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改革创新论文

摘要：政府在社会治理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在从传统社会管理体制向现代社会治理体制转型中，存在社会治理主体行政化、治理工具单一化、治理力量碎片化等突出问题。创新社会治理体制，要通过转变政府职能、改革组织结构、优化运行机制等五个方面的系统改革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逐步实现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政府改革创新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政府改革创新论文 篇1：

韩国的政府改革与公共服务创新研究

韩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11大经济体，为了建立与其取得的经济地位相称的受到世界上其他国家尊重的政府，自20世纪末开始，韩国政府开始了一系列改革，目标是建立效率政府、服务政府、透明政府、分权政府。2003年4月，卢武铉总统组建政府创新与地方分权委员会（PCGID），进一步推进了韩国政府改革进程。中央政府各部门都推出了自己的改革计划，其中不乏首创之作，且每项改革项目几乎都渗透着效率、服务、公开、分权、公众的价值，取得了重大成就，如其电子政府建设在联合国排名中位列第五，受到世界的瞩目。

一、效率政府

为了推动行政改革，达到行政改革的目标，韩国完善和强化了政府绩效评估和管理机制，主要措施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成立政府业务评价委员会，直接对总统负责。作为韩国政府绩效改革的领导机构，负责开发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对各部门绩效进行评估，并根据评估反馈结果就政府各部的职能设置、机构组成以及行政流程的改进提出建议。

2.实施政策评估。韩国政府通过对政策的实施及其效果进行监督、分析和评估，进而分析公民对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的满意度。韩国政府希望通过引进政策评估来提高政府的绩效和责任，在公共领域内引入竞争机制，敦促政府绩效不断提高。政府根据评估结果来判断政策的改进或者废止。

3.引入结果导向的公务员绩效评估制度。在政府各部门的公务员中实行绩效管理，自1999年起韩国在政府各部门的公务员中引入绩效工资制，以目标管理为基础的新的绩效评估制度建立起来。评估的结果一方面用于奖励的依据，一方面用于晋升的依据。绩效评估体系的建立使得公务员绩效直接与其经济待遇、职位晋升和高级进修紧密相连。不仅提高了公务员管理的科学性，显著提高公平公正性，而且有利于公务员管理。

4.建立运行结果导向的绩效财政体系。建立基于支出绩效评估反馈而非量财政收入为出的财政体系，以实现高效的财政管理。在对财政支出项目进行绩效评估的基础上，调整预算拨款与财政支出结构，将财政支出结构向绩效高、符合政策环境的大项目倾斜，实现国家财政收支的良性循环。

5.政府绩效管理的法制化。基于政府绩效评估的实践经验，以法律形式对政府绩效评估的目的、原则、方法、程序以及评估反馈的运用作出明确规定，进而实现政府绩效管理的法制化。

二、服务型政府

韩国政府改革的根本目标是建立一个服务型政府，从而满足公众的需求。为此，韩国政府开展了从制度、机构、技术到资金支持的一系列改革。

1.多样服务的发展与供给。韩国政府建立服务型政府首先表现在服务种类增加、服务标准改进和服务能力提高等方面。主要是竭力追求和强化服务标准，变原来的单向的、强制的、方便政府的服务标准为双向的、征询的、方便顾客的服务标准；改善对弱势群体的服务，比如退伍老兵、残疾人和老年人等，实现社会的整体进步；一线机构服务能力的提高，改善服务设施、增加服务人员培训。重新设计行政流程，逐步减少直至彻底地消除服务对象的不便性，尽量减少办事环节，改革和简化办事流程。

2.通过志愿者服务系统的强化来激活市民社会。建立完善志愿者服务系统，鼓励扶持志愿者服务组织的建立与活动的展开，以促进市民社会的养成。政府对非政府组织的建立给予充分的法律、税收、财政支持，使得非政府组织承担起越来越多的公共管理與服务的职能。与当地的非政府机构或非盈利机构建立伙伴关系，联合提供福利服务，甚至深度授权有非盈利组织独立承担相关职能，而由政府监管，如儿童教育，护理患者、养老等。

