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家庭法律制度管理论文

摘要因婚姻的世俗本质，婚姻是可以离异的，人们有离婚自由的权利，但同时婚姻的伦理理性极强，“对于个人愿望的软弱就会变成对于这些个人本质的残酷，变成对于体现在伦理关系中的个人的伦理理性的残酷。”因此，对待离婚不可冒失、不可任性，应从限制离婚自由和反对轻率离婚两方面解决离婚问题。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婚姻家庭法律制度管理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婚姻家庭法律制度管理论文 篇1：

基于民法典对婚内夫妻财产分割法制化的研究

摘要：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高速发展，当前社会环境下的夫妻财产关系比以往更加复杂，传统婚姻习惯中“同居共财”的观念已经与社会现实有所脱节。在对共同财产的管理与处分无法达成共识的情形下，越来越多的夫妻选择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分割共同财产，如此既能保护家庭的完整，又可在避免繁琐的离婚诉讼程序的前提下维护自己的财产权益。2021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中关于婚内夫妻共同财产分割的规定，将其正式上升为法律条文。但目前《民法典》单一的条文规定不能满足现实的需求，婚内夫妻共同财产分割规定的适用并无制度性保障。从宏观角度来看，由于法律依据的不完善，导致同案不同判的情况较为常见，司法公平与正义无法得到保证。本研究希望通过婚内夫妻共同财产分割制度相关问题的研究，为我国婚内夫妻共同财产分割制度的完善提出有益的建议。

关键词：民法典;婚姻法;财产分割;婚姻

国家社会由不同的小家庭组成，民众的小家庭和谐稳定，直接决定了社会大家庭的安定发展。因此，完善婚姻家庭法律制度是保证社会文明进程的关键因素，进而灵活有效应对各种婚姻问题与家庭纷争。婚姻法在民法典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健全完善婚姻家庭法律制度有助于进一步健全司法制度，对具体的法律细则采取有效措施进行完善，从而保证婚姻家庭法律制度具有实际适用性以及平等公正性。婚姻法中夫妻财产制度是婚姻家庭关系重要的组成部分，是调整夫妻财产关系的法律制度，夫妻财产关系的稳定对婚姻关系的维系以及家庭生活的正常运转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婚内夫妻共同财产分割制度作为一类解决夫妻婚内财产关系纠纷的途径，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我国原先所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并未规定婚内夫妻共同财产分割规则，夫妻双方若想通过司法途径解决因财产关系而引发的纠纷，只可选择诉讼离婚这一方式。

一、婚内夫妻共同财产分割的具体意指

夫妻财产的分割通常分为以下两类情形：一种是指离婚时的分割财产分割，这也是实践中最为常见的财产分割方式;另一种是指夫妻双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因为法定理由需要分割夫妻共同财产。这也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重点，即婚内夫妻共同财产分割。所谓婚内夫妻共同财产分割，是指夫妻双方在维系婚姻关系的前提下，因夫妻间存在法律所规定的特殊事由，而据此向司法机关请求分割共同财产的一项制度。

二、婚内夫妻共同财产分割的适用条件

婚内夫妻共同财产分割制度，就是指当事人在婚姻关系存续范围内向法院提起对夫妻间的共同财产进行分割的请求。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指的是夫妻双方进行婚姻登记后的起始日至终止日之间，这包含夫妻分居或者双方判决离婚但是并未生效的时间。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经常会出现在离婚诉讼过程中的夫妻双方，其中一方向法院提起婚内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诉求，此时的夫妻双方均具备夫妻共同财产分割诉求的主体能力。在这其中需要关注到婚内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是需要当事人进行诉求申请，然后有私法机关进行判决，不适用与双方自行的事前或者事后约定。

三、婚内夫妻共同财产分割制度设定的必要性

（一）完善婚姻关系存续下的夫妻财产制度

婚内夫妻的共同财产分割是对夫妻共同财产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夫妻财产共有制度考虑夫妻关系的特殊属性经常性的会出现实际情况下的不公现象，这也是人治和法治结合的常有体现，这种分配形式是一种共有制度的救济手段。夫妻财产制度是调整以婚姻存续期间内包括婚前婚后的夫妻财产关系的法律统计上的总和。夫妻关系的概念是一种宏观意义上的统计，但是在实际现实中还存在感性认识上的正常婚姻关系的属性及评价体系。如果正常婚姻关系出现改变，那么夫妻财产制的普适性规则就无法适用。这就意味着如果婚姻状态出现改变，那夫妻财产制度应当具备相应的调整可塑性。理论需要依托实际进行改变和完善。例如如果夫妻双方或者某一方因为客观因素导致丧失劳动能力，如果另一方未能履行应尽的抚养义务的话，那就可以认定夫妻婚姻出现了重大变化，这样的情况就需要充分考虑夫妻财产制度的一般规则是否适用，即因人因事及时调整。然而婚内夫妻的共同财产分割制度是对夫妻财产制的普适规则调整无果或者难以适应的非常状态进行调整的非常规则，进而对婚后共有制度的补充完善。这能够有效的弥补现有的婚姻法下的法律盲地。

