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发展探讨论文

2022-04-15

[摘要]文章针对宪法学界关于我国宪法性法律几个颇具争议的问题进行探讨,并认为:应对成文宪法和不成文宪法国家的宪法性法律概念进行区分;宪法性法律不应成为我国宪法的渊源;宪法性法律和宪法典不应同属于同一法律部门。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宪法发展探讨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宪法发展探讨论文 篇1:

中国发展道路的创新驱动特征研究

摘 要:中国经济腾飞和现代化建设的快速推进,引起了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格局的深刻变化,促使人们首先是西方学者反思促进这一历史巨变背后的深层原因。对中国发展道路的探讨,出现了被冠以“中国模式”的理论范式和学术争鸣。本文认为,中国发展道路的确具有其独特性,但遑论“中国模式”为时尚早。中国发展道路有其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因素,既有成功的发展经验,又有继续深化改革促进完善的地方。纵观中国几十年改革与发展的历程,不难发现,创新驱动是中国发展道路的典型特征。包含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的创新体系既是中国发展道路形成的动力,也是不断走向成熟完善的动力。

关键词:中国发展道路;中国模式;经济发展;创新驱动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几十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征程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将一个政治上四分五裂、经济上落后凋敝的旧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统一、团结、发展的欣欣向荣的崭新国家,摆脱了自鸦片战争以来近百年受制于人的局面,开启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路。从建国伊始第一代开国领袖们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到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指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颇具特色的中国发展道路越来越清晰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一、中国发展道路是战后大国

复兴的成功范例

确切地说,世界热切地关注中国,关注中国的发展道路问题,的确是惊异于中国近三十多来的经济腾飞和政治上日益剧增的巨大国际影响力。从仅仅是国际政治的巨人发展到国际经济与政治的巨人,世界深深感受到“中国人来了”的现实存在。中国作为世界经贸大国的崛起,在全球化时代给世界带来了广阔的市场和投资机会,也使各国感受到“中国制造”对原有世界市场体系的冲击。中国作为世界政治大国对世界事务日益广泛的参与,也常常使世界感受到“中国人敢于说不”的巨大威力。总之,中国的崛起,正在急剧改变着世界经济与政治格局,引发国际关系特别是大国关系的新一轮调整。正是中国在世界事务中由原来的“可有可无”角色到现在必须重视的现实存在和心理体验,促使了人们思考中国发展对世界的正反多方面影响,企图揭开中国发展道路之谜。作为利益攸关方的世界各国,报忧的各种形式的“中国威胁论”先后出台,喜忧参半的“中国模式”论亦不胫而走。通观世界各国的“中国模式”论,他们都不约而同地看到了中国发展道路不同于西方的某些独特性,但除了一些友好的发展中国家的人士外,很少对“中国模式”给予充分肯定,甚或成为某些西方学者攻击中国“经济变相掠夺世界”、“政治不民主”的理由。国内许多学者则理直气壮地揭示“中国模式”的世界意义,力图矫正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偏差,进而将这一理论抽象化、范式化、经典化。但到底什么是“中国模式”?有没有“中国模式”?很少有人说得清楚。

近读张维为《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1]感到这确实是一部诠释“中国模式”的力作。但除了作者周游列国的见闻而发的感慨外,我仍然对“文明型国家”的范式存疑。一味地强调“中国模式”种种特征的合理性,大有学术附势于政治之嫌,落入“现存的就是合理的”哲学俗套。如果有一天我们中国人真的能够创造出“中国模式”,造福于千秋万代,造福于人类社会,那真是天大的好事。事实上,中国的崛起只是我们总结过去的经验特别是“文革”的教训,抓住了冷战后和平与发展的战略机遇期,“摸着石头过河”,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理论创新、体制创新的结果。用“中国发展道路”诠释中国崛起的历程,是更适合的科学用语。

中国发展道路是战后大国崛起的成功范例。世界历史上先后有许多大国崛起,但还没有任何一个像中国这样人口规模巨大、经济基础十分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经过倡导和平发展、励精图治、开拓创新而实现三十多年持续高速发展的国家。

首先,中国发展道路是在一个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出现的奇迹。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具有一般发展中国家的基本特征和固有问题。诸如人口文化素质偏低、农业劳动力剩余、人口的大规模流动、二元结构、贫富分化、区域不均衡增长、国际发展的不公平待遇等发展中国家通常遇到的问题。新中国建立伊始,我国作为后发国家开始工业化时,西方发达国家早已完成了工业化进程,从而使我国的工业化不得不面对较大的外部竞争压力,实行赶超式的工业化。这与前苏联二三十年代面临的国内外压力和形势极为相似。与此同时,建国初期特殊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迫使我国长期保持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政策选择。诞生于战争环境的“苏联模式”与中国国情的吻合,使我们建立了计划经济体制,从而开启了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工业化浪潮。经过革命战争夺取政权的中国共产党人,重建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稳定的国家体制,高效地进行社会动员和行政管理,集中了有限资源的配置,推动了一个落后农业大国向工业国的转型进程,为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腾飞奠定了必要的物质基础。改革开放以来,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引下,冲破传统思想束缚,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充分利用世界局势趋于缓和的有利条件,深化国际分工与合作,走出了一条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崭新的发展之路。中国发展道路趋于明朗。发展是硬道理,政治稳定也是硬道理。

