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传统文化论文

近日小编精心整理了《保护传统文化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摘要：保护传统村落.首先要对所保护的对象开展细致和全面的调查，系统掌握和深刻理解该村落，找到该村落保护与发展的问题所在。

第一篇：保护传统文化论文

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的思考

摘要：在经济全球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各种文化相互激荡，显示出文化多样性合理而紧迫的需求。民族民间传统文化是民族精神的重要支柱，其消亡意味着特定民族的消亡。在经济和外来文化的冲击下，民族民间传统文化日渐衰微，要实现经济、社会、文化的协调发展，优秀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迫在眉睫。依法对传统文化进行保护，由政府主导多方参与形成保护的社会合力，通过教育培育全民保护传承理念，合理的旅游利用为保护动力，多角度探索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

关键词：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机制；多角度保护

民族民间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在有着深远的意义。民族民间传统文化遗产的性质、作用、意义之于民族、国家的未来命运，已经形成共识。世界上不同国家和组织，对于具有民族民间特性的、具有一定历史、文学、艺术、科学、社会价值的文化的称呼和理解不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89年11月15日通过的《保护传统的民间文化建议案》中称之为“民间文化和传统文化”并进一步定义为：“来自某一文化社区的全部创作，这些创作以传统为依据，由某一群体或一些个体所表达并认为符合社区期望的作为其文化和社会特征的表达形式；它的准则和价值通过被模仿或其他方式口头相传。其形式包含在语言、文学、音乐、舞蹈、游戏、礼仪、习俗、工艺美术、建筑及其他艺术形式中。”[1]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从类别看主要包括口头传说和表述，表演艺术，社会风俗、礼仪、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传统的手工艺技能等五大类。民族民间文化是历史发展的见证，民族智慧的结晶，它不仅承载着人类社会的文明，体现着地域文化的多样性，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尺度。民族民间传统文化是民族精神的重要支柱，没有优秀的民族文化的弘扬，民族精神就没有了根基，因此保护民族民间文化是任重而道远的国家大事。

一、中国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现状

经济的发展是以同质性为路径，民族民间文化的发展却是以多元化为目标。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商品化步伐的加快，以自生自息为主要特征的民族民间文化受到巨大冲击，经济的高速发展导致人们对传统文化无暇顾及或不愿顾及，甚至短视的利用传统文化来创造经济价值，对传统文化的发展造成了威胁甚至破坏。中国对民族民间文化价值和传承规律缺乏了解，保护方式欠科学。立法观念和法律保护意识跟不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和现代化发展进程的需要，导致民族民间传统文化陷入严峻的局面。民族民间文化遗失严重，民间艺人后继乏人，许多传统技能面临年久失传的危险；一些独特的民族语言、文字和民族的代表性实物和资料难以得到妥善保护，文化资源流失现象严重；民族民间文化的研究人员短缺；民族民间传统文化被不合理、不科学利用开发。

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缺少相关的法律，虽出台了一系列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地方性的法规，但却缺少像韩国和日本等国的综合性文化遗产大法，对民族民间文化保护的法律依据不足；管理制度不健全；专业人才不足；资金投入不足；一些地方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意识淡薄，重申报、重开发，轻保护、轻管理；少数地方对民族民间文化进行超负荷利用和破坏性开发，存在商业化、人工化和城镇化倾向，甚至借继承创新之名随意篡改民俗艺术，极大地损害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真性[2]。

二、立法保护是根本性基础

就民族民间文化的整体性保护而言，立法保护是根本性的保护。保护民族民间文化是“持久战”。需要一代一代人来做，仅靠调动积极性和应急措施是不行的。必须有坚实的法律和政策的规约和保障。与一些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意识和行动较快的国家相比，中国对于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立法保护明显滞后。要制定国家层面的法律，以保护、保存、利用和传承为目标，对文化保护各个层面的工作和环节都要有法可依。

通过立法规范民族民间文化的普查机制，确保全面有序地了解民族民间文化的生存状态。通过立法明确普查的方式和要求、规定普查的资金使用和管理、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及普查人员的职责、公民协助普查的义务等等。在普查的基础上，对认定具有重要历史、文化价值的民族民间文化遗产依法亦以抢救和保护。对濒临消亡的民族民间文化优先抢救保护、依法对保护传承人及传承团体给予适当资助。法律还需要明确规定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的认定标准，规定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的保持方法、保持者的权利、荣誉和应尽的义务。对特定的民族生态文化保护区，法律还应该明确保护区的管理方式、资金的筹集、使用、社区居民的权利和义务以及对生态造成破坏应承担的责任。通过立法提高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作的管理水平，将中国民族间文化保护工作纳入法制化、制度化的轨道。

三、政府主导各方力量参与实现全民保护

在民族民间文化生态环境较为严峻的今天，保护民族民间传统文化成为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共识。国务院从2006年起，将每年6月的第二个星期六定为中国的“文化遗产日”。对提高公众自觉参与保护的意识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作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财力，民族文化保护牵涉文化、民族、旅游、宗教、教育等多个部门以及社会团体。只有坚持政府主导，协调各类机构，使传承主体及社会公众共同积极参与保护，形成巨大的社会力量合力，中国的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才会不断开创新的发展局面。

建立由主管部门牵头、相关部门参与的高效和统一的工作协调机制，将民族民间文化保护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城乡建设发展规划，保护经费纳入各级财政预算，制定保护标准和目标，系统解决与保护相关的一系列问题，同时还要保障重点的和濒危的民族民间文化项目。各级政府按照各自的职责，研究制定和完善有关社会捐赠和赞助的政策措施，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因素，拓展保护和传承民族文化的时间和空间，鼓励、吸纳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发挥各方面作用，使民族文化得到有效地保护和弘扬。政府部门还要建立民族民间文化遗产保护的通报制度、专家咨询制度、公众的监督制度，使保护工作能够科学地、民族地、有序地进行。