（二）家庭稳定对社会和谐的重要性

家庭单位是社会群体的基本单位，稳定的家庭关系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话题，夫妻间的财产关系更是影响夫妻财产保护的重要环节，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在正常的情况下，夫妻双方都会履行夫妻的应尽义务，夫妻双方为了家庭的和睦发展共同经营。但是實际现实下，夫妻双方在财产关系下经常会遇到各种情况。在这样的客观情况下，如果夫妻财产制度不能及时调整化解的话，就会转变成社会的系统风险，这对社会稳定和谐会造成较大冲击。查询相关资料发现，大概五分之一的离婚诉讼请求都是因为经济问题造成的，这个比例需要格外的引起重视。

四、婚姻法下婚内夫妻财产分割的制度性实施

法律的制定需要充分结合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情况，婚内夫妻的共同财产分割理所应当需要基于这样的前提条件。笔者认为我国当前的社会发展已经具备实施财产分割制度的条件。

（一）男女平权观念深度发展

我国在宪法中就已经明文规定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方面和男性享有平等的权利。男女平等的概念也得到了广泛发展，逐渐已经深入人心。随着中国加入国际贸易体系，改革开发的飞速发展下，国外的平权思潮在国内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传统的“男外女内“的思想已经发展了极大的改变，女性已经逐渐不再受家庭的束缚积极地参加社会生产之中。而且女性在经济和社会地位上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男女平权的理念得到了广泛的接受，这为夫妻财产分割设置规制创造了客观条件。

（二）生活水平改善，财产概念增强

随着男女平权的观念深入发展，导致女性群体走向社会生产的角色，这就使得女性工作的选择和机会空间增多。在大多数的情况下，现在的家庭夫妻二人双方都是经济收入的主体。在这样夫妻双方都有独立来源的情况下，夫妻双方在进行财产分割后不会造成因为财产分割导致生活难以维系的情况，即是财产分割的进行拥有了经济基础。并其随着社会经济和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的法律意思不断觉醒，我国的离婚率一直较高，夫妻双方对自己财产的领权保护意思不断增加，在这样的发展形势下，婚姻中的财产关系愈发呈现分割的状态，这是夫妻独立属性的一种表现。

五、完善婚内夫妻共同财产的建议

（一）完善婚内财产分割事由

增加夫妻感情不和分居情况。分居就是在婚姻存续范围内，分开居住，各自生活，这是一种夫妻间的非正常形态。分居和离婚的状态类似，一定程度上可以将分居认定为婚姻的终止，但是这需要在法院判决的情形下，由双方协议达成。在这种情况下，夫妻双方在经济上成为了较为独立的个体，婚内财产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共有属性。如果法律在这期间依然将这种状态下的婚姻财产认为共有财产就不妥，如果此时禁止双方分割共同财产极有可能激化矛盾，使得夫妻双方走向离婚途径解决纠纷，这样的结果不利于婚姻家庭的稳定。

（二）增加不具备偿还债务能力的法律情况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的经济活动更加频繁，为了增加财富很多人就会进行各类投资活动，但是这类投资活动具备很大的风险，会导致个人无法偿还债务的情况频发。由此，在个人破产制度未能充分建立的情况下，应该允许夫妻一方在另一方财务不足以清还债务的情况下，在婚姻关系内核法院提请分割共同财产的诉求。这样的举措会对夫妻关系中另一方的合法权益产生充分保障，对人民权益的保护也有积极作用。

（三）确定分割后果

对婚内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所带来的法律效果，除了对财产进行分配，还应当包括对分割后所适用的夫妻财产制的规定。目前我国法律对分割后果并未做出明确规定，但根据社会习惯以及法院相关判决来看，我国夫妻在进行婚内财产分割后仍适用共同财产制。在确认法律后果时，应当综合考虑夫妻双方的需要，在夫妻进行婚内财产分割后，双方当事人应当实行分别财产制，但另有约定的除外。如此，方合乎婚内夫妻共同财产分割制度的初衷，也可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双方当事人未来再次因财产问题提出诉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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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晓波. 我国婚内析产制度研究[D].中央民族大学，2021.

[5]喻. 我国非常夫妻财产制的构建研究[D].广西大学，2021.

作者简介：

刘春红（1968-），女，汉族，江苏常州人，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现任江苏名扬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擅任公司法、行政法业务。

作者：刘春红

婚姻家庭法律制度管理论文 篇2：

论离婚自由的限制

摘 要 因婚姻的世俗本质，婚姻是可以离异的，人们有离婚自由的权利，但同时婚姻的伦理理性极强，“对于个人愿望的软弱就会变成对于这些个人本质的残酷，变成对于体现在伦理关系中的个人的伦理理性的残酷。” 因此，对待离婚不可冒失、不可任性，应从限制离婚自由和反对轻率离婚两方面解决离婚问题。

关键词 婚姻 伦理 离婚自由 轻率离婚

一、马克思关于离婚问题的伦理思想

马克思在《论离婚法草案》开头说：“《莱茵报》对于离婚法草案采取了完全独特的立场，可是直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任何方面向我们证明《莱茵报》的立场是没有根据的。” 这表明，马克思对《离婚法草案》的态度根本上是否定的。同时，针对《离婚法草案》的批评者中出现的一种只注重个人任性而漠视子女和家庭利益的观点（马克思称之为“幸福主义观点”），也进行了分析和批判。

