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论文

〔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作出了一系列全新的阐释，不仅确立了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的新定位，而且指明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新目标。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论文 篇1：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

[摘 要]面对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危机，人们疾呼“保护自然”、“回归自然”，加大生态文明建设。历史的经验和现实的实践清楚地告诉我们：既要顺应人类文明形态的转向，又不可照搬照抄其他国家的生态文明模式，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必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结合起来，致力于"以生态导向的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选择。

[关键词]生态文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美丽中国

[作者简介]李国锋（1976—），男，山东济南人，山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讲师，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生态马克思主义研究。（山东济南 250014）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诠释与重构研究”（12BKS063）、山东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计划资助项目“生态农业建设的伦理问题研究”（J13WA15）和济南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济南市农业现代化的生态学研究”（13CJB01）的阶段性成果。

“生态文明”作为人类文明的新形态，其目标指向与实践追求必须和具体的社会制度密切结合起来才能彰显其价值和意义。欧美和苏东国家的生态文明建设已被证明实际上是“反生态”或不切实际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背景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与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美丽中国具有内在的逻辑一致性和现实的历史必然性，是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战略选择。

一、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的新形态

从20世纪60年代起，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生物多样性锐减、臭氧层破坏等问题在全球范围内日益凸显。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在2012年发布的《世界森林状况》报告显示，2000-2010年间，全球净森林面积以平均每年520万公顷的速度持续减少，全球约2/3的国家、地球表面1/3以上的土地（超过40亿公顷）和10多亿居民正在遭受沙化、荒漠化的危害。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深入发展，我国的生态环境也在加剧恶化。据国家环保局2006年的数据，中国669座城市有2/3出现水资源短缺，40%以上的河流受到严重污染，80%的湖泊富营养化，大约3亿农村居民缺乏安全饮用水……另据统计，仅中国每年因资源浪费、环境污染及生态破坏造成的经济损失就在4000亿元以上。不断恶化的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状况，逐渐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

关于生态危机的成因，固然有林林总总的解说，但最终都无一例外地落脚于人类的生产方式——尤其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而导致生态危机。因此，有必要对人类文明已有的发展形态进行梳理，探索破解当前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的有效方式，寻求人类文明的新形态。

人类要满足自身的基本需求，实现自身的生存和全面发展，必然面临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矛盾，而解决这一矛盾的方法就是劳动。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这样说：“劳动是制造使用价值的有目的的活动，是为了人类的需要而对自然物的占有，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一般条件，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①作为劳动结果的人类文明，到目前为止大致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三种主要形式。

在原始文明阶段，人类受制于未知的自然力的统治，故而人类活动很难对自然生态环境构成破坏，人与自然保持了一种原始的和谐状态。从原始文明过渡到农业文明是历史的进步，人类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进程有所加快，但对自然开发的范围仅限于农田生态系统和经济林生态系统，自然界的生态失衡在范围和数量上是有限和局部现象，人和自然的关系总体上还是和谐的。18世纪60年代发端于英国的工业革命将人类社会推进到了工业文明，此时人类“真正”成了自然的主人。工业文明在极大地稳固人类社会进步的物质基础的同时，也不断地去掠夺自然和“内在地对自然的不友好”，由此必然导致“成本外在化”。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早期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时，就深刻地指出：“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据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自然条件。”②更令人警醒的是，马克思指出这种“断裂”存在于整个奉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制度之中。对此，英国生态马克思主义者戴维·佩珀 （David Pepper）也进行了有力的论证，他是这样论述的：“‘开采’资源——获得它们的价值而不考虑对未来生产率的影响——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是一个不可抗拒的趋势，而成本外在化部分地是将其转嫁给未来：后代不得不为今天的破坏付出代价。”③不难看出，工业文明在创造了人类的辉煌之后，也正在用它巨大的创造力摧毁自己，使其陷入不能自拔的艰难境地。按照唯物辩证法的理解，任何一种文明形态都只是一种历史现象和过程，最终都会消亡，被新的文明所取代。因此，人类为了永续发展，必须超越传统文明及其发展模式，探寻一条新的文明模式和可持续的发展道路。

面对工业文明的衰落，20世纪六七十年代人类的生态环境意识开始觉醒，对生态环境问题的认识也不断深化和拓展。从1972年联合国首次人类环境会议、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2002年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到今年6月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均一再证明，绿色、循环、生态发展正成为人类发展的新趋向。

