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战略试析论文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战略试析论文 篇1：

东道国主权信用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摘要] 基于2003-2012年中国与全球在42国对外直接投资ODI面板数据，分别研究发达与发展中东道国主权信用对中国ODI的影响，并与全球ODI所受影响相比较得出结论：因主权信用下降、遭遇全球ODI流出的发达国家反而越来越吸引中国ODI，对发达地区市场与战略资产的寻求驱动我国企业在此时增持资产；中国与全球ODI均规避主权信用下降的发展中国家， 我国企业也并不偏好主权信用下降的自然资源丰富国。

[关键词]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东道国主权信用；全球直接投资；实证分析

一般认为，东道国主权信用下降会恶化当地投资环境，给国际直接投资者带来收益不确定性。但我国作为近十年来新近崛起的资本输出大国，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Direct Investment，ODI）在实证研究中多被报告与发达国家及全球“平均”对外直接投资特征“相左”。因此，考察东道国主权信用对我国及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分别具有什么样的影响并分析结果异同的成因，是一个具有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问题。

一东道国主权信用与外商直接投资：

影响的机理与效果

1.主权信用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机理

从经济角度分析，主权信用针对的是一国在与国际组织、其他国家、境内外企业及居民之间借贷关系中履行偿债额度、时间、方式等承诺的表现。若主权国家对其债务违约，其带来的结果则远非一般公司信用违约可比拟，它连带着影响该国境内甚至区域内所有经济活动。

经典国际直接投资折中理论（Eclectic Theory）认为，东道国的区位优势，如稳定良好的政策环境、较高的人均购买力与科技水平以及丰富的人力资源与自然资源等，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必要条件[1]。主权信用较好，意味着更优良的东道国区位条件；主权信用出现问题，国际直接投资者则不得不面对波动的经济与制度环境。描述性分析东道国主权信用危机给中国跨国公司带来复杂环境的研究较多[2][3]，其中蓝茵茵、罗新星在相关研究成果基础上构建了主权信用违约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一般分析框架[4]。

据该框架分析，目前主权信用违约多由政府财政困难引发，政治风险引致的违约在冷战结束后已逐渐减少。具体来说，财政困难引发的主权信用违约通过三种渠道作用于外商直接投资。

第一种渠道，债务国政府往往通过增税、颁布特殊的进出口规定、颁布外汇管制措施对利润和资本汇回实施限制以及通过增发货币导致通货膨胀、本币贬值等方式增加政府收入、减少实际债务水平。这些措施虽然不涉及企业所有权和控制权，但却会损害在该国经营的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利润，构成了对投资回报的间接征用。

第二种渠道，债务国往往执行大规模的财政紧缩计划，包括削减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会福利支出、减少公务员薪金和裁撤政府雇员和减少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等措施。财政紧缩使国内需求下降的状况更加恶化，导致经济失去长期稳定发展和增长的驱动力，直接损害其境内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盈利基础。

第三种渠道，债务国银行一般因持有大量该国“问题债券”而引发银行业危机。银行业风险增加伴随着信贷紧缩和贷款利率上升，使经济缺乏流动性，境内企业的生存环境进一步恶化。

总之，东道国主权信用下降、违约风险增加将导致境内外商直接投资企业投资回报降低。长期来看，主权信用下降将导致流入该国的国际直接投资减少或撤资。

2.主权信用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效果

外部评级机构最早从1930年开始对主权国家未来信用强度和清偿能力进行评估，但直到1990年早期部分新兴市场国家开始获得主权信用评级时，以外部评级度量的主权信用的市场影响研究才开始活跃。

20世纪90年代的墨西哥债务危机、亚洲金融危机、俄罗斯金融危机使研究者主要关注发展中经济体，尤其是债务问题频出的新兴市场国家。研究证实，一方面，主权信用违约系统性地导致流入该国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国际信贷持续多年地减少[5-7]；另一方面，评级下降对东道国金融市场回报率也有负面影响，从而流入其股权和债券市场的国际证券投资减少[8][9]。此外，新兴市场国家一国主权信用风险聚集对其相邻国家股市也有负面影响[10]。

2011年起爆发的欧洲债务危机及美国主权信用屡遭调降事件，使人们意识到即便是发达经济体也有出现主权信用问题的可能性。当时涌现的研究均指出，欧盟国家信用评级下降导致其债券收益利差飙升，主权债券市场国际投资流出[11][12]。

湖南大学学报（ 社 会 科 学 版 ）2015年第6期蓝茵茵，[美]刘莉萍：东道国主权信用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我国对主权信用的资本市场影响研究开始较晚，但近年发展较快。田益祥等比较了新兴经济体信用评级变动对其境内股市、债市和信贷市场的冲击效应[13]，李建军等检验了部分发达国家评级变动的债市波动效应[14]，管辉考察了欧债五国评级变动的金融市场波动效应[15]。

