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创造替代效应论文

摘要：无论是投资贸易替代论还是投资贸易互补论，以及后来的学者对贸易与投资进行实证分析之后的新发现，都是对不同时期下的投资与贸易关系的研究成果，是随着跨国公司海外投资的蓬勃发展而不断发展与完善的。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虽然体现出了替代和促进关系，但是这种替代和促进的程度是不容易准确的测量出来，也是经验研究不容易把握的。下面是小编整理的《贸易创造替代效应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贸易创造替代效应论文 篇1：

经济开放与技术进步影响我国劳动力就业的实证分析

[内容摘要]本文通过构建一个同时包含国际贸易、FDI和技术进步变量的劳动力就业模型，并利用中国制造业2003—2011年面板数据，既分析了我国制造业总体，也考察了以行业特点分组的子样本的劳动力就业受上述三项变量影响的情况。研究结果表明：总体上，国际贸易和国内技术进步会拉动我国就业，而FDI则会抑制我国就业。从基于行业特点分组的研究来看，国际贸易对我国劳动力就业的拉动作用随着贸易开放度的提高而增加；FDI对我国劳动力就业的抑制随着FDI进入程度的提高而逐步减小：技术进步对我国劳动力就业的拉动作用随着研发投入的增加而增加。

[关键词]国际贸易；FDI；技术进步；中国劳动力就业

一、引言与文献述评

中国加入WTO后经济开放程度不断提高，2013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和实际使用FDI分别为4.16万亿美元和1175.86亿美元，排名分列世界第一位和第二位（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对外贸易和FDI的快速增长对我国的劳动力就业也产生了深刻影响。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的加深，除了依靠促进消费、增加投资等提高就业的方式外，越来越多的学者从经济开放的视角研究劳动力就业问题。

对国际贸易与就业之间关系的研究，随着运用样本和研究方法的不同，得到的结论也是各异的。Greenaway，Hine和Wright（1999）运用英国制造业面板数据建立动态劳动力需求模型来研究贸易对劳动力需求的影响，通过把贸易分解为进口贸易和出口贸易后发现随着进出口贸易额的增加会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Rhys Jenkins（2004）考察了20世纪90年代初国际贸易对越南就业的影响，研究表明出口的增长对就业有正向拉动作用，而进口竞争的加剧则对就业有负向作用。盛斌、牛蕊（2009）利用我国工业部门面板数据从贸易政策和贸易流量两方面考察对劳动力需求的影响，结果显示贸易自由化会促进中低技术部门的就业而减少中高技术部门的就业。总体来说出口贸易促进了就业，进口贸易的增加则会减少劳动力的需求。

国内外学者也进行了大量关于FDI和劳动力就业之间关系的研究。NigelDriffield和Karl Taylor（2000）考察了英国FDI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结果表明FDI会增加英国企业对高技术工人的需求并且拉大收入差距。Nunnenkamp（2007）利用墨西哥200个制造业面板数据研究了FDI对就业的影响，结果显示FDI对制造业技能劳动力和非技能劳动力就业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郑月明、董登新（2008）用我国省际面板数据建立了动态面板模型来研究FDI与我国各地区就业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就全国而言FDI对我国就业具有替代效应，分区域来看FDI对我国中西部地区就业替代效应不显著，而对东部地区就业的替代效应很显著。

通过对文献的梳理，笔者总结出经济开放影响就业的路径和机制：

1.就国际贸易与劳动力就业关系而言，国际贸易会通过以下三个方面影响劳动力就业：首先，进口的商品会与国内产品形成竞争，替代相关商品的生产，厂商会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其次，出口贸易提高了对国内产品的需求，为满足国际市场厂商会扩大生产规模从而加大对劳动力的需求。最后，国际贸易引起的技术进步也会对劳动力就业产生重要影响。国际贸易促进技术进步的渠道有：一方面通过进口贸易从技术领先国家进口先进的机器、设备，经过学习和模仿提高自身技术水平。另一方面贸易开放使得国内企业面临的竞争更加激烈，迫使企业重视技术创新以提高自身技术水平。技术进步后对就业又会产生两方面影响：第一，技术进步能促使企业开发新产品、开辟新生产领域从而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因此技术进步对劳动力就业具有“创造效应”；第二，技术进步通过改进工作方法、提高劳动效率会形成对劳动力的“替代效应”。

2.FDI影响一国劳动力就业的路径主要有：第一，FDI在东道国直接投资建立新的企业或扩大原有企业规模会直接提供就业机会，我们称之为就业的“创造效应”。第二，FDI的进入会对国内投资产生一个“替代效应”，从而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第三，由于FDI会使跨国公司向东道国公司进行技术扩散从而提高东道国技术水平。技术进步又会从就业的“创造效应”和“替代效应”两个方面来影响劳动力的需求。

国际贸易、FDI与就业之间关系复杂，现有大多数中文文献研究国际贸易和FDI对劳动力就业影响时都是从上述总结的国际贸易和FDI影响就业的前两种路径展开，很少有文献同时考察国际贸易、FDI和技术进步对劳动力就业的影响。本文将国际贸易、FDI以及技术进步一并纳入模型来考察它们对制造业劳动力就业的影响。为了比较我国制造业不同行业特征对劳动力需求的影响，本文进一步用贸易开放度、外资进入程度和研发投入程度等各作为分类标准来得到三个子样本。

二、模型的设定

本文将国际贸易、FDI与国内技术进步作为影响技术效率的因素纳入生产函数，通过建立计量模型来研究这些因素共同作用对劳动力就业的影响。

借鉴Greenaway等（1999）的思路，我们假定生产函数是Cobb-Douglas形式：

为了进一步研究进、出口贸易和FDI与技术进步的相互作用对劳动力需求的影响，在基本计量方程（6）中加入进口渗透率（M）与技术进步（TECH）的交互项，出口导向率（X）与技术进步（TECH）的交互项，FDI与技术进步（TECH）的交互项，得到本文另一组计量方程。

