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文化传承的学校教育论文

摘要：价值认同是民族文化传承的精神内核，是一个民族文化生命得以延续的基础。然而，因价值消退和异化而导致的传承困境，使得民族社区文化传承在内外部环境的制约下受到了削弱性冲击。如何在家庭、社区、学校层面加强对民族社区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值得做出理性思考。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基于文化传承的学校教育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基于文化传承的学校教育论文 篇1：

“文化强国”呼唤文化自觉

摘要：文章论述了体育与健康课程文化自觉的内涵及文化不自觉的表现，认为：强化文化的使命意识、生命意识和承命意识是体育与健康课程走向文化自觉的实现途径，文化使命意识是基于时代所赋予的历史使命的自觉；文化生命意识是基于传统课程文化的再创造或重建，一种能够支撑和引领课程发展和传统特色使其焕发生命力的文化自觉；文化承命意识是基于平等对待外来文化和冲突的自觉，一种对本土体育与健康课程文化之外的理性承接。

关键词：文化强国；文化自觉；体育与健康课程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定下“文化强国”的主旋律，昭示着我国在文化问题上的一次深刻破题，回应了时代所带来的挑战，这一“顶层思路”的提出，反映了对文化的内在力量、社会功能和历史作用的深刻自觉。从文化角度考察，课程实际上起到了教育文化载体的作用，而文化作为课程的母体，它决定了课程的基本逻辑及内容范畴，因此，体育与健康课程改革本身就是一场文化变革，它将西方的课程理念和思想进行移植并加以整合，放在我国原有体育课程整体文化意蕴中，必然与中国文化产生矛盾和冲突，出现诸多文化不“和谐”现象。因此，体育与健康课程文化自觉命题的提出，是当今课程改革的时代诉求，也是课程研究发展之必然。这种文化自觉意识恰恰是文化变革的前提，关系到体育与健康课程体系的构建在与文化他者的对比中是否完善和科学，能否将一种新的课程文化根植在课程改革的向心力和创造力之中。

1.体育与健康课程文化自觉的内涵

文化是人类的栖身之所，是人类的社会生活得以进行的舞台，它在人类的社会生活中无孔不入地存在，潜移默化地对人们产生影响。什么是文化自觉？我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指出：“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要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简单地说，“文化自觉”是当今时代的要求，要求我们在批判继承的基础上积极体悟、理解本民族文化的同时引进吸收他者的优秀文化，在此基础上构建新的文化意蕴，这就是文化自觉的基本内涵。

体育与健康课程文化自觉，是文化自觉理论在体育与健康课程研究中的深化与发展，借鉴费孝通先生关于文化自觉的理论，笔者认为体育与健康课程文化自觉是指：根据既定的课程和文化价值标准对体育与健康课程文化进行选择、吸纳和融合，从而达到适应社会发展和自主发展需要的一种自觉践行和主动追求的理性动态过程。它主要包括二个方面的内容：第一，自觉到本土体育课程文化的优、缺点，能够扬长避短；第二，自觉尊重外来文化，并积极吸收外来文化的长处，处理好本土课程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这才是真正的体育与健康课程文化自觉。诚如费孝通先生所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2.体育与健康课程文化不自觉的表现

对于体育与健康课程文化自觉问题，不同角色性格与课程发生关系的方式各不相同，观察、思考课程问题的角度也存在差异，其发生事实上存在于决策界、理论界、实践界三界之间，从这种关系出发，即“理论工作者从哲学本体论的角度、教育决策者往往从宏观发展的战略角度、实际工作者往往从操作角度思考问题。”从决策界、理论界与实践界的这种关系出发，本文认为体育与健康课程文化自觉主要包括认识上的文化自觉与实践中的文化自觉，即决策界与理论界都从属于认识上的文化自觉，而一线体育教师（实践界）属于实践中的文化自觉，但实践中的文化自觉首先也需要转变观念即首先要形成认识上的文化自觉，所以，当前体育与健康课程文化自觉最核心的是认识上的文化自觉，因为决策界与理论界都是文化和知识的拥有者，是不同历史时期文化自觉的代表，他们的自觉与决策会转化为一定的制度和方略，影响决定着改革和实践，对体育与健康课程改革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体育与健康课程领域，这种认识上的文化不自觉主要表现在：首先，缺乏对外来体育课程文化与传统体育课程文化的理性认识。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是“文化激进主义”，主张全盘或从根本上接受现代西方以科学和人文为主要内涵的体育课程文化，对本土文化不自信。另一种观点是“文化保守主义”，这种主张过分强调中国传统体育课程文化的优秀传统，对自身的课程文化盲目自信，排斥外来文化，漠视其本身存在的不足，其危害也是非常严重的。其次，缺乏对体育课程文化发展规律的理性认识。文化作为母体决定了体育与健康课程的表现形式和内容范畴，他们之间是一种互动的关系，但课程并非一味地消极跟随文化的发展，当它产生之后，就具有了一定的独立性，对文化的发展起能动作用。文化发展过程中，若课程的内容和形式落后于文化的发展，则可能起到限制的作用。比如计划经济时期的偏重“双基”，作为一种教育观念，承载计划经济时期的政治文化和教育文化，在漫长的时期里曾与我国社会文化的发展相辅相成，但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其落后性就禁锢了文化的发展与更新。在某种情况下，若课程在外来因素的影响下，发展速度更快，则会促进文化发生变迁。比如“终身体育”的观念传到我国后，这种体育意识得到了广泛接受，使文化受众大量增加，从而促使课程文化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种文化发展规律一直伴随着体育与健康课程改革。

我国社会当前的转型导致文化的变迁加速，转型社会的文化特征，深深地渗入到社会生活中的各个层面，最终将落实到体育与健康课程改革当中。社会转型是一个革故鼎新的过程，它在摈弃旧有社会机制的同时，需要建立一整套的社会运作规则，才能维持社会正常有序的运转。而这一套新体制需要再先行形成的观念体系的指导下才能确立。因此，文化转型中观念的变革，又必须先于社会体制的转型。就此，有学者总结道，社会转型与文化转型的逻辑顺序与时间顺序是不同的。为了使社会转型和文化转型都能顺利地进行，需要采取措施，保证两者之间能够协调进行。这就要求我们要做到文化自觉，由于课程是作为文化载体的角色发生的，各种特定的文化环境形态约束着它，从而相对落后于文化的发展。所以，只有在自觉条件下才能加快课程文化发展的速度，以与文化变迁的速度相适应。那么，如何才能实现体育与健康课程文化自觉，通过何种途径实现，从而促使课程文化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3.体育与健康课程走向文化自觉的实现途径

