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图书馆哲学研究综述论文

2022-04-27

[摘要]电化教育现象可以分为实践和理论两种形式。电化教育实践宏观层面上包括电化教育事业、产业和专业，微观层面上指电化教育活动。电化教育研究根据其对象的不同分为对实践的研究和对理论的研究。对实践的研究又分为对具体问题的研究和对实践整体的研究，后者又可以从哲学、史学和比较研究等三个纬度进行。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中国图书馆哲学研究综述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中国图书馆哲学研究综述论文篇1：

国内卡尔纳普科学哲学思想研究概况

[摘要] 通过对国家图书馆和中国知网相关数据库分析可知，1979—2011年间，卡尔纳普科学哲学著作《世界的逻辑构造》和《语言的逻辑句法》等代表作都已被翻译成中文，但是对其论文和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翻译得较少；中国国内关于卡尔纳普科学哲学思想研究的论文文献主要为理论研究，大部分文献均参考卡尔纳普本人的原著和论文等一手文献资料；大多数论文属于单独研究和非连续研究，有部分学者对卡尔纳普科学哲学思想进行持续研究； 2000年后，卡尔纳普科学哲学思想研究扩展到研究生培养领域，有多篇硕博士学位论文研究集中于此。国内学界关于卡尔纳普哲学思想研究主题集中于归纳逻辑、逻辑语义学、意义理论等方面。

[关键词] 卡尔纳普；归纳逻辑；意义理论；逻辑语义学；中国；研究概况

一、问题的提出及研究策略的确定

鲁道夫·卡尔纳普（Rudolf Carnap 1891—1970），德裔美籍科学哲学家，逻辑经验主义者，维也纳学派主要代表人物。卡尔纳普是标准科学哲学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其科学哲学思想在西方盛兴30余年。卡尔纳普科学哲学思想在我国传播较早。据文献资料查阅显示，我国最早一篇关于卡尔纳普科学哲学思想的论文发表于1932年的《清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该文是张申府对卡尔纳普Abriss der Logistik， mit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der Relations theorie und ihrer Anwendungen一书的介绍。[1 ]张申府于1935年再次撰文，发表了一篇有关卡尔纳普《语言的逻辑句法》一书的书评。[2 ]之后，1955年，洪谦发表论文对卡尔纳普物理主义进行批判，文章否定卡尔纳普的“构成系统”和“物理语言”，认为这都是毫无事实根据的假定。卡尔纳普虽然对于“物理语言”之为“科学的统一语言”，即对于个别的科学语言翻译成为“物理语言”，作了许多逻辑的说明和繁琐的论证，但他并不能掩盖物理主义在实际应用上所遇到的困难以及如何解决这些困难。[3 ]1961年，李振麟翻译了卡尔纳普《经验主义、语义学与本体论》一文，刊登在《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上。[4 ]该文节选自卡尔纳普《意义与必然》，卡尔纳普在文中反映了一个逻辑实证主义者和“语义学”者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基本观点：否定客观世界的存在，否定思维反映客观世界，否定语言通过概念而反映客观世界。之后，我国对卡尔纳普科学哲学思想的研究处于长期停滞状态，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才逐渐受到学界重视，相应的研究也才逐渐开展。

国内对卡尔纳普科学哲学的研究概况如何呢？查阅相关文献数据库，未发现相关研究文献。在这种情况下，对此展开研究，对于了解这方面的相应概况以及对逻辑经验主义的再探究，有一定的意义。

国内对卡尔纳普科学哲学思想的研究包括三方面：一是他的科学哲学文献的翻译，包括对其本人著作及论文的翻译，以及国外学者研究他的科学哲学思想的相关著作及论文的翻译；二是国内学界对他的科学哲学思想的论文研究，由发表于学术期刊的学术论文标示；三是硕士生、博士生进行的这一方面的研究，由他们的学位论文标示。本文按照这三方面进行调查。

二、卡尔纳普科学哲学著作翻译情况

（一）卡尔纳普著作翻译情况

为全面了解目前国内卡尔纳普著作的翻译情况，笔者通过中国国家图书馆进行文献检索，选择文献类型“图书”，以逻辑检索的方式，将“卡尔纳普”设定字段为“责任者”进行检索，截至2014年3月25日得到检索结果11条。其中，1条为台湾出版图书， [5 ]除去重复出现的2条记录，中国大陆出版图书共计8部，现将此8部译著列于表1。

通过检索可以发现，国内学界翻译卡尔纳普的著作共计6部。其中，最早被翻译的是卡尔纳普原版于1935年的《哲学和逻辑句法》；翻译再版的有张华夏译的《科学哲学导论》和陈启伟译的《世界的逻辑构造》。卡尔纳普早期哲学思想倾向于现象主义，《世界的逻辑构造》作为这时期的代表作，是对其早期哲学工作的总结。《语言的逻辑句法》一书是卡尔纳普后期哲学思想的代表作，卡尔纳普于1931年前往布拉格大学担任自然哲学教授，在布拉格他把注意力逐渐转向逻辑、语言以及数学基础问题，于1934年出版了《语言的逻辑句法》。对照卡尔纳普著作原版的出版时间可以发现，国内对其著作的翻译出版时间相对滞后；对比卡尔纳普所撰写出版的著作和国内对此的翻译，可以说，翻译得还不够，只是对其部分代表作进行了翻译（截至2013年），对他的其他著作如《语义学导论》《逻辑的公式化》《意义与必然》以及《概率的逻辑基础》等，没有翻译。实际上，《语义学导论》是卡尔纳普转向语义学研究的重要代表作，该书标志着其哲学工作进入到一个新时期；《概率的逻辑基础》是其后期思想的重要代表作，是他在20世纪50年代后前往普林斯顿致力于归纳和概率问题研究的成果。这些著作未被翻译，不能不说是一个欠缺。

（二）对卡尔纳普的论文及国外对其研究的论文翻译情况①

通过中国知网期刊数据库文献检索发现，截至2011年，国内刊登卡尔纳普论文的中文译文仅有2篇。第1篇为1961年李振麟在《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上的一篇译文，前文已经作了介绍。第2篇为2011年桂起权和于祺明在《淮阴师范学院学报》上发表的一篇译文，这篇文章是卡尔纳普对他自己的论文《归纳逻辑的目的》的改写和发挥。[6 ]国内翻译发表国外学者对卡尔纳普思想研究的论文也仅有2篇。一篇是周昌忠翻译的Herbert Feigl所写的介绍卡尔纳普及其主要哲学思想的文章，发表于1992年的《世界科学》。[7 ]另外一篇为费多益翻译的奎因所写的关于卡尔纳普的回忆文章，发表于2000年的《哲学译丛》。[8 ]文章主要回忆奎因本人与卡尔纳普的交往，以及奎因对卡尔纳普的总体印象。这2篇文章均属于综合介绍类文章，主要是国外哲学家对卡尔纳普的介绍，尚未发现有关国外学者对卡尔纳普哲学思想进行研究的论文的中文译文。

另外，查阅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另外几份杂志和重要书籍，如《国外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现代自然科学的哲学问题》《自然科学哲学问题》《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丛刊》《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等，得到卡尔纳普撰写的论文的中文翻译文章，典型的有：论哲学问题的特点（《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丛刊》，田耘译，1985年第1期，第7-15页）；归纳逻辑的目的（《自然科学哲学问题》，陈炜译，1988年第3期，第34-39页）；卡尔纳普论概率概念（《自然科学哲学问题》，陈炜译，1989年第2期，第50-52页）。

三、卡尔纳普科学哲学思想论文研究概况

为全面收集国内学界有关卡尔纳普科学哲学思想研究的论文，以主题词②“卡尔纳普”检索中国知网的“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设定学科领域为“基础科学中的自然科学理论与方法”和“哲学与人文科学”，①时间范围设定为1979—2011年，得到论文文献为740篇。②

针对上述论文文献，通过浏览各篇文献篇名、摘要、关键词，并通过仔细研读各篇文献，最终得到有效文献53篇。③国内有关卡尔纳普哲学思想研究的第1篇文献为陈晓平于1983年发表于《哲学研究的》的《谈谈卡尔纳普的归纳逻辑》一文。[9 ]文章介绍了卡尔纳普的逻辑概率的概念，即认为逻辑概率是确证程度，并区分逻辑规则和方法论规则这样两个概念；文章通过分析认为归纳逻辑不仅是科学验证的辅助工具，也是科学发现的辅助工具，具有“助确证法”和“助发现法”的双重性质。

