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国外研究评述论文

2022-04-22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经历了艰苦卓绝、开拓创新、波澜壮阔的光辉进程。这段历史素为中国人民和广大学者所珍爱、崇敬、自豪和反思，撰写的回忆文章和论文专著，堪称汗牛充栋；这段历史同样为外国人士及研究者所关注和探索，甚至屡被视为"显学"，形成许多著述。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马克思主义国外研究评述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马克思主义国外研究评述论文篇1：

历史虚无主义的“非毛化”谬误分析

〔摘要〕近年来，国内以批判、否定毛泽东为基本取向的“非毛化”思潮沉渣泛起并有了新的特征，如全面否定毛泽东、发难的领域逐渐扩大、文本表达方式及传播路径多元化等。对照国外毛泽东研究的三种主要模式，历史虚无主义“非毛化”言论充满了谬误，其所否定的毛泽东思想各板块内容恰恰被国外学者以求是的态度所肯定。“非毛化”在研究中断章取义、片面孤立等态度与国外学者的客观全面评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些都使“非毛化”表现出了明显的谬误。

〔关键词〕历史虚无主义；非毛化；国外学者；三种模式

〔

近年来，历史虚无主义的各种言论通过微博微信等网络新媒体再一次沉渣泛起，影响甚众。又因其很多时候打着“理性思考”、“还原真相”的幌子，具有很大的迷惑性，导致不少人被其观点所蛊惑。本文尝试对近年来国内历史虚无主义的重要一支——以抹黑、妖魔化毛泽东为主要特征的“非毛化”思潮进行具体化批判研究，同时鉴于历史虚无主义理论源流的西方背景，本文主要从国外毛泽东研究的视角进行分析。

一、近年来历史虚无主义的“非毛化”表现特征

随着近年来“非毛化”思潮愈演愈烈的趋势， “非毛化”的含义已经发展成全面、彻底地否定毛泽东。在内在的逻辑进路上，近年来历史虚无主义“非毛化”思潮有着以下四大表现特征：

（一）全面否定毛泽东。从毛泽东研究的时间轴来看，“非毛化”从过去集中否定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晚年的思想言行逐步发展为对其一生所有时间段几乎所有言行的质疑和否定。本来，对毛泽东晚年的一些错误进行正确的批判研究是完全正常的学术行为，远不能算“非毛化”，但有些“研究”逐渐开始走向极端。他们从批判毛泽东的晚年错误走向全面否定晚年毛泽东，并进一步走向全面否定所有时期的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比如，连最被公认的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贡献和成就也被否定。他们提出“红军长征中中央纵队行动迟缓、湘江战役惨败是毛泽东舍不得扔掉辎重导致；毛泽东不会打仗，全是靠情报；‘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争指导原则不是他提出的” 〔1 〕等等言论来否定毛泽东，对毛泽东一生各个时期的思想言行进行全面否定。

（二）发难的领域逐渐扩大。从毛泽东研究的空间轴来看，“非毛化”从过去集中针对毛泽东的政治生活领域发难逐步发展为针对包括军事、经济、教育、党建、文化、诗词乃至私生活等全领域发难。比如，指责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是抄袭之作，《沁园春·雪》是抄袭侵占他人成果” 〔1 〕；“毛只看史书，看了一肚子的阴谋诡计”，“毛泽东不懂英文、德文、俄文，肯定不懂马克思主义”，“毛别说在中国历史上，在世界历史上都是少见的暴君独裁者” 〔2 〕。诸如此类谬论，不胜枚举。

（三）文本表达方式及传播路径多元化。从毛泽东研究的叙述和表达方式来看，“非毛化”从过去单一的地下文本表达方式逐步发展为复杂多样的多种“非毛”法。过去，“非毛化”言论主要集中在地下非法出版物以文本反毛的方式进行表达。近年来，各种“非毛化”言论不仅大规模公开现世，而且表现方式复杂多样。既有专著、论文、回忆录这样的纯文本，也有视频、图片、动画这样的新手段，对毛泽东进行全方位全手段的抹黑和否定。

从毛泽东研究的传播路径来看，“非毛化”从过去集中在某些小圈子小范围内传播逐步发展为网络化、快速化、大众化。过去，“非毛”言论基本上只在一些所谓“知识精英”当中小范围传播，广大群众对毛泽东还是颇为尊敬和肯定的。近年来，随着微博、微信等新媒体的快速发展，传播交流的手段和方式更加快捷和简便，对毛泽东的抹黑和否定由点及面、由小到大层层递进逐步扩展，具有十分明显的网络化和大众化传播的特征。

二、国外毛泽东研究的三种模式

众所周知，国外毛泽东研究已有相当长的历史和相当大的规模。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国外记者报道毛泽东开始，到六七十年代关于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几次大论战，再到毛泽东去世后关于毛泽东生平及其思想的研究向更深层次发展，再到21世纪的今天，国外关于毛泽东研究的热情依旧不减。据曾长秋（1999年）统计，当时“已在数十个国家有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研究机构近百家，研究学者达数千名之多，尤以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俄罗斯在机构、人员、资料以及出版物的数量方面领先。60多年来，共发表论著1 600多部、论文逾万篇” 〔3 〕。可以说，毛泽东研究早已成为一个世界范围的课题，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而在这些成果背后，我们可以发现，国外毛泽东研究大致有以下三种模式：

第一种模式：以时间为界定坐标，将毛泽东一生划分为几个典型的阶段进行具体研究。这一研究模式的内在逻辑是：毛泽东及其思想具有很强的实践性特征，而且这种实践性特征贯穿于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全过程，毛泽东思想大部分时候是针对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的重大现实问题提出来的，因此，研究毛泽东及其思想必须结合每一个不同时期的具体语境进行。遵循这一理路，这种研究模式在国外毛泽东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影响比较大的如施拉姆的《毛泽东的思想》（1963年）、沃马克的《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基础：1917-1935》（1982年）等。

