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产品贸易扩散效应探索论文

2013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天津市考察时指出，要积极推进京津冀区域合作，谱写新世纪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双城记”。2013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研究河北发展问题，强调指出要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2014年2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调研时再次强调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这是针对京津冀区域发展主要矛盾作出的重要论断。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农产品贸易扩散效应探索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农产品贸易扩散效应探索论文 篇1：

中原经济区建设中的人力资源优势分析

【摘 要】中原经济区地处我国中心地带，是全国极具发展潜力的区域。为探索新型城镇化、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简称“三化”）协调发展的新路子，有利于破解发展难题，形成体制政策新优势，国家支持中原经济区建设。依托传统经济区域建设的经验和国家优惠的政策支持，中原经济区要充分挖掘自身潜力，开发人力资源优势，加强与其他区域的合作，注重区域联动和一体化发展，形成服务全国发展大局和支撑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

【关键词】中原经济区建设；人力资源；发展优势

一、传统经济区的启示

传统的“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等经济区起步早，基础设施健全，在技术、人才、金融、贸易及物流等方面配套成熟，区域内部及各区域之间形成了“优势互补、互惠互利、联合发展、共同繁荣”的良好局面。一个区域经济的发展往往受投资、政策、区位、教育、技术进步或知识、劳动力流动等因素的影响，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正是这些因素的不同而造成的。综合起来看，各经济区除文化环境、地理区位和区域政策上的差异外，人力资源是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潜在动力，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占有更加突出的地位，对区域经济发展至关重要。“日本模式”就是人力资源在经济上取得成功的范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沦为一片废墟的日本，工业、农业资源严重缺乏，但却保留了几千万高素质的人才大军，使得日本经济依靠人才优势，迅速恢复，迅猛崛起。因此，以人为本是区域经济的重要特征之一，是未来经济发展的趋势和目标。

二、中原经济区建设的人力资源优势

从目前发展阶段看，东部发达地区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由于人口稠密、交通拥挤、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等问题出现，使生产成本上升，外部经济效益下降。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东部发达地区需要寻求新的增长点，从而又使资金、劳动力、技术等生产要素倒流向经济相对落后中西部地区，出现了经济上的扩散效应（涓流效应）。（1）整合现有高校资源，挖掘人才培养潜力。中原经济区是以河南为重心，辐射周边河北、山西、安徽及山东等相邻地区。仅河南的公办及民办本科院校就有30多所，全省在校大学生有130多万人。从总体看，河南高校学科专业门类齐全，各高校资源优势互补，每年有40多万毕业生，形成了河南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人才储备，是区域创新能力开发的巨大生力军。同时，中原经济区内各高校需要开拓办学思路，调整专业结构，适应区域经济发展需求。该经济区需要整合区域高校资源，优化人力资本投入，广泛吸纳大学毕业生，促进高等教育部门和其他部门的耦合、加速创新成果的转化应用，提供教育溢出的通道，从而增强了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2）发挥人口优势，促进内需拉动。中原经济区2011年末总人口已达1.79亿，又是我国重要的农产品主产区，具有巨大的人口优势。一方面能通过人口的需求来不断的扩大内需，促进消费，市场潜力巨大，有利于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另一方面，该区域劳动力充沛，劳动力成本低，大大的利于东部地区向中原地区的产业、技术转移，放大扩散效应的效果。同时，中原经济区人口众多，是人才、劳力输出的巨大蓄水池，成为满足内需与外援两方面需求难得的人口红利。

三、中原经济区建设人力资源开发的着力点

（1）强化科技支撑，发挥企业自主创新主体作用，实施企业创新能力建设工程，强化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及跨国企业的战略合作，建设一批企业技术中心、工程（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研发平台，推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中心建设，充分挖掘人才充沛优势。（2）进一步提高高等教育。支持郑州大学和河南大学创建国内一流大学；推动进入“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的高校建设高水平大学；引进国内外优质教育资源，提高合作办学水平，逐步发展成为全国重要的区域高等教育中心。开展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试点，加大高端人才培养和引进力度。（3）稳定职业教育。加强职业教育基础能力建设，建设一批重点培养一线技术技能人才的中等职业学校和技工院校，提升高等职业院校复合型、创新型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水平，推动职业院校与产业园区协同发展，支持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打造全国重要的职业教育基地。推动国家职业教育改革试验区建设，加快发展继续教育。这样，以河南为中心的中原经济区就有了不同层次人才大军，经济区建设有了源源不断的智力支持。

参 考 文 献

[1]朱迎春，王大鹏.高等教育对区域经济增长贡献[J].软科学.2010（2）

[2]谷国锋.区域经济发展的动力系统研究[D].东北师范大学博士毕业论文.2005-12

[3]彭文斌，刘友金.我国东中西三大区域经济差距的时空演变特征[J].经济地理.2010（4）

[4]陈栋生.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新格局[J].南京社会科学.2009（3）

基金项目：本文是河南省科技厅软科学项目（132400410268）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刘立刚