其次,中国发展道路是在一个东方经济文化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出现的奇迹。以社会主义作为制度文明载体实现基本现代化,不同于欧美式的资本主义现代化,这是中国发展道路的独特性。理想中的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阐述的作为资本主义替代物的社会主义,在一切领域都优于资本主义,这样的社会主义是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实践中的社会主义则是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国家冲破帝国主义的薄弱环节而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是与垄断资本主义同时共存的社会主义,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存在着物质基础上的先天不足。在自身发展中一直深受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制约与束缚。当代资本主义在经济科技等方面还拥有远比当代社会主义国家的竞争优势。有鉴于此,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国家在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应该始终以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主要任务。早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初,列宁就已经认识到了建设社会主义任务的艰巨性和长期性,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至关重要性,提出了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的著名公式,并认为“资本主义愈不发达,所需要的过渡时间就愈长”[2]。发展是硬道理。只有在自身的不断改革与发展中,才能逐渐缩小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文化方面的差距,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发展之路不能是靠殖民掠夺和战争,也不能靠剥削人民大众而实现少数权贵利益的发展,而是逐步创造和谐世界、和谐社会的发展。在“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先富”求“共富”、“以人为本”求科学发展的思路中,我们不难体会到党执政兴国核心理念的深意。

总之,中国发展道路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靠开拓创新、改革开放取得的。中国发展道路的独特性在于:政治上保持稳定,在党的领导下,完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经济体制改革先行,以市场体制调整经济利益关系,激发全民发展经济的热情;兼济效率与公平,统筹经济社会发展;以发展来克服发展中的问题。 作为社会主义大国崛起的发展道路,不是一种轻易能被模仿的“模式”,大国的国情更加复杂,优势也远比小国明显,发展中各国的发展只能根据自身的国情借鉴中国某些经验,而不能照搬所谓的“中国模式”。

二、创新是中国发展道路的动力之源

中国发展道路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年代里不断创新发展的道路,而且它是不断前进的过程。创新是一个国家和民族走向兴旺发达的不竭的动力源泉。创新(innovation)这一概念较早见于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的“创新理论”。 创新是熊彼特的经济理论的核心概念,他在1912年所著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首次使用“创新”来诠释生产函数或者供给函数的变化,认为“创新”是指 “新的生产函数的建立”,即 “企业对生产要素的新的组合”。并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相继出版的 《经济周期》、《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等著作中,对创新加以全面、具体地运用和发挥,形成完善的创新理论体系,开创了创新理论的先河。狭义的创新主要就技术创新而言,广义上的创新不仅仅是经济学的命题,通常泛指对现存事物的超越,包含思想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等等。本文对中国发展道路问题的探讨是就广义上的创新而言的。中国发展道路正是在不断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的过程中日渐形成的。

首先,理论创新是中国发展道路的强大推动力,社会实践是理论创新的源泉。中国发展道路具有典型“实践理性”的特征。新中国发展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忠实代表人民利益的中国共产党每当提出了符合中国国情的正确思想和理论的时候,中国的发展就会较快、中国的建设就较好。反之,思想僵化或理论错误则会导致社会主义事业的停止甚至是倒退。上世纪70年代末,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为我党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路线的形成作了舆论的铺垫。“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成为党正确制定改革开放政策的法宝。同样地,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讲话则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成果,都不断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成为推动中国发展的巨大精神力量。理论来源于实践。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涌现出来的问题和经验,都成为理论创新的依据。党的四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执政理念,是中国发展道路各阶段社会实践的反映,又很好地引领着人民群众社会实践的发展。社会实践无穷尽,理论创新亦无穷尽。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和挑战,仍然需要不断解放思想,创新思维,找出稳妥的解决办法。

其次,体制创新是中国发展道路走向成功的制度保证。中国发展道路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经济体制改革先行,从经济的角度来说,这是一个渐进性制度变迁的过程。美国著名学者诺斯(D.C.North)对制度与制度变迁进行了深入研究。他运用新古典经济学方法, 将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理论融为一体,研究制度变化,探讨国家兴衰的原因。他认为,经济学面临的任务就是说明有效财产权怎样脱离常规而出现的。《西方世界的兴起》告诉我们,正是私有产权的确立促成西方经济增长并超过东方的根源。制度变迁在不同国家或同一国家的不同阶段有着很大差异。三十多年的中国体制改革的成功,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演示的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变迁过程。

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是制度增量改革与边际创新的体现,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经济改革大幕的序曲。中国改革之所以能够得到群众的拥护,主要是选取了计划体制的边缘农村作为改革突破口。从制度变迁角度来看,中国体制改革的序幕由朴实的农民率先拉开,农村的制度变迁成为中国整体制度创新的先锋,是一种“体制外”改革、“增量”改革、边际创新。[3]所谓增量改革,就是在不损害或触动原有利益格局与制度框架状态下,对新增加的资源、收益、组织网开一面,让其采取全新的方式运作。所谓边际创新,则是在原有组织、制度、政策的边缘作边际改进。伴随着农村改革的成功进行,计划体制的核心区城市体制改革提上日程。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部署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这是包括价格制度、市场体系、国有企业管理、金融体制等一系列制度结构的变迁,其中核心是国企改革。当时,所有制问题是理论界的禁区。然而,不触及所有制问题,体制改革只能停留在个别的细微末节上。产权变革势在必行。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和党的十四大所确定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为中国改革开辟了新的空间。改革由过去的主要突破旧体制转到建立新体制,由政策调整转到制度创新,由单项改革转到整个制度安排和制度环境的变革,由增量变革进入到整体推进。才出现了如今中国经济成长为第二经济大国的局面。