以科学哲学思想这53篇文献为基础，运用中国知网相关文献分析功能，辅之以文本阅读、分析、调查，最终得到中国卡尔纳普科学哲学思想研究概况。

（一）文献分布情况分析

运用中国知网文献分析中心文献“分析/阅读”功能，得到文献来源分布、年限分布、机构分布、资金支持等状况（见图1）。

根据图1，由文献来源分布分析可知，国内刊登有关卡尔纳普科学哲学思想研究文献的重要期刊有《自然辩证法通讯》《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哲学研究》《哲学译丛》和《自然辩证法研究》，所发表论文文献均在2篇以上，总发文量为19篇，占全部论文文献的35.8%。由文献发表年限分布分析可知：1979—1989年间发表有关卡尔纳普理论研究的论文文献有8篇，1990—2000年间发表的相关论文文献有13篇，2001—2011年间发表的论文文献则高达32篇； 2000年后发表的论文数量占全部有效文献总量的60.3%。由此可见，2000年后，国内学界对卡尔纳普科学哲学思想的研究有了很大加强。由发文机构分布分析可知：国内主要的研究机构有广西大学、武汉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和西南大学，这5家研究机构共计发文17篇，占全部研究文献的32.1%。由资金支持分布分析可知：由基金支持的研究的文献共有3篇，占文献总数的5.7%。

（二）重要论文及其作者情况

可以从两方面来确定论文的重要性：第一个方面是论文的首创性，即该论文是否是国内较早针对该主题进行研究的文献；第二个方面是论文的被引情况，即一篇论文被引频次越高，表明该论文在该领域的研究具有重要作用。

针对本文研究主题，在论文首创性方面，结合相关文献检索分析可知，国内较早进行卡尔纳普哲学思想相关主题研究的学者及相关信息见表2。

针对论文的被引频次，在中国知网的文献分析中心文献“分析/阅读”功能中，一个重要的衡量指标是H指数。H指数作为文献影响力的总体评价指标，表示的是一组文献中至少有H篇文献被引不少于H次。当某文献的被引频次大于或等于该时段文献的H指数时，可以认为该文献为高频文献和重要文献了。通过文献分析得到，以卡尔纳普为研究主题的文献的H指数是4，即至少有4篇文献被引不少于4次。据此法计算可知，本组文献中共有8篇论文被引4次（含4次）以上，此8篇论文即为国内卡尔纳普哲学理论研究中相对重要的文献。相关论文文献信息见表3，数据截至2015年1月21日。

由表3可知，本主题下被引频次最高的论文为江天骥2001年发表在《哲学研究》上的“从意识哲学到文化哲学”一文，该文结合卡尔纳普的指称语义学，探讨意识哲学的各种形式和文化哲学的特征；并且按照卡尔纳普的《世界的逻辑构造》，指出每一科学家都能够把一切科学命题解释为关于他或她自己的私人经验断定。其他7篇被引频次较高文献的研究主题主要集中在卡尔纳普的语义学、概率确证理论、奎因—卡尔纳普争论和逻辑构造。

（三）论文研究水平及其方式

1.研究水平

论文的研究水平可以从文献被引频次和外文文献参考情况两方面进行分析。

以卡尔纳普为主题的相关文献的H指数为4，由此可知，本主题论文的总体影响力不高。从被引频次看，在所选的53篇文献中，有17篇文献被引频次为0，占所选文献总数的32.1%；被引频次为1次的论文有10篇，占所选文献总数的18.9%；被引频次为2次的论文有13篇，占所选文献总数的24.5%；被引频次为3次的论文有5篇，占所选文献总数的9.4%；被引频次为4及其以上的8篇，占研究文献总数的15.1%，其中最高1篇文献被引20次。这些数字表明国内有关卡尔纳普哲学理论研究影响力较高的文献相对较少。

从参考外文文献方面来看，53篇中文文献中，有15篇没有参考外文文献，占研究文献总数的28.3%，其余37篇文献均有参考外文文献，占中文研究文献总数的71.7%。在所有参考了外文文献的中文文献中，有27篇参考了卡尔纳普原著，所参考的文献主要是他的《意义与必然》， [10-11 ]占中文研究文献总数的50.9%；有5篇参考了卡尔纳普的外文论文原文，占中文研究文献总数的9.4%；参考卡尔纳普原著或外文文献的，其中，1979—1989年，共有6篇，1990—1999年，共有9篇，2000—2011年，共有22篇。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国内学界对于卡尔纳普科学哲学思想研究论文，有相当一部分没有参考卡尔纳普原著、论文以及其他外文文献，不过，随着研究的进行，这方面的状况有所改善。

2.研究方式

这涉及相关研究是合作研究还是连续研究。在合作研究方面，通过对所选文献进行分析，53篇有效文献共涉及作者51位。其中，有9篇文章由2位作者合作完成，占研究文章总数的16.9%，这表明在本主题下，合作研究的现象并不多。在连续研究方面，陈炜在1988—1990年间，共计发文3篇，是国内早期研究卡尔纳普科学哲学思想的重要学者，主题涉及归纳逻辑。广西大学的马亮在1997—2005年间，共计发文5篇，可以说他是目前国内持续研究卡尔纳普科学哲学思想的关键学者之一。此外，张灏、胡志强和江怡分别发文2篇，也是国内研究卡尔纳普科学哲学思想的主要学者。

（四）文献的性质分类及其研究主题情况

1.文献的性质分类

考察这53篇文献，主要分为三大类：一是述评类，二是直接的思想研究类，三是间接比较类。属于第一类的文献共4篇，占研究文献总数的7.4%；属于第二类的文献总数为34篇，占研究文献总数的64.1%；属于第三类的文献总数为15篇，占文献总数的28.3%。由此可见，属于直接的思想研究的较多。

2.文献研究主题及其变化

概括卡尔纳普科学哲学思想，主要涉及四个方面的主题：“归纳逻辑”“逻辑语义学”“奎卡争论”①“意义理论”。以此通过研读收集到的53篇中文文献的篇名、摘要、关键词乃至全文，得到各时段国内卡尔纳普科学哲学思想研究论文文献主题，见表4。

由表4可知，1979—1989年之间，国内对卡尔纳普思想的研究很少，主要集中在“归纳逻辑”和“奎因—卡尔纳普争论”主题上，对“意义理论”主题还未涉及；1990—2000年，研究主题明显集中于“归纳逻辑”上，另外思想介绍或研究综述文章有一些。2000年后，有关“归纳逻辑”主题、“奎因—卡尔纳普争论”主题、“逻辑语义学”主题和“意义理论”主题几乎得到同等关注。

四、卡尔纳普科学哲学思想学位论文研究情况

通过了解卡尔纳普科学哲学思想学位论文研究情况，可以发现国内研究生培养阶段所关注的卡尔纳普科学哲学思想研究主题，以及国内学界对于卡尔纳普科学哲学思想研究的未来发展方向。

为全面了解中国国内卡尔纳普科学哲学学位论文情况，以主题词“卡尔纳普”检索中国知网“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以及“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全选学科领域，时间范围从“1979年”到“2011年”②，得到论文64篇③。通过研读各篇文献，排除相关度较低的文献后，最后确定关于卡尔纳普科学哲学思想直接研究的学位论文文献有8篇，④具体列于表5。

对表5所涉文献进一步统计分析，发现8篇学位论文中，属于博士学位论文1篇，属于硕士学位论文7篇， 8篇论文均发表于2000年后，8篇学位论文的研究主题涉及归纳逻辑、概率确证理论、逻辑句法学、意义理论和拒斥形而上学的分析。

五、结语

卡尔纳普作为逻辑实证主义代表人物，其科学哲学思想在科学哲学界乃至哲学界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国内学界对于卡尔纳普的哲学思想如“归纳逻辑”“逻辑语义学”“概率确证理论”和“意义理论”，自20世纪80年代起，展开了一系列的研究，其中不乏持续研究的学者，但总体发文量较少，且文章影响力偏低。另外，本文的研究基于中国国家图图书馆和中国知网所收录的文献进行，考虑到这些数据库收录文献的有限性，文献的搜集方面不可避免会有疏漏之处，情况分析及其相关结论可能存在不足，如对于学位论文情况的分析，由于中国知网硕博士论文数据库仅收录了部分院校的硕博士论文，因此可能会导致结论不够全面。鉴此，敬请方家指出，衷心感谢。

参考文献：

[1]Von Dr.Rudolf Carnap，张申府. Abriss der Logistik，Mit besonderer Beriicksichtigung der Relations theorie und ihrer Anwendungen[J]. 清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32（2）：287-292.

[2]张申府，Von Rudoff Carnap. Logische Syntax der Sprache[J].清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35（3）：770-774.

[3]洪谦. 卡尔纳普的物理主义批判[J]. 哲学研究，1955（3）：56-79，155.

