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估环节检验公共政策论文

摘要：公共政策评估是公共政策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它能够促进公共政策的优化改进，是一轮公共政策实施的末端和新的公共政策的开始。在现今的公民社会的背景下，公民参与的范围愈来愈广，发挥的作用愈来愈大，因此公民参与到公共政策评估是必然趋势。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评估环节检验公共政策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评估环节检验公共政策论文 篇1：

公共政策评估的理论与方法

摘 要：公共政策评估在国家政策研究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目前对于公共政策评估的理解都是将其视为一种工具，作为衡量政策出台是否能够达到预期效果和目标的尺度。我国在公共政策评估方面的研究较少，因此还处于相对薄弱的状态。针对公共政策评估理论与方法等问题进行简单梳理和分析，以期能为相关研究人员带来一些帮助和启发。

关键词：公共政策评估;理论;方法;主体

引言

公共政策评估能够对政策方案、过程以及效果等进行全方位的评估，作为衡量政策出台效果的有效衡量工具，对于公共政策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帮助作用。我国在公共政策评估方面的研究屬于薄弱领域，研究相对较少，因此分析研究公共政策评估理论及方法对于发展我国政策评估研究实践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基于此，本文就这些问题进行分析和梳理。

一、公共政策评估概述

关于公共政策评估理论概念研究，国内外学者在认识和把握方面存在些许差异，但是从整体来看，大致可以将其分为四类。

1.信息分析工具。学术界对于公共政策评估的概念定义不尽相同，一部分学者认为，公共政策评估是可以提供信息的分析工具，更加强调政策评估的工具作用，认为其主要是一种分析问题的方式和手段。政策评估能够提供关于政策结果以及政策过程的相关信息，是对政策的效益、效率、效果及价值进行判断的一种行为，因此可以被看作是信息分析工具，突出其信息提供价值，认为可以在公共政策循环中起到一定作用，对政策起到完善作用。

2.政策方案评估。还有一部分学者认为，政策评估主要在于其分析功能，能够有效比较分析不同政策方案优缺点，强调对于方案的评估，认为政策评估中心应该放在事前判断以及过程的评估，在政策方案制定以及推行过程中，通过公共政策评估，能够有效提高政策方案质量，所以秉持这一见解的学者在对公共政策评估的解释上并没有涉及关于政策执行以及结束过程内容。

3.政策过程评估。一部分学者认为，公共政策评估是对于政策全过程的评估，其定义囊括了整个政策过程，包括了政策方案制定、执行、监督、终结以及最终效果评价。

4.政策效果评估。当前学术界对于公共政策评估概念定义大部分都秉持该观点，认为政策评估重点是对于政策效果的评价，主要会从效果评估角度来进行分析，区别在于侧重点不同。作为目前最普遍的观点，将其定义为依据一定标准以及程序，对政策绩效、价值以及效率进行评价，主要目的在于获得相关方面信息，并以此作为后续改进、变化以及新政策制定的有效参考依据。

目前，我国对于公共政策评估的观点集中于对政策执行过程的评价，任务是对比实际效果以及预期效果之间的差距，并将其作为后续政策推行、修改或者终止的参考依据。

二、关于公共政策评估的一些补充

1.内涵分析。公共政策评估过程中会重点关注实际政策效果与预期效果之间的差别，但在政策价值评估方面，同样应当予以更多关注，且这也是效果评估前提。过去关于公共政策的研究多会秉持“价值中立”态度，但这也造成了很多价值取向上的问题，进而导致政策出现失误。价值取向作为政策质量的重要衡量标准，也是判断政策合理性的有效指标。从政策评估内容来看，主要是对政策有效性以及政策价值做出相关判定，来确定其价值和社会功效。但是就公共政策评估来说，评估不只是简单收集相关过程结果信息，重点仍是对于政策目的以及目标的评估，并对其中出现的问题进行简单评价，研究政策问题提出与社会需求之间的关系以及方案价值取向问题，并考虑是否有更好的解决方案。

2.内涵补充。在公共政策评估概念内涵当中，大部分的学者都不同程度上忽视了公共政策评估基础问题，并没有将其纳入到评估概念当中。评估基础在政策评估当中同样应当占据重要位置，能够对政策全过程进行监测，更多的是对于政策执行过程的监测，这也是政策评估主要信息来源。此外，政策评估作为政策循环中的一环，对于政策目标实现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可以及时对政策进行调整，成为政策调整和延续的依据，并能够为后续问题打下责任追究基础，对政策全过程问题处理提供宝贵经验。

3.内容概况。关于公共政策评估内容，重点可以包含两方面，一方面在于决策方向是否正确，另一方面在于做事方式是否正确。概括来讲，可以认为其内容在公共政策价值分析和事实分析中，两者缺一不可。

4.内涵界定。公共政策评估作为政策循环中的一个环节，可以将其看作问题分析过程，也可以视为手段和工具，公共政策评估得出的结论需要包含政策目标是否实现、是否合适、是否实现预期效果，以及政策过程中有哪些存在的问题和值得学习的地方等，并根据这些结论给出相关建议。

另外，政策评估主体应当多元，所以在进行考核指标体系建设以及方法选择上，需要有效完善评估主体，通过规范化、制度化的评估过程，进行相关评估活动，评估主体选择上需要考虑到利益相关性、多元性、代表性以及独立性，这样才可以有效保证评估结果客观而公正。