（一）肯定婚姻的世俗本质

马克思指出《离婚法草案》抹煞了婚姻的世俗本质，把婚姻看成是一种宗教的和教会的制度。教会认为，婚姻是神作之合，人不得离异，离婚被认为是“亵渎神圣”。所谓婚姻的世俗本质，实际上就是指婚姻的社会性和客观存在性。在马克思看来，婚姻家庭是一种社会现象，是在一定的社会基础上产生的，具有深刻的“世俗本质”。因此，婚姻法的制定，应当符合“世俗本质”这个伦理原则，而不是去符合宗教的教会的原则；婚姻法应当从现实社会中夫妻双方以及对子女、对老人、对社会所应承担的义务中引申出来；婚姻法应当如实地把婚姻看作家庭的基础。

马克思认为，婚姻关系是夫妻关于婚姻的意志关系，但又不仅仅停留在夫妻的个人意志上，而是一种伦理关系，并且是以“伦理实体”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伦理关系。具体地说，婚姻关系是一种具有“伦理实体”的伦理关系；这个“伦理实体”就是家庭。家庭这一社会形式，使婚姻关系由男女双方的共同意志关系外化为具有稳定形态的客观的社会关系。家庭是“摆脱夫妻任性的伦理实体”。正是由于婚姻关系不仅仅是如同友谊关系一般的意志关系，而是具有家庭形式的社会关系，是男女双方通过组建家庭的行为而形成的社会关系，才有可能进入法律的视野，成为法律的调整对象。家庭这个“伦理实体”使婚姻关系不仅仅以“爱情”这种单纯的意志内容为内容，而是充满了“子女的抚育”、“长辈的赡养”、“财产的共有”等物质成分。所以，婚姻关系的解除决不只是夫妻关于婚姻的意志关系的解除，而是家庭这个具有客观物质性的社会关系的解除。马克思在这里提醒人们，对于婚姻，不应该抱着幸福主义观点仅仅想到两个人，而忘记了家庭。

（二）批判婚姻家庭问题上的个人任性

马克思在婚姻领域里反对幸福主义观点，即反对个人任性。马克思认为，婚姻离异的条件是，“某一婚姻已经死亡，它的存在仅仅是一种外表和骗局”， 或者说某一婚姻的“伦理实体”已经死亡，它从内部已经完全崩溃了，婚姻关系仅仅剩下一个外表。继续保持这个婚姻的外表，对于夫妻双方来说是一种莫大的不幸，对社会来说也同样是一种欺骗。这样的婚姻是可以离异的，也是必须离异的。婚姻是否离异，不在于夫妇个人的愿望，而在于婚姻本身实质上已经离异，在于这一婚姻内部已经崩溃的最无可怀疑的客观事实。尽可能地保持尚有生命力的婚姻关系，不轻易地认可夫妻的“任性”和愿望，是立法者的权利和义务。如果立法者把夫妻个人的“任性”作为决定是否离婚的标准，那他的存在就没有任何的价值。因此，马克思说这也“是他的自我保存的义务”。马克思反复强调了尊重婚姻、尊重尚有伦理本质的婚姻是道德的，反之，从个人主义和幸福主义的观点出发，轻率地顺从夫妻个人的离婚愿望，是不道德的，这实际上是在败坏他们的“伦理理性”。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对于个人愿望的软弱就会变成对于这些个人本质的残酷，变成对于体现在伦理关系中的个人的伦理理性的残酷”。 马克思明确地指出，不顾家庭和子女的境况，只顾个人幸福而随意离异，这是社会上的一种道德沦丧的现象。

婚姻是男女两性的结合，这种结合，必然导致家庭的建立，并且相应产生对子女的抚养、教育、家务管理和对财产的分配等一系列问题。因此，家庭一旦建立，就对男女双方、子女、父母以及社会负有责任，就应该保持其稳定性。正是从婚姻家庭与社会的关系和维持婚姻家庭的稳定性这一前提出发，马克思深刻地批判了轻率的离婚者的利已主义思想和不负责任的“任性”态度。马克思说，轻率离婚的人们，“他们抱着幸福主义的观点，他们仅仅想到两个个人，而忘记了家庭。他们忘记了，几乎任何的离婚都是家庭的离散，就是纯粹从法律观点看来，子女的境况和他们的财产状况也是不能由父母任意处理，不能让父母随心所欲地来决定的。……可见，他们注意到的仅仅是夫妻的个人意志，或者更正确些说，仅仅是夫妻的任性，却没有注意到婚姻的意志即这种关系的伦理实体。” 很显然，这是一种只考虑个人幸福，不顾及子女和家庭境况的极端任性的不道德行为。它无论对于个人，对于家庭，对于社会都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对这种极端个人主义的幸福主义者，马克思批判说，“婚姻不能听从已婚者的任性，相反地，已婚者的任性应该服从婚姻的本质。”

综上，鉴于马克思关于离婚问题的伦理思想，笔者认为，因婚姻的世俗本质存在，婚姻是可以离异的，但同时婚姻的伦理理性极强，“对于个人愿望的软弱就会变成对于这些个人本质的残酷，变成对于体现在伦理关系中的个人的伦理理性的残酷。” 因此，对待离婚不可冒失、不可任性，应从限制离婚自由和反对轻率离婚两方面解决离婚问题。

