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论文

2022-04-17

摘要: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是我国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领域的一项重要学科。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领域比较广泛,不仅围绕着基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还涉及到其他的学术边界和学科关系。深化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是21世纪以来一项值得重视的学术研究,为了更好地深化研究,本文针对马克思主义研究进行了相关的探析。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研究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马克思主义研究论文 篇1: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科建设问题研究

马克思主义人类肥大的思想劳动成果,它虽然在前期表达了最资本主义的论述,但是他最成功的地方在于将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科学联系起来。马克思主义的内容涵盖非常丰富,包括了现阶段的各项学科,例如思想、政治、经济、科学以及军事等。马克思主义主要由三部分组成,每一部分都是人类现阶段非常关注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研究思想的基础,也为其他方面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则是社会的体现与反应,政治经济是人类发展与生存的方向与目标。马克思主义科学则是人类发展的必然阶段,只有科学进步了,人类才能进步。所以,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是人类历史上的丰碑。在我国,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仅仅是根据社会主义进行的,要想全面的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探索就必须对国外马克思主义就行探索研究。

一、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科内涵

(一)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方向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在中国现有国情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是依据马克思主义为根本依靠中国的国情与当代人的思想潮相结合的思想体系。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思想体系。而国外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大多是朝着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研究方向去的,同时还有对马克思主义名著以及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研究。所以,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方向是比较广泛的。

(二)学科内涵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科内涵也是符合马克思的基本原理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限制与论述。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思想对于社会主义就是解放全人类,它的核心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这门学科主要是针对我国现在缺乏的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范围的研究我们都知道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与社会的结合,既有辩证关系又有统一关系,我们对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主要是为了弥补自身的不足,找到与我国发展不相适应和相适应的部分。将相适应的部分作为我们后期的发展与研究目标,不相适应的部分作为我们需要戒备的部分。这样才能真正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才能真正将马克思主义运用到我们国家中,建设符合中国国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而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最基本、最核心的内容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科内涵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集中概括。

二、关于学科建设问题的研究

(一)教材和课程方面存在难点

马克思主义是从产生到发展,表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统一是将社会与科学的统一,这是它的强大的生命力的源泉。因此,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必须是在时间的基础上进行的,这就给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科建设的教材编撰上提出了很大的挑战。如果没有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深入的研究,或者研究中研究者的思想存在某些方面的偏差就会体现在教材上,给学习者一个错误的引导,会给马克思主义研究带来巨大的灾难性后果。同时,国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方向是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研究、国外学者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研究,这是一项复杂的研究内容,对于研究者来说更是一项抽象的、深刻的研究。所以,针对研究方向来设置学科课程是相当困难的。没有一个确定的研究体系和研究课程将会使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科建设停留在原地不能取得进步。

(二)关于人才培养方面的问题研究

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生源主要是本专业的本科生,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为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提供了有研究基础的学生,但学生的来源的渠道却是很狭窄的。为了能更进一步的对国外马克思主义进行研究必须吸纳更多的会小语种的学生来增强学生对国外参考文献的阅读和研究。同时马克思主义所包含的学科内容是广泛的,所以,现代外国哲学、外国经济贸易学以及主修政治学的学生都是马克思主义研究所需要的人才。同时,人才的培养模式也是现阶段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科建设面临的问题之一。针对刚起步的这一学科,我们可以采用两种模式:其一,有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的学生应该进行全面培养并与其他学生分开教学,因为他们在马克思主义研究方面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可以更加容易的进行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深入研究;其二,其他类型的学生混合进行培养研究,这些学生具有马克思主义专业的学生所不具有的优势,就是对外国语言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贸易学的基础,他们可以针对本专业的基础进行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这样的人才培养模式还可以设置一个交流环节,对国外马克思主义代表著作以及国外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进行探讨、研究。

(三)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学科建设在师资队伍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研究