[4]卡尔纳普，李振麟. 经验主义、语义学与本体论[J]. 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61（6）：7-12.

[5]卡纳普（Rudolf carnap）.世界的逻辑结构[M].蔡坤鸿，译.台北：台北桂冠图书公司，1995.

[6]鲁道夫·卡尔纳普. 归纳逻辑与合理决策[J]. 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1）：17-25.

[7]Herbert Feigl，周昌忠. 科学哲学家——卡尔纳普[J]. 世界科学，1992（3）：55-56.

[8]W.V.O.奎因，费多益. 致卡尔纳普[J]. 哲学译丛，2000（4）：39-40.

[9]陈晓平. 谈谈卡尔纳普的归纳逻辑[J]. 哲学研究，1983（11）：39-46.

[10]Carnap，Ridolf. Meaning and Necessity[M].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6.

[11]R.Carnap，Logical Foundations of Probility，[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0.

[责任编辑：杨彧]

作者：肖显静刘日

中国图书馆哲学研究综述论文篇2：

走向电化教育（教育技术）思想史研究

[摘要] 电化教育现象可以分为实践和理论两种形式。电化教育实践宏观层面上包括电化教育事业、产业和专业，微观层面上指电化教育活动。电化教育研究根据其对象的不同分为对实践的研究和对理论的研究。对实践的研究又分为对具体问题的研究和对实践整体的研究，后者又可以从哲学、史学和比较研究等三个纬度进行。而对电化教育理论的研究也可以从这三个纬度区分为狭义的元研究、思想史研究和思想比较研究。在所有的电化教育研究中，比较研究和思想史研究还比较欠缺，应当予以关注。特别是我国的电化教育在近百年的发展历程中积累了大量的思想财富，需要进行系统整理和归纳，这可以完善电化教育的理论研究，特别是拓展和深化史学研究。电化教育思想史主要以文献和口述史料为依据，通过定量和定性分析，来探寻思想演变的脉络和原因，可以为当前的学科建设提供借鉴。

[关键词] 电化教育；教育技术；研究分类；思想史研究

[作者简介] 赵厚福（1980—），男，山东历城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教育技术学基本理论研究。E-mail：zhaohoufu@lcu.edu.cn。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的电化教育研究进入了多元发展阶段[1]。教育技术的研究领域在不断拓宽，研究方法在不断增多。这就需要从更宏观的角度来审视现有的研究，找到划分不同研究的标准，理清不同研究之间的关系，以便推动学科的健康发展。

一、电化教育（教育技术）现象

一个学科的成立通常从三个方面进行衡量：一是有独特的研究对象；二是有相应的研究人员、组织和刊物；三是有相应的研究方法。在这三个方面中，研究对象是最根本的，是一个学科区别于其他学科的标志。电化教育作为教育学一级学科中的二级学科，其研究对象应该是教育学研究对象的一个子集。教育学的研究对象是一切教育现象[2]，教育技术学的研究对象则是一种特殊的教育现象，即“借助现代媒体的教育”现象，或者说是“有现代信息技术参与的学习、教学、教育” [3]现象，笔者将其称为电化教育现象。

现象可以从形式上分为实践和理论两种，电化教育现象也不例外，即电化教育现象包括电化教育实践和电化教育理论两部分。

1. 电化教育实践

电化教育实践又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去分析。微观的电化教育实践就是有现代信息技术参与的教学活动。当然这些教学活动所属的教育领域是非常广泛的，既包括学校教育，也包括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既包括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也包括学前教育和成人教育；既包括传统围墙学校教育，也包括函授教育、广播电视教育和网络教育；既包括课堂教学，也包括实验、实习和实践教学；既包括教师的在职培训，也包括企业员工的数字化学习。

宏观的电化教育实践在很多场合都被称为电化教育事业，其实它还包含电化教育产业和电化教育专业。电化教育事业是整个社会有目的、有组织开展电化教育活动的统称，主要指各电教系统，包括为保障电化教育活动顺利开展而设立的电化教育机构及其相关制度。我国的电化教育事业由早期的学校电教系统、党员电教系统、广播电视教育系统扩展到现在的网络教育系统。设立的电教机构包括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电教馆、广播电视大学，中央和山东教育电视台，以及现在的68所网络教育学院和各级各类学校中的电教中心、教育技术中心等。

电化教育产业也是电化教育实践的重要领域。电化教育产业既为电化教育事业提供物质基础，也需要与电化教育研究、电化教育专业相结合。例如华东师范大学2010年成立了上海市数字化教育装备工程技术中心，就是要把电化教育产业和研究结合起来。还有很多高校都在积极筹建类似的工程中心。

电化教育专业是培养电化教育专门人才的实践活动。无论是微观的电化教育活动，还是宏观的电化教育事业和电化教育产业，都需要具备相关知识和技能的专门人才去从事和发展，而这些人才的培养就需要社会有组织、有目的、有秩序地进行，这就是电化教育专业。

2. 电化教育理论

从意识是物质的反映的角度讲，理论是对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电化教育理论则是对电化教育现象及其规律进行研究而产生的知识体系。通常将某一门类的知识称为学科[4]，因此也可以把电化教育理论称为电化教育学科。我国著名电化教育学者南国农先生之问“电化教育事业红红火火，电化教育学科举步维艰”的意思就是电化教育的知识体系的建设没有跟上电化教育实践的步伐，当然这里面可能还有对电化教育专业建设的担忧。图1是对整个电化教育现象的总结。

二、电化教育（教育技术）研究的分类

随着现代社会分工的发展，对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变成了一项专门的社会活动，称为科学研究。现在的理论大多是科学研究活动的产出结果。电化教育的理论自然也是电化教育研究的结果，更具体地说是对电化教育现象进行研究的结果。因此可以根据前文对电化教育现象的分析来对电化教育的研究进行分类。

首先，从对电化教育现象的分类出发，可以把电化教育研究分为对电化教育实践的研究和对电化教育理论的研究。

1. 对电化教育实践的研究

对电化教育实践的研究，就其研究的问题而言，可以分为具体和抽象两种。不管是宏观的电化教育事业、产业和专业，还是微观的电化教育活动，如果不把实践整体作为研究对象，而是着眼于具体的实践问题，微观方面例如各种媒体在教学中的应用，宏观方面例如电化教育制度和法规，都属于具体研究。具体问题的研究构成了任何一个研究领域的主体部分。

如果把电化教育实践的整体作为研究对象，探讨类似“电化教育究竟是什么”，“它的价值和作用在哪里”这样的问题，这就是抽象的研究。这类研究可以从时间、空间和思维等三个纬度分为史学研究、比较研究和哲学研究等三类。

电化教育的哲学研究已经被提出多年，并构建了本体论、价值论和实践论的研究框架[5]。也有很多属于哲学研究的问题，例如本质问题和定义问题得到了广泛的探讨，并一度成为学术争论的焦点。但总体来看，电化教育哲学研究的内容和成果还不系统，至今没有一部正式的学术著作问世。

电化教育的史学研究以前少有研究者问津，在20世纪80年代末由全国电化教育教材审编组组织，吴在扬编写的《中国电化教育简史》是目前为止仅有的一部史学著作[6]。2008年，我国电化教育的奠基人南国农先生从学科发展的全局角度提出“欲知大道，必先为史”，组织开展了“中国电化教育（教育技术）发展史研究”，正式掀起了大规模的史学研究。目前这一研究项目的成果包括一套电化教育史丛书以及一本教材正在出版中。①

我国的电化教育领域一直在积极吸收国外的相关经验，从早期的视听教育，到20世纪90年代对美国教育技术定义的引进等，这些国外经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在这些现象的背后，却是真正的电化教育比较研究的缺失。比较教育研究通常分为四个步骤进行[7]：第一步是通过文献或实地调查来了解某一国家或地区的教育情况，并进行整理和描述，这是一个陈述教育事实的过程；第二步是探讨教育事实和当地社会背景之间的联系，这是一个解释教育事实的过程；第三步是对收集的其他地区和本地区资料进行系统处理，确立统一的比较标准，进行并置，这是一个并置比较的过程；第四步是根据比较结果，对本地区的教育提出借鉴建议。根据这个研究过程，我国20世纪90年代对教育技术定义的引进以及对各个国家教育信息化的介绍都停留在第一个阶段，根本谈不上真正的比较研究。

2. 对电化教育理论的研究

根据前文的陈述，电化教育理论是对电化教育现象进行研究而产生的知识体系，而电化教育现象又包括电化教育理论。严谨的研究者不难发现这里存在一个看似错误的循环定义，即“理论是对理论进行研究的结果”。而事实上，确实存在这种研究理论的理论，通常人们将它称为元研究。

