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评估公共政策论文

公共政策评估是国家治理现代化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大以来，政策评估越来越受到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的重视，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政策评估的能力和水平往往反映政策咨询机构向政府建言献策的能力和水平。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风险评估公共政策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风险评估公共政策论文 篇1：

增强法治意识提高公共政策制定水平

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2月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和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不断开创依法治国新局面。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对执政党、政府、社会甚至是公民个体都有明确的要求。从公共治理的角度来看，它要求社会各治理主体，特别是组织化的主体，如政党组织、行政机构和社会组织要增强法治意识，运用法治的方式来整合社会、供给政策和反映诉求，唯其如此，才能降低执政成本、行政成本，社会矛盾才能有效化解，整个社会才能稳态运行。

法治，自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以降，人们对其有着种种解说，但最根本的有两点：法律的合法性和法律的可执行性。前者要求法律要得到民众的认同，它要反映社会民众普遍的利益诉求；后者要求法律制定出来后必需得到执行，否则法律就会被虚置。那么，要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将法治思维、法治意识贯注其中，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首先，要遵循公共政策的制定程序。没有程序就谈不上法治，程序是政策、法律重要的理性化显现。科学的公共政策制定，它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行为，而是一个科学化的过程。它包括问题界定、议程设置、政策形成、政策合法化、政策执行和政策评估等前后相连的众多步骤，且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遵循法治化的思维，就是要有科学化的公共政策制定程序，要把它作为启动公共政策制定的前置条件。

其次，要对公共政策进行法律风险评估。公共政策的权威性不仅来自其制定的部门层级，更重要的是其制定过程、政策内容是否符合已有的法律规定，否则，就构成了程序上的违法和内容上的违法，从而会消解政策的权威性。在公共政策制定的风险评估中，对该政策所涉的相关法律特别是上位法，要有一个系统的梳理、比照和评估的环节，尽量避免法律与政策间的矛盾与冲突；对实在难以规避的矛盾与冲突，制定部门也要有规范化的处理机制。

再次，要搭建民众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制度化平台。公共政策的“公共性”要求其制定过程的开放性并有公共利益形成的制度化机制。这种制度化机制要求相关的政策制定部门要畅通民众参与渠道，搭建公共政策各利益相关方参与的制度化平台，通过完善听证会、政策讨论会等方式来吸纳各方诉求。各利益相关方参与公共政策制定，一方面通过他们间的博弈、辩论，有助于公共政策的科学化，另一方面，他们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过程，也是政策合法化的过程，人们在参与过程中更能了解到政策本身的精义，从而有利于公共理性精神的培养，也有利于后面公共政策推行。从这个意义上说，搭建平台让各利益相关方的参与，既有利于增进人们对公共政策认同，也有利于公共政策执行的高效，它符合亚氏对法治两方面的解释。

最后，要建立起公共政策失误问责制度。将法治思维贯注到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一个非常重要方面就是要建立起公共政策失误问责制度。管理学家法约尔认为：责任是权力的孪生物，是权力的当然结果和必要的补充。有公共政策制定的权力，必需负之以相应的责任。现实中有些地方之所以会出现漠视程序与规定随意决策、任意拍板，不注意民众与利益相关者参与，搞一言堂、“关门决策”，就是因为失误后可“拍屁股走路”、“安全着陆”。所以，要建立起容易操作的公共政策失误问责制度，如公共政策后评估制度，任何一项公共政策在实施一段时间后要接受相关机构的评估，评估的结果同考核、人大等相关制度对接，增强其权威性和严肃性。在这方面，上海市闵行区率先建立的公共政策评估制度具有极大的正向意义。

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需推进依法行政；要推进依法行政，必需增强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法治意识。这是公共政策制定科学化、民主化要求，也是社会稳态运行、党和政府合法性持续增进的必走通道。 （作者系上海市委党校研究生部主任、 校公共政策项目组组长、教授）