在公共政策评估标准选择上，应当从事实标准、价值标准以及技术标准来进行衡量。事实标准包含了关于政策效率、效益、影响以及回应性方面，而价值标准则包含了关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社会公正以及可持续发展等问题，技术标准则重点在于多样化、系统化以及数量化方面。这些标准对于一般政策具有一定指导作用，但还是要根据具体的政策类型、层次以及领域等来选择合适的政策评估标准。

三、公共政策评估方法

关于公共政策评估方法问题，在确定评估标准之后，就需要确定确切的评估方法，其在事件当中可以分为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常见定性分析有问卷调查、当面访问、案例研究等;定量分析有经济计量学方法、文献计量等。在理论研究当中，可以主要分为多元评估方法以及单一评估方法两种，但具体方式还是定量分析以及定性分析两种。

1.多元评估方法。在多元评估方法当中，宁骚提出的评估方法有定量评估、定性评估，以及二者相结合的评估方法、过程评估方法和对比评估方法。其中，对比评估除了关于政策前后对比、目标结果对比、政策有无对比以外，还包括了政策开始终止的对比等。值得注意的是，该处定量评估、定性评估以及定量定性结构的评估方式会更加关注于技术手段，而过程评估更加关注于实践可行性，对比评估重点落在差异性方面。周炼石提出的评估方法有伪评价、正式评价以及决策理论评价等评估方法。具体而言，伪评价是以预期价值为考虑前提，根据执行的结果事实作為评估依据的评价;正式评价是指事先制定完整的评估方案，并严格按规定的程序和内容执行，并由确定的评估者进行的评估。它在政策评估中占据主导地位，其结论是政府部门考察政策的主要依据。对执行结果进行评价分析，具体还可以分为形成性评价以及总结性评价两种;最后关于决策理论评价，主要是将目标冲突公开化，进行价值结果判断，实现综合性评估，评估过程中大多是会采取多属性效用分析方法进行评估。伪评价关注的实施因素在于程序和形式正当性，决策理论评价在于价值因素。伪评价在政策执行完成以后发生，是最主要的一种评估方式，政策执行完成后对政策效果进行评估，旨在鉴定政府执行的政策对所确认问题的解决程度和影响程度，辨识政策效果的成因，最后通过优化政策运行机制的方式，强化和扩大政策效果。

2.单一评估方法。单一评估方法就是通常所说的QED，该方法由美国学者罗纳德·坎培尔提出。QED方法包括了两个步骤：首先，需要对第一类谬误和个案处理方法进行检验，之后进行第二类谬误和处理方法的检验，研究个案是否具有普适性;其次，为了避免陷入到个别政策评价谬误当中，应进行第二类谬误和处理方法。该方法属于定量分析方法，在分析模型中拓宽政策评价时空因素，综合性把控政策问题，除了关注到失误一般性以外，还需要重视其特殊性以及偶然性特点。

综上所述，不同的评估方法考虑问题视角有所不同，应根据实际评估情况来选择合适的评估方法进行评价。所以说，在单一方法评估中很多时候容易产生一些片面认识和结论，不管是过于重视定量分析还是定性分析，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失衡，不能够更加全面真实地反映评估结果。因此在多元评估方法以及单一评估方法当中，都应根据具体政策变动选择评估方式，或者选择一种或者多种综合评估。

结语

目前我国关于公共政策评估研究较少，本文结合相关文献资料对于公共政策评估相关理论概念以及方法进行了简要分析和梳理，对其概念进行了分类和界定，对评估方法进行了简单分类和介绍，以期能够更好地把握公共政策评估内涵，从而更加有效推进公共政策相关评估，充分发挥公共政策评估功能和作用，保证政策评估公正、公开和客观，有效提高政策评估质量，促进公共政策更好发展。

参考文献：

[1]  白常凯，苌凤水，等.政策评估概念体系界定存在的缺陷研究[J].理论与方法，2004，（5）.

[2]  王永生.试析公共政策评估及其规范[J].理论探讨，2000，（3）.

[3]  陈振明.公共政策学——政策分析的理论、方法和技术[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291-292.

[4]  胡倩琳.公共政策评估研究综述[J].经贸实践，2017，（5）.

[5]  宁骚.公共政策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422-424.

[责任编辑 陈 鹤]

收稿日期：2019-10-28

作者简介：谢帆（1994-），男，四川绵阳人，硕士研究生，从事公共政策研究。

作者：谢帆

评估环节检验公共政策论文 篇2：

论公共政策评估中的公民参与

摘 要：公共政策评估是公共政策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它能够促进公共政策的优化改进，是一轮公共政策实施的末端和新的公共政策的开始。在现今的公民社会的背景下，公民参与的范围愈来愈广，发挥的作用愈来愈大，因此公民参与到公共政策评估是必然趋势。

关键词：公共政策；公民参与；评估

公共政策评估实质上是一种检测和评价，这种检测是由评估主体依据特定的程序和标准而做出的，评估贯穿公共政策的各个环节，包括政策的制定、执行以及政策所达到的效果。约翰·克莱顿·托马斯在公民参与政策过程中界定了两个前提条件，其一是哪些政策可以由公民参与，哪些政策不能引入公民参与；其二是哪些人可以参与政策过程，哪些人不能参与。同样，这种前提条件在政策评估中也需要确定，以此来保证公共政策评估的客观公正。在政策评估过程中，行政决策者要对他们所指定的政策是否实现了既定的目标、需要多大的成本、对社会将产生什么样的后果等信息进行了解认识，即通过对当前的政策评估来确认新的政策问题，并再次进入新的政策制定过程。政策评估在整个公共政策过程中占据重要位置，使公民参与评估有利于达到科学、合理的评估目标。