在电化教育的母学科教育学领域，元研究已经进行了很多年[8]，称为元教育学。广义的元教育学是对教育学自身的研究，包括教育学发展史、教育科学学以及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狭义的元教育学则是对教育学基本问题，例如对象、范畴、性质、定位、任务、体系等的研究。

在电化教育领域，把电化教育理论作为研究对象，也可以从哲学研究、史学研究和比较研究的角度进行分类。

对电化教育理论进行的哲学研究，就是狭义的电化教育元研究。同电化教育哲学研究一样，很多电化教育元研究的问题，例如逻辑起点、学科性质、定位问题也一度是理论论争的焦点，并有相关的著作问世[9] [10]，只是尚未正式提出“元研究”的名称而已。

对电化教育理论进行的史学研究，主要是指电化教育的思想史研究，即探讨电化教育理论的历史发展过程。由于某一领域的知识体系又通常称为学科，因此电化教育学科发展史也是电化教育思想史的重要内容。后文将详细讨论电化教育的思想史研究。

对电化教育理论进行的比较研究，主要是指对不同地区电化教育思想和学科的比较研究。同对电化教育实践的比较研究一样，我国对国外的教育技术理论、思想和学科进行介绍的多，进行比较的少，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比较研究。

除了上述研究之外，还有一类研究比较特殊，它是为电化教育研究活动提供方法的，这就是电化教育研究方法。从研究对象上讲，它不是对电化教育实践中的具体问题的研究，而是对电化教育理论形成过程，即电化教育研究活动的一种研究，也属于广义元研究的一部分。

综上所述，可以从研究对象和研究的纬度对电化教育研究进行分类（见表1）。

三、走向电化教育（教育技术）思想史研究

根据前面的讨论，在当前的电化教育研究中，比较缺乏的是比较研究和电化教育思想史的研究。比较研究中，无论是对电化教育实践的比较还是对电化教育理论的比较都很欠缺。问题不是对国外关注的少，而是缺乏规范和正式的比较，也就是没有从对其他地区电化教育的描述介绍，走向分析解释，并进一步走向并置比较，最终做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反而正是比较研究的缺失，使得我们盲目引进国外理论，才导致了中国电化教育研究的自我迷失，这也是南国农先生一直提倡“中国道路”的原因所在。

1. 电化教育史学研究的现状

在电化教育的史学研究方面，可以分为制度史研究和思想史研究。这里的制度史是与思想史相对的一个概念，泛指一切电化教育实践活动的历史，而不仅仅指电化教育制度或者行政的历史[11]。

在制度史方面，最早进行系统研究的是吴在扬的《中国电化教育简史》[12]，主要介绍了1920年到1990年间中国电化教育的历史过程。

进入21世纪后，史学研究逐渐引起了大家的关注，投入比较多的是内蒙古师范大学和南京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为研究生开设了“中国教育技术史”课程，并在科学技术史博士点内设立了“教育技术史”方向；阿伦娜主持了电教发展史研究的子课题，发表了《中国电化教育（教育技术）年表》[13]；赵惠康、贾磊磊出版了专著《中国科教电影史》。

2005年11月6日，南京大学教育科学与管理系网络化学习与管理研究所、南京大学现代教育技术中心在南京大学成功举办了“金陵大学电化教育史研讨会”[14]，并在辛显铭、桑新民教授的积极推动下，及时挖掘和抢救了我国电化教育早期的珍贵史料。孙明经先生的儿子孙健三先后也发表了多篇介绍有关电化教育史的文章；朱敬发表了一系列的相关研究论文，并出版了专著《影音教育中国之路探源：关于中国早期电化教育史的理解与解释》[15]。

2007年，在南国农先生主持下，“中国电化教育（教育技术）发展史研究”经过近五年的工作，系统地梳理了中国电化教育的历史事实和发展脉络，反思了其中的经验教训。这项研究汇集了全国数十位教育技术专家学者，公开发表37篇学术论文，编写专著8部。这项研究基本完善了中国的电化教育制度史方面的研究。

思想史以理论思维为研究对象，是对理论形态的学术思想的梳理，以主要学术人物的思想为主，也兼顾其他历史人物、社会阶层、学术团体和流派的思想。目前只有少数人做了一些电化教育思想方面的研究，在这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南国农先生关于发展史研究中的成果，例如南国农的《信息化教育理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朱敬的《论我国早期电化教育理论研究及其经验体系》、《“经验之塔”首介者杜维涛之电化教育思想研究》；李龙等人的《晏阳初：我国电化教育早期的践行者》等。

此外河南大学汪基德的研究团队开展了“中国电化教育先驱学术思想研究”，对民国时期的陶行知、郭有守、舒新城、孙明经、徐公美、杜维涛、陈友松、赵光涛、谷剑尘、刘之常共十位重要学者的思想进行了研究，发表在《现代教育技术》2011年1～12期上，这也是目前电化教育思想研究方面规模较大和较集中的一次。

上述这些思想研究尚没有从历史的角度出发，讨论思想的渊源和演变，也没有形成完整的学术思想发展脉络，可以称为“思想”研究，但还谈不上“思想史”研究。相反，中国人却研究了美国的教育技术思想史，代表性的是张祖忻的专著《美国教育技术的理论及其演变》，以及宫淑红的博士论文《美国教育技术学的历史与范式演变》[16]。从这些意义上讲，思想史都应该走上系统研究的道路。

2. 走向电化教育思想史研究

我国的电化教育理论发展历程可以划分为打基础阶段（20世纪30年代—70年代）、立框架阶段（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初期）、多元发展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期—新世纪初）、重构阶段（2005年以后）等四个历史阶段[17]。

在早期阶段，中国正处于从封建专制向民主共和的社会转型期，在科学救国和教育救国等教育理念影响下，电化教育活动主要是利用电影、广播、幻灯等进行民众教育，普及识字和科学常识。但就在这样的情况下，电化教育学术活动却异常活跃，涌现了蔡元培、郭有守、陈礼江、晏阳初、陶行知、魏学仁、孙明经、舒新城、徐公美、杜维涛、陈友松、赵光涛、谷剑尘、刘之常等一大批影响较大的代表人物。他们于1932年在南京成立“中国教育电影协会”，翻译国外著作，编写了《电影年鉴》论文集，出版了《电化教育》、《电影与播音》等学术刊物，著有《有声的教育电影》（陈友松）、《电化教育讲话》（舒新城）等学术著作，他们的很多学术思想至今依旧熠熠发光。

建国以后，北京、沈阳、上海等地陆续开始设立电化教育馆等电教机构，苏南文化教育学院、金陵大学等高等院校开始设立电化教育、影音教育专修科。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电化教育事业得到了迅速恢复与发展，各级电教馆相继成立。从1979年开始成立各级广播电视大学，1987年成立中央教育电视台，1979年7月成立“中国电化教育研究会”。1983年华南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开设电化教育本科专业，1986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北京师范大学、河北大学、华南师范大学招收教育技术学硕士研究生，1993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北京师范大学招收教育技术学博士研究生。1991年在电教司领导下成立了“全国电化教育教材指导委员会”。 1999年教育部发文正式批准北京大学进行网络教育试点。从“九五”开始，全国开始大规模的电化教育实验。随着电化教育事业和专业的蓬勃发展，学术活动也异常活跃，定期举行了中国电化教育（教育技术）协会学术年会、教育技术国际论坛、全国教育技术学博士生论坛和华人计算机教育应用大会等学术会议。在这样的背景下，涌现出萧树滋、南国农、李龙、梅家驹、李运林、李克东、辛显铭、何克抗、张增荣、谢百治、徐福荫、潘克明、詹道佳、祝智庭、黎加厚、杨改学、桑新民等一批艰苦奋斗、勇于奉献、为电化教育（教育技术）事业的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专家学者。他们分别于1985年、1998年和2005年进行了大规模的电化教育教材编写工作。随之而来的是学术的繁荣，研究成果的大量涌现，产生了许多新的学术著作和学术思潮[18]。

从电化教育发展的历程中我们可以深切地体会到，我国的电化教育几经周折，各个时期产生的学术思想是几代电教工作者努力奋斗的结果，特别需要进行挖掘和提炼，使它们能够得到保护和发扬；另一方面，在解决当前出现的诸多问题、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时，更需要从我国电化教育的优秀学术思想中汲取智慧。因此，以史为鉴，进行中国电化教育（教育技术）思想史研究势在必行。

从这些背景出发，笔者认为有必要进行“中国电化教育（教育技术）思想史研究”，主要以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中国电化教育（教育技术）发展中的重要人物、学术组织、著作、教材、学术刊物、学术活动和专业建设为依据，以具体的学术思想为对象，旨在对中国电化教育（教育技术）的学术思想发展脉络进行系统梳理，为新时期教育技术研究提供借鉴经验。

