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蒙学三字经范文
学习蒙学体会心得
学习蒙学心得体会
国学，其意有二，原意指古代国最高学府，即国子监或太学，现在国学指中国学术，是相对西方学术而言的一个笼统概念。
国学作为学术名词而存在源于20世纪初，也就是“西学东渐”之风盛行之时，早期的国学研究者(如梁启超、章太炎)等为相对与西学而称我国古典学术为国学，是为了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国学之中，其主流为儒家学说，内容包罗万象，中国古代历史、思想、地理、数算、医学等均在其范围内。国学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和中国传统文化划等号，但又不完全是。在更大范围上讲，国学不仅是汉学，还包括中国所有少数民族的文化。但也正因为其包罗万象，所以内容就有精华与糟粕之分，和对待传统文化一样，对待国学也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近年来，国学大热，整个国内刮起一股学国学之风，一些所谓的“国学大师”也就“应运而生”。试想，连季羡林老先生都坚辞“国学大师”的名号，其他小辈又安敢造次。在教育方面，一些学校已经把三字经、弟子规等列入课本，甚至要求学生全文背诵。
在我看来，国学大热是好事，说明国人增强了对文化的归属感。但对于这股热潮却不能盲目跟风。国学内容广博，就其中经典来看，也卷帙浩繁。我们该读什么?怎样去读?是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在21世纪这个世界高速发展、我国向社会主义更高阶段迈进的时代，国学之中已经有很多内容不适应当今社会的发展。比如“二十四孝图”宣扬孝道，但内容多为愚孝，是不应该借鉴的。 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里写道：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所以，国学教育应从小抓起。为什么我国近几十年没有大师级人物?为什么没有产生世界级著作?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传统文化的底子太薄。中国古人的发明(如祖冲之推算的圆周率、毕升的活字印刷、郭守敬的《授时历》、张衡的地动仪等)都在当时世界上遥遥领先，可见古人之智慧，如能多加学习国学之中经典之作，那么我们后世儿孙为什么不能重塑中华之辉煌?
我国在现今施行的是九年义务教育，所以，课本就是孩子们接触国学的最佳平台。但现在的学生，从小开始就背负了沉重的学习负担，如果在课本之中增加国学经典名段恐怕会给学生带来更大的负担。在我个人的小学、中学生涯中，我记得中小学生除语文课本外，还有一本读本，其中不乏中外名著与国学经典，如能用国学经典替换其中一些篇目，应该是可行的。但从目前情况以及我亲身经历来看，学校、学生都未对读本引起重视，以至于编者的心血付之东流。 那么如何从学生抓起，我认为在除读本在一途径外，还应该减少学生学习英语的时间用以学国学，
那么，我们应该读什么国学经典?怎么读?我认为对于成人而言，经史子集之中篇目，皆可读来，开卷有益。而对于孩子来说，应择优入取，这也需要教育家费点脑子，从国学中选取适合孩子们学习的经典之作。
关于怎么读。目前在百家讲坛栏目盛行之后，一些专家、学着纷纷著书立说，大谈自己对一些名著的心得体会，于丹就发表了《论语心得》、《庄子心得》等，但是我并不建议人们抛弃原著，直接去读这类书籍。在初读之时，仍应忠于原著。人们常说“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那么也可以有一千个孔子、一千个庄子，一千个孙悟空、一千个林黛玉。由于先入为主的思想，人们在看了别人对名作的心得体会之后，自己也觉得有同感，这样就少了争辩、少了交流、少了百花齐放、少了百家争鸣。因此，读经典要先读原著，如有不懂之处，可查阅字典等工具，或者相互讨论，再或者请教老师，最后，在自己有了一定的理解之下，去一些关于别人心得体会的书。这样，经典才更会耐人寻味，就像璞玉，只有经过打磨才会更具光泽。
国学之中有许多精华之所在，我们应该积极探索其中之智慧，以扬我中华之文化，让中华民族于世界之林永存。