3.1强化体育与健康课程文化自觉的使命意识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文化强国呼唤各个领域的文化自觉，思想是文化的先导，体育与健康课程也要具有文化使命意识，所谓文化使命意识，是指体育与健康课程决策者、建设者或是参与改革的文化人，要自觉意识到时代赋予的使命，充分认识体育与健康课程文化自觉对于教育及国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科学把握体育与健康课程文化建设的特点和规律。那么，我们该如何理解这种使命意识呢？很多人可能愿意从当下课程所存在的种种问题来理解文化创造或文化建设的必要性。毫无疑问，在当前文化急剧转型的时期，作为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体育与健康课程改革的确产生了一些不良现象，诸如目标统领内容下体育教师选择教学内容的盲目；尊重学生运动兴趣下，学生体质和运动技能学习的忽视；转变学习方式理念下，自主、合作和探究的生搬硬套等。这些问题当然是体育与健康课程文化创造所要面对的问题和使命，但从根本上说来，文化创造的目标却不仅限于此。

从根本上讲，体育与健康课程文化使命意识最本质的意义在于认识课程的文化主体地位，也就是说，人对文化的“自知之明”首先需要主体意识的觉醒。这里所讲的文化主体性，是指在课程文化中居于主体地位人（包括群体）而言，它包括人对课程文化需要的创造性、选择的能动性、价值体验的主动性等，文化是人根据人的需要而衍生和创造的，一旦某种文化不再符合社会发展和人发展的需要，就要改变和打破原来的文化，或者另外创造一种新的文化，来满足自身的需要。从这个意义上说，主体性的课程文化赋予课程自律性和自觉性的文化品性，使课程本身就具有文化自觉性，而不是被动的、他律的、不自觉的。

纵观我国的体育课程发展史，自五四以来，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之间的抗争就一直是文化研究中的重要课题，成为对未来中国前途发展道路与前景看不透前提下的“焦虑综合征”，体育课程的发展明显地呈现出被动的特点和不自觉的特征。传统的体育课程突出了伦理政治的课程价值观和为社会经济生产服务的课程价值观，被赋予了社会文化工具的品质，把课程看作为学生身体和心理机械设定的教学内容活教材，从而导致课程文化主体性的缺失，把课程仅仅看作是文化传承的工具，不重视学生在课程中的体验。“我们回味一下课程的文化缘路与印记，一个令人怵目惊心的事实便会呈现在眼前。那就是，千百年来学校课程以及由其实际驱控的学校教育实践，从未真正具有自己独立的宗旨、使命及存在的依据。”主体性的课程文化赋予课程自律性和自觉性的文化品性，注重课程文化的整体构建，而不仅仅将课程视为文化与知识传承的工具，它倡导为学生将来生活做准备或适应社会生活的课程价值观，将学生个人发展的意义放在突出位置，课程目标从预设走向生成，在学习和掌握运动知识和技能、强身健体等传统功能和作用的基础上，强调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形成；课程内容从科学走向融合，强调综合性、均衡性和选择性，强调为终身学习做准备，为全面发展和个性发展创造条件；课程实施从灌输走向对话，强调学生的主动参与、合作探究。正如人文主义教育家蒙田所说：“我们所训练的，不是心智，也不是身体，而是一个人，我们绝不能把两者分开。”追求发达而丰富人的身心和谐发展的个性理应成为时代精神，成为课程建设者们自觉选择的价值取向。

总之，体育与健康课程文化自觉的使命意识，即在当前社会转型、价值多元并存的社会现状下，我们应该也必须自觉到根据社会主导价值对课程文化进行选择和创新，努力实现文化主体意识的群体转向，把所有课程关涉者的积极性和能动性都调动起来。从集体的无意识走向群体文化主体，通过反思与借鉴，创造适应时代发展趋势、反应知识价值、强调受教育者身心发展需要的新的、更为丰富的主流课程价值观念和文化。

3.2强化体育与健康课程文化自觉的生命意识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指出：“优秀传统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和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深厚基础，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支撑”。建设文化强国，要及时把握人民对文化建设的新期待，充分挖掘资源优势，使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蕴“活”起来，外化为丰富多彩的“文化表情。”所谓体育与健康课程文化自觉的生命意识，关键是在于能否自觉地、成功地继承和延续民族的文化生命，使传统的精神观念和价值在当代得到发展，能够具有“回家了”的亲切感的课程文化。当今中国体育与健康课程文化，它不可能是与民族传统和历史无关的东西，它必定是一种对于传统课程文化的再创造或重建，一种能够支撑和引领课程发展和本土特色的有生命力的文化，它体现了一个民族的精神家园。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的那样：“文化的生和死不同于生物的生和死，它有它自己的规律，它有它自己的基因，也就是它的种子……种子就是生命的基础，没有了这种能延续下去的种子，生命也就不存在了。文化也是一样，如果要是脱离了基础，脱离了历史和传统，也就发展不起来了。因此，历史和传统就是我们文化延续下去的根和种子。”

就传统体育课程文化而言，一方面，我们要具备对传统体育课程文化在新时期体育与健康课程改革中价值延伸的主观态度。认识到这一问题直接关系到国家学校体育的发展方向，这一点，十年动乱的“文化大革命”已为我们留下了足够惨痛的教训——一个民族文化的断层必然使这个民族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从而导致课程文化生命力的丧失。另一方面，我们要重视对传统体育课程文化的再解释。这种解释就是文化的“反本开新”。所谓“反本”，是指在复兴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始终坚持、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和精髓；所谓“开新”，就是在坚持这些基本精神、继承发扬的前提下开拓创新。两者是互为促进的关系，“反本”才能“开新”，“反本”更重要的是为了开新。在人类历史上，返本开新的文化品格造就了中国文化的延绵不辍，揭示了文化发展的普遍规律，而这种“反本开新”之所以可能，正是基于传承与创新之间的“常”与“变”，不断推动文化前行。也就是说，优秀传统体育课程文化的保留或再生，不仅是我们的主观愿望，而且也是一种客观的可能性，它需要长期不懈的科学探索，而基于这样一种客观可能性的文化自觉，才能够成为一种真正的自觉。此外，我们要科学探寻和辨析民族文化生命力本源，不能盲目肯定传统，要将传统文化与“新课改”在历史层面、社会层面、情境层面上进行新的综合，真正认识课程文化的“本”和“末”，将传统体育课程文化资源中的优秀成分归结、渗透到当前体育与健康课程改革当中。

