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教育研究论文

【摘要】古代的书院教育对“浙派语文”有着深远的影响，其影响表现在讲习内容、教研文化、教育理念、教学方式、师生关系和学术交流等层面。书院的存在与发展，不仅深度推动了古代的教育事业，承载了文化传承的能量，还与现代的人才培育工程有着一脉相承的联系，给予其正面的启示。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书院教育研究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书院教育研究论文 篇1：

少数民族预科教育书院制改革实践探究

【摘要】民族预科教育与现代书院教育的理念十分契合，均将提升学生综合素养，培育学生思想政治素质作为重要目的。文章阐述了我国古代书院的育人理念和现代大学书院制改革的基本思路，以宁夏大学民族预科教育学院为例，分析了少数民族预科教育书院制改革的基本方案、基本经验以及存在的问题，并从顶层设计、角色定位、管理权责、队伍建设等四个方面提出了优化策略，从而探索少数民族预科教育书院制改革实践路径。

【关键词】民族预科教育；书院制；教育管理模式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1年度宁夏大学网络思政育人精品项目“书院制下提升网络思政育人效果的实践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SZLL202110）。

少数民族预科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少数民族学生从基础教育顺利接轨高等教育的重要使命。少数民族预科教育不仅包含从高中到大学衔接课程的教学，而且肩负着对少数民族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民族团结教育和综合素质培养的重要任务。与此同时，为了实现素质教育和专业教育的有效结合，我国部分高校对书院制教育管理模式的探索取得了一定成果。在少数民族预科教育领域实施书院制改革将成为我国民族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新探索。

一、书院制改革的背景

高校书院制改革是为了弥补高校专业教育对学生综合素质培养的功能缺失，是实施高校素质教育的创新形式。香港中文大学是我国最早实行书院制的高校，它结合了国外高校住宿学院制度和我国古代传统书院制度的优势，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教育管理模式。此后，复旦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内地高校相继开展，书院制改革的探索和实践。2019年，《教育部关于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意见》指出，积极推动高校建立书院制学生管理模式。

（一）古代书院的由来

书院是我国古代传统的教育机构，具有学术研究、读书讲学、文化交流和生活起居等功能。据部分学者考证，我国古代书院形成于唐，兴盛于宋，历经1300多年的发展与变革，为中华文化的发展与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1]在我国古代书院中，教师与学生不仅共同读书学习、讨论学问、著书立说，而且共同起居，在幽雅的亭台楼阁之间共同进行琴、棋、书、画等文化娱乐活动。[2]这是古代书院教育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是秉承儒家修身治学理念的重要体现。子曰：“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夫。”（《论语·雍也第六》）古人认为修身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也不是读读圣贤书就能达到的。修身需要向圣人或个人修养优于自己的人学习、讨教，通过与这样的人长期交往、耳濡目染，从而达到“择其善者而从之”的效果。我国古代书院是将教育空间和生活空间融合为一体的文化空间，从而满足了古人读书与修身的需要，成为千百年来古代传统教育的重要形式。[3]

（二）现代大学书院制改革的基本思路

清末民初时期，我国古代书院被新式学堂取代，专业教育得到了国人前所未有的重视。以至于改革开放以后，我国高等教育实现了空前的繁荣发展，但是重视专业教育而忽视素质教育的现状一直没有得到改善。于是，我國部分高校逐渐探索出书院制教育管理模式以弥补学生素质教育的缺失。目前，我国高校书院制改革主要有两条路径：其一，继承我国古代书院传统教育制度的教育管理模式；其二，借鉴国外高校住宿学院制度的教育管理模式。在具体措施方面，不同高校的书院制具有不同特色，总结起来大致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第一，选聘导师进入书院与学生共同学习生活；第二，将学生宿舍改造为具有多种功能的文化空间；第三，开设通识课程和多种非形式教育活动；第四，实行学院与书院并存的“双轨制”。

二、书院制改革的基本建构

2016年9月，宁夏大学民族预科教育学院（以下简称“民族预科教育学院”）首次将书院制教育管理模式应用于少数民族预科教育。按照学习水平层次和委培院校，将少数民族预科新生分配到三个不同的书院。历经五年，民族预科教育学院形成了少数民族预科教育书院制的宝贵经验。