三、变量选取和数据说明

本文选取了我国制造业细分行业2003—2011年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模型中涉及的变量与数据说明如下：（1）L_it用制造业细分行业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全部从业人员年平均数来表示，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相应各期。（2）W_it用制造业分行业年平均劳动报酬通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平减得到，数据来源于《中国劳动统计年鉴》相应各期。（3）Q_it用按行业分规模以上企业工业总产值通过生产者价格指数平减得到，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相应各期。（4）Mit为进口渗透率，反映行业进口额占消费额的比重，计算公式为进口渗透率=进口额/（国内产出+进口额一出口额）。将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划分的制造业细分行业的进、出口额与3位数国际贸易标准分类（SITC）中的贸易数据对应，对应的国际贸易标准分类（SITC）中的进出口贸易额由联合国COMTRADE数据库查得。（5）X_it是出口导向率，计算公式为出口导向率=出口额/国内产出。（6）（FDI）_it是外商直接投资渗透率，计算公式为FDI渗透率=FDI存量/行业产出。由于缺少我国制造业细分行业各年实际利用外资数据，本文用外资企业从业人员数占本行业全部从业人员总数比重来表示外资进入程度。计算指标为外商投资和我国港澳台地区投资工业企业全部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全部从业人员年平均数的比重，数据来源于《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相应各期。（7）（TECH）_it代表技术进步变量，计算指标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究与实验发展（R&D）经费支出占行业总产值比重，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数据库。

四、估计结果与实证分析

（一）总体样本估计结果和实证分析

本文选取了2003-2011年制造业细分行业的面板数据，采用了固定效应（FE）以及随机效应（RE）进行估计。回归结果如表1所示。每种估计方法对应3个模型，我们根据Hausman检验在FE和RE之间做出选择。

首先在封闭经济条件模型1中，Hausman检验表明应当选择RE模型进行分析：工资w对劳动力就业的影响显著为负，这与我们对劳动力市场的预期一致，工资的上涨会增加企业的生产成本从而减少劳动力的需求。实际产出Q对劳动力就业的影响显著为正，企业要增加产量往往要通过增加包括劳动力在内的要素投入来扩大生产，所以产量的增长一般伴随着劳动力需求的增加。国内技术进步变量TECH会拉动劳动力就业，技术进步一方面使企业不断开发新产品和开拓新的生产领域来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另一方面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对劳动力产生“替代效应”。这里，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创造效应”显然大于“替代效应”。因此，随着研发经费投入的增加和技术进步的加快，制造业劳动力（特别是技能劳动力）需求会增加。

其次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模型2中，通过Hausman检验可知应该用FE模型进行分析：工资w、实际产出Q和国内技术进步变量TECH估计系数符号与封闭经济条件下一致且都是显著的。进口渗透率M的估计系数是-0.025且不显著，说明进口贸易对劳动力需求的“替代效应”与“创造效应”相互抵消导致其对劳动力就业的影响不明显。出口导向率x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说明我国制造业出口贸易的增加对劳动力就业有正向拉动作用。因为我国出口贸易的主要方式是劳动密集型加工贸易，所以当出口贸易增加时企业会增加劳动力需求。FDI渗透率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说明FDI总体上会抑制劳动力就业。FDI既会通过在我国建立新的企业和扩大原来企业生产规模对劳动力就业产生“创造效应”，也会通过挤出国内投资对劳动力就业产生“替代效应”，由于FDI“替代效应”大于“创造效应”，因此FDI对我国制造业劳动力就业有负向作用。

第三组回归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加入了进出口贸易、FDI与技术进步的交互项。Hausman检验表明应该采用FE模型进行分析：工资w、实际产出Q、国内技术TECH、出口导向率X和FDI渗透率与模型1和模型2相应估计系数在符号上保持一致。进口渗透率M与技术进步TECH的交互项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表明进口贸易与进口贸易带来的技术进步相互作用会促进劳动力的就业，进口贸易带来的技术扩散对就业的“创造效应”大于对就业的“替代效应”。出口渗透率x与技术进步TECH的交互项估计系数虽为正但不显著，这说明出口贸易对技术进步的影响不大，效果不显著。FDI渗透率与技术进步TECH交互项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表明FDI与FDI带来的技术进步相互作用会抑制劳动力就业。FDI通过技术扩散会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对劳动力产生“替代效应”，最终导致FDI与其带来的技术进步共同作用对劳动力就业产生一个负向影响。

（二）根据行业特点分组的子样本估计结果和实证分析

为了进一步考察不同的行业特点对劳动力需求产生的影响，我们按照贸易开放程度、FDI进入程度和研发投入程度3个行业特点作为分类标准（如表2所示），将总体样本分组后再分别进行回归和对比分析。

1.贸易开放程度的影响。本文用进出口贸易总额在行业产出中的比重来表示一个行业的贸易开放程度，计算公式为贸易开放度=（进口额+出口额）/行业产出。按贸易开放度将总体样本分成两组：贸易开放度大于制造业均值的行业组成贸易开放度高的一组，贸易开放度低于制造业均值的行业组成贸易开放度低的一组。

表3给出了贸易开放度高、低两组行业的回归结果。就进口贸易而言，贸易开放度高行业的子样本的进口渗透率M估计系数为0.122和0.261，说明进口贸易通过技术扩散带来的就业“创造效应”大于它替代国内产品产生的对劳动力的“替代效应”，所以促进了劳动力就业。而贸易开放度低行业的子样本的进口渗透率M估计系数为-0.137和-0.057，表明进口贸易对劳动力的“替代效应”大于“创造效应”。随着进口贸易增加，国内劳动力需求会减少。因此，随着贸易开放度的提高，进口贸易会由抑制就业转变为促进就业。

再来看出口贸易，虽然两个子样本的估计结果都表明出口贸易会增加劳动力的需求，但很明显贸易开放度高的子样本中出口导向率的估计系数高达0.266，明显高于贸易开放度低的子样本的0.207。因此，出口贸易会拉动贸易开放度高和贸易开放度低两个子样本的就业，但出口贸易对劳动力就业的促进作用会随着贸易开放度的提高而提高。

综上我们可知，贸易开放度越高的行业进出口贸易对劳动力就业拉动的作用越大。

2.FDI进入程度的影响。本文用外资企业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占全部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比重来表示一个行业FDI进入程度。按FDI进入程度将总体样本分成两组：FDI进入程度大于制造业均值的行业组成FDI进入程度高的一组，FDI进入程度低于制造业均值的行业组成FDI进入程度低的另一组。

表4给出了FDI进入程度高、低两组的回归结果。FDI进入程度高子样本的FDI渗透率的估计系数为显著的-0.033和不显著的-0.009，FDI进入程度低子样本的FDI渗透率估计系数为显著的-0.140和-0.160，说明两个子样本中FDI都会抑制就业，FDI挤出国内投资对就业产生的“替代效应”大于对就业的“创造效应”。从FDI对就业的负向影响来说，FDI进人程度高的子样本要小于FDI进入程度低的子样本，说明FDI进入程度越高的行业，FDI对就业的“替代效应”越小，而就业的“创造效应”越大。所以，随着FDI进入程度的提高，FDI对就业的负影响会越来越小。

