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易传·序卦》中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措。”在原始人的眼里，提供万物的大自然供给他们食物的大自然具有至高无上的灵性，这种灵性能够主宰他们的命运改变他们的生活，在不能够征服和了解的时候只能加以膜拜，这就是自然崇拜。下面是小编整理的《水神巫术传统文化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水神巫术传统文化论文 篇1：
《道德经》中水意象的人文精神
内容摘要：我国人文精神产生于殷周，确立于春秋战国。在探究人类生命以及生命意义中，古人以自然存在的物质为意象，从崇拜自然的某种物质及其能量到逐渐着重关注人本身。春秋战国是人文精神勃兴的时期，思想植根于这个时期的老子，对于水的推崇以及对人的关注与他所处的时代背景与时代思想息息相关。老子所写《道德经》以水论道、以水论人，不仅关注与探索人生，也提倡追求真、善、美、圣的一种人生态度。探讨老子“上善若水”中的人文精神，理解传统人文精神的价值，是中华文化对人生命的终极关怀。
关键词：人文精神 意象崇拜 水 柔
作為世界上唯一一个几千年一脉相承的文明古国，中国的传统文化精神建设尤为重要。如何在新时代传承人文精神是近年来我国的讨论热点。在我国的周朝时期，古人们所推崇的“礼乐”精神体现的是关于伦理道德、精神情感等方面的内容，这其中是中国古人对于真、善、美思想的一些阐释。而出现于礼崩乐坏的周王朝时期的《道德经》，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老子对于人在品德方面的推崇，也是老子对于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中人的自我生命和社会群体的思考。古人自然意象崇拜中的水崇拜与《道德经》中的水意象，皆可窥见意象崇拜下包含着古人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与对人生存与价值的关注，这其中都体现着人文精神。
一.人文精神的源起
人文，在《辞海》中指人类的礼乐教化。“人文”一詞，最早记载于《周易》中。《易经·贲卦·彖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从《周易》出发，中国文化中始终有着对于人类生命的终极关怀。这种关注人的精神性层次的问题，是一种对终极灵魂的追求体现。中国人文传统大概起源于殷末周初，对“帝”的崇拜反映出殷人探究世界本原的目光从夏朝的“天”转向祖先“人”。《周易·乾卦·文言傳》“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時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远，后天而奉天時。”由此可窥，中国典籍置人于天地万物核心地位。在商代古籍中所记载的嫦娥奔月的事迹，也是一种反映上古时期人类立足于尘世，却推崇人的生命延长，从而找寻生命的意义与主体价值。
春秋战国时期，当时人们所秉持的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观念，所认同的是人的生存与精神遵循天地之道，而又从中体悟做人之道。周至杰等学者认为，人文精神的高峰时期就处于春秋战国时期。春秋战国这一时期区别只是单纯崇尚天命、皇权的思想，被认为是人文精神的开端。在观察天地自然的运行法则上，中国古代人文精神更多的倾向是天和人的相通，这在早期皇权天命的统治思想上也已经有所体现了。赵形良认为，人文更多地是指用礼乐教化而建立的一种理想的文明社会。在中国尧舜禹的禅让制到后代朝代的统治，都离不开对人的精神品格的追求。所以，在中国早期的文化传统上，不乏天命与皇权的观念去要求人的社会行为，但总体而言关注的还是人。可见，古代中国已经对人文有着不小的探究与推崇。中国源远流长的人文传统在王朝统治下不断被倡导，并阐扬其文化精神和意义价值。春秋末期的老子所构建的哲学体系以“道”为宇宙的终极本源，是世间万事万物须遵循的规律。其中以“朴”来喻“道”，又把“婴儿”作为含德之厚、得道之人、和理想社会的象征。老子的思想与其作品《道德经》同样展现出对于人精神性的探究和对于人的存在意义和价值的思考。这其中更多的体现于为人品德这一人文方面的内容。