二、限制离婚自由

离婚是夫妻双方依照法律的规定解除婚姻关系的行为。在离婚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的离异观是限制离婚自由，反对轻率离婚。我国婚姻立法对待离婚问题的指导思想就继承了马克思的这一离异观——“限制离婚自由，反对轻率离婚”。

离婚自由，是指夫妻有依法解除婚姻关系的自由。马克思在《论离婚法草案》中对离婚自由的必然性作了深刻论述：“在自然界中，当任何存在物完全不再符合自己的职能时，解体和死亡自然而然地就会到来，当一个国家离开了国家的观念时，世界历史就要决定其是否还值得继续保存的问题，同样，一个国家也要决定在什么条件下现存的婚姻不再成为婚姻”。 列宁也指出：“谁不要求立即实现离婚的充分自由，谁就不配做一个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 离婚自由作为社会进步的一种标志，与结婚自由一起组成了婚姻自由的法律制度，没有离婚自由，就不可能有完全的婚姻自由。但是，离婚关系到家庭、子女、老人和社会等各方面利益，这些利益关系不应当简单地以夫妻感情变化为转移，尤其是在婚姻尚未真正死亡时。因此，人们有离婚自由的权利，但不能滥用这种权利。任何自由都是相对的，从来不存在绝对的不受任何限制的自由。离婚自由也一样，在赋予婚姻主体离婚自由权利的同时，对离婚自由进行限制是必要且合理的，具有合乎法理的正当性：

1、 婚姻关系的特殊性质决定了有必要限制离婚自由

婚姻关系具有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不同于一般的民事法律关系。婚姻是一种特殊的民事契约，婚姻自由原则不同于私法上的“意思自治原则”。婚姻是以爱情为基础构建的，其本质属性是社会属性。

2、 限制离婚自由可以防止当事人轻率离婚

保障离婚自由是婚姻自由原则的具体体现，是婚姻关系的本质要求，但保障离婚自由并不等于允许随意离婚，离婚必须符合法定条件，履行法定程序。法律上有关离婚的各项规定既是对离婚自由的保障，也是对轻率离婚的限制。对离婚自由做出必要的限制，有利于当事人朝着婚姻成功的方向努力，避免草率结婚和轻率离婚。

3、 限制离婚自由有利于保护婚姻家庭中弱者的利益

公平、正义是法律的重要价值理念。老人、妇女、儿童是婚姻家庭中的弱者，保护他们的利益符合法律的公平正义的要求。婚姻是男女两性的结合，由于男女双方各自生理因素和社会因素的差别，他们的实际能力尤其是生存能力总会有强弱之分，当一方处于严重困难时另一方又要离婚，这无异于雪上加霜，此时限制另一方的离婚自由就显得必要而且合理了。因此保护婚姻家庭中的弱者利益，以保证婚姻的社会价值和家庭的社会职能的正常实现是婚姻家庭立法的正义所在。限制离婚自由还有利于实现子女的最佳利益。要实现社会的最大利益，就必须注意到儿童利益，将儿童视为独立的个体，给予特别的法律保护。随着福利国家观念和儿童人权观念的兴起，未成年子女的权利逐渐从父母的权利中分离出来，未成年子女从权利的客体被确认为权利的主体。

三、反对轻率离婚

所谓轻率离婚，就是缺乏深思熟虑，不该离婚而提出离婚，它表现了对社会对他人的不负责任和任性。轻率离婚不但会影响家庭的巩固，扰乱社会的秩序，而且会败坏社会的道德风尚，影响青年一代的精神面貌。列宁说过：“承认妇女有离婚自由，并不等于号召所有的妻子都来闹离婚。” 马克思在肯定离婚自由的同时也反对轻率离婚：“谁随便离婚，那他就是肯定任性、非法行为就是婚姻法。” 那些因喜新厌旧、见异思迁，想结就结、想离就离的态度和行为，都是轻率的、不道德的表现。反对轻率离婚的原则，符合广大人民的意志和利益，是社会主义婚姻家庭道德的要求，也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表现之一。

离婚只是解决夫妻矛盾的万不得已的办法，如马克思在《论离婚法草案》一文中所说，“几乎任何的离婚都是家庭的离散。” 所以，一个人在提出离婚问题之前，一定要严肃慎重地考虑和权衡离婚对于双方，对于子女、家庭、国家的利害关系，轻率离婚是对各方面都不负责任的表现。

笔者认为，我们应当反对轻率离婚，原因主要有：（1）婚姻是一种具有强烈人身伦理性质的社会关系，是一种伦理实体，保障和维护婚姻家庭关系的稳定是夫妻双方的共同责任；（2）婚姻是家庭的基础，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保障和维护婚姻家庭关系的稳定也是社会、国家的责任；（3）任何权利、任何自由都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婚姻自由既受法律的保障，又受法律的制约，其行使必须符合法律的规定。

反对轻率离婚，是婚姻家庭中的一项道德要求和规范，是号召人们以一种对社会负责的方式对待婚姻家庭，属于道德规范。离婚不单单是夫妻两个人的意志，也不是夫妻双方的“任性”，它牵涉到家庭、子女、老人和国家、社会等各方面的利益，因此我们应慎重对待婚姻，精心维护婚姻，不到万不得已不能轻易解散。