作者：罗峰

风险评估公共政策论文 篇2：

智库如何做好公共政策评估

公共政策评估是国家治理现代化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大以来，政策评估越来越受到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的重视，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政策评估的能力和水平往往反映政策咨询机构向政府建言献策的能力和水平。开展好政策评估工作，必须准确认识公共政策评估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地位，客观认识政府智库在政策评估中的优势和劣势，始终秉持专业性、科学性和开放性的理念，在政策评估的实践中，不断探索路径、积累经验、创新方法，推动政策评估工作迈上一个又一个新台阶。

公共政策评估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关于公共政策评估的准确概念，目前还没有形成统一的共识。根据我们的理解，公共政策评估就是根据一定的评估标准和程序，对政策体系、政策过程和政策结果的质量、效果等方面进行评价或判断的系列活动。其目的是改进公共政策系统，提高公共政策的科学性和可实践性，促进政策目标的顺利实现。

从世界范围来看，早在20世纪初，公共政策评估就随着现代科学方法的发展而在社会研究和政策研究中得以运用。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发达国家和国际组织相继开展了广泛的公共政策评估，公共政策评估的重要性日渐突显。

首先，公共政策影响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扩大，进行公共政策评估的需求也越来越强烈。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经济总规模显著扩大。根据世界银行数据（按2005年不变价），1995年全球经济总量达到34.4万亿美元，2013年则达到56.5万亿美元。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全球经济规模扩大了60%以上。在经济规模显著扩大的同时，政府公共支出的比重也明显上升。OECD国家用于社会领域的公共支出在1990年占GDP的17.5%，而在2013年则占到了GDP的21.7%。1990年，中国公共财政支出占GDP比重为16.5%，2013年，这一比重达到24.6%。这些变化说明，公共政策的影响力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增强。一项正确的公共政策所发挥的积极作用越来越大，一项错误的公共政策所起到的消极作用也越来越大。

与此同时，制订公共政策所要面临的利益格局日益复杂。一方面，日益深入的全球化和快速发展的城镇化使不少国家，特别是一些国家的大城市，聚居了不同国家或区域、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社会阶层的居民；另一方面，收入差距问题越来越严重，并日益成为全球性现象。国际知名的发展和救援组织联盟乐施会（Oxfam）在2015年年初发布的一份报告中指出，世界上最富有的1%人口拥有世界财富总量的48.2%，并且这一数字还很有可能在2016年突破50%大关。在这样的社会利益格局之下，公共政策制定者需要更清醒地认识到公共政策对于不同群体的影响，需要通过政策评估推出正确的公共政策，避免不同阶层之间的矛盾激化，促进社会包容、可持续发展。

第二，随着经济分工和社会形态日益复杂，公共政策决策的难度不断上升，要通过评估提升公共政策的科学性、有效性。持续推进的工业化使人类社会分工日益专业化，信息技术革命则使全球形成了联系密切的网络化社会。这些变化使得公共政策议题越来越广泛，除了经济增长、社会建设、区域城乡协调发展、环境治理等传统政策问题外，气候变化、网络犯罪、恐怖主义、文化冲突、食品安全、虚拟社会管理等新的挑战也纷至沓来。同时，制订公共政策需要考虑的因素和面临的制约也更加复杂多样：既包括历史文化传统因素，也包括发展过程中的现实因素；既包括全球性因素，也包括区域性因素；既包括社会整体性因素，也包括各类群体各自的特殊性因素。因此，制订正确的公共政策，不能仅凭决策者的历史经验和主观判断，还要通过专业机构的深入研究和系统评估，提高公共政策的科学性。

第三，有效落实公共政策，必须进行政策评估。制订正确的公共政策固然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把正确的公共政策落到实处。在很多情况下，政策实施不能达到预期目标，不是政策本身的问题，而是政策不能很好地得到执行的问题。公共政策是由行政机构来执行的，但行政机构在其职权范围内往往拥有相当大的自由裁量权，这使得行政机构可能会在部门利益、地方利益的驱使下，对政策进行选择性执行，使政策效果大打折扣。因此，在公共政策实施过程中需要引入政策评估，来消除政策选择性执行的弊端，确保公共政策得到有效落实。