由此可见,制度创新驱动经济发展进程。按学术界比较一致的观点,我国的改革采取的是一种政府主导型渐进式制度变迁。这种方式与诺斯制度变迁模型相比,相对价格变化并不是引起制度变迁的主要原因。而政权力量在资源配置方面处于优势地位,它的制度供给能力和意愿是决定制度变迁方向、深度、广度的主导力量。所谓中央“给政策”,便是制度供给作用于中国发展道路的具体表现。从经济发展角度看,中国发展道路确是独特的渐进式制度变迁和体制创新之路。

三、中国发展道路的创新驱动

体系结构分析

如前所述,创新是社会进步的灵魂,推动中国发展道路形成的动力是思想解放、理论创新和体制改革。简言之,中国发展道路具有典型的创新驱动的特征。这个创新驱动体系包含着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理论创新是中国发展道路创新驱动体系的关键,在此不再赘述。制度创新是中国发展道路创新驱动体系的重要环节。当然,在微观经济运行层面,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融合共同推动了企业成长与产业发展。[3]

首先,制度创新是中国发展道路创新驱动体系的重要环节。新制度学派认为,制度是规范人的行为规则的体系,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制约人们的行为,进而影响社会的走向。制度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和加强人们之间的合作。制度的产生为降低交易费用提供了一个有效的途径,如获取市场信息所付费用、谈判和经常性契约的费用以及经济制度运行的费用。而且,制度有利于增强人们的信任与合作。健全的制度简化了人际关系,使信息顺利传递,机会主义行为也能得到有效监控。良好的经济制度使市场规范有序进行,人们的收益得到保障,有利于经济平稳发展,所以,制度是经济平稳发展的环境保证。

所谓制度创新,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就是通过创立新的运作机制以实现更多的赢利,或者使用多种对策与措施,为了实现更多的赢利而对旧制度进行必要的改革或者在原有基本制度的框架内对具体的运作模式进行革新。有必要指出:制度创新必须遵守宪法并且要以法律为准绳,改革的目标是解决旧制度的缺陷并且增强新制度的活力与创造力。通常来说,制度创新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管理制度创新、产权制度创新、约束制度创新和组织制度创新。因此,制度创新不仅是指对根本制度进行改革,同时还包括在原有基本制度的框架内对具体的运作模式进行改革,这就是人们经常说的“转换体制”。目前国内或国外主张制度革新的学派,比较一致的思路是:制度如何运行是起决定作用的,因为交易成本的存在,制度的运作方式将直接或者间接地对资源的配置与效率产生重要的影响。市场不是万能的,在某些情况下,市场也存在相当大的不合理因素和失败的风险,而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制度的变革与创新。从中国和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来看,仅仅依靠技术革新与技术进步的单一手段,是不可能推动经济整体性地快速增长的。技术革新与技术进步对经济的作用是有限的,而制度的变革与创新才是根本性的。中国改革开放之后,仅仅用了四年左右的时间就解决了广大农村人口的温饱问题,实现了农村经济跨越式的发展,而这四年之内,中国并没有出现重大的农业技术革新和农业技术进步。可见,技术革新与技术进步只是经济发展的助推剂而非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制度创新才是经济发展的源泉与内在动力,才是起主导性作用和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践中,制度总是要借助不断的创新来拓展自身的绩效范围。戴维斯和诺思认为促进制度创新的因素有三种:第一,生产技术的革新和生产技术的进步;第二,市场运作机制和市场运行规模的变化;第三,由生产技术的革新和市场规模的变化而引起的社会各阶层对自身收益期望值的变化。也就是说,生产技术的革新和市场规模的变化必然会改变原有制度的生产成本和收益率,使某些人或者某些社会集团产生了需要对制度进行创新的驱动力,以获得潜在的更大利益。另外,制度创新是一个演进的过程,因为在制度变革的过程中,需要解决新旧制度衔接时产生的社会阵痛和利益调整时不同社会阶层的心理压力与经济承受力。新旧制度的转换有一个交替与变更的过程,在原有制度保持均衡的情况下,对现存制度进行一些变革,不太可能会给要求改革的社会集团带来利益上的重大变化,所以这个时候制度的创新就缺乏动力与力量。但是如果生产技术出现重大革新,市场运行规模不断扩大,社会集团对改变自身利益的愿望越来越强烈,这些外在的条件发生了的重大变化,就为利益的诉求与利益的调整提供了不可遏制的机会,那么对原有制度实行变革并且创立新的制度就势在必然了。然后再通过制度的变革与新旧制度的更替,又在新的或者更高的起点上再次达到制度上的新均衡,这样,改革的过程也就基本完成了。因此,制度学派经济学家认为:制度创新与制度完善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种从打破旧制度的均衡到新制度创立后再获得新均衡的动态过程,这种新旧制度的更替过程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并且是周而复始地进行的。制度创新主体包括个人、个人之间自愿组成的合作团体和政府机构。由政府担任“第一行动集团”组织制度创新被认为是最为合理的。因为在私人市场不曾得到充分发展的条件下,只有政府实行“制度创新”才能获取潜在利益。如果潜在的利益将归全体社会成员所有,而不归个别成员所有,那么谁也不愿承担“创新费用”,这种“制度创新”只能由政府实行。

因此,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由政府主导,即是制度变迁路径依赖的必然,也是长期强势政府作用的必然。好处是集中社会资源办大事,弊端是贪腐寻租的频发,必须从体制上加以解决。