四、完善教育培训机制培育全民保护理念

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作不是某一些人的工作，而是全民统一认识共同努力完成的工作，全民保护理念是民族民间文化保护传承的必要土壤和大环境。而教育是人类进行文化认知、文化记忆及文化传承的重要方式，在知识经济时代无论是民族民间文化的保护还是传承、最终都要由人来实现，都要通过各种教育途径来完成。因此培养一批民族文化的传承人和传承团体的建立就显得至关重要，这就要依靠学校和各种教育培训形式来实现。一方面，要充分利用高等教育、中学教育、社会教育和民间培训机构等在人力、智力以及创造力等优势，创建多渠道、多层次的民族民间文化遗产教育体系，普查、挖掘、整理、研究、传播那些即将消失的文化遗产，发挥教育的文化传播功能和文化创兴功能。高等院校可以以一个学院为平台，结合课程体系特点开设相关课程，如开设民族歌舞、民族手工艺等课程。还可以将文化资本做成文化产业，将文化遗产的保护与文化产业的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在民族地区的义务教育中应增加乡土文化内容，提高文化主体对自身文化的了解和热爱，提升认知和评价能力，形成应有的文化自信心、自豪感以及文化传播责任感和使命感。另一方面，要充分利用民族民间文化持有人的作用，调动民间文化艺人，给予政策和资金的扶持，鼓励发挥其传、帮、带的作用，通过日常生活和专门学习的方式，发扬光大民族民间文化，传承民间民族文化。

五、旅游利用是保护的必要动力

民族民间文化的保护需要激发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合理的旅游开发利用可以扩大民族民间文化的生存空间，民族民间文化是活态的文化，不能仅局限于摄影录像，资料整理，建立名录体系等静态的方式。旅游利用是让民族民间文化在深度和广度上得以拓展的有效途径。通过对节庆文化的开发，建筑文化的展示、饮食文化的弘扬、服饰文化的挖掘等等，可以让世人了解民族文化的丰富内涵和价值，让文化持有同胞更充分地看到自己拥有的文化既是资源也是资本，从而激发他们热爱自己的文化，自觉关注本民族文化的内涵和价值以及其变迁和保护传承等相关重要内容。同时旅游利用所带给当地的经济价值也是保护民族民间文化的必要资金来源，在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旅游利用使拥有丰富的民间文化的民族地区也拥有必要的物质财富，因而合理的旅游利用是民族民间文化保护的不可缺少的动力。

对民族民间文化以什么样的方式保护，是大家普遍关心和思考的一个问题，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民族民间文化遗产是全人类共同的文化财富，但首先还是属于自己的国家和人民的，我们应该从实际出发，尽快制定更加完备的抢救和保护的法律、政策，科学、全面、系统地抢救和保护现存的民族民间文化。民间文化遗产的丰富性所体现出的民族性、独特性、多样性，决定了保护方式也应该是多样的。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的不可再生性决定了我们必须把保护放在第一位，同时是以保持其原生性为前提的。民族民间文化遗产作为活态文化，其精粹是与该项目代表性的传承人联结在一起的，对项目传承人的保护也应该是保护工作的重点。因此通过立法，确保保护的有法可依，依靠政府部门调动各方参与、借助教育途径的积极配合以及旅游开发的合理利用等齐头并进，形成多层面的、立体的保护系统。只有这样，民族民间文化才不会成为孤立的文化，自生自灭的文化，通过文化持有者和文化共享者的共同努力，使民族民间文化得到最有效的保护和传承，实现文化的多样性和多元化。

参考文献：

[1][西班牙]德利娅.著作权和邻接权[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公司，2000：65.

[2]勾玉华.中国政府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长效保护机制研究[J].山东行政学院，山东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0，(2)：30-33.

[责任编辑 王晓燕]

作者：石坚

第二篇：传统村落保护规划与行动——中国乡村文化景观保护与利用刍议之三

摘要：保护传统村落.首先要对所保护的对象开展细致和全面的调查，系统掌握和深刻理解该村落，找到该村落保护与发展的问题所在。在此基础上、保护者通过开展社会动员，在现有乡村党政组织的领导下，充分发挥既有社会组织的作用，依靠走出村庄在外见过世面的青年群体和乡村精英.建立更广泛的保护与利用自组织群体，并运用系统规划学和动态规划学理论，编制切实可行的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规划。然后在规划的指导下，根据不同类型传统树落的情况，组织多种多样农业、副业和旅游业的合作社，建立乡村的“认知中心”通过发展经济，宣传教育和榜样的示范作用，切实推进传统村落的保护行动。

关键词：传统村落;文化景现;规划;保护;利用

随着全球化浪潮的巨大冲击和中国城市化进程突飞猛进，原来相对独立的传统村落已经拉近了与城市和外部世界的距离，不再是独处高原山地的世外桃源。在外部世界的影响下，一些地方政府和乡村民众也迫切希望在新农村建设中，通过挖掘本地经济资源、发展旅游观光事业等举措来发展经济，提升自己的生活质量，改变乡村原来的落后面貌。由于新农村建设政策的推进，各级政府加大了对农村(尤其是西部欠发达地区)的资金投入，一些村落，尤其是靠近城镇和交通要道沿线的村落，已经按照整齐划一的模式，粉刷了四周墙壁，加盖了坡面屋顶，勾抹了屋脊屋檐，其中不无改变了当地原有建筑风格的地方…。在这种状况下，中国传统乡村，尤其是过去认为地域比较封闭、文化生态相对原始的欠发达地区，其生业系统和文化面貌都在迅速发生变化，尽快开展传统村落的保护工作已经刻不容缓。

一、传统村落的基础调查

我国的传统村落，尤其是那些景观秀丽、文化多样、历史悠久的村落，其价值在近些年已经为越来越多的人们所认识。为了发展地方经济，有的地方政府委托规划单位编制部分传统村落的保护规划和利用规划，并很快将这些规划设计付诸实施。在实施村落保护设施建设之前，先编制保护和利用规划，本来是不错的，但编制规划前的基础工作却往往被地方行政主管部门和规划机构忽略了。规划机构和规划者往往没有对需要保护的村落展开全面细致的调查和研究，在没有充分了解村落遗产的历史、现状和价值，没有全面把握遗产可能存在问题的情况下，在没有深刻认识村落的构成要素、要素功能、要素结构及其与整体关系的背景下，就仓促动手编写保护规划和利用规划;行政管理部门往往也在片面认知传统村落价值(主要是作为旅游资源的价值)的情况下，匆忙对一些传统村落采取干预行动，使得一些传统村落发生了异化，有的甚至从农村变成了商业市镇。有鉴于此，我们在开展传统村落保护行动之前，首先要对选定的保护对象进行全面和细致的调查，对所要保护的传统村落的历史、文化和存在的问题有较深刻的理解，以便能有针对性地提出保护思路和具体的技术路线。

从事传统村落保护的机构和个人，应亲自组织对所要保护村落的田野调查。这种调查是以自然村寨为调查单位，尽量不受或少受行政区划的影响。调查的基本内容包括地理村落的环境与资源、村落传说与历史、村落的基本单元、村落的内部结构、村落的外部结构、人群与社会组织、生业与经济结构、生活方式与风俗、宗教信仰与禁忌、村落的价值评估、村落保护和管理概况等，这些都是从事传统乡村研究学者们熟悉的调查内容。作为传统村落的保护调查来说，我们还需要强调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1、传统村落的时间期段