首先,我国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面还处在初级研究阶段,师资力量奇缺。虽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能找到一些人才,但是在外国哲学以及经济学方面确实人才稀少,这就使得很多院校的马克思主义学院不具备开设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学科这一能力。其次在现有的教师队伍中,很多教师在这以专业方面是不合格的,他们在外国哲学和经济学方面是欠缺的,他们的知识积累和学术背景是不完整的,整体的教学、研究水平是不高的。而且,我国的现有的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教师的外语水平有限,他们在阅读国外马克思主义代表著作的时候是有困难的,在与国外的交流方面也存在很大的问题,这就给我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进展带来了难以解决的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应该尽可能的将分散在各个学科领域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人才整合到一起,交流、培训,使他们能够具有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的能力。而且要尽可能的拓宽招生渠道,使某些适合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的专业的学生有机会参与进来,这样才能增强我们的师资队伍的建设。

(四)对外交流

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必须加强对外交流。因为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不同,我们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研究方向的。所以,只有加强与国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学者的交流,才能真正的学习到马克思主义的本质。

总结

马克思主义在科学性和社会性方面主要体现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政治立场、理论品质和社会理想上。国外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的方向要比我国的研究方向更加的宽广,所以解决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学科的建设问题是非常必要的。

作者:燕丽

马克思主义研究论文 篇2:

深化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探析

摘  要: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是我国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领域的一项重要学科。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领域比较广泛,不仅围绕着基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还涉及到其他的学术边界和学科关系。深化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是21世纪以来一项值得重视的学术研究,为了更好地深化研究,本文针对马克思主义研究进行了相关的探析。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内涵;深化研究;理论探析

前 言: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经过一系列的发展、演变逐渐发展成为一项独立的学科,我国对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有一定的历史。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是由马克思主义理论演变而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所属的二级学科,它对于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深入探析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进一步明确发展状况及存在的问题,从而为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学科的建设提供一个总体的思考和规范性的建议,也是顺应时代发展思潮的要求。

一、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基本内涵

(一)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历史发展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学科的建立是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基础之上的,最初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主要以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为主,属于哲学一级学科的组成部分之一,我国对于马克思主义研究也是由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起步的,然后经过时代的发展,于05年重新设立了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这个二级学科,并独立出来形成一个比较明确的研究领域。马克思主义的开创集合了许多优秀的代表人物,例如:西方马克思主义是指由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和布洛赫等人开创;德国以霍克海默、阿多诺等人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法国的以萨特、列菲伏尔为代表的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以阿尔都塞、普兰查斯为代表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等。不同流派所研究的马克思主义都是不同的,针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分类也是有区别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设立为我国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更为广阔的领域和发展空间。

(二)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内容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学科的主要内容内容主要包括两个大的方面:即国外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细分可以具体到马克思主义者和研究者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细化研究,其中包括:理论知识,历史发展及代表著作等等。同时还得结合时代发展的要求,将马克思主义研究与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发展结合起来。目前我国的一些学者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逐渐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还建立了专业的研究机构,这样不仅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发展,还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与当代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发展接轨。

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不能仅从单一的方面探析,应当结合其他不同方面进行系统化的对比研究,因此,在深化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时要从多方面出发。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内涵体现在许多方面,要从多角度研究。将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与国外马克思主义关系进行系统的分析,明确与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关系、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等等。

二、深入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点和方向探析

(一)深入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点分析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其研究领域和方向并不是单一的,它涉及到许多的方面。深入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需要着重分析相关的重点理论问题和其他方面。同时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也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例如研究的环境,其中包括国内环境和国外环境、国内研究的基本情况、学科的设立宗旨和要求等。如何指导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就需要结合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从实际出发。

此外,针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对象和研究内容、主题等方面需要进行综合的考虑,把握重点研究对象和研究方面。理论研究需要深入,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以发展历史为鉴,结合现如今其他国家马克思主义研究发展的趋势进行深入的研究。我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成员大多是具备高学识的研究生、硕士生等他们是该研究领域和研究学科的重要力量。不同的成员所研究的内容和难度、深度是不同的,研究的越深入,其综合性和包容性就越高。因此在深入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过程中需要明确其研究重点,针对重点问题进行不断的拓深和挖掘,只有这样才能取得更好地研究成果,为国家所用。