农产品贸易扩散效应探索论文 篇2：

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理论思考

2013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天津市考察时指出，要积极推进京津冀区域合作，谱写新世纪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双城记”。2013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研究河北发展问题，强调指出要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2014年2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调研时再次强调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这是针对京津冀区域发展主要矛盾作出的重要论断。在区域一体化不断深化的背景下，只有通过区域合作，才能有效破解区域发展难题，提高京津冀区域发展的可持续性。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理论前提

协同发展是指区域内部不同地区之间以及不同区域之间为了共赢发展而开展的地方政府合作行为。在区域合作过程中政府的作用主要是促进要素资源合理流动，纠正市场失灵，以实现区域协同发展。京津冀有着特殊的历史渊源，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梯次性、互补性和共生性等特征，具备区域合作的良好基础。

梯次性是指不同地区之间由于存在经济社会发展差距而形成的阶段性特征。梯度发展理论认为，各地区经济发展和技术水平差异导致存在“技术梯度”，应根据梯度高低制定区域开发战略，先让有条件的地区发展“先进技术”，然后逐步向“中间技术”、“传统技术”地带转移，进而缩小区域发展差距。梯次性构成了区域合作的内生动力，在梯度发展理论下，各地区可以通过合理分工以及技术转移实现区域协调发展。京津冀区域发展具有比较明显的梯次性特征。按照世界银行对不同国家收入分组标准，北京市和天津市已经达到富裕国家水平，而河北省只有中等收入水平。2012年北京市第三产业比重达到76.5%，而天津市和河北省分别为47%和35.3%，经济社会发展存在较大差距。梯次性为京津冀区域合作提供了理论前提，通过推动产业有序转移，可以实现三地互利共赢。

互补性体现了各地区基于比较优势而从交易中获益的可能性。根据比较优势理论，各地区应集中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并通过地区贸易使双方获得收益。京津冀要素禀赋不同，北京市教育、科技和文化资源丰富，天津市具有航运、物流和制造业优势，河北省拥有劳动力、土地等成本优势，在发展过程中应形成有效互补，以放大本地优势。互补性还为各地区借力发展创造了条件。单个地区发展到一定阶段往往会受到本地要素资源的约束，如果地区之间具有互补性，则可以有效缓解约束，为区域发展提供持续动力。北京市、天津市拥有丰富的科技、文化和教育资源，但是也都面临着人口过度聚集、交通拥堵、空气污染严重等“大城市病”，河北省具有广阔的产业承载空间，但由于发展资源不足，产业转型升级压力较大。开展区域合作，可以实现区域优势互补，推动区域可持续发展。

共生性是指区域内部各地区之间所具有的相互依赖的特性。共生性存在的原因在于区域公共物品的外部性。诸如空气污染、水资源开发与利用、水环境污染、食品安全等物品都具有跨域流动特征，无法在单个地区内部解决，只能通过区域协同在一体化框架内才能提出系统解决方案。当前，京津冀面临着空气污染严重、水资源紧缺等共性问题，亟须加强区域合作，有序推进区域整体的一体化发展。

京津冀协同发展要有新思路

近年来，京津冀交流合作频繁，围绕协同发展形成了多个合作发展协议。国家“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推进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打造首都经济圈。2013年，京津冀三省市分别签订了新一轮合作框架协议，进一步加强了顶层设计，区域合作的广度和深度不断加大。但是，与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相比，京津冀区域合作仍然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导致区域发展差距不断加大，人口和要素加速向北京市等中心城市集聚，区域资源和环境面临巨大压力，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发展思路。

首先，要由服务首都向服务区域转变。首都往往是一个国家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在区域发展中居于核心地位，具有很强的辐射带动作用。许多发达国家都围绕首都形成了具有较强竞争力的都市圈。例如，伦敦都市圈以伦敦—利物浦为轴线，包括伦敦、伯明翰﹑谢菲尔德、曼彻斯特、利物浦等数个大城市和众多中小城镇，是英国主要的经济核心区与金融贸易中心。国外首都都市圈发展非常重视区域整体规划以及区域之间的合作。过去京津冀区域发展缺乏统一规划，在北京市与周边地区的关系上，过多强调周边地区为首都服务，区域合作主要集中在农产品供应、生态环境建设、水资源供应、维护首都安全稳定等方面，使得优质资源大量向北京市聚集，形成北京市与周边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局面，首都都市圈的作用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未来应加快思路转变，由服务首都转向服务区域，加强首都经济圈规划，形成围绕首都的区域合理分工格局。

其次，要由集聚向疏散转变。集聚和扩散是两个对立的经济过程。由于存在规模经济，导致就业和人口向中心城市聚集，当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中心城市的交通成本和生活成本等不断提高，就会导致就业和人口向周边扩散。因此，中心地区和外围地区存在着动态平衡关系，这是一种积极的变化过程。但是，由于某些原因，扩散效应不足以弥补集聚效应，就会导致要素资源不断向中心城市聚集的消极变化。缪达尔在《经济理论与不发达地区》一书中提出“扩散效应”和“回波效应”两个概念对此进行描述。所谓扩散效应是指一个国家（地区）的某一地区经济中心逐渐向周围地区扩散和辐射，带动周围地区的经济增长，这反过来又进一步促进中心地区经济的发展，从而形成了上升的循环累积过程。所谓回波效应则是指经济中心会引起其他地区经济的衰落，从而形成发达地区的经济更加发达，不发达地区的经济越来越不发达的下降的循环累积过程。过去我国过多强调首都发展，扭曲了要素资源配置，导致形成回波效应，造成中心城市人口过度集中与周边城市经济发展滞后并存的局面。当前，应尽快转变思路，将部分产业和公共服务资源向周边地区疏散，以改变回波效应所带来的循环累积问题，通过主动疏散，逐步形成中心地区和周边地区相互促进的上升循环累积过程。