3.政府服务数字支持系统的建立。韩国政府的“唯一窗口电子政府”的建立为韩国政府提供方便、标准、高效的服务提供了载体。

3.1韩国政府的“唯一窗口电子政府”服务平台能够提供的政府服务项目包括居民注册、房地产交易、交通工具注册管理、个人税收及相关商务事宜，囊括了70%的韩国公民最常用的政府服务功能。

3.2“唯一窗口电子政府”构造面向市场和企业的透明高效系统。韩国政府将采购系统和绝大部分的针对企业的服务功能集成到“唯一窗口电子政府”服务平台。一方面通过此举积极推动政府服务的公开化、透明化，为企业提供高质量的行政服务；另一方面也全面推进政府公共行政部门的电子政务系统与企业电子商务应用环境融合，在为企业提供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的同时构建国家数字技术优势，促进全社会的和谐互动与共同进步。

3.3为公民和企业提供更优质的政府服务，主要包括五大主要信息政府服务系统（居民登记、房地产服务、交通车辆管理等）之间实现信息共享；建立社会保障信息共享系统，为医疗保险、养老金保险、失业保险、工商事故赔偿保险提供广泛支持和信息共享；建立家庭税收服务系统，实现在线税务填报、电子支付税收咨询等。

三、透明政府

韩国政府将建设透明政府，实现行政信息公开、政府运作公开、人事管理公开作为重要的目标追求，典型标志就是“数字青瓦台”的建立。

1.行政信息公开与政府运作的电子化。设立政府书刊阅览和发售系统，韩国的各级地方政府机构均设有专门的政府资料阅览室，其中一些资料可以成本价购买。除系统外，韩国还有出售政府资料的专门书店，内有政府历年的统计资料、年终总结报告、白皮书、年鉴等政府部门编辑的书刊；为了建立高效、透明、民主的政府，总统府建立了“e—知园”电子政务系统，包含将政府信息管理、档案管理、任务管理系统信息管理。

2.人事管理的透明。透明与公平选人系统的建立，不仅表现在普通公务员的任用上，还体现在高级文官的选任上。一方面，人事委员会制定了建立“开放式职位体系”的规定，为了吸引来自政府外部更多的优秀人才。开放式职位体系内包含着更公平的选任方式、合理的工资制度和绩效评估方式，因而促进政府人力资源管理的良性发展；无差别待遇的均衡晋升系统建立，杜绝资历、性别等歧视，建立均衡的基于绩效的无差别待遇晋升系统。

四、分权政府

效率、民主要求分权。要实现高效、民主的政府改革目标，只有实现分权：横向的政府向社会分权、纵向的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分权以及水平的政府内部分权。

1.组织结构的水平化。水平的政府内部分权要求改变政府组织结构，实施机构合并调整，减少行政层级。改变金字塔形的官僚组织机构为高效的水平化分权组织结构；通过组织结构的水平化赋予各组织管理者与组织者自主权来鼓励革新与创造积极性。

2.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转移权力即纵向结构的分权。韩国是一个高度集权的国家，纵向结构分权不仅是指中央政府向地方自治团体的让权，还包括资源从首尔、首都地区向地方和非首都地区的分散。狭义上是指分权。广义上则为包括让权与资源分散。但是，韩国意识到推进地区改革是地区承接中央放权的基础。地方改革可以经由地方政府与当地大学、技术研究所、企业、自治团体等结成紧密的互动和战略伙伴关系而建立起来。

3.向市民社会分权即横向结构的分权。市民自治是促进公民参与，实现参与民主的有效之路。过去韩国政府将市民社会中的各种组织看做政策执行的对象，随着社会的发展，政府越来越重视市民社会组织在提供公共产品、调解社会矛盾、保护社会弱势阶层的利益方面所起的作用。因此市民社会组织成为政府合作的对象。

4.通过全国性的电子政府建设，消除中央政府内部、中央与地方之间信息的不对称性，确保政令畅通。韩国在“唯一窗口电子政府”服务平台上，政府和各公共服务机构通过网络系统共享各类相关重要信息，大大减少了冗余的行政流程，并减少了信息的不对称。

参考文献：

[1]施雪华，孙发锋. 中韩服务型政府建设比较研究[J]. 学习与探索，2011，04：75-79.