目前针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分析和实践主要体现在教材和课程安排上,无论是初高中,甚至是大学都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除了公共课和理论学习知识外还应当激励学生更多的了解国外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程和著作研究。关于教材,也是研究的重点内容,目前我国关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教材没有形成统一的教材,这就需要研究者们将其教材的编著放在重要的位置。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需要靠时间和经验累积,不是短期内就可以完成的任务,因此需要研究者们共同努力。

(二)深入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方向探析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方向要结合当代的时代特征,在21世纪,时代赋予马克思主义新的内容,这就要求深入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过程中要结合当代马克思主义的特征和内容。同时也要综合之前对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成果,研究马克思主义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和系统工程,需要在不断的摸索和探索中才能总结出结论和经验。在深入研究的过程中明确研究对象,研究范围,研究重点等,以确保研究的顺利进行。

在研究方向上不能仅限于其他个别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发展,还应当从宏观的角度去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在学科研究上也要学会积极反思,在不断研究中得到具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明确研究方向从而促进国外马克思研究的发展。

总 结:通过一系列的探讨和分析,针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进行了简要的概述和总结,无论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还是学科的建设,其发展和研究都还有提升和发展的空间,针对研究过程中的问题则需要积极解决。深化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不仅是学术界的发展和进步,也是体现我国综合国力的一项标准,明确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点和方向,规范研究,从而适应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发展的需要。

参考文献:

[1] 段忠桥.转向英美  超越哲学  回归“正统”——推进当前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三点意见[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7(5).

[2] 张雷声.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体系及建设专题研究[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7(3).

[3] 秦宣.从整体上推进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学科建设[J].理论视野,2010(3).

作者:燕丽

马克思主义研究论文 篇3:

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论争的横向考察

摘 要:理解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争论焦点,是进一步推进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必要前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论争的主要焦点集中在“概念之争”、“性质之争”、“关系之争”、“标准之争”和“终结之争”五个方面。其中“概念之争”表现为左翼激进主义思潮说与含糊可疑概念说之争、否定派与肯定派之争;“性质之争”表现为反马克思主义说、非马克思主义说、马克思主义说与具体分析评价说四者之争;“关系之争”表现为与列宁主义关系之争和与现代西方哲学关系之争;“标准之争”表现为基本原理说、原本意义说和具体条件说三者之争;“终结之争”表现为肯定论和否定论之争。

关键词: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争论;横向考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如果将徐崇温发表于1978年的《关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流派和观点综述》[1]一文,看作中国学术界评述和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开端,那么我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已经整整走过了36年的历程,这其中的甘苦与悲喜只有那些“把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融入自己生命活动的中国学者”[2]体味最深,这些“甘苦与悲喜”集中体现在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理论争鸣上。基于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成果的回溯与梳理,我国学术界在该领域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①但大多数的研究都是从纵向角度、以“时间”为坐标展开的历史性考察,真正从横向角度展开的研究很少。本文以“争议论题”为线索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理论争鸣进行横向考察,以期丰富我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归结起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论争的主要焦点集中在“概念之争”、“性质之争”、“关系之争”、“标准之争”和“终结之争”等五个方面。

一、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之争

在中国语境下如何界定“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我国学术界的争论由来已久。概括起来,主要表现为“左翼激进主义思潮说”和“含糊可疑概念说”之争、“否定派”和“肯定派”之争两个方面。

(一)“左翼激进主义思潮说”与“含糊可疑概念说”之争

“左翼激进主义思潮说”是徐崇温一贯坚持的观点,影响广泛而深远。他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一个地理学概念,而是一个社会思想史概念,一个意识形态概念,所以“形成于20世纪20年代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是当代西方社会的一种左翼激进主义思潮”。[3]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一书中,徐崇温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进行了描述,他指出:“所谓‘西方马克思主义’是指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在十月革命胜利而西方革命相继失败的背景下,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产生出来的一种学说。西方马克思主义既反对第二国际的新康德主义,又反对共产国际的‘机械唯物主义’,在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分析和对社会主义的展望,在革命的战略和策略等问题上,提出了不同于列宁主义的见解。在哲学上,则提出了不同于恩格斯和列宁等马克思主义者所阐述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见解,要求重新发现马克思的原来设定,主要表现为‘左’的思潮的意识形态。”[4]