乡村是现代人们仍然生活和生产的场所，乡村中的村落建筑往往也屡坏屡建，年代通常不是很早。这种状况使得研究者往往只注意村落的空间现状布局，而忽略时间的发展过程。事实上，一个乡村区域和一个传统村落是经历了很长的发展过程才形成现有规模的，村落与村落之间、村落内部不同区域之间，村落各个家庭单元之间都有时间先后的不同。需要采用正确的方法来解决这些村落的时间先后问题。

我们可以在制定村寨的研究计划时，先设定一个有较多可靠信息来源的时间区段，这个时间区段的年代跨度不宜过大，最好就是50年或60年。这个时间长度的设定主要基于这样两方面的考虑：

首先，我国西南地区从新中国成立到现在大约60多年的时间里，以通常25-30年为一代的时间跨度来衡量，就是两代人左右。60多年前已经记事的村民现在有的还健在，他们对所在村庄这些年发生的变化还记得清，道得明。在这60年的时间范围内，如果我们以5年或10年作为时间标尺的刻度，并提供若干与这些刻度大致对应的当地人印象深刻的历史事件，如土地改革、合作化及人民公社建立、三年灾害、“破四旧”、打倒“四人帮”、分田到户等等，就可以帮助被走访对象将村里发生某些事情的年代与这些历史事件的年代关联起来。

其次，从新中国成立到现在，乡一级政府机构的档案基本保存下来了，可以通过查阅档案了解我们所要保护的传统村落在60年内的官方统计信息，如人口、户籍、土地、生产、税收、教育、农业科技、乃至计划生育等各方面的情况。以5年或10年的年代刻度收集这些资料，可以更准确地补充、更正和强化口碑资料，使传统村落的历史信息更加丰满。

有了口碑史料和政府档案这两方面的信息，我们就基本掌握了该村落各结构要素和结构体系的信息，就可了解该村60多年间发生的种种变化，也可以了解导致这些变化的社会历史背景。这样，就可以建立起该村落发展历史轨迹的一段。在此基础上，我们甚至可以根据这个村落近60年的发展速度和节奏，尤其是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以前的村落自然演进规律，结合族谱、碑刻、题记和方志，去追寻该村落更久远的历史轨迹，甚至可以逆推该村落的可能始建年代(当然只是大致的年代)。如果这个大致的村落始建年代靠近历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如明万历“平播之役”杨氏土司、清雍正“改土归流”、清乾隆大小金川战役、清咸同年间的白莲教之乱等，我们就可以基本确定这个村落兴建的具体年代并推测其可能的兴起原因。

历史研究采取从已知推未知、从晚到早的逆推的方法，其研究结果比较可靠。不过，当时间上推到没有口碑史料的时间区段以后，仅依靠已知信息建立起来的数字曲线做逆向推导，就容易将丰富多变的人类社会历史简单化，从而发生推导的错误。因此，对于超越了可以口述历史时间区段的村寨历史，我们还应当设法寻找其他的系统信息，以建立一个参照系来检验和补充推导的结果。这个参照系的建立可以利用碑铭、家谱、传说、方志和正史等史料，如果有几个这些方面史料较多的村落建立起了较早时间区段的年代发展标尺，我们逻辑推论可能就越接近历史的事实。

2、传统村落的空间层次

我们所说的传统村落，不只是村落建筑的分布空间，而是包括居住、生产和社会联系的多层空间。对一个村落进行调查和研究，其空间区域包括了以下三个层次：

一是村落本身的空间，也就是该村落实际占有的区域。这个空间区域包括了村民定居生活所在的居住区，日常基本农业活动的耕作区(即耕地的区域)，以及采集和狩猎的活动区。这三个区域是三个不规则的套圈，后一个比前一个大。内圈的居住区有住宅区、粮仓区、粮食加工区和公共活动区的分别，这是该村落生者的居住空间;此外，还有墓葬区，是村落逝者的居住空间。各民族和各地区处理逝者的习俗差异很大，逝者的居仨空间应当得到足够的关注。中圈是村落外的耕地等，村落属于乡村，乡村必须依附于土地存在，就这些土地与村寨居住用地的关系来说，耕地和园地一般就在村寨旁边，可归入一类，属于该村落人们日常生产活动和主要生活来源的区域。林地和牧草地往往距离村落远些，可归入另一类，它不仅给村落提供了生活所需燃料和建房所需木料，而且还是采集、狩猎和放牧的场所，该区域的收获是村民生活资源的补充，它构成了村落空间的外圈。

二是村落的相关空间，这是该村落本身空间的外围区域。该区域内分布的村落，彼此之间不是具有血缘的、婚姻的密切关系，就是具有领属的、经济的、宗教的经常联系。所谓血缘联系，是一个村落在发展过程中，因为人口繁衍，原村落周围的资源已经不能承载更多的人口，势必分出一些人口，选择临近尚未开发的区域建立新的村落，这样的新村落与原村落出自同一大家族，都崇奉共同的祖先，具有血亲关系，苗族的鼓社就是具有这样关系的村寨群落。所谓婚姻联系，是彼此通婚的村落，这些通婚村落往往属于同一民族的不同支系，与古人“同姓不婚，其生不蕃”的观念基本相同。所谓领属联系，是指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一些原先没有关系的外来族群进入到一个本地族群所有区域后，为了获得生活资源和寻求保护，外来族群与本地族群往往会建立起某种从属关系的村寨。贵州月亮山区苗族的“爷头”和“洞崽”关系的寨子，就是村落间领属关系的一个例子。这些有密切联系的村落群落，构成了所研究村落的第二个层次的空间范围，这个空间范围是一个村落发展和延续的社会关系，需要格外重视。

三是村落的背景空间，也就是一个彼此有密切关联村社群落以外的地域。一个彼此有紧密联系的村社群落，往往其中一个村落或两个村落处在该区域中心的位置上，其他村落则是这个中心的边缘，超出了这个区域中心影响的范围，则属于另外的村社群落所在区域。这些分布在外围的其他村社群落也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如贵州黔东南州的施洞地区苗族聚居区据称有“六鼓社区”，每个鼓社都是一个有血缘关系的村寨群落，这个鼓社所在地域范围是该鼓社男女老幼尽知的常识，鼓社与鼓社之间往往有自然地形(如山梁、河流等)相分隔。不过，每当有关系到该区域苗族根本利益的重大事项时，不同鼓社的多个村寨群落也会共同行动。清咸丰同治年间，苗民首领张秀眉起义，就号召“明天一清早，六社全起来”。此外，一个村社群落也不能出产全部物品，有的贵重物品还需要从其他平时不常往来的远方村落购入。这些有联系却不密切的村落所在的范围，就构成村落研究中第三个层次的空间区域。