[2]徐晓日. 韩国行政改革与电子政府初探[J]. 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03：106-110.

[3]张亚伟. 韩国宪政发展背景下的政府行政改革及对中国的启示[D].中国海洋大学，2009.

[4]马庆钰. 韩国1998—2001行政改革的基本经验[J].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2，01：76-80.

作者简介：曹雄娜（1989—），女，汉族，河北邢台人，河北经贸大学公共管理學院行政管理专业，研究方向：公共人力资源；武记花（1990—），女，汉族，河北邢台人，河北经贸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专业，研究方向：公共人力资源。

作者：曹雄娜 武记花

政府改革创新论文 篇2：

以政府改革推进社会治理体制创新

摘要：政府在社会治理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在从传统社会管理体制向现代社会治理体制转型中，存在社会治理主体行政化、治理工具单一化、治理力量碎片化等突出问题。创新社会治理体制，要通过转变政府职能、改革组织结构、优化运行机制等五个方面的系统改革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逐步实现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关键词：政府改革；社会治理；服务型政府

DOI：10.13784/j.cnki.22-1299/d.2015.05.017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中国目前处于经济社会迅速转型时期，传统的政府包揽一切的社会管理体制已不能适应时代发展要求，需要政府在社会整合、社会控制、社会协调、社会服务、社会保障等方面进行一系列改革，更好地发挥政府在社会治理体制中的主导作用。

一、政府在社会治理体制中的定位及职能分析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一切政治权力起先总是以某种经济的、社会的职能为基础的。”[1]（P198-199）我国正处于现代化过程中的现实国情、历史形成的政府强势地位以及居民对政府的依赖性决定了我国社会治理中政府的主导地位。现实当中，政府的主导作用体现在政府依据执政党所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维护社会公平公正，协调社会各方利益关系，完善社会治理体系，保持良好的社会秩序，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等各个方面。具体表现为，第一，制定社会治理体制改革和创新规划；第二，保证社会治理的财力投入；第三，制定和完善社会治理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第四，培育发展各类社会组织，发挥社会力量的协同治理作用。

二、社会治理体制创新中制约政府主导作用发挥的因素分析

（一）社会治理主体行政化，国家挤占社会发展空间

在传统社会管理体制下，政府是社会管理的唯一主体，既是社会管理的首要责任人，也是社会风险的最后承担者，出现社会矛盾后没有缓冲地带。时至今日，具有强烈全能主义色彩的政府不仅主导社会治理，甚至替代了社会自身的管理，政府机关“独挡一面”却能力不够，职能转变不到位并且“包揽过多”，政府对社会治理事务的包揽压缩了社会力量和市场力量参与社会治理的空间，导致市场和社会对政府的依赖性过强，生长和发展空间无法拓展，难以有效参与社会治理和提供公共服务。具体表现在，社会组织作用发挥不够，公民参与社会治理不足，民主党派、高校及科研院所、企事业单位的能动性尚未充分发挥，社会自治和自组织能力不强。城乡基层居民自治组织大部分日常工作是完成上级政府部门交办的任务，自治功能严重萎缩而行政职能不断膨胀。