二.自然意象崇拜
从古至今，水都是人类生活的必需品，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物质。水也是自然万物存在不可缺少的资源。中国又一直是一个以农耕经济为主的社会。在我国原始农业时代，我们的祖先都是沿着河流居住，即是所谓的“缘水而居”。目的就是为了方便取用水资源。水对于农业和畜牧业的重要，使得古代先民对于水有着特别的崇拜。在早期社会，人们对于所处世界的认识大都是未知与恐惧的，对于自然力量的崇尚是无比敬畏的。在当时这种人类生命极易受到威胁的时期，自然就有了人类对自然的崇拜。起源于旧石器晚期的自然崇拜，实现方式是用巫术与实物祭祀的庄重仪式。这种颇具仪式感的行为反映出上古时期人们对大自然的态度既是敬畏的，同时也是依赖的。对大自然某种力量的无比崇拜与尊敬是人们早期的精神支柱。在这时期，人们有着对火、水、也有对太阳等自然之力的崇拜。这与人们的生存脱离不开，如精卫填海、夸父逐日等神話传说。当时的人们生命极其脆肉，受到的生命威胁是很大的。对于自然意象的崇拜自然体现着早期人类对于自身存在于世界思考的反映，体现着人们对生命的敬畏、对生存的渴望。自然意象体现着人类的生存和社会发展状态，自然意象崇拜与人类意识变化共生。
起始于原始社会早期的水崇拜，具有祈雨，求丰收的愿望。因为水生人这种原始的观念，所以其中还具有这一种祈求生殖力量的目的。人类早期对于自身生命的生存的追求与对于人类后代不断延续的顽强意志，皆反映出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在秉持与推崇着一定积极的传统文化精神。从原生态水生型创世神话到次生态水生型创世神话，从《山海经》中以应龙、共工为水神到以治水的鯀、禹为水神。在对水推崇过程中，在水神的身分从神到人的逐渐转变过程中，凸显出水神地位的下降，其中不断提高的是对人本身的关注。先秦时期的人们已经把水的自然存在状态提高到和万物的生成、宇宙间生命的起源相联系的层次。《管子·水地》中写到：是以水者，万物之准也”。郭店楚简中《太一生水》也提到“太一生水，水反辅太一，是以成天;天反辅太一，是以生地。”从这两部文学作品可以看出先秦时期把水看作生命之本、万物之源，还是一个高于其他宇宙存在物。从古代先民对自然意象的崇拜到远古神话中，葫芦神话、夸父逐日和后羿射日等神话都代表着水是万物之源。由此水这自然存在之物，自然也比其他事物有了大量的机会进入文学作品。
老子在《道德经》中提到“上善若水”，在著作中多次提及“水”以论“道”。这与老子所处的时期有着密切联系。在夏族文化中尚忠信、尚慈、尚俭、尚水等思想与老子的著作中所体现的观点有着极高的相似。在《礼记》中记载：“夏后氏尚明水，殷尚醴，周尚酒。”由此可见，老子对于水这种自然存在的赞美是与夏后氏对于水的推崇相似的。从老子以水喻道来看，学者们认为，这不仅体现在老子认同夏族文化中对水的崇尚，也体现在地域文化上，老子与楚地文化有一定的关联。在楚地文化中，楚国关于水文化的内涵较为丰富。从楚地人对于大江大河以及对水神的祭祀，还有当地水文景观和水利事业的发展等方面，都对于研究老子在著作中对水推崇的缘由有一定的参照意义。在社会治理方面，楚国鬻熊所认为的欲刚以柔，欲强以弱的思想，被认为是一种水德修养，这在老子的著作中都不乏有所体现。
三.《道德经》中的水
“道可道，非常道”，老子的《道德经》以“道”为核心，阐述修身、治国、养生、用兵之道。这里的“道”所代表的是宇宙万象，里面所包含的是人生的一些造化。“道”既是可以言说的，也是玄妙变化的。而老子所言的玄妙变化的“道”如何让人理解、意会呢？故在《道德经》中言：水“几于道”，是老子在书中的明确表示。以“上善”若“水”来阐述他所推崇的人应该具备的良好德行和心性。而这其中关键又在于老子认为水这一自然之物本身具备与符合的“上善”的特征，同时也符合“道”的品质。故此，水与道、水与人、道与人，是相互围绕的，是可以具体展開论述的。“上善若水”故水“几于道”，是老子在《道德经》中提出的观念。以水论道、以水论人，都体现出对人心性、品格内在的修养。从水出发来论人，其中可见的不仅是古人对于自然物质的爱护与尊崇，更可体现在关注人的方面，关于人的生存与价值。推崇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下，观照自然去提升内在的心性、品格内在修养，去探索一种向自然物质固有的美好本性学习的态度。