全面了解了所研究传统村落相关的三个层次的空间区域，我们对需要保护的村落就会有更加深刻和全面的认识。

3.传统村落的文化结构

乡村的村落是一个由多种功能单元和结构单元组成的有别于城镇的系统，以西南少数民族村寨为例，在我们先前进行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和研究中，对于社会结构的某些单元，特别对经济和阶级等方面关注较多，而对其他方面关注不够。当我们对一定时间段的一个村落、一群有内在联系的村落和多群有联系但往来不多的村落进行了系统细致的调查、记录和分析后，就应当注重研究村落内部各个组成单元之间、村落与村落之间以及村落与城镇之间的关联形式，从而构建起所要保护的村落各个单元之间、单元与子系统之间、子系统之间和子系统和系统之间的结构模式。

在文化因素多样的传统村落中，文化结构是一个很值得重视的方面，它是一个村寨文化特质的体现。中国现代的民族都是经历过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都在不断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因素中不断进步。云贵高原的苗族、瑶族、水族等，他们的族源传说都说他们的祖先是来自东方的长江中下游地区。这正如贵州雷山县达地镇古园村苗族所唱苗族古歌说：“我们的祖先，是从东方来。是从江西来，从江西到柳州，到柳州才分手。”类似的传说流布很广，有的苗族古歌不仅说苗族来自东方，还说到苗、水、汉族本是同祖三兄弟，原先都住在大海之滨，西迁至黔桂边境才分开，老大北迁至雷山、榕江县一带为苗族，老二北迁至贵州荔波、三都县一带为水族，老三留在原地成为汉族。无论这些族源传说关于民族的起源地点和迁徙路线是否确切，但其总的迁徙方向却是大致可以肯定的。现代西南的民族村寨，如果从其文化传统来讲，其文化形构成是多元的或者说是复合的。分析这些蕴含在村落中的各种不同的文化因素(包括了“物质”的和“非物质”)，量化其主要因素和次要因素，通过与周边村落文化因素的类比分析，找到各种文化因素的来源，并确认这些文化因素的族群属性和地域属性，对于保护这些传统村落和传承其文化，很有必要。

需要说明的是，一个文化体中各因素的族群属性，在史前文化中很难把握，但在现代文化中则可以确定。布鲁斯·崔格尔(Bruce Trigger)指出：“一个统一的物质文化并不证明与这个文化有必然联系的人具有强烈的认同意识。正如物质文化的不同不能说明没有认同意识一样。”“民族学文化的界限是(或至少部分是)用社会标准来界定的……这种文化与特定的人类集团的联系之所以是可能的，只是因为民族学家能够验证包括民族同一性在内的所有各种特征。”只有研究了村落的文化结构，我们在村落的保护规划和实践中才能区别对待某些文化现象，才能避免放大不属于该村落自身的因素的错误。

认知了传统村落的纵向发展轨迹和节奏、横向的空间发展方向和层次、各种文化因素的构成及其地位等信息后，我们就可以制定相应的延续其演变轨迹、规定其发展方向、保持其文化主流的保护规划，并按照规划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

二、传统村落的保护行动

传统村落是中国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价值已经引起了学术界和国家有关部门的关注。基于对传统村落价值的认识，有关部门已经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典型的传统村落列入“传统村落”“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世界遗产名录”“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等，以期对这些传统村落实施保护。不过，列入了名单或授予某种称号，并不意味着就能保护好传统村落，那些被冠以“历史文化名城”的城市，大多数都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已经名不副实。要保护好传统村落，还需要在深入认识这些传统村落的前提下，寻求政府相关农村政策的支持，编制符合实际的能够实施的保护与发展规划，并在规划的指导下推动保护行动。

1、寻求政府相关村政策的支持

笔者在《传统村落的现状与问题))一文中曾经指出，在传统村落面临的问题中，土地权属、社区组织和农村政策，是导致传统村落导致瓦解和破坏的最根本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保护传统村落，增强乡村活力，延续文化血脉，就很难真正做到。

中国乡村在过去二十多年中，通过推广“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和“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的“湄潭经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民对土地投入不足、某些村集体干部利用土地调整谋私等问题，却又造成了本来就已细碎的农村土地更加固化、农村原有集体权利过度虚化、以及农村居民权利事实上的不公平等新问题。且不说这种制度设计对农业生产的消极影响，仅就传统村落的保护来说，在村集体失去了调整土地权属的能力、集体又不再有机动土地的情况下，任何一个不愿意调整田地或宅基地的农户，就可以使对全村有利的公共事业无法推行。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在国家还没有出台新的农村土地权益制度的情况下，希望对那些被国家列入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实施计划的村落，政府有关部门(尤其是国土资源部)应有相应的配套政策，否则这些传统村落规划所制定的消防计划、道路调整、灌渠修复、环境治理、风貌整治和公共场所建设等，都会遇到实施上的障碍。

传统村落在现代化和城市化的浪潮中，出现了大量年轻村民离开他们居住的村落，前往城市寻找工作机会，从而导致村落出现尽是妇女、儿童和老人的现象。这种现象使许多人忧心忡忡，将其作为传统村落保护和延续面临的首要问题。冯骥才先生提出，导致传统村落大量消失主要有三个原因，其中首要原因就是“城市扩张和工业发展突飞猛进，大批农民入域务工，人员与劳动力向城镇大量转移，致使村落的生产生活瓦解，空巢化严重……已经出现了人去村空——从‘空巢’到‘弃巢’的景象。”传统村落的年轻人大多离开了村落，这自然会使得乡村失去活力，但这并不是现在才有的现象，也未见得就会导致传统村落消失。我们当前被当作中国传统乡村典范的徽州地区，历史上就大多是青年男性长期在外的“空巢”村落。由于徽州府一带群山连绵，近古以来一直处在人多地少的状态，单纯的务农不足以维持家庭生计，年轻的男性村民只能外出经商，故有“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十四，往外一丢”的谚语。这些在外经商的徽州男性，他们的夫人、父母和子女都在故乡，所以他们需要将经商的收入寄回或带回家乡，以保障家庭的日常开支。这样一种产业和生活模式，就形成了徽商遍天下，“无徽不成镇”的局面;使得徽州乡村建设资金充沛，遍布白墙、黑瓦、马头墙的建筑遍布徽州乡村间，为现代的人们所津津乐道。类似古代徽州这样的传统乡村，尽管不是中国传统乡村的主流，但在中国古代的南方和北方都还有一些，这种业态的传统乡村为我们当代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发展行动，提供了值得借鉴的历史经验。