第二篇：教孩子做人的古代蒙学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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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先生在其《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教育》一文中讲到，中国传统教育的主要意义“并不专为传授知识，更不专为训练职业，亦不专为幼年、青年乃至中年以下人而设”，此项教育的主要对像“乃为全社会，亦可说为全人类。不论幼年、青年、中年、老年，不论男女，不论任何职业，亦不论种族分别，都包括在此项教育精神与教育理想之内”。而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以治国平天下为其终极理想的儒家思想贯穿于蒙学至大学的教育。
在钱先生看来，儒家教义，主要在教人如何为人。儒家的孝、弟、忠、恕、仁、义、礼、智，都是为人的条件，应为人人所服膺而遵守。古代的蒙学教育，即儿童初级阶段的教育自然也不例外。古人认为“教儿初孩，教妇初来”，儿童天性未染污前，善言易入，长大后也难以发生改变，因此“人之善心、信心，须在幼小时培养”。
先秦至魏晋时期，蒙学教育主要针对贵族和士大夫的子嗣。先秦时期的蒙学教材流传下来的不多，有李斯的《仓颉》，胡母敬的《博学》等。汉魏六朝时期，蒙学教材的编写和应用比较普遍，积累了不少的经验，流传后世比较有名的是周兴嗣的《千字文》。从唐宋起，由于平民教育发达，蒙学教材的数量增加，教材种类增多。
古代蒙学教育主要包括识字、写字、读书、作对和习文等五个阶段。在每一个阶段，教学都融进了如何做人的思想。
古代幼童用于识字的《三字经》、《百家姓》和《千字文》现在并称为三大国学启蒙读物。其中传为南宋王应麟作的《三字经》不仅短小精悍、琅琅上口，而且内容涵盖了历史、天文、地理、道德以及一些民间传说。开篇的“人之初，性本善”到“人不学，不知义”，讲述的是教育和学习对儿童成长的重要性;“为人子，方少时”至“首孝悌，次见闻”，强调儿童要懂礼仪要孝敬父母、尊敬兄长，并举了黄香和孔融的例子。其后介绍中国古代的重要典籍和儿童读书的程序以及朝代变革，最后部份强调只有努力学习并懂得如何做人，才能“上致君，下泽民”。是以古人曰：“熟读三字经，便可知天下事，通圣人礼。”
再如南朝武帝时期周兴嗣编撰的《千字文》不仅讲述了天地万物，讲述了做人的标准和准则，如要孝顺父母，要“知过必改”，讲信用，保持纯真本色，要忠诚等，还讲述了恬淡的田园生活，对那些甘于寂寞、不为名利羁绊的人们予以了赞美，其内容涵盖了天文、地理、自然、社会、历史等多方面的知识，因此被称为“小百科”。而且四言长文的《千字文》是句句押韵，朗朗上口，文笔优美，辞藻华丽，是其他蒙学读物无法相比的。
而明确以德育教育为主的蒙学课本有孔子的《孝经》、《论语》，南宋朱熹的《小学》、吕祖谦的《少仪外传》，明代吕得胜、吕坤父子编的《小儿语》、《续小儿语》，清李毓秀的《弟子规》等。这些课本规范了幼童在家、出外、待人、接物与学习等方面应该恪守的行为规范。如《弟子规》开篇就是要遵从“圣人训”，要“首孝悌，次谨信，泛爱众，而亲仁”，有了剩余时间才学习文化知识。
此外，古代蒙学课本还有一些主要是介绍掌故、名物、作对、各科知识等的，如明清私塾普遍采用的《蒙求》、《龙文鞭影》、《史韵》、《幼学琼林》《声律启蒙》等，以及《千家诗》、《神童诗》为代表的诗歌类教材，其中也贯穿着道德教育。学习完这些蒙学课本后，先生可根据学生情况，开始讲解四书五经、《左传》、《史记》等经典著作。
古代民间举办的蒙学可统称为私塾。私塾的办学一般有三种形式：一是由富裕人家聘请教师前来设立的“家馆”，专教自家子弟及亲友子弟。二是由一村一族集资建立的村学或族学，延请教师教其子弟。三是塾师在自己家里，或借祠堂、庙宇，或租借他人房屋设馆，招收附近学童就读，这一类才是严格意义上的私塾，在蒙学教育中最具有代表性。通常在开学的第一天，学生先要叩拜至圣先师孔子神位，双膝跪地，九叩首;而后再拜私塾先生，三叩首。礼成，要设宴款待老师。私塾先生通常是没有中举的秀才。