《道德经》所言：“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这里就是老子所推崇的水之一自然之物所具备的七个优点。而这其中又着重体现着水意象中柔的品格。“处众人之所恶”的水所具备的低下、柔顺之特性很好的阐释了“水善利万物而不争”的柔慈。而这状态是人修道之路要具备的美好的德行。对于人的品格，应当与水相似，作用于万物却不争，人之“上善”，既需要处卑守下的柔顺，也需要有化育万物而不居功自傲的柔慈状态。这正也是提倡人在顺应自然中展现自我价值的创作力与对自己无私付出的高尚品德要求。
用水之意象来论道、论人，是老子所关注的人生价值。良好的德行，着重的是学习水意象之“柔”。老子着重推崇水意象中的柔。以柔顺、柔慈、柔和、柔静、柔韧等水所能体现的一种接近美好的状态去更好地诠释做人处事要向水学习。人之“上善”的修道过程是不断发展的，除了化育万物而不居功自傲的状态，老子对人修道德品德还有着进一步的看法。人修道既能如浊水般包纳诸多浑浊，也能有着溪水的柔韧生命力，如水之下流的不争与顺应，也能如水无私滋养万物。学习水的精神，滋养万物却不与万物相争。人的生命短暂且受到各种因素影响而内在浊化。犹如“浊水”，如何使之以“清”，便是能学习溪涧之流水的柔韧状态，保持不自满、自我更新。老子提出一个玄妙的比喻，用水的柔和、柔静意象來诠释一种要求人存在的柔善状态，这便是“涣兮其若淩释”。老子这里所提到的一个很玄妙的比喻，以水柔和和柔静的意象去解释比柔善更高的对自我的要求。认为人的柔善可以消融人与人关系中的一种“冰”的状态。所要求的是人与人之间所体现的亲和，以自身的柔和去调和双方关系。要求即使与他人关系似冰，也能凭自己的柔和去改善不友善的相处关系，即“凌释”的过程。更要有着能“以静之”以浊水及“能徐生”的柔静和柔韧之态。以浑厚宽容之心和举动去包容他人的不足，自身同时也做到思想观念和行为举止上的不断反省与纠正。如此这般，即使浊水也能清洁。这就是老子所提倡的个人为人的美好品性，也是对个人品性的进一步要求，与人相处中所展现出来的柔和之状态是能够对他人有所影响的。
个体对于自身的高尚要求，除了固守柔慈、柔顺、柔和和柔静上述所言的几个特性以外，还需要具备“天下溪”中所表达的柔韧意象。以及学习“婴儿”、“常德”所展现的个体生命绵绵不断的生机。这里所展现的水这一事物的不断壮大的状态，是婴儿所包含着的成长的庞大生机，也是体现个人生命对自我价值和美好品德追求以及群体相处之道以外的更高的要求。人修道，“上善”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在这过程中，应似浊水有着浑厚宽容的特性，应有似溪水所展现出来的柔韧生命力，似水往下处流去的顺应不争的状态，似水自带的利万物而不争的给予、无私帮助和他人等，老子以水之意象来论道、论人，这便是老子所关注的人的生命中所具备的美好状态和人之一群体所展现出来的美好特征。是对于个人存在的意义和价值的探索，其中达到了一种个体生命不断完善自身的崇高追求，对社会群体的人文愿景。
在老子的著作上所体现的人修道要像水学习的观点。从水的包容、清澈、柔下等多种特性来看。老子所宣扬的不仅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状态，更是一种人关注自身，参照自然万物，从而去提升品格内在的修养。这对于个人，是一种德的提升，是人一生似流水自洁与潺潺生机般不断追求自身心性和品格保持一种理想的美好状态。老子对于人格的追求，以及明确而具体的理想状态的提出，体现出中国古代人文精神上对于个体的要求以及人与人之间所能形成的充满人文精神的理想社会状态。这种对于人一生的精神状态的美好追求，是中国早期人文精神中对于关注人本身以及探索人存在的意义与价值的体现。也是对中国文明社会的理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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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马二杰.上善若水——读老子的《道德经》[J].科教导刊（中旬刊），2010（07）：62+121.
