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低碳经济研究综述

第一篇：中国低碳经济研究综述

国内低碳经济研究综述

摘要：气候变化是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严峻挑战，应对气候变化也为各国经济转型带来了历史机遇。特别是在全球经济危机的背景之下，各国更是把低碳经济作为新的经济增长动力。本文主要从低碳经济的起源、内涵、必要性、对策机制等方面对国内关于低碳经济的研究成果进行介绍和简要评述，以理清理论的脉络，从而为新形势下中国低碳经济的战略布局提供一定的参考。 关键词：低碳经济

全球气候变暖、油价上涨以及能源安全等问题均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关注，推动了世界各国对节能减排、可再生能源的研究，节能减排、迎接低碳经济、构建新的能源结构的浪潮已在全球范围内兴起。企业会计是为经济管理提供信息的，随着企业低碳化经营环境的逐渐形成，低碳会计应运而生。中国作为发展中的温室气体排放大国，历来走的是“高碳”发展道路，随着中国经济的深入发展，各种资源、环境瓶颈逐渐显现，严重制约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如何从自己的国情出发发展低碳经济，事关中国发展大局。围绕这一话题，国内学者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见解，本文将其中有代表性的观点综述如下，以有助于这一问题的进一步研究。 一. 低碳经济的起源

“低碳经济”最早是由英国于2003年在《我们未来的能源——创建低碳经济》能源白皮书率先提出的。因此，严格来说，这部分综述内容跟国内研究无关。但只有弄清楚了低碳经济发展的背景以及历史脉络，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国的低碳发展和低碳研究之路。因此，这部分内容非常重要。一般将低碳经济的起源分为五个阶段：

1.气候变化引起国际社会关注

在1979年第一次世界气候大会上,气候变化首次作为一个引起国际社会关注的问题提上议事日程。联合国于1988年建立了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以监测和报告全球气候变化。

1987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主席布兰特兰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从一个地球到一个世界》拉开人类重新评价西方工业化及其后果,改弦更张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序幕。

2. 初步建立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体系规则

1992年6月,在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150多个国家制定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其宗旨是将大气中的温室气体浓度稳定在不对气候系统造成危害的水平。

3.初步建立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规则 1997年12月,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三次大会上,参加国通过了《京都议定书》作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补充条款。《京都议定书》提出了采用市场机制来解决环境问题的思路,并规定了《公约》附件一国家(发达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的量化减排指标;即在2008～2012年间其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的水平上平均削减5.2%。 4.低碳经济的正式提出

“低碳经济”这一概念是由英国首相布莱尔于2003 年2月24日提出的,并且英国政府为低碳经济发展设立了一个明确的目标,那就是英国将到2050年将其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的水平上削减60%,从根本上把英国变成一个低碳经济的国家。

5.低碳经济的发展时期

2006年10月,由英国政府推出、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牵头的《斯特恩报告》指出,全球以每年GDP1%的投入,可以避免将来每年GDP 5%～20%的损失,呼吁全球向低碳经济转型 。

2007年12月,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通过了“巴厘岛路线图”。“巴厘岛路线图”为全球进一步迈向低碳经济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在此背景之下,转变经济发展模式,从传统的高碳经济向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的模式转型逐渐的被世界各国提上日程。

2009年7月8日,八国集团峰会提出,到2050年,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应在1990年或其后某一年的基础上减少80%以上,到2050年使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至少减少50%。实现这个目标,全球经济就必须转型到低碳经济。这预示着从现在到2050年的未来40年,低碳经济将是国家竞争力和企业竞争力的重要体现。

二.低碳经济的概念及内涵

国内较早研究低碳经济的学者庄贵阳认为，“低碳经济”是依靠技术创新和政策措施，实施一场能源革命，建立一种较少排放温室气体的经济发展模式，从而减缓气候变化。低碳经济的实质是能源效率和清洁能源结构问题，核心是能源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目标是减缓气候变化和促进人类的可持续发展。而且低碳经济包涵四个核心要素：发展阶段、低碳技术、消费模式和资源禀赋。庄贵阳主要将低碳经济理解为一场“能源革命”，强调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和能源结构的优化。何建坤在此意义上，将对低碳经济的理解进一步细化和具体化，认为低碳经济的本质要求，是提高碳的生产力—每排放单位二氧化碳，要产生更多的GDP。

付允等认为低碳经济是一种绿色经济发展模式，它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和高效能、高效率和高收益为基础，以低碳发展为发展方向，以节能减排为发展方式，以碳中和技术为发展方法的绿色经济发展模式。 中国国家环境保护部部长周生贤则指出：“低碳经济是以低耗能、低排放、低污染为基础的经济模式，是人类社会继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的又一大进步。其实质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创建清洁能源结构，核心是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发展观念的转变。发展低碳经济，是一场涉及生产模式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国家利益的全球性革命。”在周生贤的界定下，低碳经济的内涵进一步丰富。低碳经济不仅仅是“能源革命”，更是人类发展方式的根本变革。鲍健强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碳排放量成为衡量人类经济发展方式的新标识，低碳经济将全方位地改造建立在化石燃料(能源)基础之上的现代工业文明，转向生态经济和生态文明。

刘细良强调现代意义上的低碳经济是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人类自身对经济增长与福利改进、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关系的一种理性权衡;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和谐关系的一种理性认知;是一种低能耗、地物耗、低污染、低排放、高效能、高效率、高效益的绿色可持续经济;是人类社会继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的生态文明;是人类社会继工业革命、信息革命之后的新能源革命。

金乐琴等认为低碳经济是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它与可持续发展理念和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要求是一致的，与当前大力推行的节能减排和循环经济也有密切联系。

潘家华则认为，低碳经济是指碳生产力和人文发展均达到一定水平的一种经济形态，旨在实现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全球共同夙愿。因此，低碳并不是目的，而只是手段。

对于低碳经济的定义和内涵，国内外学界有众多的说法。特别是对于低碳经济是一种经济形态还是一种发展模式，学界尚无定论。从上面列出的众多界定可以看出，国内学者对低碳经济的理解是逐渐深入的：首先，是从“能源革命”论到”发展方式”论的嬗变。对于低碳经济，学界首先将其理解为人类为应对气候危机而掀起的一场能源革命。目的是减缓温室气体效应。而随着能源、环境、资源瓶颈逐渐显现，人类经济的发展陷入困境。特别是在金融危机的强势冲击之下，人们得以深刻反思工业革命以来的发展路径。对低碳经济的理解也逐渐深入，人们终于知道，低碳经济和新能源革命将是人类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涉及生产模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根本变革;其次，是从“环境论”到“经济论”到“文明论”的进步。低碳经济的提出首先是为了破除气候危机和经济困局。温室气体排放导致全球升温，人类生活与其间的生态环境恶化。且“高碳”发展模式导致能源、资源紧张，经济领域的竞争日趋激烈。低碳经济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提出的。但随着对低碳经济研究的深入，人类才发现，低碳经济不仅仅涉及环境和经济领域，而是一个系统性、整体性的发展框架，是文明的质变;再次，是将对低碳经济的理解与具体的中国国情相联系。低碳经济的概念由西方提出，而且也具有一定的普适性。但低碳经济不仅仅是一种理论和学说，而是需要付诸实践，于是各种权利义务应运而生。国际政治学里有一个观点：国家间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西方国家掌握着话语权，对低碳经济的定义自然是为了维护西方国家的利益。国内学者强调“低碳经济是手段，而不是目的”、“碳生产力和人文发展必须协调”以及“发展阶段论”，都是为了抵制西方的话语霸权，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三.发展低碳经济的原因及必要性