生态文明作为一种尚待构建的、新型的人类文明形态，与历史上所发生过的文明形态更替有着重大差别。它以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以建立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健康合理的消费模式及和睦共处的人际关系为主要内涵，在倡导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三者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的基础上，追求物质与精神财富的创造和积累，注重人与自然协调发展和生态环境建设，科学地揭示了生产力的发展是自然生产与社会生产的相互作用、人与自然共同进化的结果。对于人类来说，在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的漫长历史后，面对不断恶化的生态环境，“生态文明”可能不是一种必然而然意义上的唯一性选择，也不是一种自然而然意义上的唯一性结果，而是我们在后现代文明时代背景下对人类文明未来可能状态的激情想象，是对人类以往工业化与城市化制度和生产生活方式的批判性超越。这种超越意味着人类文明发展的转向，指明了人类未来可能的发展道路。

二、已有生态文明模式不能实现社会的真正持续发展

为了顺应人类文明转向的潮流，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在生态文明的理论研究方面及实践方面都获得比较丰富的经验成果。在当今“一球两制”的现实背景下，前者的生态文明理论和实践经验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来说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

毋庸置疑的是，至少到目前为止，可持续性理念、制度、政策甚至个体意识，是首先出现并集中体现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因而，即使不能说已经存在着一种资本主义的“生态文明”，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有着更为成型的“生态文明”要素似乎已是不争的事实；至少可以说，在当代欧美国家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许多“生态文明”的现象碎片或向“生态文明”转型的征兆迹象。①但在生态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者看来，恰恰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导致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环境问题，资本的逐利本性以及市场竞争的压力注定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会竭力使维护生态环境质量的成本“外部化”，不仅侵害了国内大部分普通民众的生态环境权利，而且导致全球性的环境污染“输出”或“转嫁”。正是基于上述理论，美国生态马克思主义者詹姆斯·奥康纳（James O’connor）提出并阐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双重危机”理论，即资本主义社会实际上存在着“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双重危机，而生态危机清晰地表明了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发生的必然性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反生态本性。而詹姆斯·杰克逊（Jarnes Jackson）在对“生态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进行阐释时，也非常清晰地指出，“资本主义制度内在地破坏人与自然的关系”，“民主资本主义的经济是与自然的保护不相容的”，而且提出了一种“生态社会主义”的总体性解决思路——“以一种理性的方式控制与自然的物质代谢”。印度籍德国学者萨拉·萨卡（Sara Sarkar）则从另外一个角度指出“可持续发展的资本主义”或“资本主义的可持续增长”所依托的理论假设都不过是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在经济和社会领域，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体系的失败正变得显而易见”，同样“确信无疑的是，资本主义作为一种世界体系正在走向失败”。这些学者从不同的视角，批评了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取得的“生态文明”的血腥性质和非生态本质。

对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如果从理论角度看，相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理念蕴涵着更多的人本思想和人文关怀——生产是为了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经济建设是有计划的而不是盲目发展——因而可以对资本与市场的扩张本性与经济理性本性进行必要的限制。就此而言，人们可以说，社会主义应当拥有高于资本主义的“生态文明”形态，甚至可以说，“生态文明”是社会主义的应有内涵。①美国的生态社会主义学者巴里·康芒纳（Barry Commoner）也认为：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与生态的迫切需要之间的基本关系方面，社会主义制度有超越私人企业制度的优越性。但对照一下前苏联、中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和我国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不难发现，社会主义的理念并不能保证自动建立与之相对应的生态友好的价值观念与制度框架。在实践中，苏联执政党和政府对环境保护非常关注，是世界上“第一个制定水源和空气的污染物容许浓度标准的国家。更重要的是，这些都是目前世界上任何地方所实施的最严格的标准”，②将环境保护纳入了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形成了相当完善的保护自然环境的法律体系，在中央和地方设立了多层次环境保护机构，拥有世界一流的环境科学家，有数千万人参加的环境保护组织。可是这一切都没能有效地阻止生态环境破坏：高耗低效的高增长造成资源空心化和严重的资源浪费；盲目的开发、改造与建设导致气候土壤干化和大面积水土流失。苏联解体前，官方为1992年联合国环发大会准备的环境报告认为，占全苏面积16%的区域环境问题非常严重，如果还包括草场退化，这一数字将上升到20%，其中有16个区域是生态毁灭。③受到苏联模式的影响，同时期中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生态恶化现象。在20世纪80年代，上述国家在价值体系和基本制度方面发生了重大转向，但这一转向不足以说明他们已找到了更为适合的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或生态文明发展的模式，同时也清晰地告诫世人在经典社会主义话语下讨论生态文明已没有意义。这就要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背景下的生态文明，必须对已出现的国外形形色色的生态文明（建设）进行理论反思和升华，在人类未来文明形态与实现路径的意义上进行超越性的想象与设计。