（二）政府行政理念转变不到位，职能定位不够准确

社会治理理念属于社会意识层面，具有一定延续性和滞后性。传统社会管理理念经过长期积累和沉淀逐步深入人心，“官本位”、“政府本位”、“权力本位”思想依然不同程度存在，束缚和制约着社会治理体制创新进程。具体来看，一是片面认为加强社会治理就是扩张政府权限。部分地方以创新社会治理为名随意增加人员编制，延伸组织体系，扩大事业单位，招聘财政开支的“协管”人员，造成政府机构和财政供养人员规模扩张。二是经济发展导向和利益为先的取向。部分地方错误地认为经济发展能解决所有问题，把社会治理当成经济发展的附属物，认为如果经济建设搞好了社会治理自然就会好，否定了社会治理相对独立的地位和存在价值。三是僵化的稳定观和对社会秩序的片面理解。一些领导干部还存在严重的管控和防范思想，认为社会治理就是通过控制、强压和硬卡等方式来“管住社会”，服务意识淡薄，没有把工作重点放在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权益上来。

（三）政府治理方式不够科学，治理工具单一化

从社会治理方式来看，目前社会治理手段还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过去的“人治”传统，习惯于运用自上而下的行政体制控制社会，难以适应纷繁复杂的利益格局，具体来看，一是政府重管制、轻服务，管理手段单一落后。传统社会管理刚性手段运用较多，柔性手段运用较少，呈现出运动性、简单化和突击性倾向，在“维稳”理念的指导下，社会管理方式常异化为“暴力手段”和“经济方式”，造成政府与公众关系紧张和政府公信力下降，经常陷入“经济方法不好用、行政方法不能用、思想教育不顶用、法律方法不会用”的尴尬境地。二是现代管理方法和信息技术的作用尚未充分发挥。政府对包括社会化手段（如志愿服务、社区服务、家庭作用）、市场工具（如凭单制、特许经营、财政补助、用户付费）及现代管理学（如绩效管理、质量管理、流程再造）等在内的现代管理技术和方法的运用还不够。三是注重事后弥补而疏于事前预防。一直以来的社会管理注重出现问题时被动进行治理的环节，危机预警系统及社会监测体系建设滞后，难以及时、全面、准确地掌握社会发展动向、发现社会问题。

（四）行政体制改革滞后，社会治理力量碎片化

政府自身职能转变不到位、上层建筑滞后于经济基础发展已成为制约我国社会治理创新的体制性障碍。一是区域分割问题。不同区域之间缺少有效的信息沟通以及灵活的跨区域合作的协同治理机制，尤其在公共安全、环境治理、食品药品监管、社会保障等急需区域协同合作治理的重点领域，多元共治格局往往难以形成。二是部门分割和多头管理问题。在“条块结合”的地方政府管理体制下，同一领域的社会事业既分属于相应层级的政府，又分属于上级主管部门，这种双重从属关系带来了低水平重复和条块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三是城乡分割导致的差异性待遇和区别对待。我国二元社会结构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赋予不同区域及不同社会群体以不同待遇，人为制造的社会不平等影响了社会稳定，导致了城乡之间发展的巨大鸿沟和农村社会治理滞后，加大了社会治理的运行成本。

（五）社会治理配套措施不足，支持体系建设不到位

在配套措施建设方面存在三方面突出问题，一是法制建设落后，现有法规零散而不成体系，在社会治理方面存在的空白点较多，许多法律只做出原则性规定而缺乏严密的可操作程序。二是执法队伍素质有待提升，现有社会治理中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执法不力等执法不规范现象大量存在，执法人员“不作为”甚至纵容包庇等问题也时有发生。三是财政体制不合理，上下级政府之间事权财权不对称，以投资性财政支出体系为主的财政体制制约了公共财政目标的实现，财政支出的公开性和透明度较低，政府预算约束软化问题突出，中央财政对落后地区和农村地区的财政支持还需要进一步强化。

三、社会治理体制创新中政府改革的路径探析

（一）转变政府职能，实现从管制政府到服务政府的转变

建设服务型政府是行政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和切入点，也是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题中应有之意。建设服务型政府要加强社会治理发展战略、规划、政策、标准的制定和实施，合理缩小和分解政府管理权限和范围，把不该由政府承担或政府管不了的职能转移出去，政府职能“越位”的应当“退位”，政府职能“缺位”的应当“到位”，政府职能“错位”的应当“正位”，将主要精力转移到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上来。深入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为社会力量成长和发挥作用提供发展空间。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建设服务型政府，要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实现政府治理理念的转变，重点强化政府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社会保障、收入分配、劳动就业、人口与环境治理、公共卫生服务、食品药品监管和公共救助机制等七个方面的关键职能。