一、公民参与公共政策评估的意义

在公共政策评估中，引入公民参与机制非常必要，具有深远的意义。政策评估是公共政策诸多环节的一个，但是它属于对已执行政策的反思，不仅对于未来政策制定的合理化和科学化有着重要影响，而且还有其他方面的重要影响。

（一）公民参与政策评估有利于提升政府的行政能力

政府管理社会政治经济的手段众多，公共政策便是其中一个有效的管理媒介，通过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来实现既定的管理目的。在政府通过公共政策实行管理的过程中，政策的优劣以及执行政策的结果又是检验政府行政能力的标准，而政策执行的结果和政策自身的评价又是通过政策评估来检测完成的。在传统的公共行政中，公民是被动者，对于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都是被动的接受，这是缺乏公民参与的，并没有真正解决公民的意愿诉求，这样的政策必然得不到广大公民的支持，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政府公共资源的浪费。正是鉴于传统公共行政的不足，新公共管理者要求将顾客作为导向，指导政府职能活动的开展，就顾客而言，其需求正是公众所了解的。因此在公共政策评估中，让了解顾客需求的公民参与其中，有利于传递政策相关信息，增强政策制定者对政策的客观认知，提高政府机构的决策能力和行政作为水平。

（二）公民参与政策评估有利于公民监督政府的行为

权力的滥用源于没有制约，一旦权力被滥用，不仅官员本身会出现腐败，公民的合法权益也会遭到侵害。所以，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便是制约权力，权力制约一方面牵涉立法、司法、行政权力的相互制约和平衡，另一方面牵涉到公民的制约。基于此，实现公民对公共权力的制约、监督政府的行为，公民的参与是关键。在政策评估中引入公民参与，公民评估公共政策执行情况的同时，也可以清楚地认识到政府的作为，尤其是在公共政策执行方面的政府作为。于是，政府的任何行为都要接受公民的检验，受到公民的评估，公民对政府的监督便可以实现。

（三）公民参与政策评估有利于促进政策本身的科学化

托马斯·戴伊在其著作中写到：“在行政官僚的眼中，对政府机构政策和项目的评估是不可取的，对这种行为他们也是持怀疑、否定的态度。若公民参与公共政策评估，则被视为对行政组织以及行政权威的威胁和挑战。”①在这种理念的指引下，如果公共政策在公民评估之下所显示的是负面的，那么行政官僚便会对其强烈抵制，并找冠冕堂皇的理由如缺乏财力物力投入等来回应公众的质疑。因此，在公共政策评估中引入公民参与机制，会在无形中对政策制定和政策执行人员造成压力，促使其谨慎看待公共政策的各项环节。引入公民参与也有利于完善原有的政策评估系统，弥补其存在的不足，使政策评估系统更加科学、民主，也会提高政策评估结果的真实性。

（四）公民参与公共政策评估为下一轮的政策制定提供信息

信息是公共政策制定的基础和必备条件，公共政策制定过程是否科学直接受到信息完整度的影响，公共政策的质量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信息所决定的，公共政策的制定必须以掌握相关信息为第一条件。通过政策评估的平台，公民在评估现有政策过程中成绩和问题的同时，可以很好地总结经验教训，为下一轮的政策制定提供其所必须的信息，例如总结好的优秀的做法经验、评估政策执行过程失误的诱因、改进不良因素等，不论哪种做法，都会将必要且充分的信息提供给政策制定者。通过政策评估的桥梁，信息不仅可以达到互动融合，而且更加具有实践性和现实性，从而提高了信息获取的效率。

二、公共政策评估中公民参与的问题

公民参与公共政策评估的理论构思比较多，但是在现实中还有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就我国总体情况看来，近些年公共政策理论和实践都得到快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推动着经济进步和行政效率的提高，而且公民参与公共政策评估提高了行政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水平，使得国家政府对其的重视度逐年增强，并倡导这种模式在实践中的推广。

（一）主体界定不明确

在公共政策评估过程中，公民参与的广度和深度是受到某些特定条件限定的，公民参与的方式以及参与范围是由公共政策的性质所决定的。因此，公民参与并不需要引入全部的公共政策评估中，例如公民参与并不在某些关系机密的公共政策中出现，况且那些凌驾于公众社会生活之上的公共政策，公民也没有多大兴趣参与其中。目前，在公民参与公共政策评估方面，对于参与主体的界定尚不清晰，经常出现上级评估下级工作效能、政策制定者评估公共政策执行者效能的现象，哪些人可以参与相关政策评估很难给出统一限定。在这样的背景下，政策评估很难发生客观的效果。因为在政策评估过程中政策制定者和政策执行者之间密不可分，其利益统一在一起，他们之间进行的评估容易掩盖工作过程中的失误。

（二）相关的保障制度不健全

在公民社会环境与制度的阐述中，学者俞可平将非正式规则、党的政策、行政法规、普通法律和宪法列为对我国公民社会发展壮大起规范作用的制度环境。在公共政策评估中引入公民参与，也需要上述五部分内容的保障，这都会促使相关活动的规范化进展。