第四，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离不开公共政策评估。公共政策评估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也是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途径。实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不仅要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而且要有效发挥社会组织、公民个体的积极作用。通过政策评估，可以使参与国家治理的社会各主体充分表达意见，进行有效的沟通和协调，平衡利益，消除分歧，形成治理合力。还要看到，政策评估也会反过来促进公共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能力与水平的提升。

政府智库在政策评估中的明显优势

公共政策的多样性、多层次性及其所触及利益格局的复杂性决定了政策评估主体的多元性。评估机构不仅包括政府部门、立法司法机关，也包括各类智库、社会组织、大众传媒等。其中，政府智库作为一类特殊的机构有许多优势，在政策评估中应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第一，政府智库既贴近决策层，又独立于其他政府部门，其评估具有信息充分与相对客观性的优势。与其他智库相比，政府智库往往更加了解政策制订的初衷和过程，特别是了解政策制订过程中的各种考量和权衡。与行政部门相比，政府智库既不制订政策，也不是执行政策的责任机构，由中央政府或综合管理部门授权开展第三方评估，既能保持超脱的地位，又不会陷入具体事务，既能够从全局和战略的视角分析问题，也能够从现实和可操作性的角度评估政策。这些都有助于其更加客观公允地开展政策评估。

第二，政府智库受托于国家，由公共财政提供资金支持，所做的评估更能体现社会责任感和公正性。政策评估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经历较复杂的分析研究和评估过程，需要一定的经费保障。在评估实践中，不同的经费来源往往会对评估的公正性产生影响。非官方智库会常常面临着经费不足和保持公正性的两难困境。如2014年，《纽约时报》报道了美国学者布鲁克？威廉姆斯关于智库透明性的一系列报告。报告显示，美国布鲁金斯学会、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大西洋理事会等华盛顿十余家重要研究机构近年来接受了外国政府数千万美元的资助。这些捐助使得自我标榜为独立、客观的智库日益沦为捐助国的游说机构。与民间智库相比，政府智库受托于国家，与所评估的项目没有直接的利益纠葛，有公共财政提供相对稳定的资金保障；政府智库也更具有服务于国家利益的责任感，更容易摆脱社会利益集团的影响，使政策评估更加公正。

第三，政府智库具有沟通渠道和信息资源方面的优势，其评估更加准确。拥有充分而准确的信息，是做好政策评估的必备前提。在实际评估工作中，获取全面的信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与其他智库相比，政府智库一方面与政府部门有良好的沟通渠道，能够获得比较全面的权威信息；另一方面，政府智库更具社会公信力，也更容易了解民意、汇聚民意。这有助于其获取更加充分的评估信息，促使评估更加准确。

当然，政府智库作为政府的组成部分，其经费主要来源于政府，其领导人受命于政府，在做政策评估时如何排除强势权力部门的干扰，是政府智库面临的切实的挑战。

专业、科学和开放，做好政策评估

中国的公共政策评估起步较晚，目前总体上仍处于探索阶段。新一届中央政府组成以来，基于对发展的科学分析和判断，高度重视公共政策评估工作，并逐步将公共政策评估纳入机制化轨道。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要“健全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中国共产党十八届四中全会将“风险评估”作为重大行政决策法定程序的重要环节，明确提出“对部门间争议较大的重要立法事项，由决策机关引入第三方评估，充分听取各方意见，协调决定”。

近年来，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科院、国家行政学院等为代表的中国政府智库，按照中央政府的安排，承担了许多公共政策评估工作，包括重大改革方案和重大政策实施效果的评估。在这个过程中，公共政策评估积累了一些经验，取得了一些成绩，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可。但是，与政策评估的要求相比，我们需要改进的地方还很多，需要提升的空间还很大。要做好政策评估工作，还需要我们进一步思考和实践。

