栏目，如《文学报》的“新阅读”、“新书坊”，《南方周末》的“每月新作观止”，《中国青年报》的“新书报道”、“新作快说”等等。而互联网更像巴赫金所说的“狂欢广场”，其开放性和民主性使大众有了充分的“话语权”。在网络上，我们就经常看到网民对当下的各种文学现象展开热烈的交流。媒体批评借助大众传媒的广泛性、时效性和现代时尚的观念迅速向受众传播，对受众影响极大，几乎占据了文学批评的主流地位，成为不可忽视的文化现象。

媒体批评是大众传媒和文学批评相结合的产物，只要有大众传媒存在，就会有媒体批评的存在空间和存在意义。而且随着大众传媒的日益兴盛，媒体批评还有不断拓展的可能。正如本雅明所说的：“随着新闻出版业的迅猛发展……越来越多的读者——起初只是偶然为之——加入了写作者的行列……这样，作者和读者之间的区别就变得模糊不清了……读者随时都可能成为作者……从事文学的基础不再是专业化的培训，而是综合技术的培训，这样，文学就成了公共财富。”对文学批评来说，同样也是如此。所以，媒体批评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但不可否认的是，目前媒体批评还不够成熟，存在不少缺点和不足，如批评话题的错位、批评方式的二元对立、批评的短期性和短视性、批评的媚俗化倾向等等。我们必须加强对媒体批评的建设，以促使它在今后更健康地发展。具体说来，我们应在以下三个方面努力：

一、媒体批评自身应加强规范意识

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给媒体批评的兴盛和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但我们也应看到，现在我们的市场经济还不够完善，还存在不健全的地方，这给文学批评转型造成了一定的消极影响。因此，媒体批评要有序、合理地发展，就必须加强自身的规范意识。

第一，媒体批评应规范批评的权利范围。大众传播是以社会上一般大众为对象而进行的大规模的信息生产和传播活动，它的内容极为庞杂，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大众传播的内容定位使它在面对作家作品时，往往没有传统文学批评的“规范意识”，而是“很自然”地溢出文学批评的正常轨道。如今，“媒体批评是个筐。什么都往里面装”，这造成了批评的无序，这种现状必须改变。我们应明确，作为一种新型的批评形态，媒体批评尽管在批评主体、批评对象和批评接受等方面都与传统批评有很大的差别，但其本质上还是文学批评，因此应遵循文学批评的基本原则。阿伯拉姆在《简明外国文学词典》中将文学批评界定为是给文学作品下定义、分类并对其进行分析和评价的一门学科。由此可见，真正的文学批评，其批评对象应该是文学，批评话题的选择应有文学意义，应以探求文学自身的规律和文学价值为主要动机和目的。也就是说，文学批评的基本权利是在文学领域的范围内对各种文学现象进行评价，而不是对文学以外的人和事品头论足。当然，在文学研究中，也强调“知人论世”，因此对作家的人格讨论是有必要的，但必须为研究作家的作品服务，以有益于文学的发展为目的。总之，媒体批评是关于文学的批评，它不仅要将文学视为批评对象，而且要将文学视为批评的根本。

第二，媒体批评应规范批评的话语方式。大众传媒的宽松氛围以及商业利益的驱使，导致媒体批评常常是“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表现出二极对立的批评方式。对其中的“酷评”，曾有学者戏言“十年寒窗无人问，一席狂言天下闻”。这对作家的发展和文学的发展都极为不利。哈贝马斯在研究沟通理论时曾提出具有普遍有效性的三条原则：(1)真实性，陈述的内容必须是真实的；(2)真诚性，说话者不想有意欺骗听众；(3)正当性，话语必须适合特定语境中特定的规范。媒体批评作为一种关于文学的话语行为，实际上也是一种信息交流，因此也应当遵循这三条基本的原则。真正的文学批评应做到公正无私，“好处说好，坏处说坏”，而不应以“文学论争”的幌子来掩盖其主观随意性，以致“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蒂博代曾指出：“‘争论是文学的灵魂’，‘没有批评的批评，批评本身就会死亡’。当然，争论可以率真、尖锐、激烈，但不能沦为恶意的诬蔑和恣肆的攻击，而是服从理性原则和批评规范的内在制约。真正的批评之所以争论，是因为它有明确的目标感，相信真理是存在的；它为真理而争论。而不是为了争论而争论。”需要指出的是，媒体批评有大量直感式、印象式的批评文字，但这不能成为主观随意性的理由。在我国古代的文学批评中，不少文论、诗文、词话都是批评家对作家作品的直感和印象之谈，但它们往往能一语中的，抓住文学现象的要害所在。因此，媒体批评的“直感式”“印象式”的背后也应该有客观性和真实性在支撑。

第三，媒体批评应增强批评意识和发挥监督功能。在现代信息时代，对信息的把握和追寻，成为大众传媒在激烈竞争中立足的基础。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信息资源。很自然地也被纳入了大众传媒的运行轨道。这使媒体批评具有较强的新闻性，它以“紧跟创作潮流”的姿态对当下的作家作品进行评介，具有捕捉现实的敏锐性和针对性，并侧重于对文学的功效性和传播性的推动，成为文学生产和消费进程中不可或缺的环节。也就是说，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不少媒体批评具有一定的商品性。但“商品性”不等于“商品化”，批评在任何时候都不应失却自身的品格而沦为商业的附庸。鲁迅曾说过：“但我以为一切文艺固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并非全是文艺，这正如一切花皆有色(我将白的也算作色)，而凡颜色并非都是花一样。革命之所以于口号、标语、布告、电报、教科书……之外，要用文艺者，就因为它是文艺。”套用鲁迅的话，我们也可以说，批评之所以是批评，就因为它有批评自身的独立性和规律性，而不是纯粹的商品广告。我们必须认识到，文学不仅仅是大众传媒的信息资源。更是文化领域中的艺术，对它的批评应注重挖掘其内在的审美性和艺术性。另外，在大众传媒语境下，媒体批评应注意发挥监督功能。拉斯韦尔将人类社会比喻为一个生物有机体，认为必须时刻监视周围的环境才能确保生存的需要。在现代信息社会，大众传