在原因分析方面，黄栋的研究是比较有代表性的。黄栋认为，中国发展低碳经济至少出于以下考虑：首先，当前中国正处于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伴随工业增长所带来的能源和资源消费会大幅度增加。其次,从国际政治的角度来看,随着中国的崛起,国际社会也要求中国承诺更多的温室气体减排义务。第三,以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为代表的低碳产业是一个潜力无穷的朝阳产业。不论从产业盈利潜力还是创造的就业机会来看，低碳产业都是未来蓬勃发展的朝阳产业，这是中国发展低碳经济的直接动因。

魏志恒、庞莹认为，我国发展低碳经济必要性体现为三：一是资源条件相对于经济增长出现瓶颈效应;二是实现可持续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模式的难得机遇;三是客运促进技术变革和创新。

而付允等指出，中国发展低碳经济非常紧迫，理由至少有三：其一，中国面临较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压力;其二，中国能源安全面临严重威胁;其三，我国资源超常利用，生态环境恶化。

邓越月、金仁淑则从微宏观经济学的角度对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必要性进行了分析，观点如下：从微观角度看，“低碳”可以消除大气污染对经济效率的外部性影响;从宏观角度看，“低碳”可以创造经济增长和环境的双赢;另外，低碳发展模式开发新能源，有利于维护能源安全。

冯之浚(2009)认为发展低碳经济不仅是我国转变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提高资源能源使用效率,保护生态环境的需要,也是在国际金融危机的情况下增强国内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扩大出口以及缓解在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等问题上所面临的国际压力的需要。这既符合我国现代化进程的要求,又可以面对来自国际上的挑战。

在国家环境保护部副部长潘岳看来，我国发展低碳经济一个非常重要的考量因素就是“高碳模式”严重制约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第一，中国目前正处于重工业化阶段，支撑重工业化的是能源。国际能源和资源产品不断大幅涨价，我们付出的代价越来越高，依存度越来越高，抗风性能力越来越差，已经严重影响了经济增长的稳定性;第二，在“金融海啸”席卷全球的情况下，“碳排放”正在成为发达国家新的“绿色壁垒”，打压和限制中国传统优势产品的出口;第三，从国际来讲，“碳排放”将成为今后重要的国际战略资源。“碳排放”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政治和社会问题。

应对发展困境，发展低碳经济，已成人类社会的共识。综合国内学者的观点，我们可以知道，对于发展低碳经济的必要性和意义，可以从两个维度来分析：一是被动改变。自工业革命以来的“高污染、高排放、低产出”的高碳发展模式已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资源紧张，严重制约了人类社会的发展。选择低碳发展模式是我们不得不作出的选择，是事关生死存亡的大事;另一方面，是从主动改变的角度看，当前中国的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都极不合理，在国际产业链中始终处于中低位置，国际竞争力差。值此全球金融危机之际，中国只有主动改变发展模式，走低碳环保之路，优化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才能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占得先机。因此，这是战略选择。 四，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条件

发展低碳经济，对转型期的中国来说，即是机遇也是挑战。

王毅指出，从长远看，探索低碳发展之路不仅符合世界能源“低碳化”的发展趋势，而且也与我国转变增长方式、调整产业结构、落实节能减排目标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具有一致性。一方面，我们可以利用发展低碳经济的机会，使一些重点行业的节能减排技术取得竞争优势，甚至扮演领先者的角色，并尽早到达碳排放和能源消费的拐点，但另一方面，发展低碳经济、走低碳发展道路需要相当的额外成本和大规模采用低碳能源和技术，这将在一定程度上延缓我国的现代化进程。从近中期看，作为率先崛起的发展中大国，中国正处在重要战略机遇期，存在利用国内外各种有利条件和要素组合优势，较快实现跨越重化工业阶段的历史机会。在常规情况下，未来20年全球化石能源供应相对充足，而目前相对较低的能源价格也许是廉价石油时代结束前中国加速工业化的最后时机。但就自身条件来看，中国受到发展阶段的制约，实现低碳转型面临快速经济增长、国际贸易分工的低端定位、巨大的就业压力、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术水平相对落后以及体制机制等方面的障碍。从另一角度看，中国如果不能尽快实现包括低碳化在内的发展方式的转型，将会面临更多的风险。

金乐琴等认为，我国发展低碳经济面临诸多不利条件：一是发展阶段。中国目前正经历着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的阶段，人口增长、消费结构升级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使得对能源的需求和温室气体排放不断增长。二是发展方式。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呈现粗放式的特点，对能源和资源依赖度较高，单位GDP能耗和主要产品能耗均高于主要能源消费国家的平均水平。三是资源禀赋。中国“富煤贫油少气” 的能源资源结构，决定了中国以煤为主的能源生产和消费格局将长期存在。四是贸易结构。在现阶段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中，美、日、欧等已进入知识经济或服务经济时期，在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中处于领先地位，而中国产业仍处于低端位置，在产业技术含量、附加值和竞争力等方面均与发达国家有较大落差。当然，中国发展低碳经济也有许多有利条件：一是减排空间大。由于产业结构、消费结构处于高能耗阶段，加上节能技术水平较低，能源管理漏洞较多，使得中国的能耗强度和能源效率明显偏低。二是通过结构调整、技术革新和改善管理等途径，实现节能减排的余地较大。三是减排的成本低。相对于发达国家，中国的减排成本比较低。四是技术合作潜力大。一方面，中国与发达国家在低碳技术方面还存在较大落差。另一方面，低碳技术国际合作的机会在增加。《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规定发达国家有义务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转让，此外，中欧之间签署的《中欧关于气候变化的共同宣言》，美国发起的《亚太地区清洁发展与气候新伙伴计划》等多边及双边合作都把低碳技术的开发与合作作为基石。

邓越月、金仁淑则利用管理学的SWOT方法分析了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条件，令人耳目一新。他们指出，中国发展低碳经济的内部优势有：新能源储量丰富;政府提供政策保障，投入大量环保资金。而内部劣势体现在：能源结构不合理;经济结构不合理，增长方式粗放。中国发展低碳经济的外部机会主要有：国际社会重视低碳经济的发展;国际社会大力发展新能源技术。最后是中国发展低碳经济的外部威胁：国际合作困难重重。