针对徐崇温的观点,以杜章智、张本和张翼星等人为主要代表的“含糊可疑概念说”则提出了不同看法。在杜章智看来,由于徐崇温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是从安德森手里借鉴改造而来的,所以,它与安德森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一样,存在着如下几个含糊可疑之处:第一,该概念带有严重的托洛茨基主义倾向;第二,徐崇温所概括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名单是按照他的特殊考虑确定的,极不完备,遗漏太多;第三,他开列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共同特征,并不能把它与别的马克思主义区别开来;第四,抹杀了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理论界限和阶级界限。而且“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国外也并不是一个被人们普遍接受的、有确定涵义的概念,所以他主张废弃“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代之以“国外当代马克思主义”概念。[5] 李忠尚[6]和衣俊卿[7]也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无法概括当代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现状,他们主张用“新马克思主义”来替代。

与杜章智的观点相似,张翼星也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比较含混的概念,在国外并没有被普遍接受,而且历来受到非议。[8]张本认为“徐崇温同志不是从客观实际出发,而是从构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体系出发,因而不是批判地吸收他们的研究成果,而是糅合了安德森的体系和柯尔施的路线观念,创造出自称是贯穿着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徐崇温体系” 。[9]而且无论从横向或纵向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的思想除了分歧点比共同点大以外,有的还是互相对立的,所以“西方马克思主义”不是一个统一的思想体系。[10]张一兵和胡大平也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个术语只是一个总体称谓,由它概括出来的思潮并非一个具有完整思想体系的统一学说或流派,而仅仅是一场既具有某种共同理论基调,又色彩斑斓、内容庞杂的理论思想运动”。[11]此外,段忠桥和游兆和发现“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存在着诸多逻辑矛盾。段忠桥认为,徐崇温把“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内涵定义为一种同列宁主义相对立的思潮,但他列出的那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或流派却大多不具有同列宁主义相对立的本质属性,概念在内涵和外延方面逻辑矛盾明显。[12]除此之外,它还涵盖了那些20世纪70年代以后出现于西方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或流派,这也导致了一系列无法解决的逻辑矛盾。[13]游兆和也指出了该概念的三点逻辑矛盾:一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具有重叠性;二是它未体现和“俄国马克思主义”等一类概念的实质关系;三是缺乏逻辑与历史的统一性。[14]

对于杜章智等人的概念批评,徐崇温也给予了回应。一方面,他否定了杜章智对安德森概念的托洛茨基主义的判定并逐条批驳了杜章智的论据,而且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在西方理论界的普遍存在性做了辩护;另一方面,他重申了自己的概念同安德森概念之间的三点区别。[15]衣俊卿也并不认同“含糊可疑概念说”的观点,他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存在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尽管存在各种差异和分歧,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众多代表人物具有共同的理论和思想来源,即马克思的思想”。[16]

(二)“否定派”与“肯定派”之争

王雨辰认为,“左翼激进主义思潮说”实际上是“通过融合梅洛·庞蒂和佩里·安德森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体系形成的,其特点是把西方马克思主义同列宁主义对立起来加以考察,在否定意义上看待西方马克思主义”。[17]段忠桥也认为,“在徐崇温同志那里,‘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指称的只是20世纪20年代以后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一股非马克思主义思潮”。[18]与此相反,他们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则持肯定的观点。王雨辰认为徐崇温不是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实际去总结、概括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而是直接借用不符合“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实际的西方资产阶级学者的观点,来建构带贬义的、和列宁主义相对立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和理论体系。[19]而在他看来则恰恰相反,“西方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既反映了西方共产党、工人党及其党内理论家逐渐摆脱教条主义的束缚,根据西方的具体历史条件,结合西方文化传统,探索适合西方社会主义道路的历程;也反映了西方进步学者明确地反对资本主义的消极方面,力图用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理、概念、方法来分析这些问题,寻求西方人自由、解放之道”。[17]