三、“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

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历程中，对于自然、生态、环境的关注由来已久，“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元素成份不断累加、战略地位日渐提升。新中国成立后，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强调由国家调控管理生态环境资源，号召要消灭荒地荒山，重视林业，保持水土，绿化祖国。国务院于1973年专门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审议通过了我国第一个环境保护文件《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并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三废”治理和综合利用工作。改革开放以后，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延续大规模植树造林伟大事业的基础上，着力加强法制建设工作，在邓小平同志的重视下，先后制定、颁布、实施了森林法、草原法、环境保护法、水法。这些法律法规，对保护、利用、开发和管理整个生态环境及其资源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具有根本性的意义。1983年，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将环境保护确立为基本国策。然而，这一时期关于环境保护的核心理念是在优先保证经济总量增长的前提下进行环境保护，这是基于当时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不冲突的天真设想。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和社会成员致富的强烈冲动使全国统一规划意义上的环境保护政策变得很难制定且更难以实施。

1995年，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第一次使用“可持续发展”概念，并将可持续发展战略正式纳入了“九五”计划和“2010年中长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这表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已上升到国家发展的战略层面。其后，我国政府紧密结合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布局，高度重视西部地区绿化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实施退耕还林工程。在党的十五大、十六大报告和中央领导代表党中央所作的一系列报告讲话之中，多次进一步重申和强调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和谐并存的关系以及加强中国同世界各国和国际社会在环境保护方面的合作，而且还把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生态环境得到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确定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项重要目标。以上这些论述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生态文明”这一概念，但其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文明要素。

党的十七大报告第一次明确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的战略任务：“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可再生能源比重显著上升、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①生态文明的提出，既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又是科学发展观的题中应有之义，既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人与自然关系与时俱进认识的新成果，也是对人类文明认识的不断深化的具体反映。在十七大提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战略的基础上，党的十八大报告号召“大力推讲生态文明建设”，更为重要的是，生态文明建设与其他“四个建设”不是简单的并列关系，而是要深刻地融入和全面贯穿到其他“四个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总体布局的高度来论述，无疑表明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的更加凸显和提升，也足见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认识的深化，彰显出中华民族对子孙后代、对世界负责的精神，深刻表明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新方向。

首先，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是实现和谐社会的本质体现。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宗旨就在于人的解放与全面发展和自然的解放与高度发展，并把它作为追求的最高价值归旨贯穿到自己的学说之中。马克思在展望未来社会的文明形态时这样说道：“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②也就是说，一个和谐的社会必然是与生态文明而不是与工业文明联系在一起的，“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就是实现“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科学命题是对历史上中外思想家社会和谐观的正确继承，“是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过程的长期历史任务”，“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谐社会以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人与自身关系和谐为根本宗旨和发展目标，这四个方面的内容是有机联系在一起的并且又是缺一不可的，而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在其中占有突出的地位，是整个社会文明体系的基础。“人们实现四大和谐发展的成果，以及此条件下所建立的伦理、规范、原则、方式及途径等成果的总和，可以称之为广义的生态文明，也可以称之为绿色文明。”③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构建人、社会、自然有机整体的和谐统一，使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在新的更高水平上协调发展，不仅是当今世界人类文明发展的中心议题，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下的战略新选择。走和谐发展的道路，也就是走生态文明的道路。生态文明社会就是最理想的和谐社会。