（作者单位：澳门科技大学国际学院）
作者：胡佳慧
水神巫术传统文化论文 篇2：
马家窑彩陶纹饰与自然崇拜的关系
摘 要：《易传·序卦》中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措。”在原始人的眼里，提供万物的大自然供给他们食物的大自然具有至高无上的灵性，这种灵性能够主宰他们的命运改变他们的生活，在不能够征服和了解的时候只能加以膜拜，这就是自然崇拜。距今五千七百多年前新石器时间晚期的马家窑文化为我们还原了原始人类的生活状况。那时的人们对自然已经产生了信仰，日常生活用品、祭祀以及陪葬品上都绘有简单、抽象具有象征性的纹饰，是对自然物和自然力人格化后的崇拜。
关键词：马家窑彩陶纹饰 自然崇拜 日神崇拜 河神崇拜 谷神崇拜
一、马家窑彩陶纹饰概述
（一）马家窑彩陶纹饰的分类
马家窑文化村落遗址主要分布于黄河上游地区及甘肃，青海境内的洮河、大夏河及湟水流域一带，距今约5700年，属于新石器晚期。马家窑文化包括石岭下、马家窑、半山和马厂四个文化类型。从时间和已经发现的有关地层叠压的情况看，石岭下类型早于马家窑类型，马家窑类型早于半山类型，半山类型早于马厂类型。马家窑文化彩陶花纹记录、传播了人们的理念，花纹演变的形式特征，受大自然的影响，也是人类生存发展需要、农业生产与文化表示的产物。
（二）马家窑彩陶纹饰的演变
1.神人纹演变波折纹：神人纹最初出现在马家窑文化的彩陶上，是半山和马厂类型中最具特色的纹饰，也有学者将神人纹称为蛙纹[1]。早期神人纹的表现比较具象，如甘肃出土的半山类型扩胸状神人纹彩陶罐。半山时期的神人纹比较抽象，将头简单的概括成一个圆形，身体用宽带表示，四肢大多用两节折带表示。到晚期头部完全省略，四肢从顺向曲折演变成反向直角曲折，有的连身体宽带也被省略，演变成肢爪纹，有的演变成三角折带纹，神人纹最后演变成几何纹样。
2.旋纹：旋纹在马家窑类型中已经出现，很快便发展成这一时期代表性的纹饰。旋纹一般是以四个旋心为中心，个别的有六个或者更多，旋纹都是逆时针方向旋转。半山时期，旋纹绘制成熟，成为主要花纹。旋心由多道黑色锯齿带或红色宽带连接，组成二方连续的图案，增加了视觉的旋动效果[2]。马家窑类型早期的旋纹旋心很小，多四方连续，没有其它纹饰，结构简单，旋心内饰圆点。到晚期四大圈的旋纹逐步发展成为马厂类型的四大圆圈纹，连接四大圆圈纹的旋纹也消失了。
3.葫芦网纹：葫芦网纹是半山时期典型的纹饰之一，是葫芦纹与网纹相结合的复合纹饰，一般由四组或六组束腰葫芦形组成，相互对称，葫芦口一般向上，个别的向下。早期的葫芦形束腰不明显，到中期的葫芦形下半部逐渐变大，晚期束腰更为明显，下部的圆形变得更大。网纹是马家窑文化彩陶中常见的纹饰，在马家窑类型彩陶中时常以主体纹饰出现，到半山时期多与其它纹饰组成复合纹饰，马厂时期网纹使用率也很高，但构图比较松散。
二、马家窑彩陶纹饰与自然崇拜的关系
（一）自然崇拜的发展
在古代，由于大自然本身的神秘感以及人们对大自然的依赖，认为自然现象和自然力存在一种神秘力量在支配，就把它们奉为神灵，并且加以崇拜和祈祷。人们最早崇拜的就是太阳神，无论是国外阿波罗版、奥锡利斯版还是中国“羲和[3]”版的太阳神都向人们传达着这一神圣的信仰。如我们古老的文字，日字旁总是频繁的出现在文字中，这象征太阳主宰着人们的一切，人们用文字符号记载加以象征和崇拜。王孝廉在《水与水神》一书的第二章“黄河之水”中，就记载有河神崇拜，文中的河神是指黄河水神，也有人将青蛙当作河神，因为一到春雨时就会伴随青蛙的鸣叫声，人们以为青蛙就是河神，所以将其进行崇拜。许多国家都有“五谷妈妈[4]”，也有国家将其称为“谷精[5]”。如今，在山西、闽东地区都有传统的谷神节，六月六的时候潮汕人也会敬谷神。在大部分农村，很多老人等丰收后都会装一些好的五谷放在粮仓或是粮房，这也是对谷神崇拜的一种延续。很多崇拜已经从具体的事项转为文字、图案抽象的象征，比如彩陶的文化形式，就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生活及信仰，彩陶的各类抽象花纹形式，就是原始人们对自然崇拜的认识以及延续。
（二）马家窑彩陶纹饰与日神崇拜