私塾先生开讲，有的以《论语》开篇，有的以《诗经》开篇，后来更多的以《三字经》开篇，然后再续讲其他内容。古代读书方法，先是先生念一句，学生跟着念一句。然后是先生大声念，学生同时小声念，再串成一段合诵。等学生能正确朗读后，则由学生自己读，教师给予必要指正。读书的过程中，还比较注意读书习惯的培养，强调“心到、眼到、口到”和正确的姿势。学生要反覆多遍地读书，直到熟练地背诵，最终还要会默写。
不过，学生尽管背诵得滚瓜烂熟，可能并不懂得意思。等到一定时候，教师才开始就其所读之书进行讲解。这样做主要是根据二三岁至十四五岁的孩童“多记性，少悟性”的特点，通过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其陶冶心性，开启智慧。在先生的要求下，大多数学生都能背记不少经文，这些孩童背记的东西，使他们终身受益。
当学生掌握一定的阅读量，并经先生讲解，了解含义后，就要开始学作对子(对联)和做文章。经过这五个阶段的学习后，学生的水平就达到了童生的水平，可以进一步深造了。
古代蒙学教育模式灵活，私塾大多在十人以下，少则三五人，多则七八人。先生可以因材施教，不求统一进度。
显然，同现代不教孩子如何做人重在传授知识的小学“填鸭式”教育相比，古代的蒙学教育在教导孩童如何做人即修身方面是成功的，而正是在这样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中国人才成为了世世代代传承中华文明的火种。这难道不令今人反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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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中国古代蒙学著作目录及历代学习内容简介
蒙学，又称“蒙养书”、“小儿书”，是对我国传统的幼儿启蒙教育的一个统称。被称为儒家群经之首的《易经》中有一卦叫“蒙卦”，“蒙卦”中讲：“蒙以养正，圣功也。”就是说用正确的教育启蒙儿童是圣人的功业。古代私学发展史中，明确提出蒙学课程始于汉代。
汉代的蒙学教育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主要进行习字教育，所使用的教材有《苍颉篇》、《凡将篇》、《急就篇》、《元尚篇》等，此外还有《广仓》、《无尚》、《飞龙》等字书。
第二阶段，主要培养学生的思想观念和伦理道德，所使用的教材有《孝经》、《论语》，是进入专经学习的必经阶段。
三国两晋时期，蒙学教材主要是《急就篇》以及王义编《小学篇》、杨方《少学》和束皙《发蒙记》等。应当指出的是，这一时期的家庭教育十分发达，颜之推的《颜氏家训》即是家庭教育的代表作。
唐朝所使用的蒙学教材主要有《开蒙要训》、《太公家教》等。
宋朝所开设的蒙学课程有：有王应麟作的《三字经》、钱塘老儒作的《百家姓》、谢枋得编的《千家诗》、无名氏编的《神童诗》和《名贤集》等。此外，还有《童蒙训》、《性理字训》、《训蒙诗》、《训蒙记》等。
元朝与宋朝相似，所不同的是蒙学还制定了较为详细的教学计划，具有代表性的是元初程端礼所制定的《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这个“读书日程”可以说是元明清三朝学校教育最典型的“教学计划”，影响及于三代，迄今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元代私人讲学内容多数不出程氏所列的课程。此外，较有影响的还有《二十四孝》与《历代蒙求》。
明清私学大体沿用宋元私学计划，蒙学是私学的初级阶段，以识字为主，多以《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蒙求》、《神童诗》、《小儿语》、《续小儿语》、《弟子规》、《龙文鞭影》等为识字教材。
明朝较有影响的有《幼学琼林》、《龙文鞭影》、《小儿语》、《女儿经》。
清朝较有影响的蒙书还有李毓秀作的《弟子规》，朱柏庐作的《朱子家训》，李渔著的《笠翁对韵》，车万育作的《声律启蒙》，吴楚材和吴调侯编的《古文观止》，孙洙编的《唐诗三百首》，王筠作的《文字蒙求》，周希陶重订的《重订增广》等。
蒙学主要有《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声律启蒙》、《弟子规》、《幼学琼林》。其中，蒙学四绝：菜根谭、幼学琼林、三字经、千字文。