四、结语

在人生漫长的道路上，婚姻家庭生活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不能不慎重对待。一对夫妇在几十年中各自的地位、工作、健康等都会发生变化，有时也会出现误解矛盾以至不幸，因此要不断巩固和发展爱情，使婚姻充满活力。周恩来同志和邓颖超同志提出的“互敬、互爱、互信、互勉、互谅、互帮、互让、互慰”应该成为今天社会主义婚姻道德的原则。在判别离婚的问题上，我们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透过现象看本质，看感情破裂是现象的，还是本质的，是暂时的，还是长久的，是有条件的还是无条件的。在离婚案件的审理中要遵循婚姻法的基本原则，从促使和巩固和睦团结的家庭关系出发，凡经调解认为可以改善的，必须维持婚姻，不能轻易准予离婚。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对家庭婚姻问题处理的好坏，直接影响到我国社会的发展。重读马克思的早期著作《论离婚法草案》给我们以多方面的启示，我们要善于领会和掌握马克思关于限制离婚自由，又反对轻率离婚的思想，运用辩证法思想来正确处理离婚问题。

注释：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82页，第184页，第185页，第183页，第183页，第185页，第183页，第183页，第183页.

列宁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67页，第423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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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穆萍萍，吴俊.浅析<婚姻法>中的离婚自由.法制与社会，2008年11月.

作者：孙峰

婚姻家庭法律制度管理论文 篇3：

婚姻家庭法领域的个人自由与国家干预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从计划经济转轨至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整个中国社会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公民个人自由与私生活自主权日益受到重视。在此背景下，如何处理好家庭生活权与公权力干预的关系，成为婚姻家庭法立法及司法的根本性问题。而民间针对最高人民法院《婚姻法》司法解释三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司法解释三”）的讨论，主要也是围绕这个问题。

个人自由在婚姻家庭法中的扩张

个人自由在现代社会具有重要的法律意义，整个现代法律体系都是在个人自由这一核心原则之上建立起来的。与财产法相比，婚姻家庭法由于深受传统社会价值体系的影响，并担负着维护家庭伦常秩序和社会、国家利益的重任，个人自由的空间历来并不宽松。但就婚姻家庭法自身而言，在从古代的家族本位向近现代的个人本位发展演变的过程中，个人价值和个人自由仍然呈现出渐趋彰显的清晰态势。

近代资本主义的兴起与发展，使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得以广泛传播，家族依附和身份关系对个人的束缚大大降低，“个人”不断地代替了“家族”，成为民事法律所考虑的单位。近代婚姻家庭法以个人本位的婚姻契约观为基础进行构建，强调人格独立，宣扬人格平等，在一定程度上确立了当事人决定和管理自己家庭生活事务的自由。最主要的表现是双方当事人依合意缔结婚姻的自由，在一些国家也包括选择夫妻财产制、在法定情形下离婚等自由。同时，国家为维护家庭伦常秩序，在婚姻家庭领域始终持积极干预态度，以法律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进行全面规范，个人自由的空间非常有限。

在从近代民法向现代民法转变的过程中，婚姻家庭法体现出与财产法背离的趋势。在财产法领域，为适应经济生活的深刻变化，国家不得不一改以往的放任态度，对个人自由施加诸多限制；而在婚姻家庭法领域，对人性和个人意思的尊重却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个人自由的范围和程度继续扩展，人们得以更广泛、更充分地决定自己的家庭生活事务。一方面，法律放松了对结婚与离婚的限制，婚姻的缔结与解除更加自由。在婚姻的缔结上，古代或近代的婚姻家庭法中婚姻障碍繁多，其出发点主要在于维护家族利益、人伦秩序和阶级统治。现代立法确立个人结婚之自由，且大多数国家仅基于社会福祉之考虑，规定了重婚、近亲和疾病等少数婚姻障碍情形。在婚姻的解除上，近代婚姻家庭法普遍以一方当事人具有法定过错作为婚姻关系解除的前提条件，且仅无过错一方有请求离婚的权利。现代婚姻家庭法扩大了离婚法定理由的范围，将一些不可归责于当事人的理由，如生理缺陷、重大不治之症等纳入其中，且双方当事人均享有离婚诉权。20世纪60年代末以后，当事人的离婚意愿更加受到尊重，许多国家先后采纳了破裂主义离婚标准，只要“婚姻关系无可挽回的破裂”，即可离婚。另一方面，现代婚姻家庭法为人们提供了更多选择余地。双方当事人不仅可以基于自由意愿，对关系存续期间的婚姻住所、家庭姓氏、夫妻财产制等予以选择，而且在离婚时，也可以对离婚程序，离婚时的财产分割、子女抚养，离婚后的救济等事项做出自主安排。

中国自古有“法不入家门”的观念，国家权力直接介入家庭关系之中的事情比较少，而是委诸家长对家庭内部事务进行管理。但是这种传统的家庭自治或对家庭的尊重其实是扭曲的，是以牺牲个人自由及女性与儿童权益福祉为代价的。中国的传统法律有关调整婚姻家庭关系的规范集中体现为长尊幼卑和男尊女卑的家族主义精神。这种固有的法律体系在与近代西方法律遭遇后，转而解体并开始进行对西方法律的移植，即形式上从诸法合体向法律部门分类转型，内容上从尊卑、性别等差异向人格平等转型，从家族权利本位向个人权利本位转型。