1.圆点象征太阳：中国先民们最早崇拜的就是太阳，因为太阳带给他们光明和温暖。圆点纹，是马家窑文化彩陶表现象征太阳的最多形式。甘肃临夏出土的马家窑类型彩陶壶花纹，以旋涡纹组成纹饰带，四个旋涡纹的旋心内各绘有一个光芒四射的太阳纹。太阳纹在旋涡纹的中心，寓意太阳升落回旋，旋涡纹的两道线纹并列延伸，寓意起伏回旋，蕴含了日月轮回、日夜交替的意象。
2.人面纹：马家窑文化彩陶出现了人格化太阳神的象征，彩陶上的人面纹不完全是人面的特征，而是将人面的形态象征为人格化的太阳。以人的呼吸来表示寒暑交替，寓意季节的变化。人物纹样在彩陶花纹中所占的比例并不大，但却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不同文化的彩陶人面纹，都象征了人格化后的太阳神。
3.太阳鸟纹：“太阳鸟”纹饰，存在于许多马家窑文化彩陶，形式不同但寓意大致一样。太阳鸟的形式，是根据鸟类迁徙为参照，来回迁徙又有太阳的小圆点形象，是神话了的形象出现的。石岭下出土的彩陶钵鸟纹，在一个不规则的圆圈纹中绘制了变形的鸟纹，以鸟与太阳形的组合来表达“太阳鸟”的象征寓意[6]。太阳鸟纹下有一道细线纹，可能表现的是地平线，以鸟展翅飞翔、周而复始的形态来再现太阳升起又落下不断更替的周期规律。
（三）马家窑彩陶纹饰与河神崇拜
1.旋涡纹：半山类型纹饰中，旋纹依然存在，而且贯穿于半山类型彩陶发展的全过程。旋纹，反映了半山时期人们对河流的依赖和崇拜。河水可以灌溉农田，有利于庄稼作物的生长，河流中还生长着许多鱼虾动物，给人们供给了不可或缺的食物资源。另一方面，河水暴涨又会泛滥成灾，淹没庄稼毁坏房屋，被人们加以神化，就成了对河神的崇拜。石嶺下类型陶器，水纹的出现，表现出与人的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没有水，人就无法生存。所以有古文化的遗址，都是在有水和气候湿润的地方。水纹的出现，显示了古人类最初对水的崇拜，延伸到后来就是对龙王、河神的崇拜。
2.蛙纹：在马家窑文化中，尤其在柳湾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多次发现蛙图案的彩陶。崇拜青蛙，主要原因是青蛙与雨水和河流有着密切的关系。青蛙有冬眠的习性，青蛙结束冬眠会发出嘹亮的叫声，伴随着叫声春雨也会到来。先民误以为青蛙有某种神奇的降雨功能，因此将蛙当作是河神的化身绘制于彩陶上开始虔诚的崇拜，产生了以蛙为对象的水崇拜信仰和祈雨活动。
（四）马家窑彩陶纹饰与谷神崇拜
1.撒播纹：甘肃出土的马厂类型陶瓮纹饰就再现了农作物种子的形象特征，瓮身绘有变体人形纹，在手足前可以看到种子状的图案，很像是正在撒播种子的人，又被称为“撒种形的神人纹” [7]。人们已经将撒种形的神人纹神化成了谷神，能够带给他们食物，使他们所居住的地方风调雨顺。绘制这样的纹饰成为一种寄托和祷告，寓意来年会有一个好的收成。
2.蚕豆纹：甘肃广河地巴坪出土的半山类型彩陶瓮，葫芦纹之间，绘有不同形式的蚕豆形纹，有的将蚕豆纹绘在瓮身的核心，蚕豆纹的籽粒逼真、形象饱满、特征明显，体现了当时人们种植农作物的现象。谷神的形象此时幻化成为人们播种的种子，人们既然能够将蚕豆纹绘制于生活所用的器皿上，那么丰收的时候也一定会倍加珍惜，小心地供奉着。就像现在农村的老人等谷物丰收时仍然会将挑選的五谷装入布袋吊在粮房，祈祷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3.葫芦纹：人们种植农作物的时候都希望能有一个好收成，他们将这种愿望绘制于日常生活使用的彩陶器物上，在马家窑文化彩陶中就有很多直接绘有葫芦纹，有的将网纹和旋涡纹绘制于葫芦纹之中，既有三角形的形式又有S型的变化，还有的按照葫芦的形态而造型，葫芦容器的应用是富有启示意义的。“世界上凡是曾生长葫芦的地方，那里的原始先民在使用陶器之前，曾先使用过天然容器—葫芦。而葫芦也是陶器的一种主要天然模型[8]”。也许是因为葫芦内有籽，有多福多禄的意思，人们将它神化，象征为谷神，寓意五谷丰收。
远古时期人们的巫术活动、劳动生活、情感交流都形象的表达在马家窑彩陶纹饰中，马家窑彩陶纹饰不仅向我们展示了远古时期人们的审美，而且是我们了解当时人们生活状况的重要线索。彩陶曾经是大众的艺术，是推进社会变革的重要形式，在今天也是需要我们去了解和支持的，它很原始，也很现代，也仍然是现代设计的重要参照。认真去了解马家窑彩陶纹饰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些看似简单的线条都是传统文化最重要的部分，除了去了解它的象征意义，还对我们绘画创作有所帮助。