第二种模式：以内容为划分标准，将毛泽东及其思想体系划分为政治、军事、哲学、经济、文化、诗词等等诸多部分进行具体研究。这一模式实际上是我们比较熟悉的一种研究模式，我国大部分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教科书基本上都是在“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大框架下划分为不同部分进行讲述。这一研究模式的内在逻辑实质上就是我们现在通用的学科分类标准。因为有着现成的话语体系和研究框架，所以这一研究模式被广泛采用并且成果丰硕。研究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如莫汉蒂的《毛泽东的政治哲学》（1979年），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如弗朗西斯·苏的《毛泽东的辩证法理论》（1981年），研究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如施拉姆的《毛泽东的基本战术》（1967年），研究毛泽东教育思想的如约翰·霍金斯的《毛泽东与教育——他的思想与学说》（1974年），研究毛泽东诗词的如武田泰淳、竹内实的《诗人毛泽东》等等，对毛泽东及其思想各个内容板块的研究可谓面面俱到、应有尽有。

第三种模式：将毛泽东及其思想作为整体进行研究。也就是说，这种研究模式既不以时间细分阶段，也不以内容进行划分，而是尝试通过类似“透过现象看本质”这种形式，在“通读毛泽东”后将其提炼出几个核心的要素，进而将这几个核心要素组合为叙事框架，勾勒出一幅毛泽东全景图像。这种研究模式的实质就是把早中晚不同时期的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的各部分内容联系起来当成一个整体看待并进行某种提炼进而描绘出一个整体的毛泽东。例如詹姆斯· R.汤森、布兰特利·沃马克在《中国政治》一书中指出：“尽管毛泽东的思想一直在发展和变化，但还是可以把一些东西看作是毛泽东思想的结构特征。首要的两点是革命的民众主义和实践性，这是最基本的两点，其他三个特征是辩证法、过程的重要性和通过斗争达到联合。” 〔4 〕汤森的意思即是，以上五点就是毛泽东及其思想最核心的五个要素，要了解毛泽东及其思想，理解掌握这五个核心要素及其之间的关系会有助于了解认识毛泽东全貌。这就是国外毛泽东研究的第三种模式，近年来这种模式越来越被更多的研究者所采用。

三、从国外毛泽东研究状况对比分析“非毛化”的谬误

在简单归纳了国外毛泽东研究的三种模式后，我们再来看看遵循这三种模式研究出来的成果究竟是怎样分析评价毛泽东的。与之对照，国内历史虚无主义“非毛化”抹黑、妖魔化毛泽东的各种观点和做法，我们可以鲜明地看到后者充满了各种谬误。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到今天，国外毛泽东研究的内容和形式无疑有了巨大的变化和进步。研究方法日趋多样，研究范围不断扩大，研究领域不断细分，研究深度逐步加深，研究成果也颇为丰硕。笔者从上述国外毛泽东研究的三种模式当中各选一些富有代表性的论著，分别针对历史虚无主义“非毛化”谬误进行批判性介绍。

（一）历史虚无主义“非毛化”的做法已被国外学者所否定。虽然邓小平早就指出，“对毛泽东同志晚年错误的批评不能过分，不能出格，因为否定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意味着否定我们国家的一段重要历史” 〔5 〕，但近年来，历史虚无主义“非毛化”思潮却从过去集中否定毛泽东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晚年的思想言行逐步发展为对其一生所有时间段几乎所有言行的质疑和否定。其实无论从哪方面看，“非毛化”采用的一些所谓“论据”、“史实”乃至方法早已被国外论者所否定和抛弃，他们现在所引以为豪的“秘密武器”，国外毛泽东研究领域早已讨论多时并有公论。

如近年“非毛化”论者最津津乐道的否定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两大事件——红军西征和延安整风，都是用“权力斗争”说的框架来解释历史。而用“权力斗争”说来评价毛泽东的做法，在国外毛泽东研究中实际上早已被否定和抛弃。早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国外论者在讨论毛泽东为何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争论过程中，就对简单地以“权力斗争”说来解释毛泽东的观点作了批判。如美国著名的心理历史理论家罗伯特·利夫顿就认为，我们应该看到，“权力斗争的背后，是路线斗争。路线的背后，就是制度构思和意识形态设计，就是理想和价值观的不同”，因此，毛泽东和中共其他领导人之间的矛盾，“不能庸俗化理解为私人的权力欲之争”，毛泽东与其他领导人的分歧“在于‘道’的层面，在于精神、理想和信仰上的不同” 〔6 〕。

再比如，“非毛化”论者全盘否定新中国成立后的毛泽东，对此国外论者其实也早已使用了大量的证据和史料来进行全面分析，试图更客观、全面地理解毛泽东。首先在理论上，大部分论者认为毛泽东从多个方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美国著名的毛泽东研究专家施拉姆就指出，无论是新中国成立前还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都力求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从中国实际出发去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问题，并尝试找到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日本学者新岛淳良也认为，“毛泽东思想是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列宁提出了马克思未曾提出的问题，而毛泽东提出了列宁未曾提出的问题，并重新提出了列宁提错了的问题，同时继承了列宁已经解决的至今依然有效的问题，又在实践中解决了列宁开始解决但尚未解决的问题” 〔7 〕。其次在具体实践上，国外学者从多个方面评价了毛泽东作出的巨大贡献。在维护国家安全和民族利益方面，“他充满着不妥协地献身于中国的独立和民族尊严的强烈的精神，使她从一个衰弱、分裂、任凭外国干涉的国家变成了世界大家庭的强大、受到尊敬的一员。虽然他先与苏联结盟反对美国威胁，而后又联美反苏，但他从始至终都明白地表示，这些政策首先是服务于中国的利益” 〔8 〕；在追求社会平等和实现社会正义方面，国外中国学开山人物、著名学者费正清认为，毛泽东为了实现社会公平，在新中国全国范围内建立起了各种各样的群众组织如妇联、工会、青联等等，并评价“这些群众性组织在老百姓和官僚阶层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在原先不问政治的平民百姓中培养起政治热情来实行群众路线” 〔9 〕。

（二）“非毛化”所否定的毛泽东思想各部分内容恰恰被国外学者以客观求是的态度所肯定。从对毛泽东思想进行以时间段为划分标识的纵向研究到以其基本内容为划分参照的横向研究，国外毛泽东研究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毛泽东思想的体系庞大，内容众多，内涵也非常丰富。国外学者的研究从毛泽东的政治、哲学方面也不断扩展到军事、经济、文艺、党建、教育等各个方面，出版了非常多的专著，成果丰硕。这与历史虚无主义“非毛化”对毛泽东思想各部分内容的否定形成了鲜明对比。