政府智库要做好政策评估工作，实现评估的客观、公正和准确，就必须坚持专业性、科学性和开放性理念。为此，要做到如下几点：

首先，要站在公众的立场进行政策评估。公共政策的本质属性是公共性，事关广大公众的切身利益，必须体现广大公众的意志。但公众是由不同的利益群体组成的，其诉求是多元化的，甚至是相互冲突的。任何一项公共政策，都不能使所有人都受益。这决定了政府智库不能站在某一个特定群体的立场上评估政策，而必须以公众利益的最大公约数作为政策评估的出发点。政府智库要主动与不同的利益群体进行广泛沟通，深入了解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将公众的意愿、多数人的合理利益反映到政策的制订和完善之中。

第二，要做好专家储备和人才培养工作。公共政策评估涉及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评估的难度大、时效性强、专业化要求高。做好政策评估工作，需要有理论素养深厚、政策实践经验丰富的专家队伍。为此，政府智库既要在内部培养一支知识结构合理、专业化水平高、国际化视野广的高素质人才队伍；也要聘任一批熟悉政策脉络、实践知识丰富、社会威望高的政府官员；还要从大学、研究机构和社会中介机构中选聘那些理论素养高、社会关系广泛的外部学者，充实专家队伍。

第三，要把政策评估和政策研究有机结合起来。中国有句古话，“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这句话能够很好地形容政策评估和政策研究之间的关系。只有加强对于全局性、综合性、战略性、长期性、前瞻性以及热点、难点问题的研究，不断夯实政策研究的基础，政府智库才能在国家发展的关键时点上，优质高效地完成重大政策的评估任务。而只有认真做好政策评估，才能发现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的问题，提高政策研究的质量和水平。实现政策评估和政策研究的有机结合，一要加强经济社会发展政策领域的理论研究，形成高质量的思想创新成果，为政策评估提供理论依据；二要及时发现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苗头性、趋势性的重大问题，加以科学分析和综合研判，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建议，为政策评估提供实践依据；三要对政策评估过程中发现的偏差进行分析，找出问题产生的根源，为优化政策研究提供参考。

第四，要不断学习、运用新的研究和评估技术方法。公共政策评估既是一门艺术，也是一项技术含量很高的工作，只有综合运用先进、实用、科学的评估方法，才能提高评估的准确性。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当今数字化、信息化和智能化的时代背景下，政府智库要善于运用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有效拓展公共政策评估的调查网络和信息渠道，准确把握复杂经济社会现象的本质和内在规律，科学评估公共政策的利弊得失。

第五，要保持评估的开放性，加强与有关机构的交流合作。坚持公共政策评估的开放性，提高评估过程的参与度、透明度，是保证评估结论客观公正的必然要求。政府智库开展公共政策评估，需要听取社会各方面意见，要打开门来“从善如流”，不能关在屋里“闭门造车”。要建立健全政策评估的信息系统，完善信息公开制度，及时发布可公开的评估内容，接受公众评议，汇集各方意见。要依据政策评估内容，加强与从事政策研究的高校、民间智库等机构的交流合作，通过优势互补、资源共享，来提高政策评估的质量和水平。还需强调的是，在全球化的条件下，一国的公共政策有可能会对相关国家乃至全球产生较大影响，评估公共政策不能不考虑各国特别是各主要国家公共政策的相互影响。政府智库应建立广泛的国际交流平台，通过加强对话沟通，相互学习、相互借鉴，提高政策评估的理论水平和实践能力。