影响效果研究中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研究集中在主权信用对国际信贷及证券投资的影响，但本文研究的直接投资与这些金融资本不同，它反映投资者在东道国直接控制、经营企业的长期而稳定的兴趣。目前已知仅有田益祥、陆留存通过研究48个新兴经济体1996-2009年间信用评级变动对境内不同类型国际资本的影响，指出外商直接投资受到的冲击程度高于国际银行净资产及组合投资受到的影响[16]。该研究旨在考察新兴经济体信用的市场效应，并不涉及对外商直接投资反应的分析，也未单独考察中国资本的反应。二是大部分研究重在考察主权信用调降的影响效果，少数涉及信用调升的研究也指出：主权信用升与降对资本市场呈不对称性影响，信用调升影响并不显著[8][13][16]。因此，本研究只考查主权信用调降的情况。

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全球“平均”

对外直接投资的差异性

21世纪以来，源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直接投资在国际资本流动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尤其是我国ODI增势引人瞩目，2013年中国ODI流量更是突破千亿美元，连续两年成为仅次于美国、日本的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第三大经济体。近年来针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开始涌现。

实证检验东道国区位条件对中国ODI影响的研究集中在国外学者的工作中。Buckley等发现东道国政治风险降低反而会引起中国对其直接投资水平的降低[17]。Cheung等学者研究指出，东道国政治风险对中国ODI影响并不显著，但非洲国家中低经济风险和高腐败程度的东道国则会吸引更多中国企业[18][19]。Kolstad和Wiig研究认为中国企业倾向于在全球以及非洲自然资源丰富同时又法治混乱的国家投资，以获取超额利润和保障国内资源给[20][21]。国内学者王娟和方良静也发现东道国经济风险对中国ODI无显著影响，而政治风险高的国家反而会吸引更多中国资本[22]。

上述研究报告了中国ODI一个突出特点，即其不为东道国高政治风险、高腐败程度及法治混乱等恶劣的区位条件所阻碍。这是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及实证研究不符的现象，表明我国作为发展中经济体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双重背景下、尚在崛起中的资本输出大国，其海外投资具有值得进一步挖掘的特点。[23]此外，上述工作中缺乏检验东道国主权信用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的实证研究。

综合第一、二部分所述，东道国主权信用下降负面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机理相对明确，对境内及区域国际资本流动溢出效应显著，其中新兴经济体信用调降导致外商直接投资流失已证实；但中国ODI被报告具有与全球“平均”ODI不同行为特征，中国资本是否同样对东道国主权信用敏感是个尚未检验的问题。因此，本文第三部分基于2003-2012年间中国在42国ODI面板数据，分别检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主权信用调降对中国ODI影响的方向、时间趋势与程度，并与全球ODI所受影响进行比较研究。第四部分总结研究结论与启示。

三东道国主权信用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基于中国与全球ODI的实证比较

（一）东道国主权信用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的实证分析

1.变量及数据选取

本文以2003-2012年间中国对样本东道国ODI流量数据为被解释变量，样本国家中排除香港地区、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及卢森堡四个离岸金融中心以避免对结果干扰。

Brooks等研究发现，市场对标准普尔主权评级的反应最为强烈[8]，因此文中以标准普尔（S&P）评级为解释变量，避免采取其他机构评级可能带来的信息扭曲或损失。标普主权信用评级的主要结果包括长期外币信用评级和长期本币信用评级，其中后者往往高于前者，因为有些国家可能选择通过增发货币造成通货膨胀及本币贬值来缓解本币债务压力。Kim和Wu研究认为本币评级应被看作是一个通货膨胀风险指标而非主权信用违约风险指标[24]。所以，本文以标普长期外币信用评级为首选指标，把长期本币评级放到稳健性测试中检验。附表1为标普评级序列结果与量化数值对照表，数值分数越高表示主权信用违约风险越大、信用越低。

根据 Dunning在国际直接投资折衷理论中提出的外商直接投资具有市场寻求、效率寻求与资源（包括自然资源和战略性资源）寻求三种目标[25]，本文以分别反映上述三种目的的代理变量、中国在东道国ODI存量以及东道国贸易开放度作为中国ODI区位选择的控制变量。同时，考虑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主权信用变动可能对我国投资者有不同效应，增加东道国类型虚拟变量OECDDummy，取值1与0分别对应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

附表2列出2003-2012年间所有变量数据可得的42个样本东道国。到2013年底为止，该42国占我国（除离岸金融中心外）ODI存量超过九成，具有较大代表性。表1是变量介绍及数据来源。表2为变量描述统计及相关性。

2.模型与估计方法

借鉴之前研究者所使用模型[26]，以东道国i在第t-1年的主权信用评级及相关控制变量为解释变量，中国对东道国i第t年的CDI为被解释变量，模型设定如下：

CDIit = α + β Controlsi，t-1 +

γ Sovereign Credit Ratingi，t-1 + εit （1）

根据检验结果，本文面板数据选用混合估计模型。

3.初始检验结果及分析

如表3所示，回归1未控制中国在当地前一年直接投资存量CDI Stock（-1），因此回归1是包含历史累积影响的结果，回归2则反映扣除历史影响后样本时段2003-2012年间的结果。