二、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性质之争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最为关键的当属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性质界定问题,这一问题,关系到我国学界开展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动力、方向和方法。但直至今日依然争议较大,并没有完全统一起来。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种观点。

(一)“反马克思主义说”与“非马克思主义说”之争

把“西方马克思主义”视为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反马克思主义说”,主要来自于苏联和东欧国家,在国内学界,这种观点也只是流行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初期阶段,而现在还依然支持此种观点的人已经为数极少。持有此观点的研究者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目的在于不断地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篡改,使之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相脱离,并纳入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轨道;[20]“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股资产阶级思潮,“它的一些理论观点和方法成为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人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的理论和方法依据” 。[21]还有人明确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不论今天它们采取何种形式,都改变不了其试图从内部变相消解或者彻底颠覆马克思主义的理性本质。它们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同道者、继承者、捍卫者,而是……背叛者、颠覆者、解构者”。[22]

徐崇温在明确批判“反马克思主义说”的基础上提出了他的“非马克思主义说”。在他看来,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既不能全盘肯定,也不能全盘否定,它反映的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激进世界观,是当代西方社会的一种左翼的激进主义思潮,因此应将其认定为“非马克思主义”。这种判定的理由在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批评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的内外政策;在政治方面,在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分析和对社会主义的展望上,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战略和策略上,它提出了不同于列宁主义的见解;在哲学方面,它提出了不同于苏联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主张‘重新发现’马克思原来的设计”。[3](5)《马克思主义研究》2002年第3期曾经发表过一篇署名“马理文”的文章,该文也明确支持“非马克思主义说”,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原则相违背,同列宁主义相对立,用唯心主义和西方社会学说的某些精神改造和扭曲马克思主义的左翼的激进主义思潮,并“形象地说,‘西方马克思主义’只是一颗寄生于马克思主义身上的、异味的理论果实”。[23]

(二)“非马克思主义说”与“马克思主义说”之争

虽然“非马克思主义说”流传甚广,影响巨大,但学界对它的批判也异常激烈,从而形成了另一种具有重要影响的理论观点——“马克思主义说”。在“马克思主义说”内部也分为两派,即温和派和激进派。二者都坚决反对“非马克思主义说”,而主张西方马克思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但二者又有些许不同。前者承认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存在许多缺陷,但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重要发展;后者则更多地强调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的重要意义,而较少关注它的理论偏颇和现实错误。

具体说来,以早期温和派代表人物余文烈为例,他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确实有局限也有缺陷,甚至还有许多歪曲马克思主义之处,但它体现了特定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抉择,应该从整体上把它看作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流派。[24]现在温和派的典型代表当推衣俊卿和刘同舫等人。衣俊卿认为,无论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哪些方面和何种程度上超出和偏离了马克思的学说,我们都有充分理由认为,文化批判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定位,是马克思学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某种发扬。[16](43)刘同舫也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和政治倾向除个别之外都可以纳入到马克思主义的范畴,都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因而从“总体上”说是马克思主义而不是非马克思主义。[25]

陈学明、王雨辰和李惠斌等人是“马克思主义说”激进派的主要代表。陈学明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放弃,而是通过反思马克思的思想来揭示和张扬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意义,[26]因此应该将西方马克思主义看作是当今世界形形色色的马克思主义思潮和流派中的一种,代表了在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新的马克思主义的解释路向。[27]王雨辰的激进观点更加明显,他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西方社会历史条件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他们所开辟的哲学道路代表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改革和发展的方向” 。[28]李惠斌更是直截了当地将西方马克思主义称为“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重要版本”或“新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29]

(三)“具体分析评价说”对“非马克思主义说”和“马克思主义说”的折中

在“具体分析评价说”看来,西方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思想体系,而是一个多线索多形态的、内容庞杂的、色彩斑斓的,具有“家族相似性”的理论“织体”。因此,针对具体的理论要作具体的分析,不能盲目地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作出整体性评价。持这种观点的人主要有刘放桐、张翼星和曹玉文等人。

