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对外投资论文

本刊讯（记者姬忠实）7月21日，商务部合作司发布了2016年上半年我国对外投资合作情况。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我国对外投资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我国对外投资论文 篇1：

当前我国对外投资回顾和2020年展望

摘 要：当前我国对外投资规模有所减少，但依然是众多国家的主要投资来源地，同时我国对外投资的产业结构日益优化，市场投资主体情绪已回归常态，跨境并购重心已由欧美地区转向亚非地区。展望2020年，尽管全球经济增长动能不足，发达经济体对外商投资监管审查趋严，国内企业海外投资趋于谨慎，但随着全球货币政策偏向宽松以及我国加强国际贸易投资合作，我国对外投资将保持相对稳定。建议进一步优化对外投资海外布局，强化对外投资的事中事后监管，继续深化对外投资合作。

关键词：对外投资 “走出去” 对外开放

一、当前我国对外投资的基本特征

（一）我国对外投资规模有所减少，投资大国地位保持不变

在全球经济增长放缓、贸易局势趋紧以及商业信心不足等因素的影响下，全球外商直接投资延续下降态势。联合国贸发会议最新发布的《2019世界投资报告》显示，2018年全球外商直接投资流出量降至1万亿美元，较上年大幅下降28.8%，已连续三年处于下降趋势，投资规模为2005年以来最低水平。而受国际投资保护主义升温、国内对外投资审查较严以及外部融资成本上升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逐步缩小。《2018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2018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为1430.4亿美元，同比下降9.6%，降幅较2017年有所收窄。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已位居全球第二位，投资规模仅略微低于日本，存量规模仅次于美国与荷兰，位于全球第三位，世界投资大国的地位尚未改变。进入2019年，虽然全球货币政策偏向宽松令外部融资成本得到一定改善，但在美欧等经济体对海外投资审查趋严以及国内企业盈利有所下降等情况下，我国对外投资规模降至1106亿美元，较2018年减少99亿美元，同比下降8.2%。虽然我国对外投资规模较上年有所减少，但投资规模仍在1000亿美元以上，特别是在全球经济增长同步放缓、商业信心尚未回暖以及全球外商直接投资依旧低迷的条件下，我国保持千亿美元对外投资规模，表明我国仍是全球外商直接投资的主力军。

（二）对外投资的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市场投资主体情绪回归常态

近年来，我国人口红利逐渐消逝，特别是在我国适龄劳动人口增长出现拐点、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以及总和生育率处于较低水平等情况下，我国企业用工成本持续攀升。自2011年以来，我国城镇就业人员的平均工资年均增长10.7%，截至2018年，城镇就业人员的平均工资涨至8.2万元，较2011年增长了近一倍。而且随着我国对环境保护要求的提高，企业环境成本由外部化向内部化转变，从而导致生产经营成本增加。此外，我国与美国的贸易摩擦问题尚未完全达成协议，美国对我国商品征收的关税税率仍处较高水平，关税征收的范围也进一步扩大。以美国市场为主的企业经营压力加大，部分企业已将产能转移至周边国家。在中低端制造业外迁的同时，我国并没有放缓中高端制造业的布局，对先进制造业的投资依然受到我国青睐。受此影响，我国制造业对外投资稳步增长，截至2019年11月，制造业对外投资达174.84亿美元，同比增长6.6%。制造业对外投资占我国对外投资的比重升至17.7%，较上年同期上升2个百分点。

我国对外投资主要流向第三产业，2018年我国对第三产业的投资占总投资额的75%左右。其中，批发和零售业投资规模在2017年达到峰值后便大幅下降，2018年的投资规模仅为122.4亿美元，较2017年下降53.5%。此后投资动能有所加强，截至2019年11月，批发和零售业对外投资达110.63亿美元，同比增长24.6%，较上年同期明显好转，对第三产业投资形成有力支撑。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是第三产业对外投资的重点领域，2018年占第三产业对外投资的46.8%，较2017年提高2个百分点。但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对外投资规模明显减少，截至2019年11月，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对外投资达321亿美元，同比下降19.6%，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对外投资占比降至32.5%，较上年同期下降5.7个百分点。而在我国明确将房地产、体育和娱乐等行业列为限制类对外投资后，上述行业自2017年以来已没有新增项目投资。在加强我国对外投资引导和规范后，投资海外房地产及娱乐项目的高涨情绪已消退，市场投资主体情绪重回常态。