媒具有敏锐性和及时性，这使它义不容辞地承担了监视环境的任务。以大众传媒为载体的媒体批评，也应起到“社会雷达”的作用。因此，批评者必须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捍卫文学的独立性和纯洁性。也就是说，媒体批评应增强批评意识和批评精神，以人文性、批判性、超越性对当下的文学现象做出科学的评价。媒体批评作为先进文化构成应自觉对文化市场进行监督、批判和匡正，正确引导文艺的生产和消费，为文化市场的健康有序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二、媒体批评应与大众传媒实现良性互动

媒体批评是大众传媒与文学批评的联姻，两者应有机融合，相互促进，共同提高。

一方面，大众传媒要加强对媒体批评的管理引导。媒体批评作为一种大众文化，具有狂欢化的色彩。巴赫金曾说过，狂欢化打造的是一种“广场文化”——广场不像哥特式建筑那样尖顶直逼云霄，气势咄咄逼人，也不像中国古代庙堂那样层次分明，等级森严；相反，广场广阔平坦，有很强的亲和力，不管男女老少、尊卑贵贱都可以在这里休憩、聊天、狂欢。但自由、宽松并不意味着绝对的无限制，大众传媒在给大众自由的同时，也有责任对大众的行为进行必要的限制，不能任一些低级庸俗的东西大行其道。大众传媒贴近大众，但不等于“媚俗”。马克思说：“艺术对象创造出懂得艺术和具有审美能力的大众”。真正的艺术，应对欣赏者具有认识、教育和审美作用，使欣赏者在欣赏艺术的过程中，自我素质得到提高。大众传媒在强调经济效益的时候，也应考虑社会职责、社会效果、社会价值等问题，更多地发表一些有艺术价值的媒体批评，引导大众向健康的方向发展。同时，大众传媒应有计划地推出优秀的媒体批评专集，这既是对作者创造性劳动的肯定，也能使这些批评发挥“榜样”的积极作用，可谓是一举两得。另外，大众传媒应加强媒体批评栏目的策划。现在，不少大众传媒都有媒体批评的专栏，有的已形成一定的特色，如《羊城晚报》的“花地论坛”等。但不可否认的是，大多数媒体批评栏目的形式和内容相似，缺乏鲜明的个性。大众传媒应在市场调研和结合自身优势的基础上精心策划，争取形成“品牌栏目”，以扩大媒体批评的影响力。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加强媒体批评的选题策划。所谓选题策划，也就是传播学里的议程设置或议题设置，即事先由编辑人员精心挑选若干问题，邀约专家学者或权威人士研究论证、发表意见；或事先由编辑部在刊物上抛出具有典型意义的议题，呼吁读者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展开争论。《读者文摘》的编辑部在选题时会认真思考如下问题：“它可以被引述吗?是读者会记得、思索和讨论的东西吗?它实用吗?是大多数人的兴趣和谈话的题目吗?它有永恒的趣味吗?”这可以成为我们媒体批评选题策划的参考。需要注意的是，现在不少媒体批评的选题还处于“哗众取宠”的层次，缺乏对文学的真正关注。今后大众传媒应对媒体批评的选题进行严格把关，严格论证，以使选题具有真正的现实性和针对性，从而更好地发挥媒体批评的社会效应，为当下的文学发展服务。

另一方面，媒体批评应充分利用大众传媒的传播效力扩大批评的传播和影响。汤普森说过，大众传播的技术媒介的发展，进一步加强社会互动的空间和时间构成的结果；大众传播媒介扩展了符号形式在时间和空间中的有效性，但它是以一种特定的方式来实现的，即它容许生产者和接受者之间存在着某种特别的中介性互动。在大众传媒时代，随着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和信息技术的发展，文化传播的方式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大众传媒作为影响力最大的传播媒介，已居于社会生活的中心，成为了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因此，媒体批评应正确运用大众传媒的运作理念，充分发挥大众传媒的传播效力，以扩大批评的传播和影响，使文学批评更顺畅地“飞入寻常百姓家”。另外，在现代信息时代，大众传媒不仅延伸了人们的各种感官，而且还控制着社会的话语权，具有强大的社会舆论导向功能。如今，人们几乎无法不受大众传媒的影响，由此出现了传播学中所说的“从众效应”。所谓从众效应，是指作为受众群体中的个体在接受信息时所采取的与大多数人相一致的心理和行为的对策倾向。面对日新月异的社会，“不是我不明白，是这世界变化得太快”成为人们的共同感受。内心的孤独和焦虑使人们急切地需要了解外界的信息，以跟上时代的发展和得到他人的认可。于是，我们看到，人们就像一个个容器一样，忙于接收大众传媒的信息。过去的悠闲自在不见了，代之以对层出不穷的信息的追寻。表面上，大众社会的个人非常有个性，但是作为集合体来说，他们是同质化的大众，非常容易受大众传媒的感染。也就是说，在大众传媒时代，个体往往因为害怕被孤立而被迫或潜移默化地服从多数意见，与群体达成一致。因此，大众传媒的价值取向和文化品位会直接影响到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和文化品位。提升大众传媒的品位，也就意味着引领大众向高品位发展。在这种情形下，媒体批评作为文化领域中的活跃分子，应义不容辞地以思想性和文化性提升大众传媒的文化品位，以使其制造出高品位的“时尚潮流”，为社会的发展提供正确的方向。