在政治思想方面，施拉姆于1963年就出版了研究专著《毛泽东的政治思想》，后来比较有名的还有迈斯纳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沃马克的《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基础：1917-1935》等等。施拉姆和沃马克对毛泽东政治思想的看法基本上是一致的，他们都认为毛泽东政治思想的最核心要素是为人民服务。施拉姆认为，毛泽东“一心一意要使中国繁荣昌盛，要在世界上恢复她的地位”，而做这一切的根本目的即是为了改善人民群众在这个世界上的地位和生活；沃马克认为，毛泽东政治思想的核心包括群众路线、实事求是、独立自主，“毛泽东主要的政治思想是为群众谋利益” 〔10 〕；而迈斯纳则认为，“我们的时代，是共产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同样经历着可怜的目标贫乏和令人震惊的缺少幻想的时代” 〔11 〕2，而“中国毛泽东主义时代的思想史，对于试图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命运和乌托邦主义在现代世界中的作用的人们来说，仍然是至关重要的” 〔11 〕21这些观点，都反复强调了毛泽东思想的当代价值。

在其他方面，日本学者武田泰淳、竹内实的《诗人毛泽东》结合具体历史背景对毛泽东的37首诗词进行了详尽评述，把毛泽东高雅的诗意、渊博的知识、博大的情怀与中国革命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有机结合，对作为诗人的毛泽东作出了很高评价；约翰·霍金斯的《毛泽东与教育——他的思想与学说》则从“毛泽东论教育的目标、宗旨和基本原则”、“毛泽东论教育管理”等五个方面具体论述了毛泽东教育思想的内容，高度评价了毛泽东教育思想的重大意义；印度学者罗特萨·帕特内克的《毛泽东的经济思想》从大规模的土地改革、充分动员农村剩余劳动力、工业化等方面论述了毛泽东的经济思想，认为其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非毛化”在研究中的断章取义、片面孤立等态度与国外学者的客观全面评价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国外毛泽东研究中，“整体的毛泽东”的研究模式并不常见，因为把早中晚不同时期的毛泽东、把毛泽东思想的不同内容联系起来当成一个整体看待并进行某种提炼进而描绘出一个整体的毛泽东，需要很深的学术功底才能做到，但国外也有学者作出了尝试。其实从另一个角度看，无论从哪一种研究模式出发，只要是研究毛泽东，无论是研究哪个时期的毛泽东还是毛泽东的哪个方面，最后都会对毛泽东作一个整体的评价。与历史虚无主义“非毛化”断章取义、片面孤立、主观臆断、停留在历史表面甚至无中生有的评价手段相比较，国外毛泽东研究的很多学者都对毛泽东作了更为客观全面的评价。限于篇幅，下面试举几例：

迈斯纳评价道，“毛泽东时代是中国现代工业革命的时代。50年代初期，中国从比比利时还要弱小的工业起步，到毛泽东时代结束时，长期以来被耻笑为‘东亚病夫’的中国已经跻身于世界前6位最大的工业国家之列……尽管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经济存在着多方面的弊端，但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记录仍然是为中国的现代工业奠定了基础的时代记录。与德国、日本和苏联早期工业化的进程相比，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更快……中国的经济发展并不像许多西方记者错误地告诉读者的，是以‘蜗牛速度’向前发展……考虑到中国的经济成就几乎是在毫无外来援助和支持的情况下由中国人民独立取得的，因而这种成就就格外引人注目” 〔12 〕；王安娜认为，“毛泽东的理论，是在与某些革命知识分子所信奉的西欧正统派理论作反复、激烈的斗争中，逐步奠定自己的地位的。正是由于毛泽东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革命得以不断进行下去。中国革命最后终于回复中国式的特性，证明了他的理论的正确性。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13 〕；“他是本世纪的巨人之一，他改造了中国，从而改变了亚洲和世界历史的进程”，李光耀的评价，则代表了与毛泽东同时期与他打过交道的国外领导人对毛泽东的切实感受。

当然，国外论者在充分肯定毛泽东的同时，对其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和失误也没有回避，而是客观地指出了其存在的问题。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态度：全面、辩证地去看毛泽东，而不是像历史虚无主义“非毛化”那样对毛泽东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我想这也正是国外毛泽东研究以不同模式研究毛泽东给我们带来的重要启示之一。

〔参考文献〕

〔1〕杨军.透视非毛化思潮〔J〕.思想理论教育，2013（21）.

〔2〕王向清.袁腾飞“非毛化”言论的逻辑错误分析〔J〕.邵阳学院学报，2013（10）.

〔3〕曾长秋.世纪回眸：毛泽东思想研究在海外〔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1999（5）.

〔4〕〔美〕詹姆斯·R.汤森，布兰特利·沃马克.中国政治〔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145.

〔5〕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84.

〔6〕尚庆飞.国外毛泽东学研究〔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89.

〔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资料选辑》编辑组.日本学者视野中的毛泽东思想〔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142.

〔8〕萧延中.从奠基者到“红太阳”〔M〕.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1997：17.

〔9〕〔美〕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597.

〔10〕〔美〕布兰特利·沃马克.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基础：1917-1935〔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211.

〔11〕〔美〕莫里斯·迈斯纳.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12〕〔美〕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540.

〔13〕〔德〕王安娜.中国——我的第二故乡〔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149.

责任编辑周荣

作者：晏意华

马克思主义国外研究评述论文篇2：

漫谈１０年来国外对中共党史的研究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经历了艰苦卓绝、开拓创新、波澜壮阔的光辉进程。这段历史素为中国人民和广大学者所珍爱、崇敬、自豪和反思，撰写的回忆文章和论文专著，堪称汗牛充栋；这段历史同样为外国人士及研究者所关注和探索，甚至屡被视为"显学"，形成许多著述。当此中共建立80周年到来之际，特将近十年即上世纪的90年代国外中共党史研究的情况略作回顾和分析，也许对我们制定下一个十年即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的中共党史研究规划或进行中共党史研究，会有某些参考价值。

据不完全统计，国外美、俄、日三国以及英、法、德、澳、加、韩、印、越等国，从1990-1999年出版和发表的有关中共党史研究的著作百余种，论文数百篇，其中有些是资料性质的，其数量与80年代比，没有显著的增多，但质量比过去均有所提高。因国外的学术信息和书刊评论"姗姗来迟"，以费正清的《中国新史》（China：ANewHistory）一书为例，1992年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1994年英国《中国季刊》（TheChinaQuarterly）刊登书评，1995年中国的《近代史研究》始编入新书目录，至于见到外文原始资料，往往更需时日；即使完全通过国际互联网掌握快捷信息，对90年代的研究状况作出全面评价也要在该年代结束后一两年。仅就已见到的国外论著来说，大多数属客观论述，也有少数歪曲史实或违背历史真实。现将有关情况概述如下：