（三）对外投资地区分布高度集中，并购重心转移至亚非地区

2018年，我国对亚洲地区的投资虽有放缓，投资規模降至1055亿美元，较2017年下降4.1%，但随着我国传统比较优势的减弱、中美贸易摩擦局势的趋紧以及与周边国家合作的加深，我国加强了越南、印尼等亚洲国家的投资布局，亚洲地区依然是我国对外投资的主要流向区域。亚洲地区占我国对外投资的比重升至74%，较2017年进一步上升4个百分点。其中，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投资稳步推进，2018年在沿线国家和地区设立的境外企业已超过1万家，投资规模达178.9亿美元，占我国对外投资的比重达12.5%。进入2019年，我国继续将“一带一路”作为重点投资对象。截至2019年，我国对沿线国家的新增投资达150.4亿美元，占我国对外投资总额的比重达13.6%，较上年上升0.6个百分点。与此同时，我国对欧洲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大幅减少，2018年的投资规模仅为65.8亿美元，较上年下降64.3%，这也是自2014年以来我国对欧洲地区投资的最低水平。特别是在欧盟加强外商投资审查、英国脱欧等政治风险上升以及欧元区经济增长乏力等因素影响下，制造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等重点行业的投资受到较大冲击，降幅较为明显，是造成对欧洲地区投资低迷的主要原因。与之相反的是，虽然美国对外商投资的监管审查趋严，而且与我国贸易摩擦局势趋紧，但我国对美国的投资不降反升，2018年的投资规模达74.7亿美元，较上年增长16.4%，对批发和零售业、采矿业以及住宿和餐饮业的投资增幅较大，是拉动对美国投资增长的主要因素。此外，虽然高技术产业以及高附加值的新兴产业依然受到我国投资者的青睐，但是随着进入欧美等发达经济体中高端领域难度的加大以及国内企业海外投资愈发谨慎，我国跨境并购交易跌至近十年来的较低水平，2019年我国企业宣布的海外并购总额为686亿美元，同比下降31%。其中，对欧美地区的并购交易下降明显，而对亚洲和非洲的并购交易增长强劲，从而导致我国并购重心逐渐由欧美地区向亚非地区转移。

二、2020年对外投资趋势展望

在全球经济增长动能不足，发达经济体对外商投资监管审查趋严以及国内企业盈利能力下降等情况下，国内企业海外投资趋于谨慎，对发达经济体中高端领域的投资难度进一步加大。但随着全球货币政策偏向宽松以及我国持续推进国际贸易投资合作，国内企业的融资成本有所下降，投资的领域不断拓宽，市场准入标准也逐渐放松，从而为国内企业海外投资提供良好的投资环境。综合判断，2020年我国对外投资将保持相对稳定。

（一）抑制对外投资增长的因素

1.全球经济增长动能不足。在经历了普遍增长后，全球经济增速于2017年升至3.8%，为近六年来的最高增速。但受贸易投资保护主义升温、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全球外商直接投资低迷以及商业信心不足等因素影响，全球经济增长动能持续减弱，经济增长同步放缓的态势愈发明显。IMF在最新的《世界经济展望》中再次调低2019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0.1个百分点至2.9%，增速降至近10年来最低水平。同时，IMF还下调2020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至3.3%，较2019年10月的预测下降0.1个百分点。虽然对2020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高于2019年，但在全球贸易摩擦紧张局势尚未好转、地缘政治风险上升、投资者信心依旧低迷以及金融市场动荡加剧等因素的影响下，全球经济增长下行压力依然较大，从而降低国内企业海外投资的情绪。