其次,技术创新是中国发展道路创新驱动体系越来越重要的环节。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微电子技术的出现带动了新技术革命,资本主义国家纷纷抓住了这一千载难逢的新机遇,大力发展经济,创造了五六十年代经济快速增长的奇迹。对于这种经济奇迹的内在动力,我们就不能用旧的经济学观念(诸如资本、劳动力)来解析了,而必须从技术革新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来寻找问题的答案,于是技术创新论得以发展,世界上许多国家先后提出了几十种技术创新的定义。影响较大的有索洛 ( S. C .Solo1951年)提出技术创新成立的两个条件,即新思想来源和以后阶段的实现发展。伊诺思( J.L.Enos1962年)提出:技术创新是几种行为综合的结果,包括发明的选择、资本投入保证、组织建立、制定计划、招用员工和开辟市场等。曼斯费尔德对技术创新所下的定义被较多地使用:创新是从企业对新产品的构思开始,以新产品的销售和交货为终结的探索性活动。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在《1976年:科学指示器》中,将技术创新的定义扩展为:“技术创新是将新的或改进的产品、过程或服务引入市场。随着当代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化的发展,创新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越来越显得重要,各国开始建立国家创新系统并进行不断的制度创新,以促进本国竞争力的提高。国家创新系统论的代表人物弗里曼(Freeman)通过对日本的考察发现,虽然日本所从事的技术创新从来没有过特别根本的创新,多数从事渐进的创新,但通过技术创新、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日本的经济腾飞让世人瞠目,并在20世纪90年代初挑战美国。弗里曼的考察强调了如下主体所发挥的作用:(1)政府机构;(2)企业;(3)教育和培训机构;(4)社会的创新。由此,弗里曼提出了国家创新系统理论。认为创新不是企业家的功劳,不是孤立的,是由国家创新系统推动的。国家创新系统是影响创新资源的配置及其利用效率的行为主体。提倡晚期资本主义危机论的哈贝马斯关于科学技术意识形态论的论述,[4]则提出了技术创新不仅影响经济发展,进而左右社会意识形态的观点。这些理论给我们的启发是,技术创新深刻改变经济发展面貌。中国经济发展一定要高度重视技术创新。

党和国家领导人历来十分重视科技进步的作用。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发展教育,促进科技人才培养,促进国家知识创新工程的建设,以及科技管理体制改革,对于经济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较快地缩小了我国科技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在中国未来发展道路上,上述创新驱动体系作为有机整体仍然必须与时俱进,不断充实内涵。体制改革需要理论创新的引导,理论创新需要思想再解放的过程,而技术进步更是未来经济发展的引擎。

余论:中国发展道路转化为

“中国模式”的可能性前景

中国发展道路是不断自我超越的过程,所形成的现有体制框架远未达到成熟,基本实现现代化也只是在部分沿海发达地区的事。而且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民主与法治建设仍须加强,各种社会问题的最终解决仍需努力,因此,中国发展道路在国家振兴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功,但并不是说沿着现有的“模式”就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发展中的问题。只有本着不断创新的理念,开拓进取,博采世界各民族文明成果,才能有希望有朝一日形成为世人接受的中国模式。

真正的中国模式是什么,我看首先必须建立和形成中国式的具有普世性质的文化价值体系,形成强大文化软实力和感召力,就这一点来说,就需要几代人的不懈努力。其次,彻底摆脱发展中经济状态,我们才会自信地说:我们的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道路是最好的。如果是不成功的或半途而废的发展道路均不能成为所谓的“中国模式”。再次,完善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实现均富、公平与正义。

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成功经验雄辩地证明:没有什么固定的一成不变的模式,制度创新本身就是打破旧模式的过程。只有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结合,才能将当代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引向前进。

参考文献

[1] 张维为.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15-31.

[2] 列宁.列宁全集(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182.

[3] 傅兆君,史纪新. 经济体制必然是一个动态的演进过程——诺斯的经济史观和制度变迁理论新解[J]. 江苏社会科学,2001(6):7-15.

[4] 郭强.新新相映:新资本主义——新社会主义[M].北京:中国时代出版社,2010:182.

(责任编辑、校对:陈东林)

作者:傅兆君

宪法发展探讨论文 篇2:

关于我国宪法性法律问题的几点认识

[摘要]文章针对宪法学界关于我国宪法性法律几个颇具争议的问题进行探讨,并认为:应对成文宪法和不成文宪法国家的宪法性法律概念进行区分;宪法性法律不应成为我国宪法的渊源;宪法性法律和宪法典不应同属于同一法律部门。

[关键词]宪法典;宪法性法律;宪法渊源;部门法

一、关于宪法性法律概念问题的认识

宪法性法律最初进入我国学者的视线也是在探讨宪法渊源时主要把其作为不成文宪法国家的主要渊源这一意义上使用的。从笔者所搜集到的材料来看,最早把宪法性法律作为宪法渊源的是王叔文先生,其在其所编的教材《宪法》中指出“宪法性法律又称宪政法规,是不成文宪法国家宪法的主要渊源。其含义是指具有宪法效力的法律文件”。[1]其后蒋碧昆先生在其所主编的教材《宪法学》中认为“从宪法形式上(渊源上)看,宪法是由宪法典、宪法性法律(制定法)和宪法惯例等构成的结构体系”,[2]其含义一般是指“有宪法规范存在其中,但形式上又不具备最高法律效力及严格制定和修改程序的法律文件。或者说宪法性法律的内容涉及国家根本问题的某一方面,但又没有成文宪法形式要件的规范性文件。”[3]