《三字经》——最有名的启蒙读物
《三字经》是古代蒙学教材中最有代表性的一部书。相传是宋末大学问家王应麟(字伯厚)编撰。全书结构严谨、文字简练、概括性极强，内容大都采用韵文，每三字一句，四句一组，句句压韵，像一首诗一样，背诵起来，如唱儿歌，读来琅琅上口;通俗易懂，
便于记忆，用来教育子女琅琅上口十分有趣，又能启迪心智，时人觉得本书内容很好，纷纷翻印，因此广为流传，历久不衰，直至今日内容虽有修改或增加，但主要结构并未改变，是一本难得的启蒙读本。
《三字经》全书1140字，内容丰富，涵盖面极广。从论述教育的重要性开始，开首是“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然后依次叙述三纲五常十义，五谷六畜七情，四书六经子书，历史朝代史事，最后以历史上奋发勤学、“显亲扬名”的事例作结，把识字、历史知识和封建伦理训诫冶为一炉。“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孝，不知义。”成为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代代传颂，脍炙人口的名言警句，许多人少时读过，竟终生不忘，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蒙学课本，堪称“蒙学之冠”，被誉为“千古一书”。
《百家姓》——颇具实用性的教材
《百家姓》本是北宋初年钱塘(杭州)的一个书生所编撰的蒙学读物，将常见的姓氏篇成四字一句的韵文，像一首四言诗，便与诵读和记忆，因此，流传至今，影响极深。《百家姓》本来收集四百一十一个经赠补到五百零四个姓，其中单因姓四百四十四个，复姓六十个。该书颇具实用性，熟悉它，于古于今都是有裨益的。
明朝以“朱”(朱奉天运)姓居首的《皇明千家姓》，清康熙时编的以“孔”(孔师阙礼)姓居首的《御制百家姓》，都没能够取本而代之。
《千字文》——最有文采的启蒙读物
《千字文》，简称《千文》，它在“
三、百、千”中虽排在最后，但其成书时间却是最早的，也是“
三、百、千”中唯一确切知道成书时间和作者的一部书，是南朝梁武帝萧衍在位时期梁朝散骑侍郎、给事中周兴嗣编成的。全书只用了一千个不重复的字(其中有一重复的字，即“洁”字)。
它拓取王羲之遗书不同的字1000个，编为四言韵语，以“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开头，依次叙述有关天文、博物、历史、人伦、教育、生活等方面的知识，已是以识字教育为主，兼有封建思想教育和常识教育的综合性课本。自隋开始流行，直至清末，是中国历史上流传最久的蒙学课本。
《千字文》既是一部优秀的童蒙读物，也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中国古代的童蒙读物中，它是一篇承上启下的作品。它那优美的文笔，华丽的辞藻，是其他任何一部童蒙读物都无法望其项背的。
《弟子规》——源于《论语》的行为准则
《弟子规》原名《训蒙文》，为清朝康熙年间秀才李毓秀所作，他以「论语」「学而篇」“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为总纲要。分为五个部分，具体列述弟子在家、出外、待人、接物与学习上应该恪守的守则规范。对启蒙养正，教育子弟敦伦尽份防邪存诚，养成忠厚家风有益。后来清朝贾存仁修订改编《训蒙文》，并改名《弟子规》。其影响之大，读诵之广，是仅次于《三字经》的儿童训蒙教材。
(弟子规 圣人训 首孝悌 次谨信 泛爱众 而亲仁 有余力 则学文)
《朱子家训》——家训式家庭教育材料
《朱柏庐治家格言》，也称“朱子家训”，继《颜氏家训》(南北朝颜之推所撰)之后的又一部家训式家庭教育材料，共506字，简称《治家格言》。作者朱用纯，字致一，自号柏庐(昆山现有柏庐小学)，江苏省昆山县人，生于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其父朱集璜是明末的学者。
朱柏庐用纯始终末入仕，康熙年间有人要推荐他参加朝廷博学鸿词科的考试，固辞乃免。其一生研究程朱理学，主张知行并进，其著作有《删补易经蒙引》、《四书讲义》、《愧讷集》、和《大学中庸讲义》等，其中以506字的《朱子家训》最有影响，三百年来脍炙人口，家喻户晓。《朱子家训》以“修身”、“齐家”为宗旨，集儒家做人处世方法之大成，思想植根深厚，含义博大精深。该篇集中了治家教子的名言警句，成为官绅、殷户、书香世家，津津乐道，倾心仰慕的治家良策。也含勤俭持家、常至劳作、清洁健康、邻里和睦、合家欢乐等。300年来流传后世，脍炙人口。今天读来，依然是朗朗上口，感悟至深。