再看FDI渗透率与技术进步TECH的交互项，FDI进入程度高和FDI进入程度低两个子样本的估计系数分别为显著的-0.233和-0.122，说明随着行业FDI进入程度越高，FDI与技术进步的交互项对劳动力就业的负影响越来越大。这是因为随着FDI进入程度的加深，FDI带来的技术外溢会提高劳动效率进而对劳动力就业产生“替代效应”。

3.研发投入程度的影响。本文用规模以上企业R&D经费支出额占行业产值比重来表示行业的研发投入程度。按研发投入程度将总体样本分成两组：研发投入程度大于制造业均值的行业组成研发投入程度高的一组，研发投入程度低于制造业均值的行业组成研发投入程度低的另一绢。

如表5所示，研发投入程度高子样本中技术进步变量估计系数分别为0.302、0.201和0.131，而研发投入程度低子样本中技术进步变量估计系数分别为0.097、0.112和0.106。两个子样本表明技术进步对劳动力就业的“创造效应”大于“替代效应”，技术进步通过促使企业不断开拓新产品和扩大生产领域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促进了劳动力就业。再比较两个子样本估计系数可知，研发投人程度高子样本技术进步对劳动力就业的拉动作用要大于研发投入程度低的子样本，这说明随着研究经费投入的加大，会进一步促进劳动力（特别是技能劳动力）的就业。

五、结论

本文重点考察了经济开放条件下国际贸易、FDI和技术进步共同作用对劳动力就业的影响。通过前面的理论和实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1.从总体样本来看：第一，我国以加工贸易为主要方式的出口贸易对劳动力就业有显著的拉动作用。第二，进口贸易对就业的“替代效应”和“创造效应”相互抵消导致了它对制造业整体劳动力就业的影响很小。第三，FDI对劳动力就业的“替代效应”大于“创造效应”，因此FDI会抑制制造业整体就业。第四，技术进步会使得企业开拓新的生产领域、开发新产品从而创造就业机会。当超过技术对劳动力就业的“替代效应”后，技术进步会拉动劳动力就业。

2.从按贸易开放度分类的子样本来看：第一，进口贸易对贸易开放度高的行业的劳动力就业有显著正向拉动作用，而对贸易开放度低的行业劳动力就业则有显著的抑制作用。第二，出口贸易不论行业贸易开放度如何都会促进劳动力就业，但是出口贸易对劳动力就业的拉动作用会随着贸易开放度的提高而提高。

3.从按FDI进入程度分类的子样本来看：第一，不论FDI进入程度高行业还是FDI进入程度低行业，FDI都会抑制劳动力就业。第二，FDI对劳动力就业的抑制作用会随着行业FDI进入程度的提高而逐步减小。

4.从按研发投入程度分类的子样本来看：第一，无论研发投入程度高行业还是研发投入程度低行业，技术进步均会促进劳动力的就业。第二，研发投入程度高行业技术进步对就业的拉动作用大于研发投入程度低行业。

上述结论有以下政策含义：首先，发挥我国劳动力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继续鼓励出口贸易的发展，提高加工贸易等出口贸易方式吸纳劳动力就业的能力。其次，注重进口商品的技术含量，加大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机器、设备和高新技术产品的引进力度，依靠进口贸易的技术扩散来促进经济增长和提高劳动力就业。再次，充分利用FDI的技术扩散作用，提高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的能力，增强FDI对劳动力就业的“创造效应”。最后，加大研发经费的投入，鼓励我国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不断开发新产品和开拓新生产领域以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作者：罗军

贸易创造替代效应论文 篇2：

国际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一个理论分析框架

摘要：无论是投资贸易替代论还是投资贸易互补论，以及后来的学者对贸易与投资进行实证分析之后的新发现，都是对不同时期下的投资与贸易关系的研究成果，是随着跨国公司海外投资的蓬勃发展而不断发展与完善的。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虽然体现出了替代和促进关系，但是这种替代和促进的程度是不容易准确的测量出来，也是经验研究不容易把握的。国际直接投资不仅对国际贸易存在着量的作用，还存在质的作用。在国际直接投资贸易效应的分析中，应该更多地运用定性方法，这样才更有说服力。

关键词：国际直接投资；贸易效应；动机差异；行业差异

一、国际直接投资中贸易的替代论与促进论

最早研究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关系的是Robert A.Mundell，他从传统的赫克歇尔一俄林理论的两国家、两要素、两商品的分析框架出发，并假定：有两国家A和B，分别生产终端产品棉花和钢，相对于B国来说A国是劳动力丰富的国家，但是缺乏资金，而B国则情况相反；相对于钢来说棉花属于劳动密集型产品；A国的生产条件和要素禀赋无法对B国商品的价格产生影响。当A国和B国之间不存在要素流动和贸易壁垒时，会出现两国的商品和要素价格相平衡，这时A国会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一棉花来交换B国的钢。即使假设一些外部因素消除了跨国资本流动的障碍，也不会发生跨国资本的流动，因为很明显，资本的边际收益在两个国家之间是相同的。但是，如果假设A国对钢征收高额关税，开始的时候A国钢的价格相对于棉花来说将会提高，由于高的资本收益率的吸引，资本会大量从棉花产业流向钢产业。所以，在自由贸易情况下，各种生产要素可以在两国间自由流动，因此不存在资本跨国流动的必要。然而，当两国存在关税壁垒、产业壁垒等障碍时，两国的资本要素价格就会不同进而导致两国的资本回报率不同，一国的资本势必会通过投资到另外一个资本回报率较高的国家，从而扩大该国的生产规模。由此，Mundell得到的结论就是，当不存在贸易壁垒的情况下，跨国投资会取代国际贸易，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体现的是替代关系。