开展此项研究的意义在于，一方面作为学科基本理论的史学研究非常重要，而目前教育技术的史学研究才刚刚起步，并集中在制度史方面，思想史的研究还很缺乏，开展这方面的研究有助于完善教育技术的基本理论研究，特别是深化和拓展教育技术史学研究。另一方面在于通过对中国电化教育（教育技术）的思想史进行梳理，可以厘清中国电化教育（教育技术）理论建设和专业建设的历程，反思中国电化教育（教育技术）学科发展的经验教训，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电化教育（教育技术）的学科体系提供理论参考，最终促进中国电化教育（教育技术）学科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四、走进电化教育（教育技术）思想史研究

1. 研究界定

首先从时间上讲，我国的电化教育最早可以追溯到1915年，早在那时金陵大学就建立了“校园电影的专用放映场地”，标志着我国电化教育的正式诞生。1936年教育部社会教育司与金陵大学理学院合办“教育部电化教育人员训练班”，从此“电化教育”名称正式在官方文件中对内对外公开使用。1986年国家学位办将电化教育专业硕士培养方向定名为“教育技术学”，此后逐步实现了从理论、实践到组织机构等各个层面的由电化教育向教育技术的全面转向。所以研究中国的电化教育思想史应该研究“从1915年的影音教育和视听教育，再到电化教育，一直到今天的教育技术”的整个思想发展历程。

其次从对象上讲，思想史是“思想”的历史，而不是“发展”史或者“制度”史，因此其研究对象应该聚焦在思想上，而不是列举历史事件上。思想本身是无形的，对思想的研究主要从诸如学术著作、学术刊物、专业教材、音像资料等文字或者音像形式的思想载体上把握。

再次从内容上讲，从史学的角度，不仅需要总结陈述历史上不同阶段的主要电化教育思想，更重要的是考察其思想的渊源流派及演化脉络，进一步还要从当时的哲学思潮、教育思潮等思想背景，社会、教育、电化教育等实践背景挖掘其产生形成的影响因素。

最后从地域上讲，限于史料的搜集整理，以及研究人员的组成等因素，可以先从大陆开始。后期可以根据研究条件的日趋完善，再拓展到香港和台湾地区。

2. 研究目标

研究思想史的目的，一方面是通过系统梳理自1915年至今中国电化教育（教育技术）学术思想发展的历程，形成一部较为完整系统而又真实客观的中国电化教育（教育技术）思想史；另一方面是找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电化教育（教育技术）的学科发展道路，为促进我国电化教育（教育技术）学科建设提供借鉴。

3. 研究内容

可以从两个纬度来概括电化教育思想史的研究内容。一个纬度是时间，即包括打基础、立框架、多元发展和重构等四个阶段。另一个纬度是研究性质，可以分为描述性研究、推断性研究和解释性研究。在教育思想史的研究中，也存在相似的文本、论争和语境的研究路径[19]。

描述性研究是一个“读入文本”的过程，主要是对史料进行定量的描述统计，包括著作、期刊、会议、教材。这样的研究可以较为直观的反映某个时期整体的学术活动的活跃程度和学术成果情况。描述性研究还包括通过内容分析法对学术著作、论文、教材进行的分类和统计，这可以反映某一时期有哪些活跃的研究者，有哪些理论研究热点和研究取向。

推断性研究是一个“读懂文本”的过程，主要是根据描述性研究的结果，对某一时期的学术思想进行梳理，突出主要的理论争鸣，理清主要的学术流派，探寻思想理论的演变。在推断性研究中，可以运用录音、录像、访谈的方法，借助当事人、相关的知情人的口述来了解当时的历史情境，从而提供更为准确的研究结果。

解释性研究是一个“读出文本”的过程，主要是挖掘不同时期的实践背景、思想背景和个人背景，阐明思想产生、形成和变化的动力和原因，也称为思想语境研究。实践背景方面包括当时的社会、经济、技术发展情况，大的教育环境和氛围，以及电化教育活动和实践的基础等；思想背景方面包括当时的哲学思潮、教育思想和理论等；个人背景方面包括个人的教育和学术经历、从事的电化教育活动等。表2列出了电化教育思想史的研究内容。

在上述的研究中，描述性研究是基础，推断性研究和解释性研究是重点。

4. 研究取向

为较好的开展电化教育思想史研究，应坚持以下几个研究取向。

第一是整体性取向。在进行思想研究时要避免限于单个人物思想的简单罗列，造成研究的貌合神离、散乱无序。应转而通过分析个人思想是否具有代表性，找出不同研究者之间思想的契合和承接，进而理清不同的思想流派，彰显整体的学术格局。

第二是比较性取向。通过比较不同人物或不同论著的观点，可以找到理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也就把握了思想的争鸣和学术的争论。对话和论争是促进思想的萌发、发展和演变的重要动力，从中也可以揭露出涌动的思潮和思想史的变迁。

第三是内因性取向。研究者个人和学术团体在特殊的社会、文化和学术背景下，会产生研究旨趣方面的转向或者重要观点的产生，这就需要深入剖析研究者个人和群体的心态，以及产生这些内隐的心态的更深层次的原因。

第四是动态性取向。思想同其他事物一样，始终处在不停的动态演化中。破除固定思维的禁锢，从动态的视角考察某一思想的前继和后续，才能准确把握思想的内涵。另外造成思想演变的现实原因也很值得分析。

第五是去精英取向。重要或者精英人物的思想是思想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去精英取向不是不研究精英人物，而是避免只谈精英人物，还要关注普通大众的思想。在电化教育领域就是要关注普通教师和普通研究者的思想。

5. 研究方法

电化教育思想史的研究方法可以分为定量和定性两种。针对不同的研究对象、内容和目标应选择不同的方法。

定量研究方面主要是计量史学的数理统计和内容分析法。计量史学是现代历史学的一个分支，也称历史计量研究或历史数量研究，其主要特征在于通过运用一套数理统计方法，把数据或可以计算的其他史料用作分析和解释历史的主要依据[20]。在教育技术的思想史研究中，计量与数据统计的方法是进行描述性和推断性研究的重要方法，可以用于两个方面：一是对历史文献的描述性统计，包括文献的数量、年代分布等，从而把握研究活动的规模和变化规律；二是利用内容分析的方法，通过对文献的关键词、主题进行提取和校对，再运用聚类、相关和因子等分析方法探究某一时期的研究热点和学科结构[21][22]。

定性研究方面首先是口述史学的访谈法。口述史是以面对面交流、笔录、录音、录像为手段，对历史亲历者或见证人进行的，采集具有历史意义的经历、见闻和看法的历史研究方法[23]。口述史研究具有弥补历史文献不足和印证史料真伪的作用。由于我国的电化教育历史不长，诸如南国农等一大批老先生都亲身经历了几乎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为开展口述史研究提供了绝佳条件。在电化教育思想史研究中，口述史研究是进行推断性研究和解释性研究的重要方法，一方面可以用于收集史料，通过访谈挖掘历史亲历者的记忆，还原更多电化教育研究细节；另一方面可以充分利用被访谈者的渊博学识和深邃思想，探寻思想演变的脉络和规律，为研究者提供启示。

此外历史研究中传统的文献和归纳法在电化教育思想史研究中仍然是重要的研究方法，研究者的反思和思辨也仍然是进行解释性研究的重要途径。

6. 研究路径和安排

电化教育思想史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史料的收集—史料的整理—史料的分析与解读—反思和借鉴等四个阶段。

思想史作为史学的一种，第一手的原始史料是研究最根本的基础和依据。可以从两种途径来获取：一是通过查阅图书馆、档案馆、数字资源库以及探访相关历史人物的后辈亲属来获取文献资料，包括学术著作、论文集、期刊、教材等；二是通过访谈重要的历史亲历者及相关见证者，来获取口述史料。

第二步是对收集到的史料进行整理。文献资料方面，对破旧或者难于辨认的史料及时进行复印和鉴别，并整理成现代文字内容。对与其它内容相混杂的史料进行判读和提取。口述史料部分，要整理录音稿，形成文字资料，并交与被访谈者审校。

第三步是对史料的分析解读，包括定量和定性两个方面。定量方面包括对各种文献资料的归类，对主题内容和关键字的标注，然后进行描述性统计，得到总体的研究概况。再进行推断性统计，得到研究热点、学科结构、重要人物等信息。定性方面结合口述史料通过归纳找出不同的流派，通过比较找到争论点和主要观点，并通过前后关照考察思想的演变。

第四步是考察各个时期的社会、经济条件，教育、电化教育实践，哲学、教育思潮以及个人的教育学术背景，探寻理论争鸣、学术流派和思想演变背后的实践、思想和个人动因，寻找规律和启发，为当前教育技术学科发展提供借鉴经验。

电化教育思想史是一项重要但艰巨的研究。一方面系统地对中国电化教育（教育技术）思想史进行研究在国内尚属首次，可借鉴资料少；另一方面史料的收集和整理的工作量很大，非研究者一己之力可以完成，需要更多的研究者参与进来，大家携手共同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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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侯艳. 浅谈计量史学法在教育史研究中的应用[C]. 重庆：西南大学，2010.