在研究的目的方面。往往受到中国情况的变化和研究者所在国国家利益和战略利益的影响和制约。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经受了国内政治风波之后，西方制裁和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带来的冲击和考验，美国的研究者就1989年政治风波研究中国的政治体制等问题，日本研究者则研究当时中国会否步苏联后尘的问题。近10年来我国经济发展迅速，综合国力增强，人民生活改善，加之党史资料大量发布，吸引不少国外学者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问题。还有的研究者从所在国实际需要出发，研究所在国与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关系。同样，国外的华裔学者和在外攻读学位的中国留学生，亦多选择较易获得国外资助的中外关系、冷战、教会在中国等课题。当然也有个别比较远离政治的研究者能够继续坚持研究自己固有的课题或进行有关的考证。

在研究的内容方面。大致涉及以下范围：（1）研究重点多数国家转移到对于中国社会主义时期中共党史的研究。涉及的课题有：对"八九"风波和苏联解体后中国依然屹立的原因，改革开放政策给中国带来的实际效果，改革开放时期和改革开放前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思想的比较，建国50年来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研究等，其成果如美国出版的齐希圣（译音）著《觉醒的政治---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北卡罗来纳，1991）与R．麦克法夸尔编《中国文化大革命（三）》（夏普出版公司，1996），俄国出版的Б．T．库利克等著《走在现代化和改革道路上的中国》（莫斯科，1991）、В．Я．波尔加科夫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对社会经济发展道路的探索》（莫斯科，1995），日本出版的近藤邦康等著《中苏改革比较研究》（东京大学，1993）、毛里和子编《市场经济化的中国》（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1995）等。（2）对于整个中共党史上的重大事件和人物以及对该国有关的重要对外关系问题仍为研究者重视的课题。比如美国出版的张纯如著《被遗忘的南京大屠杀》（哈波·柯林斯基础图书公司，1997）、哈里·哈丁著《1972年以来如履薄冰的中美关系》（布鲁斯学院，1992），俄国出版的К．В．舍维廖夫著《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问题》（莫斯科，1994）、Ю．М．连诺维奇著《苏中关系中的"空白点"和"疼痛点"》（莫斯科，1991），日本出版的北村稔著《第一次国共合作之研究》（岩波书店，1998）、《施存统与中国共产党》（东方学报68，1996）等，法、德学者合著的《20世纪的中国》（法国，1989）等等。（3）对有些重要史料、档案的整理和出版乃至史料学亦予以重视。这方面美国翻译出版了S．R．施拉姆编《毛泽东革命理论文献（1912-1949）》（夏普出版公司，1992），以及郑超麟的回忆录（乔治·本顿译，纽约，1997）和中共党史出版社的《中国现代革命史史料学》（夏普出版公司，1990），俄国出版了内容丰富的《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系列档案文件集（俄、德合作编选，莫斯科1994开始出版，已出至3卷，拟出5卷）和齐赫文斯基的在华回忆录，日本利用档案搞清了建党时期施存统在日本的活动情况等。对北京抗日战争纪念馆1987年建立后10多年历史和成就，《中国季刊》于2000年3月亦以17页篇幅详细介绍《北京抗战馆的民族主义、历史和记忆》。（4）还有的刊物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中央情报局顾问黎安友等策划、衍生、编修的李志绥的所谓《回忆录》（ThePrivateLifeofChairmanMao，兰德出版公司，1994）为根据，不顾其违背历史真实，开展国际性笔谈，曲解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造成相当大的负面影响。我国虽另有专书如林克等著《历史的真实》（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据实批驳，但仅有中文而无外文版，且印数有限，无法走向世界，国内外学者和读者很少知道。

在研究的方法方面。总的来说，国外研究中很注意研究方法的改进。诸如数量分析法、比较研究法、逆向考察法、心态史学法等，都在不断地使用和综合使用，而且各国也略有不同。90年代开始以来，美国学者强调从跨空间、跨行业和对问题进行综合研究的角度，来系统地理解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结构的各种关系和变化。为此，美国学者着力追求和开拓新的研究模式和方法论。俄国重视利用新的档案等原始材料，来说明和校正中共党史和中俄关系史中的重要问题和疏漏，并把重视史料利用提到方法论的高度来认识。日本学者大多重视实证的方法，力图形成自己独特的中共党史研究架构。其他国家多分散、个别地进行研究，难以形成自己方法论的主体特征。

在研究的趋势方面。大体可以归纳以下几点：（1）普遍地重视对建国后中国共产党史的研究，其中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的历史研究占有颇大的分量。这种倾向比80年代更为突出。至于一般的党史问题包括分期问题、事件和人物评价，亦在注意之列。（2）国外已发表的研究成果中，改革开放后来华进修过的国外青年学者和中国在外攻读博士的留学生的论著，占有相当的比重，比80年代有大幅度地增加：华裔学者和中国留学生作为第一作者或与外国学者合作作为第二作者的论著，更有逐年增加的趋势。（3）综合性的亚洲史、中国史、近现代史的刊物分量比过去略有增加，而专门发表中共党史论文和信息的《中共研究通讯》（CCPResearchNewsletter，美国出版）在创办４年（1989～1992）后却因资助中断而被迫停刊。美国的《二十世纪中国》（TwentiethCenturyChina）刊物仍在继续出版，部分刊登有关中共党史文章。（4）国外讨论中共党史问题的会议和活动极少举行，而与之有关的民国史、抗战史、中外关系史会议经常召开，也邀请中共党史研究者与会。有的国家如意大利等研究力量较少的国家也努力争取筹备和参加这类会议，以提高该国学术在国际上的地位。