（二）改革组织结构，实现从全能政府到有限政府转变

合理的政府组织结构是行政权力高效运行的基础，要按照政府组织机构和人员编制科学化、规范化和制度化的要求，优化政府社会治理领域组织机构设置、职能配置和工作流程。具体来看，一要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关系，实行合理分权。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加强中央政府宏观调控职责和能力，加强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社会管理、环境保护等职责。二要积极稳妥地推进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改革。按照行政体制改革和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总体要求，稳步推进大部门制改革，对职能相近、管理分散的机构进行合并；对职责交叉重复、相互扯皮、长期难以协调解决的机构进行调整；对职能范围过宽、权力过分集中的机构进行适当分设，逐步建成科学合理、顺畅高效的大部门制行政机构体系。[2]三要推进地方政府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直接面向基层、量大面广、由地方管理更方便有效的经济社会事项，一律下放地方和基层管理。要鼓励和支持地方政府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完善便民服务中心、行政服务中心等综合服务平台，继续深化社会治理“窗口机构”改革。继续推进乡镇机构改革，重点推进经济发达乡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试点工作，提升其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能力。

（三）优化运行机制，实现从权力政府到责任政府转变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要逐步实现政府运行向规范有序、公开透明、便民高效的方向转变，健全和完善政府运行的协调机制、决策机制和监督问责机制。在协调机制方面，要以建设“整体性政府”的思维为指导改善政府联动、协同机制，根据社会治理事务的性质和行政权力的类型，明确划分社会治理事务的权责归属，形成统分结合的联动模式，提高政府快速有效地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在决策机制方面，进一步健全科学民主的决策制度，不断提高政府决策水平。合理界定政府各部门的决策权限，完善决策咨询机制、决策参与机制和决策信息机制。社会治理中的重大问题决策要充分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坚持调查研究与集体决策制度。建立健全决策反馈纠偏机制和决策责任追究制度，保证行政决策的科学性和严肃性。[3]在监督问责机制方面，健全行政权力制约和监督体系，做到有权必有责、违法要追究、用权受监督，确保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完善行政问责制度，明确问责范围，规范问责程序，加大责任追究力度，提高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

（四）改进治理方式，实现从传统政府到现代政府转变

在改进政府社会治理方式方面要着力做好四项工作。一是引入现代治理技术，实现治理工具多元化。改变以往主要依靠行政手段进行管、控、压、罚的社会管理方式，更多地通过民主的方式、服务的方式，采用平等的沟通、对话、协商等办法解决社会治理难题。引进市场化、社会化等手段提高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绩效，实现社会治理工具多元化。二是采用现代信息技术，实现社会治理精细化。推动社会治理信息化进程，充分发挥互联网和现代信息技术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继续推广社会治理综合信息平台建设，尽快形成全面覆盖、动态跟踪、功能齐全的社会治理综合信息系统。三是完善预警机制，发展政府战略管理能力，建设有预见性政府。通过整合政府体制内的咨询机构、调研机构和统计机构，组建正式的社会发展和社会问题监测机构，编制社会发展检测指标体系，实时诊断社会运行的总体态势，预测社会发展的变化趋势，预警社会稳定的临界点，对可能出现的问题或危机及时做出预测，将问题或危机消灭在萌芽状态。四是推进依法行政进程，提高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4]依法行政是政府履行各项职责的基本理念和根本准则，其关键是政府要按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来行使权力、履行职责。通过对行政权力的规范和制约防止行政权力的滥用或异化，保证政府社会治理权力的正当有效实施。