但是现实环境则是相关的保障制度严重缺失，这无疑成为公民参与政策评估的硬伤，如果关于公民参与政策评估的制度不健全，那么公民实际参与评估就无从谈起。因此，从制度层面来保护公民参与政策评估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然而，没有专门制度来限制的政策评估能不能执行公民参与、执行效果如何又是我们需要重视的问题。

（三）信息公开还不充分

信息是公民参与政策评估的重要因素，若有充足的信息，公民参与政策评估就不是遥不可及的梦；如果信息部透明不公开，那么公民参与政策评估根本就不可能。近年来，在公民强烈要求政务公开的背景下，一些地方政府以网络为媒介，通过政府网站来公布政府开支，以方便公民进行阅读，这是政务公开的重要一步，对我国的政治文明建设的作用非常大。然而，这种公开并不是全面的、系统的公开，没有细目只有总额的公示确实让人失望。公民掌握不到相关政策的信息，怎会对政策的含义、过程及效果有明确的认识？没有这些信息，公民参与政策评估只是空谈。

（四）非政府组织的评估作用尚未得到发挥

非政府组织在专业学者中的熟知度较为广泛，于1950年通过的《社会团体登记暂行办法》是非政府组织取得相应法律地位的开端，由于自身发展的限制和宣传的不到位，很多公众对其并不是太了解。非政府组织的发展还很不均衡，在某些领域发展较快，如环境保护、扶贫开发等，在某些专业领域的发展还比较滞后。虽然学者也会通过非政府组织提出一些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但是由于脱离实际而很难得到执行，依旧不能代表公民的利益和公众的话语，并不能达到参与公共政策评估的目的。这样，便会在社会中降低其公信力，公民从而转投其他。

三、促进公共政策评估中公民参与的对策

（一）界定参与的相关公众

约翰·托马斯认为在公民参与中界定相关公众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当公共参与作为获取公众接受的手段而成为一种必需时，公共管理者就要界定哪些公民个体和组织可能对政策问题感兴趣，并了解他们的建议与意见。在公共政策评估中，也同样如此。虽然在公共政策评估中公民参与的范围较广泛，然而在实践中，我们不能保证每一个公众都有意愿参与政策评估或者有必要参与到政策评估中。在通常情况下，当某项公共政策影响到公众或者强烈吸引公众兴趣时，公民的行为选择会偏向参与评估。综上考虑，在公共政策评估中界定相关公众是非常复杂的，行之有效的方法便是将公共政策的制定背景、执行过程、耗费资源等情况告知公众，充分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和参与权。此外，参与公共政策评估的公民不仅仅指“目标群体”，由于其自身的溢出效应，某些非目标群体同样值得重视，非目标性效果可以说是成本，也可以说是收益，非目标群体参与政策评估同样有重要意义。

（二）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

在制度缺失、公民参与政策评估失利的情况下，制度的保障建设就显得尤为重要。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法律也在不断地完善，决定公民参与政策评估的关键因素就是法律制度的健全。只有在法律制度的保证下，公民才能发出自己真正的声音，公民才能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同时法律制度也为公民展开维权行动提供了后方支持。因此，在政策评估中，制度保障是公民参与的最大保护，通过制度的建设完善可以有效地规范公民参与评估的程序范围，保护公民参与的权利。

（三）政府要公开相关信息

信息是公民实现参与的基础，一般情况下政策制定者和政策执行者掌握的信息比公民更加充足，这制约了公民参与政策的过程，若要实现政策评估的客观科学，就必须保证公民所掌握的信息与政策主导者所掌握的是对等的。相关信息的公开首先要依靠政府的行为，政府机构要有主动公开信息的意识，政府要将相关政策的信息及时地给予公布，保障公民的知情需要。相关信息的公开还可以通过中间关键人物进行，关键人物在政府机关和公民之间充当的是桥梁作用，可以有效地把双方的意愿传递给对方知道，保障交流过程的透明公正。

（四）保证第三方评估的独立性

在公共政策评估中，政府起着主导作用，但是有些地方政府基于自身组织利益和个人利益的考虑，会在组织引导政策评估中做出利己的行为。在此种情况之下第三方参与评估是有效的解决之道，他不仅可以将政策评估中的人为因素降至最低，也代表了公民的意愿，是公民参与的重要表现方式。第三方评估主要由非政府组织进行，相比较政府机构，非政府组织自身的权力较小、竞争力较大，因而他们对待公众的态度较好，能够向公众提供高质量的服务，而且工作效率较高，节约了大量的成本。但是，非政府组织的财力基础较薄弱、经费不足，很多组织依赖于政府的拨款而生存，这就决定了其独立性的丧失。因此，在公共政策过程中，若要保证评估结果的客观公正，就必须保证第三方评估的独立主体地位，使其不受政府机构所影响，能够做出客观、科学的评价。

综上所述，在公共政策评估中引入公民参与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虽然目前存在着诸多问题，但这是必经阶段，我们也要持正确的态度来对待此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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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①托马斯·戴伊.理解公共政策[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285.