中国的传统乡村，在明末新作物的引入和推广及清初废除人头税以后，就出现了人口呈几何级数增长的趋势。玉米、土豆、番薯等外来作物具有适应性强、产量高的特征，这些作物的推广使得原先人们难以生息的山区普遍得到了开发;而清雍正推行“摊丁人亩”，只收地税的政策，极大地刺激了人口的增长。新增人口就要新开垦土地，当这种开垦发展到没有多少山地还可以继续开垦以后，乡村就普遍产生了人多地少的矛盾。在1980年代以前，我们国家的城市产业规模有限，城市不可能容纳乡村的剩余劳动力，故政府是通过行政管控将农民束缚在有限的土地上，乡村居民只能过着一种平均但贫困的生活。随着乡村土地再一次被均分给农户，随着国家推行现代化、产业化和城市化，从1990年代起，农村的劳动力开始大量涌入城市，过去只在徽州府等少数乡村有过的现象，现在已经成为中国乡村普遍存在的现象。那么，为什么中国这些乡村没有像以前的徽州府那样，乡村建设事业突飞猛进，成为中国古代少数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的典范乡村呢?究其原因，主要就是我们有关农村和城市关系的制度设计还存在一些不足。

有鉴于现代乡村早已经处在地少人多的状态，农村人口如果仍然全都滞留在乡村，经营着那少得可怜的土地，尽管依靠现代农业技术可以解决温饱问题，但很难以继续提升生活水平。我国现行农村政策的制定者认识到，需要有某种动力，使乡村的多余劳动力转入到迅速扩张的城市中去。这些农村居民流动到城市，其中一部分在城市创业、工作、安家并逐渐走上富裕的道路，不再回乡务农;另一部分尽管在城市工作，但却未能安家生根，当年纪稍大后又要返回农村，甚至以原先的土地作为最后养老的资本。当然还有1990年代末期以后出生的没有分得土地的农村青年，他们中的一部分实际上也想留在原籍务农。如何使得这些不再务农的村民土地能够转到希望务农村民的手中?如何能够创造条件鼓励在城市工作的农村村民能将挣得的资金用于家乡的建设而不是在城市购房置业?这应该是未来需要研究和尝试的农村制度改革内容之一。如果一部分要在城市安家置业的村民个人，有权利处置他们在乡下的田地和住宅(当然只宜流转至乡村的集体或村民个人);如果仍然愿意在乡下生活的村民个人或集体，可以购置那些已经不再务农原村民的田宅;如果能有较多资金从城市回流到乡村，使得某些村民不是同时维持城市和乡下两处房产;这些政策，加上乡村自组织和他组织相结合的社区建设，以及乡土教育和传统教育等措施的推行，或许有可能使目前农村人多地少、土地破碎、权益固化、传统衰微、村落破败的领域面貌得到较大改观。

2、编制传统村落的保护规划

要保护传统村落，就需要进行规划。尤其是近年来，中国文化遗产领域奉行“文物保护，规划先行”的方针，规划在遗产保护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提升。文化遗产保护本来就是一个系统工程，传统村落更是要兼顾保护与发展的复杂的文化遗产类型，更需要在编制保护规划前仔细思考相关问题。

首先，制定某一传统村落的保护规划，应将该村落纳入当地的自然和人文环境中去，深入了解和认识该村所在区域其他村落的情况，做到保护村落系统而不是保护某个孤立的村落。

自然村落是一个区域内人们集中居住的最基本的聚落单位。一个村落的形成、发展和村落规模，都受到了地理环境和自然资源的制约;任何村落的存在都不是孤立的，要保护一个村落，不仅要保护这个村落本身，还要保护它得以存在的乡村体系。要避免只保护一个或几个村落，而强行中断周围其他村落的自然演进传统，使被保护的村落失去继续自然发展所需要的文化环境，成为一个文化的孤岛，成为一个纯粹为旅游服务的固化和异化的历史陈迹。我们选择的需要保护的村落群，其规划范围既要考虑自然地理的因素，也就是这些村落应当属于同一地理单元——它们或分布在同一条溪河的两岸，或位于同一个山间小盆地或坝子中，或散布在一座大山的同一面山坡上;也要考虑历史联系的因素，那些在历史上就一直保持着稳定和密切联系的村落，尤其是那些彼此间存在依存关系的村落。例如，贵州榕江大利侗寨附近还有小利侗寨，后者是从前者划分出去的年轻村寨，最初叫新寨，后来才改为小利。仅从地理位置和村落名称来看，这两个村就很可能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大利村的村民在清代就铺砌了包括通往小利等村落的石板路，用这些石板路为纽带，参照自然地理、村民关系、历史线索等信息，把一群相关村落链接成一个村落的群落。这个村落群落就如同海岛，它外围天然的界限就如同海水，可以维系着这个村落群落的文化景观比较长期地沿袭下去。

其次，制定传统村落的保护规划，不能单独保护村落的居住部分，应同时注重村落居住部分和生产部分的保护，尤其要重视支撑村落存在和发展的农田及其相关水利设施的保护和发展。因为离开了农业的支撑，村落就会发生蜕变，由农村转变为城镇或其他功能的聚落。

我国城市以外的乡村主要是以农业经济为主，居住在西部欠发达地区乡村居民更是如此。一个村落的土地承载力有限，居住在传统村落中的居民他们的农业活动半径也是不大的，如果在规划中将若干自然村的居民迁出，为他们集中修建新村，只能解决这些居民的居住问题(当然也有交通便利和基础设施完善等好处)，却无法解决这些居民的生计问题。居住在新村的这些居民如果没有土地，或者原有土地距离现住地太远，就不能依靠土地维持其生活。他们就会离开新村，返回原村落，或外出寻求其他工作机会。新的村镇也会因大量人口外出，尤其是最有活力的青年人的外出而失去新村继续发展的动力。因此，制定传统村落的保护规划，需要考虑保护这些村落的宏观结构，保护这些村落赖以生存的土地，改善这些村落土地与人口的比例关系。

其三，传统村落不同于一般的文物，在编制村落保护规划的同时，应编制村落的发展规划，只有将保护与发展结合起来，保护下来的村子才不会仅仅是一个物质的外壳——古村落，才可能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活态遗产——乡村文化景观。