在研究的不足方面。从国外学者的感受和国内学者见闻所及，国外研究似存在以下缺陷：（1）研究容易受到本国的外交政策、国际环境、中国国内形势和本国国内形势的左右。两国处于敌对情况下往往提供的研究经费多，正常的情况下反而减少（如美国）。这使国外中共党史的研究时张时弛，仅能停留于中国近现代史的附属学科地位，难以形成比较稳定、独立的专门学科。（2）中国的目前情况，使国外研究者不易受到80年代所提供的基层调查和利用材料的方便，以致他们慨叹"访问者收费太高"；且因以前与之合作的国内研究者不少出国或下海，有的国外学者感到难以找到"能干的中国搭档"（哈里·哈丁：《美国当代中国学的演变与展望》，载D．香博编《美国的当代中国研究》，夏普出版公司，1993），致使研究工作难以扎实地进行，作出高质量的成果。（3）研究者对中共党史的阐释，多从其价值观出发，强调一定的模式，诸如从集权主义、多元化或从制度结构模式来考察。90年代强调进行综合的研究，以形成完整地说明中共党史的新的模式。但若拒绝运用马克思主义（极少数学者这样做了），这种模式方法往往导致形式主义、教条主义。至于心态史学法倘不从实际出发，也有的成为主观臆测甚至不惜违背历史真实，均有损于中共党史学科的科学性。（4）国外研究者还缺乏不同形式的、有效的学术交流和国际合作。９０年代国外专门的中共党史国际研究会议，甚至没有召开过。就是中国召开的中共党史会议，也几乎没有实际上也不可能有国外学者参加。中国与外国在语言、历史和文化方面的差异和隔膜本来就影响他们学术的进步和学术水平的提高，如果没有或削弱交流与合作，就难以克服制约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发展的不利因素。

通过上述对国外中共党史研究情况的初步分析，围绕确定有关的研究选题，似有以下问题值得注意：

（一）90年代的国外中共党史研究确实有了颇大的进展。国外学者吸取我们的中共党史研究成果和资料进行他们的撰述，而我们评述他们的撰述并取其所长丰富我们的研究，已经形成文化交流的重要方式之一。但我们应该看到，国外撰述中"金玉"与"败絮"同在，特别是他们插手泡制违背中共党史真实的所谓"著述"并广为传播尤应引起我们重视。国外政治影响中共党史研究，而中共党史研究亦影响国外政治。据去年５月美国《新闻周刊》（NewsWeek）的民意测验，美民众将中国视为对手的人有所增加，超过半数的人认为中国对美国不友好。这固然由于美国新闻媒介的负面报道所致，但与某些歪曲当代中共历史状况的读物占领国外文化市场和误导作用不无关系。

（二）国内学术界对国外中共党史研究的信息了解和成果评析９０年代初开始重视。后因某种原因，原有刊物如《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等却又先后停刊。尽管学界掌握外语者日多，而能十分熟谙用之于对外交流者仍属寥寥。已出版的有关国外中共党史研究述评的专书或文章内容均较粗略，以致人们难以准确认识国外研究的实际，造成有的歪曲中共党史真实的国外著作及其中译本竟在国内长期流行，产生了负面影响。

在此建议，对国外中共党史研究的评析工作应当加强。可以确定适当的选题鼓励学界了解国外中共党史研究情况者进行评析。比如说，《剑桥中国史》有关中共党史部分的评析，《中国季刊》（1960～2000）与中共党史研究，《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与中共党史研究，日本中共党史研究的历史考察与成果评价，都应该有学者进行这方面的探讨，写出有质量的论文或专著。

21世纪已经开始。中国共产党在新世纪里将继续领导全国人民为"实现祖国的富强、人民的富裕和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共党史将作为社会科学的一门重要学科肩负新的历史使命和繁重任务。我们在进行中共党史研究时如能重视对国外研究情况的了解和成果评析，无疑会对中共党史研究的发展和繁荣会带来益处。

（本文系参照马贵凡、张惠才研究员和梁怡副教授撰写的有关调查资料写成的。）

作者：张注洪

马克思主义国外研究评述论文篇3：

社会工作嵌入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研究述评

摘要：近年来，社会工作嵌入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成为民族社会工作重要的研究主题之一。在国外（美国）及我国台湾地区，与之相对应的研究为都市移民与原住民社会工作，其研究脉络、方法与取向等对内地相关研究既具借鉴意义，又需谨慎对待。同时，内地有关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研究较为丰富，但聚焦社会工作嵌入其中的成果甚少，且呈现非经验取向，因此，后续研究应回归经验取向以聚焦内地本土实践，并积极借鉴相关学科的中层分析框架。

关键词：

社会工作；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

文献标识码：A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7.03.0017

近年来，民族社会工作本土实践的初步探索及民族社会工作专业教育界的大力倡导引发了我国内地研究者对民族社会工作理论与实务相关议题的关注。其中，“社会工作嵌入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是重要的研究主题之一。检视国外及我国台湾地区相关研究发现，虽然这一主题的研究并未能精确匹配，但事实上该主题的研究已颇具历史。究其成因，主要是由于这一主题研究涉及的“社会工作”与“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两个关键词，这些不同的逻辑关系并非是理论或概念上的区分，而是由于其在历史实践中的不同发展脉络而形成。

一、美国相关研究概况及评述

（一）“同化论”主导下的研究渊源

西方国家“少数民族”的内涵、社会工作的实践进程均与我国存在诸多差异，以社会工作职业化专业化进程最具典型性的美国为例，由于其社會工作发展的原发内生性，其针对“少数民族”的社会工作与“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在历史实践中就具有高度的交叠性。在美国，“少数民族”的内涵，即除了欧洲大陆迁移的萨克逊人外，所有原住民（包括印第安人、阿拉斯加人等）、非洲裔美国人、亚洲裔美国人、拉美裔美国人等。在社会工作发展伊始，在萨克逊人的价值观中，这些与其存在差异的族群是落后的，有待改变的。因此，“慈善组织会社”、“社区睦邻运动”，其内容的重要应有之义就是对城市中这些“少数族群”的“道德提升”。就此而言，美国的“少数民族”社会工作在实践之初的内涵中暗含如下预设：第一，少数族群是落后的、有待改变的；第二，其需要改变是由于其是从“原始”或“农业”生产生活方式进入了“工业”、“城市”的生产生活方式，从“非主流文化”融入“主流文化”；第三，对少数族群的社会工作服务主要是在城市中，因为这些人群聚居于城市的“下只角”，其需要改变的原因也是其无法立足与适应城市生活。基于此，“民族社会工作”的内涵即涉及社会工作服务于聚居城市的少数民族。这些少数民族原本并不源自于城市，而是源自于由“乡”（原始或农业社会）向“城”（现代工业社会）的流动，其社会工作服务于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内涵基本等同于其针对移民与原住民开展社会工作的内涵。因此，美国“移民和原住民社会工作”的相关研究具有直接参考价值。