2.发达经济体跨境投资审查进一步趋严。2018年，美国以保护国家安全为由颁布了《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FIRRMA）。该法案不仅加大了外商投资审查的力度，而且扩大了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的审查范围，在加强外国公司通过合并、收购和超半数收购交易导致美国公司控制权变化的基础上，增加了对敏感不动产交易、回避审查交易、引发权益变化的外国投资以及关键基础设施、关键技术及敏感个人数据等方面的审查。同时，CFIUS还于2019年9月出台了FIRRMA实施细则草案，进一步扩大了对非控制交易和不动产收购的审查范围，并对强制申报规则进行完善。受此影响，我国企业投资美国所承担的风险上升，对美国制造业，特别是高技术制造业以及电子信息等领域的投资明显减少。尽管欧洲总体上坚持贸易投资自由化的政策，但内部的投资保护主义逐渐升温。先是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部分国家加强对外资的监管，随后欧盟理事会于2019年3月批准了《关于建立欧盟外国直接投资审查框架的条例》，旨在构建统一的安全审查框架，完善成员国之间的监管合作机制，加大非欧盟企业投资欧盟关键基础设施、关键技术、关键投入、敏感资料以及新闻媒介等领域的审查力度。我国投资欧洲部分敏感领域的限制不断增多，投资项目获批难度进一步加大，项目审查时间也将随之延长，企业投资面临的不确定性有所上升，对投资欧洲产生一定抑制作用。

3.国内企业盈利能力有所恶化。受全球经济增长动能放缓、国内需求疲弱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工业品价格增速明显放缓，截至2019年，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下降0.3%。在价格下行以及需求承压的情况下，我国工业企业的盈利能力有所恶化，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下降3.3%。其中，制造业同比下降5.2%，较上年同期下降13.9个百分点，采礦业同比增长1.7%，较上年同期更是大幅下降38.4个百分点。而与2018年实现高速增长不同的是，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降幅较大，同比下降12%，私营工业企业利润虽实现2.2%的增长，但增幅较上年同期也明显放缓。企业盈利能力的下降增加了债务偿还压力，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已升至56.6%，较上年同期上升0.1个百分点，其中私营企业资产负债率已升至57.4%，较上年同期上升1个百分点。企业盈利能力的下降不仅减少用于投资的自有资金，而且导致资产负债率的上升，压缩企业杠杆投资的空间，从一定程度上放缓企业海外投资步伐。

（二）促进对外投资增长的因素

1.对外投资的融资环境偏向宽松。随着全球经济增长的放缓，全球货币政策发生明显变化，由上年的趋紧转向相对宽松。其中，美联储于2015年进入加息周期，先后9次提高联邦基金目标利率，将利率水平由0.25%提升至2.5%。然而由于减税刺激效应的减弱以及美国引发的全球贸易战，美国经济扩张动能不断减弱。为保持经济扩张态势，美联储于2019年8月采取降息政策，这也是美国货币政策回归正常化以来的首次。特别是自2019年三季度以来，美联储已连续三次降息，将利率水平降至1.75%。此外，美联储还结束了持续近2年的缩表进程并重启购债计划，每月购债规模为600亿美元。与此同时，面对持续低迷的经济形势，欧洲央行于2019年9月下调隔夜存款利率0.1个百分点至-0.5%，为2016年3月以来首次下调。为增强货币政策宽松的效果，欧洲央行同样重启资产购买计划，每月购债规模为200亿欧元。日本央行则继续保持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并承诺将利率保持在当前或更低的水平。俄罗斯、印度、巴西等新兴经济体纷纷降低本国利率，从而刺激本国经济增长。我国也多次降准释放流动性，国内融资环境偏向宽松，截至2019年，我国社会融资规模达25.58万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3.09万亿元。国内外市场流动性的增加为企业海外投资提供有利的融资环境，企业的融资成本压力有所缓解。

2.我国对外投资合作再上新台阶。我国积极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坚定维护贸易投资自由化和多边主义。我国在升级新加坡自贸协定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中国—东盟贸易投资合作的升级。升级后的自贸协定扩大双方投资领域，放宽外商的准入限制，加强跨境电子商务、数字经济、交通等多个领域的技术合作与资金支持，我国与东盟地区的经贸往来愈发紧密。而且“一带一路”倡议得到众多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截至2019年，我国与168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200份合作文件，“一带一路”已是我国对外投资的重要领域。同时，我国已与毛里求斯签署自贸协定，这也是我国与非洲国家签署的第一个自贸协定，为我国与非洲其他国家签署协议做出积极探索。此外，我国还加快推动中欧投资协定谈判，