其次，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现实选择。关于社会主义现代文明的实现模式，我们必须明确反对以下三种不可能也不应该的战略选择：一是停止现代化的脚步回到前现代状态去；二是将建设生态文明视为将来要做的事而执意按传统现代化的途径走下去；三是把破坏自然环境等的种种负面效应“转移”、“转嫁”到其他国家和地区去，让他人为我们承受自然界对人类的惩罚。我们唯一的选择就是把现代化进程与生态文明建设结合起来，致力于“以生态导向的现代化”。①科学发展观是作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无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核心的内容，寻求“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基本发展战略是科学发展观的本意和意义。无论是五个“统筹”还是四个“必须”的论断，都是密切围绕“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目标而展开的，要求发展观念、经济增长方式和政府职能的进一步转变，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上实现实质性超越。新中国成立以后所选择的发展模式其实就是西方工业化国家曾经或还在实施的发展模式，是一种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益的发展模式，所实现的发展实际上是“黑色”的发展，是以巨大的生态“赤字”为代价的。科学发展观引导我们变“黑色”发展和崛起为“绿色”发展和崛起。出于对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思考，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作为一种新型的文明形态，在生产方式上追求的是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协调发展，在生活方式上追求既满足自身需要，又不损害自然生态，明确反对“异化消费”。从这一意义上说，“绿色”发展道路也就是建设生态文明的道路，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发展道路，是科学发展观确立的中华文明发展道路的一个基本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来越宽广的必由之路。

再次，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是建设美丽中国的必然选择。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社、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②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是以人性化和生态化为主线的新型现代文明，它的终极目的既要保证满足全体人民的可持续生存与全面发展的需要，又要保证满足非人类生命物种可持续生存与生态系统健康发展的需要。生态文明倡导给自然以平等态度和充分的人文关怀，关注和尊重生态环境的存在及其意义，从“向自然宣战”、“征服自然”向“人与自然和谐共处”转变；倡导主动遵循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合理有效地利用自然，禁止对自然无节制的攫取，对资源无序的开发利用；倡导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给自然留下更多修复空间，给农业留下更多良田，给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历史的经验和现实的实践一再证明，什么时候真正坚持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才能有良好的发展。否则，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成果不仅难以维持，而且最终要被葬送，社会主义事业也会面临失败的危险。我们只有坚持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之路，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良性发展，才能坚定地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才能够建设美丽中国，才能够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责任编辑：郑 颖

作者：李国锋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论文 篇2：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新阐释

〔摘要〕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作出了一系列全新的阐释，不仅确立了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的新定位，而且指明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新目标。围绕这一新目标，我们党从国土空间开发、资源节约、生态保护等方面对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作出了全新的内容规划，并且从保护和发展生态生产力、确保生态安全、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等方面对其提出了新的要求。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新阐释

〔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清醒地认识到加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紧迫性和艰巨性，并围绕这一命题作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新阐释。笔者认为，这些新阐释主要可以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新表述、新定位、新目标、新内容、新要求等方面来进行论述。

一、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新表述

中国共产党在十八大上两次明确地对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这个具有重要意义的命题进行了表述：其一是在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时指出的，即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组成内容之一；其二是在阐述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时指出的，即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 〔1 〕。党的十八大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也新增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表述 〔2 〕。以上这些新表述更加富有内涵和深意，一方面用社会主义来限定生态文明，明确了生态文明建设的社会主义制度依托和实践路径；另一方面强调了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和社会主义社会文明体系的重要组成内容。从以上这些论述我们不难看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新表述不仅蕴含了生态文明的本质要求，更重要地是它本身体现了社会主义的制度性质和深刻内涵。

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新定位

首先，党的十八大提出了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并强调要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融入、贯穿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各个方面和全过程。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作为长期执政的党，将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总体布局之中，这是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认识不断深化的结果。以上这些论述不仅充分体现了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重要地位，而且充分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改善人民群众生活质量方面的坚定信心和决心。

其次，我们党把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作为了十八大报告的一个独立部分进行集中阐释。中国共产党从“五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总体布局出发，将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与人民福祉和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紧密结合，与全球生态安全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紧密联系，将“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一个独立部分加以系统和全面的阐释。这一阐释充分考虑了人民群众各方面需要的满足和实现，同时还指出，要注重把人民群众的现实需要和长远利益相结合，把中国与世界的现实需求和长远发展相结合。通过以上这些论述我们不难看出，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群众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始终不渝地坚持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始终不忘作为无产阶级政党坚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建设和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双重提升与和解”的共产主义使命，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心系人民、胸怀世界、放眼未来的卓越气魄和雄才大略。