但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60年代前，由于当时美国社会“同化”价值观的主导地位，导致其移民与原住民社会工作实务并不注重民族间的文化差异与歧视压迫，因此，有关城市中移民与原住民的社会工作研究也并未被贴上“少数民族社会工作”的标签而单独被提及，只是在诸多研究中赋予了城市“贫困人口”或“弱势群体”的内涵。

（二）美国少数民族社会工作研究

随着20世纪60年代美国“民权运动”和“反种族主义运动”的高涨，少数民族社会工作才进入社会工作实务与研究领域，并出现了一大批相关著作，如该领域第一部著作是Solomon于1976年出版的《黑人增权：受压迫社区中的社会工作》。总体而言，在相关研究中，偏重临床的民族敏感性社会工作与注重社会行动的反压迫反歧视社会工作是该领域的两大基本取向。

第一，个体主义的民族敏感性社会工作。民族敏感性社会工作的价值基础是“多元文化主义”。其由美国学者Horace Kallen于1915年首次提出。对于如何界定其内涵，不同学者有不同看法。其中Sanders认为，肯定文化多样性的现实，让个人尽量保持传统文化的特色，并使不同的文化传统融入社会，从而反对单一的主导文化[1]。而Cashmore认为其核心观念是：“不同民族或文化在一个多元社会中和谐共存[2]。上述两个定义从多元文化主义的个体与社会属性两个层面予以揭示，体现了其尊重民族文化差异与保持和谐共存的哲学内涵。在多元文化主义的指引下，多元文化主义的社会工作需从文化敏感的视角来开展少数族群服务[3]。民族敏感性社会工作建立在对案主所拥有的多元化民族身份的理解基础上，把对不同民族文化和少数民族群体的理解与社会工作的理论相结合，以案主所属的民族群体身份和社会阶级地位的价值和地位为导向[4]。社会工作者提供服务时，需询问案主愿意选择何种方式进行工作，而不是想当然采用多数民族的惯例，或关于少数民族群体的成见[5]，应将焦点集中于案主对自身文化经验的阐释[6]，需保持文化敏感性，同感案主的文化背景，探索其需求所在。同时，在方法与技巧方面，Harper & Lantz提出八项跨文化治疗要素，并辅以案例分析不同族群的跨文化方法[7]，还有研究者Morales & Sheafor采用生态系统评估模式讨论若干微观和宏观案例[8]。总之，民族敏感社会工作是在多元文化主义价值观的指导下，形成的一整套关注少数族群案主及其所在群体文化差异，并在实务中尊重并利用这种差异的方法与技巧。此种社会工作取向具有明显的改良主义倾向，是在不改变现有社会制度的前提下开展的实务。

第二，结构主义的反压迫反歧视社会工作。反压迫反歧视社会工作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思想基础，倡导对现有不公平社会结构的改造。伴随“反种族主义”运动的高涨而深受少数民族社会工作者的青睐，而与此相关的研究成果也随之涌现。Thompson指出，歧视产生的重要方面是研究历史结合了某些生物类别的低劣假设[9]。显然，上述观点揭示了对少数族群的歧视与压迫來自于萨克逊人固守的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观，并将这种进化观固化在其统治地位的过度政治化和结构化上。Dominelli强调反压迫理论的中心是，分化产生社会认同，而社会认同又产生压迫的方式[10]。由此可见，在美国，反歧视反压迫的社会工作实务致力于打破这种错误社会观所带来的对少数族群在社会结构上的歧视与压迫。而在反歧视反压迫的民族社会工作焦点中，Morley指出，反歧视与反压迫社会工作的核心是围绕着个人及结构层面的运作如何导致权力不平等，以及如何察觉、批判与消灭这些不平等[11]，同时，在实务方法上，Dalrymple & Burke指出：“利用机构资源和专业性帮助，把工作放在感情、观点和行动之间的联结上，以便支持弱势群体。”[12]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除美国外，英国、新西兰、加拿大与欧洲等地倾向于使用反压迫实务取向取代反歧视实务取向。就反歧视反压迫社会工作的发展而言，无论其术语如何变化，但其哲学基础与核心内涵并未发生实质性改变，其价值取向是结构主义的，其实务模式是社会行动取向的。

（三）对美国少数民族社会工作研究的评述

综观美国少数民族社会工作发展的历史脉络，其起源于社会工作诞生之初，但被单独提及并予以深入探讨却发端于20世纪60年代。在此之后，文化多元主义与反歧视反压迫取向成为该领域研究与实务的主要取向，对西方国家影响甚大。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种取向仍未超越原有的实务模式与研究方式，并未真正形成有关少数民族社会工作独特实务模式与研究范式。

与此同时，更为关键的是，由于中国的民族问题与民族政策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呈现巨大差异，在借鉴其民族社会工作的理论与实务时也有诸多方面值得深入反思。一方面，就民族敏感社会工作而言，在西方国家，其主要针对的对象是移民与原住民，其移民与原住民的形成与发展与我国少数民族形成与发展有着质的区别。这种质的区别体现在文化的统一性与延续性程度上。在美国，其移民与原住民文化有其相对的独立性，其与美国主流文化的发展脉络是断裂的，民族敏感的社会工作十分强调保持少数族群文化的独立性，而在我国，各民族的文化是在长期历史发展中与其他民族文化的交融与借鉴中形成的，并共同组成了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文化。因此，我国各民族的文化差异并不是完全独立与断裂的。这一点在我国开展少数民族社会工作，包括社會工作嵌入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研究与实务中需引起注意，其适应性问题，应谨慎对待，在本土实践中需进一步探讨与摸索。另一方面，就反压迫反歧视社会工作而言，西方国家的研究结论也并非可以照搬，因为其社会制度与我国也有质的区别。众所周知，西方国家的民族问题，其民族歧视与压迫问题本质是阶级压迫的表现。而在我国，目前少数民族，包括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面临的问题是由我国改革开放的和经济社会的深入发展而产生，属于社会转型阶段必然出现的问题，并非由压迫与歧视而产生。因此，对待西方国家这种社会运动式的民族社会工作取向更需谨慎对待，更需在本土实践中加以进一步研究与探讨。