三、媒体批评作为应用批评应与理论批评实现优势互补

文学批评一般分为理论批评和应用批评两大类型。传统的文学批评主要是理论批评，它属于精英文化的范畴，具有“阳春白雪”的特性；而媒体批评则主要是应用批评，不强调理论的建构，它具有“下里巴人”的亲和力，属于大众文化的范畴。两者的截然不同使人们往往把它们看成是二元对立、“水火不容”的东西。但实际上，它们都以文学为研究对象，都属文学批评的范畴，因此它们具有先天的同质性，应实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首先，理论批评的创作主体——专业批评家应利用自己的专业优势，积极参与撰写媒体批评。如今，撰写媒体批评的主要是一般的大众和报刊的记者编辑，由于缺乏专业的文学知识，或受传媒的经济利益所驱使，他们写的媒体批评往往存在一些不足。当然，有的专业批评家也积极进入媒体批评领域，但更多的批评家，由于受传统观念的影响，认为媒体批评是“小道”，不能登大雅之堂。他们一方面不屑参与媒体批评，另一方面又对其进行猛烈的抨击。现在媒体批评对读者大众的影响远远大于传统的理论批评，正视这一点，或许对很多学者来说是痛苦的。这种痛苦，一是源于传统批评“中心地位”丧失，二是因为媒体批评中存在的“恶俗”。但我们前面说过，在大众传媒兴盛的时代，媒体批评的存在和繁荣是必然的。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中指出，机械复制时代由于艺术韵味的凋零，相应地在艺术的功能上，就由展示价值代替了膜拜价值。本雅明分析了“灵韵”艺术衰落和后“灵韵”艺术兴起的社会基础：群众在当代社会中的影响增大。他对大众艺术持肯定态度。

把以现代机械复制技术为前提的现代大众艺术的出现与发展视为社会进步的表现。所以，对媒体批评，我们明智的做法应是积极面对，而不是消极逃避。一味地横加指责也于事无补。鲁迅说过：“辱骂和恐吓绝不是战斗。”“毁灭终究不是出路。”媒体批评存在不足，但这不应成为批评家对其进行“封杀”的理由，相反，正因为它的稚嫩和不成熟，它才更需要批评家的关注和参与。批评家应积极参与撰写媒体批评，作大众的“良师益友”，使他们树立正确的文学价值观。

其次，媒体批评应从理论批评中汲取营养，增强精英意识和人文意识。萨特说过，知识分子有两种功能，一是介入社会，在情感上和大众达成互补关系，做公众知识分子；二是守护灵魂，从个人体验的独特性出发，为大众提供新的思考角度和方式。就文学批评来说，批评的类型不同，它们各自的功能也会有所不同。现在的理论批评主要是起到“守护灵魂”的作用，而媒体批评则属于“介入社会”的类型。但这两者并不是泾渭分明的。实际上，媒体批评很需要理论批评的帮扶。在大众传媒语境下，媒体批评往往有媚俗化的倾向，正如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所说的：“大众传播媒介的美学意识到必须讨人高兴和赢得最大多数人的注意，它不可避免地成为媚俗的美学。随着大众传播媒介对我们整个生活的包围与渗入，媚俗成为我们的日常生活的美学观与道德。”媒体批评作为大众文化，以通俗性、生动性和形象性赢得了大众的青睐，但通俗不等于庸俗，生动和形象也不应流于肤浅。我们应提倡媒体批评在保持自身优势的同时，从精英形态的理论批评中吸收营养，使其具有精英意识和高雅品位，以人文理想作为终极价值。只有这样，才能使媒体批评走出媚俗的误区，自觉地承担起提升大众审美品位的责任，使大众在媒体批评中既得到娱乐，也得到人文精神的熏陶。而要做到这一点，同样需要专业批评家的积极引导。

再次，媒体批评需要专业批评家加强理论研究。媒体批评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就迅速崛起，但学术界对它的研究起步较晚。2000年3月18日，《文汇报》登载了艾春的《传媒批评，一种新的批评话语》和洪兵的《期待健全的媒体批评》，这是学术界首次使用“传媒批评”、“媒体批评”的概念，它标志着社会开始了对媒体批评的关注。洪兵认为，要建立健全的媒体批评，必须要有一种审视媒体的目光，而对于公众而言，他们可能并不具备这样的判断基础。艾春则更明确地指出。传媒批评作为大众文化的一翼，有着自身的运动方式与运动规律，而如何正面发挥它的社会批判能量，取决于知识分子在多大程度上参与其中的工作。此后，陆陆续续有学者、专家对媒体批评发表评论，一些报刊杂志及研究机构也举办了相关的研讨会。如2001年北京文联研究部举办“网络批评、媒体批评与主流批评”研讨会；2002年《南方文坛》杂志社召开“今日批评家”研讨会，《文艺报》召集中德批评家共同讨论媒体批评等等。但总的来说，目前学术界对媒体批评的研究是不够的，专门研究媒体批评的理论性文章很少。理论来源于实践又反过来指导实践，媒体批评需要专业批评家加强理论研究，为它的健康发展提供正确的理论指导，促使它由“自发”状态进入“自觉”状态。

最后，媒体批评应为理论批评提供宝贵资源。从1985年开始，中国大量翻译介绍引进西方文学批评的理论与方法，如心理批评、神话原型批评、形式主义批评、结构主义批评等等。中国由此渐渐发展和构建了理论化批评，并使其成为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文学批评的主流。但批评家在忙于构建理论的同时，却忽略了对当下作家作品的关注，致使在文学批评领域中，理论批评几乎一统天下，应用批评日益萎缩。媒体批评是应用批评的一种类型，它以极大的热情关注当下的文学现象，紧跟文学实践的发展。它的出现，改变了理论批评一统天下的格局。使批评格局趋向合理。但目前学术界对媒体批评的价值还不够重视，不少学者轻视媒体批评，有的甚至是不屑一顾。其实媒体批评就好比一座蕴藏着丰富原始资源的宝库，需要人们去发掘。钱钟书说过：“正因为零星琐屑的东西易被忽视和遗忘，就愈需要收拾和爱惜；自发的孤单见解是自觉的周密理论的根苗。”陈思和也说过：“文化媒体能从提高文化品位的角度吸取学术领域的最新信息和知识资源，文学评论的实践既为学术讲台提供了许多新的研究课题，又借助高层次的学术活动来进一步提升文学批评的品质。学院研究能及时贯通社会信息和反馈传媒批评的得失，尽可能地把专家学者的学术成果转为社会文化的精神，从而使媒体、学术与文学批评共同构成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精神的象征。”因此，我们的专业批评家应注意搜集和整理媒体批评，使其成为理论批评的宝贵资源。这样，既使媒体批评有了历史性，避免“昙花一现”的热闹，也能使理论批评走出疏于关注现实、坐而论道的误区。