注释：
[1] 严文明.甘肃彩陶源流平[J].文物，1978（10）
[2] 张晓凌.中国原始艺术精神[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4
[3] 羲和：主日月之神。《山海经·大荒南经》郭璞注：“羲和盖天地始生，主日月者也。”
[4] 五谷妈妈：古代和现代的欧洲把五谷看作母亲女神，以求全年收成好。詹姆斯·乔治·弗雷泽.金枝[M].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1998
[5] 谷精：表现五谷有生命的精灵，不仅表现为植物形式，而且表现为人身形式。詹姆斯·乔治·弗雷泽.金枝[M].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1998年
[6] 石兴邦.有关马家窑的一些问题[J].考古，1962（06）
[7] 蒋书庆.彩陶艺术简史[M].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7
[8] 刘尧汉.中国文明源头新探[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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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蒋书庆.彩陶艺术简史[M].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7
[3] 张晓凌.中国原始艺术精神[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4
[4] 张鹏川.中国彩陶图谱[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
作者简介：
张慧，西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油画。
作者：张慧
水神巫术传统文化论文 篇3：
浅析南通民间版画“纸马”的民俗意涵
摘 要： 南通“纸马”以融合南北文化后的南通民俗文化为载体，直接记录和反映了南通人民的生活百态与审美习惯，体现了南通人民渴望消灾避祸、祈求吉祥幸福的心态。本文从南通“纸马”的信仰崇拜、民间俗神崇拜、宗教崇拜和巫术意涵等四个方面加以印证。
关键词： 南通“纸马”艺术 信仰崇拜 民间俗神崇拜 宗教崇拜 巫术意涵
江苏南通地处江海的交汇处，位于长江北岸，是南北文化在这里交汇、碰撞、融合，因此南通文化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同时，南通文化既有别于江南的姑苏文化、维扬文化和海派文化的婉约柔美，又有别于江北文化的粗犷豪迈，具有自己的个性特征。悠久的历史、深厚的文化底蕴为南通年画提供了文化温床。
南通“纸马”属于年画中的神仙题材，是民间进行宗教祭祀和祈求神灵活动时用来焚烧的雕版印刷品。我国各地对纸马的称谓有所不同，我国北方称之为“甲马”，江浙一带称之为“纸马”，岭南称之为“贵人”，南通当地人称之为“马子”。早在远古传说中的五帝时代，南通最早的先民——东夷部落的古青墩人首先在南通播下北方文化的种子，而后的三千年中南通人口不断地迁徙变化，南方文化与北方文化在这里相遇，并在不同的时期内显现着强弱交替的状态。和谐的最好方式就是入乡随俗，纸马的随俗就是依从当地的心理。南通“纸马”以融合南北文化后的南通民俗文化为载体，直接记录和反映了南通人民的生活百态与审美习惯。
1.南通“纸马”艺术中的信仰崇拜
在遥远的过去，各种各样的自然现象和身边奇怪的事件古人难以进行解释，因此古人相信这些奇怪的事情被无形的神灵掌握着，“万物有灵之说”即是纸马的理论基础。由于不能解释大千世界，人对万物只能全凭感知。“物我相通的两边，一边是心灵，一边则是神灵。这不是迷信，而是我们祖先天人合一的方式”。［１］