最后，开展公共政策评估时，还要特别注意防范各种不良倾向。一是要避免报喜不报忧。政府智库要客观、公正地评估公共政策，既要肯定政策的正确性和有效性，又要实事求是地指出政策的不足之处及其已经产生或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并为完善公共政策提出有针对性的意见。二是要避免疏于深入调研、信息不全。公共政策对经济社会的影响领域是广泛的、牵扯的利益是多元的、作用的机制是复杂的，因此，评估必须开展深入的调研，掌握充分的第一手信息和数据。否则，即使运用科学的分析和推理方法，也有可能出现偏差，最终导致“失之毫厘、谬以千里”的评估结果。三是要避免先入为主、主观臆断。在政策评估中，要利用专家们长期积累的实践经验，但是，主观先验性的判断不能完全替代客观实证性的研究。在纷繁复杂、日新月异的环境和条件下，政策评估必须依据客观的现实，必须依靠严密的逻辑和科学的方法。四是避免片面性。政策评估的片面性是容易出现的一种现象。要避免这种现象，在政策评估过程中，应广泛地听取意见，扎实深入地调研，透彻系统地进行利弊分析。

总之，随着“四个全面”战略部署的不断推进，公共政策评估的任务愈加艰巨，我国政府智库的“担子”愈加沉重。我们要敢于面对挑战，勇于担当，加强理论和方法学习，积极投入政策评估实践，在学习和实践中不断提升政策评估的能力和水平，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作出更大贡献。

（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刊立场，欢迎讨论）

风险评估公共政策论文 篇3：

面向新型智库需求的公共政策学教育教学改革

摘 要：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是十八大以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推动中国从智库大国向智库强国迈进，有助于建立科学民主的公共决策体制机制。建设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需要加强中国公共政策学的教育教学改革。基于当前存在的问题，提出四条对策建议：推动中国公共政策学的学科自主性；编写具有国际视野并切合中国国情的公共政策学精品教材；畅通高校、智库以及政府间的人才交流，提升公共政策学科的师资力量；公共政策的教育目标和教学环节设置，始终紧扣德才兼备政策分析家的培养。

关键词： 智库；公共政策；政策科学；政策分析家

DOI：10.15958/j.cnki.jywhlt.2018.01.012

智库（ThinkTank），也称作思想库，是现代决策体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最初起源于20世纪初的美国，在二战以后得到蓬勃发展。特别是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起，智库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代。根据美国宾夕法尼亚智库研究项目编写的《全球智库报告2016》，截至2015年底，全球智库的数量为6846家。最早研究智库的美国学者保罗.迪克森（PaulDickson）将智库界定为：一种稳定的相对独立的政策研究机构，其研究人员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对广泛的政策问题进行跨学科的研究，在与政府、企业及大众密切相关的政策问题上提出咨询。[1]里奇（Rich2005）认为，智库是“那些独立的、不以利益为取向的非营利组织，它们生产专业知识以及思想观念，并主要借此来获得支持并影响政策制定过程。”[2]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的提出，我国智库如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本文在阐述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时代背景与历史使命的基础上，基于智库建设与公共政策学科的相互促进关系，总结我国公共政策学教育教学过程中取得的成绩，以及所存在的典型问题，最后面向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和人才需要，提出公共政策学教育教学改革的对策与建议。

一、建設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背景和使命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智库在现代公共决策过程中的作用。十八大报告提出：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健全决策机制和程序，发挥思想库作用。2013年4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对我国智库建设作出重要批示。2013年11月12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明确提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2014年10月27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并于2015年1月印发。2015年11月9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八次会议通过《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工作方案》。2017年2月6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社会智库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首次将“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写入全国党代会报告。其中，《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指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以战略问题和公共政策为主要研究对象、以服务党和政府科学民主依法决策为宗旨的非营利性研究咨询机构。各国智库普遍以研究公共政策、提供政策建议为主要任务，以非营利性作为组织属性。而理解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内涵，需要锁定“中国特色”以及“新型”两个方面。“中国特色”是就中国智库嵌入的政治制度环境以及智库格局而言，“新型”是就中国智库在现代公共决策体制中的作用以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中肩负的使命而言。具体来说，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时代召唤需要从智库发展、公共决策以及民族使命三个层次理解。