阿诺德说过：“伟大的文化人是这样一些人，他们具有一种激情，要将他们时代最好的知识，最好的思想从社会的一端传播、搬运到社会的另一端，使之流行不衰：他们殚精竭虑，要为知识去除一切粗糙的、粗野的、难解的、抽象的、专业的和孤傲的成分，要把它人性化，使它在绅士和学者的圈子之外，也能见成效，与此同时，又保留了时代最好的知识和思想，因而成为甜美和光明的真正源泉。”这也正是文学批评所要努力追求的目标。我们期待着有更多的有识者来探究媒体批评，推动媒体批评的健康发展，从而使其更好地为文学、文化发展服务。

文学传媒功能管理论文 篇2：

抗战时期文学期刊的文化增殖传播

回顾抗战时期文学期刊的生存样态，深入地去探索现代文学与现代传媒之间的内在机制，可以重新理解或进一步深刻认知中国现代文学史和文学传播史生成和发展的诸多规律和特点。

抗战时期文学期刊以独特的传播方式促进了文学传播界的勃兴。它既为文学家思想家及其作品提供了一种阔大的平台，又以自己的亲切性、包容性、丰富性、驳杂性等特点迅速成为现代传媒中的先驱和主角，并在其传播过程中使文学不断地为更多的受众所熟悉、所接受，继而在受众的积极接受中自觉地完成了自身的再创造，最大化地实现了文化增值的价值和意义。

首先，抗战时期文学期刊的生存和发展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生长和地域性繁荣的特点。波谲云诡的战争局势直接影响着抗战时期文化格局的组织分布和重新定位，也直接制约着文学期刊的立足与布局。在抗战的前期与中期，全国人民都沉浸在高涨的抗战热情之中，文学期刊的生存与传播也处于一种颇为短暂又相对自由的“真空”状态。此时，文学期刊的创办与传播主要是依靠进步的文人们、作家们自己组成的文学团体来完成的。在全民抗战的呼声下，作家们的思想倾向逐渐向政治趋附，文学创作也逐渐向政治化方向转移，一种普遍性的政治自觉性在弥漫，价值取向和审美追求的一致性趋同使文学期刊的定位越来越集中，传播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并逐渐走向繁荣。可以看到，在抗战初期，自1937年7月到1938年10月，抗战时期的文学期刊传播呈现出一派兴旺发达的勃兴之势，以“抗日救国”为主题的杂志大量地出版发行，文学传播肩负着民族救亡的重大政治使命，《高射炮》、《时调》、《抗到底》、《弹花》、《抗战戏剧》、《文艺·战时特刊》、《战潮》、《人人看》等杂志纷纷问世，文学的社会组织功能被空前地强调着扩大着，文学期刊的生存与发展迅速地繁荣昌盛。自1938年11月到1940年12月，抗战时期的文学期刊传播又呈现出一种发展、转折的态势。由于广州武汉相继失守，抗战进入痛苦的相持阶段，文学期刊的传播也由初期的轰轰烈烈转入了更加深沉的理性阶段。《文艺阵地》、《抗战文艺》等大型期刊成为文学传播的中坚力量。自1941年1月到1945年8月，随着抗战进入艰难的决战后期，抗战时期的文学期刊业逐渐转入消退、潜隐，呈现出寂寥的局面。由于政治局势的空前紧张，承担传播工作的主要是一些社会团体和政府机构，特别是极权式文化管理条理的不断推出，使文学期刊的发行种类和数量均大大减少，只有《文联》、《新道理》等少数刊物艰难地生存着。政治时局的阻滞，个性发展土壤的缺失以及作家生活处境的困窘等因素的干扰，文学期刊的出版和传播也不得不由火热兴盛走向冷却衰退。

与阶段性增长相辅相成的是抗战时期文学期刊的地域性繁荣。文学期刊作为抗战宣传的窗口和喉舌，其生存和发展自然要追随着抗战中心的转移而转移。随着抗战脚步的迁徙，抗战时期文学期刊的传播中心几次异地，而各个地区各种刊物的传播之间又形成了一种相互影响、互成张力的巨大网络。例如，上海曾经是二三十年代影响力。随着抗战爆发，战火燃遍中华大地，上海文学期刊进入紧急战时状态，抗战题材文学一度成为传播的热点。上海失守后，大批中国作家由华北、华东转移到华中，中国现代文学期刊以及整个传媒的中心也随之转移，武汉、桂林、昆明等原来极为偏僻的地区相继成为新的文学中心。武汉的《群众》、《全民周刊》，桂林的《文艺杂志》、《当代文艺》等刊物凭借着地理空间的战略优势，与上海文学基地的信息传播遥相呼应。

抗战时期文学期刊发展的阶段性与地域性的关系间构成一种文学传播的“网结构”。在抗战时期现代文学的传播中，阶段性是时间角度的纵向推进，而地域性是空间维度的平行发展，纵横脉络的交织、穿插形成了现代文学期刊的文学传播网。每一部作品的诞生都可能形成网的震颤。网的传播使作品迅速发散开来，并在受众中产生强烈的文学传播效应。