自然崇拜是先民在同大自然的斗争中处于劣势和对客观世界的懵懂无知的情况下，把自然人格化，同时又带着畏惧或感恩的心而产生的。古人对太阳的崇拜是最为突出的，太阳不仅是人们日作夜息的重要依据，而且是农业生产划分的主要标准和农作物生长的要素之一。南通海安地区5000年前青墩文化中遗存下来的彩陶和黑陶就有含有太阳纹，这反映了当时南通较普遍的一种自然信仰。水神也是当时尚处在农业社会的南通人崇拜的对象。水是生命之源，井泉童子甘露将军“纸马”就体现了这一点。甘露将军是灌溉业、汲水送水业保护神，井泉童子被称为井神。可见人们为祈求丰收而崇拜太阳神、水神，虽具有具体的功利目的，表现的却是一种对美好生活的理想、愿望和希翼。
“灵魂崇拜在南通显得特别强烈和突出”，［２］因为南通的先民很多都是流放过来的，在这块土地上开垦土地，制盐为业，生息繁衍。他们怀念家乡，而将以前家乡的一些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带到南通。这种存在于血统中的原始宗教信仰必然会以各种方式释放出来，“纸马”就是其中一种方式。
祖先崇拜从鬼神崇拜逐渐演变而来，人们相信祖先面容犹在，神灵犹在，人与鬼神可以通过一定的媒介相互沟通。南通厚葬之风历史悠久，有“生在扬州死在通州”之说。南通人通过对祖先的崇拜，包括焚烧“家堂香火列位高真”的“纸马”在内的一系列的祭祀达到避灾祈福的目的性，希望历代先人的灵魂保护自己及子孙生活的安全，避免遭遇不幸。
2.南通“纸马”艺术中的民间俗神崇拜
南通民间俗神的崇拜颇具地方特色。南通临江靠海，海洋资源丰富，渔民众多。耿七公是南通渔民、远洋商贾的崇拜偶像。这位原本出身在高邮西湖的耿七公，后落藉滨江临海的南通，在南通渔民中留下不少好口碑。耿七公深受打渔人敬重有两重原因：其一，他是除疫捍患的神巫医。“七公于景佑、宝元间（1038—1039）官至通判。后弃官南迁，入高邮江静村隐居，甘为东岳庙庙祝。与夫人吃斋信佛，慈心爱物，体恤孤寡，周济贫乏，怜人疾苦。以巫医行世，能用香灰治人百病”。其二，他是救民于水深火热中的鱼祖。据《高邮州志》载：“康熙十一年（1672）大水饥民，有人说：‘耿候王赐鱼为民食。’不一会儿，河中鱼涌，不用罾网，随手可得，七日方罢。”如东一带的渔民在自己的船上都会粘贴耿七公“纸马”，祈求出海平安和获得丰收。有趣的是南通人民对中国东南一带，尤其闽台盛行的保佑渔民出海平安的妈祖（“天后娘娘”）也予以隆重的待遇。
大圣国师“纸马”上的人物相传为唐代的释僧迦，他南游江淮，为民医病、治水，深受南通人民的爱戴。唐中宗尊他为国师，乃一代高僧。南通狼山殿内大圣菩萨身披龙袍，法相庄严；两旁为他的弟子度慧岸和木叉，殿内终年青烟袅袅，香雾氤氲。
南通是著名的“鱼米之乡”，农畜业的发展直接关系到人民生活水平的高低。人们为了祈求庄稼丰收，创造出专管风调雨顺的八蜡之神“纸马”，八蜡之神在上古伊耆氏时代的《蜡辞》中有这样的描述：“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礼记·郊特性》）这原本是蜡祭祝辞，辞句中虽带点命令口气，实际上是却是祈求八蜡之神消除各种自然灾害，使人们生活安定。而对猪、牛、马的信仰则体现了南通先民对动物的崇拜。由于在古人的家庭中，猪占有很重要地位。猪畜业的保护神——猪栏之神“纸马”，作为家中所祀之神，一般张贴在猪栏之中。它主要是保佑猪长得膘肥体壮。过年时，有猪之家杀猪上供，供奉猪栏神。牛王、马王“纸马”证明了马和牛在农耕时代的南通具有耕作、骑乘、运输的多重重要作用，能帮助人们省时、省力。人们认识到它们的作用，因此对牛马的崇拜一直贯穿在整个封建社会的始终。
南通门神中的俗神是对“纸马”中民间俗神的有力补充。“和合二仙”是南通人民最钟爱的迎祥年画。两个蓬头散发之童子，身着绣衣，或赤足，或芒履，一捧彩盒，一持荷花，既象征财源不断之意，又象征百年好合之意。“钟馗捉鬼”是南通民间木版年画中较早出现的一个题材，钟馗右手举剑，左手抓一腰遮虎皮裙之鬼，人们认为悬挂此图可以驱邪祛魅。“芒神春牛图”因图上印有一年二十四节气月日表而被农村人所争购。岳飞、郑成功是南通老百姓心目中的英雄豪杰，将他们作为自家门神，可见他们臻于完美的品格受到南通人永远的赞颂。
3.南通“纸马”中的宗教崇拜