第一，推动我国从智库大国发展为智库强国。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研究项目”从2007年开始发布《全球智库报告》，每年发布一期，已经成为全球最权威的智库评价体系。据报告统计，2008年，中国智库有74家，数量排名位于全球第12位；而到了最新一期的数据，即2017年1月25日发布的《全球智库报告2016》，中国的智库数量达到435家，在数量上超过英国、印度、德国、法国等，位居全球第二位，不过美国是绝对的智库霸主，以1835家位居第一。然而，根据多项评估指标的全球智库排名上，中国仅有6家智库进入百强，其中排名最高的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也只位列第33位，而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分别以第36位和第39位紧随其后。可以看出，经过多年发展，我国已经成为智库大国，然而，离智库强国的目标还相差甚远。

第二，建立健全科学民主的公共决策体制机制。1986年7月31日，万里同志在全国软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做了《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的报告，明确提出要做“政策研究”这一重大课题。[3]此后，从中央到地方，各种政策研究的专门机构相继建立。2010年10月10日，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其中要求，“要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和集体讨论决定作为重大决策的必经程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专节论述了“完善政策制定和决策机制”，提出“强化重大问题研究和政策储备，完善政策分析评估及调整机制”。科学民主的公共决策体制机制分为“谋”和“断”两大方面，“断”是社会公共权威的职权，“谋”则是现代智库的核心功能。在现代社会，宏观层次的决策品质对国家命运和公众幸福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推动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是总结和反思建国以来我国历史经验和教训基础上得出的深刻结论。

第三，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党的十九大报告共有27处提到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短期目标是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发挥咨政建言作用，长远目标就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智力支持。当前，我国处在结构调整阵痛期、增长速度换挡期、改革攻坚克难期、社会矛盾凸显期，复杂的经济社会环境对公共决策的质量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在国内，精准扶贫、环境治理、食品安全、住房保障、社会风险治理、反腐倡廉等各种政策问题亟待深层次的政策研究；国际上，地区安全、气候变化、一带一路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话语权、中华文化传播等各种战略问题亟待高品质的政策建言。只有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妥善处理好国内外各种关系和矛盾，实现改革、发展和稳定的有机统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才能够如期实现。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内容，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责无旁贷。

二、公共政策学教育教学所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

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重点建设一批具有较大影响力和国际知名度的高端智库，就需要把握国际知名高端智库的生长规律。美国是现代智库的发源地，是世界上智库數量最多的国家，也是国际高端智库最集中的国家。在美国智库发展史上，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时期：一是二十世纪前二十年，二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这两个时期分别是美国现代智库的孕育期和高速发展期。事实上，对于美国智库来说，这两个时期都不是偶然的存在，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和学术环境。前者是美国历史上的“进步时代”，是美国公共行政学的创立时期；后者是美国“向贫穷宣战”和“伟大社会运动”时期，是美国公共政策学的创立和发展阶段。

在我国，改革开放以后，开展公共行政学和公共政策学的研究被提上了日程。公共行政学研究以夏书章教授于1982年1月29日在《人民日报》发表《把行政学的研究提上日程是时候了》为重要标志；公共政策学研究以万里同志于1986年7月31日在全国软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做了《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的报告为重要标志。截至目前，中国公共行政学与公共政策学总体上仍然是融合的。总的来看，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中国公共政策学的教育教学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也存在不少问题。

第一，公共政策学成为政治学、行政管理学、公共事业管理等专业的核心课程，但是公共政策仍未真正取得独立的专业身份。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公共政策学作为一门新兴课程，开始在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等院校以及党校行政学院系统逐步扎根。随后，厦门大学等在行政学硕士点设立政策分析研究方向；1998年，国务院开始批准设立行政管理博士点，截至目前，全国三十多所公共管理一级学科博士点授权高校大多设有公共政策研究方向。然而，总体来说，公共政策的学科专业身份尚未完全确立，公共政策硕士的专业学位还没有得到落实，相比较政治学以及公共管理学，公共政策的学科边界难以划定，公共政策的学科自主性有待持续增强。