其次，抗战时期文学期刊的编辑理念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抗日战争的政治形势，使其必然要选择大众化的“民间立场”和“俗文学”的传播导向。文学期刊中的抗战文学作品大规模地发行，促成了中国文学传媒与现实文化语境的融合，从而形成了传播者与受众的一种默契，即坚持文学杂志的“民间立场”、创造符合大众口味的文学、传播鼓舞民众抗战的作品。在这里，文学期刊的“民间立场”塑造了一个广阔多元的艺术世界。“七七事变”后，抗战文学运动蓬勃地发展起来，作家们大都积极地投身到抗战文学的写作中，热情地致力于“抗战”文学的传播，努力地去实践文学杂志的通俗化倾向。陷于民族危亡尴尬之境的抗战时期作家们充分认识到抗战需要最大限度地动员民众参加，而通俗化的文艺作品恰是民众的精神食粮，能够最大限度激发受众的抗战热情。郑振铎曾呼吁文艺工作者“应该为英勇的前线的士兵们及躺在后方的医院里的伤兵们”提供“精神上的食粮”，“刊物文字要浅，插图要多”。（1）郭沫若也指出：“抗战所必须是大众的动员，理论愈高深，则愈加与大众绝缘……文化要充分通俗化。”（2）在这里，文学期刊的“民间立场”也孕育了新文艺运动的大众化方向。自“五四”时期起，我国的新文艺就已经显现出鲜明的大众化运动的指归，日军发动的侵华战争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并加速了抗战时期文艺大众化运动的全面推进。正如茅盾所說：“抗战的现实——充满了英雄的斗争，可歌可泣的悲壮刺激着人民大众的心灵，觉醒了人民大众创造的才能，大批的青年文艺工作者从社会的各阶层涌现出来，支持了抗战文艺的广大阵线。”（3） 在抗战时期文学传播中，文学期刊的编辑队伍急剧扩大，作家的群体也在不断地调整、聚合，他们在抗战宣传的主导氛围下，主动地去迎合受众的欣赏趣味，积极地去营造相对自由广阔的文化环境，既为文学期刊的发展熔铸了雄厚的文学传播实力，也最大限度地实践了文艺传播的大众化。在这里，文学期刊的“民间立场”还进一步丰硕了文学创作的现实主义园地。现实主义自新文化运动诞生之初就作为一种主潮巍然屹立在文学史上。抗战爆发后，以《抗战文艺》、《文艺阵线》等杂志为核心阵地的现实主义艺术又通过文学运动的形式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作家对抗战现实的关注在作品中旗帜鲜明地张扬着，使作品蕴藉着更加浓郁的现实主义色彩。随着抗战的深入，《半月文萃》等杂志都大量刊发现实主义的文学创作，并且深入地开展对现实主义创作风格的探讨。例如，对端木蕻良作品的探讨就颇为引人注目，诸如“莎士比亚的华丽”，“拜伦的奔放”，“陀斯妥耶夫斯基的颤鸣”等都被引入到对端木蕻良作品的评价之中。端木蕻良自己也曾表示：“在人类的历史上，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土地，……土地传给我一种生命的固执，土地的沉郁的忧郁性，猛烈地传染了我。使我爱好沉厚和真实，使我也像土地一样负载了许多东西。”（4）这诗一般的语言既折射出作家对现实世态的深情关照，也透视出对文学创作的现实主义根基的深刻思考。无疑，新文学作家高扬的主体创造意识与对土地的醇厚情怀是密不可分的，文学期刊作为其承载或传播的舞台，又是永远在眷恋着现实主义这一块丰厚肥沃的土地。

再次，抗战时期期刊作为文学传播载体的范式是独特的，它以“庞杂”的特点成为孕育中国现代文学各类经典的沃土。它的包容量广泛博大，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文学批评、文学论争等都可以在杂志上小试身手。它具有报纸发行所没有的优势，可以保持时间久远、具备收藏价值，又可以使作家拥有较充分的时间来斟酌字句、校订版式，也不受版面限制、能够单独成册。同时，期刊的“期”的特点，又使抗战时期的文学杂志能够成为及时承载时代思考的平台。它按照一定的时间规律定期刊发，从周刊到半月刊到月刊再到季刊，循环周期短，占有信息的新鲜度、敏感度都较高，又携带着书籍出版所没有的优势。纵观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历史，很多文学作品在传播之初都曾先行刊载于杂志之上，而后才形成自己的著作而名载史册，诸如茅盾的《腐蚀》、张恨水的《啼笑因缘》等等。

抗战时期文学期刊以其特度的传播范式敏锐地洞悉着时代的脉搏，演绎着时代精神的“晴雨表”。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抗战时期，《抗战文艺》、《抗战电影》、《抗战戏剧》、《烽火》等杂志的刊名，都在旗帜鲜明地高举着“抗战”大旗，都浓重地涂抹着鲜明的时代色彩，折射着战争阴霾笼罩下的人间“万象”。这些文学期刊的名字蕴涵着丰富的文学元素，传播的信息量十分厚重，也往往都能够形成轰动性的效应。可以说，抗战时期文学期刊的刊名好似一个万花筒，五彩缤纷。《万象》刊名寓意着世间百态、人间万象，诠释着大千世界的千变万化。40年代孤岛时期的杂志《萧萧》熔铸的是一种惨烈孤寂的时代气氛，让人联想起古代诗人“风萧萧兮易水寒，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悲壮情怀和杜甫诗句“无边落木萧萧下”的情感氛围，极其生动地抒写着时代之像、文学之情。