婚姻家庭法中个人自由的扩张，除了自由主义与个人主义思想浸润的原因之外，也与家庭生活中的私密性特征和情感因素有关。家庭本质上是私生活领域，其中很多事务具有私密性，当事人不希望国家干预，国家也不宜干预。家庭生活的本质是基于爱情与亲情的“圆满共同生活”，维系家庭关系的最重要基石是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而非法律规范的强制力，个人自由可以弥补法律在规范建构家庭生活方面的局限性。此外，社会结构的扁平化发展，家庭对个人掌控力的衰退，以及妇女经济能力和教育水平的提升等，也推动了婚姻家庭法中个人自由的彰显。

个人自由的伦理基础在于“自己决定权”，即自己的私事由自己自由决定的权利。一个人之所以拥有“自己决定权”，乃是因为一个智力健全的人是一个理性的人，每一个人都具有独立的人格，对自己的行为和利益具有独立的判断能力与决策能力，每一个人都是自己利益最大化的最佳判断者和决策者。（ 参见周安平：《社会自治与国家公权》）法律对家庭事务的干涉就有可能侵犯家庭的私权。

对个人自由的尊重，还出于一个信念：每个人都有权决定并追求自己所向往的“理想”生活模式。而在民主的基础上，并不存在固定的“最佳”家庭生活模式的标准。自治意味着一种自我思考与自定的能力，通过深思熟虑，判断、选择自己所向往的“理想”生活模式。（参见王洪：《家庭自治与法律干预》）

我国1980年颁布《婚姻法》和2001年修订《婚姻法》都是以不断扩大公民个人自由权利、保障意思自治为立法理念的。例如，夫妻财产制度从单一的法定共同财产制到法定财产制与约定财产制并立，再到约定财产制的完善与个人特有财产制度的确立，这一变化的进程表现为不断地扩大夫妻个人决定其财产状况的自由权利。同时，婚姻自由原则也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例如，1994年《婚姻登记管理条例》要求公民在办理结婚登记时必须提交所在单位或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出具的婚姻状况证明，而2003年《婚姻登记条例》则取消了此规定，以个人自行出具的签字声明取而代之。同时，该条例还将婚前医学检查从“必须”变为“自愿”，即取消强制婚检，肯定了婚姻当事人均有对自身的健康独立判断、选择、取舍的权利。此外，《婚姻登记条例》将1994年《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名称中的“管理”二字删除，淡化了婚姻登记的行政管理色彩，扩大了公民个人婚姻自由的权限，更加体现婚姻法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保护当事人婚姻自由的立法理念。结婚意思瑕疵（例如受胁迫）可导致撤销婚姻，《婚姻法》将撤销申请权交给当事人自己行使，如果当事人没有提出撤销，人民法院、婚姻登记机关不应当依职权主动撤销。婚姻无效或撤销后产生的财产关系，当事人协商处理，只有在无法达成协商一致时，法院才依法予以裁决。在登记离婚中，重视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当事人就离婚、子女的抚养、财产分割等问题达成一致意见的，可通过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离婚登记，就此解除婚姻关系。在诉讼离婚中，由夫妻双方自愿协议分割共同财产和清偿共同债务，只有在协议不成时才由法院判决。在离婚的救济上，经济帮助权、家务劳动补偿权、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等都以当事人一方请求或主张为前提，体现以意思自治为原则的自我处分。

婚姻家庭法领域的个人自由、意思自治仍在发展中。近年我国司法实践中经常发生“忠诚协议”纠纷案，夫妻一方以婚前或婚后所签订的“相互忠诚，违反予以赔偿”的财产性协议主张权利，许多法院给予了支持。法院支持的理由是：忠诚协议是夫妻双方在平等自愿的情况下所签定的，是双方意思表示一致的结果。夫妻签定忠诚协议追究过错方责任，是公民自我救济的有效方式。目前，法律界多数认为虽然对夫妻忠诚协议效力的认定应当特别谨慎，某些忠诚协议的效力应当被否定，但某些忠诚协议在严格审查下是可以认定有效的。再如非婚同居问题，当下年轻人和老年人盛行非婚同居，非婚同居者大多使用同居契约规范双方的关系，以契约确认彼此的权利和义务，这种契约更加体现当事人的个人自由。未来的我国法律预计迟早会接纳非婚同居关系，认可同居契约的效力。

国家干预的正当性基础

按照传统的法律理论，家庭被视为私领域，家庭中发生的事情是纯粹的私人事务，国家不得予以干预，但20世纪现实主义法学的发展使公领域与私领域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国家可以为了特定目的介入私领域，盖因“任何自由都容易为肆无忌惮的个人和群体所滥用”（博登海默语）。现代工业化社会是一个人与人互相依赖、分工复杂的社会，每一个生活在社会中的人都无法完全独立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之外，而必然受到社会既存的权力和利益分配格局的影响，从而具有不同的实现个人自由的条件与能力。在婚姻家庭关系中，当事人通常存在地位不平等的问题，处于弱势地位的成员无法与握有经济强权和社会资源的成员立于同等地位进行协商。如果国家不加以必要的干预，优势成员就可能以自己的强制意志去控制、侵害劣势成员的自由，从而使后者成为前者滥用自由的受害者。真正的个人自由，正如康德所说，应该“独立于别人的强制意志，而且根据普遍的法则，它能够和所有人的自由并存”。