刘放桐主张,一方面,不能简单地把西方马克思主义与经典马克思主义对立起来,将其归结为反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思潮,因为它的理论阐述存在着许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合理因素;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二者的原则区别,因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几乎都受到同时代的西方非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潮的强烈影响,这就必然在很大程度上背离马克思主义,混淆二者的原则界限,所以必须对他们进行具体分析。[30]在张翼星看来,“西方马克思主义”包含着庞杂的内容和众多的派别,在众多派别中,有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基本差别,在理论内容上,有可贵的探索也有原则性的错误,在发展的前期与后期也有很大的转折,因此,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不能先入为主或一概而论地笼统定性,应当就不同派别、不同代表人物和不同历史时期的观点,分别进行实事求是的具体分析,并且要通过长期的实践来进行认真的鉴别。[31]曹玉文也认为,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定性不能采取非此即彼的方法,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是由若干不同的派别组成的,不仅各个派别之间的观点不同,就是同一派别的不同人物之间的观点也是有很大差别的,他主张把“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看作是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混合物,而且这个混合物的比例是变化的,这种变化的趋势是马克思主义因素在减少,非马克思主义因素在增大。[32]

三、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和现代西方哲学的关系之争

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和现代西方哲学的关系之争,其实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性质之争的具体化。

(一)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的关系之争

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二者的关系问题是“非马克思主义说”与“马克思主义说”之争的关键结点,弄清楚了这个问题也就明确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性质。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即“对立论”和“补充论”,前者以徐崇温为代表,后者以张翼星和王雨辰等人为代表。如前所述,“对立论”主张来自于徐崇温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一书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概念界定,他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反对列宁主义,而反对列宁主义就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因而西方马克思主义不能被视为马克思主义,而只能是一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对于这个观点,张翼星和王雨辰等人是坚决反对的。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张翼星就已经提出了“补充论”,他主张把列宁主义视为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主流和基干,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派别看作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的某些支流和侧面,作为支流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作为主流的列宁主义的重要补充。[30]王雨辰延续了张翼星的“补充论”观点,认为列宁哲学强调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认识论、历史观三者一致,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则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体性、历史性、实践性原则,它们都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源头,在不同历史文化条件和政治实践下的不同表现,其中列宁哲学是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主流,西方马克思主义则是其必要补充。[17]为了论证这个观点,王雨辰以科尔施对列宁哲学的批评为例,认为科尔施的批评的主要着眼点在于怎样探索马克思主义的真谛,怎样探索西方革命道路,他并不是要篡改或颠覆列宁主义。[33]何萍也不赞成“对立论”。她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只是反对斯大林主义,并不反对列宁主义,他们把列宁主义作为自己的思想资源,在强调马克思的革命辩证法上,他们和列宁的思想是一致的。[34]李佃来也赞同西方马克思主义深受列宁革命辩证法影响的观点,因为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之所以能够策动了在很大程度上与欧洲的历史情境正相适应的主体性革命,其原因就在于列宁的革命辩证法对他们的潜在熏陶与影响。[35]对于来自“补充论”的批评,徐崇温也提出了反批评,并详细论证了科尔施与列宁哲学的五点鲜明对立。[36]

(二)西方马克思主义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关系之争

西方马克思主义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关系之争主要存在“结合论”和“吸收论”两种不同观点。主张“结合论”的徐崇温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用形形色色的西方唯心主义流派的基本精神去解释、发挥、补充、“结合”马克思主义,把不同哲学世界观的折中混合奉为自己的指导思想,由此形成“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各个流派,进而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相对峙乃至抗衡。[3]序言(1)可以看出,“结合论”是在否定的意义上看待二者的关系,而坚持“吸收论”的学者则恰恰相反。在刘放桐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在某些方面被教条化和僵化,其部分原因在于把其中可能与马克思的哲学相通的东西当作唯心主义简单地加以否定,以致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倒退到了近代哲学的层次,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却能将他们各自认可的西方哲学流派中某些体现现代哲学发展趋势的成分“吸收”过来,从而用现代西方哲学的有益成果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37]王雨辰也认为不能简单化地以唯物、唯心来负面地看待西方马克思主义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关系,应该从“吸收”西方传统文化的角度来理解二者的关系。[17]