例如，抗战时期文学期刊的发刊词作为传播理念的告白书，都直接指向时局的焦点和现实生活的关注中心。在当时，一个新的杂志创办之初在卷首都设有发刊词，如果杂志停刊之后又复刊，同样刊有复刊词。无论发刊词还是复刊词都要开宗明义地阐释期刊的发行目的，都要明确自己的受众群体。《时代文艺》的发刊词正与“时代的行进”的主题相得益彰：“生存在这个苦难的时代，我们没有叹息，没有悲哀。我们有的是愤怒，像火一样在强烈燃烧！”《热风》杂志的发刊词明确指出其受众对象群，“把这个小小的刊物献给每个应该说话可又没有地方说话的热血青年”。这些闪烁着浓烈战斗意识和强劲号召力的发刊词不仅是在传播着一种话语力量，更是在宣泄着杂志的心声，它震撼着每一位读者的心，已成为全民抗战中的宣言。

例如，在抗战时期文学期刊中，大量的套装杂志以自己的独特艺术魅力扩大着自己的传播渠道。往往，一本杂志里还套着一本杂志，这种独特的“物超所值”的发行形式，早在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就有了传播的雏形。一本《茶话》里边套着一本《美丽》，相互映衬，格外有趣。套装杂志的传播形式在娱乐消闲类杂志中居多,主要刊载轶闻趣事、掌故新闻、短小说等。抗战时期的文学杂志采取这种“大鱼套小鱼”的方式进行传播，借此增加卖点。从承继的角度看，这种传播形式在现代社会广泛应用，它经过时代的演进已趋于完善，为传播的精英文化的确立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

例如，抗战时期文学杂志的装帧艺术也呈现出一种传播的热效应。比起中国的线装书籍，杂志要晚了几百年，从装帧艺术上看，杂志有书籍的痕迹，但更简单了。从模仿到继承，抗战时期文学杂志已经走上独立的传播之路，有些杂志更加追求装帧艺术，甚至比书籍更加赶“时髦”。抗战时期文学期刊的传播一般都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是融合了新兴印刷术的现代传媒典范。诸多文学杂志的装帧风格除了印刷与装订的革新以外，最明显的变化还在修饰“封面”，多姿多彩的“千面人”，更有利于在传播中迎合不同欣赏趣味读者的需要。

另外，抗战时期的文学期刊充分地显示出阅读群落的明确指向与文学期刊的凝聚力。我们知道，文学传播是传播主体、文学作品和受众共同构成的整体关系，受众作为文学传播功能充分发挥的对象性因素，是诠释文学传播的重要角色，而文学作品也只有在受众的积极解读中才能显示出其勃勃的生机。抗战时期的文学期刊充分依靠传播主体和接受主体的互动来最大限度地实现文学传播的效應，并通过这种积极有效的文学传播，形成了一种稳定而明确的接受群体。同时，受众群体的明确指向，对于文学传播的实现以及文学期刊凝聚力的形成又产生了十分重要的意义。这种受众群体作为杂志最忠实的支持者，其对杂志的喜爱程度、购买欲望和阅读需求，直接影响着期刊的出版、发行，并突出表现在对文学杂志刊载内容的制约上。可以看到，第一，抗战时期文学期刊的受众群落是比较明确的。这些杂志的受众群体不同于报纸的阅读者，它们不像报纸那样广泛地接受大众的选择。抗战题材的文学期刊针对广大抗战的群众，通俗文学期刊则注重满足民众的文化消遣娱乐需要，女性文学期刊又以妇女为主要受众群，可以说每一种杂志的出版发行都是有明确针对性的。第二，抗战时期文学期刊的受众范围也是比较集中的。它的受众群体不像其它传播媒介那样分散，很多杂志在传播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稳固的受众群，受众也大都选择自己喜欢的杂志，自愿接受这种文学传播。于是，价值取向或审美情趣趋于一致的受众便自行地进行聚合，集中在某些有影响力的杂志周围，例如大多数关心时局热心抗战的群众都紧密围绕在《抗战文艺》、《文艺阵线》等进步杂志的周围。第三，抗战时期文学期刊传播的受众接受也相对地专心致志。一般说来，抗战时期文学杂志的价值取向和审美情趣大都有着某种意义的趋同性，受众在接受这种文学传播的时候，都能够产生较为趋同的阅读感和浓厚的兴趣，能够直接与文本的故事情节产生共鸣。从而导致受众对文学期刊的阅读更加专心，也大都产生了良好而持久的传播印象和传播效果。第四，抗战时期文学期刊的发展还与受众的文化水平密切相关。由于抗战时期期刊的文学性和艺术表现力相对较强，因而对于其受众的文化层次和鉴赏能力都有较高要求，从当时个人的期刊消费比例来看，文学期刊主要购买群是有一定文化修养的中上收入阶层，他们的文学鉴赏力、理解力以及受教育程度都是比较高的，产生接受反馈的传播效应也更为广泛和深远。

抗战时期的大量优秀文学期刊所产生的凝聚力是巨大的，它积极地汇聚着广大的读者群、有效地发挥着文学传播的巨大力量，在对政治时局和社会现实发生影响的同时，又极大地推动了文学历史的发展进程。因此，当“为抗战服务”成为文学传播的首要动力因素时，《抗战文艺》、《文艺阵线》、《抗战烽火》、《抗战》等文学期刊都责无旁贷地履行着自己的传播使命，其浓郁的爱国情怀和通俗的大众化形式，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共鸣，广大受众也就在对这些文学期刊的解读和接受之中、在这种传播媒介与文学文本的共生共存的相互作用之中，“实现由无生气的意义痕迹向有生气的意义转换。”（5）