[21] 陈巧云. 基于共词分析的我国教育管理信息化研究热点分析[C].//云时代学习—探索与思考. 西南大学出版社，2012.

[22] 张纲要. 基于共词分析的教育技术学学科结构可视化研究[C].//云时代学习—探索与思考. 西南大学出版社，2012.

[23] 于述胜. 中国教育口述史第一辑[M].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1.

作者：赵厚福

中国图书馆哲学研究综述论文篇3：

管窥抗战时期延安史学成果的传播机制

［摘要］本文专论抗战时期延安史学成果的传播机制。延安史学界顺应局势需要，秉持学术敏感，以非常有限的报纸期刊作为传播载体，在关于中国史学的发展方向、有关古代社会性质和分期、有关历史人物评价等问题的争鸣聚焦中，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和见解。这对当时的学术交流和学术走向具有一定的引导作用。

［关键词］抗战时期；延安；史学建设；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

抗战时期，中共中央以延安为政治中心，经略陕甘宁边区及其他若干根据地。从历史的前后延续来看，延安根据地政权建设其实已启动了对新型国家机器的全面打造。这种全面性，不仅表现在政治、经济制度领域，还表现在极富远见的新文化建设领域。史学建设作为当时红色政权制度建设中的一环，实已具有一种新文化体制的特征。延安的史学建设，不仅顺应国内局势的需要，体现了学术研究为抗战服务、学术中国化和学术思想通俗化的趋势，并且还在观念、方法、功能和体制上，都逐步形成了一种新的运作模式。

延安史学建设主要表现为在健全历史教育、运作研究机构、畅通交流渠道三个方面擘画长效机制。本文仅就其中的一个方面来探讨“延安史学成果的传播机制”。在战争形势下，必要的史料往往不可能获得。“为要预防书籍和原稿遭受敌机的轰炸，就得取出图书馆和藏书室中最有价值的书分散到各个地方。如果研究结果获有一定的成就，那要把这些著作印刷出来又会遇到不少的困难。”１尽管如此，延安史学界依然秉持着学术敏感，并以非常有限的报纸期刊作为传播载体，表达自己的理论见解和研究成果，向全国学术界发出了不同凡响的声音。

一、延安史学成果的主要发布渠道

延安出版的报刊杂志，不仅是红色根据地的政治喉舌，同时也是向全国发布其学术见解和成果的主渠道。当时，在延安新华书店，有《解放》、《中国文化》、《八路军军政杂志》、《团结》、《群众》、《国防卫生》、《通讯战士》、《前线画报》、《敌国情报》、《新文字报》等十大定期刊物。在延安主要院校图书馆陈列的报刊一般都有中共在延安陕甘宁边区出版的《解放日报》和在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其中，历史类文章主要发表在学术刊物《中国文化》、理论刊物《解放》、《群众》上。同时，机关报《解放日报》的副刊也不时地有一些刊载。

《中国文化》是抗战时期延安出版的唯一一份学术刊物。由中国文化社创刊于１９４０年２月，每卷六期，出至第三卷第三期，１９４１年８月停刊。《中国文化》作为综合性学术杂志，其文章选题的涵盖可谓面面俱到，史学论文在其中所占的比例只有１０％，较之文艺类和哲学类作品的数量，还看不出对历史学科有特别关注。但这只占《中国文化》全部文章总数１０％的１２篇历史论文之所以能成为管窥抗战时期延安史学研究的重要依据，是因为其中涵盖了唯物史观的运用、中国古代社会性质、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室最新成果等当时最为热门的几大课题。

《解放》是中共中央的理论机关杂志（１９３７年４月创刊至１９４１年７月）。设有“时事短评”、“论著”、“通讯”、“来件转载”、“文艺”等若干栏目，主要特点是代表中共中央的主张，讨论一般原则的理论问题。因此，《解放》周刊刊发历史类文章，通常都是一些有关史学理论的作品。其内容涉及史学著作、历史人物思想和史学方法论等比较宏观的层面。

《解放日报》（１９４１年５月至１９４７年３月）是当时中共中央的机关报。主要任务是反映党的方针、任务、政策、策略，报道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以及国际关系等情况，特别是当时党中央和各根据地的人员活动，以及当时国内外的重大事件。日报发布信息的即时特点，使《解放日报》选登历史类文章的内容更为多元，形式更加灵活。依据“短、平、快”的一般办报原则，大量历史知识和著作点评都紧抓时间序列，以最快的速度新鲜出炉。尤其是当副刊的有限版面多为专家、名家抢驻之时，一些文章的重心也不再囿于发展趋势的整体鸟瞰和泛泛而谈，开始逐渐转向对个别问题的深入探讨。

抗战时期的延安，在一书难求、一书难印的情况下，其史学成果通过学术刊物、政治和时事报刊多渠道发布的格局，无疑为其走向全国并形成广泛的影响拓展了空间。

二、延安史学界的争鸣聚焦

见于报刊杂志的延安史学论文，最引人注目的是有关理论问题的探讨。这些问题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几方面：

（１）关于中国史学的发展方向问题。

延安史家在强调历史研究应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同时，还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学术科学化的主张。对此，杨松的《关于马列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一文曾从意义、历史发展、中国化的成绩和缺点、当前具体任务和方法论等六大方面作了讨论，指出：“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２中国学术的马列主义化，就是要学会一种“把握着全人类社会、历史和思想发展的共同规律性”的科学理论与方法，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则要求运用这种方法去“把握和发现中国社会、经济、历史和思想发展的特殊性”。３

与此同时，杨松还提出了一个“中国学术科学化”的概念，要求纠正在经济学、历史学、哲学、文学等研究领域存在的教条主义倾向，以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艾思奇也撰文对“怎样用唯物论的观点来理解社会历史现象”和“怎样用辩证法的方法来研究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的问题作了论述，重申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４

金灿然的《中国历史学的简单回顾与展望》则从史学史的角度讨论了中国史学的发展方向。他把整个中国史学史分为三个阶段：即封建时代的历史学、资产阶级方面支配下的历史学和唯物史观初步运用下的历史学。指出封建史学存在三大缺点：第一，他们都为封建统治者辩护。第二，注重个人，尤其是帝王的丰功伟业、言论行为，忽视广大群众的活动。第三，注重文物制度（上层建筑），忽视食货经济（下层基础）。５晚清以来，中国史学虽然出现了历史观的改变、中国通史及各种历史的编著、专题的研究与实证等具有近代意义的史学发展趋势，但其致命伤是“以精神、心、道等唯心的观点来说明中国的历史，过分估计了英雄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忽视了民本的意义”。在他看来，唯物史观的输入和运用，使中国史学的发展出现了新的面貌，它对“中国的历史发展已经经过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三个阶段，目前则正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过渡阶段”的判断，被认为是最有力、最科学的划分。６并说，今后中国史学的方向：“便在于历史唯物论的中国化。”“今后的历史研究者，要越过那种以社会发展史的公式随便配合上一点历史材料便算解决了中国历史问题的低级阶段，他们要从具体材料出发，在具体材料中寻找中国历史发展的一般性与特殊性。”７

叶蠖生的《抗战以来的历史学》则从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的立场出发，着重对各派历史观及其党性展开分析。他认为，各派政治力量在抗战中无不注意运用历史学以宣传自己的主张，其学术无不带有强烈的政治倾向。不但抗战营垒和日寇及投降派营垒之间存在着激烈斗争，即使是抗战阵营内部，也存在着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斗争。文章猛烈抨击了日本军阀御用学者秋泽修二和国内对日妥协派种种谬误的历史理论，肯定了翦伯赞、吕振羽、吴泽、华岗等马克思主义史家在建设历史学科理论和反对各种日寇汉奸及投降方面所作的贡献，强调了未来史学的发展方向必然是“唯物史观学派渐走向主导的地位。”

他们还对历史研究应取的一般方法提出了意见。如吴玉章在《研究中国历史的意义》中指出：“现在我们研究过去的历史，主要地是研究阶级社会底产生、发展和衰落底科学；是研究阶级斗争底科学。”８他希望人们在亡国灭种的生死关头，了解人类真正的历史，深刻研究我们的历史，把历史科学作为民族革命和社会革命的斗争工具。