回归1、2中主权信用FCR与发达国家虚拟变量OECDDummy系数均显著为负，说明就整体来说，东道国主权违约风险越高、信用越低则流入当地的中国直接投资越少。回归2中FCR与OECDDummy系数均大于回归1中相应系数，说明随着时间推移，主权信用调降对中国资本的负面影响减弱，发达国家也开始得到更多中国资本流入。

上述检验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一是表2中部分变量之间相关性较强可能导致多重共线性，在接下来的研究中将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解决；二是表3中OECD-Dummy的显著性说明中国在发达与发展中市场直接投资情况差异较大，下文将分别检验发达东道国与发展中东道国主权信用对中国ODI的影响。

4.主成分分析

实验发现控制变量提取四个主成分更合适，分别为发达地区特征（包含GDPP和WAGE）、经济规模与科技基础（包含GDP和PATENT）、市场潜力与开放度（包含GGDP和OPENNESS）以及自然资源（FOMEX）。表4为主成分矩阵。

5.基于主成分和发达、发展中东道国分类的检验结果及分析

如表5所示，将我国对20个发达东道国与22个发展中东道国2003-2012年ODI面板数据基于主成分分别回归后，得到了更加清晰的结果。

就影响的方向与趋势而言，表5中回归3、4的发达东道国主权信用评级FCR系数不仅是正号，而且在分离了中国直接投资存量CDI Stock历史影响后的回归4中FCR系数更大，说明发达国家主权信用降低不仅不阻碍中国直接投资，反而对其有越来越明显的吸引趋势。就影响程度而言，发达东道国主权评级每下调一级（FCR上浮1单位），下年度流入的中国直接投资将增加105.1611万美元。

这个有趣的发现表明中国ODI独特的一面：主权信用评级遭调降的发达东道国，反而可能得到更多的中国直接投资。一些研究中国在欧盟等发达地区ODI 的学者也曾指出，过去中国投资多为贸易支持型和市场维持型的小规模创建投资，2000年后，兼并与收购（ M&A） 投资增长迅速，并且中国企业更倾向于对经营不善的企业进行侵略性较强（自身规模与目标规模之比较低）的并购[27-29]。本文回归3、4的结果证实了上述研究结论。

回归5中发展中东道国FCR系数由显著负数变为回归6中的不显著正数，说明发展中国家主权信用降低仍然阻碍中国投资者，但影响逐渐降低。

表5还反映出中国对发达地区投资兴趣上升显著，尤其是市场潜力与开放度大、发达地区特征（高人均收入与高制造业工资水准）显著的发达国家越来越吸引中国资本，而矿产油气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特别受中国资本青睐。此外，比较回归4与回归6的CDI Stock的系数可发现，前者不及后者一半，表明与在发展中地区投资的谨慎度相比，对发达国家市场与战略资产的追逐让中国投资者在该地区更勇于试水新区域，加大在之前涉入程度较低的发达东道国的投资水平。

6.稳健性检验

为检验结果稳健性，用标普长期本币评级替代标普长期外币评级作为主权信用的代理变量后进行回归，结果与表5一致。此外，为检验中国ODI是否像一些研究者报告的那样偏好既风险高同时又自然资源丰富的东道国[20][21]，加入主权信用评级与自然资源禀赋相互关联变量FCR*FOMEX，并未发现其对结果有显著影响。

（二）东道国主权信用对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影响的实证分析

将全球对发达及发展中东道国2003-2012年ODI面板数据基于主成分分别回归后，结果如表6所示。

就影响方向而言，表6中回归7-10的东道国FCR系数均显著为负，证实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其主权信用调降都显著负面冲击全球ODI。就影响趋势而言，比较回归7与回归8的FCR系数可知，全球ODI越来越规避出现主权信用问题的发达国家；而比较回归9与回归10的FCR系数可知，全球ODI对评级下调的发展中国家的规避程度在降低。就影响程度而言，发达东道国主权信用每下调一级（FCR上浮1单位），下年度流入的全球ODI将减少12.4054亿美元；发展中国家信用每下调一级，下年度流入的全球ODI将减少2.358亿美元。因全球ODI组成成分与类型多样，其余偏好特征在表6中表现不明显。

为检验实证结果的稳健性，同样用标普长期本币评级替代标普长期外币评级作为主权信用的代理变量后进行回归，结果与表6一致。

（三）东道国主权信用对中国与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影响的实证结果比较

比较表5与表6，中国ODI在发展中国家主权信用调降后的规避表现及发展趋势与全球ODI一致，但对发达东道国信用调降的反应与全球ODI迥异。具体来说，发达国家主权信用下降反而吸引更多中国ODI流入，且随着时间推移，吸引趋势与程度愈加显著与加强，但全球ODI明显越来越规避主权信用出现问题的发达国家。

对上述差异的解释需结合中国企业自身特性与主权信用危机中发达东道国的情况考虑。

第一，国内结构调整与经济转型使我国企业渴求扩展海外市场和获取关键专利、技术、品牌、管理经验等战略性资产；而信用危机中东道国资产价格下跌、本币贬值，正为我国企业增持海外资产创造了机会。