第二，先后出版了一批公共政策学的教材，但是经典教材匮乏。教材是教学活动过程中的重要元素，也是学生系统掌握一门学科知识的主要来源。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黄净（《政策学基础知识》，1987）、孙光（《政策科学》，1988）、舒扬（《政策学概论》，1989）等人编写了第一批公共政策学教材以来，在过去三十年时间里，我国公共政策学的教材建设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高等教育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等共出版了上百部公共政策学教科书。然而，很多教材框架体系相近，在内容上甚至存在雷同现象。有的教材很多内容借鉴了国外公共政策学教材，但是不少概念或理论并没有考虑中国公共政策的特殊性。教材数量多，但是真正称得上精品教材的却少之又少。大量同质且低水平公共政策学教材的存在，不仅造成了选择的信息成本，而且不利于政策科学知识共同体的形成。

第三，公共政策学的师资力量分布不均，总体水平有待提高。归因于全国大多数本科院校均设置了行政管理、政治学等专业，因此，国内大多数高校开设了《公共政策学》（或《公共政策分析》）等专业课程。然而，从全国来看，各个高校讲授公共政策学的师资力量十分悬殊。国内公共管理学科品牌高校如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中山大学等，公共政策学通常由资深的专家讲授。而其他高校公共政策学的授课教师水平参差不齐，甚至很多教师自身都没有受过公共政策或公共管理的科班教育。

第四，公共政策学的知识传承以理论讲授为主，学生政策分析能力难以得到实际提升。公共政策学是包含政策环境、政策体制、政策主体、政策问题、政策制定、政策执行、政策评估等若干要素在内的政策知识体系，因此，理论讲授是获取公共政策理论知识的重要途径。然而，公共政策学更是一门实践性科学，学习公共政策学的目的是学以致用，通过对公共政策系统以及公共政策问题的观察和分析，通过完善公共政策系统、制定更加科学的政策方案，从而使得公众的生活更加美好。因此，创新公共政策学的教学方法，提高公共政策学生的政策分析能力十分重要。

三、推动公共政策学教育教学改革的对策与建议

美国是公共行政学和公共政策学的诞生地，伴随公共行政学在美国的诞生，第一批智库在美国相继建立起来；伴随着公共政策学在美国的诞生，特别是公共政策硕士和博士教育项目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的设立，美国智库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呈井喷式发展态势。美国公共行政学和公共政策学的成立，与美国智库的起源和高速发展并非只是时间上的巧合，而是存在逻辑上的必然。公共行政学的创立是为了培养政府管理的专业人士，公共政策学的创立是为了帮助政府解决复杂公共问题提出政策建议。智库的存在，就是扮演着科学与权力、高校与政府的重要桥梁。因此，美国公共行政教育和公共政策教育之所以取得成功，归功于面向未来国家需要的卓越人才培养。全球高端智库集中于美国，是因为美国通过发展公共政策教育，培养了一大批卓越的政策分析家。建设一批具有较大影响力和国际知名度的高端智库，有必要推动面向政策分析家的中国公共政策教育教学改革。针对我国当前存在的问题，提出四项建议。

第一，推动中国公共政策学的学科自主性。拉斯韦尔、德罗尔等政策科学的奠基人认为，公共政策研究必须以问题为导向，价值的规范性和情景依赖，注重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因此，中国公共政策学能否取得真正独立的学科身份，关键在于中国公共政策学能否以科学规范的研究方法研究真实的中国政策问题。习近平同志在2016年5月17日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指出：“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美国公共行政学和公共政策学是在美国进步时代以及美国战后恢复重建和伟大社会计划的环境下发展起来的。中国公共政策学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潮流中开始起步，必将在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中发展繁荣。