四、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评价标准之争

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评价标准的界定不仅关系到判定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性质的问题,而且决定着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的选择问题,这方面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占主导地位的观点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基本原理说”,二是“原本意义说”,三是“具体条件说”。

“基本原理说”是徐崇温提出的评价标准。他认为判断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各种思潮在性质上是否属于马克思主义,其依据的评价标准是看这种思潮是否根据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具体来说包括两个方面:第一,它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作为观察形势和解决问题的指导线索;[38]第二,它要不断结合变化着的实际,探索解决新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基本问题的答案。[38](104)段忠桥是“原本意义说”的首倡者,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包括原本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和引申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前者指的是马克思本人(包括恩格斯)的理论,后者指的是马克思、恩格斯逝世以后,人们从原本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出发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国家提出的新理论。而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这个命题中的“马克思主义”一词应该指的是后者,即“引申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在段忠桥看来,引申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具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它们都同原本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有某种继承关系;二是它们都提出了与原本意义的马克思主义不同的新理论。[39]也就是说,西方马克思主义只要符合了这两个基本特征,我们就可以得出西方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结论。“具体条件说”是王雨辰一直秉持的评价标准。在他看来,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界在评价西方马克思主义时,常常撇开西方具体的历史条件和文化传统,撇开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实践,把他们的具体理论观点同我们的教科书原理作简单化的对比,生吞活剥地对待西方马克思主义,从而不能同他们展开真正的理论对话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所以他主张联系西方具体的历史条件和他们的政治实践,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予以科学的分析。[19]

五、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终结之争

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逐渐显现多元化的今天,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否已经“终结”就成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议题。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形成了以张一兵为代表的“终结论”和以汪行福为代表的“未终结论”两种观点。

坚持“西方马克思主义终结论”的张一兵认为,“作为一种理论思潮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之历史存在的必然性已于20世纪60年代末宣告终结”,[40]这个判定的理由源自“理论逻辑”和“历史实践”两个方面。就前者来说,这种终结以阿多诺对总体性和同一性的批判为质性标志。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和《否定的辩证法》等论著对总体性和同一性的批判,否定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最重要的生产力基础和人的解放逻辑,“对全部工业文明的内在拒绝”[40](Ⅳ)表明阿多诺们已经开启了一种朝向“后马克思思潮”的新的逻辑意向。就后者来说,20世纪60年代末西方青年学生造反运动和“蔷薇革命”的失败标示着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历史实践层面的终结。以此判断为基础,张一兵认为国外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最新形态可以通过三种“后”理论加以概括和表征,即“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思潮与晚期马克思主义”。[40]衣俊卿在一定意义上也赞同“终结论”:“到了20世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 20世纪新马克思主义作为总体性运动的历史已告结束。”[7](16)

对于“终结论”观点,以汪行福为代表的“未终结论”对此提出了四点质疑:第一,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并不能标志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终结。其原因在于《否定辩证法》并不代表对同一性和总体性本身的反对,相反却是启蒙的继续和彻底化,而且《否定辩证法》之后西方马克思主义仍是当代西方学术界一支重要的力量。第二,“后现代马克思主义”依然是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反映的是理论主体的意识自觉,是今天西方马克思主义多元化的重要分支,不能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多元化简单地视为它的解体。第三,并非所有的“后马克思主义”都是非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后马克思主义”,以拉克劳和墨菲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就属于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第四,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没有统一的本质和共同特征,只具有一些“家族相似”的特征,这些特征的依然存在也表明作为一种思潮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并未终结。[41]对于“未终结论”的质疑,张一兵也给予了回应:一是在区分“西方马克思学”、“新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进行了概念厘定;二是厘清“终结”的含义,指出“终结”的本质内涵并不是“未终结论”所理解的经验层次的观察,而是“理论逻辑的扭转”;三是回答了排除“后马克思主义”的根据,其原因在于无论在时段性还是质性的指认上,其能指都是完全漂浮的。[42]

注释:

①详细内容请参阅:[1]张翼星.20年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J].哲学动态,1999,(8).[2]梁树发,黄刚.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学者关于马克思主义认识的发展——从“西方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关系的认识谈起[J].学术研究,2009,(4).[3]孙乐强.30年来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历史回顾[J].理论视野,2012,(1).