第二，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国企历史以来的优势地位，央企和国企文中央企和国企分别指中央政府管理的国有企业、国有资本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与股份有限公司。ODI一直占我国ODI存量的2/3以上，是中国海外绝对主力，在平时易导致东道国投资壁垒干扰和涉及“国家安全”“政治风险”问题的猜忌与审查。而危机中发达债务国一般实施大规模国企私有化计划，部分私企也因市场需求减少和流动性匮乏陷入危机，东道国对引入外商直接投资态度会变得比较宽松，从而有利于我国央企和国企资本进驻。

第三，中国企业主要依靠自有资金和国内银行贷款进行海外投资，国际融资和东道国筹资比例很低，资本筹措能力较少受东道国及其区域内经济波动影响。

第四，也不排除央企和国企财务预算软约束、部分企业负责人好大喜功等原因造成的国有资产流失。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研究结果表明：1）因主权信用下降而遭遇全球资本大幅流出的发达东道国，反而得到越来越多中国ODI涌入；2）中国ODI与全球ODI均规避主权信用下降的发展中东道国，敏感程度同随时间降低；3）中国在发达国家ODI为市场与战略资源寻求型，在发展中国家ODI为典型自然资源寻求型。

研究给理论研究和政策制定均带来启示。

首先，主权信用作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机理研究，需结合东道国及外商投资者特性加以扩充。虽然机理分析和过往实证研究均认为，东道国主权信用下降负面影响外商直接投资；但主权信用下降的发达地区仍有机遇可寻，而具有某些特征的ODI，如母国资本雄厚、又极为渴求发达地区市场与战略资源的中国央企及国企ODI，也可能在其他投资者退出时逆市而上。

其次，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中关于发展中经济体对外直接投资的论述还需继续完善。我国向发达国家大举“逆向”投资是21世纪以后全球直接投资领域的新现象，与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差异化的国内体制背景更使中国ODI行为一开始就独具特色。而现有的直接投资理论和绝大部分实证研究都是在发达国家及部分新兴经济体ODI的实践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直接运用来解释和预测中国ODI行为并不可取。跟进研究中国ODI实践，是完善发展中国家作为投资母国的理论的重要基础之一。

最后，我国企业在海外较强的风险承受意愿应引起重视。特别是央企及国企的海外高额资本投入，需要各级国资委、国开行更长周期的跟踪管理。其投资究竟是在高风险环境中，真正达到了合理利用国家外汇储备、开拓海外市场和获取战略资源的预期效果？还是由于政府财政对其预算软约束、企业投资决策权责不明或国际投资运营经验不足，导致的国有资产流失、甚至有目的的资产转移外逃？此外，我国企业注意规避主权信用下降的、即使是自然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说明其跨国运营表现还是越来越正常化。至少在东道国主权信用风险领域，指责我国是借助国家经济、政治及外交力量为国有资本攫取自然资源开道的“贪婪的龙”[29]不符合事实。

CC注：标普主权信用评级根据实际情况变化随时调整评级结果，因此我们把每一个评级的有效天数作为权值来乘以相应评级数值，再将一个国家一年中所有加权评级数值除以总天数来得到该国当年的平均评级，以此使不规律变化的主权评级结果与以年为单位进行统计的直接投资流量及其他控制变量相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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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蓝茵茵刘莉萍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战略试析论文 篇2：

2012年“中国外经贸发展与改革”全国征文评选揭晓(三等奖名单)

三等奖（19篇）

1.《基于制度视角的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研究》

徐莎雯/潘小春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云南大学经济学院

2.《以国际化思维谋划珠三角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

左连村/张念杰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经贸学院

3.《中国对外贸易中的产品结构合理性研究——基于投入产出数据的实证分析》

胡剑波/周葵/姚星　贵州财经大学/西南财经大学/西南财经大学

4. 《我国外贸企业转型升级面临的形势和路径选择——以纺织服装出口企业为例》

杨永清　江苏苏美达集团公司

5.《试析人民币汇率在美国关税法修订后面临的反补贴风险》

吴岚　上海对外贸易学院

6.《金砖国家对外贸易发展的比较及其对经济影响的研究——基于五国的面板数据模型》

卢娟　天津财经大学

7.《我国境外经贸合作区区位选择研究》

李青　天津财经大学

8.《竞争规则与内外需平衡——以光伏产品出口为例》

马德隆/庞瑞　天津财经大学

9.《扩大我国周边地区经贸往来的政策研究：FTA视角》

高歌　广西民族大学

10.《文化距离与中国OFDI区域格局：U型曲线假说与检验 》

綦建红/杨丽　山东大学经济学院

11.《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研究》

韩瑞　天津财经大学

12.《NEM的发展的动因及影响效应分析》

杜建波　天津财经大学

13.《我国汽车产业出口竞争力关联性探索——基于竞争力指数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姜鹏/索晓宁/王东　天津财经大学