不少规划和建设优良、公共建筑和设施完善、居住建筑质量上乘的传统村落，历史上都有过很好的产业基础。例如贵州锦屏县清水江畔的文斗苗寨，其村寨的寨门、道路和住宅的建设通常都比一般的苗寨要好很多。通过调查这些村寨的历史，我们知道这些村寨除了农业生产外，历史上还曾经参与清水江流域的木材经营，通过收购木材给木材商入水运至到湖南一带贩卖，村寨因此饶有资产。当清水江木材贸易终止以后，文斗这类村寨就失去了超常发展的基础，就放缓了发展的脚步。因此，在编制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规划时，引入农业、林业、养殖业和其他加工产业的专家，为乡村构想恰当的产业发展规划，以维持和推进村落经济的发展，改善村民的生活水平，进而促进传统村落的保护。

其四，要根据保护对象的区位和资源情况，采取不同的保护和发展策略。目前不少地方政府委托规划设计单位编制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发展规划，往往都提出了发展旅游的规划诉求。事实上，传统村落除了少数有发展旅游的条件外，规划者不能简单地将发展等同于发展旅游。

中国的传统村落的区位和资源状况有三种：一是位于交通相对便利、具有优美宜人山川环境、村落布局和建筑别致、村内非物质文化因素引人瞩目且附近有其他可以依附的名胜古迹的乡村;二是由于区位、物产和传统等原因，某些特色产品生产的特种工艺逐渐集中在某一个或几个乡村中，这些村落的特色产品已经在相当大范围内被乡村消费者所认可，成为以特色技艺和特殊产品为特点的村落，如银匠村、蜡染村、土纸村、草药村等;三是一直以传统种植农业为主业，以养殖和采集为副业的传统村落，包括茶叶等，这些村落是中国乡村的主体。在这三类传统村落中，那些具有旅游发展潜质的村落，可以将乡村旅游规划为振兴当地经济的一个方向，进行包括村落格局的保持和优化、建筑的维护和改造、环境的整治和美化的规划设计，使村民能够通过开办家庭旅社、农家乐等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那些拥有特种技艺和产品的传统村落，可以规划建立村民互助合作社，同时帮助规划建立销售网络，使村民们不用出村也可以销售他们的产品，并可兼顾他们的家庭和田地。至于那些以传统农业为主业的乡村，则需要规划乡村田地和山川的保护与利用、新的产业和经济增长点的培植、乡村传统社区与现代社区再造、非物质文化事项的传承等研究和设计。只有针对不同的具体情况，才能既保护好传统村落，又促进农村的社会进步。

在有了国家和地方的政策和经费支持，编制了保护和发展规划后，我们就可以按照规划，对传统村落采取保护性干预行动。保护行动除了政府有关部门，使用国家下拨经费，按照保护规划的要求，对传统村落的文物建筑进行维护，基础设施进行建设，对环境卫生进行改善，对民居风貌进行整治外，还应该关注以下一些事项：

(1)政府、专家等外来的保护者应当在需要保护的传统村落开展社区动员，与村民进行充分的沟通，在村民自主、自愿和自发的前提下，组建能够代表绝大多数拥有者意愿的合作社、理事会或管理委员会(当然我国乡村既有的“两委”，也应该成为这个委员会的主要成员)。要注重保护、延续和复振传统的村社组织，要在现有的村“两委”的组织框架中，充分发挥老年协会、妇女协会和青年组织的积极作用，使村落的传统社区能够恢复一定的自组织能力。在许多传统村落的历史上，许多传统村落历史上都曾经依靠德高望重的老者和千百年来遗留下来的习惯法来管理村落，即使在村落已经纳入了国家行政管理体系后很多年，村落的这些有威望的老者在宣扬教化、调解纠纷、化解矛盾等方面，仍然起着一定的作用。一个村落是否保持着继续发展的活力，其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但一个健全的村落管理机制，无疑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一个生机勃勃、秩序井然、整洁干净的村落，背后总是有着一个好的管理机制在支撑。因此，在实施传统村落保护计划时，既要寄希望于强有力的乡村党政机构，还要发挥好乡村传统的管理机制的作用，调动村里的文化精英和创业能人，尤其是在外见过世面的年轻人的积极性，使他们能够积极地投入到自己家乡的保护与发展事业中。四川宝兴县曹家村在实施地震灾后重建时，负责指导的专家就运用自组织和新社区的理念，在村“两委”的支持下，引导村民成立了灾后自建委员会，一些在外地工作的村民也通过QQ群积极参与到了村子的重建工作中。灾后重建工作完成后，曹家的村民自建委员会现已开始向管理委员会过渡。

(2)在需要保护的传统村落中，通过村“两委”和自组织机构的同意，可以将整个村落当作一个需要保护、传承、展示和发展的系统，通过建立生态博物馆的方式来保护和展示遗产，来认知和传承文化。以村落为基础建设的生态博物馆，整个村落(包括村落的土地、环境和村民的行为)都应该是博物馆的展品，而不仅仅是收藏在展室中的民族民俗文物、照片资料以及资料室外的村落建筑。在生态博物馆中的建设中，应首先建设一座“资料信息中心”或“认知中心”，作为集中保存和展示村落相关信息的地方，并使之成为村民认识自己乡土的场所，展示自己文化的窗口，从而唤起自己的文化自觉和自信。村落的“资料信息中心”或“认知中心”应当与乡村的文化站、图书室等公共设施的功能合而为一，由本村落居民中的精英来管理，这样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在中国西南地区，已有多个传统村落采用生态博物馆建设作为保护与发展的切入点(这与文物系统过去只能从文物建筑、民族文物和博物馆三个方面涉足传统村落有关)，如贵州贵阳市花溪区布依族的镇山村、六枝县苗族的梭嘎村、黎平县侗族的堂安村等。总结先前的经验教训，更好地运用生态博物馆这个抓手，在今后的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中一定会大有作为。