双方已进行多轮谈判并取得积极进展，从而为2020年达成高水平的协定提供有利保障。我国与相关国家合作的持续深化将为国内企业海外投资提供良好的投资环境。

三、政策建议

（一）进一步优化对外投资的海外布局

继续完善境外投资管理体制，加强政府在对外投资中的引导作用，使对外投资更好的服务于国内经济结构调整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增强我国在全球价值链和供应链中的整合能力，优化全球范围内的资源配置，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加强国内重点地区对外贸易投资平台建设，加快与国际经贸投资规则的对接，提升国内金融专业服务能力，进一步优化对外投资的区域布局，逐步改善对外投资区域不平衡的现象。

（二）强化对外投资的事中事后监管

完善对外投资的监管体系，健全统一信息管理平台，加强各部门的协同监管，确保监管信息在各部门间的共享，提高对外投资的监管效率。进一步健全境外投资的法律法规，提高监管的透明化、标准化、法制化，确保投资主体的合法权益。加大国外重点地区和重点行业的研究力度，提升国外风险预测预警能力，做好企业海外投资的咨询工作，降低企业信息不对称程度，提高企业海外投资风险防范能力。健全境外融资管理框架体系，引导和规范企业境外发债行为，加强重点行业境外融资的风险调控，有效防范境外融资风险向国内的传导。

（三）深化对外贸易投资合作

加快推进中日韩自贸协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谈判进程，深化中国—东盟自贸区合作;巩固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加强中非自贸区建设;推动中拉经贸合作优化升级，加强双方在基础设施、制造业以及技术研发等方面的交流合作，从而拓展我国对外投資领域，降低市场准入限制。全面推进中欧投资自由化磋商，尽快启动中欧自贸协定可行性研究，减少欧洲安全审查给我国带来的负面冲击。进一步深化“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加强对“一带一路”投资的支持力度，提高国际合作水平和质量。

参考文献：

[1]袁建琴.“一带一路”贸易和投资结构变化及影响因素[J].中国经贸导刊（中），2019（11）：14-19.

[2]王琳华，者贵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形势及特点分析[J].中国经贸导刊（中），2018（32）：4-7.

[3]高鹏飞，胡瑞法，熊艳.中国对外直接投资70年：历史逻辑、当前问题与未来展望[J].亚太经济，2019（5）：94-102.

[4]邬琼.当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形势分析[J].中国物价，2017（10）：16-18.

[5]毕然，李恩极，李群.新时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的新变化[J].数学的实践与认识，2019（15）：96-103.

[6]卢进勇，李小永，李思静.欧美国家外资安全审查：趋势、内容与应对策略[J].国际经济合作，2018（12）：4-9.

[7]余振，陈鸣.贸易摩擦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境外对华反倾销的实证研究[J].世界经济研究，2019（12）：108-120.

（邬琼，国家信息中心）

作者：邬琼

我国对外投资论文 篇2：

我国对外投资合作总体保持快速增长

本刊讯 （记者 姬忠实） 7月21日，商务部合作

司发布了2016年上半年我国对外投资合作情况。

据统计，1—6月，我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5802.8亿元人民币（折合888.6亿美元）；对外承包工程业务完成营业额4313.3亿元人民币（折合660.5亿美元），新签合同额6510.1亿元人民币（折合996.9亿美元）；截至6月底，我国在外各类劳务人员99.1万人。

上半年，我国对外投资合作呈现以下特点：

一是对外投资合作总体保持快速增长。上半年，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55个国家和地区的4797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投资额累计888.6亿美元，同比增长58.7%；6月当月对外直接投资153.4亿美元，同比增長44.9%。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996.9亿美元，同比增长15%；6月当月新签合同额242亿美元，同比增长26.8%。

二是对外投资行业分布格局进一步优化，对制造业投资增长迅速。上半年，对外投资主要流向商务服务业、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和采矿业，分别占上半年投资总额的24.6%、19.8%、16.4%和4.7%。流向制造业的投资额达175.9亿美元，同比增长245.6%。其中，流向装备制造业120.4亿美元，是去年同期的5.4倍，占制造业对外投资的68.4%；对文教美工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造纸和纸制品业、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医药制造业等四制造业领域的投资均实现四倍以上高速增长，国际产能合作呈现良好势头。