1999年4月,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王维澄在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讲座第八讲《关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几个问题》中,将我国法律分为七类,其中第一类是“宪法及宪法相关法”,并认为“宪法及宪法相关法是我国法律体系的主要法律部门,它是我国社会制度、国家制度、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及国家机关的组织与活动的原则等方面法律规范的总和。它规定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根本问题,不仅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法律的本质和基本原则,而且确定了各项法律的基本原则,最基本的规范体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还包括国家机构的组织和行为方面的法律,民族区域自治方面的法律,特别行政区方面的基本法律,保障和规范公民政治权利方面的法律,以及有关国家领域、国家主权、国家象征、国籍等方面的法律”。[4]可见,在官方看来,宪法相关法与宪法在规定的内容是相同的,都規定了“我国社会制度、国家制度、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及国家机关的组织与活动的原则等方面”的内容,而且宪法与宪法相关法属于同一法律部门,然而这种表述一开始就遭到一些学者的质疑, “‘宪法相关法’不是一个科学的表述,与‘宪法相关法’相对应,在逻辑上应当存在‘与宪法不相关法’,这显然是荒谬的。宪法是一切法律之母法,没有什么法律是与宪法‘不相关’的。从‘宪法相关法’所包括的法律来看,它们其实是宪法性法律,这一类型的法律是存在的,但它们不应该被称作‘宪法相关法’,而应当称作‘宪法性法律’”。[5]但有一点可以明确,官方还是坚持内容方面的识别标准以明确宪法性法律与其他规范性文件、其他立法形式的区别。

学者对宪法性法律概念的争论并没有因为官方对宪法性法律的解释而暂告一段落,相反,一石激起千层浪,这种争论更因官方的解释而变得更加激烈。王广辉先生认为宪法性法律指的是“内容涉及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关系的某一方面,但形式上又不具有最高法律效力以及严格的制定、修改程序的法律文件。换言之,宪法性法律的内容具有宪法的性质,仅仅是在形式上不具有宪法的特征。”[6]周叶中先生则认为宪法性法律是指“一国宪法的基本内容不是统一规定在一部法律文书之中,而是由多部关联的法律文书表现出来的宪法,具体分为宪法本体法和宪法关联法。前者是指一国的根本制度由多部单行法律文书表现出来的宪法。……宪法关联法是指由普通立法机关为实施宪法而制定的宪法性法律。”[7]胡锦光先生认为宪法性法律一般是指“有关调整宪法关系内容的法律。……宪法性法律有两种不同的含义:一是指不成文宪法国家的立法机关制定的成文宪法国家一般规定为宪法内容的法律。……二是指成文宪法国家有关调整宪法关系的一般法律。……。”[8]沈宗灵先生将宪法性法律理解为“不成文宪法国家的宪法意义的法律,……,同时也包括了成文宪法制国家中在成文宪法以外的与宪法直接联系的部分法律、惯例和判例等。”[9]

从上述专家学者的观点来看,王广辉先生认为在成文宪法国家和不成文宪法国家,宪法性法律的含义是一致的,周叶中先生、胡锦光先生、沈宗灵先生则对成文宪法国家和不成文宪法国家的宪法性法律的含义进行了区分。笔者认为,应对成文宪法国家和不成文宪法国家的宪法性法律的含义进行了区分,但在成文宪法国家和不成文宪法国家的宪法性法律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相同点是形式上的,即都不具有最高法律效力以及严格的制定、修改程序,不同点主要是在不成文宪法国家,由于没有统一的宪法典,调整宪法关系的内容体现在多部关联的法律文件中,而且内容往往比较具体,可操作性比较强,而在成文宪法国家,调整宪法关系的内容主要体现在宪法典中,但往往比较具体,需要将这种抽象的宪法关系转化为比较具体的宪法性法律关系来保证宪法关系的实现,宪法性法律就要承担这样的任务。

二、关于宪法性法律是否是我国宪法渊源的认识

在不成文宪法国家,宪法性法律是其宪法的成文形式,是“绝大多数宪法规范、宪法原则和宪法指导思想的载体”,[10]构成了不成文宪法国家的宪法渊源。对这一点,学界的观点是一致的,没有人提出异议。但是对于宪法性法律是否是我国的宪法渊源却争议颇大。

认为宪法性法律是我国宪法渊源的学者有蒋碧昆、周叶中、王广辉先生等,蒋碧昆先生认为:“从宪法形式(渊源上)看,宪法是由宪法典、宪法性法律(制定法)和宪法惯例等构成的结构体系。对于成文宪法(多指传统分类意义上的成文宪法)国家的宪法来说,其外在构成要素有宪法典、宪法性法律和惯例,其中宪法典是最重要的构成要素,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对宪法典的补充。……”[11]周叶中先生也认为:“我国宪法的渊源形式上大致包括成文宪法典、宪法性法律、宪法惯例、宪法解释、国际条约和国际习惯等等。”[12]王广辉先生认为:“……上述宪法性法律广泛存在于成文宪法和不成文宪法的国家,但其地位和作用却不相同。……”[13]

认为宪法性法律不是我国宪法渊源的学者有莫纪宏、胡锦光先生等,莫纪宏先生认为:“在我国,能够作为宪法渊源的是宪法典以及对宪法典予以修改的宪法修正案。另外,依照宪法规定,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宪法所作出的解释,也可以视为表现宪法规范的法律形式。”[14]胡锦光先生认为:“作为宪法的表现形式,宪法性法律应当是指不成文宪法国家规定宪法内容、作为宪法组成部分析一系列法律。”[15]