注释：

（1）郑振铎：《为士兵们做的文艺工作》，《呐喊》第2期，1937年8月。

（2）郭沫若：《抗战与文化问题》，《自由中国》第121卷第3期，1938年6月。

（3）茅盾：《抗战的现实》，《中苏文艺》第8卷，第3、4期合刊，1940年4月20日。

（4）端木蕻良：《我的创作经验》，《万象》1944年，第4卷第5期。

（5）【德】H·G·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15页。

（作者单位：辽宁大学文化传播学院）

作者：赵凌河

文学传媒功能管理论文 篇3：

文学网站须把社会效益评价挺在前面

文学网站是网络文学的载体平台，也是网络与文学“共谋”的媒介，这是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在承载介质上的一大区别。网站是企业，是社会的“经济细胞”。文学网站是文化企业，是数字技术传媒时代的文化经济载体。作为企业体制，文学网站需要以法人主体独立经营，自负盈亏，按照市场经济规律从事管理与经营；而作为文化企业，商业性文学网站的发展不仅要遵循市场经济规律，还需要依照文化建设的社会化规制，承担文化服务、文化创新、文化价值营造的社会责任，履行提供精神产品，传播思想信息，传承优秀文化的使命。这使得文学网站既具文学性、文化性、传媒性和意识形态性，又具有经济性和产业性，亦即有着文化与经济的二重性。因而，文学网站不仅应该创造企业的经济效益，更要注重文化企业的社会效益，并且应该把社会效益放到优先地位，在保障社会效益的前提下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因此，比起经济效益评价，文学网站更需要有力的社会效益评价。

一

作为网络文学创作、传播和阅读的“赛博空间”，文学网站为人们在网络上实施文学行为提供了一个虚拟而开放的公共平台。我国文学网站众多，有商业性质的原创文学网站，也有政府和文学文化类社团的公益性文学“官网”，还有门户网站、其他企业类网站的文学板块或文化频道，以及论坛、资源下载类文学网站和一些有影响的个人文学主页等等，人们也惯于用“网站”称之。不论是哪一类文学网站或其他类型的商业网站，只要是以独立的市场主体参与数字技术传媒产业竞争的互联网企业，都必然面临如何处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问题。并且，从文学的角度看，评价文学网站不同于网络文学的作家和作品评价，也不同于网络文学整体评价，它与其他类型的文学评价如我们常说的文学批评的不同之处在于，除了文学（作家、作品、文学问题、文学现象）和外在于文学作品的文学接受者（读者、批评家）及其影响效果外，还有作为文学管理与经营主体需要面对的问题，这一点传统文学评价（或批评）是没有或者基本没有的。因而，网络文学的网站评价就有了相互关联的三个基本的评价维度，即社会效益评价、经济效益评价和网站管理水平评价。

社会效益评价是看一个文学网站的社会责任、文化价值和文学影响。这意味着评价文学网站的社会效益要着重看其在政治导向、精神文明建设、审美引导、文化传承、文化产品生产、文化服务等方面做了些什么，看其是否为读者提供了健康的精神食粮，是否让读者得到了阅读的快乐、审美的愉悦或精神的陶冶，是否为文学的繁荣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是否对有才华、有潜力的网络写手进行了挖掘和培养，等等。网站评价体系离不开社会效益方面的评价指标。2015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动国有文化企业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指导意见》对国有文化企业有明确规定：“社会效益指标考核权重应占50%以上，并将社会效益考核细化量化到政治导向、文化创作生产和服务、受众反应、社会影响、内部制度和队伍建设等具体指标中，形成对社会效益的可量化、可核查要求。”这对于以社会文化资本为经营主体的文学网站来说，也应该是需要遵循的评价原则。

文学网站的经济效益评价是看其企业资本保值增值的盈利状况。文学网站属于经济实体，是一个经营原创文学（部分网站兼顾经营传统文学作品）的企业，要以网络文学作为自己的经营对象，即通过文学阅读及其衍生市场（如时下的IP版权转让）来实现盈利并扩大再生产。文化企业要讲求经济效益，在社会效益优先的情况下，积极参与市场竞争，形成可持续发展的商业模式，达成利润的最大化。这是商业性文学网站的必然选择和正当要求。诞生于传媒产业市场的文学网站没有财政拨款，也不能单靠政府补贴，它只能依托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自主经营才能生存和发展，一个长期亏损、入不敷出的企业是无法持续存在的，更不用说科学高效地运营自己的网站了。

网站的管理水平评价是一个文学网站取得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组织前提和机制保障。文学网站的运行既具有其外在性，即网站的运行状态和技术服务水平，又离不开网站内部的科学管理与创新经营——网站运行对象要为写手服务，为网民读者服务，为社会文化消费服务，保证其组织有序、运转正常、管理高效。因此，文学网站管理运行具有双重性：一方面要保证对网站内部员工的科学管理，这属于一般企业行为的内部管理；另一方面是对活跃于网站上的无数作者、读者和消费市场的管理，可称之为外部管理。这后一种管理是一般性企业所没有的。为简化指标，我们可以将这两种管理的评价放在一起，统称为网站管理水平评价。

二

在文学网站的三个评价维度中，我们把“社会效益评价”挑出来作为“问题”来加以审视，其原因何在呢？这可以从现实和理论两个层面找到依据。从我国网络文学发展现状看，有许多网站确实存在文学品味不高、把关不严，作品抄袭模仿、粗制滥造，片面追求点击率、作品IP转让率等不良倾向和问题，需要树立社会效益优先的自觉意识，强化网站的文学责任和社会职责，从而制定文学网站社会效益评价体系对网站的社会责任做出评价。从理论逻辑上说，这一问题重要性的奥秘就在“文学”二字之中，是“文学”的特性决定了社会效益评价的特殊性和重要性，文学网站社会效益评价的学理依据就是基于“文学”命意的逻辑原点而得以成立的。我们知道，文学是一种精神产品，一种文化产品，它应该具备精神文化消费品的功能与价值，即用积极健康的精神力量、情感体验和艺术感染来温润心灵，启迪心智，引人求真、向善、审美，通过生动丰满的艺术形象塑造，表达对时代的关注、对人性的洞察、对人民悲欢的关切，等等，这些都是经济效益评价所难以奏效的，而必须引入社会效益评价，加强社会效益信念的培育。网络文学及管理它的网站也不例外，无论网络文学多么另类甚或叛逆，不管其媒介载体、写作技能、传播途径和阅读方式与传统文学有多么不同，只要它还是文学，只要它还属于精神产品，它就应该具有作为精神产品所应具备的基本特点，就需要蕴含精神产品特定的精神品质，如能满足人的某种精神需求，产生认知、体验、情感、信念等方面的影响或感染力量，能够以正确的舆论、高尚的精神来引导人、鼓舞人、塑造人。好的精神产品会产生积极向上的影响与感染力，这便是文化产品的精神“钙质”。可以说，正是网络文学作为“文学”的精神“钙质”，决定了文学网站把社会效益评价挺在前面的现实合理性和学理必然性。