三是在“一带一路”相关国家承包工程业务快速增长。上半年，我国企业在“一带一路”相关的61个国家新签对外承包工程项目合同3080份，合同额合计达514.5亿美元，同比增长37%，占同期我国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的51.6%。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承揽的埃及新首都建设项目合同额达27亿美元，是上半年我企业在“一带一路”相关国家中标的最大承包工程项目。

四是长江经济带沿线省市对外投资活跃。上半年，长江经济带沿线省市对外投资301.2亿美元，是去年同期的2.2倍，占全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33.9%，占地方对外投资的37.3%。其中，上半年投资流量超过10亿美元的省级行政单位有5个，分别为上海市（145.2亿美元，同比增长162%）、浙江省（55.6亿美元，增长173.8%）、江苏省（38.6亿美元，增长52.5%）、湖南省（11.7亿美元，增长20.7%）和重庆市（10.6亿美元，增长35.8%）。

我国对外投资论文 篇3：

基于人民币汇率变动视角我国对外投资影响研究

[摘  要：基于人民币汇率变动视角，对我国当前的对外投资现状进行了分析，阐述了人民币汇率变动与对外投资之间的关系。用实证模型对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对外投资带来的影响进行研究，希望能为相关部门决策带来参考。

关键词：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外投资;实证模型]

一、我国对外投资现状

2020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达到了9369.7亿人民币（1329.4亿美元），同比增长3.3%。对外投资总体实现了稳步增长，是我国对外投资合作平稳健康发展的直接体现。同时，“一带一路”国家投资合作也在稳步推进;2015年，我国对一带一沿线国家的非金融类直接投资金额为148.2亿美元，而到了2020年我国企业对“一带一路”合作国家的非金融类直接投资额就已经达到了177.9亿美元，在沿线国家新签承包合同额高达1414.6亿美元，完成营业额也达到了911.2亿美元。从我国当前的对外投资情况来看，数字新媒体行业、酒店与建造业、先进制造业、医疗保健与生命科学行业和房地产行业都是备受青睐的海外并购行业;而且，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结构呈现出了持续多元的发展趋势，“一带一路”投资也在持续发挥积蓄增长动能;中国企业在东南亚和南亚的投资规模较大，对欧洲国家的投资主要集中于荷兰、德国和法国等国家。此外，随着经济发展，我国对外投资还表现出了方式多样化、领域分散化和区位多元化的特点。

二、人民币汇率波动对对外投资的影响

人民币汇率波动将会深刻影响进出口贸易以及对内、对外投资情况，为了更为深入地研究人民币汇率波动与我国对外投资之间的关系，本文从定量的角度出发，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对二者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

（一）实证分析

1.选取模型与变量

本文选择使用向量自回归模型来预测分析变量之间的动态关系，人民币汇率波动、汇率水平以及我国对外投资都属于经济指标，选用此类型模型论证他们之间的关系十分可行。在本次研究之中，将会对人民币实际有效波动率作为人民币汇率波动变量;在测算波动率时，将会选用GARCH模型，并对相关变量进行单位根减压，还会基于VAR模型确定最佳之后阶数;而后还将基于实证模型对变量间的因果关系进行有效分析。在实证研究环节，本文选定的变量包括对外投资、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汇率波动率和GDP增长率。

2.数据处理

本次实证研究的数据来源于我国1994-2016年间的，对外投资流量年度数据和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年度数据。在测算环节，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波动率的月度数据，可基于GARCH（1，1）模型来测算，并基于算数平均方法获得年度数据。GARCH是一种广义自回归条件方差模型，主要针对金融类数据建立，十分适用于开展波动测算。

在进行数据处理时，相关工作人员应该先建立ARMA（p，q）模型，其表达式为d（LNER_SA）t=c+[?1]d（LNER_SA）t-1+[?2]d（LNER_SA）t-2+…+[?t-p]d（LNER_SA）t-p+[θ2εt-1]+[θ2εt-2]+......+[θ2εt-q]。