参考文献：

〔1〕陈振明.公共政策分析[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2〕张金马.公共政策过程分析：概念、过程、方法[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3〕俞可平.中国公民社会的制度环境[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4〕周琼.浅谈政策评估中的公民参与问题[J].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

〔5〕闫文仙，罗云丽.公共政策评估研究综述[J].社会科学论坛，2008（12）.

（责任编辑 张海鹏）

作者：韩絮

评估环节检验公共政策论文 篇3：

精准扶贫第三方评估研究综述

摘      要：第三方评估在政府绩效、公共政策以及社会组织等评估中都发挥了积极作用，特别是在精准扶贫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通过查阅文献，按照过程要素梳理可发现，学界对精准扶贫第三方评估制度设计的研讨集中在理念前提、存在价值和理论依据等方面;在精准扶贫第三方评估制度执行与制度反馈的研究中，执行层面体现在基本流程、影响因素和现实问题上，反馈层面则侧重对当前扶贫问题的具体解决路径。从研究进度看，目前处于初始阶段，尚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需要在加强精准扶贫第三方评估主体与政府间的互动监督以及对精准扶贫第三方评估推进困境研究等方面补齐短板。

关  键  词：精准扶贫;第三方评估;制度设计

`引  言

第三方评估兴起于19世纪20年代，在对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评估中，凭借其自身优势得以发挥价值，也逐步得到了国内外学界的重视并对其展开研究。在国外，它通常被视为绩效评估的一种形式或公共部门管理的一个环节。[1]国外第三方评估研究主要体现在理论研讨、实践应用、存在问题和应对措施等方面。在我国，第三方评估研究所涉及的领域比较广泛，主要集中在政府绩效评估、公共政策评估、社会组织评估等方面;此外，针对第三方评估的依托背景、优势所在、具体内容，学界也相应展开了讨论。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赴湘西考察时首次提出了精准扶贫：“扶贫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要精准扶贫，切忌喊口号，也不要定好高骛远的目标。”[2]2014年1月18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3]同年4月至5月，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陆续出台《关于印发〈扶贫开发建档立卡工作方案〉的通知》[4]《关于印发〈建立精准扶贫工作机制实施方案〉的通知》[5]等文件，对精准扶贫从顶层设计、总体布局和工作模式上作出详尽规制。各级地方政府陆续出台相应的规章和措施，从制度层面为精准扶贫工作的顺利开展保驾护航。

随着近年来各地精准扶贫工作的不断推进，精准扶贫工作逐步进入“深水區”，我国已进入脱贫攻坚的关键时期，因此，客观评价精准扶贫工作成效就显得尤为重要。2016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的《省级党委和政府扶贫开发工作成效考核办法》中提出：“考核指标的数据来源除了扶贫开发系统、全国农村贫困监测等官方数据外，还将适当引入第三方评估的数据。”[6]由此可见，精准扶贫第三方评估的引入不仅能有效测评当前扶贫工作进展情况，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也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通过对已有文献的梳理，本文按照过程要素，先对精准扶贫第三方评估制度设计进行研讨，再从精准扶贫第三方评估制度执行与制度反馈层面进行论述，最后对当前研究成果以及未来发展趋向作出简要评述。

一、精准扶贫第三方评估的制度设计

精准扶贫第三方评估作为一项惠民的制度设计在我

`国取得了良好的发展，这得益于其自身的禀赋优势，体现在理念前提、存在价值以及所应用的理论依据等方面。

（一）精准扶贫第三方评估的理念前提

从第三方评估的角度看，学界基本达成的共识主要表现在：首先，第三方评估具备独立性、专业性、公正性和客观性等特点;其次，评估结果易得到公众的认可，能够提升公众参与热情;再次，弥补了政府内部评估的缺陷，能有效强化压力问责、规避权力寻租，提升政府绩效，推动政府创新;最后，第三方评估作为一种外部力量的引入，能够使管理层和组织成员从新的视角获取知识，激励组织成员不断学习与进步。除上所述，制度环境对第三方评估的影响也是研讨的焦点所在。从整体上看，徐双敏、陈尉（2013）以制度经济学为视角，运用制度变迁理论和交易费用理论来分析第三方评估的制度环境。[7]从细节上看，马亮（2018）认为：“评估目的、评估参与、评估使用和评估支持等，是第三方评估发挥作用的环境和条件要素。”[8]

从结合精准扶贫的角度来看，学界普遍认为，精准扶贫第三方评估适应我国现行脱贫攻坚的需要。李克强总理在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打好脱贫攻坚战，完善考核监督，用好中央脱贫攻坚专项巡视成果，确保脱贫有实效、可持续、经得起历史检验。”[9]丁先存、汪卉卉（2018）认为：“精准扶贫第三方评估是以扶贫政策、帮扶政策、实施政策等政府政策为核心，展开政策落实情况、识别精准情况、退出准确情况和帮扶满意度评估。”[10]

（二）精准扶贫第三方评估的存在价值

共性上，精准扶贫第三方评估主要得益于所体现出的客观与公正。其中，陆明远（2008）认为，传统政府自评虽然有其可发扬之处，但其劣势所在也会影响评估结果的应用，因此要有选择地引入更为中立的第三方评估来对现有活动开展评价补充。[11]尚虎平、王春婷（2016）认为，政府“自圆自话”的形式不能在公众的期望中产生共鸣，因此政府这种自我评估急需纠正。[12]