二、我国台湾地区相关研究概况及评述

在我国台湾地区，与内地“少数民族”概念最为接近的是“原住民”的概念。而与“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相对应的概念为“都市原住民”。在台湾地区，有研究者认为，原住民社会工作在1996年“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员会”成立之后才开始被考量[13]。而有研究者对原住民社会工作的发展脉络进行了更为细致的划分，将其分为三个阶段：1987年以前，社会工作同化融合期；1987年至2000年的过渡期；2000年至今多元文化社会工作发展期[14]。综合来看，不管是哪种划分方式，都体现了台湾的原住民社会工作是由“同化论”占主导思想的原住民社会工作逐步过渡到以“多元文化主义”为主导的原住民社会工作。其中，标志性的转向事件就是“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员会”的成立。

（一）“同化论”主导下的台湾原住民社会工作研究

在台湾“原民会”成立之前，“福利殖民”成为现代国家同化原住民族的社会规训，不让原住民以自己传统知识解决自己的问题，而被迫进入残补式福利框架，以一种“加码式”的福利津贴来解决原住民问题[15]。随着台湾地区的都市化，原住民移民都市的人数急速增加，原住民对家乡仍怀浓厚乡情，但认同距离却持续扩大，虽置身在都市现实中，却无法真正认同或融入都市社会，另一方面，青壮年人口大量流失，原乡部落解组、老幼失联问题也呈现严重化趋势。1984年“台湾原住民族权利促进会”成立，其激发了原住民觉醒及领导抗争运动，使政府对原住民的社会福利服务跨越以往强调生活改进的阶段。但在这一时期，台湾地区针对原住民社会工作的主要取向，即通过自上而下的社会福利政策对处于城市中的原住民青年和处于农村地区的老人和儿童分别实施“残补”性的救助，事实上并未考虑到以其自身需要的方式为其提供福利救助，在这一阶段针对原住民的研究大多站在施政者的角色地位将其定义为“原住民问题”，对待都市原住民的态度亦是如此。因此，这一时期，台湾地区针对都市原住民的研究带有明显的“同化论”色彩，并未重视与观照“都市原住民”的主体性。

（二）多元文化主义的都市原住民社会工作研究

台湾地区“原民会”的成立，使得台湾原住民的主体地位得以确立，台湾地区开始重视原住民的心声与诉求，并委托学者进行调查。李明政等的原住民儿童福利需求调查发现，都市原住民父母在教养子女方面遭遇的问题最主要的是：儿童的休闲场地不够、托儿所或小学距离太远、不知如何带孩子或引导孩子学习，也显示提供孩子学校学习的协助是必要的。因此，如何从即时性的需求与长期性的的需求全面观照都市原住民的生活是服务所不可忽略的[16]。同时，李明政归纳综合台湾地区各级政府针对原住民提供社会福利工作指出，都市原住民生活辅导是为协助都市原住民适应都市生活，政府在各都市地带所成立的“原住民生活辅导中心”，运用具有原住民身份的大专社工相关科系毕业生担任生活辅导员，对都市原住民提供法律及各种福利服务[17]。在多元文化主义视角的指导下，针对原住民的社会原则及方法被台湾学界加以归纳。庄静雯访谈三位原住民籍社会工作者，归纳出其对原住民社会工作的内容，认为协助原住民案主了解社会生产的规则及协助都市原住民生活适应，了解大多数人的生产规则的前提下，让原住民选择如何适应这些生产的规则或都市的生活[18]。学者王增勇提出了原住民社会工作的原则，包括肯定世界观的独特性、发展反殖民主义的意识、运用传统文化来保存认同与集体意识、充权等[19]。

（三）反压迫反歧视都市原住民社會工作研究的发展

检视近年来台湾地区相关研究发现，已有诸多研究者开始从反压迫反歧视的社会结构层面开始反思台湾原住民的社会福利政策。如童伊迪、黄源協认为，目前原住民社会政策最令人诟病之处在于欠缺长远规划，短线操作的结构导致服务提供的成效有限[20]。除了上述政策方面的缺陷外，台湾主流社会对原住民的歧视也值得反思。吴桂芳认为，长久以来，社会大众对原住民族的刻板化印象是贫穷、依赖外界资源与身处社会边缘等（近来政府直接将原住民归类于弱势家庭，属重点协助对象）。政府重视原住民的生存需求与自主发展，政府的预算在增加，然而，原住民的问题却没有减少，只见需求面与供给面的鸿沟越来越大[21]。

综而述之，台湾地区原住民社会工作的发展基本类似于欧美国家的发展历程，即从“同化论”取向逐渐转向“多元文化主义”与“反压迫反歧视”取向。因此，从研究内容上看，其都市原住民社会工作研究也是伴随着这一发展脉络而不断向前推进的。而值得注意的是，不管是政策咨询类研究还是学术类研究，其在研究方法上始终坚持经验取向，扎根“田野”，且研究结论也始终专注于对相关实践的改进，这些均对内地研究者具有较强的启示意义。同时，也要看到，由于台湾地区的原住民政策与內地的民族政策差异显著，对其相关研究成果的迁移与借鉴需谨慎对待。

三、中国大陆相关研究概况及评述

在我国内地，由于社会工作的发展格局是“嵌入性”的[22]，因此，若要对相关研究文献进行梳理与检视，在逻辑上，首先需考察“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研究现状，因为这种传统的针对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服务管理被认为是专业社会工作引进之前的中国“本土社会工作”，亦称为“行政性社会工作”的形态[23]。可以说，对其研究现状的考察，为社会工作嵌入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研究提供了逻辑基础与创新依据。

（一）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研究现状

国内研究者对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问题的关注是伴随着我国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数量的不断增多和其在城市中各种问题的凸显而聚焦于此。郑杭生等认为应从社会转型和人口流动的宏观视野推进流动人口管理的科学化[24]。自上而下的控制型管理方式已很难适应对动态社会有效管理的需要[25]。只有通过系统化的“顶层设计”，创新流動人口服务管理，才能使流动人口更好地融入城市[26]。在社会排斥和社会内卷双重动力的推进下，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空间障碍和心理障碍，阻碍了其城市融入[27]，使其关系融入与制度融入难等问题凸显[28]，因此，针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问题，近几年学界给予了更多的关注。

检视近年来中国大陆“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研究发现，该领域研究成果众多，内容丰富。研究者们均结合对当地（如广佛肇、长株潭、武汉等）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现状，指出目前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存在理念滞后、主体协调与联动机制不健全、方式单一、公共服务匮乏、法律法规不健全等问题，并从加强宣传教育、完善法律法规、健全相关机制、立足社区、加强流入地流出地协作、多服务主体参与等方面提出了加强对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相关对策与建议。