《幼学琼林》
介绍成语典故的蒙书，原名《幼学须知》，又名《成语考》、《故事寻源》，明末程登吉原编，清邹圣脉增补注释后，改名《幼学琼林》，简称《幼学》，民间还有“学了《增广》会说话，学了《幼学》走天下”的说法。
《增广贤文》
又名《昔时贤文》、《古今贤文》，通行本只有3800字左右，最迟写成于万历年间。该书对人性的认识以“性本恶”为前提，以冷峻的目光洞察社会人生、亲情被金钱污染，“贫居闹世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友情只是一句谎言，“有酒有肉多兄弟，急难何曾见一人”;尊卑由金钱来决定，“不信但看筵中酒，杯杯先敬有钱人”;法律和正义为金钱所操纵，“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人性被利益扭曲，“山中有直树，世上无直人”;世故导致人心叵测，“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人言善恶难辩，“入山不怕伤人虎，只怕人情两面刀”。
《孝经》
中国古代儒家的伦理学著作。传说是孔子自作，但南宋时已有人怀疑是出于后人附会。清代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中指出，该书是孔子“七十子之徒之遗言”，成书于秦汉之际。
《二十四孝》
作者郭居敬，福建人，博学多闻，精通诗词，颇负时名，性至孝，双亲去世悲伤之极，遂辑先秦至宋代24个感人至深的孝道故事，并附诗歌以教授蒙童。此书文字短小精悍，每则故事最长不超过百字，最短42字，通俗易懂，深受儿童喜爱，成为六百多年间蒙童的必读书，影响巨大。
(孝感动天 卖身葬父 卧冰求鲤 扇枕温衾 哭竹生笋 恣蚊饱血)
《圣谕广训》
《圣谕广训》是由清朝官方颁布，并运用政治力使之广为刊行的官样书籍。《圣谕广训》一书的内文，基本上分为康熙〈圣谕十六条〉与雍正〈广训〉两个架构。《文字蒙求》
一本专讲文字学的蒙书。《说文解字》古奥难懂，《文字蒙求》则以通俗易懂的语言简明地阐明每个字的本义，使儿童轻松地掌握生动的文字。
《古文观止》
收录先秦至明末文章222篇，每篇有简略评注，分12卷。所选有散文、骈文、辞赋，基本都是公认的名家名篇，成为最好的古文入门教材，编成之后盛行不衰，与《唐诗三百首》并称“蒙学双璧”，成为最有影响的古文选本蒙书。
《千家诗》
三、百、千、千
由于《千家诗》成为蒙学中主要的诗歌教材，社会上又将它与“
三、百、千”合称为“
三、百、千、千”。
《唐诗三百首》
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继《千家诗》以后影响最大的诗选蒙书。江苏无锡人、乾隆年间进士孙洙53岁时有感于《千家诗》选诗标准参差不齐，遂与继室徐兰英始编《唐诗三百首》，第二年编成。《唐诗三百首》以唐诗中脍炙人口之作为标准，共选77位诗人，317首诗，唐诗中的名家名作基本都收录其中了。雅俗共赏、老少咸宜，风行海内，流传不绝，几至每家一本，有“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之说。《全唐诗》
全唐诗库共收录唐代诗人二千五百二十九人的诗作四万二千八百六三首，共计九百卷。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奉敕编纂，
《声律启蒙》
是训练儿童应对、掌握声韵格律的启蒙读物。如《训蒙骈句》、《笠翁对韵》(作者李渔号笠翁)等书，都是采用这种方式编写，并得以广泛流传。
《新三字经》
现任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主席将这些对人生哲理、社会经验整理汇编，浓缩成共236句、1416字的三字韵文，以白话取代文言，在附录部分更是特意收录了章炳麟增订版《三字经》。根据和谐社会的需要，论述了千百年来人们所信奉并推崇的“仁、义、礼、智、信”，也论述了“真善美，是三金”、“德智体，是三好”、“精气神，是三宝”、“松竹梅，是三友”、“天地水，是三元”„„
我们应该怎样读蒙书?