14.《震后日本对华投资新趋势及我国的对策》

聂平香　商务部研究院

15.《我国纺织服装行业应对产品碳标签贸易壁垒策略研究》

刘爱东/罗文兵/魏小钧　中南大学

16.《我国外贸增长方式转变机理与路径分析》

陈秋云　九江学院

17.《加快我国自贸区建设面临的四大困难与对策研究》

陈志阳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18.《加工贸易顺差的可持续性及转型升级研究》

桂诚/朱彩慧　湖南外贸职业学院/湖南师范大学

19.《中国企业“走出去”实践面临风险、困惑与未来战略选择》

笪志刚/綦婧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东北亚所/哈尔滨理工大学

（优秀奖21篇省略可查询中国国际贸易学会网站）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战略试析论文 篇3：

“一带一路”建设视域下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研究

摘 要：国际话语权是衡量一国软实力的重要指标，是国际战略竞争新的制高点，提升国际话语权是维护国家利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题中之义。“一带一路”建设为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提升开拓了新方向，抓住这一难得机遇，争取与我国国际地位相称的话语权，对于中国和世界都具有重要意义。目前，“一带一路”建设视域下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提升面临诸多挑战。基于此，我国应该通过巧妙进行话语阐释和舆论宣传、保持从容理性和战略定力、增加“一带一路”的制度供给、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国际动员能力等方略寻求破解国际话语权困境的出路，攻克难关，大力增强我国的国际影响力。

关键词：“一带一路”倡仪;国际话语权;规则治理;共同价值

近年来，国际话语权已经成为国际竞争的新焦点，提升我国国际话语权变得迫切且重要。2013年9月和10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访问中亚国家哈萨克斯坦和东盟国家印度尼西亚时，先后提出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一带一路”倡议是新时期我国对外开放的重要部署，也使得我国国际话语权建构的领域更多元、视野更开阔、方式更多样。立足于“一带一路”的伟大实践，探讨研究提升我国国际话语权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一带一路”倡议下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的重大意义

国际话语权既是一种“国际话语权利”， 也是一种“国际话语权力”，是指主权国家在国际社会就相关政治议题发表意见的权利及其话语内容得到其他国际行为体认可、响应的感召力和影响力。权力是国家话语权的本质，维护国家利益是国际话语权的目标，话语是国际话语权的载体，是“包裹铁拳的天鹅绒”[1]。国际话语权作为一个重大的议题在十八大以前就已经得到了国家层面的重视，在几代领导人的带领下我国国际话语权有了一定的提高，但“西强东弱”的国际话语权格局仍未能根本改变，我国在国际话语权的争夺中仍处于守势。抓住“一带一路”建设提供的契机，突破当前的强势话语压制，争取与我国国际地位相称的话语权，对于中国和世界都具有重要意义。

1.有利于更好地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在目前的国际话语权格局下，我国的不少声音还处于有话说不出、说了传不开、传开叫不响的尴尬境地，发展意图经常被质疑，国家身份常被歪曲和抹黑，导致外界对中国形成了系列固化偏见：中国产品是低劣的、中国不注重知识产权保护、中国的技术多是从西方“偷”来的，等等。这种与事实偏离的成见使中国的国家利益无形中受到极大的损害。“一带一路”倡仪使得沿线国家与中国的人员往来和人文交流日益密切，为中国话语传播提供了可能、提升我国国际话语权，能增进外部世界对中国了解，淡化、消除由西方媒体抹黑、歪曲中国导致的偏见和疑虑，澄清真相，同时还能借他人之口宣传中国，改善中国形象，更好地维护国家利益。

2.有利于推动国际秩序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传统的国际秩序是由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主导建立的，总体上倾向于维护发达国家的利益。随着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大国的崛起并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经济重心东移，“国际权力呈现出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从国家单位向非国家单位扩散的趋势”[2]，“传统的全球治理模式日益陷入理论和实践困境，国际秩序的转型和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已经变得现实而迫切。”[3]中国基于自身发展经验适时推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其指导思想为国际体系变革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南和价值导向，也带来了争取制度性话语权的更大机遇。例如，中国在与沿线国家的优势互补中努力建立大宗商品交易所及大宗商品定价规则体系，有望在更大程度上影响国际大宗商品的定价权;推动建立国际税收新规则，提升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治理话语权;推动建立“一带一路”国际商务争端仲裁机构，在仲裁模式上争取更多的话语权，等等。质言之，“一带一路”建设下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提升对国际体系变革的重大意义是值得重视和肯定的。