婚姻家庭既是根据个人的意思，自己选择、成立并维持的成年人之间的自由关系，也是不能根据功利的理由而随意处置的、有着相同生活目标的亲属共同体。自婚姻家庭产生以来，它就担负着诸多的社会职能，在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如繁衍人口、养老育幼、组织生产和消费。费孝通认为：“在男女分工体系中，一完整的抚育团体必须包括两性的合作。两性分工和抚育作用加起来才发生长期性的男女结合，配成夫妇，组成家庭”，“夫妇不只是男女间的两性关系，而且还是共同向儿女负责的合作关系。在这个婚姻的契约中同时缔结了两种相联的社会关系——夫妇和亲子。” 婚姻还具有团体性，不仅包括夫或妻，而且还包括夫妻共同体、家庭共同体，因此，不可能完全以个人为本位，必须考虑夫妻共同体、家庭共同的利益，应强化在共同体内的个人的责任和义务，压缩个人的自由空间。

社会发展到今天，婚姻家庭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男女两情相悦的需求突出了，以个体为本位的夫妇间的情感因素，成为婚姻家庭的重要成分。然而，家庭的养育功能和经济生活的功能并未因此而减弱或丧失。忽略婚姻家庭的传统价值的观点，是不符合客观现实和违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践踏婚姻家庭固有品质的行为诸如轻率而随意的离婚、放弃对子女的责任等，将严重地冲击婚姻家庭的社会功能，尤其是养育后代的功能。它的代价必然是弱者（多数情况下是妻子和未成年子女）的利益受损害和福利被剥夺。因此，国家出于衡平当事人不平等地位、确保其平等实现个人自由之目的而实施的必要干预，不仅不构成对个人自由的限制，反而是在实质上增进了个人自由，具有正当性基础。

婚姻家庭法调整的是具有特定亲属身份的人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夫妻、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等特别的人伦关系不是出于功利的目的而创设和存在的，而由亲属身份所派生的财产关系也不体现直接的经济目的，它所反映的主要是亲属共同生活和家庭职能的要求，带有某种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的色彩。与市民社会的其他财产法则不同，它不具有等价有偿的性质。与其他绝大多数“不近人情”的法律规范不同，婚姻家庭法突出反映了法律制度“温情脉脉”的人文关怀的一面。它以大量不可选择的强行性规范试图将人们的婚姻家庭生活引入公共秩序、善良风俗的轨道，这些规范因其具有扶弱济贫的公益属性而被法律加以定型。公民可以选择的只是是否进入这些法律关系，比如结婚与否、生育与否、收养与否。一旦决定进入则必然引起相应的法律后果，这些后果是法律预先指明、严格规定的，当事人不得自行改变或者通过协议加以改变。大多数的亲属权利义务被法律硬性规定，无法自由改变，也不允许频繁地变动。与其他民事法律调整财产关系的大量任意性规范突出意思自治、个人本位不同，民事法律中通行的意思自治原则，在婚姻家庭法中是受到多种限制的。

在民主社会制度中，婚姻家庭法一般都带有某种公法特点，重视国家和社会公权力的干预。法律干预婚姻家庭的基本方法是直接而明确的：诸如运用共同财产所有权，实现夫妻双方的财产共享，避免分产制对妇女的实际不公；规定亲属扶养义务，为妇女、儿童和老人提供基本生存条件；建立亲权和监护制度，保障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明确非婚生子女的认领，使最脆弱的群体得到最贴切的爱护和扶助等等。我国的婚姻家庭法已经对弱者地位给予了应有的倾斜性照顾。为了保护在离婚时处于弱势一方的利益，进一步体现家务劳动的价值，实现法律的实质正义，2001年《婚姻法》首次增设了离婚家务劳动补偿制度、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完善了原有的离婚困难经济帮助制度。“家务劳动补偿制度”规定，采取分别财产制的夫妻，离婚时，因抚育子女、照料老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付出较多义务的一方，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另一方应当予以补偿。“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则明确规定因重婚、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实施家庭暴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导致离婚的，无过错一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离婚经济帮助制度”则规定离婚时，如一方生活困难，另一方应从其住房等个人财产中给予适当帮助。而《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5条赋予一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请求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权利，使得一方在发现另一方有偷偷转移财产迹象时，既不离婚又能保住属于自己的财产，给相对弱势的一方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救济办法。第12条对夫妻一方擅自出卖共有房屋的处理，在兼顾善意第三人利益的同时，又保障夫妻另一方对共有房屋的所有权。即使第三人是善意购买，如果该房屋属于家庭共同生活居住需要的，另一方也有追回该房屋的可能。