叶蠖生的《对于学习中国历史的几点意见》对历史研究中的史料运用和研究程序等提出了一些看法，主张对旧有的史料严加判别而取舍，因为“第一，它们真伪相杂，错误难免；第二，无论官修私造的历史著作，皆常有一定的阶级意识；第三，旧史著作包括很广大的范围，许多部分在今天用处很小；第四，封建时代的历史著作，社会情形只能附见而已；第五，史料的深厚非常不平衡；第六，愈是接近平民生活的记载，愈容易为当年的历史家吐弃。”９又说：“我们研究历史，最主要的，不在于记诵故事，批评人物，而是在了解历史发展的规律，求得其一定的法则。” １０

这些，都体现了延安史家试图构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的努力。

（２）有关古代社会性质和分期的争论。

八年抗战期间，有关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成果相当丰硕。国统区和延安史家承接社会史论战的余绪，对古史分期继续有所争论。１９４１年的《中国文化》几乎全程载录在延安史学工作者对于上古历史阶段的辩驳。其中最为激烈的是有关殷商社会性质的讨论，期间曾先后掀起了几度波澜。

第一回合是范文澜与尹达之间的商榷。１９４０年５月，范文澜发表《关于上古历史阶段的商榷》，文章赞成吴玉章关于殷代是奴隶社会、西周是封建社会的主张，对郭沫若“西周奴隶社会说”的观点提出质疑，认为从生产关系的基础、生产工具、生产部门等方面来考察“奴隶社会的基本条件，考之殷代盘庚以后，无不具备，因此我们可以判定殷代是奴隶社会。”西周虽然仍有奴隶，“但主要的却是农奴”，从有关材料看，“西周文王时代，农奴已是主要的生产者”。１１

同年９月，范文澜的观点遭到了其延安同事尹达的反对。考古学者出身的尹达在《关于殷商社会性制争论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指出传世文献有关殷代历史的记载，大多出自后世文人之手，其中有不少“修饰和重编”的成份，因而不足为据。他批评范文澜“以后代史料移置于前代”，以致对殷商社会性质判断有误，高估了殷、周社会的发展程度。并认为，从考古材料看，殷代“社会组织结构基本上还是以血缘关系为其纽带之氏族社会的组织”，即处于氏族社会的崩溃阶段。１２

与此同时，《关于上古历史阶段的商榷》在重庆《群众》周刊转载，郭沫若并未予以直接的正面回答，而是对殷代的社会性质问题展开了新的论证。他于次年起陆续发表《由诗剧说到奴隶制度》、《屈原研究》等文，明确表示：“关于殷代是奴隶社会这一层近来已得到一般公认，”１３范文澜的商榷文既引发尹达与之疑义相析，又促使郭沫若正式抛弃旧说，重新认识殷代社会性质，由此可见延安史学成果发布、争鸣聚焦的积极影响。

继尹达文章发表之后，第二回合的争论旋即爆发。谢华和叶蠖生分别撰文提出相左意见。谢华在《略论殷代奴隶制度》中认为《尚书》、《诗经·商颂》、《史记》等记载“是殷代最宝贵的直接史料”，１４片面地用甲骨文来反对古书是“一种很幼稚的办法”。根据“最可靠的纸上材料和地下材料”，谢华对殷代奴隶国家提出三个论据，进而强调“在某种程度的生产力之下，必然具有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工具之存在的。”１５紧随其后发表《从安阳发掘成果中所见殷墟时代社会形态之研究》的叶蠖生更是紧扣地下史料，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指出：“研究这些史料必须注意到材料的缺陷性，即是发掘成果还很小，所发掘的遗址半在盗掘破坏之后。”１６从殷墟发掘的考古史料中，完全可以找到“奴隶与奴隶主、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对外贸易、贫富之差、强迫劳动、金属制的生产工具”，“因此，我们说它不是原始公社，而是奴隶占有制。”１７此后，答辩还在环环相扣得进行着。尹达在《关于殷商史料问题——兼论殷商社会性质》一文中认为，意见之所以分歧的中心环节，在于对殷代史料的看法或多或少有些出入。

在这场争论中，《中国文化》为延安史学界提供了一个相互启发、相互质疑、相互争鸣的平台，较全面地反应了该问题的研究状况和学术走向。在这场活跃的讨论中，各家的观点虽相持不下，但学术方法论上却日趋于一致，即都认识到，“如果想正确地把握社会的本质，必需依据正确的史料，必需正确地分析史料本身的可靠程度，才可能得到相当安定性的结论。”１８

（３）有关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

有关这方面的理论，主要反映在一些具体评价历史人物的论文中。如《屈原思想》、《王充的哲学思想——中国古代哲学研究》、“纪念孙中山特辑”和《郭沫若先生与中国古代研究》等。

在孙中山逝世十三周年，陈伯达、艾思奇特为《解放》撰文《孙中山先生关于民族革命统一战线思想的发展》和《孙中山先生的哲学思想》，１９对孙中山学说提出了供大家研究与讨论的新见解。陈伯达通过梳理孙中山民族革命统一战线思想的发展进程，指出“民族统一战线”对中国命运和三民主义有着决定一切的历史意义。

何思敬的《论孙中山先生底思想底研究问题》则对孙中山评价中存在的“隐恶扬善、牵强附会、前后颠倒”倾向提出了批评，要求从“民族大众的立场”和“发展的唯物论辩证法的观点”出发承认一个事实，即“孙中山在他生存期间实在亲自改变过他自己的历史。因此，在他的生活史进程有过一个划时代的改变，有过很伟大的发展。我们不能改变他的历史，也不能改变他自己改变的那段自己的历史。”２０

叶蠖生撰写《抗战以来的历史学》却从唯物论的立场上，批评“中山先生民生主义中一些消极的二元的观点。”说民生史观是“某些人们为着政治作用，企图向科学的历史方法反攻”，因而“他们的成就，除去玩弄太极、诚、动静、体用、生这一套玄虚的名解去建立不可捉摸的民生史观的体系外，便是对唯物史观的武断歪曲和攻击。然而，除此外还没有谁能应用民生史观的法则去研究历史和写成历史作品。”２１这种批判的激烈态度固然事出有因（主要是针对陈立夫等人把孙中山的“民生史观”发挥为“唯生论”的做法），但对于孙中山民生史观本身的评价则并不公平。

范文澜的《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更是当时延安史学界评价历史人物的代表作。该文最先连载于１９４４年７月２５、２６日的《解放日报》。同年，延安新华书店印出单行本。文中针对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１９４３年）中大力吹捧曾国藩的做法，斥责“曾国藩是百年来一切反动派的开山祖师，直到今天还有人继承他的汉奸刽子手衣钵，决心充当他的末代裔孙。”２２表达了他对曾氏血腥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阶级义愤。同时也有借用历史批判蒋介石的用意。范文澜对曾国藩的这一定性批判，对建国以后史学界有关曾氏乃至晚清洋务大僚的评判都起了深远的导向作用。

此外，这些报刊杂志作为延安史学界的窗口，还做了这样几项工作：一是经常选登一些延安史家的史学作品，如范文澜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初稿）、陈伯达的《中国近代地租概说》（《近代中国农业与中国农村各阶级》草稿）等。在出版的物质资源十分有限的条件下，《解放日报》等通过节选等方式，把延安史学界的一些研究成果及时公诸于世，对于扩大这些作品的影响，产生了十分积极的作用。二是以文化新闻事件或历史纪念日为背景，通过“历史知识”专栏，刊载相关评论，有针对、有时效地介绍历史知识和研究成果的概况，用快速反应机制吸引读者、凝聚人气。如１９４３年５月１日的《“五·一”劳动节历史》、１９４３年５月９日的《“五九”》、１９４３年９月７日的《“九七”国耻故事》、１９４３年４月２８日的“纪念李大钊同志专刊”《李大钊同志革命史略》、１９４４年１０月７日的《辛亥革命》和１９４５年１１月３日的《十月革命的故事》等。这类文章紧扣历史时间表，以简明扼要的史实和晓畅生动的表述，担负起了日常历史知识的普及工作。某些关键词的阐释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历史著作发行难、历史知识普及难的矛盾。三是历史作品评论。如金灿然的《“中国通史简编”是怎样写成的》、《介绍〈中国史话〉》，刘亚生的《略评几本外国人著的中国历史》和燕庐的《读了〈中国历史讲话〉的意见》、尹达的《郭沫若先生与中国古代研究》等。这些评论不再仅限于传递信息的初识层面，而是融真实性和思想性于一体。撰文者往往以较高的理论水平和细腻的感受，解读着历史著作的核心要义。或赞成、或反对的读后评议，对延安地区所能见到的历史著作开展了有益的价值判断和学术论证。