第一阶段首先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家诗》、《弟子规》与《二十四孝》。《三字经》是最起码的识字入门和常识，《百家姓》是识字辅学，《千家诗》激发儿童对美的向往与对生活的热爱，《弟子规》是最基本的行为规范与道德标准，《二十四孝》是浅显而生动的孝行故事。
第二阶段读《千字文》、《孝经》、《幼学琼林》、《龙文鞭影》、《笠翁对韵》或《声律启蒙》。
《千字文》是对《三字经》的补充，由三言变为四言，难度有所加深。《孝经》比《二十四孝》更加系统化和深入。《幼学琼林》和《龙文鞭影》可学习大量历史风俗典故，为下一步写作积累素材。《声律启蒙》和《笠翁对韵》可以培养语感，为下一步学唐诗宋词打基础。
第三阶段读《增广贤文》、《朱子家训》、《唐诗三百首》、《文字蒙求》、《古文观止》。
《增广贤文》和《朱子家训》则教成人立身处事之道。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文字蒙求》是识文断字的基础。《古文观止》是学习成篇写作的开始。
第四篇：中国古代蒙学教育的教学方法对小学语文教学的启示
糜艳蓓
小学语文教育在一个人的生命过程中，在一个人形成人生观和世界观的过程中，发挥的是奠基性的作用，它发生在一个人的世界观形成的关键时期，这个时候语言范式对他的影响可以说是决定性的，可以说，这个时候一个人掌握了什么样的词就会有什么样的观念，他会说什么样的话，就会有什么样的思想。鲁迅先生曾说，现今十来岁的孩子如何，可以预料到二十年后的中国情况，儿童的教育问题，与我们民族前途的关系是极大的。良好的儿童教育不仅关系着儿童身心的健康发展，而且关系着国家和民族的发展昌盛。以识字教学为主，重视人文精神的古代蒙学教育的教学方法应该对我们小学语文教学有所启示。
一、识字教学
识字教学是蒙学教学的开端，也是语文教学的一个重点。识字教学的教材在明清时期主要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合称“
三、百、千”。识字教学的方法有指物识字、六书识字、卡片识字、圈列识字、拆字识字、带读识字等，实践中往往多种方法兼用。这些方法都注意得用汉字的特点，循序渐进，尽量通过对字形字义的分析来帮助学生认读;注意利用儿童心理特点，强调记忆在识字教学中的作用;不搞单纯的识字，力求把常用字编成有意义的韵语，并尽可能地把知识教育内容和道德教育内容糅合其中，使识字教学呈现出一种“文”与“意”结合的趋势;在识字教学中进行写字(习字、书法)训练。这些都是很值得借鉴的经验。
但是也应指出，当时一般的蒙师在识字教学中处理识、写、讲、用的关系上，是以识为主的，教会儿童识字就算完成了任务。至于每个字怎样写和怎样讲，要求很低，而怎样用，几乎全无要求。这使儿童只会呆读死记，不知字意，更不能应用。这不利于儿童智力的发展。王筠在《教童子法》一书中曾批评说：“学生是人，不是猪狗，读书而不讲，是念藏经也，嚼木札也。”。这些，我们在教学中都应引以为戒。
二、重视写字
写字作为一种单独是基本训练，古代蒙学教育经过长期实践探索，逐渐形成了一套相对稳定的教材和较为有效的训练原则、步骤和方法。
(一)关于教材，清初褚人获在《坚瓠集》中说：“小儿习字，必令书‘上大人，丘乙己，化三千，七十士，尔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礼’也。天下同然，不知何起。”大概取其笔画稀少，易认易写。