Mundell提出的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替代论的理论推理很完美，但却必须在满足一系列假设条件下才能成立，在实际情况下，虽然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也会表现出替代的关系，但是替代程度距离Mundell的模型却相差甚远，并非Mundell所描述的那样完全替代，所以有许多学者对Mundell的理论提出了质疑。除此之外，Mundell对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研究是作为两种独立的行为进行研究的，而如今的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行为都是以跨国公司为载体进行的，研究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应该以贸易投资一体化为前提进行研究。因此，Mundell对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关系的研究结论不是在以跨国公司为研究对象的情况下得出的，不适合跨国公司蓬勃发展的今天。但是，他提出的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之间的替代论为研究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关系开辟了先河，也为以后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首先对Mundell提出挑战的是日本一桥大学的小岛清教授，他在比较优势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两国进行贸易前先进行投资的观点，从而发现了比较优势理论不仅适用于研究贸易也同样适合研究投资的问题，而且他认为目前的国际化分工现象也要归功于贸易前的投资机制。贸易前的投资机制是一种从进口到进口完整的循环：进口一国内加工生产一出口一海外直接投资一进口，贸易和投资在整个循环中表现出促进的关系。而且，他在所提出的边际产业扩张理论中也表示到，一国应该对该国已经处于或即将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进行海外直接投资，并且按照比较成本的顺序依次进行。这种对外直接投资不会对本国的贸易产生矛盾，相反对自由贸易是一种补充，有利于扩大对外贸易量，应给予提倡。小岛清教授对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关系的研究主要分为两个阶段。首先对两者的关系提出了互补理论，然后对其理论进行了一系列的实证研究。他把国际直接投资分为两种类型，日本型和美国型。两种投资的特点有很大的不同，导致投资与贸易的关系也不同。他认为，美国的FDI是贸易阻碍型的，对国际贸易的作用是替代的，而日本的FDI属于贸易促进型，对贸易的关系是互补的，即日本的FDI促进贸易的发展。

小岛清教授的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互相促进的理论，对Mundell的投资与贸易替代论是一种挑战，但同时也是一种补充，是对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关系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他指出Mundell没有明确的说明，在资本流动后的新的均衡条件下两国间是否还会存在关税，而且也不同意Mundell所阐述的在资本流动后关税就没必要存在的观点。他认为，Mundell的理论是要证明自由贸易和资本流动的关系是完全的替代或不相关，但是证明二者的这种关系的时候却有太多假设的前提条件，那么二者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完全替代或不相关的关系。虽然，小岛清教授的理论对Mundell替代论进行了补充和延伸，但是他的投资与贸易互补模型是从传统的分析框架上衍生出来的，并没有经过大量的实证检验，而且，小岛清的研究主要是针对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并没有普遍的说服力，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全球范围内的国际直接投资的实践也，相去甚远。

二、国际直接投资贸易效应理论的新发展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与Mundell理论和小岛清理论最大的不同是，传统的理论是以国家为基本分析单位进行的，而随着跨国公司的蓬勃发展，80年代后期出现的关于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理论分析是建立在跨国公司的基础之上进行的。许多学者以跨国公司为基本的分析单位对二者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实证分析，得到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既存在替代关系又存在互补与促进的关系。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蓬勃发展，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关系进行了多方面的有益探索。Markuson和Svensson是比较早运用计量手段对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的学者，并得到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两者关系不确定的结论。

他们利用要素比例模型阐述了要素流动与商品贸易流动之间的相互关系，指出它们之间不仅表现为替代性还具有互补性，依赖于贸易和非贸易要素之间关系是合作的还是非合作的。如果贸易和非贸易要素之间是合作的，那么商品贸易和生产要素的流动就相互促进；如果两者之间是非合作的，则商品贸易和非贸易要素的流动就会表现为一种替代关系。而Neary的研究也发现，贸易与资本流动的关系是不确定的，在不同国家它们之间的关系表现不同。Neary运用3x2特定要素模型，得出FDI与贸易之间是不确定的关系，而FDI与贸易究竟是替代还是互补要取决于引入的因素和理论假设。而且Neary认为，大多数的FDI是水平型的，而不是垂直型的。而一般的FDI理论认为当贸易成本下降时，水平型的FDI会减少，这就说明FDI与

贸易是替代的关系。但这种理论分析与20世纪90年代所经历的实际情况有些矛盾。贸易自由化和科技的进步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发展，但FDI发展的也很快，这体现出FDI与国际贸易的互相促进的关系。Markuson&Svensson、Neary等学者都是从不同的角度对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得到相似的结论，那就是贸易与资本流动的关系是不确定的，在不同国家它们之间的关系表现不同。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在不同国家表现不同，主要是因为许多因素可以影响国际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的关系，而在不同的国家这些因素会发生变化。虽然影响二者的因素很多，但是从投资的角度对二者的关系进行研究，投资的不同时期、不同动机和不同行业是影响二者的主要因素，也是影响二者关系的内在因素，而其他因素属于影响二者关系的外在因素，例如：东道国的投资政策、人口因素等。因此，从国际直接投资的角度来分析投资与贸易的关系，就会发现在不同的投资阶段、动机和行业下，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体现出不同的替代或促进关系。

(一)国际直接投资的动机差异

美国经济学家Patrie对不同投资动机下的投资与贸易的关系进行分析并发现，激发直接投资的动机不同，贸易与投资的关系也不同，他根据投资的不同动机，把国际直接投资分成三大类：市场导向型直接投资、生产导向型直接投资和贸易促进型直接投资。其中，市场导向型的国际直接投资是指跨国企业为了逃避严厉的贸易保护壁垒，或者出于侵占当地市场的需要，通过对东道国的直接投资，在当地生产，在当地销售；生产导向型直接投资是指跨国公司受到低成本生产区位的吸引，出于降低生产成本的需要而进行的直接投资；贸易促进型直接投资是指跨国企业出于更好的配合本身的出口贸易活动，为企业的出口提供各种服务而进行的直接投资。按照上述分类，Patrie认为，只有市场导向型的国际直接投资才会对贸易产生替代的作用，而其他两种类型的投资都会促进贸易的发展。所以，Patrie认为，在分析贸易与投资的关系时，首先要分析投资的动机，动机的差异会导致投资与贸易的关系不同。Patrie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动机分类为分析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Dunning将国际直接投资的动机分为四类：寻求资源动机、寻求市场动机、寻求效率动机和全球战略动机。他认为前两种动机多数为跨国公司在初步发展阶段的动机战略，而当跨国公司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就会采用后两种战略。经济学家们一直试图对直接投资的动机作出合乎逻辑的解释，但是由于分析的角度不同，侧重点不一，得出的结论自然会有所差异。