3.实证分析

在对人民币汇率波动以及我国对外投资关系进行分析时，相关工作人员需要通过单位根检验、协整关系分析、格兰杰因果检验等多种方式论证二者的关系。

首先，单位根检验。在此环节，研究人员主要通过此方法对序列的平稳性和变量的稳定性进行检验。基于ADF检验法，可对序列的基本情况进行判断，ADF检验值的绝对值就是最好的评判依据。比如，检验绝对值大于临界值绝对值时，论证人员可以拒绝零假设，可认定序列具有平稳性。反之，则可认为序列处于非平稳状态;面对这种情况，相关工作人员可通过开展差分检验的方式保证序列平稳性。在此环节，基于Eviews6.0，可获得各变量的ADF检验值以及其临界值（如表1）。基于结果，我们不难发现5%临界值下，变量的原序列都处于非平稳状态，经过一阶差分以后发现所有变量都不存在单位根，即是说一阶差分序列都是平稳的。

其次，协整关系分析。在分析人民币汇率波动和我国对外投资之间关系时，即便多个序列都处于不平稳状态，也基于线性化处理使之变成平稳序列。因此，这些序列的线性组合可以保持平稳且不会随时间变化而变化，即是说在满足平稳性要求后非平稳时间序列是协整的。本文在研究环节采用了约翰森协整关系验证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经过检验发现，在5%临界值时不存在协整关系假设，这代表本次研究的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由此可见，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汇率波动率、对外投资和GDP增长率之间存在长期稳定关系。

最后，格兰杰因果试验。格兰杰因果试验是用于分析经济变量关系的重要检验方法，在应用该方法时可以确定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从而有效地分析变量之间的相互影响情况。在本次研究中，P值代表显著性，若它超过了5%的临界值，验证时应接受原假设，即变量间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反之，则需要拒绝原假设，说明变量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在本次研究当中，滞后期为1期时，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格兰杰检验原因是汇率水平;在滞后期为2期时，所有变量的P值均不超过5%，所以变量之间皆不存在格兰杰原因。

4.研究结论

基于实证分析，我国对外投资与人民币汇率波动之间存在明显直接来袭，二者拥有同向变动趋势。当人民币汇率升高时，会对我国的对外投资起到促进作用，这种作用在短期内表现明显，且这种影响也具有长效性。若人民币汇率下降，则会起到反作用。同时，人民币汇率的波动率与我国的对外投资之间存在反向变动关系，前者增大时我国的对外投资将会受到一定的抑制。

三、政策建议

为了促进我国对外投资的稳步发展，在实际作业环节相关工作人员应该积极推进汇率制度改革和对外投资发展模式完善。在此环节，相关工作人员应该重点关注人民币汇率波动对经济市场环境以及对外投资的影响，并从这一角度出发尽量避免出现人民币长期贬值问题，为助推我国对外投资增长奠定基础。比如，实现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央行可通过停止干预外汇市场、宣布绝不贬值和引导贬值压力释放等方式来应对当前的人民币贬值压力，规避长期贬值风险。同时，有关部门还需要加强对外投资方面的改革和建设，增加对外投资规模、丰富投资路径、提高投资成效。此时，可基于“一带一路”战略，开展针对性对外投资，基于对外投资助推“一带一路”。比如，鼓励国内企业与内陆国家联系，加强企业对内陆国家的投资，向其出口我国优质产能，从而为缓解我国产能过剩局面、打造多边合作机制、共建“一带一路”经济带做好准备。当然，还应该基于人民币汇率的变动情况，制定不同的对外投资政策。比如，汇率升高时，可向外转移我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汇率降低时，可基于降低匯率管制、加大对外投资政策扶持力度等方式吸引企业对外投资。

总而言之，人民币汇率的变动将会直接影响我国的对外投资情况，实际有效汇率与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之间存在直接关系。从动态实证模型中可以看出的，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波动幅度过大，将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我国的对外投资，而且长期的汇率波动率越高，我国对外投资受到的负面影响就越大。

参考文献

[1]杨达.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影响研究[J].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2（06）：24-30.

[2]陈琳，袁志刚，朱一帆.人民币汇率波动如何影响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J].金融研究，2020（03）：21-38.

[3]李夏玲，申之峰，刘宁.人民币汇率变动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非线性动态效应分析——基于NARDL模型分析[J].当代经济管理，2020，42（07）：92-97.

[4]吉洋杉，储怡菲.人民币汇率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影响的再检验——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微观证据[J].未来与发展，2019，43（05）：102-108.

作者简介

许贵福（1968—），男，福建龙岩人，汉族，现职称：副教授，学历：本科，研究方向：数量经济、职业教育。

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  福建  福州  350007

作者：许贵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