再次，我们党将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写入了中国共产党章程。党的十八大把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作为报告的独立内容加以阐述，充分说明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高度重视，但这还并不能完全保证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能够作为长远规划和任务得到贯彻落实。为了保障这个关系人民福祉和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能够真正实现，中国共产党毫不犹豫地将“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总体布局规划和党的基本路线的内容之一写入了党章。这一方面体现了我们党对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高度重视和在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过程中理论、实践上的日趋成熟和完善；另一方面更加凸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坚定信念和在领导中国人民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方面的自信。

三、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新目标

中国共产党在十八大上首次创造性地提出“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的建设目标，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指明了方向，并在十八大后多次围绕这个新目标对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进行了顶层设计和总体部署，最终是要从根本上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 〔3 〕。

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是全面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任务之一。资本主义虽然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创造出了巨大的生产力，但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及其短视性的生产方式，不仅导致了人、自然、社会的片面和畸形发展，而且对人与自然关系造成了严重的破坏，为我们留下了巨额的生态赤字。马克思正是在对资本主义不合理社会制度批判的基础上提出了走向全面发展和进步的社会主义的宏伟愿景。这个全面性就是指，社会主义不仅要在生产力层面超越资本主义，而且要在生产关系层面实现社会各有机体结构之间的彼此协调全面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 〔4 〕11，就是要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等各个方面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既要坚持把经济建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心任务，同时又要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其他各方面建设协调发展；既要坚持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又要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条件下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和人的全面发展 〔4 〕9 。唯有如此，我们党才能真正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新时代，实现美丽中国的基本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作者：吉志强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论文 篇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体系的理论建构

[摘 要]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体系，增强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性、系统性、科学性和创新性，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理论创新发展的必然要求，是有效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现实需要以及勇担国际责任的实践需要。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演进，经历了从分散到系统、从意识观念到行动实践、从末端治理到全程防护的过程。对生态和谐发展理念进行逻辑上的重塑，有助于形成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体系的基本理论形态。

[关键词]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生态文明建设

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阔步前进。党的十九大将生态文明建设定位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在2018年5月的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又将生态文明建设上升为根本大计，并首次表明要构建“生态文明体系”，创新地描绘出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理想蓝图和实现路径。深入分析和动态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体系的理论建构，对于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走向新的伟大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一、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体系的必要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体系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形成的包括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经验、基本思想、基本原则和基本规律等在内的理论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时代生态文明体系提出的生态文明建设理念，是对传统资本主义发展方式的超越，是维护人民发展利益的体现，是人类实现全面发展的行动指南。

（一）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体系是生态文明建设理论创新的必然要求

生态文明建设理论的指导性和说服力，基于其本身的科学性与彻底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研究直面中国具体的现实环境问题，具有较强的现实指导意义，但也呈现出体系性和理论性不足的一面，制约着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进一步发展。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研究的理论性不足主要表现为“三个忽视”：一是忽视时代性和预见性的研究。依附于文明体系的生态文明建设研究更注重经验的总结，对生态文明建设理论的时代性和指导性的探知有限。二是忽视整体性和指导性的研究。研究视角多聚焦于局部环境问题研究、文本解读性研究和重复性研究，理论深度和独创性不足，使得现阶段生态文明建设研究具有浅显化、碎片化和短期性倾向。三是忽视党性原则和人民立场。套用西方工业文明思想来框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研究，打着纯理论的名义来消解生态文明建设的政治性，这无疑削弱了生态文明建设理论的革命性和科学性。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建设进程的纵深推进，迫切需要构建能展现中国智慧、中国特色和中国风格的生态文明体系。因此，加强生态文明体系的理论创新，不仅是生态文明建设理论本身发展的要求，也是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的需要。

（二）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体系是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现实需要

分析和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出发点。遵循人类文明发展的客观规律，尊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实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卓有成效的前提和基础。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工业化进程进入跨越式发展阶段，有利的资源环境要素是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三大红利之一，为中国经济发展速度和效率的提高做出了重大贡献。与此同时，生态环境问题也不断涌现，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等较为突出，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三大挑战”：一是经济挑战，恶化的生态环境往往造成无法估量的经济损失;二是治理挑战，环境治理的难度大、周期长、成本高;三是安全挑战，生活环境的恶化直接影响社会稳定和人民健康。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5月召开的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也指出，新时代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任务十分艰巨，“正处于压力叠加、负重前行的关键期，已进入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的攻坚期，也到了有条件有能力解决生态环境突出问题的窗口期”①。因此，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体系是解决环境问题的当务之急，必须咬紧牙关爬坡过坎，补齐生态环保的短板，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生态文明建设的经验，深化对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认识，把握生态文明建设的规律，为解决生态环境的现实问题提供理论支撑和思想指导。