赵卓、肖利平具体分析了中国发展低碳经济的技术创新瓶颈：缺乏激励低碳技术创新的长效动力机制;低碳技术科技创新研发能力薄弱;低碳消费观念滞后不利于低碳技术创新;国际利益冲突阻碍低碳技术创新。

孙晓伟等则从制度安排的角度对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困难进行了分析。他们指出，发展低碳经济的制度缺陷主要体现在：一，对原有经济发展制度的路径依赖;二，资源环境产权制度的不完备;三，激励约束机制供给不足;四，政策法律体系仍处于薄弱的状态;五，环境管理的经济制度不完善。主要包括排污收费制度、排污权交易制度和环境税收制度的不完善。

庄贵阳认为，中国向低碳经济转型，面临着许多市场和制度障碍。中国正处在工业化发展的加速阶段，人口基数庞大，减少贫困、发展经济、满足就业、提高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平、实现国家的现代化仍然是中国面临的最大任务。一个国家(或地区)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长，主要取决于四个方面的因素：人口、人均收入、能源强度和能源结构。从人口因素看，虽然出生率、人口自然增长率、婴儿死亡率、总和生育率都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但中国毕竟有13亿的人口基数;从能源结构因素来看，虽然通过落实《可再生能源法》和CDM项目实施，可再生能源开发呈现快速发展趋势，但中国以煤炭等化石燃料为主的能源结构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不会发生根本性改变;从人均收入因素来看，中国为了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的决心和努力不会动摇，这是实现社会政治稳定的必要条件， 中国不会以降低人均收入或减缓经济增长来实现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目标。

五、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途径和对策

鲍健强(2008)认为,我国发展低碳经济一是调整产业结构,发展具有低碳特征的产业，限制高碳产业的市场准入;二是降低对化石能源的依赖,走有机、生态、高效农业的新路子;三是发展低碳工业,优化能源结构,提高能源效率,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四是建设低碳城市,开发低碳居住空间,提供低碳化的城市公共交通系统;五是通过植树造林、生物固碳,扩大碳汇。郭万达、刘艺娉(2009)认为未来40年是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重要“战略机遇期”,鉴于气候变化的国际外交谈判问题比较复杂,我们应“内外有别”,对外要本着“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进行国际谈判,“对内”,则要抓住机遇,积极主动地发展低碳经济。吴昌华(2009)指出低碳经济涉及政府、企业和公众等相关利益群体,是政策、制度安排、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的大变革和结构重构。任力(2009)认为发展低碳经济的措施:如实施低碳发展战略,调整产业与能源结构,加强低碳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建立碳交易市场,促使企业承担低碳社会责任等。

谢军安、郝东恒、谢雯(2008)认为，发展低碳经济应该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架构发展低碳的社会行动体系，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推进节能减排，注重对低碳技术的创新和研发，从而更好地应对气候变化。韩雪梅、刘欢欢(2009)从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提高煤炭净化比重、充分发挥碳汇潜力以及加强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四个方面阐述了西部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的实现途径。任奔、凌芳(2009)结合低碳经济发展的国外经验和我国现状建议选取一定的城市作为低碳经济发展的示范区或者实践园区，让其发挥示范带头作用，推进节能建筑、节能交通等示范工程。孟德凯(2007)从中国利益出发，指出我国可以从清洁发展机制、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碳汇三个方面来促进低碳经济发展。朱四海(2009)认为，发展低碳经济的关键在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根据低碳经济的发展趋势，通过降低人为碳通量、开展碳预算、发展低碳技术、能源结构转换促进人类社会能源利用方式的改变。付允、马永欢、刘怡君、牛文元(2008)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论证了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得出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对策为:节能优先;化石能源低碳化;激励低碳技术研发以及建立我国的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卢小祁(2009)认为，通过农村低碳化建设、城市低碳化运营以及工业低碳化发展是将南昌建设为绿色花园城市的新型途径。宋德勇、卢忠宝(2009)指出，目前各国低碳经济政策的侧重点为:低碳能源政策、低碳技术政策、低碳产业政策、低碳消费政策，四种低碳经济政策都是以鼓励和开发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为主的。

六、简要评述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工业化的关键时期，面临着进行低碳转型和把握重要战略机遇期，尽快实行现代化的两难选择。因此，我们在遵循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一般规律，顺应国际社会发展低碳环保经济的潮流的同时，一定要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制定稳健的财税政策及其他相关配套政策，渐进式地推动我国的低碳转型。多一份谨慎，少一分冲动;多一些理性，少一些武断。唯有如此，我国的低碳发展之路才会走入健康、有序的轨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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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中国金融市场研究综述文献综述样板一

中国金融市场研究综述

具体研究文献回顾和综述

(一)资本市场的特征研究

1、资本市场的有效性研究

市场有效性假说(Efficient Market Hypothesis, EMH)是金融经济学的核心问题之一,由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尤金·法玛(EugeneFama)1965年发表的《股票市场的价格行为》一文中正式提出。该假说认为，在：(1)大量投资者力图利用充分、独立并随机出现的信息进行交易并获利;(2)所有投资者是风险厌恶型的理性经济人;(3)无交易费用和信息成本等市场摩擦，市场能迅速反馈有价值信息这三个前提下，金融资产在资产价格形成中能充分并准确地反映全部相关信息。即在一个资本市场中，价格反映了所有可获得的信息，则市场是有效的。

根据金融资产价格所反映的信息集合内涵不同，市场有效性可分为弱态有效性(Weak Form EMH)、半强态有效性(Semi-strong Form EMH)和强态有效性(Strong Form EMH)三类。在弱态有效市场中，价格所反映的信息集合限于历史交易数据(交易价格、成交量及回报率等)，金融资产价格变动无时间序列自相关性;半强态有效市场中，信息集合内涵扩展至全部能够影响金融资产回报率的公共信息(宏观经济动态，市场信息和财务数据等);而强态有效市场中，所有公开与非公开信息将会为市场交易者充分利用，修正其投资策略并完全反映在价格中。

资本市场有效性假说的提出，引发四十年来国内外资本市场、会计与理财领域大量实证研究。沃金(Working, 1934)、考尔斯和琼斯

(Cowles & Jones, 1937)、肯代尔(Kendall，1953)、罗拔茨和奥斯本(Roberts & Osborne, 1959)、库特勒(Cootner)、萨缪尔森(Samuelson)和曼得布洛特(Mandelbrot)通过研究近代证券市场价格变化，提出并发展随机漫步理论，为有效性假说提供有力支持。基于市场收益随机正态分布特性，马克维茨(Markowitz(1959)，夏普(Sharpe(1964)) 以及林默(Linmer(1965))等人提出资本资产定价模型，而罗斯Ross(1976)则根据理性投资者套利行为提出资本套利模型(APT)。