笔者认为,判断宪法性法律是不是我国的宪法渊源应从宪法渊源的含义入手。那么,什么是宪法渊源呢?“宪法渊源是指一个国家中宪法规范所赖以存在的法律形式。”[16]而“宪法规范是指调整宪法关系并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各种法律规范的总和。”[17]根据宪法渊源和宪法规范的定义,那么,在我国,宪法性法律虽然也调整宪法关系,但是它们不具有最高法律效力,所以宪法性法律只是一般的法律规范而不是宪法规范,那么在我国,宪法性法律不能作为规定宪法规范的法律形式载体而不能成为我国的宪法渊源。

三、关于宪法性法律和宪法典是否属于同一法律部门的认识

通常认为,法律体系由若干法律部门组成。法律部门是依据一定的标准和原则组成的同类法律规范和原则的总和。法律部门是法律体系的基本组成要素,各个不同的法律部门的组合便成为一国的法律体系。虽然在我国理论界对于划分法律部门的标准还存在争议,但是,将法律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相结合作为划分法律部门的标准已为绝大多数学者所接受。

基于将法律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作为划分法律部门的标准,学者们将我国法律体系划分为若干法律部门。大多数学者认为宪法是我国法律体系中一个重要的法律部门,宪法典和宪法性法律同属于宪法法律部门。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为:“作为法律部门的宪法是规定国家和社会的基本制度、公民的基本权利义务、国家机关的地位、组织和活动原则等重要社会关系的同类法律规范的总称。宪法可以指作为根本法的一种法律渊源,也可以指规范性法律文件的宪法,还可以指同类法律规范总和的宪法部门。”[19]但也有学者对宪法典和宪法性法律同属于宪法法律部门提出质疑,认为宪法是一个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在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中居于最高地位,宪法不是部门法,原来“部门法”中的宪法性法律应成立一个新的法律部门。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为:“对近代宪法中派生出的许多类似于宪法又区别于宪法,既不是宪法本身又不能作为部门法的新的规范性文件,如组织法、选举法、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授权法、议事规则、立法法、国家赔偿法、军事法、监督法、公民基本权利保障法等。这些规范性文件虽然与宪法规定有联系,是宪法规范的具体化,但是如果把他们视为宪法部门的组成部分,那么这个宪法部门不仅庞杂,而且明显不是传统的宪法了。”[19]

笔者赞同后一種观点,这是因为:

1.在我国,宪法应仅指根本法,即宪法典,它位于法律体系的最高位置,是各部门法的立法依据。也就是说,“作为根本法的宪法与其它部门法的关系是‘母法’与‘子法’的关系。”[20]但是,假如把宪法典和宪法性法律同划于宪法法律部门的话,那么宪法既包括法律效力最高、创制程序最严格的宪法典,又包括与其他部门法法律效力相等、创制程序相同的宪法性法律,从而造成宪法典和宪法性法律既是“母子关系”又是“兄弟关系”,则显得不伦不类。

2.宪法典和宪法性法律调整的对象也是不相同的。现代宪法典不同于传统宪法典,传统宪法典是公法,“它以规定人权和公民权、政治权利及其相互关系以及国家构成为基本内容的,这些内容基本上都属于政治关系和政治生活范畴。”[21]但是随着宪法的发展,宪法的内容也发生了改变,发展为它对社会关系的各个领域都做了原则性的规定,是调整各个方面的基本社会关系的具有综合性的根本法,既不属于公法,也不属于私法,它是一切部门法的基础。而宪法性法律主要是调整国家政治生活领域的各种社会关系。所以,从调整对象上看,两者也不应该划归于同一法律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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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7]许崇德等主编.宪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35,27.

[18]沈宗灵主编:法理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426.

[19]孙笑侠主编:法理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62.

[20]杨海坤,上官丕亮:论宪法法部门[J].政治与法律,2000:(4):14.

[21] 张文显: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法律体系——政治法应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J].法学研究,1994:(5):5.

作者:孙桂燕

宪法发展探讨论文 篇3:

本科宪法学教学的困境与突破

[提 要]宪法学是法学专业的基础课。宪法学入门容易深造难,教师在教学中面临许多挑战和难题。欲突破宪法教学的困境,教师需要精心选用教材,注重教学方法,关心学生成长,优化教学内容,把握专业特点,加强理论研究。

[关键词]宪法教学;本科教学;法学教学

[作者简介]刘 根(1965—),男,井冈山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法学硕士,研究方向为中国宪法。(江西吉安 343009)

宪法学是教育部规定的法学专业十六门核心课程之一,是法学专业本科学生的基础课之一。在法学本科专业教育中,如果要问法学课程中最难教的一门课,恐怕不是刑法、民法,而是宪法。宪法学与法制史、国际法一样,属于那种不受法科学生欢迎的课程,宪法教师在法学专业教师中处于“第三世界”。本文试图结合笔者多年从事宪法教学的亲身实践,在概括宪法学教学困境的基础上,阐述突破困境的思路和探索实践,以期与宪法教师同仁交流和探讨。