3.有利于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一带一路”建设使得沿线国家与中国的联系日益紧密，沿线国家也切实感受到了“一带一路”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在有关方面对“一带一路”沿线17个主要国家的中国观的调查中，“有64.4%的受访者表示‘中国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有78.6%的受访者认为‘中国为世界经济发展做出了较大贡献’，有71.4%的受访者同意‘中国是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的坚决维护者’”[4]，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国家广获好评，整体国际认可度较高，被称赞为负责任的大国。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提高和为参与国带去更多发展机会，“一带一路”朋友圈繼续扩大，2019年七国集团（G7）成员意大利与中国签署了关于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谅解备忘录，开启了发达国家加入“一带一路”倡议的先河。暂时未加入的国家对“一带一路”的态度也有好转，日本国内对加入该倡议、深化两国在东北亚合作的呼声越来越高，日本政府开始重新审视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在行动上逐步从最初的排斥向局部参与的积极姿态转变。在此背景下，中国国际话语权的进一步提升必将促进“一带一路”建设深入推进和顺利开展。
     二、“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国际话语权提升面临的现实挑战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提升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但这个过程并非一帆风顺，中国在国际话语权竞争中仍然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主要包括国际社会对“一带一路”的误读，美国的压制、“一带一路”倡议治理机制“规则性”不强、中国自身能力尚有不足等等。

1.国际社会的误读。“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国际社会对其目的意图进行了多方位的解读，其中不乏理性客观的评价，但也存在不少曲解和误读，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中国借“一带一路”倡议推行“新殖民主义”。不少西方人士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将沿线国家变成中国的原料产地和商品输出地，这样既可以获得当地的石油天然气以及其他维持中国经济的资源，减少能源供应的单一性和脆弱性，还可以转移中国的低端制造业，为其过剩产能寻找市场和出路，是典型的“新殖民主义”。第二，“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马歇尔计划是二战后美国出于遏制苏联和社会主义运动的需要，援助欧洲盟国复兴经济以实现美国政治目标的谋略，马歇尔计划确立了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的绝对领导地位。在他们看来，“一带一路”倡议也是中国想借助强大的经济力量加强对沿线国家的政治控制，提升中国的国际影响力，谋求中国的世界霸权地位。第三，“一带一路”倡议是为了“遏制美国”。随着中国的崛起，美国在全球层面收缩战线，集中力量于亚太地区，加强与印太地区盟国的经济和军事联系，调整亚太地区军事战略部署，推进同盟体系的升级换代等，使中国面临全方位的地缘压力。基于此，不少国际舆论将“一带一路”倡议看成中国为应对美国挤压而进行的地缘战略调整。

以上三种观点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际社会对“一带一路”倡议的错误认知，其背后有深刻的政治偏见和战略目的，这样的国际舆论环境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不利于“一带一路”倡议的后续推进和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提升。

2.美国的打压与阻挠。崛起的中国在寻求国际话语权的过程中受国际旧格局所累，遭到传统大国设障与阻挠。尽管中国一再强调“一带一路”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欢迎任何想加入的国家，希望与世界和谐相处，但美国在该地区有较多的地缘战略考量及外交部署，“一带一路”必然引起其战略重视和政策回应。作为“一带一路”引擎和战略支撑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早在筹建之时就被美国视为对现行国际金融秩序的挑战并遭到其重重阻挠，美国被曝出向盟友施压，阻止他们加入亚投行。美国的劝阻计划随着英国、法国、德国、澳大利亚等西方大国的陆续加入而落空，但其狙击中国的行为并未停止。随着“一带一路”的稳步推进，美国对中国的打压愈演愈烈。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后明确向世界宣布“大国战略竞争而非反恐是美国的首要优先事项，表示将持续增加投入提升关键能力，巩固竞争优势”[5]，其提出的“印太战略”被认为是“‘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升级版本，是美国制衡‘一带一路’的重要抓手和主要依托”[6]。军事上，其增强与印太地区各国的双边及多边军事合作，包括日本、印度、澳大利亚、韩国，以及与中国有领海争端的越南、菲律宾等东盟国家，加强联合军事演习，放松对盟国在武器出售等军事上的限制，加强其军事实力，增进对中国的军事威慑能力。2017年印度总理莫迪访美前夕，特朗普政府批准向印度出售价值20亿美元的“保卫者”无人侦查机，这是美国首次出售武器给非盟国，并表示将在资金和技术方面资助印度的基础设施建设，为其提供应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替代性方案。经济上其奉行“美国优先”的单边主义政策，发动不断升级的贸易战，遏制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阻挠中国崛起，同时扬言要退出WTO多边贸易体制，试图重塑对美国更加有利的国际经贸规则。为维护以美国为核心的现行国际秩序，可以预见今后的美国会采取更大力度、更多样化的手段压制中国，这对中国的崛起和国际话语权的提升不得不说是一个棘手的外部挑战。

3. “一带一路”倡议治理机制“规则性”不强。目前的“一带一路”治理机制以关系治理为主，具有相当程度的松散性和非正式性，规则治理严重不足。“规则治理一般以条约谈判为驱动，针对特定的国际问题形成有约束力的条约、协定等规则，并建立第三方机构保证规则的执行和争端的解决;关系治理一般不发起正式的条约谈判，主要借助彼此共识、情义等推进，其达成的约定即使最终落实于制度，也具有非强制性和非正式性。” [7]目前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意向的达成多是倚重关系治理的结果，其形成的备忘录、框架合作协议、联合声明等合作文件内容大多相当简约，属于全局性的、战略性的指导文件，不具备法律规则的硬约束力和强制力。随着合作项目增多，贸易往来的复杂化及海外投资存量的上涨，单纯的政府干预和框架文件类的软法治理为彼此间义务履行留下了很大的不确定性，不足以保障各方的权利和利益，制约着“一带一路”倡议的长远发展。