（三）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体系是勇担国际责任的实践需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体系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层次审视，是对人类未来可持续发展的谨慎考量，是为全人类发展贡献的中国生态智慧和中国生态治理方案，体现了中国强烈的时代责任感与大国担当。一方面，环境问题是全球性问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②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经济体，中国理应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生态文明建设责任，与国际社会形成生命共同体，为建立广泛、长期的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合作机制而贡献中国力量。另一方面，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一直在为建设全球生态文明提供中国生态建设方案，贡献中国生态智慧。为了提高生态环保意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③;为了改善环境污染现状，中国政府制定了“大气十条”“水十条”“土十条”等环保措施，实行最严格的制度和最严密的法治;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中国努力对空间格局进行优化，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低碳生产方式;为了守护脆弱的生态环境，中国人迎风斗雪，筑起“绿色长城”，坚守生态保护红线……这一系列事实，都向世界表达了中国建设生态文明的坚决态度和坚定决心。因此，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体系，使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理论系统化，已成为实现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一环，是落实全球生态治理责任的实践需要。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演进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演进，经历了从分散到系统、从意识观念到行动实践、从末端治理到全程防护的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態文明体系建构必须从生态文明建设的原有理论成果出发，遵循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从历史维度看，需要总结和梳理40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态经济建设理念与生态和谐发展实践之间的关系，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体系的内在理论逻辑，进而明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理论的基本内容。从现实维度看，需要从总体上重塑生态文明建设的原初内容，从而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体系的逻辑框架。

（一）以“生态经济中心观”为基础的环境保护

工业革命时期的经济发展方式，使人类社会的经济系统和自然界的生态系统之间矛盾叠加，以破坏甚至毁灭其他生命生存条件为代价的传统发展模式难以为继。在对传统工业文明和经济主义的批判中，以生态经济建设为中心，将经济发展建立在生态环境承载能力范围内，以最小的环境代价换取最高经济效益，实现经济增长和生态保护双赢的生态经济中心观应运而生。

改革开放40年来，生态经济中心观指导下的中国环境保护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环境保护。1983年，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将环境保护确立为国家的一项基本国策，提出经济建设、城乡建设和环境建设的同步规划、实施和发展。立足于以环保促发展，中国深刻反省改革开放初期由于过分强调经济发展而产生的环境污染问题，充分发挥环境保护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但该阶段简单地将环境问题单向度地认定为经济发展的根本性制约因素，先污染后治理的线性发展模式和就污染论污染的还原论思维方式，忽略了环境与经济的共生共荣性，显露出该阶段环境保护思想的局限性。第二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的可持续发展战略。1994年的《中国21世纪议程》系统描述了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基本框架。1996年的“九五”计划首次将可持续发展战略上升为国家基本战略，提出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经济发展要求，将可持续发展战略纳入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长远规划。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提出，将环境保护纳入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内容，使生态文明建设上升到整体性、循环性的高度，开始注重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生态经济中心观谋求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建立经济与自然的良性循环形态，实现经济腾飞与环境保护的统一，以实现人与自然在可持续发展中的和谐共荣。由此可见，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的和谐，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体系的重要基石。

（二）以“生态和谐发展观”为核心的生态文明建设

观点的恰当性不仅取决于其理性逻辑，更以其时间、空间、对象和条件的合理性为前提。生态和谐发展观的提出，是与当时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治理能力和思想文化传统等因素相协调的产物。生态和谐发展观是以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为基础，旨在处理好经济建设与资源利用的关系，实现人与自然的良性发展;处理好社会公平正义和人的自由发展的关系，实现人与社会的稳定发展;处理好人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中的关系，实现人与人的和谐发展;处理好人类代内共享与代际公正的关系，实现人与自身的永续发展。