“传统和创造结合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要从传统和创造的结合中去看待未来；创造一个新的文化的发展，也就是以发展的观点结合过去同现在的条件和要求，向未来的文化展开一个新的起点。”文化自觉的生命意识是对于体育与健康课程文化在现实社会发生巨变时仍然能够通过“反本开新”而重获生命力的理性信念，从而认清课程文化生命力之所在，这种生命意识是建设课程文化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支撑，它能够使时代呼唤的文化底蕴“活”起来并外化为丰富多彩的“文化表情”。

3.3强化体育与健康课程文化自觉的承命意识

“承命”是指对命运、生命的承接和担当，在这里意指对文化命运的承接、担当，所谓“苟列定矣，敢不承命。”“我本是奉天承命的人，上天特命我来统一天下。”“承命”中的“命”字是天命、命运之意，这里我们将其理解为文化的现实和规律，而文化的承命意识便是承接文化现实规律的使命。

就现实而言，我们遇到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对待西方外域文化，即体育与健康课程文化的世界性问题。在当今开放的信息化社会里，课程文化的世界性问题之价值可谓不言而喻，提高课程文化自觉能力的意义就越来越突出。正如皮尔森所说：“现代人开始领悟到人性正在走向一种包罗万象的世界文化；这种文化不是自动出现的，而是必须不断地由人自己来指导和驾驭。”在这“包罗万象的世界课程文化”面前，我们固然不能选择回避或视而不见，而应该真诚地善待之，尊重文化多样化的规律，并进而理性地承接、驾驭。具体而言，一方面，我们必须学会尊重、承认文化的多样性，那种深藏“夷夏之辨”的华夏中心主义观点，早已被中国近代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所否定。承认世界课程文化的多样性也就是承认本土课程文化的独特性与创造性，这是一个民族和国家不断走向进步的基本素质与前提。另一方面，文化自觉的承命意识要求我们应该遵循“中西融通”的原则，与之进行广泛而深入的学术“对话”与交流。我国的体育与健康课程文化作为文化形态的组成部分，理应参与到这场“对话”中来，“对话”的目的是倾听不同的课程思想、融合不同的课程资源、理解不同的课程文化。但是对于文化“对话”而言，通过“对话”，仅仅认识到自身课程文化的优势和他者文化的长处，然后坚守着文化相对主义的信念，依然不够因为“对话”的根本目的是要以人之长补己之短。于是，同样主张文化“对话”，就会有两种不同的态度。一种是为“对话”而“对话”，通过“对话”发现自身之“美”和他人之“美”，“美美与共”；一种是为精进而“对话”，通过“对话”发现自身之“丑”和他人之“美”，进而自觉地以他人之“美”完善自身之“丑”。前者可使文化间和谐共融，后者可使文化不断优化。此外，我们要在“对话”中对不同文化持平等相待的态度，才可能在比较中对自己和其他异质文化的整合上有一种科学理性的分析和认识，才可能冷静地发现各自文化的优长与不足，从而做到“对话”整合时有的放矢、扬长避短，不平等的文化“对话”和整合，往往是弱势文化对强势文化的囫囵吞枣，不利于对优秀文化要素的消化与吸收。“一个民族要认识自己，就要走出自己的墙，从外面看。一个民族要认识别个民族，就要走进别人的墙，从里面看。其实，认识自己和认识别人是同时的。”在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语境中，那种将本土文化与外域文化对立起来或是在课程改革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模糊这种对立的心态，而是缺乏一种文化自觉的承命意识，我们需要自觉地正视这种体育课程文化冲突，以一种不卑不亢的健康心态平等对待外来文化，这就是文化承命意识，是基于本土体育与健康课程文化之外的理性承接和担当意识，只有这样才能培养我们的课程文化自觉，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主能力，建构具有国际化和多元化视野的体育与健康课程体系。

4.结语

文化强国呼唤文化自觉，而“文化本身有其内在的发展规律。要达到文化自觉，就必须准确把握并尊重文化发展的这种内在规律，忽视这种规律就不可能达到文化自觉。”“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体育与健康课程改革是一个继承和革新并存的过程，我们要形成文化自觉的使命意识、生命意识和承命意识，从文化哲学的角度对课程文化进行“合理性”的追求和创新。只有这样，我国体育与健康课程文化才能适应文化强国发展的需要，与世界先进课程文化发展同步，散发出熠熠光彩。

作者：李斌　陈华伟

基于文化传承的学校教育论文 篇2：

民族社区文化传承的价值困境与理性思考

摘要：价值认同是民族文化传承的精神内核，是一个民族文化生命得以延续的基础。然而，因价值消退和异化而导致的传承困境，使得民族社区文化传承在内外部环境的制约下受到了削弱性冲击。如何在家庭、社区、学校层面加强对民族社区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值得做出理性思考。

关键词：民族社区；文化传承；价值困境；思考

民族社区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精神的重要象征。然而，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我国社会生活和一些地区文化生态的巨大变化，大量的民族社区传统文化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现代文化、外来文化和市场经济的全面冲击，特别是在少数民族青少年中出现的传承断层现象日益严重，致使一些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即在剧烈的文化变迁时代地处农村地区的少数民族如何才能有意识、有能力传承并发扬本民族传统文化？是一个亟待思考和解决的社会性问题。笔者认为，民族社区文化是在民族不断演化与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创生的，引领文化传承的核心是一个民族所认同的基本价值观。本文从教育社会学的角度来审视价值认同对于民族社区文化传承的价值困境，同时针对民族社区文化传承与发展过程中的价值困境加以理性思考。