中国是现行国际交住规则制度体系的后来者，制度性话语权尚难与西方大国抗衡，“一带一路”建设是提升中国制度性话语权尤其是经贸制度话语权的重要抓手。中国与多数“一带一路”国家或地区尚未签署硬法化的自由贸易协定（FTA），还有九个国家尚未与中国签署双边投资协定（BIT），已经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FTA）与国际先进规则也有不少差距，多数双边投资协定（BIT）内容较陈旧，亟待版本升级。规则性不强使得“一带一路”建设难以融入现有国际规则制度，难以对旧规则予以调整和重塑，阻碍了中国制度性话语权的提升。

4.中国自身能力尚有不足。国际话语权以综合国力为基础和支撑。中国经过40多年的快速发展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进出口国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强劲动力和重要引擎。但是“第二大”不等于“第二强”，按照人均GDP来算，中国只有日本的十分之一。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也在增多：人口红利逐渐消失、资源能源短缺、环境污染压力增大等，后发劣势日益凸显，“大而不强”的格局从根本上制约着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提升。

综合国力与国际话语权并非“同频共振”，中国尚未获得与第二大国地位相当的国际话语权，国家影响力明显滞后于国家实力。国际话语权的重要生成逻辑是国际话语主导者在保障各国根本利益的前提下，整合国家间共同利益，“将普遍需求转化为共同话语，并代之发声，实现“为我性”和“为他性”的辩证统一”[8]，这就需要国际话语主导者具备较强的理念供给能力及政治动员能力。近年来，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了系列新的全球治理理念，如“丝路精神”“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但中国总体上仍是国际理念供给的后来者，“有关‘一带一路’的理论研究和政治人才培养明显落后于外交实践，制约了中国国家影响力的发挥” [9]。中国政治制度和价值选择的差异性以及“广交友、不树敌”的外交思维定势使得中国的政策方案供给尚难以获得足够多的政治支持，国际动员能力有待提升。
     三、“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国际话语权提升的路径选择

“一带一路”倡仪背景下，我国国际话语权的提升既面临严峻挑战，也面临着难得的历史机遇，中国应抓住战略机遇期，找准国际话语权提升过程中的瓶颈，重点突破、攻克难关。

1.塑造共同价值，巧妙进行话语阐释和舆论宣传。“一带一路”的成功不仅取决于中国的金融资源和政治资本，还取决于其他国家如何认知、解读和回应“一带一路”倡议。“共同价值是客体在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对主体需求总的满足程度，是国家间在物质、精神和交往上的共同价值观念的协调和衔接。”[10]针对国际社会上的负面认知，中国应致力于建立共同价值来激励合作伙伴并与竞争对手共事，引导他国摒弃零和博弈和战略敌对思维，转变认知，增信释疑，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关系，实现在共同价值体系下提升我国国际话语权的目标。习近平曾明确指出，中国对外开放不是唱独角戏、不谋求势力范围、不是要营造自己的后花园，中国欢迎各方共同参与，支持各國共同发展，建设各国共享的百花园[11]。这种共同利益的价值观既告诉世人中国致力于全体互利共赢和互通有无，不以损害他国和民族的利益换取自身发展，也为国际社会提供了评判是非、善恶的新价值标准。

加强国际传播力建设，引导国际舆论，具体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推进：第一，积极介入焦点议题，主导议程设置。对于各国普遍关注的“一带一路”的重要论题，如：“一带一路”与“马歇尔计划”的本质区别、亚投行与世界银行及亚洲开发银行的互补作用、“一带一路”倡议互利双赢的体现等，要早发声、早造势、早介入，产生“先声夺人”的效果，改变对国际负面舆论被动回应的局面，确立中国对“一带一路”重要问题的定义权和解释权。第二，充分发挥新媒体的舆论宣传作用。新媒体具有极强的信息扩散能力和多向互动的全通性特征，中国正由新媒体大国迈向新媒体强国。“一带一路”宣传应充分利用中国互联网的技术优势及庞大的网民数量来占领舆论制高点。第三，改进传播技巧。当前我国国际传播的重要主体是政府及官方媒体，“在全球范围内政府公信力遭到不同程度消解的情況下，对外宣传主体亟需由一元（政府）向多元（政府、企业、其他社会组织、个人）转变”[12]，以逐渐形成官方主导、全民参与的立体传播网络，增加国际话语的丰富性和可信度;话语内容多讲具体实践，少讲宏观规划，多讲包容开放，少讲博弈反制，在保证“政治正确”的前提下“一带一路”的话语讲述应尽可能入情入理，生动有趣;各类宣传应有所区分和侧重，增强贴近性与对象性，契合海外受众的心理需求。