佛教传入南通较早，影响最为广泛。老百姓普遍供奉“观世音菩萨”，名列中国八大小佛山之一的南通狼山也是常年香火旺盛。相传如世人有危难，受苦众生只要口念菩萨大名，菩萨就会前来解救。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菩萨能给人间带来吉祥，保护人们免受四灾，降雨救旱，送子救病。所以观世音菩萨是人们非常崇拜的吉祥神，南通僧俗信众无数。南通百姓从不厚此薄彼，对如来和韦陀也予以相同的待遇。
道教是中国人自创的宗教，渊源于古代的巫术、秦汉时的神仙方术，因此流传于民间而为道教所信奉的神仙名目众多。南通人信奉的道教诸神具有普遍性，即南北文化中都可以见到的诸神。平天玉帝关圣帝君“纸马”是财神，民间相信关帝具有司命禄、佑科举、治病除灾、驱邪避恶、巡视冥司、招财进宝等功能，因此各行各业都信奉他。土地正神“纸马”是土地神，在民间信仰的神灵体系中，土地公的神格不高，但却是最受民众青睐的神祇之一，信众多，且受祭祀的次数也最多。土地公因为心正，做的事情也正，所以称之为土地正神。司火照明文孝皇帝“纸马”是灶神，灶神几乎受到家家户户的奉祭，因为他除了司灶火之职外还掌管人的寿命祸福，向天帝报告每个家庭的情况，成为每家每户的吉祥神。
人们在进行“纸马”祭祀的时候，有比较复杂的的心理层次。它既不能完全从宗教心理的层面来解释，又不能从“拜物主义”的层面来解释，“人们对其膜拜并不是出于它的物质功能，很明显是出于一种深刻的社会心理根源”。［３］
4.南通“纸马”艺术中的巫术意涵
风靡通城的僮子戏源于上僮子，是南通特有的地方戏曲剧种。所谓“僮子”即民间职业巫师，发源于楚越的“以舞降神”的巫觋，它与当地的方言、文化、风俗、民情相互交融、同化、逐渐形成了具有鲜明南通地方色彩的古巫觋的另一个分支——南通僮子。它是原始宗教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据考证，它与云南少数民族的傩戏如出一辙，是远祖先民祭祖仪式的演化。由于先人相信灵魂不死，人与神可以相互沟通，因此“通过巫术展开别开生面的对话。可能是人与神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人与先人之间或他人之间的集体对话”。［４］南通僮子戏不仅将这种对话用具有一定故事情节的说唱神鬼词句及七字调、古儿书唱本加工后的语言实现，还伴随着化妆登台、串演戏文的多种行为形成的氛围来进行。它以南通方言加锣鼓伴奏的演唱、粗犷的唱腔和通俗易懂的唱词，为南通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5000年前的原始宗教竟然在南通这样地处沿海地区，经济和文化发达的城市保存和流传下来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南通“纸马”从这一史前文化背后汲取了原始宗教信仰的养料，并得以发展。
5.结语
从南通“纸马”的生产和使用情况来看，基本上是民俗现象。它已经融入平常百姓的生活中，人们希望通过神的引导、庇佑、赐福，获得更高的生活质量，成为社会的和谐符号。随着南通经济水平的日益提高和民俗生活的变化，流传千年的南通“纸马”“失去了存在的条件，变得无人问津，甚至不知它曾存在”。［５］但南通“纸马”所体现出的佛、道、巫及原始信仰崇拜的融合，以及在民俗中的作用，体现了南通人民渴望消灾避祸、祈求吉祥幸福的和谐心态，在南通地方民俗文化中具有重要价值，对我们今天的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以及建设和谐社会与和谐人际关系仍然具有现实的价值和作用。
参考文献：
［1］冯骥才.年画手记［M］.宁夏：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7.
［2］黄毓任.南通历史文化的基本特征［J］.南通师范学院学报，2004，（4）.
［3］许平.造物之门［M］.西安：陕西人民美術出版社，1998.3.
［4］吴诗池，邱志强.文物民俗学［M］.黑龙江：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4.
［5］张道一.张道一文集［M］.安徽：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10.
作者：洪 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