个性上，祁中山（2017）认为：“扶贫领域第三方评估的实践价值在推进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同时，还能够发挥脱贫攻坚‘战斗队’‘工作队’‘宣传队’的作用。”[13]与此同时，唐建兵（2018）认为：“第三方评估在精准扶贫领域的开展，在易于总结扶贫共性经验的前提下，一定程度上矫正了扶贫开发的行为偏差、进一步改进方法路径助力脱贫。”[14]此外，陈稳（2018）依托大数据把第三方监测评估的作用理解为：“平衡动态监管、保证评估效率与促进村内关系和谐等方面。”[15]

（三）精准扶贫第三方评估的理论依据

学者们在精准扶贫第三方评估的学术研究中所应用的理论依据主要有：合作治理理论、委托代理理论、综合评价理论、公共治理理论，还有少数学者将360度绩效评估理论补充其中。

何阳、孙萍（2018）以合作治理理论在民族地区精准扶贫第三方评估的适应性为基点，认为“民族地区多元的评估主体参与是对合作治理理论的有效践行，反之，合作治理对民族地区精准扶贫第三方评估的专业性有所裨益，在保证评估质量的同时，也有效降低了民族地区精准扶贫第三方评估的成本。”[16]刘建生、惠梦倩（2018）认为：“委托代理理论、综合评价理论和公共治理理论分别从契约制度建立、专业评估操作和治理体系构建三个角度为精准扶贫第三方评估提供了理论基础。首先，委托代理理论要求精准扶贫第三方评估需要从国家层面与组织内部分别进行制度建设，从而保障精准扶贫第三方评估顺利进行;其次，综合评价理论从评估体系建设出发，要求评估过程的规范化与专业化，并从指标设定入手保障信息采集的客观性;再次，公共治理理论则从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角度出发，要求第三方保持独立性，并发挥协同治理的作用。”[17]随后，孟志华、李晓东（2018）也认同委托代理理论和公共治理理论对精准扶贫第三方评估在制度建设和治理体系构建中的指导作用，但不同的是，两位学者还结合了360度绩效评估理论，从全方位考核的角度为精准扶贫第三方评估提供理论依据。[18]

综上所述，精准扶贫第三方评估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顺势环境下，通过结合原有第三方评估所具备的特性并借助相应理论，继续在扶贫成效评估中发挥引导精准扶贫第三方评估制度建设、保持精准扶贫第三方评估专业性和独立性、促进协同治理目标集聚的作用。

二、精准扶贫第三方评估的制度执行与制度反馈

制度执行是检验一项制度合理与否的关键，制度反馈则是提高执行能力与执行水平的重要环节。在精准扶贫第三方评估制度执行与制度反馈方面，学者们作出如下研讨。

（一）制度执行

对于精准扶贫第三方评估制度执行的研究集中在基本流程、影响因素和现实问题等方面。相较于其他领域，精准扶贫第三方评估的内容和流程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证中都是较为统一和规范的。精准扶贫第三方评估的内容是以家庭基本生活情况、贫困识别率、退出率和扶贫成效满意度为依据的。汪三贵等（2016）把精准扶贫第三方评估基本流程分为制定评估方案、组织实施评估、处理评估数据、形成评估报告和评估结果运用全过程，认为“评估过程中要注意，在评估内容洽谈、合同签订、组织评估、形成评估报告、评估结果运用这几方面遵循相应的制度规范。”[19]孟志华、李晓东（2018）把评估简化为“选择第三方、组织评估、结果公告三个过程。”[20]

在整个评估流程中，精准扶贫第三方评估也受其内、外缘环境的影响。江书军（2018）从评估技术手段、第三方评估在精准扶贫中的目标导向两方面进行补充。[21]祁中山（2017）把影响因素细化到评估指标体系设置中，认为“除‘两不愁、三保障’外，还应将教育、医疗、住房等具体指标纳入其中;另外，在满意度调查时要考虑受访对象对帮扶政策的需求和预期，并与对政策效果的实际感知相结合，全面地作出评估判断。”[22]邹世允、黄乔丹（2018）从法律层面认为“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相关的动态过程，也是影响精准扶贫第三方评估法制化的主要因素。”[23]也有少部分学者从区域分布、组织系统内部、扶贫退出机制、具体扶贫政策等特殊视角展开研究。何阳、孙萍（2018）以民族地区为研究范围，认为“地理位置、语言、自然环境、风俗习惯等因素是影响民族地区精准扶贫第三方评估流程再造的现实动因。”[24]汪三贵等（2016）从组织系统内部出发，认为“对于大型复杂的扶贫项目来讲，传统的内部评估难以衡量其实际产出，因此，要在扶贫项目考核中引入第三方评估”。[25]陈敬霄、邓高丹（2017）把高校作为第三方评估主体的选择，探寻其在扶贫退出机制中存在的必要性。[26]王静（2018）以易地扶贫搬迁政策为基本出发点，从精准扶贫第三方评估的视角分析影响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的因素。[27]从宏观看，集中在评估指标设定，评估人员的专业性、规范性，评估组织的独立性、合法性，法律制度规范以及扶贫项目瞄准、扶贫资金使用、脱贫退出等方面。从微观看，学者们大多是在此基础上展开不同的细化分析，表现为：由于贫困主体不愿摆脱因贫困所带来的资源优势，在相关利益博弈中主观地对评估人员调研活动进行干预（丁先存、汪卉卉2018），[28]使信息不对称的鸿沟愈发加大（闫妍2018），[29]进而影响评估结果的应用（汪三贵等2016）。[30]应当说，学者们就精准扶贫第三方评估制度执行情况所阐述的观点为日后微观具体的研究构建了基本框架。