显而易见，Patrie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动机划分更适合于分析不同动机下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替代或促进关系，但随着跨国公司的迅猛发展，其海外直接投资的战略也在发生变化，鉴于此，本文对于Patrie对国际直接投资动机的划分进行一些修改和补充，把国际直接投资的动机主要分成以下几种：第一种是市场导向型。市场导向型的直接投资主要是跨国公司为了巩固、扩大和开发国外市场，即通过对国外投资生产，以满足东道国市场的需求，或者向第三国出口，具体又可分为几类不同的情况：第一类是，投资企业本来是出口型企业，它原在本国对商品进行加工然后出口到目标市场，但是由于目标市场实行贸易保护措施，给企业的出口制造了很大的阻碍，企业不得不采取对外直接投资绕过贸易壁垒，通过就地生产就地销售维持原有的市场或开辟新的市场；第二类，跨国公司本身在海外已经占有部分市场，为了给其顾客提供更方便的服务，巩固其市场地位，因此对海外进行投资，以便就地供应，以免失去顾客；第三类，一些餐饮服务行业，为了开辟新的市场只能对其进行海外直接投资进行。比如一些食品的保质期很短，无法进行长途运输，还有一些无形商品根本无法运输，只能通过在海外设立企业，边生产边消费。所以市场导向型的对外直接投资替代了投资母国本来应该通过出口对东道国的产品。第二种是生产导向型。生产导向型的直接投资主要是跨国公司为了利用投资东道国的相对廉价的原材料和各种生产要素等，从而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了生产效益，提升了企业的竞争力。生产导向型的FDI一般出于以下几类原因考虑：第一类，生产所需要的原料来自于国外，最终产品有部分销往原料来源国，出于节省运输费用，或是出于该地原材料、劳动力或土地资源比较丰富或廉价，一些企业会在该地建立分公司，利用当地原材料、劳动力或土地资源，地产地销，从而降低生产成本，很显然，这种动机下的对外直接投资会通过返销扩大东道国对母国的贸易规模；第二类，在劳动密集型的行业中，FDI主要发生在劳动力密集的国家，跨国公司会从投资母国出口原材料或半成品到投资东道国，并利用当地的相对低廉的劳动力从而降低生产成本，之后的成品会返销回东道国或出口到第三方国家，所以这种动机下的国际直接投资很难确定是替代还是促进了国际贸易；第三类，有些国家对特定的产业收取高额的关税，为了进入当地市场，最好的办法就是进行直接投资从而绕过高额的关税壁垒，从而降低生产成本，很显然，这种动机下的国际直接投资会替代投资东道国对投资母国的出口。第三种是技术与管理导向型和分散投资风险导向型。技术与管理导向型的直接投资是为了获取和利用国外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等。许多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很难进行购买，而只能通过设立合营或并购当地的企业来获取，从而促进投资企业的发展，提高其竞争力。这类投资一般都是发生在发达国家和地区。除此之外，还有分散投资风险导向型的国际直接投资，一般该类跨国公司的投资是为了分散和减少各种风险，包括政治风险、经济风险、自然风险和社会文化方面的风险。分散风险动机下的直接投资不仅可以起到规避风险的作用而且还可以起到扩大销售的积极作用，从而使企业不受国内条件的限制。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国际直接投资的根本动机就是利润最大化，而各种类型的国际直接投资动机都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不同途径和方式。除此之外，国际直接投资的动机一般都是相互交叉的，一项对外直接投资一般都有同时存在两种或三种动机，因为，动机越多对投资的企业的好处就越多。

(二)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阶段

不同的发展阶段下的国际直接投资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是不同的，正确划分外商直接投资的发展阶段对于分析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无论是邓宁的国际直接投资发展周期理论还是国内学者对外商直接投资发展阶段的划分，都是按照对国际直接投资在东道国的投资金额的变化以及一些具有重大影响事件进行的。然而，笔者认为，如果分析投资与贸易在不同发展阶段下的关系，更应该结合母国与东道国的双边贸易发展阶段为依据。由于FDI对投资东道国的贸易会有滞后的效应，在由投资规模作为依据进行划分的不同投资阶段，投资流入国的对外贸易可能没有明显的变化。所以，结合FDI东道国的对外贸易发展的不同阶段作为划分依据来分析FDI的贸易效应，可以更明显看到在不同的阶段下，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关系的变化。

跨国公司在海外的不同发展阶段会有不同的发展战略，会影响跨国公司的海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

根据跨国公司海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的不同，跨国公司的FDI一般可以分为两个阶段：跨国公司的进入阶段和跨国公司的经营阶段。跨国公司的进入阶段，即直接投资发生的初期，在此阶段，跨国公司会对东道国出口机器设备等资本货物和中间投入物，为下一阶段的生产以及运营做准备，这时跨国公司的FDI会明显地产生利于母国出口贸易的效应，扩大了对投资东道国的出口规模。随着跨国公司成功的进入东道国并开始生产运营时，便进入了跨国公司的经营阶段。在此期间，通过产品返销回国，会不断地扩大东道国对母国的制成品出口，与此同时，为了追求高额利润，跨国公司不仅会扩大在东道国的市场份额，还会增加对其他国家的制成品出口，从而增加了当地的对外贸易额。随着海外基地或国际生产网络的形成，为了获得更多的消费者，跨国公司会提供相应的售后服务给新贸易创造了机会，从而扩大了东道国的对外进出口贸易。所以，在跨国公司海外直接投资的不同发展阶段下，FDI的贸易效应也会随之发生变化。

(三)国际直接投资的行业差异

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经验表明，不同行业下的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是不同的。在制造业，母国的企业在从事跨国投资之前，一般都是从国内的生产与销售开始，然后通过出口、签发许可证和其他合同安排以及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等方式，实现公司生产、经营的国际化。跨国公司的这种从贸易到投资的线性先后顺序，使从事制造业的跨国公司的国际直接投资往往也和国际贸易之间发生的是替代关系。在自然资源部门，跨国公司一般先从事进口贸易，然后在纵向的国际整合过程中对东道国进行直接投资，促进东道国更多的出口；或者顺序相反。因此，从事自然资源的国际直接投资往往会促进东道国的出口。而在其他的一些行业，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并不仅仅是这种单纯的替代或促进的线性关系。例如在服务行业，跨国公司的许多服务都无法用出口来实现，只能通过对东道国的直接投资来实现，这种国际直接投资不会对服务的出口造成太大的冲击，所以从事服务行业的国际直接投资对国际贸易往往没有产生明显的替代或促进作用。所以，在某些行业的国际直接投资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不是很明显或者二者之间没有关系。