一、价值认同：民族社区文化传承的精神内核

民族文化传承是“民族社会成员纵向交接（代际间的纵向传递）的过程，受生存环境和文化背景的制约表现出强制性和模式化的要求，最终形成文化的传承机制，受内在机制的支配，具有稳定性、完整性、延续性等特征，并在不断传承中呈现出再生的特性的过程”。

认同的核心问题则是价值问题。在农村社区场域中实现民族文化传承依赖于村落社群中的成员是否具有一致性的看法以及感情基础，即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农村社区中，村民们是否拥有共同的价值和行动取向，换言之，这也是某一特定农村社区的成员是否拥有稳定的集体观念的重要标志。同时，农村社区中世居的村民，无论是个体还是群体，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通过在群居生活中通过身份的澄清与确认，从而来正确认识个体、群体及本民族文化价值的。村民身份感的确立，是农村民族文化传承的动力来源：“当人民在确立自己身份感时……总是认同那些与自己的利益需求、情感和信仰相一致或相近似的东西，利益、情感和信仰影响着人们对‘他者’的评价问题”。

在现代性所开启的价值世界中强调的是“获取性”的发展，缺少对传统原生态文化传承过程中人之可持续发展的持久审视和关注；自然、生态主义的发展观，则更强调乡土价值世界中人的“生存性”价值的体现。以民族文化传承问题为例，农村文化价值在以对物质利益的诉求中整体性退却、边缘化甚至贬值。因此，基于价值认同的农村民族文化传承的根本目标在于充分激活并蓄养住乡土社会自身的永恒性价值。

二、价值困境：民族社区文化传承的两难选择

对于民族农村社区里的村民而言，在本民族文化传承过程中所遭遇的价值困境主要表现为：特定的传统文化如何在“延续”与“颠覆”的选择性价值观博弈中得以留存？由此，本文将基于两种不同价值取向，将农村民族文化传承类型分为保护性传承和破坏性传承两种类型。保护性传承在选择传承路径时，主要依据社会现实发展的要求，在保留本民族文化原有精神内核和发展根基的基础上，充分吸纳符合时代进步要求的元素，实现融合式传承与发展；破坏性传承，是对民族传统文化价值观的颠覆，即最能尊重本民族文化的价值内核未能在传承中得以较好保护，其结果将有可能给多元民族文化的发展带来巨大的危害性影响，同时也不利于多元文化格局和谐共生局面的营造。由此我们不难做出这样的判断：在民族文化传承过程中尽量避免破坏性传承，选择保护性传承的路径进行。诚然，在实然状态下，农村民族文化传承过程所涉及的来自社群中的个体、群体对不同传承途径的看法以及可接受程度无疑都是多元、多层的，并非可截然区分为这样理想的两种状态，往往是交融性的存在。也就是说，从民族文化传承与发展的视角思考，“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实现当地现代化发展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在民族文化传承过程中，价值观念之间的冲突与融合已是不争的事实。那么，在以何种价值为导向的传承路径选择问题上，我们大致可对这样两种成问题的价值选择进行分析。

（一）文化传承的价值在社会变革趋同化模式中消退

在我国目前政府主导的社会变革模式中，普遍存在社会价值的预设化和固化的现象。即在边疆民族地区农村文化传承过程中，政府所拥有的价值观念在保护民族文化传承的相关导向性政策中已然起到最决定性的作用。因其在这个社会文化演变的过程中主导价值观念处于核心位置，这同样会给农村传统民族文化价值观的消退埋下了不易直接辨识的隐患，甚至一度演化为城市取向的农村民族文化传承。例如，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政策背景下，给少数民族的物质生活带来了较大改善，但究竟少数民族同胞在多大程度上接受和认同这样的改善呢？

例如，云南L地区W族同胞聚居地，政府主导的村屋改造项目让村容村貌焕然一新，可是当改造完毕后，房顶再次有漏雨现象发生时，村民们的应对策略竟然是找到房屋的对口援建单位告知：“你们的瓦坏了。”

类似的社区民族文化消退得太快！不仅如此，还有传统的服装工艺、建筑设计都一同消失。表面上看村民们的物质生活较之以往是有所改善，但少数民族的精神生活品质却并无太大改善……由此，我们不难反省到：民主生态的传承策略应是在充分考虑少数民族需要和要求的基础上做出的发展决策，以反映民族同胞的需要为根本的价值取向。毕竟，只有政策支撑一个民族特有的东西，少数民族同胞才会更为之而感到自豪。

（二）文化传承的价值在社会变革的不当保护中异化

随着现代化的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不断边缘化，面临严重的生存危机，要么无人问津，要么就是在盲目的文化开发中丧失了文化本真，流于形式，甚至走向毁灭。民族文化传承过程中存在的价值异化现象主要指的是政策在发展和传承民族文化的过程中引入了市场机制。在市场竞争机制中经济人假设人人都为追逐自己的经济利益而奋斗。为维护自身利益，少数民族在构建和发展各自文化体系的过程中期望自己所尊崇的价值观能够成为民族发展政策制定的参考依据。但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存在着多种代表不同个人、群体、社会阶层利益的价值观念。一些决策权力主体本身所代表的就是以追逐经济利益为主的个人、群体或是社会阶层，而往往那些在社会中处于优势地位的个人、群体、基层所信奉的价值观念在此价值选择博弈中胜算更大，从而导致民族文化传承的基本价值取向被迫发生异化。民族文化传承的最理想主体应是文化的持有者。进而，决策过程中尊重传承主体在价值观传承过程中的意义，才是最需要考量文化传承成本之关键所在。

譬如，为保护一些濒临销声匿迹的传统民族文化或民间工艺，人们开始逐渐选用数字化技术再现一些传统民族民间工艺，但数字化呈现民族民间文化艺术存在的价值显然是较为有限的。也有学者认为随着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对藏传唐卡进行数字化修复与再创造是对这一具有千百年历史且独具特色的绘画艺术进行保护的有效措施。但笔者认为传统唐卡在创作中的线条、色彩经过数字化方法处理后早已丧失了创作的灵性。换言之，我们应该思考的是到底数字技术给唐卡带来的究竟是灾难还是福音？