（五）完善治理格局，实现从政府本位到社会本位转变

完善社会治理格局，要顺应“多中心治理”的发展趋势，大力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推进社区建设，拓展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渠道。一要着力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把社会组织发展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为社会组织发展和开展活动创造条件，建立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结构优化、布局合理、功能到位、作用显著的社会组织发展体系。二要推进社区建设，逐步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区管理体制、服务体系和运行机制，合理配置和利用社区资源，加强社区自治组织能力建设，使城乡基层自治组织成为协调利益关系、化解社会矛盾、保障居民安居乐业的有效载体。三要拓展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渠道，促进政府与公众合作。探索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机制和途径，为公民参与社会治理创造条件，引导公民依法理性有序参与社会治理，逐步形成人人参与、人人共享的良好局面。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2] 李建华.深化改革 加快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J] .求是，2013，（1）.

[3] 王澜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六次集中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回顾与思考[J] .中国行政管理，2009，（10）.

[4] 孙涛.社会治理研究的五个视角——兼论其存在问题与发展趋势[J] .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5，（1）.

基金项目

山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2014年青年项目（14DGLJ10）；山东省法学会2014年度法学研究课题（SLS（2014）G20）；青岛市2014年度哲学社会科学项目（qdskl1401093）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孙涛，中共青岛市委党校讲师，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政治社会学。

责任编辑 解梅娟

作者：孙涛

政府改革创新论文 篇3：

从公共治理的视角看政府治理改革创新

【摘要】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地方政府治理改革运动在各国治理实践中越来越表现出突出的作用和释放出强大的能量，当代中国地方政府治理模式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革命性变革，要求建立一个与经济转型、社会转型相适应的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新型地方政府治理模式。我的家乡湖南省常德市临澧县也不例外。然而尽管政府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实行了大大小小几次改革后，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机构臃肿、官僚主义、职能不清、作用不彰的问题。政府改革中存在的机构“精簡——膨胀——再精简——再膨胀”和管理权限“一统就死，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两大怪圈就是其突出表现

临澧县政府的治理创新改革类型大致有四种：政府改革里的司法改革、社会管理中的社区管理、公共服务里的社会保障以及行政改革中的依法行政。

在过去的五年里，县政府治理创新改革取得了不少成绩。

一、始终把稳增长作为当务之急，发展步伐更加坚实。据调查，完成地区生产总值128亿元，比上年增长8.3%;财政总收入6亿元、公共预算收入3.8亿元，分别增长5.6%、3.1%;固定资产投资117亿元，增长10.1%;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3336元，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987元，分别增长8.8%、11.1%。

二、工业经济稳中有进，实现规模工业增加值30亿元，增长11.8%。投入资金3.3亿元，建设园区基础设施项目28个，新建标准化厂房13万平方米。

三、服务业发展逐步升温，就业和社会保障不断强化，新增城镇就业、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1.6万人次。五类社会保险新增参保7853人次。

四、社会管理成效显著，政府自身大力改进政风，严格依法行政，各项事业协调发展。

按照传统社会主义理论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在现实中并没有体现出它的优越性，相反，由于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造成了生产的严重低效率。为此，社会主义国家经历了长期不断的改革，以期提高社会生产率。但是，以往的改革都没有冲破计划经济体制框架，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社会主义改革才真正迈出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实质性的一步，这就是突破了计划经济体制框架，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或转轨，意味着政府职能的根本转变。