以生态和谐发展观为指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也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生态文明建设的正式提出。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了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将统筹兼顾的科学发展理念运用到人与自然关系中，使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成为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首次完整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念，实现人与自然共生，人与社会共荣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在2005年召开的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胡锦涛首次正式使用“生态文明”一词。从此，生态文明建设有了清晰的内涵与目标，即：“建设生态文明，实质上就是要建设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基础、以自然规律为准则、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①建设“两型社会”成为这一时期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内容。第二阶段为生态文明建设理论的初步形成。党的十七大首次将“生态文明”写入报告，力求在全社会树立生态文明观，这标志着生态文明建设理论的初步形成。2010年的“十二五”规划指出，在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基础上，应不断提高生态文明水平，这是对生态文明建设提出的更高要求。生态经济中心观和生态和谐发展观都强调保护环境，但后者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为目标。要实现胡锦涛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强调的“在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上取得新的更大的成绩”②，必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中處理好人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的关系，以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为基础，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身的“四个和谐”。

（三）以“五大体系论”为指导的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

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进程加快。十八大报告将生态文明建设独立成篇，提出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的科学论断。十九大将生命共同体思想写入报告，描绘出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时代路线。在2018年5月召开的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生态文明体系”，进一步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创新，并明确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两个阶段性目标：其一，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目标是到2035年城乡一体化融合之时，“生态环境质量实现根本好转”③，基本形成生产集约、生活宜居、生态美丽的城乡格局;其二，生态文明建设的最终目标是到21世纪中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之时，“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全面提升，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全面形成”④，建成天蓝、地绿、水净的美丽中国。

为实现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生态经济、生态制度、生态文化、生态目标责任和生态安全这五个方面，将成为构建生态文明体系的着力点。其一，生态经济体系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产业结构不合理、能源消耗强度大且资源利用效率低等引起的经济发展问题，是造成环境污染的主要原因。因此，将生态建设融入经济发展，构建以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为基础的生态经济，是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本出路。其二，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⑤因此，要加强顶层设计，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推进生态文明机制创新，加快生态环境法治完善，以现代化生态治理体系和现代化生态治理能力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制度保障。其三，生态文化建设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灵魂。“中华民族向来尊重自然、热爱自然，绵延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孕育着丰富的生态文化”⑥，积淀了丰富的生态智慧。倡导尊重、顺应、保护自然的理念，营造爱护生态环境的文化氛围，培育公民生态环保意识，建立健全以生态价值观为准则的生态文化体系，将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其四，生态目标责任体系是生态文明建设的载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生态环境问题上，不能越雷池一步，否则就应该受到惩罚，要“把环境污染治理好，把生态环境建设好，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重要目标和使命”①。树立经济与社会和谐发展的生态目标，建立科学合理的生态考核评价制度，严格落实责任追究制度，以完善的目标和责任体系提高生态环境质量，是生态治理的应有之义。其五，生态安全体系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底线。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生态环境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②经济社会发展必须要实现生态系统良性循环，将生态环境风险纳入常态化管理，设置资源消耗的上限和生态质量预警的红线，以确保生态安全。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体系的理论架构

坚持纵向梳理和整体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体系，使生态和谐发展这一生态文明建设的原初内容得以清晰呈现。现今，我们对生态和谐发展理念进行逻辑上的重塑，有助于形成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体系的基本理论形态。

（一）前提：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特殊的国情，决定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必须有一个‘特殊的政党’来领导”③。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最大政治优势。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其先进性决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在实践中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只有充分认识和理解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才能从根本上解答好“生态文明是什么”的问题。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体系具有内在统一性。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理论发展的内在动力。真正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自身和解的价值目标，离不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理论的创新。另一方面，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体系不是为了削弱或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是为了更好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是为了单纯地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特殊性，而是为了更好地体现生态文明建设的整体性。因此，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是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体系构建逻辑的前提。