第三，要由分立式发展向一体化发展转变。在传统发展模式下，一个国家（地区）的发展主要依赖使用本地区要素资源形成地方化经济，跨域的要素资源流动比较少，因此可以采取分立式发展模式。随着信息技术和运输技术的发展，企业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内配置要素资源，单个地区的发展越来越被纳入区域乃至全球价值链中，因此，依赖单个地区的分立式发展优势被大大削弱。各地区之间通过加深合作以区域为单元参与全球竞争，成为经济发展模式的主流。在区域一体化背景下，城市之间的合作日趋密切，形成了“城市区域”这一独特的经济现象。我国长三角、珠三角，英国的大伦敦地区、日本的东京都市圈都是城市区域发展模式的典型代表。城市区域有助于城市之间形成紧密的经济联系，有助于统筹解决基础设施建设、空气环境污染、水环境污染、水资源开发与利用、区域安全以及社会管理等跨域问题，是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载体。当前，京津冀区域发展面临的诸多难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分立式发展以及缺乏有效的协调机制造成的，未来应推动将单个地区发展主动纳入到全域视野，加快由分立式发展向一体化发展转变。

最后，要由单纯追求GDP增长向城市功能协调发展转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形成了一批有较强竞争力的城市群。但是，城市是一个有机的系统，随着就业和人口的增加，也会出现交通拥堵、空气污染、教育、住房、医疗、人口流动等“城市病”。由于过去我国较多采取了以追求GDP增长和人口聚集为目标的城市发展思路，因此，我国城市在治理“城市病”方面普遍缺乏经验，形成了城市经济发展快于城市管理水平提高的“一个腿长，一个腿短”的现象。例如，2012年北京市人均GDP13797美元，已经达到富裕国家收入水平，但是北京市的城市管理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的差距。因此，未来要推动城市经济与城市管理的协调发展，不能一味追求GDP的增长，而应该通过区域合作，在区域层面加强人口宏观调控，充分考虑人口、资源和环境承载力，设定城市发展的合理规模。

京津冀协同发展要处理好利益平衡关系

协同发展实质上是基于共同利益的合作，合作方预期到区域合作能给双方带来好处，就会形成合作的动力。但是区域合作也存在内在的难题，由于合作收益是双方努力的结果，单方面的努力与合作收益之间不具有直接关联，因此，就会造成合作方的“偷懒”行为。例如，环境污染治理、基础设施建设等区域公共物品具有较强的外部性，在区域合作中常常会出现“搭便车”等行为，导致区域合作陷入困境。因此，要正确处理区域合作中的利益平衡关系，完善利益平衡机制，明确区域合作方的责任，确保区域合作顺利实施。在京津冀区域合作过程中，尤其要重点处理好四个方面的关系。

一是要处理好中心城市与周边城市发展的关系。京津冀区域拥有北京市和天津市两个特大型城市，是国家首都所在地，形成中心城市和周边城市分立式发展模式：中心城市自成一体，缺乏腹地支撑；周边城市自生能力弱化，缺少中心辐射。这种发展模式不利于形成合理的区域分工，需要加强区域层面的统筹规划，明确中心城市和周边城市的功能定位。首都发展应强调政治中心、科技和文化创新中心、国际交往展示中心等功能，在经济功能上不求规模最大；天津市应突出经济功能、物流航运等功能，建设我国北方经济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周边城市应强化产业配套功能，提高自生发展能力，为京津冀区域发展提供腹地支撑。

二是要处理好疏散与辐射的关系。京津冀区域功能划分必然导致中心城市和周边城市在发展思路、城市功能和产业发展的重构。对于中心城市而言，就是要积极推动部分产业和社会公共服务职能向周边城市疏散，以缓解人口、资源和环境压力。在新一轮京津冀区域合作中，产业转移和部分社会公共服务功能的转移是区域合作的重要内容。但是，在疏散过程中不能忽视的问题是，周边城市能否有效承接这些功能的转移。产业发展和公共服务提供都需要完善的配套条件支撑，如果承接地缺乏配套条件，则会产生协调失灵等问题。因此，在中心城市加快向外疏散的同时，也要注重发挥好对周边城市的辐射功能。京津冀三地应加强区域基础设施建设，同时也要将中心城市的政策和体制优势向周边地区延伸，以提高周边城市的软硬件环境，完善城市功能，有效承接中心城市疏散。