然而八十年代以来，随着行为经济学、市场分形理论等新兴学派的发展，资本市场有效性假说受到了学术界和投资界的广泛质疑。第一，其三项基本假设均建立在“完美”的完全信息市场理论基础上，而真实资本市场中交易成本和信息成本不可忽略、投资者意见分歧且并非全部理性、市场套利者力量有限而投机者羊群效应明显等问题否定了其基本前提;第二，国外众多对企业内部信息人士(股东和企业高管层)和基金经理们超额回报率的研究，虽然难以得出其持续获得超出市场平均水平盈利回报的证据，但从基本可以否定强态有效假说，而在我国相对低效、投资气氛浓重的资本市场中，这一假说更难以成立。故针对我国资本市场有效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弱态和半强态有效性上。

国内研究证券市场弱态有效性的文献最多,但是由于存在联合检验问题,弱态有效性检验也是争议最大的。施农屋(1993)运用序列相关性检验模型对深圳证券市场进行实证分析，测试每种股票前后期之间，以及每种股票价格与深圳证券价格指数之间是否存在统计上的显著相关性，其结论是深圳市场未能通过弱态有效检验。俞乔(1994)对沪市1990～1994和深市1990～1994的综合股价指数进行了研究，

作者使用误差项序列自相关检验、游程检验和柯莫哥洛夫-斯米尔诺夫检验的研究方法，得出中国证券市场还没有达到弱态有效性的结论。韩德宗(1995)通过对沪市56只股票和深市17只股票1992～1994的收益率为样本，使用序列自相关系数和游程检验研究方法，对证券市场的有效性进行了研究，,文章得出中国证券市场还没有达到弱态有效性的结论。邓学军(1995)在自相关检验和连续性检验之外，使甩了过滤检验方法。分析了股价对历史信息的吸收，结论是中国股市还未达到弱态效率。胡波、宋文力、张宇光(2002)利用随机游动模型,采用1996年2月12日至2001年7月9日的统一指数数据,使用DF与KPSS两种互补的检验方法,实证结果表明中国证券市场目前还未达到弱态有效。孙碧波，方健雯(2004)把技术分析的获利能力与市场的弱态有效性联系起来，通过断定在中国证券股票市场上某些技术规则具有获取超额利润的能力, 进而得到证券市场还没有达到弱态有效性的结论。吴世农(1996)对深沪两市20种股票所做的自相关分析，也表明它们的收益率不存在显著的系统性变动趋势，但他认为不能简单定论我国股市已达弱型效率。然而宋颂兴和金伟根(1995)对沪市1992年底以前上市的29只股票进行了检验,他们将样本区间分成1991年到1992年和1993年到1995年,结论是从1993年到1995年沪市弱态有效性成立。魏刚(1998)在对1997年我国上市公司股利分配的实证研究中发现，我国股市能区分不同的分配信息并作出反应，但投资者对信息的反应或不足或过度，弱式有效市场的特征并不明显。

针对期货市场，王益(2005)选取了从1999年1月到2004年5月沪铜期货3月期收盘价的月度数据用随机游走模型进行分析，结果证明沪铜期货市场没有达到弱态市场有效性。

对中国证券市场是否呈现弱态有效性学术界并没有达成一致的看法,由于对中国股市是否达到弱态有效还没有形成令人信服的结论,观点的不统一反而使人们更乐于接受市场没有达到弱态有效的结论，而且技术分析方法的普及,也使人们相信市场还没有达到弱态有效的结论。

关于半强态有效性，吴世农、黄志功(1997)选择在上海证交所上市的30家公司为样本,采用“累计超常收益分析法”得出我国尚未达到半强式有效市场。靳云汇、李学(2000)以1996年以来的94家“买壳”上市公司为样本,对“买壳”公告前后股价变化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中国股市存在较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现象,市场并未达到半强式有效性。叶龙.，谢建汀(2000)采用CAR分析法对从深圳证券交易所中选出的144家上市公司进行研究，观察证券市场对上市公司年度赢余公告的反应，得到我国证券市场尚未达到半强态有效的结论。杨朝军等(1997)通过分析股价对公司分红方案和财务报表等信息的反应速度，认为沪市已经能够较快速地反映送配股信息。他同时表示，并不能由此断定沪市已达到中强效率，因为沪市投资者对分红配股信息并不十分看重。张人骥等(1998)以沪市48家上市公司722个交易的收益率数据，检验了上海市场是否存在过度反应，检验结果表示拒绝接受沪市存在过度反应的假设，但没有为是否存在过度投机作出结论，也没有明确说明沪市是否达到了中强型有效。赵宇龙(1998)分析了沪市123家上市公司4年的会计盈余数据，认为沪市对预期的好消息存在过度反应现象，而对预期坏消息则反应不足。叶青等(1999)的检验却表明沪市存在过度反应现象。以上研究发现也说明我国股市也没有达到中强型有效。

综上所述，大多数经验检验结果倾向于认为中国证券市场尚未达到中强效率。但对于是否达到弱型效率则存在较大分歧，未能达到共识。那么，对我国股票市场的有效性应如何认识呢?一般地讲，股价表现出随机游走的特性则说明股票市场实现了某种程度的有效，目前许多关于市场是否有效地检验方法都是以此为依据的。然而应该注意的是，以此为基础的检验结果未必可信，尤其对我国这样的新兴股市而言。随机游走还存在两种可能：一种是基于信息不确定性而产生的随机性，是市场实现一定程度效率基础上的随机性，而另一种随机性则是无信息基础的，股价往往受某些外在的或者人为的因素决定，实际上是一种极端无效情况下的随机性，是一种疯狂式的随机性，这主要是由于法规的不健全及人为操纵引起。可以推测，我国股票市场在早期所表现出来的股价的随机性很可能不是有效市场的表现，相反地，却是一种极端无效情况下的随机性，我国股票市场也是极端无效的。除此以外，时间序列长度是限制我国股市有效性实证检验的主要因素。西方学者在股票市场实证研究中往往要选取几十年的数据进行分析就是因为影响股票价格的因素很多，股价运行中含有大量的“噪音”成分，为了得出可信的结论就必须靠较长的时间序列来消除噪音。一般地讲，一个完整地经济周期大约需要10年的时间，一个股票市场的运行周期也需要41个月的时间[2]。在我国却有大量的实证研究的时间序列长度还不足一个股票运行周期，其结论自然是值得怀疑的。最后我们不可忽视的是，在我国证券市场中，上市公司披露虚假信息和隐瞒重大信息不报等情况相当普遍，这也会对市场有效性研究的结果产生偏差。