三、在内外沟通中发展和壮大自己

传统学术相对封闭的形态因报纸期刊的出现而改变。抗战时期，延安地区虽然处在一个被封锁的境遇中，但正是以报纸期刊作为传播载体，区域内外的各类信息才如缕不绝地相互传递，而有关学术活动、学术成果也在其中占据着一定比重。

１９４５年２月１７日《解放日报》刊发《关于〈盟利社〉和〈延安一月〉》，回答读者有关重庆出版《延安一月》的主要内容；１９４６年１０月２５日《新华日报》第３版《陈伯达等撰著“社会科学读本”》；１９４１年１月６日《新华日报》第２版《延安文化零讯》介绍延安新华书店最近发行了杨松、邓力群等合编之中国近代史参考材料上册……就都属于“短平快”的文化资讯。

而在行文中涉及某个学术成果的单篇文章也是不胜枚举。例如，刊于１９４２年第七卷第九期《群众》的《如何研究中国近代史》，作者张燕西就先后提及“延安《中国文化》杂志，第三卷第二、三期合刊，叶蠖生著《抗战以来的历史学》”、“在中国近代历史的著作中，已经有了何干之编著的《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和《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和延安中国现代史研究委员会编的《中国革命运动史》”、“杨松在八路军《军政杂志》上发表了许多近代历史事迹的论著，［群众］周刊曾经转载过一些”……文章围绕中国近代史研究，以动态综述的手法密集介绍了延安地区有关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并把这些学术信息相应地贯穿到自己的行文结构中。再如，１９４４年６月１５日《新华日报》第四版《关于学习历史的问题》和１９４６年８月１日《中国学术》刊发的郭沫若《战时中国历史研究》，都提及有一本中国通史连载于从九卷十期开始的《群众》上。借助两篇文章的他证、互证，便为后人了解《中国历史讲座》的作者情况提供了更为详细的背景资料：即一部叫做“中国通史简编”，是延安的历史家范文澜、吕振羽和尹启明合写的。其中一部分已发表在重庆出版的“群众”杂志上。２３

文化信息、学术成果的异地发布，不仅综合反映了史学研究成果和文化领域的即时动态，也使学术交流能够很快得到学界反馈，这对引导当时历史研究的学术走向有着非常积极的促进作用。延安区域内外历史研究论文的异地转载主要就发生在《解放日报》、《群众》、《新华日报》等报纸刊物之间。其中，《新华日报》是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出版的唯一大型日报。１９３８年１月１１日创刊于汉口，至同年１０月２５日武汉沦陷后，迁至重庆继续出版。直至１９４７年２月２８日，被国民党政府强行停刊。共出版３２３１号，出版时间经历了整个抗日战争时期迄解放战争初期。《群众》周刊１９３７年１０月筹办于南京，同年１２月创刊于汉口，１９３８年１０月２５日从武汉撤退，继续出版于重庆。是在抗战至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和香港地区公开出版的唯一的党的理论刊物。

相互间转载最为频繁的要数延安的《解放日报》和重庆的《群众》周刊。报纸看重的是文章借古说今、鼓动舆论的煽动效应，而期刊瞄准更多的还是文章所具备的学术理论水平。抗战时期的历史研究论文一般都有既政治又学术的双重属性，因此，相应出现了一些重要文章即被机关报刊发、又被理论刊物选用的普遍现象。其一是延安地区的史家文章多为《解放日报》首发后，再由其他报纸刊物转载；其二则是国统区马克思主义史家的文章均有延安区域外的报纸杂志首印后，再传入延安地区。这就构成了真正意义的“走出去、引进来”的双向交流。互动区域内外皆有源头活水，使历史研究成果在抗战时期也处在了一种良好的循环状态。走出去，可以把延安地区史学建设的成果和机制辐射到全国；引进来，可以确保延安地区始终还能与学界前沿保持密切连通，不断有新的碰撞。双向交流构筑了学术成果及时发布、辩论驳难的平台，这对促进中国史学的长远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抗战时期，这两大传播路向表现最为集中的个案就是有关郭沫若的研究文章之转载。以延安为考察定点，既有“引进来”的郭沫若所写《甲申三百年祭》、《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等文章，也有“走出去”的《郭沫若先生与中国古代研究》。

《甲申三百年祭》为郭沫若研究农民战争的第一篇专门论文，用于１９４４年３月１９日纪念明末农民战争胜利三百周年。文章“一方面分析了明朝灭亡的社会原因，指出崇祯及其臣属应负亡国的主要责任、打破历来统治阶级的‘明朝亡于流寇’的歪曲历史的论调，推翻流俗关于‘李闯造反’等许多无知胡说。另一方面，也极严格的批评了李自成的失策，作为中国革命历史中的重要的经验教训。”２４当时，蒋介石及其御用文人以起于陕北的李自成、张献忠领导的农民军来比附陕北根据地的革命力量，鼓吹“攘外必先安内”的论调。为宣传唯物史观和驳斥各种谬论，郭沫若中断从事多年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转而撰写了这篇既具学术意义和又有战斗性的论文。文章发表不到一月，即被延安《解放日报》全文转载，除肯定它的历史价值外，毛泽东还向党的高级干部要求：“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以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２５于是，党中央将其列为整风文件，在延安及各解放区广为印发，据说该书在延安翻版四万册，一个礼拜就销售告罄了，２６可见一时之盛况。

１９４４年，郭沫若的《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在重庆的《群众》和《新华日报》发表之后，《解放日报》也作了全文转载。延安《解放日报》社要延安地区的史学工作者就此发表意见，尹达遂在１９４５年３月１３日《解放日报》发表《郭沫若先生与中国古代研究》一文，并于四月间被重庆的《群众》所转载。尽管，大家对中国社会发展在个别阶段的形式和顺序并未形成最后共识，但就是在这样轮回的循环交流中，唯物主义历史这一基本思想，已为史学界绝大多数人所认同和运用。所以，周恩来也对此颇为赞赏，要求尹达“继续写文章，以便使重庆和延安两地文化工作者相互配合，开展工作。”２７

行文至此，延安史学成果传播机制的概貌已依稀可辨。抗战时期，无论是为了阶级革命，还是为了民族救亡，研究工作的“致用”目标始终都是学术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紧密结合。研究成果通过报纸期刊的传播，使延安史学的影响得以向外辐射，但当史学工作者把注意力集中在范围有限的选题上，刊发大量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刻板解释，那么学术传播渠道再畅通也只徒有一个大的流量，而无法使交流双方真正实现研究成果的存量递增。所以，有人总结说：“在抗战时期，空间的分离和由此而产生的不同的工作关系，不仅影响到这个时期历史学家的历史理论观点，而且对于后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的学术讨论和政治争论也具有重要意义。２８

在大政方针尚属试验阶段的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便在根据地的文化建设中得到了重点扶植。虽然，制度保障确实激发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抗战时期的快速发展，可当历史学介入政治事务、融于现实斗争过深后，完备的建制带来权威的导向，由体制派生而出的战时标准、战时要求导致历史视角为之一转、研究风气为之一变，意识形态的考虑渐占上风。解放后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无论是处于巅峰、还是跌至谷底，也就因此都能从延安史学觅得直接或间接的渊源。

注释：

１郭沫若：《战时中国历史研究》，《中国学术》，１９４６年８月１日。

２杨松：《关于马列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中国文化》第一卷第五期，１９４０年７月，第９页。

３杨松：《关于马列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中国文化》第一卷第五期，１９４０年７月，第１５页。

４艾思奇：《辩证法唯物论怎样应用于社会历史的研究》，《解放》第１２６期，１９４１年３月，第２６～２８页。

５金灿然：《中国历史学的简单回顾与展望》，《解放日报》，１９４１年１１月，第４版。

６金灿然：《中国历史学的简单回顾与展望》，《解放日报》，１９４１年１１月，第４版。

７金灿然：《中国历史学的简单回顾与展望》，《解放日报》，１９４１年１１月，第４版。

８吴玉章：《研究中国历史的意义》，《解放》第５２期，１９３８年９月，第７页。

９叶蠖生：《对于学习中国历史的几点意见》，《解放》第１３３期，１９４１年７月，第３３页。

１０叶蠖生：《对于学习中国历史的几点意见》，《解放》第１３３期，１９４１年７月，第３４页。

１１范文澜：《关于上古历史阶段的商榷》，《中国文化》第一卷第三期，１９４０年５月，第１８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