就民族文化传承的意义和价值角度来考量，传统手艺人的价值没有了，而民间艺人在文化传承过程中的价值是数字化技术所替代不了的。尤其在艺术创作中，要求最为严格的就是创作者的心境，那是一种即时性的灵感体验与捕获，没有了创造的心态，批量制造和生产的民族民间工艺品一样会失去灵性。所以，从此种意义上分析，不顾创作生态的民间工艺文化传承，缺少了传承的灵性与文化。

又如，云南腾冲农民画是20世纪70年代在群众性绘画活动中产生并形成的，与我国民族民间传统美术及手工艺术品如剪纸、面塑、泥人、皮影、窗花、版画、年画等一脉相传，其整体艺术价值较高。在自然、淳朴的自然状态下的农民画创作是一种心灵对身处意境感知的释放，每一次创作都是独一无二的。可时下各地发展旅游业，有的地方主管部门也鼓励把民间艺术开发为旅游产品和树立地方文化形象，农民画创作纯粹为了“画”而画，那么，此时虽然也是在作画，但缺少了创作的基本态度和心境。

综上，民间艺术在民族社区文化传承中的影响，也就是其不可替代性，正是体现在未知性、不可重复性中，任何一幅作品都是不可复制的，因为创作者创作时的心态和意境是绝无仅有的。

因而民族民间文化的多元、多形态存在，只有先保护才谈得上传承，而真正生态与和谐的文化传承与创新则是在保护中的传承与创新。民族民间文化传承过程中所秉承的价值追求应该是建立在利益相关者价值冲突与融合的基础上的。尊重多元价值是以文化传承和社会发展等多元需要作为价值选择的基础从而进行融合的必然结果。在国家政策导向与社区民族民间文化传承生态与需要之间形成合理有效的传承，教育成为人们最容易想到的路径之一，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教育本身兼具政治、经济和文化功能。于是有学者提出“面临全球化挑战的华人教育路向，首先在于找准自己的位置，在认同本民族文化的基础上，与它文化交融发展”。“当前在对待西部和贫困地区的教育问题上，没有重视‘人’，没有从文化特色和具体的情况出发考虑教育，而只是把教育定位为工具层面的‘脱贫致富’的手段，教育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共生教育理念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只有把当地的自然与人文的东西融合成一个很好的培养基地去培养和发展贫困地区的教育，这样培养出来的人对自然是尊重的，对其他文化是尊重的。他既知道自己的特点，又能吸取人家的长处”。

三、文化自觉：价值认同视野下的文化传承路径思考

文化是民族生命力、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教育既是文化的组成部分，也承担着传承与创新文化的重任，它要以怎样的途径才能更好地促进民族文化认同的良性发展？这是当下民族教育与民族文化发展面临的一个严峻而迫切的问题。

根据文化传承场域的不同，可分为家庭传承、社会传承、学校传承等三种。学界普遍认为教育是传承民族文化的重要途径之一，有学者提出：“坚持不脱离文化原生地的传承为主导，辅之以脱离文化原生地的传承等模式……突出培育文化持有者的‘文化自觉’意识等是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的有效途径。”民族地区文化传承理应由民族地区青年一代来承担传承的重要责任。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商业文化和大众消费文化的强势冲击中迷失了传承本民族文化的情感与责任感，与民族传承文化之间产生的疏离。归根结底，民族文化传承还得靠村民自己来完成。文化遗产保护，尤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发展中的保护，“承”是保护中的传承。教育之所以被视为能够承载文化传承的路径，其根本也正是看中了教育在提升文化承载主体自身传承能力建设方面。

（一）家庭教育：增强青少年自觉传承本民族文化的意识

家庭作为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传承的必需性是不可忽视的，因为“家庭除了具有繁衍后代，绵延种族这一人口再生产的功能之外，就还要承担促使其成员实现个体社会化这一社会再生产的功能”。因此，家庭教育在传承民族文化过程中不可比拟的优势就在于它是一个能够创造让青少年具有耳濡目染父辈祖辈文化行为的天然的“心理场”，而且各不相同。与其他形式的文化传承途径相比，家庭教育是通过文化行为支撑起青少年对本民族文化之认同的。笔者在走访云南昆明D乡S村一户村民家中从村民口述了解彝族（白彝）民族服饰制作的传统工艺：“我们的衣服和羊毛毡子都是纯手工制作的，羊毛用的是我们自己养的绵羊毛做的。自家搓线，织布，做一套衣服要花一年多时间（农忙时节要忙地里活）……哪家有姑娘出嫁时就要带着妈妈给她做的衣服一起嫁出去，带得越多就表示这家人越有本事（能干）。在家里的姑娘都还是会学着做呢，出去（打工）呢么，会的就不多了。”

当询问到服饰上的图案有何特殊含义时，家中主人解释道：“我们衣服的脚边要用双线缝制，表示对逝去的人的怀念。这跟一个传说有关系，听说我们是从外地搬来的，在当地一直有个做法：老的不在（去世）了就要用线绑成一个十字架，以便以后遇到来寻亲的亲戚有个认亲的凭证。不管到什么时候，亲戚一看到这个用线绑的十字架就晓得不在的人曾经是亲戚了。衣领上缝上的五颜六色的，层层叠叠的布条，象征着我们民族团结、奋斗……”当再次问及能否讲得清楚白彝这一支系的历史时，年纪最长的家长都表示讲不清，至于村子里谁能讲得清楚更是无从知晓了。

由此我们所反思到的就是民族文化传承的家庭教育途径存有诸多困境：其一，村落空心化现象日益普遍，客观上导致家庭本位的民族文化传承过程存在时空的屏障。少数民族青少年长期外出打工，使得家长对子女的教育，包括亲子之间的沟通也出现了关系上的断裂。其二，文化传承是一种周期性的状态，特别是增强青少年对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教育与信念教育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目前家庭教育内容中设计文化传承的内容不够明晰和具体。进而导致青少年对本民族传统礼仪礼节、文娱活动的了解是在耳濡目染中完成的，也缺乏家庭教育本身承担有本民族文化传承重任的认识，很容易导致家长自身的言传身教也是不全面、不系统的。