总之，研究市场有效性需要充足的时间序列数据和科学严谨的研究方法为依托，同时需要充分考虑到市场有效性的前提条件和中国证

券市场的具体情况,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深入认识和理解证券市场的有效性。

第三篇：中国低碳经济的发展对策研究

2012-7-19 9:11 孙明涛

摘要：当今世界，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影响国际关系及外交事务的重要话题之一。气候全球变暖对人类社会造成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中国要发展低碳经济，就要积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调整能源结构，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减少人类社会发展对于化石燃料的依赖，减轻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应对全球气候变暖和能源危机。本文将在分析目前世界和中国发展低碳经济的现状及所面临的挑战的基础上，研究中国低碳经济的发展模式和对策。

关键词：低碳经济，产业结构，清洁能源

一、我国低碳经济的发展背景

所谓低碳经济，就是在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指导下，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产业转型、新能源开发等多种手段，尽可能的减少煤炭等化石燃料的消耗，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达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的一种经济发展形态。近几年来，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环境问题也日益严重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中国经济的发展。

据预测，中国在2020年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将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二氧化碳排放量最大的国家，中国在节能减排问题上将会面临越来越多的国际压力。这就要求我们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还要根据自身的资源和环境条件，提倡节能减排，避免走很多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子。

二、中国经济发展与能耗现状

(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带来了能源消耗量的急速上升在建国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发展历程中，中国经济的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国民经济迅速增长，到现在已经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经济的快速发展必然带来能源消耗的急剧上升。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近几年的能源消耗总量较七十年代已经增长了近50倍。这一发展趋势显示出我国能源对外依存度偏高，这严重影响了我国的能源安全。我国一旦成为能源净进口国，在以后的经济发展中必将处于被动地位，严重影响中国将来的社会经济发展。

(二)中国社会生态环境系统急剧恶化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是以付出巨大的环境为代价的。局统计数据显示，我国2008年二氧化硫排放量为2321.2万吨，废水排放量为571.7亿吨，工业固体废弃物19亿吨。与此同时，我国的矿产和水资源利用率只有发达国家综合利用率的25%左右，也就是说我国每单位GDP的资源能耗是发达国家的4倍以上，是发展中国家的2倍以上。

“厄尔尼诺”现象和“反厄尔尼诺”现象等自然灾害频发。伴随着工业社会的进步发展，人们不断地向自然界强取豪夺，破坏了地球生态循环系统。1998年长江洪水，200年济南特大暴雨，2008年年初南方雪灾和5月汶川大地震再到近期全国各地各种极端气候和自然灾害频发，这些都是大自然像人们无休止的破坏敲响了警钟。

三、中国发展低碳经济的必要性和必然性

(一)发展低碳经济是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

低碳经济是以“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为主要特征的绿色经济。发展低碳经济，是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的重要举措。温室气体导致南极冰川迅速融化，海平面上升。专家预测，到2100年，还行面将上升一米左右，世界上2%生活在低洼地区的人口将失去家园，部分沿海城市将永久消失。因此，自2003年英国率先开始节能减排行动之后，意大利、日本等发达国家相继颁布了一系列节能减排措施，开始了世界低碳经济的发展历程。

(二)发展低碳经济是由我国现阶段的国情决定的

全球气候变化不仅给工业带来影响，也将给农业生产带来严重危害。有研究表明，气候变化对农作物的负面影响日益严重，到本世界末世界农作物将会减产10%-12%.中国地域广阔，横跨温带、亚热带和热带三种大陆性气候，气候变化将会对我国的农业生产产生很大的影响。首先，我国的农业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一半以上，农业危机会影响我国社会的稳定和团结;其次，我国的工业发展是以农业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农业受到影响，必然会波及工业的发展;最后，中国的农业十分薄弱，对自然条件特别依赖。

农业在中国的基础地位决定了我国必须发展低碳经济，应对气候变化对中国社会经济系统的不利影响。

(三)发展低碳经济是促进中国产业结构转型的新契机

我国目前的产业结构还是以第

一、二产业为主，虽然近几年来第三产业迅速发展，但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影响远远不如第

一、二产业。我国目前还处于工业化过程中，经济增长对于第

一、二产业的依赖过于严重。同时，在工业结构方面，我国轻工业和重工业的比例严重不协调也是我国经济发展能耗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重要原因。我国第

一、三产业以26.9%的能耗创造了国家51.4%的GDP.因此，我国的产业结构急需升级，发展低碳经济，努力发展第三产业，促进产业结构升级，降低单位GDP碳排量，保证中国经济的长远健康发展。

四、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对策

(一)政府主导，提供低碳经济发展的政策及法律帮助

1.发展低碳经济需要政府的政策引导和约束十七大指出，我国新阶段的发展路线为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这一路线要求我们必须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放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战略的突出位置，要根据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将生态文明和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放到同等重要的位置，把低碳经济纳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体系之中。

2.发展低碳经济需要完善的法律支撑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高度重视。但是由于我国的市场机制不完善等原因，我国发展低碳经济，需要完善的法律作支撑。一方面，发展低碳经济必然会涉及到一些企业或者政府部门的利益，需要法律支持;另一方面，节能减排在我国还没有转化为企业责任和自觉行动，需要法律进行约束。

(二)政府鼓励开发新能源和新技术

中国在技术研发方面投入的人力物力远远低于发达国家，这就导致我国在清洁能源开发方面始终没有突破。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应该加大低碳技术的投入力度，出台新能源发展规划。同时，学习发达国家的技术，掉接清洁能源发展机制，促进中国低碳技术的发展。最后，我们还应该积极进行低碳技术创新，寻求技术突破，解决日益严峻的资源问题。

(三政府利用市场机制引导低碳经济发展

随着低碳经济的发展，一些发达国家征收碳关税的要求促使中国企业低碳意识越来越强烈。政府可以以此为契机，利用市场的推动作用，鼓励企业研发新技术，降低生产成本和资源能耗，以积极应对全球经济一体化和金融危机带来的冲击。

(四)大力宣传节能减排思想、提高公众生态意识

目前，世界各国都实施了一系列举措，让人们充分的意识到自己在日程生活中的排放量和碳排放的危害，这有利于人们树立低碳生活的观念。大力宣传低碳观念，能有效地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生活方式，实现社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结论

中国走低碳经济道路，既符合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也符合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要求。但是，目前我国的低碳经济发展还是存在很多现实的困难，只有政府充分发挥其引导作用，积极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中国定能够突破资源和环境的制约所带来的发展问题，走出有中国特色的低碳经济发展之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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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低碳经济对中国意义深远

近两年来，关于低碳，气候变化的话题已经妇孺皆知，尤其在去年哥本哈根大会之后，低碳已然是全球最大的共同话题。发展低碳经济是全球经济继工业革命和信息革命之后的又一次系统变革，也被视为推动全球经济复苏的新动力源泉。