一、本科宪法学教学的困境及原因分析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30多年,中国的宪法教学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与刑法、民法等部门法教学相比,宪法学教学存在的许多问题长期以来都未得到很好地解决,因而“总体水平比较低”。[1]目前本科宪法学教学的困境主要有:(1)宪法学教学与宪法学在整个法学教育中的基础课地位不相称。(2)多年来中国的宪法学教学内容比较抽象空洞,缺乏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模式。[1](3)宪法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崇高地位与宪法在学生心目中的地位形成反差。“传统宪法学的教学无疑是枯燥无味的代名词,一直不受学生欢迎。”[2](P146)部分在校生认为宪法学是一门政治说教课或者死记硬背课。[2](P5)(4)“法科学生中很多人对外国宪法特别是美国宪法头头是道,但是对中国宪法所知很有限,轻视甚至鄙视中国的宪法。”[2](P186)(5)宪法学教学与宪法学研究严重脱节。

笔者以为,我国宪法学教学存在上述困境的深层次原因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宪法学学科体系仍不成熟。“宪法学历来被认为是入门容易深造难”。[3](P1)[4](P4)所谓“入门容易”,是指宪法的基础知识和基础理论“通俗易懂”。所谓“深造难”,笔者以为,实际上就是理论体系不成熟,宪法理论对现实生活的影响力、解释力有限,宪法学自身缺乏独立的知识体系,特别是宪法学没有像刑法学中的犯罪构成那样的一套成熟的理论。即使发现了难得的几个颇具专业品味的原理,如基本权利的效力、竞合和冲突,却因为晦涩阃奥,教师讲解起来比较费力,学生理解比较吃力。总之,我国宪法学“从理论研究的原则到具体的学科体系,从宪法学的基本概念到基本范畴,目前还未形成有机的、具有内在逻辑的知识体系。”[5]

2.宪法远离司法实践。目前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唯有宪法在法院中不被直接适用,从而体现不出宪法的法律性、专业性,大大抑制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由于我国没有建立完善的宪法诉讼制度,宪法的实践性还十分有限,宪法学理论指导现实的功用也存在较大的局限性。”[5]具体讲,我国宪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但是法院不能直接适用宪法,因而我国没有典型的、鲜活的违宪审查例和宪法解释例,来自司法实践的教学资源匮乏。宪法教学似乎只能从理论到理论,从书本到书本。即使有几个国外的经典宪法案例,如美国Mabery v. Medison案、德国吕特案、日本三菱树脂案等,虽可以活跃一下课堂气氛,然这些宪法理论在中国并不适用。

3.宪法的政治性浓厚。如上所说,宪法与政治不可分,宪法上许多问题都是政治问题,宪法的政治色彩鲜明是我国宪法的一大特色。如社会制度、政治制度、政治权利、宪政体制、政党制度都是宪法的重要内容,这些内容政治敏感性强,限制了教师发挥的空间。如果政治体制改革滞后,那么宪法教学就会出现理论脱离实际的现象,讲课容易流于形式,讲授难免枯燥。

4.宪法典本身还不完美。新中国先后颁布了四部宪法。1982年宪法是目前仍在实施的宪法,也是实施时间最长的一部宪法。学界普遍认为,1982年宪法总体上是一部好的宪法,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奠定了法治基础。但是,宪法本身也有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宪法修改过于频繁;宪法条文过于粗糙;宪法规范不完整;宪法保障性不足;宪法缺乏自我保护机制,公民的宪法权利救济制度不健全,宪法可实施性不够。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如果宪法本身不完备,那么宪法教学就会受到质疑。

5.宪法学研究较为滞后。同一概念不同教材、著作的概念表述不一,许多宪法概念都存在争议,比如联邦制、政体、国体等,基本权利中的诸多概念既不统一,也不规范。宪法关系、宪法责任、宪法规范、宪法解释、宪法实施、违宪审查等基本理论有待深入的研究。韩大元教授指出:面对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宪法问题,中国宪法学还缺乏系统的理论解释能力,对本国宪法理论资源的挖掘不够深入;宪法学基础理论研究尚待深入;在研究方法上以逻辑论证为主,经验性与规范性研究较少;宪法学研究的实践功能尚待加强。[5]在法学体系内部,宪法学与法理学、民法学、刑法学、诉讼法学等学科之间难以进行对话和沟通。目前中国还没有专门的宪法学杂志。这些都是宪法学理论研究之薄弱环节。宪法学研究的状况直接影响到宪法教学。

二、突破宪法学教学困境的思路和实践探索

突破宪法学教学的困境,教师首先要热爱宪法,钻研教学方法,改变那种单一的、灌输式、互动少的教学模式,代之以参与式、启发式、研讨式的教学模式,并熟练掌握和应用,教学方法要多元化,以增强教学的活力、魅力。最根本的是教师应当从自己做起,努力提高教学水平和理论素养。显然,如果一个教师不热爱宪法,不热爱自己的教育事业,那么,宪法教学的效果是可想而知的。在此,本文着重介绍自己的一些做法和设想。

1.精心选用教材,创造教学条件。

教材为教学之素材,关系到教师组织、开展教学活动,直接影响学生对宪法知识的学习兴趣。30多年来,我国宪法教材上百种之多,但绝大部分大同小异,“没有一家或者少数几家的宪法教材有足够的权威一统天下”。[2](P5)传统宪法教材大多以宪法典的体系为标准构建,各章之间逻辑联系不够紧密,内容结构庞杂,师生阅读这些教材时味如嚼蜡。近些年来,宪法学教材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基本上放弃了权利、义务法理学的分析套路,在法理上接受了以权利、权力为重心的分析套路”,[2](P23)既有原理阐释,又有案例或者事例分析,专业性和可读性明显增强。如胡锦光、韩大元的《中国宪法》(2007年版),张千帆的《宪政原理》(2011年版)和童之伟、殷啸虎的《宪法学》(2010年版)。这些教材较适合本科宪法教学。