(二)写字训练的原则是先大后小，先慢后快。王筠认为“写字不可学小字。”唐彪则主张大小并练，并提出：“蒙童初入学，止宜写两字，不得过多，两字端正，方可换字。若贪字多，便难成就矣。”
(三)写字教学有一大致步骤和方法，即先扶手润字，继而描红、描影、跳格，最后临帖，其中对扶手润字尤为重视。崔学古指出：“蒙童无知，与讲笔法，懵然未解，口教不如手教，轻重转折，粗略具体，方脱手自书。”这些经验显然与汉字的特点相合，是很值得注意的。
三、蒙学阅读教学训练
经过一段时间的集中识字教学，学童开始转入以读书为主的教学阶段。此时蒙童大约
八、
九、十来岁了，识字量二千字有左右，有了初步的阅读基础。王筠说：“能识二千字，乃可读书。” 在教法方面，蒙学阅读教学训练有许多可借鉴的经验，最为重要的有如下三点：
其一，强调“晓文见意”。这条原则是理学家程颐提出来的。他说：“凡看文字，先须晓其文意，然后可求其意，未有文义不晓而见意者也。”
为了使童子理解“文意“，崔学古提出“讲”“贯”结合的方法。讲者须逐字逐句点读明白，讲其字句章节的“实意”，参赛到“晓文见意”;贯者，贯通其“神理”，再以“理演文”，以作者的“宗旨”，复反其“文义”。讲解时，要同“说话一般”，通俗易懂。若用“深文奥理”，不但“童子理会不来”，反而会“滋其惑”。讲书可启发儿童的智慧，要讲得通俗易懂，同时不可讲得过多地深，要适合儿童的理解能力。这是蒙学教师应有的教学技巧。
其二，强调“熟读成诵”。办法是讲、读、背、温如环。
蒙童读书，先由蒙师讲认生书。讲书的形式有个别“口授”和“粗粗讲解”。“口授”是教师先教学生认字，带学生缓缓朗读，然后让学生自读。“粗粗讲解”时贵用“家话”(通俗话)，要指实事说明，使儿童易懂。还要启发儿童思考，培养儿童智力的发展。
蒙师讲书以后，蒙童即可各自进行朗诵。自读课文时，先分段读，叫“分读”，等口熟了再“通读”，若有甚难的章句，则还要“特读”，目的是使省力省功。大一些的学生要求更高了，其诵读程序，有句读、朗读和背读，以至熟记不忘。”。古时教学，吟诗作文，均从讽诵入手，抑扬歌诵，其声音含有音乐之美，即谓“读书声出金石”。蒙师要求儿童读书须“眼到口到心又到”，高声朗诵，不许含糊。
蒙童读书所读之书必须熟背，以背书驱使学生勤奋用功，“以期所习永永不忘”。所以，蒙师对蒙童背书要求甚严，在背书时，教师也要“听差”，以纠正学生的读音、分句等。背书时，还有“提背”，提到哪里背到哪里，以检查学生熟记的程度。又有“初背”(背生书)和带背(背熟书)和按时“抽背”，最后读完一册还要“通背”。故学生必须时时读书，时时背书，因此又必须经常温书、理书。
在蒙学中，认书、读书、背书和温书四步曲，周而复始，日日如此，月月如斯。这对训练儿童的记忆力是有帮助的。同时也充分利用少年儿童记忆力强的特点。儿童在阅读教学过程中，背熟了许多文词，这对以后的写作也大有帮助。不过儿童所溺爱的书，并不都懂，教师也不要求儿童全懂，“难者罕譬曲喻”，只好等儿童长大了才明白，现在只记住，到“后来受用”。
其三，提倡“精读”与“博览”结合。“读书要精，阅览要博”。这是一种传统经验。蒙童除精读要背诵的书外，还要求博览一些书。少儿即能与人言，壮时自有不得不博览之势，而学问自此可渐扩充。儿童从小接触许多图书，渐渐养成了一种独立的工作能力。历史上许多人的成长，都与这种学习环境、学习条件有关。
四、写作训练
以读书为主的阅读教学开始不久，蒙学开始对蒙童进行写作训练。写作训练在古代蒙学教学中一直是被重视的，也积累了不少丰富的经验，在今天仍有借鉴意义。