何为低碳经济，即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发展模式，有别于过去高消耗，高增长，追求规模的GDP中心论。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去年9月的联合国气候峰会中提出了我国政府降低碳排放总量，发展低碳经济的决心。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11月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中提出，决定到2020年我国单位GDP的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

关于低碳的普世意义，节能减排的重要性，媒体已经给提供了足够多的分析，本文无意继续重复，堆砌太多意义不大的信息。我们更想从更深入的角度，来解析低碳经济的深层含义。

低碳经济背景

人类社会发展到现在，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尤其工业革命开始，我们就步入了大量能源消耗时代。工业革命至今，人类发展的基础就是能源，特别是化石的能源的使用。经济发展和能源的消耗几乎可以划等号，甚至主流经济学家喜欢直接通过用电量来判断经济指标的状况。

近30年来，中国的飞速发展令世人瞠目，但很少人注意到中国的能源消耗速度同样令人瞠目。1978年，中国能源生产总量是62770万吨标准煤，消耗量是57144万吨煤，总体上中国还是能源净出口国。到1992年，中国能源消耗量就开始超越生产量，到了2008年，中国的能源消耗量达到了285000吨标准煤，远超248000吨标准煤的生产量，缺口达37000万吨标准煤，是不折不扣的能源进口国。

再看另外一组数据，中国的原油生产从1990年13800万吨标准煤到2008年的18900万吨标准煤，增长不到50%，而消耗却从11486万吨标准煤狂飙到了2008年的39020万吨标准煤，缺口高达20000万吨标准煤以上，进口依存度超过了50%，严重影响了我国的经济和能源安全。

与中国能源消耗飞速增长的同时，全球大宗商品从03年起一路狂飙，原油从20多美元起步，一路飞奔到08年的147美元的高点，铜铝铅镍等金属也上涨了 5倍以上。金融危机风暴阴云尚未散尽，原油已经从暴跌后的30多美元恢复到了85美元，铜价更是达到8000美元，挑战08年高点8900美元的欲望强烈。

作为工业基础之一的铁矿石价格，也成为中国难以释怀的痛，海外的矿石商肆意抬价，从03年的30美元左右飙升到现在140美元。中国作为最大客户，基本毫无议价能力，一边承受着钢铁企业的亏损，一边看着力拓等企业大把运走中国的财富。 低碳经济是什么

低碳经济的名词现在普及率已经很高了，但能讲的清楚的人却不多。甚至有悲观的专家学者认为，低碳经济只是概念，没有太多的意义。

在解读低碳经济之前，我们先看看高碳经济的模式，工业化的基础就是能源的应用，煤炭原油天然气等基础能源通过热能电能传导给上游的工业企业，工业企业把热能电能和铁矿等基础原料加工，生产出建材，钢材等材料传递给中游的制造业，生产出千万种商品，流入下游的商业化社会，产生有形无形丰富的商业产品提供给最终消费者。不难看出，经济若想增长，在唯GDP论的基础下，必须提高最终的消费，那么最终的受益者就是最上游基础能源商。政府的作用则是调节不同环节的价格稳定，使经济平稳正常发展。

高速发展的经济，导致需求飞速增长，最上游能源商就有了不断加价的理由。其实，能源开采与耕地类似，成本几乎很少增长，所以我们看到过去几十年，农产品价格上涨是基本与经济同步的，远逊于能源价格的涨幅.上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飞速发展时候，能源价格也一直在低位徘徊也是这个道理。经济发展可以带动基础资源上涨，但应该同步，而不是现在的状况，这只是美国对中国扼杀的战略才导致现在的结果。唯一问题是这个策略很糟糕，杀敌一千，自损八百。

高碳经济的结果就是财富不断向上游资源控制者聚集，也就有了中东国家坐地暴富，花钱如流水，坐享其成的现状，全球人民辛苦努力皆是为他们打工。也自然就有了澳洲矿石商漫天要价，让中国苦不堪言的现实。在一个可以自给自足的状况下，财富是在内部的流动，没有太多问题，但全球化的现在，这种模式导致全球财富不断向中东，俄罗斯，澳洲，巴西等资源大国聚集，这是发达国家及其不愿看到的。

清楚了高碳经济的模式，理解低碳经济则不难了。低碳经济的实质和目标，就是在保证经济发展的状况或者影响极小的状况下，降低单位GDP能耗，减少总体能源的消耗。在高碳经济模式下，能源商的暴利通过经济循环，传导到各个环节，最终由消费者来承担。反之，低碳经济模式下，从最终消费者开始，减少能源消耗，或使用各种节能产品，商业，制造业减少能耗，提高效率，最终传导给能源商，将能源商暴利消减，使之回到合理利润的价格区间。对于国家，则可以减少总体能源消耗，降低对外能源依存度，保证了经济平稳可持续发展。一言以蔽之，低碳经济瞄准的就是能源商的钱袋。

谁提出了低碳经济

中国从90年代末就开始关注节能，但关注点始终较低，仅仅从纯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角度看待能源问题。同样，作为能源大户和全球军事经济老大的美国，也仅仅提出了节能环保，对待能源问题也仅仅想通过武力来解决，不但退出了京都议定书，还花了巨资和精力在中东，试图通过武力来取得能源控制权。

同样的时候，英国率先起来，在2003年发表了《能源白皮书》，第一次提出了低碳经济概念，题为：“我们未来的能源：创建低碳经济(Our energy Future: Creating a Low Carbon Economy)”。

为什么低碳经济会从被英国这个没落的工业大国率先提出，而不是经济龙头美国，也不是新兴大国中国呢? 破解这个问题，才是本文的真正涵义所在。美国，自然理解控制能源就能控制全球经济的道理。但美国选择了另外的道路，退出京都议定书，试图动用武力控制中东能源，并炒起能源价格，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

为了不让全球其它国家分享美国的战争成果，尚未取得多少能源效益的美国愚蠢的挑起了能源价格战，利用高盛等金融机构和中国因素等，把大宗商品价格拉到了令人瞠目的价格。的确，能源价格飙升重伤了中国和欧洲的很多大国，但让俄罗斯巴西等国家迅速的壮大起来，而且完全的坐享其成，俄罗斯更是元气恢复，具备叫板美国的实力，中东的国家也更加壮大，美国苦心经营的成果损失殆尽。而且能源价格的飙升也重伤了美国经济本身，作为“车轮上的国家”，能源价格飙升对美国经济的影响显而易见。

再来看看中国，中国和美国在能源方面有很多相似地方，都是有一定量的原油储备，而且有丰富的煤炭资源。所以中国一直不认为能源能真正影响中国经济的基础，相反，对于节能减排，在唯GDP论的影响下，大部分领导草率认为节能减排会影响经济发展，损伤GDP增速，谁也不愿迈出节能减排的第一步，这也就是现在我们被海外资源厂商扼住喉咙的根源。国航等能源消耗大户面对能源飙升，乱了方寸，胡乱投机，以至于原油暴跌后，反而造成数十亿的巨亏，东航更是亏到资不抵债，这种闹剧便是中国轻视低碳经济的恶果。