就2010年底时的面貌而言，《婚姻法》“司法解释三”有些地方还需要改进，例如一方贷款所购房屋性质的认定，征求意见稿没有考虑夫妻结婚时间的长短和共同还贷时间的长短以及首付款在总房款中的比例，一概规定谁买就归谁，这对共同还贷的另一方不公平。她/他参与共同还贷后其实已放弃了自己买房的机会，或者丧失了自己买房的能力。此外，征求意见稿第14条对养老保险金的处理也有不妥，夫妻应当分享婚姻期间积累的养老金期待利益，这才符合夫妻共同财产制的本意。第6条“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在婚后产生的孳息或增值收益，应认定为一方的个人财产；但另一方对孳息或增值收益有贡献的，可以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的规定，也没有充分体现夫妻财产关系的特殊性。我国《婚姻法》确立的法定夫妻财产制是共同财产制，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在婚后产生的孳息或增值收益，应以认定为共有财产为一般原则，而不应以共有财产为例外。

国家干预的限度

现行婚姻家庭法由当事人的充分自治和国家的必要管制构成，对婚姻家庭，国家既要尊重个人生活的自由，又要对其予以干预，如何在二者之间进行衡量和取舍？国家基于何种情况、在多大限度内进行干预？

从实践来看，国家权力往往作为自治与权利的保障者与补充者的角色出现并发挥作用。当公民自治有悖于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时，管制和权力就会出现，成为婚姻家庭关系的调整器。而当公民自治无法取得一致即争议无法解决时，管制和权力又会作为最终的争议解决方式出现，这种方式往往以司法的名义或补充性条款的名义出现。管制以司法的名义经常出现在《婚姻法》中，例如，2001年《婚姻法》第38条规定：“离婚后……行使探望权利的方式、时间由当事人协议；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又如，第42条规定：“离婚时，如一方生活困难，另一方应从其住房等个人财产中给予适当帮助。具体办法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而管制作为补充性条款出现的情形也较多，如2001年《婚姻法》第19条第1款在承认了夫妻约定财产协议的效力之后，进而规定“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本法第17条、第18条的规定”。而该法第17、18条规定的正是法定财产制的内容，说明此规定的立法意图是基于弥补个人意思自治之不备或不足。《婚姻法》“司法解释三”中大量的条款都属于这种情况。比如对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举债的处理、对一方贷款所购房屋性质的认定、对父母出资购房的认定，为解除婚外同居关系的补偿金的处理、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请求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夫妻一方擅自出卖共有房屋的处理、夫妻之间赠与房产的处理、对养老保险金的处理、对尚未分割遗产的处理等等，法律都是首先允许当事人自行协商，在协商不成的情况下才由法院依据一定规则判决。

通常，保护第三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是国家介入私领域的正当理据。在婚姻关系中，配偶双方通过婚姻契约不断地拓展彼此互利的范围，同第三人利益进行竞争。因此，法律对缔约应进行必要的限制，防止侵害到第三人。如在协议离婚中涉及子女的抚养、债务的清偿等问题，第三人的利益应予以重视和保护，避免财产分割中损害债权人利益或子女抚养费给付不合理影响子女的健康成长。为了维护交易的安全，防止婚姻当事人利用夫妻约定财产制规避法律和损害第三人的合法权益，我国《婚姻法》第1 9条第3款特别规定：“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所谓“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夫或妻一方对此负有举证责任。

何为社会公共利益，很难具体明确地加以界定，如果界定不当，便可能导致国家的过度干预。欧洲人权法院在其判例中指出，对私生活加以国家干预或限制只是例外，而且可接受的例外只能是：1. 法律明确规定的；2. 民主社会所必须的；3. 为了保护该条所提及的权利，包括“其他人的权利和自由”；4. 干预的方法与立法目的相称。 依这些观点，只有出于保障家庭成员个人自由和权益的需要，国家才可以干预家庭生活事务。

国家虽然有权基于保护理念介入婚姻家庭关系，依法保障弱者权益，但仍应尊重个人对家庭生活事务的自我决定权，实施的干预必须适度。国家干预必须遵循两个原则：一是法律保留原则，即国家对家庭生活事务干预须具有法律上的依据，以法律手段进行，不能非法干预；二是比例原则，即国家干预在时机、方式与程度上须与保护弱者权益的需要相对称，不能过度干预。国家在许多时候应置身于婚姻家庭关系的外围，只是在当事人不能自行解决和权益受到侵害并请求干预时，才消极、被动地介入进行干预。倘若涉及家庭暴力或未成年子女，国家则应秉持相对积极之态度，在必要时主动干预。因为前者属于保护人身安全与人格尊严之要求，这是宪法保障的基本权利，高于家庭生活自主权；后者则是基于对未成年人受支配之困境与无援用法律之能力的事实认知。

通过以上评析，可以发现我国婚姻家庭法的发展已呈现出个人自由与国家干预并进的趋势。国家权力已经退出了许多原来国家以维系社会公共利益、家庭价值或伦常秩序为理由而对于个人自由所做的限制，让其任由个人自主与家庭自治。而在原来法律不愿介入或是采取较消极态度的领域与问题上，例如对于家庭暴力或是家庭中其他弱势者的保护等，则是越来越积极地介入，这就是强化法律对婚姻家庭必要干预的趋势。这样的趋势与世界各国婚姻家庭法的现代发展模式是相一致的。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法学院）

作者：马忆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