（二）村落（社区）教育：引领社区少数民族实现文化创新

一个民族无论其族群规模有多大，居住分散还是相对集中，本民族独有的文化传承过程是不会停止的。当一个文化共同体内部的人们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遇到新的生存危机或是信仰危机时，必然会突破其传统的思维方式，从传统习俗和文化惯例之外，在冲突与融合中去寻找新办法，即形成新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并在长期的生活、生产、民族节日与习俗中沉淀为民族信仰，寄托特殊的民族情感，满足着文化共同体复杂的心理需求。民族社区是规范和引领一个民族的风尚习俗传承与发展的外层结构，由于少数民族的居住地长期与外界隔离，外出成本较高，社会转型期多元价值观对民族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影响，促成了许多民族农村社区风貌的变化。然而外来的价值观，是一种强加的价值观，简单粗暴地割断了民族民间文化传承的历史，而非引领民族文化传承共同体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去选择合理扬弃传统文化中的文化元素。民族社区从一定意义上分析，隐喻并代表着民族文化传统与发展的共同体。民族社区有责任引领社区中的绝大多数人做到文化自觉，理解和认识到集成与发扬本民族传统文化的主体只有是本民族同胞，只有族群中的同胞才能真正关心民族文化在融入现代性元素后是否有出路，是什么样的出路，也才能够真正抓住地方政府依托经济与文化政策上给少数民族地区给予帮扶的契机。

当笔者在访谈云南省昆明市六哨乡传承民族文化的社区传承模式时，村长说道：“平时文化传承活动很少，在参与县或乡的大型活动时才会集中组织一下。平时村民们自发地会集体跳一跳广场舞。其他村里的要过节的时候才跳……”民族社区肩负着启发、引领和培育少数民族同胞作为其民族文化传承与创新发展主体的文化使命感，从全局视角来预警外来价值观的影响，预防村民对传统价值观的抛弃或是决裂等方面，可发挥重要作用。农村社区利用国家政策环境和发展契机，规划、拓展并引领村民拓展传承路径。

其实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主张依托社区学习中心建立能够为社区居民充实力量并为促进社会共同发展提供有效帮助的机构，这样的组织旨在为社区发展提供多种学习机会，鼓励当地居民用自己的方式发展并提高当地人的生活质量。在民族文化传承视野下，提升社区居民对民族文化遗产的自主传承能力俨然也就成为社区学习中心的主要职能之一。

具体以提升农村社区少数民族家庭教育能力为例，就可通过建立农村社区学习中心，建立有计划、有规模、有目的地提升家庭成员多元文化传承与教育能力的培训方案，周期性地对村民开展相关的培训活动，指导村民了解家庭教育文化传承的功能、对象、内容范围、具体的要求和行动策略都做出明确规范和引导；或是通过开发家庭民族文化传承指导手册等方式，以提高村民民族文化保护、传承与创新的意识和能力。此外，学校、社区共同联合建立地域性的民族文化保护及研究组织；农村学校中的教师、民族民间文化传承艺人等均可借助社区资源提高其民族传统文化素养，以期望能够引导少数民族用民族自己的方式弘扬本民族文化。综上，如果说商业化浪潮对农村的影响是不可回避的，那么，社区组织何不着力思考如何将其转化为发展契机，引领村民们心甘情愿来学，靠文化产业来带动起少数民族服饰的制作以及民间工艺术品的开发与制作等。

（三）乡村学校：提升人力资源系统的多元文化教育能力

随着现代化的不断发展，外来文化不断冲击，家庭和社区中的“随境式教育”民族文化传承已难以为继，学校作为民族青少年社会化的主要场所，作为民族文化传承的重要阵地而长期受到民族学、文化学和人类学家们的关注。

多元共生教育是当下及未来少数文化认同良性发展的应然选择。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通知》明确指出：教育部门要将优秀文化遗产内容和文化遗产保护知识纳入教学计划、编入教材，组织参观学习活动，激发青少年热爱祖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热情。民族地区的中小学更有责任和义务承担起教育之文化传承功能，着力打造民族地区中小学校的多元文化教育能力。然而，当前许多中小学校以“升学考试”为其主导价值，特别是学段越高的学校，几乎很少开展民族传统文化的教育教学，学生在学校中更多获得的是以国家课程为主的主流文化价值。

虽然在一些中小学仍会组织和开展一些民族文化传统活动，但由于缺乏完善的制度保障，许多传承活动缺乏规范性和持久性。

当然也不排除有的少数民族文化自身的因素，若不对其进行再次开发与转化，是较难在学校教育中实现传承的。例如，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云南省石屏县彝族海菜腔在学校教育中进行传承就有较大难度，因为“其演唱难度大，其音域跨度可达14-17度之多”，节拍多变，大小嗓音交替使用，同时还伴有歌唱性音调和叙述性说唱交替使用等演唱技艺。如此演唱风格和技巧如若不经过再次开发是很难在学校中转化为可加以利用的课程资源的，同时民族民间传统艺术进校园还得兼顾考虑传承内容载体是否积极健康向上等原则。教师是否具备这样的多元文化筛选与实施整合式教学的能力，也是该课题有待持续研究和关注的问题域。

参考文献：

[1]赵世林.云南少数民族文化传承论纲[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17.

[2]贾英健.认同的哲学意蕴与价值认同的本质[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1）.

[3]李辅敏.少数民族原生态文化传承中的伦理思考——以贵州为例[J].贵州民族研究，2008，（5）.

[4]倪胜利，张诗亚.“全球化背景下的多元文化教育国际论坛”综述[J].比较教育研究，2006，（7）.

[5]张诗亚.共生教育论：西部农村贫困地区教育发展的新思路[J].当代教育与文化，2009，（1）.

[6]晏鲤波.少数民族文化传承综论[J].思想战线，2007，（3）.

[7]和少英.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的“本体论”问题[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3）.

[8]容中逵.家庭教育：你在传统文化传承中都做了些什么？[J].教育理论与实践，2008，（6）.

[9]普丽春，李文杰.学校教育中的少数民族文化传承现状调查研究——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彝族海菜腔为例[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6）.