（二）制度反馈

可以将精准扶贫第三方评估的制度反馈理解为扶贫成效评估中对所产生问题的解决路径。针对上述提及的一般问题，学界给予了相应的回应，在共性层面上，即从科学设计综合的评估指标体系、加强评估人员的前期培训、出台法规制度对第三方评估的合法性予以保障、建立精准扶贫动态的识别退出机制、对扶贫资金合理规划、强化监督机制等方面予以回应。在个性层面上，少数学者还从评估对象、评估技术和评估结果等方面予以补充。邹世允、黄乔丹（2018）认为：“鼓励评估对象，在评估过程中的参与和沟通。”[31]夏海军等（2017）认为：“这样的参与能有效畅通信息渠道，提高评估结果的准确性。”[32]在评估技术应用上，除使用内部开发的扶贫信息系统外，还可以引进大数据技术，推进扶贫工作的科学转型（陈稳2018）。[33]此外，要注重对评估结果的使用，一方面，尽可能地对评估结果进行公示（唐建兵2018）;[34]另一方面，将扶贫成效评估结果与政府官员的奖惩绩效挂钩（陈起风2018），[35]在督促扶贫意识提高、促使地方政府行为逻辑发生变化、传导良性压力的同时（陆汉文、梁爱有2017），[36]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对官员的刚性约束（徐双敏、陈尉2013）。[37]学者们不但针对问题提出解决对策，而且还从评估对象、评估技术应用和评估结果等视角开展精准扶贫第三方评估的研究。

三、精准扶贫第三方评估研究述评

纵观现有研究成果，精准扶贫第三方评估在制度设定、执行与反馈过程中，学界除了对一般问题产生的共鸣外，也针对特殊问题提出了各自的观点。基于当前研究进展，笔者认为还需从以下几方面拓宽思路。

（一）加强精准扶贫第三方评估与政府自评结果的互动和监督

学界普遍认为，扶贫成效评估的正面性在于能有效转变传统政府职能，其评估结果的效用体现在能弥补政府扶贫工作存在的不足，同时能彰显评估结果的权威性与公信力。然而，目前学界对于扶贫成效评估的負面评价还相对欠缺。对研究者和知识分子来说，最重要的能力是去看到背面。[38]因此，评价路径在精准扶贫第三方评估研究中也应适当有所体现。

精准扶贫第三方评估采用走访、调研、谈话的方式进行，最终的结果是以评估报告的形式反馈给政府，二者随后终止契约关系。这一过程中，政府在作为“第三方”的同时，缺少对自身能力的审视和评估参与，这就需要在保证第三方评估独立性的前提下，政府也能参与其中。也就是说在引入第三方评估之前，政府应先展开自评，随后再委托第三方来评估，增强第三方评估与政府之间的结果互动并结合两次评估结果，全方位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从应然与实然两方面寻求解决问题的最佳路径。这样做，行政成本可能会有所提高，因此应合理控制财政预算。值得注意的是，扩大利益主体即贫困人员的参与，既能合理畅通地表达利益需求，也能提升解决问题效率的重要影响因素。

此外，精准扶贫第三方评估作为一种外部监督，能有效监督政府扶贫工作，发现扶贫工作中存在的不足并积极改进，这也是学界所达成的共识所在。反过来看，对评估中“由谁来监督‘评估人’”，学者们还存在很多分歧：一是选择政府来发挥监督作用，但反驳的观点认为二者易陷入諾斯悖论的怪圈;[39]二是呼吁制定法律法规，有学者认为这样做的偏颇之处在于，法律层面的定位很有可能造成对评估的隐性干预。[40]笔者认为二者应该秉承“既互动、又监督”的理念，合作形式上既“合二为一”又“相互独立”，但这种“合”与“分”的难点就在于如何把握“度”，其中“度”在实践中是无法衡量和主观判断的，但在理论研究中还可以不断进行交融与碰撞。

（二）推进精准扶贫第三方评估面临的困境

从目前研究范围来看，精准扶贫第三方评估的研究多集中于对扶贫政策的评价、具体扶贫项目的绩效考量以及扶贫技术应用等，大多是其推进中积极向上的一面。反向来看，精准扶贫第三方评估有哪些推进困境、产生困境的原因是什么、如何解决等相关研究还较为鲜见。精准扶贫第三方评估推进得顺利与否，在很大程度上能反映出该地扶贫工作落实的实际水平。从现实来看，精准扶贫第三方评估推进的困境主要集中在两个层面：其一是地方政府，其二是评估组织自身。对外看，二者的目标价值取向有所不同，因此会诱发不同的行为表现，地方政府的态度对精准扶贫第三方评估的推进会产生主要影响;对内看，精准扶贫第三方评估组织自身也并非十全十美，需要从人员、技术等方面进行改进与提升。