(3)中国素来有将建筑当作舆服车马、不求建筑长存的传统，因而当自己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或自己的社会地位得到提高的时候，往往就想拆旧换新。在中国古代封闭的社会环境中，房屋主人可以模仿的只是当地等级稍高些的同样风格的建筑，不会有异化的问题。而在现代城市化、现代化和全球化的社会环境中，在东部城市工作的西部乡村的青年，当他们积累了一定钱财回家重新盖房的时候，他们往往把生活水平更高的东部地区的房屋样式(甚至是东部城中村或城乡结合带的粗陋的房屋样式)，当作自己模仿的榜样带回西部乡村，因而就出现了具有地方或民族传统的多姿多彩的乡村建筑，逐渐被单调而体量颇大的砖混建筑所取代的局面。要改变这种状况，既要开展认知自己传统建筑的宣传教育，在传统村落遵循最低程度干预性、可识别性、可逆性等保护原则的基础上，对村落建筑采取适当的改造措施，提高村落老屋的外部的美观性，内部的宜居性，以提高住在这些传统民居中人们的居住舒适度;也要新设计建造一些体量不大，价格适中，节能环保且保持传统面貌的新民居，是这些新民居成为村内青年结婚盖房的样板房，在乡村精英的示范带动下，使传统村落的风貌能够长久保存下去。我们在湖南通道县坪坦村高平寨进行调查时，根据该寨西侧沿路村民住宅从鼓楼向南，也就是从早到晚，呈现早期木构民居向现代砖木结构民居演变的状况，因而设想今后民居改造也从内之外，按照从旧有传统向新旧混合逐渐过渡的模式进行设计。由于乡村村民自建住宅基于地形地貌和经济条件，呈现千差万别的面貌，传统村落民居的改造也最好采用专家指导，村民自建的模式。为此，建立一个鼓励村民按照传统进行自建的奖励基金，并编制可以作为村民自建提供参考的《某某村民居修缮和建造导则》就非常必要。《平遥古城传统民居保护修缮及环境治理管理导则》虽然是历史城市居民自我维护民居的手册，但其做法也可以作为传统村落村民修缮和建设自己住宅的参考。

作者：孙华

第三篇：论我国民族传统文化的法律保护

摘要：我国作为拥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民族传统文化丰富多彩。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与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民族传统文化面临诸多挑战与风险，甚至陷入失传的困境。为了加强对民间传统文化的保护，保证文化的多样性，我国进行了大量的立法工作，但在司法实践中仍存在主体不明、适用程序不清等程序或内容方面的问题。本文在分析我国现行法律对民族传统文化保护的基础上，从加强立法构建、设立专责机关以及建立文化市场等方面，进一步探讨对民族传统文化的立法保护，旨在为民族传统文化保护寻求新的切入点。

关键词：民族传统文化;法律保护;知识产权;刑法

1 我国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困境

我国民族传统文化面临多重困境，包括文化继承上的空缺与法律保护上的不足。在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大环境下，文化软实力的竞争成为决胜的一大关键。因此，应充分剖析我国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困境，寻求加强文化保护的治本之策。

1.1 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现状

长期以来，我国对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都是滞后的，其具体表现为思想重视程度不高、组织管理能力不强以及保護措施不科学等等。此外，我国关于民族传统文化的立法保护也是相对落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72年便通过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而我国从1990年起才陆续针对民族传统文化保护立法，且立法数量较少，包括1990年颁布的《著作权法》、1997年制定的《传统工艺美术保护条例》、2002年制定的《著作权法实施细则》、2001年制定的《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以及《文物保护法》等[1]。就立法的数量和时间而言，我国对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是有待加强的。民族传统文化面临的生态环境愈发恶劣，若不抓紧进行保护，此类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将会消失，那将是整个人类文明的巨大损失。

1.2 民族传统文化的发展困境

民族传统文化是指一个民族在某个地域范围内经过长期的生活而产生的极具地域特色的精神文化成果。它是该地域社会生活的缩影与集中体现，同时也传达了部分特定群体或个体的价值观念。此类价值观念往往采取表演模仿、工艺制作或其他方式口耳相传。由于此类传统文化，如民族语言、传统工艺、建筑设计等，往往不以文字为依托，仅仅依靠个体间的经验传授，所以在城镇化高度发展的今天，往往面临失传的窘境。作为民族兴衰存亡的旗帜，民族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如何在当今的全球化趋势下保留民族特色，发扬民族传统文化，是关系到一个民族生死存亡的大事。

1.3 民族传统文化的法律困境

当今世界，发达国家利用自己的经济优势，在对落后地区进行经济援助的同时，肆意掠夺该地区的民族传统文化，并未进行任何补偿。因此，近年来许多发展中国家开始大力加强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特别是2000年以来，我国陆续立法，并对民间传统文化实施了不同程度的保护，具体体现为文物保护法、知识产权法以及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等法律[2]。尽管我国对民族传统文化进行了法律保护，但在内容和程序上都存在着诸多问题，在起诉、审判以及执行中，都存在部分无法可依的情形，且我国并未对民族文化保护进行专章立法，法律保障仍存在诸多问题。

2 民族传统文化的法律适用

尽管我国对民族传统文化已经进行了大量立法，但诸多司法实践仍存在争议，且对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体现在不同的部门法体系中。因此，在我国现行的法律体系下，对民族传统文化进行系统分析，有助于寻找我国民族传统文化保护的不足与立法缺憾。

2.1 知识产权领域的民族传统文化保护

民族传统文化作为该民族长期以来智慧的结晶，理应受到《知识产权法》的保护。按照民族传统文化类型的不同，其保护方式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例如民族经典文学，应纳入《著作权法》予以保护;传统手工艺品的制作方法、民族特色建筑的修建方法、民族特色医药制作方法等技术方法可以纳入《专利法》的保护范围;地域特产商标以及老字号商标等传统标识可纳入《商标法》进行保护。但针对民族歌曲一类的特殊传统文化，应明确该类创作的著作权人，但大多数情况下该作品的著作权人并不清晰。因此，需要承认民间文学艺术的集体权利。如在《乌苏里船歌》一案中，在著作权人并不清晰的情况下，提起诉讼将面临权利主体缺位的困境[3]。基于维护赫哲族公众的合法利益，法院承认该歌曲的集体权利，使赫哲族民族乡政府作为公众利益代表参加诉讼，这是司法灵活处理民间传统文化保护问题的方式。同时，该处理方式也践行了宪法要求各级政府管理和促进本地方文化发展的要求。

2.2 刑法领域的民族传统文化保护

我国《刑法》虽然没有专章针对民族传统文化进行立法保护，但可通过部分条文进行一定程度上的保护，其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民族传统文化作为智力成果是一种知识产权，对于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刑法》第三章第七节作出了相应规定。因此，可以侵犯知识产权为由，对民族传统文化进行相应保护。第二，我国《刑法》第二百五十条规定了出版歧视、侮辱少数民族作品罪。基于此条规定，若他人在出版物中歧视、侮辱民族传统文化，应依据相应法律追究其刑事责任。此外，民族传统文化包含少数民族信仰与相应的风俗习惯，若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非法剥夺少数民族信仰或取缔风俗习惯，情节严重的，可依据第二百五十一条，即非法剥夺公民宗教信仰自由、侵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罪，定罪处罚。第三，文物作为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与组成部分，可依据《刑法》第六章第四节的妨害文物管理罪予以保护。当然，并非所有上述行为都能构成刑事犯罪。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应注重将刑事手段与行政手段相结合，对无法刑事立案的事件，及时进行行政处理，从而加强和完善对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