[基金项目：民族教育信息化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云南师范大学）2011年度开放基金项目“民族教育信息化提取分类框架的理论构建”（编号：EIN2011A002）；云南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课题“农村社区民族文化传承的教育途径研究”（编号：GY11024）]

[田莉：云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与管理学院讲师，博士，主要从事教育评价、民族教育研究。杨毅：云南师范大学教务处研究实习员，硕士，主要从事民族教育、非正规教育研

作者：田莉　杨毅

基于文化传承的学校教育论文 篇3：

试论当代教师的民族文化使命及其践履

［摘要］全球化时代背景凸显出当代中国教师民族文化使命的必要性与紧迫性。当代教师承担着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历史使命，是民族文化的历史继承者、主要传扬者、理性反思者和当代诠释者。民族文化使命以其基础性地位凸显于教师文化使命中，践履的主要策略应立足于教师自身，着眼于课程载体，运作于课堂教学。

［关键词］教师 民族文化使命 践履策略

［作者简介］周元宽（1974- ），男，安徽六安人，安徽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教育基本理论。（安徽芜湖241000）

［基金项目］本文系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科研究项目《新课程理念下的学校文化建设》（2006sk070）及安徽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新课程背景下学校文化建设的理论与实践》（JG06005）的阶段性成果。

［

人类正步入全球化时代，全球化浪潮带来了民族文化的认同危机、传承危机。此情此景，不能不引起肩负文化使命的当代中国教师的深切思考和自觉行动，不能不认真地对待全球化背景下当代中国教师民族文化使命这一重大问题。

一、全球化背景下教师民族文化使命的凸显及其表征

（一）全球化背景下民族文化的危机

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的显著特征。以经济全球化为先导的全球化浪潮带来了文化多元化的独特景观。① 相对于我国经济和文化而言，外来文化依凭其实力强大的经济载体和科技手段，显示出其强势地位。伴随在各种经济活动中纷至沓来的外来“强势文化”，深深影响着国人，尤其是青少年儿童。从多元文化角度而言，面临西方文化冲击的中华民族文化，正经受着如何建构自身而又不迷失自我的巨大挑战。这一全球化背景下中华民族文化的危机，直接表明了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如何处理文化的民族性与世界性关系问题。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对民族传统文化认同与对外域先进文化适应是辩证的关系，认同不是全面的认同，适应不是消极的适应，应当把二者有机结合起来。

（二）当代中国教师民族文化使命的凸显

一是青少年学生民族文化认同危机的蔓延。当代青少年学生从小感受并长期肆意享受着外来文化(产品)，在体验外来文化优越性时，有一种意识已在内心暗暗滋生、蔓延：国外（外来）的都是好的、时尚的，我们的都是老土的、过时的。这种对外来文化的强烈认同感和对民族文化的日益冷漠感，似乎一直在伴随着他们的成长。二是教师民族文化自觉意识的淡漠。面对民族文化危机，广大教师表现出整体性淡漠，对民族文化总体上缺乏“自知之明”的理性思考。究其原因，一方面，他们深陷应试教育洪流不能自拔，也不愿心有旁骛。另一方面，民族文化素养整体不高和民族文化认同感不强，令他们难以对民族文化特别是民族传统文化进行理性认识和正确把握；长期以来对民族传统文化根深蒂固的偏见，也阻碍了他们的民族文化自觉意识的觉醒。三是教师民族文化使命感的缺失。使命感源于主体自觉意识。没有文化自觉意识，就不会有文化使命感。民族文化自觉意识的淡漠，内在地导致了民族文化使命感的缺失。面对受多元文化尤其是外来强势文化和文化霸权影响的青少年学生，教育的普遍反应是漠然视之，广大教师也无动于衷。

（三）教师民族文化使命的表征

教育是文化的生命机制。② 教师首先扮演着文化使者的角色。对于以传承文化为使命的当代中国教师而言，首要传承的就是民族文化。民族文化使命以其基础性、主体性地位凸显于当代中国教师文化使命中。就其基本内涵而言，当代中国教师是民族文化的历史继承者、主要传扬者、理性反思者和当代诠释者。首先，教师是民族文化历史继承者。这是由教师的职业特点决定的。作为文化的使者，教师首先是民族文化的检储者。对民族文化的“检储”过程，就是教师对民族文化的学习和体认的过程，它既是教师成为“文化人”的过程，也是教师成为“教师”的过程。作为具有较高知识素养的知识分子，教师通过检储民族文化使自身获得了作为教师所应有的民族文化素养，从而成为民族文化的历史继承者，成为了实现民族文化薪火相传的最为忠实、稳定的“传人”。其次，教师是民族文化主要传扬者。教师的基本职责是教书育人，育人是通过教书——文化传扬来实现的。纵观历史，民族文化传承是教师的永恒文化使命。这是由教师的知识分子特性和教师职业角色决定的。作为知识分子中的重要群体，教师的“知识分子”特性，决定了他们有能力对民族文化进行研究而实现传承和创新。而教师的工作性质、任务和对象的特殊性等又使他们在民族文化传承和创新中占据枢机。再次，教师是民族文化理性反思者。反思意味着批判。民族文化的反思与批判源于对民族文化的理性分析和崇高使命感。当前全球化背景下民族文化的危机，引起了作为“社会的良心”和文化精英的知识分子对民族文化的深刻反思和理性批判。面对民族文化危机，保持对民族文化的反思批判正代表着当代中国教师的民族文化自觉。最后，教师是民族文化当代诠释者。所谓民族文化的当代诠释，就是立足于当代世界背景和中国现代化建设与发展的客观环境和现实需要，在全面准确把握和合理批判的基础上，对民族文化做出符合当代需要的理论与实践的诠释——“批判继承”后的“综合创新”。就此而言，所谓民族文化的当代诠释者，就是民族文化的当代建设者。教师作为民族文化的当代诠释者，主要体现在教师作为新文化的建设者之中。这一角色首先要求教师在理论和实践上对民族文化特别是民族文化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③