参考文献:

[1]徐崇温. 关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流派和观点综述[J]. 国外社会科学,1978,(5).

[2]陈学明. 论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意义[J].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5,(2).

[3]徐崇温. 怎样认识“西方马克思主义”[M]. 重庆:重庆出版社,2012.序言.3.

[4]徐崇温.西方马克思主义[M].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22-23.

[5]杜章智. “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含糊的、可疑的概念[J]. 马克思主义研究,1988,(1).

[6]李忠尚.“新马克思主义”析要[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

[7]衣俊卿. 20世纪新马克思主义(修订版)[M].北京:中央编译局出版社,2012.总序Ⅰ.

[8]张翼星. 加强对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派别的具体研究[J]. 现代哲学,1988,(3).

[9]张本. 再议我们为什么要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J]. 现代哲学,1990,(3).

[10]张本.“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J]. 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3).

[11]张一兵,胡大平. 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逻辑[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2.

[12]段忠桥. 试析徐崇温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逻辑矛盾[J].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4,(3).

[13]段忠桥. 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历史的具体的概念——与徐崇温同志商榷[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4,(6).

[14]游兆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辨识[J]. 教学与研究,2010,(7).

[15]徐崇温. 就“西方马克思主义”问题答杜章智同志[J]. 马克思主义研究,1988,(3).

[16]衣俊卿. 20世纪的文化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深层解读[M].北京:中央编译局出版社,2003.30-31.

[17]王雨辰.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若干问题的辨析[J]. 马克思主义研究,2000,(1).

[18]段忠桥.真是“按照西方学术界的习惯用法”吗?——质疑徐崇温同志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J]. 现代西方哲学,2004,(1).

[19]王雨辰.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之我见[J]. 江汉论坛,1997,(9).

[20]刘兴.“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三题[J]. 学术界,1991,(6).

[21]庄义春.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J]. 求是,1992,(17).

[22]朱荣英.“一元多样的实践整合”抑或“多元异质的文化拼接”——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实质及其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原则界限问题的再思考[J]. 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

[23]马理文.世纪思想潮中的“西方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百年回眸之五 [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2,(3).

[24]余文烈.也谈“西方马克思主义”[J]. 现代哲学,1988,(4).

[25]刘同舫.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性质与中国意义[J]. 中国社会科学,2010,(5).

[26]陈学明. 如何正确看待“西方马克思主义”——陈学明教授访谈[J]. 国外理论动态,2007,(6).

[27]陈学明. 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新认识[J]. 教学与研究,2008,(9).

[28]王雨辰. 中国语境中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M].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0.78.

[29]李惠斌. 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J]. 求是学刊,2001,(4).

[30]刘放桐. 从经典马克思主义到西方马克思主义[J]. 求是学刊,2004,(5).

[31]张翼星. “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1).

[32]曹玉文. 西方人看马克思主义[M]. 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37-38.

[33]王雨辰. 我们到底应当怎样认识和评价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兼答徐崇温先生[J]. 马克思主义研究,2002,(2).

[34]何萍. 论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A].陶德麟.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若干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C].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08.

[35]李佃来. 从辩证法到革命实践:列宁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之关系的再考证[A].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2013)[C].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3.190-203.

[36]徐崇温. 评“西方马克思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论[J]. 马克思主义研究,2000,(5).

[37]刘放桐. 现代西方哲学背景下的西方马克思主义[J]. 河北学刊,2003,(6).

[38]徐崇温. 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M]. 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102.

[39]段忠桥. 西方马克思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吗?——与徐崇温同志商榷[J]. 马克思主义研究,2002,(6).

[40]张一兵. 文本的深度耕犁第1卷:西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解读[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Ⅲ.

[41]汪行福. “西方马克思主义”已经终结了吗?——与张一兵教授商榷[J]. 学术月刊,2006,(10).

[42]张一兵,周嘉昕. 如何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逻辑终结”?——兼答汪行福教授的质疑[J]. 学术月刊,2006,(10).

作者:姜子敬 尹奎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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