十六大以后，我国新一轮政府行政改革己经启动。作为一个关系重大，涉及面广泛的政府改革，作为一个伟大的社会实践运动，要想取得良好的改革效果，必须要有科学的理论作指导。回顾历次政府改革，虽然每一次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从总体上说，我国的政府改革始终没有走出机构“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循环怪圈。面对市场化、全球化和知识经济发展给政府改革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新一轮政府改革必须要有新的理论视角，提出新的改革思路，从而真正跳出政府改革恶性循环的怪圈。20世纪晚期发端于美国和西欧的公共治理理论近年传入国内，引起极大关注，许多人认为，公共治理理论的形成标志着一种新的理论范式的诞生。公共治理理论的丰富内涵和它所体现的学科综合特征，对理解和探讨政府改革和公共领域改革问题具有重大理论价值，为我国政府改革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公共治理的综合性特征从根本上弥补了以往处于学科分立状态下对政府改革研究存在的各种缺陷，克服了理论对政府改革实践指导软弱无力的状况，使政府改革能够从宏观的角度出发，适应当今世界全球化、市场化、信息化发展的需要。公共治理理论为改善政府管理、提高整个社会公共管理绩效提供了崭新的理论视角，从而实现了从政府管理到公共治理的思想飞跃。这对政府改革和公共领域管理改革产生了深远的意义。

一、公共治理拓宽了政府改革的视野

以公共治理为视点，把政府改革纳入公共领域管理改革的总体框架中，这就克服了就政府改革谈政府改革的弊病，为科学界定政府职能、探讨政府管理的科学方法找到了一个更大的平台和有效的分析视角。

二、公共治理突出了政府改革的综合性特征

从我国以往政府改革的效果看，缺乏宏观综合改革，是历次政府改革效果不佳的主要原因。公共治理不仅超越了传统的公共行政范式，而且广泛吸收了政治学、经济学、组织学和管理学等学科研究的最新成果。它把政府改革作为一个系统的综合改革任务，这就克服了以往政府改革中存在的两个突出问题：要么过于笼统地谈论政治民主化、反官僚主义，而缺乏符合实际的、具有实质性内容的可供操作的改革方案;要么导向纯技术化的“管理主义”倾向，单纯强调政府管理的效率，而忽视了政府管理公共性和公正性的价值取向，把政府管理看成管理学范畴，而切断它与政治学的关联，致使政府常常失去社会公信力。不管是那种情况，都对政府改革不利。从公共治理的视角对政府改革进行全面的审视和考量，成为进一步深化政府改革的必然要求和发展方向。

结论：公共治理与政府改革密切相关。政府改革既是公共治理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良好公共治理的有效手段。同样，建立良好公共治理体制又是实现政府改革的必要前提。因为政府改革的根本任务是转变政府职能，实现政府经济社会作用的优化配置。没有对公共领域的管理改革，没有良好的公共治理体制的建立，要实现政府职能的科学定位和政府行为方式的转变是不可能的。

把中国政府改革置于公共治理视角下，其出发点是把政府改革置于更广阔的社会领域、更开阔的理论视野中进行综合考虑。这既是建立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对政府改革提出的客观要求，也是政府改革的世界性潮流发展的必然趋势。

当然，由于政府机构改革是一项极为艰巨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它必然受到客观环境的影响和条件的制约，需要与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整体推进步骤相协调，并充分考虑到社会方方面面的利益调整和协调，因而改革既不可能一缴而就，也不可能一步到位。这就决定了政府改革是一个长期的任务和过程。但是，对于新一轮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机构改革，我们有理由相信，它不仅会对加强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起到积极作用，而且必将成为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巨大助力。随着政府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我国的公共治理体制将更加完善，这对于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期待着，并努力着。

【参考文献】

[1] 沈荣华， 金海龙， 张  铭. 地方政府治理[M].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2] 王  芳. 领导科学论坛[J]. 基层政府治理改革创新， 2015（3）.

。这就决定了新一轮政府改革必须要有新理论、新思路。20世纪90年代产生的公共治理理论，为我们思考和研究中国政府改革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从改革内容来说，既要对政府自身进行改革，把转变政府职能、改革政府行为方式、变革政府组织结构和管理体制作为政府改革的主要内容，又要把政府改革放在整个社会公共治理系统中，调整政府、市场和公民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从而形成良好的公共治理体系;从改革的目标看，必须要建立一个既适应市场经济需要，又适应全球化和信息化发展趋势的有限且有效、法治化和灵活性相结合的现代政府。

【关键词】创新改革;民生;公共治理;政府失灵

作者：韦思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