二、全球化背景下教师民族文化使命践履的基本策略

教师民族文化使命的践履最终需要通过教书育人活动来实现，必须立足于教师的本职工作、立足于教师的“教育生活”来进行。就基本策略而言，主要应立足于教师群体自身，着眼于课程载体，运作于课堂教学，其中教师自身是根本，课程载体是基本依托，课堂教学是主要阵地。

（一）反求诸己：重塑教师文化

一要加强民族文化自觉意识，要有基于理性的强烈民族文化责任感。只有真正具有基于理性的强烈民族文化责任感，才能在民族文化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特别是民族文化危机来临之际，真正扮演好民族文化历史继承者和理性反思者的角色，才能从理论和实践两个领域、理性和情感两个层面来实现对民族文化（主要民族传统文化）的当代诠释——一种高度的民族文化自觉。唯有这种民族文化自觉意识，才有民族文化使命的真正践履。二要强化民族文化认同，全面提高民族文化素养。教师的文化素质决定着其教学的文化品质，教师的民族文化素养决定着其教学的民族文化品质和底蕴。教师有较高的民族文化素养，才能充分利用和深入挖掘教材中传统文化的“闪光点”来吸引和感染学生，进行民族传统文化陶冶。在当前教师专业化的理论与实践中，必须强化教师的民族文化素养。三要弘扬民族文化优良传统，重塑当代教师文化。作为学校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教师文化代表着学校文化，规定着学校的价值系统，确立着学校的传统等，对学校文化特别是学生文化建设起着导向、规范和激励等重要影响。为此，教师应坚守自身群体文化建设者的角色，弘扬民族文化优良传统，以民族文化为基色，打造良好的教师群体文化，即具有深厚民族文化品格和民族精神特质的当代中国教师群体文化。

（二）依托载体：重整课程文化

一是加强对当代课程文化的反思与批判意识。课程文化是我们以文化学视野去审视“课程”的结果。当前我国学校课程文化存在诸多不足，相对于日益加快的文化变迁，作为文化载体的课程的发展显得缓慢。④加强对课程文化的反思与批判，应以加强民族文化认同为基点，以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目标，以加强民族文化的当代诠释为重点，全面审视与反思课程文化，在课程目标、课程内容和课程实施等多个层面上展开。二是强化当代课程目标价值取向的民族性与时代性。“我们的学校教育应承担起向青少年一代传承民族文化传统，阐释民族文化精神，促进民族文化认同，提升民族文化的自豪感和自信心的使命。学校教育系统应将这些作为重要教育目的来追求。”⑤基于民族文化危机，我们必须更加强调民族性，不论是课程目标中的“基础知识”“生活经验”，还是“情感陶冶”，都须强调民族性，强调民族文化的底蕴、民族情感上的认同和民族自信心、自豪感的培养。当然，这种民族性必须获得了“当代诠释”，因而兼具了时代性。三是凸显当代课程内容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要让学生全面认识、正确理解和深刻把握民族传统文化，最主要的还是通过民族传统文化进课程并借助于教师的讲解、引领、示范。只有在课程内容中给予体现，弘扬民族文化优秀成果才能真正落到实处。教师可以通过积极参与课程设计与开发，制定出更多更好的地方课程、校本课程，从而有力推动民族传统文化进课程进课堂，更全面地凸显当代课程内容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四是注意当代课程实施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作为体现于课程实施活动中的一种课程文化样式，理想的课程实施文化是一种开放、合作、对话文化。正是在开放、合作、对话中，教师以其丰富的民族文化知识、清醒的民族文化自觉、炽烈的民族文化情感全身心地参与着，并以自己的闻道在先、术有专攻而默默地进行着思想启迪、精神引领、情感导向；正是在这种教育性交往氛围中，一切美好的价值观念和情感体验以一种润物无声的方式融入了学生的心灵，内化为他们的人格。也唯有在这种开放、合作、对话的课程实施过程中，教师才能更有效地践履民族文化使命。

（三）把握阵地：重建课堂文化

一要加强教学反思，开展反思性教学。加强教学反思，有助于加强对教学内容的民族性或者说民族文化的理性自觉。教学反思也是教师提高民族文化传承效率和效果的重要方法。教学作为一种“理性的探险”，⑥ 需要通过经常的科学反思来积累经验，加深认识，掌握规律，从而顺利高效地开展教学。实施反思性教学，积极地开展教学反思，使教学总是处于一种理智的状态，有利于真正加强教师的民族文化自觉，真正实现民族文化的自觉而有效地传扬，也有利于真正实现学生对民族文化的理解、认同、接受和内化。二要审视课堂生活，重建课堂文化。课堂是学校教育的基本阵地和“学生系统学习‘法定文化’的一种基本场所”。⑦ 良好的课堂教学离不开良好的课堂文化，课堂文化是课堂教学的“土壤”。当前课堂中存在着专断压抑、背离对立、单调乏味等种种弊端，只有“知识的教学”，没有“文化的教育”，不是教师践履民族文化使命的理想场所。必须改造这种课堂，重塑理想的课堂文化。理想的课堂文化应是以民主开放、积极合作、平等对话为基本特征的。重建理想的课堂文化，就是要献给学生一个对话、开放、探究、建构、感悟、快乐的课堂，就是让课堂成为文化共生、交流、融合、共享的殿堂，让师生“诗意地栖居”于课堂，从而使师生双方获得文化的提升、生命的成长，教师也自觉、默默而有效地践履民族文化使命。三要优化设计，提高课堂教学效果。理想的课堂教学，既离不开良好的课堂文化，也需要教师在教学形式上的精心设计。为此，教师要注意教学方法的精心选择，教学组织方式的优化组合，教学策略的巧妙运用，教学艺术的高明善化。通过课堂教学方略的全面优化设计，不断提高课堂教学效果，实现民族文化的高效传承。

［注释］

①费孝通.“美美与共”和人类文明［J］.新华文摘，2005（8）：13.

②冯增俊.教育文化学［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102.

③刘守华.文化学通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124.

④裴娣娜.多元文化与基础教育课程文化建设的几点思考［J］.教育发展研究，2002（4）：5.

⑤石中英.学校教育与国家文化安全［J］.教育理论与实践，2000（11）：14.

⑥石中英.教育哲学导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205.

⑦吴康宁，等.课堂教学社会学［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1.

作者：周元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