不难发现，国内研究者已对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问题探讨颇多，但综观服务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其内容的要义即是对传统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体制机制的弊端予以揭示，并认为，若继续对其路径依赖，将无法适应新时期新形势下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服务管理，需予以革新。

（二）社会工作嵌入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研究现状

公共管理归根结底是服务，社会管理的本质就是公共服务[29]。当前，这种新公共服务观（New Public Service）成为了我国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创新的重要理论支撑，也必然成为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体制机制创新的重要途径。社会工作参与社会治理的模式是服务型治理，即通过有效地提供社会服务而参与社会治理[30]。由于国内社会工作嵌入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实践正处于摸索与试点阶段，且社会工作教育先于社会工作实践，因此，与之相关研究成果数量甚少，对该领域研究相关议题的探讨并未单独呈现，大多研究结论只能从国内学者对民族社会工作的意涵、领域和发展路径等的相关研究予以探寻。在意涵上，民族社会工作是社会工作与民族工作的交叉[31]，是运用社会工作专业的价值观、理论方法，依据国家社会福利政策和民族政策，对面临困境的各民族群体和个人实施救助服务的活动[32]；在实践领域上，研究者们从经济发展与文化持守、个人与群体将民族社会工作的任务结构一分为四，即个人和家庭微观层面的经济发展、文化持守以及族群和社区宏观的经济发展、文化持守[33]，还从“边界跨越”与“文化敏感”两方面来界定民族社会工作的内容[34]；在发展路径上，其为嵌入性发展，包括结构性嵌入与关系性嵌入[35]。

检视上述文献我们不难发现，目前研究者们已在概念和类型等宏观层面确立了民族社会工作，包括社会工作嵌入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内涵与边界，使其作为社会工作的分支学科或分支领域得以存在。因此，上述研究成果大大推动了我国内地该领域研究的发展。但在肯定上述研究成果的同时，另一方面的问题也值得深思，即这种研究倾向虽然能够迅速在学理上建立起民族社会工作，包括社会工作嵌入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应然价值所在，但并未涉及其实然价值所在，即并未涉及民族社会工作，包括社会工作嵌入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实践基础与实践价值所在。就像莫顿指出帕森斯对科学的误解——思想体系在进行大量的基础观察之前就能有效地确立起来那样。

目前，内地该领域的研究在方法论上并非以经验取向为基础。从长远来看，这种方法论的非经验取向也许并不利于内地有关社会工作嵌入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研究向纵深发展，影响该领域研究的学理价值与实践价值。

首先，从学理价值看，这种研究取向会造成研究结论的趋同性。所谓研究结论的趋同性，并非意指研究者所得结论的趋同性，而是指在探讨社会工作嵌入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相关议题时，如基本意涵、价值理念、服务内容、工作方法以及发展路径等，其研究结论与其他领域社会工作对上述议题的研究结论鲜有趋异之处。这样的研究结论对社会工作嵌入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研究，乃至民族社会工作专业和学科学理价值的挖掘及持存是无益的。

其次，从实践价值上而言，上述研究取向会造成相关研究结论的悬浮，即有关民族社会工作，包括社会工作嵌入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相关研究成果的实践指导和政策咨询意义式微，无法真正在实践中发挥其应有价值。回归本源来看，不论是民族学，还是社会工作专业，无论是在历史渊源上，还是在当前实践中，其都以经验研究，特别是以实地调查作为其方法论的基础，因此，研究结论的形成，理论模式的构建都应扎根于对实践的观察、理解与概括中。检视国外及我国台湾地区民族社会工作的发展，无论是欧美基于多元文化主义和反压迫主义的种族、族群社会工作研究，还是台湾地区的原住民社会工作研究，其均植根于本土实践中。反观国内，研究者们的方法论更多的是非经验取向的，这样的研究取向所得结论在实践中容易造成“专业悬浮”，从而落入无用武之地。

四、研究展望

基于对国外（美国）、台湾地区和中国内地相关研究的综合考察，目前社会工作嵌入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相关研究在国内外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且呈现出不同的研究特点。在国外，以美国为典型，其研究呈现个体主义和结构主义的两种鲜明视角，研究方法以实证取向为主导，研究成果大多基于社会工作者对自身行动实践的概括与总结，但并未形成该领域统一的概念框架与实务模型，更多的是在现有的社会工作理論分析框架中（如增权、优势、生态系统论视角等）对该领域相关问题予以分析。在台湾地区，其该领域的实践起步略晚，研究大多基于现有行动实践，但大多以实务经验反思为主也尚未形成其独特的理论框架与实务模式。而就中国内地而言，该领域的研究处于初步阶段，最早的相关文献出现在2006年，2012年后呈迅速增长之势，但由于其主要推动力量为民族类或民族地区高校的社会工作专业教育主体，因此，研究成果大多以学理性探讨为主，聚焦国内已有实践的研究成果甚少。

综合国内外既有研究所呈现的特点和内地社会工作本土实践的发展趋势，在后续社会工作嵌入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研究中，可在如下方面予以深化。

第一，在研究内容上，聚焦于国内已有社会工作嵌入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实践，挖掘该领域的社会工作服务与其他领域社会工作服务中所凸显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是社会工作嵌入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后，在解决这一群体实际问题过程中在价值理念、理论视角、工作方法与技巧、存在的优势、问题和服务效果等多方面显现出独特性。

第二，在研究的方法論上，重新回归经验取向。概念与模式的构建应在经验研究的基础之上。因此，在社会工作嵌入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研究中，回归经验研究的方法论取向尤为重要。而在社会工作嵌入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实践的探索和试点阶段，选择经验研究，特别是追求高效度和深度的实地调查法更有利于对研究问题的真实呈现。

第三，在研究视角上，借鉴相关学科的中层分析框架。综合国内外研究，该领域在宏观理论视角与微观经验研究上均有所建树，但有所遗憾的是未形成自身独特的中观层面分析框架。同时，更为主要的是，该研究议题本身就具有学科交叉性，包含了民族学、社会工作、社会学和公共管理学等多学科的研究议题。因此，以上学科的多种中层分析框架均可纳入到该领域的研究中，进而从多学科的视角推动该领域研究的丰富和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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