2.保持战略定力，从容理性应对挑战。美国对中国的根本性诉求（逼迫中国放弃自己的发展模式，阻止中国崛起）并没有得到满足，也不可能得到满足，未来的双边关系可能会愈发紧张，不排除美国联合日本、欧盟、印度等国形成联盟共同遏制中国的可能性。中国应接受中美关系很难回到过去“相向而行”的现实，专注于国内发展战略，将美国对“一带一路”的阻挠化为推动国内自主研发创新和经济结构调整升级的动力，“走依靠科技进步推动的内涵式质量效益型道路是我国应对挑战、实现战略崛起的根本途径”[13]。拓展新的经济生存空间，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联系。有关统计显示，“2013到2018 年，中国与沿线国家货物贸易总量累计超过5 万亿美元，年均增长1.1%，对外直接投资年均增长7.2%，累计超过700 亿美元，中国已经是沿线25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14]2019年上半年，受贸易战的影响中美双边贸易额下降9.6%，而中国的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不降反升[15]，东盟代替美国成为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国。可见，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具有巨大的贸易合作潜力，应进一步推动沿线国家之间的互联互通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扩大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开放，在互利共赢中形成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新动力。中国还应有效管控分歧，避免被拉入“新冷战”的思维陷阱，始终以理性思维和建设性举措推动大国间关系朝着良性方向发展，努力防止彼此间关系误入歧途。

3.以关系治理驱动规则治理，增加“一带一路”制度供给。关系治理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早期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一带一路”的发展进程不能一直游离在法治之外。规则制度是重要的，“高度法律化、法治化的强规则能够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发展合作的可预期性，支撑起‘一带一路’战略下长期性的、大范围的、大数量的国际经济合作交往活动。”[16]“‘规则治理’模式还能增加制度供给国的利益及其价值观输出的效率，精确完备的规则范本一旦为主导方及成员方所认同和效仿，便会产生辐射效应，进而影响后世界贸易时代多边规则的形成。”[17]中国是“一带一路”的首倡国，也是沿线国家中法律机制较为健全的国家，应当借助与“一带一路”国家间的共识和情义推动规则治理的形成和完善，并在规则制定中担当倡议者、引领者的角色。习近平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明确指出，要采取一系列重大措施加强制度性、结构性安排，促进高水平的对外开发[18]。对此，中国一方面应以科学民主、公开公正、实事求是的原则，“加快国内法律法规的升级与衔接尤其是涉外法规的修订完善， 提高中国国内规则转化为区域规则的能力”[19]，提升中国在区域内的制度影响力。另一方面，应加强与沿线国家的规则治理合作，完善协调机制，实现区域内商法规则的统一。在关系治理的基础上，推动组建沿线国家广泛参与的多边区域经贸合作组织，清点双边、多边乃至全球性的治理规则及治理机制，努力化解各类规则中的矛盾点和对抗点，推动不同机制的对接和整合，确保“一带一路”沿线国在相关项目上有一个相对统一的政策标准，为区域经济深度一体化提供制度支撑，共同构建一个公平公正的区域治理机制，提升区域整体制度性话语权。

4.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国际动员能力。“综合国力中，经济因素始终是其他国力要素的基础，而一国经济实力强大的基础，在于其是否造就一批拥有良好运营机制，具有活力的企业，特别是是否拥有一批具有全球竞争能力和影响力的企业。”有关研究表明，“‘一带一路’可以显著地促进以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为表征的中国企业升级，且影响力度逐年增加，其中研发创新是‘一带一路’倡议助力中国企业转型升级的重要作用方式”[20]。基于此，中国政府应继续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大投入力度培养创新型人才，通过税收激励政策等引导企业树立创新意识，调动企业研发创新积极性，刺激企业增加创新投入，带动提高整个行业的自主创新水平，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完善“一带一路”对外投资法律体系和政府管理机制，加大对对外投资企业的政策扶持和信息供给服务，尽可能精准评估并指导企业规避“一带一路”建设中不必要的风险，为走出去的中国企业保驾护航。

“在和平年代，大国将国家实力转化为国际影响力的核心路径是利益交换，通过满足其他国家的某种需要换取其认可和支持”[21]，这些需要包括安全需要、经济需要等。中国想要提升自身影响力及话语权，应当向国际社会提供更多诸如“一带一路”类的国际公共产品，给予他国好处和帮助。享受帮助的国家为更长时间、更多地享受这种待遇，会支持和认可为其提供帮助的国家。当然，国际公共物品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即国际社会的所有国家均可“免费搭便车”，如其对好处的提供者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认识不足，会影响我国通过公共物品获得他国支持的实施效果。为此，中国还应考虑提供具有排他性的“私人物品”，比如对某个国家提供技术支持、安全保障、经济帮助等。“如果这种帮助恰好是小国的刚性需求，而这种好处在国际社会中又非常稀缺，小国靠自身能力很难获取，那么小国对提供这种好处的国家的支持力度会很大，大国以提供这种好处来提升自己影响力的效率也会很高。”[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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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黎 峰】

作者：高策 祁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