2.注重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效果。

案例教学法,由哈佛大学法学院原院长兰德尔于19世纪70年代首创,亦称“兰德尔教学法”(Langdell method),是指由学生运用其所学法律理论和知识对某一真实或模拟案件进行分析、讨论的一种教学方法。[6]国内有论者认为,“案例教学是法学本科教学的生命”。[7]宪法学课堂教学的症结就是缺乏鲜活的案例,理论脱离实际,课堂教学趋于平淡。因此,引入案例教学法是破解宪法教学窘境的有效法宝。焦洪昌等主编的《宪法教学案例》编写了若干中外案例和事例,详细介绍了美国违宪审查第一案。胡锦光、韩大元教授合著的《中国宪法》编写了100多个事例。这些读物或者教材有利于推动宪法教学与现实生活的结合。在教学中,教师适当穿插这些事例,或者运用案例或者事例组织课堂讨论,将大大增强宪法课的法律性、专业性和知识性。近年来,案例教学越来越受到师生青睐,成为宪法学教学的新趋势。

3.优化教学内容,增强教学实效

当今社会竞争激烈,法科学生就业压力大,进入政府部门、事业单位等都要通过笔试、面试,进入政法部门需要通过司法考试和公务员考试。为此,教师应当精心设计教学内容,正确处理大学宪法内容与中学所学内容的关系、司法考试等资格考试与宪法教学的关系、宪法与部门法的关系、本国宪法与外国宪法的关系。教师要以就业为导向深化教学和考试改革,[5](P40-90)为学生司法考试、公务员考试、研究生考试奠定扎实基础。教师应在上课和考试时结合宪法教学,适当讲解和介绍相关重要考试,在课堂上分析解题思路和技巧,提高学生的就业能力,使学生耳目一新,从中受益。宪法教学一旦能使学生在课堂上学到更多知识,学生有获得感,宪法课就会接地气,就不会令学生感到枯燥沉闷,宪法课就会充满活力。

4.关心学生成长,加强师生交流

关心学生是教师必须挖掘的一门“功课”。有些大学教师不太注重师生交流,课堂上满堂灌,课后从不与学生交谈,师生之间“相敬如宾”,师生之间缺少沟通,学生不愿意和老师接触,课后不愿意向老师提出问题。如此教学,难以达到理想的效果。宪法课一般安排在大学第一个学期。大学新生依恋于中学教学环境,对大学学习还不适应,且每个学生的学习能力不同,不少学生虽进入了大学,却仍感迷茫。因此,教师应当因材施教,悉心指导学生学习,循循诱导,使学生逐步适应大学学习,逐渐成为深度学习者。师生交流不但可以增进师生了解,学生从交流中获得了宪法以外的知识,教师从师生的讨论获得灵感,从学生的赞扬中得到激励,有助于及时调整教学内容,修正教学方法,增强教学实效。

5.把握专业特点,切忌政治说教

宪法学和政治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宪法学有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和独立的研究方法不能与政治学混为一谈。从世界范围看,宪法学是从政治学和国家学中分离出来的。[8](P235)中国的宪法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总体上仍然没有完全摆脱政治学的窠臼。“我国宪法学在体系和研究范式上还没有完全从政治学中独立出来,表现为这一学科的理念、方法、体系、内容及命题等都带有浓厚的政治学色彩。”[8](P236)然而,宪法既有政治性,又有法律性。所以,宪法教师在思想上必须牢记这样的观念:既要守住宪法课堂的政治底线,又要防止其演变为思想政治课。宪法中政治方面的内容,教师不能在讲台上任意发挥,要把课堂教学和学术研究区别开来。课堂教学有原则,学术研究无禁区。教师应善于发现和区分政治学和宪法学的差异,突出宪法的法律性,并在宪法教学中具体地体现出来,如教学内容、方法和专业性话语。否则,宪法教学就很容易将宪法课变成大学中的政治课或者思想政治课。

6.加强理论研究,提升专业水准

宪法知识体系制约宪法教学体系。成熟的宪法学有助于学生对宪法形成良好的“第一印象”,彰显宪法的专业品质,也有利于教师的课堂教学。而中国宪法学学科理论还不够成熟,学科价值受到削弱,学术尊严受到轻视,迫切需要加强理论研究,这是宪法学界共同的呼声。“欲使宪法摆脱昔日人们心目中作为政治附庸与工具的那种形象,其途径之一就是增进宪法的科学化。”[8](P31)笔者以为,我国宪法研究的目标是建立科学的宪法学,为社会实践服务。为此,我国宪法学界要运用法学的、非法学的等多元方法探究宪法文本,分析宪法规范,增强对中国宪法解说能力。二要强化中国宪法问题意识,发展对现实问题理论解释能力。三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深化基础理论研究,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宪法价值取向和宪法思维。最后,宪法学人需要坚定宪法信仰,潜心研究。宪法是法治国家的圣经。依宪治国、依宪执政将成为中国治国理政的主旋律。要使宪法有尊严,宪法学者首先要有宪法信仰。只有宪法学者共同努力,宪法学才会有更美好的明天。一俟科学的宪法学得以建立,那么宪法教学必然就会走出困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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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上官涛]

作者:刘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