以上关于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关系的研究，无论是Mundell或是小岛清还是后来热衷于实证分析的学者，都是研究二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学者们过多的关注二者的相互关系，并没有把太多的精力集中在一方对另一方影响的单向研究。事实上，关于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研究应该有四种组合：FDI的贸易替代效应；FDI的贸易促进效应；国际贸易的投资替代效应；国际贸易的投资促进效应。这四种组合包括了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所有关系。

三、结论

无论是Mundell的投资贸易替代论还是小岛清的投资贸易互补论，还是后来的Markuson和Svensson等学者对贸易与投资进行实证分析之后的新发现，都是对不同时期下的投资与贸易关系的研究成果，是随着跨国公司海外投资的蓬勃发展而不断发展与完善的。Mundell的研究时期，由于是刚开始对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关系进行研究，跨国公司的海外发展刚起步，并且在那个时期跨国公司的海外直接投资仅仅是为了绕过贸易壁垒，其投资的动机比较单一，所以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在现实中，贸易与投资仅仅体现了替代的关系。而到了小岛清的研究时期，他针对美国与日本的海外直接投资进行研究比较，发现日本的海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主要体现出促进的关系。除此之外，小岛清也是将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放在同一基石上进行研究的第一人，对Mundell的研究是一种延续与补充。随着跨国公司的蓬勃发展和国际分工现象的日益突出，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更多时候体现的是互相促进和补充的关系。而且，更多的学者认为，以跨国公司为载体的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在不同的国家体现出不同的替代或促进关系，主要是因为FDI的动机、发展阶段和流向的行业等因素能够影响FDI与国际贸易的关系，而在不用的国家这些因素也会发生变化。随着计量工具在经济学领域的广泛应用，越来越多的学者使用计量工具来计算国际贸易的规模与国际直接投资的规模之间的替代或促进的程度，对二者相互之间的量的效应进行更精确的研究，成为用来分析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之间关系必不可少的工具。然而，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虽然体现出了替代和促进的关系，但是这种替代和促进的程度是不容易准确的测量出来，也是经验研究不容易把握的。单从国际直接投资的角度来分析，国际直接投资不仅对国际贸易存在着量的作用还存在质的作用。其中，量的效应可以直观的用数字体现出来，很容易用计量工具测算，但是质的效应包括东道国的贸易结构和贸易的国际竞争力等因素的变化是长时间才能体现出来的，很难区分哪些变化是国际直接投资引致的，更难准确的将其计算出来。所以，对国际直接投资对国际贸易质的效应的分析，应该更多的运用合理的、严谨的定性分析，才更有说服力。

责任编辑：梁洪学

作者：范海君

贸易创造替代效应论文 篇3：

公司“金融中介”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和路径

[摘要]文章主要研究公司“金融中介”行为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公司“金融中介”行为与经济增长作用机制及大小依赖于公司“金融中介”行为的替代效应与互补效应。最后分析了金融中介传导及政策暗示。

[关键词】金融中介；经济增长；机制

[作者简介]刘川，东莞理工学院工商管理学院讲师，广东 东莞523808；毛道唯，四川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四川 成都610065

一、引 言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一直是经济学家希望深入了解的经济主题之一。Bagehot(1873)，Schum—peter(1912)，Gerley和Shaw(1955)，Goldsmith(1969)以及McKinnon(1973)等都强调了金融对经济增长起作用。而Joan Robinson(1952)以及Robert Lucas(1988)则认为金融对经济增长并没有实质性的贡献。尽管还存在一些分歧，但大多数学者都认为，鉴于金融体系在动员储蓄、分散风险、项目甄别、对管理人员施加外部约束、便利交易等方面所扮演的积极角色，金融体系的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许多实证研究也基本上支持了这种看法(Goldsmith1969；McKinnon 1973、Shaw1969；Stiglitz 1985；Mayer 1990；King和Levine1993a，1993b；Becker和Levine 2002)。关于金融中介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目前国外学者的普遍看法是，金融中介能够调动储蓄、评估项目、管理风险、监督管理者、降低交易的代理成本，这些都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经济增长，与此同时，金融中介体也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发展。“供给导向”型理论认为金融发展促进了经济增长，根据这一理论，金融中介主要通过以下两个主要渠道影响经济增长：①增加资本的积累效率，提高资本的边际生产力；②提高储蓄率和投资率，许多实证研究支持了这一理论(如Jose de Gregorio等，1995；Dimitris K．Chris．topoulos等，2003；Nader Nazmi，2005)。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兴起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也为金融发展推动经济增长提供了理论支持：Pagano通过使用一个内生经济增长模型说明金融发展通过以下三种途径影响经济增长：①提高投资的生产力，②有效的金融部门能够减少交易成本，使更多的储蓄投入高效的生产领域，③金融部门的发展会增加或降低储蓄(Pagano，1993)；Bruno Amable等通过内生经济增长模型证明金融基础建设能够提高银行效率、降低资本成本、增加储蓄、提高消费者福利，促进经济增长(Amable，2001)。另外，King和Le－vine发现，通过选择高质量的企业家和优质项目，金融发展增加了生产力(King and Levine，1993a)；Nader Nazmi利用一个一般均衡模型说明放松银行管制和金融深化能促使企业增加资本消费，提高经济增长速度(Naz－mi，2005)。

然而，在诸多浩瀚的文献中，还很难找到从公司“金融中介”行为出发来探讨金融中介与经济增长的，这是不符合客观现实的。公司“金融中介”行为的趋势日益明显，甚至在发达国家中如美国，资本的提供经常伴随着商品的提供，也就是以贸易信用的形式或卖方融资形式出现。公司“金融中介”行为已经为公司获得传统金融中介功能即信用的中介者。需要强调的是，公司“金融中介”行为是专门提供给传统金融中介因为风险过高不能提供信用的，但通过相关或者同行业提供公司“金融中介”行为的公司监控，风险又可以降低到可以提供信用的公司。所以研究金融中介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从逻辑上说，完全不应该再把公司金融中介排除在外，对于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传导路径研究的较少，本研究试图研究公司“金融中介”行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以弥补现实与理论的脱节。