3 民族传统文化法律保护的修正探索

虽然我国针对民族传统文化保护进行了大量的立法工作，但通过系统的整理分析，该方面的法律规定多是原则性的，缺乏相应的具体指导，导致在司法实践中对相关问题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作为判决基础，从而陷入内容和程序适用上的双重困境。同时，对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往往散见于各大实体法，其系统性不强，且缺少专门法律对其进行保護，从而加大了法律整合的难度，不利于当事人提起相应诉讼。为进一步加强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司法保护，本文将从以下方面进行探讨。

3.1 加强立法构建

就权利主体而言，立法首先要明确该民间传统文化的权利主体，即代表人、传承人或收集整理人，以便在诉讼中有适格原告。该主体可以是单独个体也可以是某一群体，但其身份必须在立法中确立起来，并在知识产权领域保障其相应的署名权、保护作品完整权等权利。就权利内容而言，要保障民族传统文化的公开权，即将私密的民族传统文化，通过书面出版、广播、电视、网络等方式，向本民族或本民族以外的其他群体予以公开的权利;署名权，即明确传达该传统民族文化源自哪个民族、哪片区域的权利;保护作品完整权，即保护本民族传统文化不受恶意歪曲、篡改的权利。此外，权利主体还具有要求使用本民族传统文化作品的相关单位、团体、个人支付一定使用费的经济权利。就权利客体而言，应明确民间传统文化的保护等级，对濒临消失的程度、文化的价值高低以及保留原始特色的情况等多方面进行考察，着重保护濒临消失、原汁原味且文化价值高的民族传统文化。最后，从保护期限上来说，对任何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都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其保护期限自然也不例外。对于那些已经脱离失传危险，再次焕发强大生命力的民族传统文化，相关部门可以适当缩短其保护时间，使其能够自由发展，从而集中精力去保护另一批处于困境中的民族传统文化，做到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利用，促进民族传统文化更好更快地发展。

3.2 设立专责机关

我国现行的法律体系未设立专责机关，负责民族传统文化保护。为应对加强民族传统文化保护的现实需要，各地方政府可设立专门的民族传统文化保护机构，负责民族传统文化维权、经济救助、宣传推广等工作，从而使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有更加明确的方向。同时，该民族传统文化保护机构还应进行民族传统文化区普查，切实划分好不同民族传统文化区，理顺各民族区域间的发展关系，杜绝各区域混乱无序的状态。此外，政府还应借鉴自然文化遗产的保护办法，重点扶持区域特色文化，使民族传统文化的发展与区域民族经济的发展紧密结合，做到经济与文化的相互促进、良性循环。

民族传统文化保护机关设立后，应及时理顺知识产权保护与行政保护的关系。对于有关本地区民族共同利益的事件，要及时解决处理，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对于个人知识产权的纠纷，要及时放手，让公民通过司法途径解决。针对部分行为的立法缺憾，要及时立法修正，实现侵权行为与法律责任的一一对应，通过行政、刑事、民事等多种途径对民族传统文化进行保护[4]。

3.3 建立文化市场

人民作为民族传统文化的创造者和接触者，与民族传统文化具有最密切、最深刻的联系。而文化本身作为一种商品，不能仅仅依靠政府的单方面保护，应充分将其商品化，从而激发其内在生命力，实现良好的自我发展。为充分发挥文化的商品性，政府需要建立合格多样的文化市场，做到主体的市场化与内容的市场化。

就主体的市场化而言，国家和政府作为民族传统文化的主要保护者，应主动承担弘扬和宣传保护民族传统文化的责任。但仅仅依靠国家和政府是远远不够的，要实现对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需要广大人民群众的热切参与，需要政府发挥带头作用，引导人民和相关的公益组织进行科学的保护。人民对民族的传统文化具有天然的亲切感与认同感，因而他们对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更具有内在的能动性，政府应当充分利用民众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关切感，提高人民的积极性，集中社会各界的力量调度资源，为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提供坚实的物质保障。其具体操作方式应是将濒临消失的、价值高且具有典型性的民族传统文化交由政府进行扶持帮助，其余的交由社会进行保护。通过分流，大大减轻政府对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压力，降低经济成本，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最大限度地保障各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

就内容的市场化而言，政府对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往往存在投资大、周期长以及回报低的情况。长此以往，将严重挫伤保护民族传统文化的信心。因此，应将对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纳入市场调节，做到投入与回报成比例，将保护文化产生的收益再次投入文化保护市场，实现传统民族文化发展的良性循环。而对其进行市场化构建，需要政府进行多项基础设施架构，具体包括完善文化交易市场的基础设施建设;深化文化交易制度建设，如价格制度、交易方式制度等;完善交易保障制度，对伪劣产品进行有效打击，切实保障消费者权益等。此外，政府还应引导广大传统民族文化企业树立品牌意识、经营意识以及诚信意识，大力推进文化产品的传播，真正实现民族传统文化的复兴。

4 结语

在全球一体化快速发展的今天，民族传统文化面临着许多挑战与风险，珍贵的传承文物遭到不同的程度的损害，优秀的传统工艺后继无人。尽管我国对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存在立法滞后、法律保障不完善、启动司法程序困难等保护不利的问题，但近年来随着国家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大力支持，民族传统文化的生存环境正在逐渐改善。为进一步提高民族传统文化的创造力，应坚持加强立法构建，在促进民族传统文化保护司法化的同时，切实做到民族传统文化保护领域的有法可依。同时，设立专门的传统民族文化保护机构进行区域普查，理顺知识产权保护与行政保护的关系，重点扶持濒危且价值高的民族传统文化，切实引导各地区因地制宜进行民族传统文化保护。最后，应推进文化市场建设，广泛吸纳社会资源，不断促进民族传统文化的市场化、品牌化，并整合多方力量，共同实现民族传统文化的又好又快发展。民族文化作为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是当代文化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部分，相信经过不断的立法完善，民族传统文化将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

参考文献：

[1] 王兴运，李建民.试论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法律保护[J].河北法学，2007(12)：71.

[2] 尹佳妮.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法律保护[J].法制与经济，2008(11)：86.

[3] 张晓辉，姚艳.论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法律保护[J].思想战线，2001(03)：30.

[4] 张术麟.加强保护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意义及法律保护现状[J].前沿，2004(04)：155.

作者简介：黎佳明(1997—)，男，四川乐山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民商法。

作者：黎佳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