首先，文学网站的文化企业性质需要社会效益评价来强化社会责任。相比其他类型的企业，文化企业在经济杠杆之外多了一份文化约束；而较之于非文学类文化企业，文学网站又拥有文化企业的文学身份与品格。因而，文学网站之注重社会效益并对之做社会效益评价，不仅是文化企业强化社会责任的外在要求，也是文学经营行业履行文学责任、更好发挥文学功能的内在要求。

就一般文化企业而言，文学网站应该成为发展文化产业、建设先进文化的重要力量，在推动社会效益优先、追求两个效益相统一中走在前列；而作为以文学为经营对象的文化企业，在运用网络传媒经营文学产品时，应该体认文学的本质与本性，尊重人类赋予文学的逻辑原点，秉承“兴观群怨”“有补于世”“熏浸刺提”等文学传统，坚持文学网站的行业自律，以正确的文化立场生产和传播更多思想性、艺术性俱佳的优秀作品，以价值引导、精神引领、审美感染相一致的网络文学作品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活跃网络文化市场，增强社会责任感、现实紧迫感和历史使命感，并以此发挥文学网站及其作品繁荣文学、服务社会、引领风尚的作用。

其次，文学网站内容的性质规定了须以社会效益评价来推进文学品质的提升和文学阅读效果的优化。文学网站承载的是文学作品，大多数是原创的网络类型小说。而一个网站吸纳和传播什么样的作品，其所影响的不仅是网站的形象，更会直接影响网络文学的发展面貌、网上作品的艺术品质和读者的精神世界与价值认知。因为网络文学能否成为一种真正的文学而不是徒具其虚名的网络传媒符号，或者说网络文学能否成为网络传媒时代人类文学的一个历史节点，说到底是由这一文学的艺术品质决定的，而网站作品的品质实际上就凸显了这个文学网站的品质。

文学作品艺术品质的好坏是由广大读者来评说、由阅读效果来检验的。对于网站来说，检验它所生产和传播的文学作品的市场效果离不开两个基本的标准，一个是经济效益的标准，一个是社会效益（含艺术效益）的标准。前者是直接的、立竿见影的，可以用数据指标来衡量的；后者则常常是间接的，是潜移默化、点滴渗透的，其所影响的精神世界、情感世界和价值世界只能靠心灵去体悟、由实践来检验。追求经济效益只能维系网站自身的生存，而能否拥有社会效益则关乎一个社会的文化生态，涉及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质量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

近年来，一些文学网站不同程度存在的重数量缺质量、为迎合市场而媚俗低俗、因急功近利而粗制滥造等问题，就是因为没有摆正两种效益孰先孰后、孰重孰轻的关系，是单纯追求经济效益而忽视网站社会效益造成的后果。要调适和优化网络文学的健康生态，就需要从网站管理的源头上坚持把社会效益和社会价值放在首位，努力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社会价值和市场价值相一致。这就要求文学网站把好内容质量关，建立健全综合评价体系，把服务群众和引领风尚结合起来，讲品位，讲格调，抵制趋利媚俗之风，让网站发表的作品经得住群众评价、专家评价、历史评价和市场检验。

再次，文学网站管理对象的性质需要以社会效益评价约束文学生产主体履行身份责任。网站管理除了要管理企业员工，管理文学作品生产、传播和产业化经营外，还要管理网络作家——发现、吸引、扶持、培养和推介更多网络写手特别是高水平的写手，是一个网站形成强劲的文学生产力，贮存量大质优原创作品的前提。最新公布的统计数据表明，在我国7.1亿网民中，文学网民达3.08亿，手机网络文学用户规模为2.81亿。（参见CNNIC发布的第3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有学者指出，我国上网写作的人数约有2000万，各类文学网站的签约写手超过200万人，创作人群70%为40岁以下的年轻人，85后是主力军，90后是后备军。（马季：《网络新文艺形态的文化价值》，《长江文艺评论》2016年第1期）我国最大的网络文学公司阅文集团管理者透露，阅文旗下注册作者数量有近400万人，全平台作品数量已达近千万部。（此为阅文集团副总裁罗立所言，见路艳霞：《影视公司哄抢文学IP，版权价一路飙升》，《北京日报》2015年11月24日）

面对这样一个庞大的网络创作群体，文学网站的责任不仅是吸引他们加盟、注册、签约，让他们不断地为自己的网站创作更多更好的作品，还有责任引导他们用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去从事网络写作；不仅要培育他们对文学的热爱，还要提升他们的文学修养和人文情怀，让他们怀着对文学的敬畏、对读者的尊重、对社会的责任去创作文学，而不仅仅是为了名利、为了兴趣、为了消遣才上网写作。这是文学网站社会效益评价的题中应有之义，其核心是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近日，由50余家文学网站签署的《网络文学行业自律倡议书》明确约定：“广大网络文学创作者、从业者要心怀祖国和人民，牢固树立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始终坚持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网络文学企业要坚持把创作生产优秀作品作为中心环节，运用新媒体技术，组织、传播、推介更多人民喜爱的优秀网络文学作品。”可以说，这也正是文学网站社会效益评价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本文为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新闻出版重点项目“网络文学网站社会效益评价体系研究”[立项号：2016-5-1]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中南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网络文学研究会会长；中南大学文学院博士生）

责任编辑：尹霞 马建辉

作者：欧阳友权 刘谭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