三是要处理好利益分配关系。京津冀区域合作项目实施要求合作方共担成本和风险，共享合作收益。因此，区域合作必然会涉及利益分配问题。根据区域合作内容不同，可以将合作利益分成三种类型，一是非竞争性利益，例如京津共建金融实验区，建设京津科技新干线等，这种项目的收益可以为双方共享，应主要强调双方在项目中的合理分工。二是互补性利益，即“各取所需”，例如产业转移有益于中心城市人口疏散，同时也有益于周边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双方要主动寻求利益结合点，扩大合作范围和领域。三是竞争性利益，例如在合作建设园区中，就会涉及园区建设成本与收益的分配问题。对于竞争性收益分配问题，合作方需要围绕自身的核心关切进行协商，中心城市应强调疏散目标，周边城市则应强调合作项目对本地经济的带动性。只有合作方都从长远利益考虑，才有可能妥善处理好利益分配关系。

四是要处理好利益补偿关系。区域的开发与发展不是均匀展开的，而是要根据区域的要素禀赋条件，合理确定主体功能定位。例如，京津冀区域三北防护林以及燕山和太行山等地区承担着生态屏障的功能，对于区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然而，上述功能对本地经济的贡献却非常有限。由于存在较强的正外部性，这些地区主动进行生态环境保护的激励比较弱，为此，需要对这些地区给予利益补偿。可采用两种方式计算利益补偿数额。一是计算功能区保护所带来直接效益，例如防护林建设对于减少环境损害的影响等；二是计算功能区保护的机会成本，以同等条件地区经济发展的收益作为参考。只有处理好利益补偿关系，才能保障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完善京津冀协同发展机制

为保障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顺利开展，应建立完善的区域合作机制。

一是加快编制首都经济圈一体化发展规划，明确京津冀三地功能定位、产业分工、城市布局、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保护等重大问题，加强区域财政政策、投资政策、产业政策、土地政策的统筹协调，放大政策集成效应。

二是完善区域协调机制。推动建立京津冀联席工作会议等协调机制，充分发挥城市群辐射带动作用，探索建立京津冀区域城市协作联盟，促进京津冀三地和城市领导定期磋商和互访，成立区域合作工作协调办公室，负责组织日常的沟通、协调、服务等相关工作。

三是构建现代化区域交通网络体系。以交通一体化作为先行领域，加强区域交通一体化网络规划和建设，大力推进京津冀区域互联互通，构建便捷、有效的区域综合交通网络体系。

四是搭建跨区域产学研用服务平台。推动北京和天津两个特大城市创新资源共享，共同申报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和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项目，承担国家高技术产业化项目和示范工程。加强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合作，推动创新链、产业链的深度融合。

五是鼓励人才交流合作。加快推进市场一体化进程，积极探索有利于人才流动的户籍、社会保障政策，鼓励人才跨区域流动。围绕产业转移，加大产业人才培训和派遣力度，提高承接地人才素质。

六是加强金融合作。积极探索在京津冀交汇处设立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试行金融活动同城化。发挥北京市和天津市金融改革创新中心作用，推动创新型金融产品的三地开发应用，为企业提供融资支持。

七是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合作。加快建立和完善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协作机制、京北防护林建设生态补偿机制、水资源保护和水环境污染治理协作机制、清洁能源一体化发展机制等，提高区域环境容量和生态空间。

八是探索合作有效模式。采取“飞地经济”、合作共建园区等方式，充分发挥三地优势，推动产业有序转移。同时，将国家对北京市和天津市的相关扶持政策向河北省延伸，实现区域政策的有效衔接。

（作者单位：中央财经大学科研处）

责任编辑：蔡庆悦

作者：邢华

农产品贸易扩散效应探索论文 篇3：

增长极理论与实践评析

摘要：佩鲁的增长极理论是一种非均衡发展理论，它建立在“支配”、“创新”和“关联”这三个核心概念基础之上。布代维尔把增长极的研究视阈从抽象经济空间转向地理空间关系，由此诞生了关于增长极研究的“法国学派”、“美国学派”和“联合国学派”。增长极理论在世界各国得到广泛应用，对我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关键词：佩鲁；增长极；发展；实践

Growth Pole Theory and Practice

WANG Yu

(College of Marxism,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12, China)

Key words:Perroux; growth pole; development; practice

弗朗索瓦•佩鲁(Frmlcois Perroux) 是法国社会学派经济学的领军人物。20世纪50年代，西方发展经济学家就平衡增长战略与非平衡增长战略展开激烈争论，针对以罗森斯坦—罗丹的“大推进”理论和纳克斯的“恶性贫困循环”理论为代表的平衡增长战略，佩鲁提出增长极(Ples de Croissance，法语中Croissance兼有增长和发展之义，故也可译为发展极)理论。斯佩格尔(Spiegel)盛赞佩鲁是一位“发展一种理论体系来挑战传统均衡分析的经济学家”。博卡基(Bocage)认为，“佩鲁教授是一位在我们时代的最伟大的和最富独创性的思想家”，希金斯(Higgins)认为，“对计划和政策方面的理论基础来说，佩鲁的体系将比凯恩斯和熊彼特的体系更有用”。佩鲁的增长极理论对战后各国的经济政策选择具有重要的影响。