这样我们便不难理解低碳经济的概念为何会从英国提出，并在欧盟得到积极响应，发展迅速。欧盟的国家没有中美相等级别的能源储备，更不具备向美国那样超强的经济军事实力，可以横跨全球去掠夺资源。所以，面对能源消耗的增长和能源价格的飙升，只能选择从自身下手，开源无望，就着力在节流上。

为何提出低碳经济

上文所罗列的信息全部是关于能源的，通俗易懂，但很多人应该还是不能理解，能源的问题怎么会延伸出低碳经济这个名词，那我们就需要一起回顾一些历史了。

我们上文提到，目前全球的重要国家里，俄罗斯，巴西，中东等是资源储备最大的国家和地区，人均储备更是傲视群雄，是高碳模式的受益群体，其次则是中美两个能部分自给自足的国家，是高碳模式的一般受害者，最后是欧盟和日本，完全没有能源供给能力，是高碳模式最大受害群体。

众所周知，1973发生了中东战争，引发了石油危机，阿拉伯国家宣布原油价格从3美元调升到10美元，直接导致第二年美国GDP下降14%，日本下降了20%。这使得发达国家清醒认识到，工业化的命脉原来被别人所控，但无奈当时前苏联仍然存在，欧美难有动作。1990年前后，前苏联解体后，美国便逐步展开了对中东的行动。

作为欧盟，填补了解体的苏联，成为新的多级世界力量，自然需要为自己的能源问题争取解决方案。因为资源短缺，而且也难具备全球范围获取的能力，不如在节能上下功夫，而且要把全球都纳入这个节能体系当中来。如果号召节能，自然难以取得其他国家地区的响应，从排放入手，炮制出了温室效应，地球变暖等理论，把能源问题包装成了环保问题，来博得全世界范围的响应。经过多年努力，在1997年，推出了《京都议定书》，并在随后几年游说各国签署这个协定。除了美国之外，基本所有工业化的国家都签署了这个协定。美国不能签署道理很简单，与其参与欧盟日本牵头的游戏，不如把精力继续放在中东上，毕竟中东石油储备占全球57%，远高于其它所有国家地区。并且，美国认为，环保治理影响经济发展。

在推广温室效应，地球变暖理念效果一般的情况下，总结经验之后，英国2003年提出了低碳经济的概念，捆绑了所有国家都关注的经济发展问题，把环保问题再次包装，成了经济问题，也直接回应了美国拒绝京都议定书的担忧。这个版本中，温室效应等一直争议很大的理论逐渐淡出，地球变暖也被气候变化(Climate Change)所取代。在全球能源资源价格飙升，金融危机的状态下，由环保问题升华而来的低碳经济吸引了所有人的眼球。低碳经济可以包罗万象，几乎所有人类活动都会有碳排放(包括呼吸)，比环境污染等问题都覆盖面更广泛，所以连奥巴马带领的美国都无法提出更好的拒绝理由。

由此，发源于欧盟的能源短缺问题，经过两次变革，成为了全球的低碳经济这个名词。

低碳经济对中国的意义

理解了低碳经济的由来和它包含的深层含义，我们不难理解低碳经济其实是大国间能源博弈的产物。这种博弈，中国才刚刚入场，在京都议定书时期，中国还是被列入无义务的发展中国家。

对于中国来说，最近十年，尤其最近五年，已经深深体会到了能源的重要性。无论是从中航油，深南电的被暗算，到油价波动导致的国航，东航等企业巨亏，还是从铁矿石谈判的处处被动，到海外资源收购的屡屡失手，都让我们清晰认识到，中国，已经被所有人当成了大国，而且，我们处境更加尴尬。我们不但没有美国全球夸张夺取能源的实力，也没有欧盟日本制定低碳经济规则的影响力，而且我们仍然处于经济快速发展，能源大量消耗的阶段。

但任何事情都是有两面的，我们真要感谢金融危机，不但有危，我们更有机。金融危机使得欧洲财政吃紧，也使得美国在能源问题上，不得不收紧海外扩张策略，更注重在低碳经济的模式。

中国通过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率先走出了泥潭，虽然金融危机重创了出口，但给了中国进行转型的最佳良机。2010年，中国经济的主题就是调结构，如果能够顺利完成调结构，中国经济将在量的积累之后，产生质的飞跃，中国将不在仅仅是世界工厂，而是真正的世界经济引擎。

中国的调结构包含了两层涵义，一个是产业结构调整，一个是区域结构调整。 首先，产业结构调整是将原有的低技术，高能耗，低附加值的行业转为高技术，能能耗，高附加值的行业。今年中央提出要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包括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生物医药、信息网络和高端制造产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我们不那看出，七大行业里，除了生物医药之外，其余均与低碳经济有直接或间接关系。

低碳经济涵盖很广，从最上游的新能源，到中游的工业电力的节能减排，再到最下游的低碳服务，碳金融等。中国拥有成熟的制造业，也拥有最大的潜力市场，空间极其巨大。例如中国的太阳能制造业已经占据全球60%的产量，国内市场却几乎等于0，如果通过产业结构调整，积极开发国内市场，潜力无限。

其次是区域结构调整，是指协调发展不平衡，大力发展中西部经济相对落后的区域。对于这一点，低碳经济则是最好的载体。中西部地区，相对人口稀少，但资源丰富，之前我们一味开发煤炭，有色等资源，造成了大量的污染，给西部经济带来的收益却是远小于使用这些资源的东部地区。

低碳经济模式下，给中西部地区带来的将是另一番景象，首先是中西部的清洁能源，包括丰富的风能水能，还可以利用广大的土地建立太阳能风能电厂，为东部输送能源的同时，对自身的环境影响却微乎其微，双赢的选择。另外，碳金融则可以为中西部输送大量的资金支持，例如在利用清洁能源盈利的同时，还可以把节省下来的碳排放额，转售给东部的工业企业等。

综上，我们可以理解，为何低碳经济对中国有深远含义，它不仅是国家的能源安全问题，也关乎到中国经济未来三十年如何从量到质的飞跃，更是中国人在工业革命，信息革命落后的情况下，能否顺利超越，在低碳经济革命中脱颖而出的关键。

第五篇：中国红色旅游发展的研究文献综述

摘要：红色旅游作为一种新型的主题旅游活动,近年来迅速成为新的旅游热点。然而,不管是在理论界还是在旅游实践领域,都缺乏对红色旅游发展原因和原理的深层次探索。因此,对红色旅游动力机制相关理论的研究就显得非常有意义,通过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可以深层次地了解红色旅游动力要素作用的内在原理和机制,极大地丰富红色旅游相关理论研究,更好地指导红色旅游开发建设。红色旅游动力机制成为红色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研究内容。目前，国内关于红色旅游的学术研究主要包括红色旅游的发展现状和问题、对策和建议以及红色旅游的资源整合、产品和市场开发、区域合作等。