二、公司“金融中介”行为的替代效应与互补效应

公司“金融中介”行为与金融中介关系是公司金融中介与经济增长的理论基础，因为金融中介所要求法律解决纠纷失效时，公司承担纠纷处理，它通过公司“金融中介”行为可以有效地节约缔约后信息不确定所带来的交易成本。而这种作用通过两种方式表现出来：一种是公司作为公司与公司的金融中介；另一种是公司作为金融机构与公司的金融中介。金融中介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就会在某种程度上转化为公司“金融中介”行为与经济增长，这种转化是如何起作用、作用大小就要依赖于公司“金融中介”行为两种效应：替代效应与互补效应。前者指金融中介提供的信用为公司金融中介提供的信用所代替，为资金需求者提供资金，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后者指金融提供信用也相应带动公司“金融中介”行为提供的信用，从而表现出两者共同升降，为资金需求者提供相应金融中介服务。本节重点分析公司“金融中介”行为替代效应与互补效应，为公司“金融中介”行为与经济增长分析提供一个理论基点。

(一)公司“金融中介”行为的替代效应

公司“金融中介”行为的替代效应主要发生在公司作为金融机构与公司的金融中介。公司作为金融机构与公司的金融中介的根本原因是公司“金融中介”行为处理缔约后不确定性所带来的交易成本有效性。因为缔约后不确定性所带来的交易成本，使得金融中介在经济中的作用受到限制，法律约束失效，纠纷的解决成本加大，迫使金融中介退出借贷市场，从而公司替代金融中介。这表明公司是替代金融中介的作用。这种作用受到法律制度有效性和金融发展程度两个方面的约束。

首先是法律制度的有效性。因为如果法律制度严格保护产权，不容易以非法手段获取别人的合法权益，那么法律约束失效性的机会就比较少，相应地金融中介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合法债权人利益就可以获得充分的保障，这时可以想象公司“金融中介”行为的替代效应就比较小，反之亦然。

其次是金融发展程度。如果金融发展程度比较高，市场比较完全，相应的借贷价格比较低，那么公司“金融中介”行为所要求的高出现金购买价格部分也会相应比较低，从供需市场来看，市场价格低，相应供给也会下降，公司“金融中介”行为也会减少。在金融发展程度比较高的情况下，公司“金融中介”行为可能相应比较少。那么公司“金融中介”行为会不会趋于消失呢?从理论上说，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如果从金融机构不能获取信贷，它为了获得信贷必然会给出一个高于金融机构的利率，也就是公司“金融中介”行为高出现金购买价格的部分，从而总会以这个价格成交，所以从理论上来看没有消失的可能。从实践来看也是如此，从不发达国家到发达国家，都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公司

“金融中介”行为。

(二)公司“金融中介”行为的互补效应

公司“金融中介”行为的互补效应对应的是另一种情形，即公司作为公司与公司的金融中介。公司作为公司与公司的金融中介是基于两种情况分析：首先是质量信息的不确定；其次是投资者信息不确定。质量信息不确定只能从缔约后才能判断，处理缔约后成本公司相对来说更有优势。因为借贷公司发生问题，提供借贷即进行“金融中介”行为的公司由于产品类似、行业相关，处理破产公司的资产及商品比银行更为有效。公司“金融中介”行为资金来源主要有以下两种途径：1．自有资金；2．借贷资金。自有资金与借贷资金是互相替代的，如果利率高，利润低，则公司可能更多地使用自有资金；如果利率低，利润高，则公司可能使用更多的借贷资金。第一种情形不存在互补效应，第二种情况就会出现互补效应。因为借贷资金的需求有良好的投资机会，这时可以通过借贷资金然后再以公司金融中介形式给与购买商品的公司。所以借贷资金增多，金融中介与公司“金融中介”行为是共同增加或者减少，这表明两者有互补关系存在。

互补效应受到如下几个方面限制：首先是公司本身盈利状况，只有公司有比较好的盈利机会才会出现这种现象，如果没有良好的投资机会，公司“金融中介”行为就不能持续下去，朝令夕改的销售政策可能带来不利的经济影响。其次是信用环境。如果信用环境不好，机会主义盛行，那么公司“金融中介”行为也会减少。最后是股票市场的发展，如果股票市场发达，各方面监督制度严密，那么公司使用资金更有效，投资者也会愿意提供资金，购买股票，从而为公司提供公司“金融中介”行为的资金支持。在我国，股票市场还没有得到完善的监管，很多上市公司的资金使用效率比较低，使用在公司“金融中介”行为上就更少。当然，也有例外，比如经常发现大股东通过应付账款拖欠达到占用或者挪用公司资金，不过这种方式的公司“金融中介”行为是非市场交易行为，是出于其他目的，一般不会给公司带来好的经济影响。

基于引言及上述分析，本文建立新的社会信用流程图：图中左下角三个方框表示替代效应过程，右上角三个方框表示互补效应过程。整个社会公司分为三类：高风险公司、低风险公司、相关盈余公司和不相关盈余公司，前两个是银行的判断，后两个是基于是否与高风险公司处于相同或者类似行业。前两个需要银行借贷，后两者不需要借贷。图中虚线表示没有信用资金流动，实线箭头表示信用资金流动，粗细表示流量大小。首先是银行提供信用给低风险公司，传统意义上银行认为高风险公司不可能获得信用。然而通过公司“金融中介”方式，低风险公司基于行业相关及其他信息可以发现部分高风险公司可以提供信用，原因就是这些公司相对银行更能够监控此部分高风险公司。需要注意的是信用流量变小了，因为此时低风险公司的信用是来自金融机构的。从而可以发现公司“金融中介”行为的替代作用。其次是盈余公司有的与高风险公司处于相同或者类似的行业背景，基于同样的分析，也可以以更小的监控成本提供信用，而部分不相关行业的盈余公司因为与银行类似的原因，不会直接将资金提供给高风险公司，但其可以通过向相关盈余公司投资的方式获取经济收益。从而这补充整个社会银行信用提供，即所谓的互补效应，同样也要注意流量变得更小，因为相关盈余资金公司资金来源于不相关盈余资金公司。依此也可以发现公司“金融中介”行为与传统金融中介是一个很好的补充，各司其职，完全不会出现利益冲突或者扰乱金融秩序。

三、公司“金融中介”行为作用经济增长的机制

公司“金融中介”行为的替代效应与互补效应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可能，并且提供新的途径。在传统金融中介的区域之外又增加了一种新的分析方法。公司“金融中介”行为由于其替代效应和互补效应，使得其强化了传统金融中介促进经济增长的内生机制，同时又提供新的增长路径即组织创新导致的经济增长。