一、佩鲁的增长极理论原理

新古典经济学学者信奉均衡说，认为空间经济要素配置可以达到帕累托最优，即使短期内出现偏离，长期内也会回到均衡位置。佩鲁则主张非对称的支配关系，认为经济一旦偏离初始均衡，就会继续沿着这个方向运动，除非有外在的反方向力量推动才会回到均衡位置。佩鲁认为：“在整个经济发展史上，还找不到一个不同的群体和地区曾经经历了相似的、平衡的、分布均匀的增长这样的特例，也找不到一个不同的群体和地区曾经经历了分布均匀的持续增长这样的特例。事实上，增长和发展是与地域集团有关的，而且也是与在某些特殊方面投资、人口、贸易、信息的集中有关的。这对于那些大公司、公司联合体、地区经济密度不均匀的国家以及整个世界都是成立的……如果一个集团在其所处环境中引起不对称的增长和（或）不对称的发展现象，而且这些增长与发展现象至少在一个时期中是相反的而不是同步的，那么，我们就可以将这个集团称之为一个增长的极或发展的极”［1］。

佩鲁的增长极理论是吸收拓扑数学、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耗散结构理论的先进成果而创立的非均衡发展理论。这种非均衡发展理论认为，“发展可以导致物质与能量远离平衡位置的亚稳状态。假如排除纯粹语言上的变换之外，这种观点就为物理的、生物的和‘信息的’熵和负熵的研究，以及它们在经济系统与社会系统应用结果的研究开辟了一条道路”［1］。这条道路既是新的研究视角又是新的研究方法，“新的分析不是仅仅为了适用于受静态分析基本顺序所约束的个人、个体单位和物品，而是要运用必要的手段来寻求各个单位与部门之间的联合（矩阵），并探索这些单位与部门同各种不对称现象的潜在因素（对角矩阵）相联系（转变矩阵）的道路。另外，是把有序时期的矩阵置于矢量空间和能量空间中，而在这种空间中，这些矩阵会变形。显然，这是把整体中的各个部分综合起来作了一种发展的描述”［1］。这种新的描述可以更恰当地描绘出行为者即活动单位的各种计划网络和活动网络，并描绘出各个单位与其联盟或同盟之间的斗争—协同网络以及冲突—合作网络。佩鲁自信地宣称：“一般均衡的力学正在让位于更贴切的、更灵活的、在某种意义上说更为复杂和精致的形式化，这些形式化包括对行为者、活动，以及行为者与活动结构的形式化，因而，这些形式化从表面看，完全适合于那些整体的、内生的、综合的发展形式，而这些发展形式在直观上正是发展中国家所需要的”［1］。

佩鲁的增长极理论是建立在“支配”、“创新”和“关联”这三个核心概念基础之上的。佩鲁把一个单元对另一个单元所施加的不可逆或部分不可逆的影响称为支配效应。经济要素是在非均衡条件下发生作用的，各经济单元之间存在着非对称性影响，其中一些经济单元便发挥着支配作用。比如，某企业引入先进生产技术，会迫使其他企业加大科技研发力度或增加设备更新投入。增长极是特定经济空间或经济环境中的“推进型单元”(propulisive unit)，这里的推进型单元指的是优势经济单元，这种推进型单元与周围经济环境相结合，它自身的增长与创新能够诱导其他经济单元的增长。如果拥有支配效应的经济以“受力场空间”形式出现，那么增长极即是给定环境中的一个推进型单元。佩鲁认为特定企业的支配是发展过程中的积极因素，支配者和被支配者都将从中获益。

熊彼特把创新作为企业家的基本职能，把关于生产条件和生产要素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佩鲁的增长极理论吸收了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把创新作为增长极的重要功能特性。佩鲁认为，创新是所有经济单元实现利润最大化的根本途径。“创新把不同的或追加的变量引入积极的代理人和一群代理人的经济视野和计划之中，它具有不稳定的效应”［2］。企业家创新是经济进步的最主要因素，创新性的经济活动往往存在于大的经济单元中，这种大的经济单元便成为支配性单元。佩鲁将最富有活力的领头产业称之为活动单元(Active Unit)，后来又称之为增长诱导单元(Growth-Inducing Unit)。佩鲁和熊彼特都强调企业家和创新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力。所不同的是，熊彼特认为短期垄断的出现是发展过程中的一种正常现象，而佩鲁注意到垄断企业作为技术创新源的积极效应和垄断所产生的收益过度集中的负效应。他认为垄断并不是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一种正常现象，极化才是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正常现象。佩鲁提出增长极理论的真正意图是利用增长极的推动效应和产业之间的连锁效应来带动全局的发展。