（二）主题：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怎样建设生态文明

建设目标和实现路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体系的重要研究课题，其理论对象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经验和规律，其实践对象就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运动，理论对象和实践对象具有内在统一性。“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回答的是应然层面的问题，主要针对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建构;“怎样建设生态文明”回答的是实然层面的问题，主要涉及生态文明建设的方法路径。建设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与怎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具有一致性，首先要坚持社会主义的性质，然后依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历史使命和历史方位的变化确定具体的生态目标。因此，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需要是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调整的现实依据。邓小平明确了消除“三废”污染的环境保护目标;江泽民指出中国的基本国情决定中国必须以“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协调”①的良性循环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胡锦涛提出科学发展观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思想，着力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十八大报告提出努力建设美丽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目标;十九大报告又指出“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②，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目标。可见，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是一个既继承又创新的动态体系。生态文明五大体系的提出，重新定位了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和路径，揭示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规律，以科学的理论、制度、文化和行为来系统解答“怎样建设生态文明”。目标层面和实践层面的关联性，体现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的统一。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怎样建设生态文明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体系的研究对象和主题，贯穿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全过程。

（三）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

虽然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创始人并未直接运用“生态文明”一词，但是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辩证法思想和人与自然关系学说，为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理论提供了思想启迪。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体系的理论基础。马克思认为，人在自然界中生活，人是自然界的产物，不存在脱离自然环境的人，表明了人与自然之间的“本位”关系。与此同时，恩格斯还提醒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③。可见，人与自然是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的辩证统一关系。此外，马克思主义还认为，生态环境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人类只有依靠并尊重大自然才能得以生存发展。因此，人与自然关系和解的思想成为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的核心。在探索人与自然的和解之路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体系的逻辑生成就是为了揭示生态文明和中国社会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并从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的本源、改革开放40年来的环境保护实践历程以及中国传统生态文化的优秀积淀等向度，充分论证了生态文明体系建设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回答了“为什么要建设生态文明”的问题。

（四）核心理念：以人民为中心

马克思主义具有彻底的人民立場，坚持以人为本。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的最高价值目标，也是建设生态文明要坚持的首要原则。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继承和发展了改革开放40年来的生态文明建设经验，并进一步凝练和提升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体系。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的思想，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最终目的是实现“共同富裕”，将“三个有利于”作为评判中国社会发展的标准。江泽民表示，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绝大多数群众的诉求为最高准则，心中没有私利，只有群众的利益。胡锦涛提出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理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进一步深化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④。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集体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要实现好、维护好和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人民服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体系的核心理念和价值归宿，也是生态文明体系得以建构的理论轴心和动力源泉。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体系要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这是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建设保持生命力的根本所在。为人民服务本质上回答了生态文明“为什么人”建设的问题。始终坚守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抓住了人类文明赖以存在的根本命脉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灵魂：一方面有助于避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走上极端人类中心主义和极端生态主义之路的风险，引领中国生态文明探索实践的正确方向;另一方面为中国改革发展跳出当前生态危机困境提供了根本性的价值引导和方法支撑。

（五）基本内容：五大建设、八大观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是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实现人与自然共生、人与社会和谐、人与人和睦、人与自身成长。随着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的不断深入，生态文明的基本问题和基本工作布局，坚持以生态文化建设为引领、以生态经济建设为基础、以生态环境改善为目标、以生态制度完善为保障和以生态安全防控为载体进行了系统性的生态环保实践，逐步总结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八大观念，集中体现为：生态兴则文明兴的深邃历史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科学自然观，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的整体系统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观，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的民主法治观，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民生福祉的基本民生观，共同建设美丽中国的全民行动观，以及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的全球共赢观。这“五大建设”和“八大观念”着重從实践上回答了“怎么建设生态文明”的问题。在宏观层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体系是对“五位一体”子系统耦合而成的总系统建设;在微观层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体系又是对社会整体结构不同层次的建设和对社会总系统的独立运作的五个子系统建设。

（六）建设目标：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建设美丽中国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一大亮点，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美丽中国的愿景，彰显了全球生态治理的理性精神，与当代及子孙后代的幸福生活密切相关。生命本色之美、自然和谐之美、人文化成之美、民主法治之美、科学发展之美、健康幸福之美是美丽中国的基本内容，也是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是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关键。生态文明建设既是实践问题也是理论问题，生态环保实践离不开系统、科学的理论指导。构建生态经济、制度、文化、目标责任和安全五大体系，是建设美丽中国的具体部署，也是研究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理论创新。加快构建生态文明体系，将逐步实现两个阶段性目标：“确保到2035年，生态环境质量实现根本好转，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到本世纪中叶，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环境领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实现，建成美丽中国。”①

理论的生命力在于指导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体系不仅回答了新时代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的问题，还为建设美丽中国提供理论指导，从而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量”与“质”的完美结合。

作者：解科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