公司“金融中介”行为与经济增长。根据上文传统方法分析，传统金融中介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制主要是通过以下途径：金融中介可以为储蓄转化投资提供可能性；金融发展提高了资本配置效率；金融发展影响储蓄率。公司“金融中介”行为则加强这些作用机制，具体来说，公司金融中介与经济增长可以划分为两种情形：替代效应和互补效应内生机制。

(一)公司金融中介与经济增长内生机制

传统金融中介如果发现给公司提供信用是有利可图的，或者说前面的商品报酬率比较高，足以支配银行利息，或者足以让金融中介放心提供信用，此时传统金融中介会以传统方式促进经济增长，同时公司金融中介也会促进经济增长。当然作用方式还是与前面所分析有很大的不同，具体来说，一种情况是金融中介提供的银行信用与公司“金融中介”行为提供的公司信用是互相替代的；另一种情况是金融中介提供的银行信用与公司“金融中介”行为提供的公司信用是互补的。

首先是金融中介提供的银行信用与公司“金融中介”行为提供的公司信用是互相替代的。公司“金融中介”行为的金融辅助观点理论分析认为融资能力强的公司通过公司金融行为扩张信用给需要的生意伙伴，这种观点强调公司作为金融中介比第三方比如银行等机构更为有利。因为商品质量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和金融市场信息不对称，供应商比银行更容易获得购买者的财务状况。总体上来说，银行确实具有信息收集及信息处理的优势，但针对具体的公司行业，可能此公司更熟悉此行业的情况，也更熟悉购买者的情况，尤其是财务状况。由于商品质量信息不对称，公司“金融中介”行为可以作为一种预警机制，首先区别购买者的财务状况，这也是smith(1987)所证明的，基于此，可以认为供应商比银行是特定信息收集者或处理者，而银行则是一般信息处理者。这时如果利润率达到某个理论值，可以想象还是存在某种均衡。供应商愿意提供信用给购买者，当然如果这种利润率继续下降，理论上也存在某个数值，供应商也无利可图了，此时供应商的信用供给也开始停止。所以某种程度上说，银行信用的减少，可以为公司“金融中介”行为提供信用弥补即互相替代的。

其次是金融中介提供的银行信用与公司“金融中介”行为提供的公司信用是互相弥补的。银行开始是由于信息不对称，贷款成本过高，或者认为公司企业是过高风险者，于是不愿意提供信用。金融中介愿意提供信用给信誉比较好的产商，但由于信誉比较好的产商熟悉他的购买者财务状况，也知道购买者的生产状况，他可以判断出购买者破产风险还是比较小，可以提供以公司“金融中介”行为方式提供信用，这样信誉好的公司通过把传统金融中介的信用又传递给了购买者公司。同时也可以发现银行信用多，信誉好的公司信用也比较多，他就为购买者提供公司信用就越多，所以银行信用与公司信用是互相弥补的，两者同向变化，同时增加，同时减少。除此之外，还有一种途径也可以说

明银行信用与公司信用是互相弥补的。当信誉好的公司提供信用给原来传统金融中介认为风险比较而不愿意贷款的客户，由于信誉好的公司提供公司金融中介服务给这些公司，根据信号显示理论，可以让传统金融中介传递一种强烈的信号：这是可以放贷的公司企业，于是传统金融中介把这些公司风险级别高低，就可以提供信用了。这是由于公司信用的增加，伴随着银行信用的增加，所以两者也是同向变化，也是一种互补关系。Bias&GoRier(1993)论证指出供应商对购买者破产风险，相对银行来说，有不同的信号。如果银行观察到供应商提供信用给购买者，那么他也会跟进。

(二)组织创新导致经济增长

公司“金融中介”行为的组织创新带来经济增长。公司“金融中介”行为与经济增长的内生机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是公司“金融中介”行为这种组织创新由于公司企业模仿所带来的经济增长；其次公司“金融中介”行为依照具体金融途径所带来经济增长。

公司“金融中介”行为是一种成功组织创新，历史上成功的组织创新会给经济增长带来长期的影响。约瑟夫·熊彼特就把组织创新算作资本主义的一种动力：“使资本主义这架机器得以发动起来并保持运转之基本动力，来自资本主义企业创造的新消费品，新的生产方法或运输方法，新的市场，以及新的工业组织形式。”(熊彼特，1942)阿瑟科尔则更进一步认为：“企业的工序及操作规则具有独创性，企业变革对该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将被广泛承认为机制创新的结果或海外资本流入量的结果。”(科尔，1968)。钱德勒显然同意这些看法，按照他的判断：“通过生产过程和分配过程中各种流量紧密合作而增加的节约，要远远超过以资本设施或工人数量为单位来扩大生产规模或分配规模所能实现的节约。”(钱德勒，1977)。

现在，公司“金融中介”行为这种合约可以看作是购买者与销售者的隐性合同，也是一种成功的组织创新。这种创新一旦为其他公司所模仿，他所带来节约交易成本及信息收集风险分担导致的经济增长可能是以几何级数增长，而不仅仅是由于公司生产能力提高所带来的经济增长。可以说，这两种增长是显然不同的，传导途径及作用效果也大大不同。组织创新带来的经济增长是通过公司之间模仿得到，这种知识传播是没有成本限制，或者只有较少的成本限制，而不像公司技术知识传播需要职员流动来加以传播。同时这种组织创新的模仿可以适用于不同类型的公司企业，这种知识并不局限于某一具体的行业，所以这种模仿所带来经济增长是技术创新所无法比拟的。

四、金融中介传导及政策暗示

根据分析公司金融中介的替代效应和互补效应促进经济增长，尤其是公司的本身增长。所以公司“金融中介”行为弱化客观的经济紧缩和货币紧缩对公司的影响。基于此，公司金融中介可以有效地帮助公司从困境走出来，这是公司“金融中介”行为在金融危机重要内生复苏机制。同时，在货币政策趋于主动扩张时，公司金融中介加速经济复苏。因为公司金融中介无非是从两个方面获取：一是公司内部积累；另一个则是可以进入资本市场和金融市场的公司通过金融机构获取资金，再经公司金融中介形式融资给不能进入资本市场或金融市场的一些公司。货币政策主动扩张，无疑可以为这些公司提供进行公司“金融中介”行为的资金源泉。又通过公司金融中介的替代效应和互补效应所以加速经济复苏。当然，公司“金融中介”行为并不可能完全解决金融危机问题，但可以肯定的是公司“金融中介”行为比较多的行业及产业可以相对比较早的进入复苏阶段。

作者：刘 川 毛道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