经济发展中往往存在以下事实：“行业A的扩充所产生的外在经济效果有利于行业B，而行业B随后的扩充所产生的外在经济效果对行业A终归是内在的(或对行业C)，如此等等。在每一阶段，某一行业都享受到因前一阶段扩充所产生的外在经济的利益，同时，产生新的外在经济效果，为其他行业所利用”［3］，人们由此便认为行业之间存在关联。关联是指在投入一产出表中所表现出来的产业之间的连锁。产业之间的连锁效应分为前向关联反应、后向关联反应和旁侧关联反应三种。佩鲁认为占支配地位的企业的推动效应在区域发展过程中起关键作用，因为它可以通过产业之间的连锁效应把经济增长扩散到各个企业或各个地区，最终可以实现收入分配的均衡或降低收入分配的不均衡性。增长极理论之所以重视连锁效应，主要是因为利用它可以确定某一项投资的乘数效应，并为制定计划者提供选择投资项目的依据。佩鲁重视领头产业(即包含着创新企业的主导推进型产业)的带动性作用。一个新兴产业的设立能够刺激其它产业的创新与模仿，在某种环境条件下产生席托夫斯基(T•Scitovsky)式的“金融性外围经济”。主导推进型产业通过支配和扩散，通过投入产出关系，市场竞争和价格联系，能够使它的前向、后向、旁侧联系的相关产业或企业进一步聚集，形成大型产业群或产业联合体(industrial complex)，从而放大增长极效应。增长极效应是指增长极对受其支配或依赖于他的产业(国家或地区)所实施的非对称性推进作用。增长极对其它相关企业的成长具有决定性的支配作用，这种作用可以通过实物、信息、货币等形式表现出来。

二、增长极理论的发展

现代数学中的空间是指各种抽象的关系结构，经济空间(economic space)是现代数学中抽象空间概念向经济学领域的延伸，它与普通的经济地理空间(geonomic space)有着严格的区别。经济空间是指存在于经济元素之间的经济关系，有多少种确定经济科学目标抽象关系的组成结构，就可以在现有的学科中区分出多少种经济空间。法国经济学家布代维尔(J-R. Boudeville)把经济空间区分为计划空间、极化空间、均匀空间三种类型。计划空间是指由各个单位的计划所形成的关系结构；极化空间是指由产生各种离心力和向心力的若干中心或极群构成的相互作用体系；均匀空间是指同类型的经济行为主体所面临的相同或相似的市场环境和价格体系。

佩鲁式增长极概念的出发点是抽象的经济空间，佩鲁的增长极是从极化空间的概念引申出来的，极化空间中的各种离心力或向心力分别指向或发自若干中心(或极、焦点)。围绕每一个中心的各种力形成一定的场且与其它中心的场重叠交汇。与之相类似的是，“增长并非同时出现在所有地方，它以不同的强度首先出现在一些增长点或增长极上，然后通过不同的渠道向外扩散，并对整个经济产生不同的最终影响”［2］。如果把整体中各个部分综合起来作关于发展的描述，“运用那些采取三种规范形式(结构空间、极化空间、计划内容空间)并且同函数有关的各种空间(决策空间、运行空间)结合在一起的经济空间，就有可能完全精确地描述地域给构的异质性，并有可能为形式化地表示‘国家’开辟道路”［1］。法国经济学家布代维尔(J•R•Boudville)把佩鲁增长极的适用范围从抽象经济空间转向地理空间关系，认为经济空间是经济变量在地理空间之中或之上的运用，由此诞生了区域增长极战略思想。他把地理空间中的区域划分为计划区域、极化区域和匀质区域，其中极化区域是指地理空间中围绕区域重心(城镇或极)而相互补充和相互依存的连续异质地域。

增长极理论被广泛应用于区域发展的政策选择。区域增长极理论主要分为三个学派：法国学派主张以大型推进型工业作为增长极来带动周围地区的发展。西班牙学者拉苏恩(J•R•Lasuen)认为，“增长极是围绕着特定的主导部门而发展起来的，通过投入产出关系而紧密联系的，并在地理上又聚集在一起的产业群，主导产业及其相关联的产业群可以比极地以外的产业以更快的步伐创新和发展”［4］。美国学派主张培育城市增长极作为区域发展的中心。美国学者尼科尔斯(V•Nichols)认为，“增长极即经济活动的城市中心，它自身给增长的制约达到这样一种程度，以致增长能够扩散到该增长极所在的区域中，并最终扩散到所在国家欠发达的整个区域中”［5］。联合国学派强调增长极所起的综合性的发展中心的作用而非仅仅是区域经济增长中心的作用。美国区域经济学家埃德加•M•胡佛(Edgar Malone Hoover)在《区域经济学导论》中指出：“城市除发挥区际联系功能外，还仅仅由于是同一区内或区内其余地区人们汇集的地方，人口密度和生活条件与农村地区有天壤之别，能够迅速融化周围腹地的固执的保守传统与观点，使人们生活方式中，工作的计划性和组织化加强，货币化交易和非个人的作用加强”。胡佛实质是强调了增长极在区域发展中的综合作用。

赫希曼(A•O•Hirshman)认为增长极对周围地区会产生正负两方面的影响，正面影响称为淋下效应或译作涓滴效应(trickling-down effect)，主要是指增长极在周边地区增加投资和提升购买力并吸收其剩余劳动力，从而提升周边地区的人均消费水平和边际劳动生产率；负面影响称为极化效应，主要是指增长极地区会吸引周边地区的优秀人才、生产资料和闲散资金，从而扩大增长极与周边地区的差距。增长极在发展到相当大的规模之前，极化效应往往大于扩散效应。布代维尔提出“乘数效应”和“极化效应”理论，认为推进型产业能产生里昂惕夫乘数效应和极化效应。推进型产业可以对其它产业产生前向或后向联系效应，其他产业或是成为推进型产业的“上游”(upstream)供应者，或是成为其产品的“下游”(downstream)使用者。但是，很多推进型产业往往成为经济部门中的“极”而非区域中的“极”，使存在推进型产业的地方成为“飞地”，这是把增长极理论从抽象经济空间转换到地理空间时面临的最大难题。