（三）加强精准扶贫第三方评估中实践与理论的衔接

精准扶贫第三方评估的运用是源于其所依托的时代背景。首先，从需求角度看，传统政府自评已满足不了解决扶贫中出现的问题;其次，从供给层次上讲，精准扶贫第三方作为独立于政府以外的评估组织，拥有专业的评估团队，掌握较为先进的评估技术，能够有效运用适当的评估方法展开对地方政府扶贫成效的评估。因此，在实践层面的供求关系中，精准扶贫第三方评估组织满足了政府急需客观公正评估需求的同时，也形成了灵活多样且较为完整的程序衔接。但在理论界，学者们对精准扶贫第三方评估研讨中还欠缺一定的争鸣与讨论。结合近年来相关文献的阅读和梳理发现，学者们在精准扶贫第三方评估本身所面临的困境与对策分析方面的讨论还显得较为薄弱，同时在某种程度上缺少反思，无法及时有效地对实践中产生的问题提供根源性归因追溯与反馈。由于缺乏对理论研讨的前瞻性而容易陷入“只顾解决眼前问题”的怪圈。因此，应尽可能地激发理论与实践之间相互碰撞的活力，强化二者之间的衔接，确保精准扶贫第三方评估的研究有据可依。

【参考文献】

[1]阎波.公共组织第三方评估何以可为？一项双案例比较研究[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8（3）：125-135.

[2]习近平的“扶贫观”：因地制宜“真扶贫，扶真贫”[EB/OL].中国网，http：//news.china.com.cn/2014-10/17/content_33797242_3.htm.

[3]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的通知[EB/OL].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zhengce/2014-01/25/content_2640104.htm.

[4]关于印发《扶贫开发建档立卡工作方案》的通知[EB/OL].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http：//www.cpad.gov.cn/art/2014/4/11/art_624_14224.html.

[5]关于印发《建立精准扶贫工作机制实施方案》的通知[EB/OL].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http：//www.cpad.gov.cn/art/2014/5/26/art_50_23765.html.

[6]省级党委和政府扶贫开发工作成效考核办法[EB/OL].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http：//www.cpad.gov.cn/art/2016/2/9/art_1747_647.html.

[7][37]徐双敏，陈尉.“第三方”评估政府绩效的制度环境分析[J].学习与实践，2013，（9）：22-27.

[8]马亮.第三方评估提升政府绩效的理论框架与研究展望[J].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2）：68-78.

[9]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政府工作报告（实录）[EB/OL].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m/gn/2019/03-05/8771667.shtml.

[10][28]丁先存，汪卉卉.安徽省精准扶贫成效第三方评估的实践研究[J].华东经济管理，2018，（8）：27-33.

[11]陆明远.政府绩效评估中的第三方参与问题研究[J].生产力研究，2008，（15）：121-122+155.

[12][39]尚虎平，王春婷.政府绩效评估中“第三方评估”的适用范围与限度——以先行国家为标杆的探索[J].理论探讨，2016，（3）：12-18.

[13][22]祁中山.扶贫绩效第三方评估：价值与限度——以2016年国家精准扶贫工作成效考核第三方评估为参照[J].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6）：38-44.

[14][34]唐建兵.论“第三方评估”在精准扶贫中作用及其发挥[J].石家庄学院学报，2018，（2）：64-67+90.

[15][33]陈稳.依托大数据提高第三方监测评估精准扶贫的精确度初探[J].理论建设，2018，（1）：38-42.

[16][24]何阳，孙萍.精准扶贫第三方评估流程再造：理论依据、现实动因与政策设计——对民族地区精准扶贫第三方评估实践的反思[J].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8，（5）：177-183.

[17]刘建生，惠梦倩.精准扶贫第三方评估：理论溯源与双SMART框架[J].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會科学版），2017，（2）：69-75.

[18][20]孟志华，李晓冬.精准扶贫绩效的第三方评估：理论溯源、作用机理与优化路径[J].当代经济管理，2018，（3）：46-52.

[19][25][30]汪三贵，曾小溪，殷浩栋.中国扶贫开发绩效第三方评估简论——基于中国人民大学反贫困问题研究中心的实践[J].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3）：1-5.

[21]江书军.精准扶贫绩效第三方评估：运行机理与优化路径——以河南省为例[J].河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4）：28-33.

[23][31]邹世允，黄乔丹.精准扶贫第三方评估法治化研究[J].财经问题研究，2018，（2）：32-38.

[26]陈敬霄，邓高丹.贫困退出的高校第三方评估机制及指标体系研究[J].合肥学院学报（综合版），2017，（5）：19-24.

[27][40]王静.深度贫困地区易地扶贫搬迁及政府精准扶贫策略分析——以山西省吕梁市兴县精准扶贫成效第三方评估分析为例[J].沈阳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6-10.

[29]闫妍.精准扶贫绩效第三方评估研究：技术特征、实施困境与路径优化[J].四川行政学院学报，2018，（1）：22-26.

[32]夏海军，卫夏青，秦国伟.脱贫攻坚中第三方评估的引入探索与推进策略——以2016年安徽省高校实施第三方评估为样本[J].开发研究，2017，（6）：79-83.

[35]陈起风.精准脱贫第三方监测评估绩效研究——基于安徽省D镇第三方监测评估实践[J].社会保障研究，2018，（2）：70-76.

[36]陆汉文，梁爱有.第三方评估与贫困问题的民主治理[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5）：103-110.

[38]何艳玲.大国之城，大城之伤[EB/OL].中国城市规划年会，http：//www.xcar.com.cn/bbs/viewthread.php？tid=22528285.

（责任编辑：刘  鹏）

作者：那凯 钟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