关键词：红色旅游，发展，中国

1999年，江西省首次提出“红色旅游”概念;2004年1月，由江西发起并联合七省市签订了共同发展红色旅游的《郑州宣言》;同年，国务院颁布《2004～2010年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社会各界对红色旅游的关注开始与日俱增，相关学术研究也逐渐升温，研究成果层出不穷。目前，国内关于红色旅游的理论研究成果比较丰富，应用研究也日渐丰富，为红色旅游资源的进一步开发和可持续发展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一、关于红色旅游发展的现状和问题

随着红色旅游在全国范围内的广泛深入开展，红色旅游市场需求逐渐向个性化、体验化和多样化方面发展(何烈孝等，2011)。在红色旅游的发展走向研究上, 张娟认为在“红色” 圣地发展的初级阶段, 可以优先发展 “红色旅游” , 并留出足够时间培育“绿色” 旅游市场;红色旅游迅速发展的同时，资源开发、产品开发、环境保护等方面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张颢(2007)认为当前红色旅游资源开发中普遍存在同质化严重、基础设施欠缺、整合力度不够、缺乏创新意识、从业人员素质偏低、发展不稳定等问题。此外，红色旅游发展的水平空间差异明显，资源开发存在一拥而上的现象;行政区划壁垒阻碍红色旅游区域合作;多数红色景区所在地经济基础薄弱，区位条件欠佳，可进入性差;红色文化内涵挖掘不深，游览形式以静态参观为主;旅游产品功能单一，综合功能不强，客源市场狭窄等也是红色旅游开发过程中凸显的问题。中国红色旅游资源丰富，全国有12个重点“红色旅游区”、30条“红色旅游精品线路”和100个“红色旅游经典景区”。有关红色旅游发展现状和问题的学术研究分为全国范围红色旅游研究和地方红色旅游研究，尤以后者较为丰富，侧重开发中出现的问题和相应对策，研究范围涵盖中国若干重要的红色旅游省份和城市，如湖南、山东、江西、陕西、临沂、韶山、南昌、长株潭、泛珠三角、“红三角”等省市和地区。

地方红色旅游研究以红色旅游重点省份湖南、山东、江西居多。湖南是全国红色旅游之源，是最具知名度和影响力的红色旅游目的地，但良好发展态势中依然存在旅游市场主体发育不够、旅游产品单

一、文化内涵不深、旅游发展不平衡、管理体制不顺畅等问题(唐闪光，2008;杨洪等，2010)。长株潭开展发展红色旅游的区位优势明显，要持续发展还应解决基础设施欠缺、投入资金不足、开发层次不高等问题(陈雄根，2007)。江西红色旅游发展迅速，但因忽视红色旅游的精神内涵，开发简单化、过度商业化，导致产品开发、景区管理、市场开拓等方面出现旅游企业规模小、市场管理水平落后、旅行社推荐红色旅游不积极等问题.

二、关于红色旅游的资源整合、产品开发和客源市场研究

资源整合和产品开发应坚持保持历史真实性、全面重点开发、可持续性、尊重市场需求等开发原则。“文化是旅游者的出发点和归结点，是旅游景观吸引力的渊薮，是旅游业的灵魂。”(马波，1988)，因此，红色旅游的开发和持续发展应当重视对红色旅游资源文化内涵的挖掘、旅游产品的推陈出新以及客源市场的宣传推广.

红色旅游资源是红色旅游发展的基础。 关于红色旅游资源概念的论述较多, 大多数论者认为红色旅游资源指的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 新中国成立以前,包括红军长征时期、 抗日战争时期、 解放战争时期等革命战争时期重要的革命纪念地、 纪念物及其所承载的革命精神; 地域范围主要是指革命老区和红军长征路线, 并以长征沿线为重点。 [19 ]这是狭义的红色旅游资源。王发中(2006)认为湘粤赣红色旅游产品的整体开发，应采用政府引领、企业包装、专家策划、行业联合促销等策略。张君(2007)用GIS技术分析后认为陕西红色旅游发展应以西安、咸阳和杨凌为中心实现规模化开发。

三、关于红色旅游的区域合作研究

Gunn、Inkeep、Steven等学者对旅游区域合作的研究集中于旅游区之间的组织行为方式上，Selin首先就旅游区域内部组织之间合作的重要性进行了论述，Tazim和Donald探讨了旅游区域内部之间的合作和协调，Alberto Sessa的计量研究为建立旅游区协作体系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指导意义，Sheela Agarwal研究英国海滨旅游地生命周期时提出避免旅游地走向衰落的应对措施，即产品重组、产品转化、劳动力转化和空间迁移(张万华，2008)。然而，目前各红色旅游地区独自建设、竞相开发，加之行政区域分割明显，行政壁垒阻碍了各地区之间的联合协调和互动发展。因此，有关红色旅游区域合作方面的研究大都属于理论方面的探讨，实践发展相对滞后。以泛珠三角红色旅游资源的区位接近性、资源组合合理性、经济互补性、客源充足性等区域合作开发条件为基础，探讨

四、关于发展红色旅游的对策研究

总体而言，红色旅游实现可持续发展，应当解放思想、科学发展;政府主导、市场运作;提升旅游地品牌、实施项目带动战略;加大资源整合力度、拓展发展空间;提高从业人员素质、优化红色旅游服务;综合宣传推广、树立红色旅游地形象;开创多种融资渠道;深入挖掘红色旅游的内涵，以市场需求实现“红绿古俗”结合，发展多色彩旅游，完善产品体系，并实行“红红”联手，强化区域旅游合作，构建大沂蒙山红色旅游区陈建(2006)认为江西红色旅游要重视打造核心竞争力，南昌红色旅游发展要加强旅游产品开发，积极促销和品牌营销，强化市场管理，促进区域联动。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对红色旅游发展进行了多角度探讨，以地方个案研究为主，侧重对红色旅游开发的意义、现状、问题和对策方面的探讨，区域特色明显，尤以对井冈山、延安、瑞金等著名红色旅游地区的红色旅游资源研究为主。这些地区虽有一定的代表性，但我国红色旅游资源地域分布广泛、地区特色迥异。同时，现有理论研究属于定性描述的规范研究，个案研究偏多，缺乏系统性、综合性的一般理论模式、模型和定量的论证，相应的对策大多不具有普遍适用性。此外，从红色旅游基础、旅游产品竞争力、旅游地核心竞争力、区域协作联合开发模式等理论角度探讨红色旅游可持续发展的研究比较少，这些都将是今后研究的拓展方向。

作者简介：叶月翠，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王晓琳，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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