瑞典经济学家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提出扩散效应(spread effeet)和“回浪效应”(Backwash effeet) 理论。英国经济学家悉德尼•彼拉德提出工业化的“发疹过程论”，认为发展好比“发疹”，它会自动从中心地区“感染”到其他地区。美国城市经济学家威尔伯•汤普森提出“城市规模棘轮”理论。他认为增长极规模愈小稳定性愈差，作为增长极的城市人口至少应该保持在25万人口左右。扩散效应和回浪效应在不同地区的表现是异质性的。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增长极的扩散效用较强，而在落后地区，增长极的回浪效应较强。贫困本身成了贫困之缘由。缪尔达尔提出累积因果循环理论，认为回浪效应总是大于扩散效应，市场总是趋于扩大地区间的差异，增长极的“效率工资”(efficiency wage)不断上升，它将比周边地区获得更多的累积竞争利益。他主张政府执行平均主义政策来减弱回浪效应和加强扩散效应，但这会过早的抑制地区发展的活力。赫希曼认为极化效应只是暂时现象，增长极达到特定规模后必然产生聚集不经济，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会发挥自动调节的功能。另外，要避免地区发展过程中的“两极分化”效应(Polarisation effeet)，还可以给落后地区提供某些主权等效物(Equivolents of Sovereignty)，例如建立区域性的税赋体系和赋予落后地区某些能够保持地区活力的权力。

后期区域增长极理论转而强调城市在一国或一地区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城市作为区域经济、技术、政治、生产、人口、信息、交通和文化的聚集点对周围区域产生辐射力。美国学者兰帕德(Lampord)把现代化城市的发展看成是一种文化过程，通过这种过程可以使传统的价值观念、生活习惯、社会经济关系等都逐渐转换。城市在历史上是应经济、行政、防御、宗教等综合需求而出现的，现代城市的出现同现代技术与工业组织的出现有关［6］。很多城市的功能是多种多样的，如金融中心、决策中心、贸易中心、交通中心、信息中心、服务中心、生产中心等。通过这些中心的优先增长，可以带动围边地区的经济发展。增长极的形成至少应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存在具有创新能力的企业群体；二是具有规模经济效益；三是有适宜的经济环境。增长极战略的实施要有一定的区位条件：区域内各种产业基础设施比较健全；该区域产业之间基本形成投入产出链；城镇体系基本形成；区域经济发展已进入成熟阶段；拥有广阔的市场、成熟的技术和发达的交通。

三、增长极理论的应用

增长极可以有不同的分类：按照其产生方式，增长极可以分为自组织形成的增长极和规划培养形成的增长极；按照其作用方式，增长极可以分为吸引中心(attractioncenters)和弥散中心(diffosionCenters)。前者把周边地区的居民吸引到中心来，通过减少周边地区的人口负荷而提高其人均福利水平，后者通过投资提高周边地区的人口密度，改善那里的经济状况；按照其发展阶段特征，增长极可以分为农业增长极、工业增长极、后工业增长极；按照其推动型产业种类，增长极可以分为单一产业型增长极和复合产业型增长极。张战军先生借鉴廖什的需求圆锥体模型和贾文毓的广义需求圆锥体模型，进而提出广义增长极的增长圆锥体模型（见图1）。

图1中若设农业生产地为P，农产品供应量为 PQ1，农产品最大供应距离为PF1，以 P 为圆心、PF1 为半径的圆为 P处农产品的供应范围。由此，可将P点看作圆 P（以 PF1 为半径）范围内的增长极。同理，若设工业生产地为P，工业产品销售量为PQ2，工业产品的最大供应距离为PF2，则可将 P看作圆 P（以 PF2 为半径）范围内的增长极。若设后工业产品生产的地方为P，后工业产品销售量为PQ3，后工业产品的最大供应距离为PF3，则可将P看作圆 P（以 PF3 为半径）范围内的增长极。增长圆锥体的层序可以内外替换；层数可以是一层、二层或多层，即增长极可以是农业增长极、工业增长极、后工业增长极中的任意一种或几种。

从图1中我们可以看出，增长极对周边地区的带动效应主要取决于PQ1、PQ2、 PQ3的增长，其性质取决于PQ1、PQ2、PQ3之间的比值。PQ2/PQ1的值越大，其作为工业增长极的性质越明显；PQ3/PQ1或PQ3/PQ2的值越大，其作为后工业增长极的性质越明显。一般广义增长极的大小可用其增长圆锥体的内外层圆锥的体积之和表示，即:

农业、工业和后工业这三种产业内部又可以分为多个层次，如农业内部有种植业、林业、牧业、渔业及副业等，工业可分为采掘工业、钢铁工业和机械工业等，后工业可分为信息产业、科教和旅游等，所以广义增长极的增长圆锥体的这三层的每一层还可分解为多层圆锥体。所以，广义增长极的大小估算公式则变为［7］：

式中0≤H1j≤H1，0≤H2k≤H2，0≤H31≤H3，0≤R1j≤R1，0≤R2k≤R2，0≤R31≤R3。

增长极理论在世界各地得到广泛实践：例如，意大利南部区的卡塔尼亚—锡拉库扎、卡利阿里、卡塞塔—那不勒斯、巴里一塔兰托一布林迪西增长极的组建；加拿大安大略省的增长极战略；法国的八大平衡城市和14个振兴极；英国英格兰东北部和苏格兰中部增长区规划；联邦德国提出的“联邦增长极方案”；美国阿巴拉契亚地区增长中心规划；非洲农村增长中心实践；拉丁美洲次级增长中心的建立等。此外，非洲的尼日利亚、坦桑尼亚、尼日尔、肯尼亚，亚洲的新加坡、菲律宾、泰国、印度、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韩国，欧洲的荷兰、挪威、西班牙、比利时、瑞典，拉丁美洲的巴西、墨西哥、委内瑞拉、秘鲁、波利维亚、阿根廷、哥伦比亚、智利，前东欧国家的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等国都实施过增长极战略。

实施增长极战略的例子成败参半，因此增长极理论饱受非议。但是不能由此一概否定增长极理论，应该具体分析设立增长极地区成败的原因，进而提高增长极战略的实际有效性。例如，意大利南部增长极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新建的大型现代化企业和当地传统企业之间出现产业链的断层和连锁效应的中断，无法形成资源要素向外扩散的网络。化工工业、钢铁工业与传统的家俱制造业、榨油并不相关，因而未形成产业之间的通道效应。由于增长极大都是资本有机构成较高的大型企业，加上二元结构中产业之间的隔离作用，使得企业之间的连锁作用和扩散作用都未发挥出来。我国中西部地区很多现代化企业与当地传统的产业活动之间也存在着产业链断层现象，最后这些地区只能形成“飞地”式经济。譬如包钢的真正贡献不在包头和内蒙，而在向沿海地区供应原材料。由政府推进建立的增长极与当地的产业结构表现出极大的分离，很难实现降低单位产品成本的规模经济的要求。在强调增长极发展的同时，要充分注意与其周围地区的协调发展，避免极点发展的负面影响。

增长极理论的实质是把有限的稀缺资源投入到规模经济和投资效益明显且发展潜力大的部门和地区，强化增长极的经济实力，并通过市场经济机制的传导媒介力量引导整个区域经济的发展。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财力和物力资源都比较有限，应该选择条件比较好的地区作为“增长极”，并选择关联效应比较强的产业作为其主导产业。通过“增长极”的发展来带动周边地区乃至国家的经济发展。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以“城市增长极”为其特征，表现出明显的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极化效应表现为各种生产要素向“城市增长极”集聚，从而有力推动了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扩散效应表现为东部沿海地区乡镇企业的迅速崛起以及先进技术和深加工产品向中西部的转移。2005年6月21日，国务院批准上海浦东新区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综合配套改革试点。浦东已成为长江流域乃至全国经济发展的增长极。2006年5月26日，国务院批准天津滨海新区成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实验区将担负着探索建设和谐社会、创新区域发展模式、提升区域乃至国家竞争力的宏伟使命。

片面强调平衡原则是违背区域发展规律的，但是区域发展的非均衡要有一定的限度。目前，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区域发展不平衡现象相当突出，区域发展差异悬殊不仅会背离国民经济发展的根本目标，而且会违背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从而酿成一系列政治和社会不稳定因素。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我们应该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促进区域间的协调发展。一方面要承认区域间发展水平的差异，按照经济发展规律使东、中、西大三经济地带分梯次有序发展；另一方面，要注意区域之间发展的协调性，在中西部地区培养增长极带动当地经济发展，缩小东中西部地区发展水平的差距。我国区域发展的宏观布局应是：西部地区推行“点”战略，在具备条件的地区培育增长极；中部地区推行“线”战略，将重要增长极连成一线；东部地区推行“面”战略，形成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环渤海湾等经济发达地区，同时适时地实现点线面的有机融合，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和互补优势。

参考文献：

［1］ ［法］弗朗索瓦•佩鲁．新发展观［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132,184-185.

［2］ ［法］弗朗索瓦•佩鲁．略论增长极概念［J］．经济学译丛，1988（9）．

［3］ ［美］赫希曼．经济发展战略［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81:59.

［4］ ［西班牙］拉苏恩．增长极概念概括［C］．国际地理学会论文，1971.

［5］ ［美］尼科尔斯．增长极：推进型效应估价［J］．环境与规划，1969（1）.

［6］ ［英］兰帕德．经济发达地区的城市史［J］．经济发展与文化变化，1968（1）.

［7］张战军．广义增长极及其生长［J］．热带地理，2008（5）.

（责任编辑：李江）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

作者：王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