第二，编写具有国际视野且切合中国国情的公共政策学精品教材。国际上最知名的公共政策教材，都往往兼具国际化和本土化，但首要的是本土化，并且持续进行创新。以詹姆斯.安德森的《公共政策制定》以及托马斯.戴伊的《理解公共政策》两本经典教材为例。詹姆斯.安德森的《公共政策制定》最初版本是上世紀七十年代，目前英文最新版本是2014年的第8版，这本教材的章节结构围绕美国公共政策过程进行组织，涉及公共政策研究、政策制定者和环境、政策规划、政策采纳、预算和公共政策、政策执行、政策影响评估和变革等。詹姆斯.安德森长期任职于知名的政策研究组织。托马斯.戴伊的《理解公共政策》初版是在1972年，40多年来不断修订，目前已经是第14版。新版公共政策教材除了介绍政策分析的内涵、公共政策的主要模型、公共政策过程以及公共政策评估以外，其他各章节内容是具体领域的政策分析，比如经济政策、教育政策、环境政策、国际贸易政策、国防政策等。最新版本的教材，特别关注美国政府的政策挑战，包括医疗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等。托马斯.戴伊曾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威斯康辛大学、佐治亚大学等多所名校任职，并曾在顶级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做访问学者。事实上，美国公共政策经典教材的作者往往既是大学教授，又长期在高端智库甚至是政府机构任职，因此对美国政策过程的认识十分透彻。

第三，畅通高校、智库以及政府间的人才交流，提升公共政策学科师资力量总体水平。政策科学之父拉斯韦尔认为，政策科学是一门必须由政府官员参与共同研究的学问。美国的公共管理学院（或公共政策学院）与著名的智库以及政府机构之间，人才流动十分活跃。政学研之间的人才流动，不仅有利于人才的优化配置，而且有利于政策知识向科学决策的转化。最重要的是，从人才培养的角度来说，来自于知名政策研究机构或者政府机关的专业人士，能为学生讲授更真实也更复杂的政策制定过程和公共管理活动。在政府机构工作过的人，能够对政策问题有着更敏锐的洞察力。当前，我国党政机关系统内部人才交流活跃，高校管理者与政府官员之间的调任交流也时有发生，然而，有理论水平的政府官员调出到高校公共管理学院担任教授，这样的人才流动十分鲜见。需要打破阻碍这种人才流动的观念和体制障碍，为公共政策的师资力量建设营造更加健康的环境。

第四，公共政策的教育目标和教学环节设置，始终紧扣德才兼备政策分析家的培养。智库是智者之库，是国家重要的人才库。人才是智库最核心的竞争力资源，没有一流人才，就不可能有一流智库。[4]如果说公共行政学的教育目标是政府管理人才的培养，那么公共政策学的教育目标就是为包括智库在内的各种组织培养政策分析家。政策分析家需要良好的职业伦理、扎实的专业知识、明确的政策领域、熟练的分析方法。公共政策学的教学环节，服务于合格乃至卓越的政策分析家所必须具备的品质。公共政策教育不能培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因此，公共政策学应该开设《公共服务与职业伦理》等课程。扎实的专业知识是政策分析实践的根基，因此，公共政策学生需要充分掌握《政治学》《经济学》《公共管理学》《公共政策学》《公共部门战略管理》等专业知识。现实生活中，公共政策分布于社会经济文化各个领域，由于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因此，公共政策的学生应当聚焦于一到两个政策领域，例如环境治理、食品安全、公共教育、住房保障、公共交通等。政策分析家的职业担当就是向权力说真理，影响有影响的人。因此，公共政策的学生必须掌握多项政策分析的方法与技术，夯实真实本领，然后通过对政策问题的深入分析，提供客观独立的政策分析报告。

参考文献：

[1] Paul Dickson. Think tanks[M]. New York： Atheneum， 1971.

[2] RICH A. Think Tanks， Public Policy， and the Politics of Expertise[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3] 万里.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在全国软科学研究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J].中国软科学，1986（2）.

[4] 朱虹.探索高水平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道路[J].江西社会科学，2014（1）.

（责任编辑：赵广示）

作者：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