(一)“词意合一，以意为主”。这是我国古代语文习作的一个传统。明清蒙学家一致认为作文(包括属对、作诗)都要立意在先，然后寻求恰当的形式去表现。写文章要“以写意为主，不许说空话”(王筠：《教童子法》)。要有思想内容，言之有物，词切意透。
(二)先“放”后“收”。这是就整个作文训练而言的，也是古代作文教学的一贯传统。所谓“放”，是先要鼓励学生放胆去想，去写。不要过多束缚和顾忌。所谓“收”，是要求构思严谨，思想纯正，用词切当，行文合“格”。明清蒙学作文训练实行先放后收、以放为主、以收为辅的方式。对学生这方面来说，要放胆写，驰骋思想，展开想象的翅膀发挥主体性和创造力。对教师这方面来说，则要小心地改，切忌大删大改，伤害学生作文的信心和兴趣。这是符合作文教学矛盾发展规律的，也是符合学童年龄特征和学习特点的。在八股文风盛行的明清时期，能作到这样，很不容易。
(三)多作多改。作文是知识应用，也是技能的训练。为了提高蒙童作文能力，明清蒙学非常重视培养蒙童多作多改的习惯。清代的蒙学家冯京第在其所著《蕈溪自得》中总结自己读书作文教学经验时说：“作文有一字诀，曰改。草本既成，宜粘著墙壁，时时就观改之，旬日后详定始脱草。”实际上明清蒙童作文训练的课业量是很大的，也确实培养了不少有写作水平的人才。
但也不否认，蒙学教学重背诵不重理解，重训练不重兴趣的现象比较普遍，在水平不高的蒙师那里更是如此。同时，宋元以后，尤其是明清时期，科举制度严重影响了教育的发展，八股取士之制束缚着几乎所有的读书人，包括蒙童。在蒙学的高级阶段，读枯燥的经典，练呆板的股文，成为“少长”蒙童的主要功课。这种呆板的程式化的训练方法，追求形式，束缚思想，弊害极大，这是传统语文教学留给后人的沉痛教训。
中国古代的蒙学教育，有它一定的人民性，广大农村中的中小地主子弟，特别是一般农民的子弟，能够受到教育，还得归功于蒙学。故中国古代传统的训蒙教育，应该说是取得了巨大成功，训蒙的许多教学方法，的确有不少可供我们借鉴的地方。我们要对古代的蒙学教育做认真的研究和考察以便吸取经验和教训。
第五篇：《三字经》读后感 《三字经》读后感-读后感
以前，我总以为学习的机会和时间还很长，不必这么累这么认真地学习，可以留着一些知识以后慢慢学。可现在我才知道，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我们学习的机会只有那几次，错过了就再也遇不到了。并且知识也像一个黑洞一样，越来越大。今天你会了这个，明天又有新的知识等着你，可谁又能保证你前一天学的知识忘不了呢?知识像一只被人吹的气球一样越来越大，就算你有三个脑子每天不停地记也记不完。所以，我们要把握好近在手边的学习机会，千万不能错过，一错过就再也记不住了。
玩耍的快乐只是暂时性的快乐，并且这种快乐就像夏天里的冰一样，一吃还想吃。我们学生可以享受一下这种快乐，不过不可多享。如果多享受，意志差的同学就会控制不住自己，从而无心学习，长大后悔莫及。学习的.快乐是永久性的快乐。它像一杯咖啡，刚开始有苦，然后是淡淡的苦，再而是微香，最后是香醇。我们要学会做长久的快乐，虽然刚开始没有香，不过会越来越有甜头。从而让你爱上这种长久的快乐。我要学会做一个珍惜时间，品尝学习“咖啡”的小才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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