（一）书院制改革的初衷

民族预科教育学院经过多处走访、调研，学习和总结了国内高校书院制改革的经验，设计了民族预科教育学院的书院制改革方案。民族预科教育学院的预科生来自不同层次的委培院校，其中既有“985”“211”重点高校，也有普通一本院校、普通二本院校。学生的学习能力和知识水平具有很大差距，实行同样的培养方案，使用相同的教材，难以满足不同的需求。因此，民族预科教育学院设置了至善、其正、文质3个书院，针对不同书院的学生，实行符合学生特点的培养方案，使用符合学生需求的学科教材。这既是书院制改革的初衷——因材施教，也是教学、管理、服务的实际需要。

（二）书院的组织框架

民族预科教育学院党政联席会议是书院制改革的领导机构，负责制定方案，决定重大事项。在学院层面，设立了推行书院制改革的“团队工作室”，负责落实书院管理工作，其成员包括党政领导和骨干教师。在书院层面，设立了“书院工作室”，负责落实本书院的各项工作。其成员包括院务主任和常任导师、学业导师。在书院内部，成立了共青团和学生会组织，负责组织政治学习和文体活动。在书院以下，实行班级和社区双重管理机制，班级是进行教学活动、日常管理的基本单位，社区是文体活动、日常生活的基本单位。

（三）书院的运行模式

书院运行的核心机构是“书院工作室”，实行院务主任负责制。常任导师分别负责所属班级的日常工作和书院的分项工作。除了班级管理工作外，每位常任导师还承担着宣传、纪律、卫生、社团、体育等某方面的分项工作。在社区管理方面，不同书院有着不同的做法，有的实行常任导师负责制管理模式；有的实行学生会管理模式；有的则专门设立了“社区管理委员会”，实行“公寓—楼层—宿舍”学生自治管理模式。

民族预科教育学院的书院制改革保留了学院原有的“三办”机构，即学院办公室、教学科研办公室和学生工作办公室。在书院运行中，“三办”依然执行相应职能。这是不同于“双轨制”的“学院制管理、书院制育人”的教育管理模式，也是在二级学院下实行书院制的尝试。

三、书院制改革的基本经验

经过五年多的探索和实践，民族预科教育学院书院制逐渐发展成熟，在分层教学、人格养成、书院文化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改革成果。当然，在传统教育管理模式面前，书院制改革在很多方面还很不充分，在书院管理方面的权责配置仍有待完善，书院制改革目标的实现遇到了一些困难。

（一）学生宿舍从单纯的住宿场所逐渐转变为文化生活空间

书院制改革以前，学生宿舍的功能较为单一，基础设施简单，学生仅仅把宿舍当成休息、住宿的地方。学院对学生宿舍的管理方式也是严格的行政手段。例如，查卫生、查违规电器、查归宿情况等。书院制改革以后，学生宿舍交由书院管理，并被改造为集读书学习、文化交流、生活娱乐三大功能于一体的生活社区。书院在所属公寓内设置管理办公室和文化活动室，并通过学生自主管理模式实现自律管理、文化建设和生活服务等功能。当然，50多平方米的文化活动室对于200多名学生而言其承载能力显得犹为不足。另外，生活社区的文化建设需要科学的指导和设计，公寓环境和基础设施也有待改善，亟须提升书院的文化生活品质。

（二）学生辅导员从管理者逐渐转变为良师益友

书院制改革以前，学生辅导员是学生管理工作的主要承担者。在学生眼中，辅导员的主要职责是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解决学生之间的矛盾纠纷和处理紧急、重大事故。书院制改革以后，辅导员被赋予了新的角色——常任导师，主要职责是引导学生人格的养成，指导学生开展各类文化活动。常任导师不再是凌驾于学生之上的管理者，而是陪伴在学生身边的良师益友。常任导师的工作方式也转变为言传身教，引导学生的全面发展。当然，这一角色的转变并不是短时间内能够完成的。另外，繁杂的行政事务严重影响了常任导师工作的精细化，以致占用了常任导师与学生接触、交流的大部分时间。

（三）学生社团建设提升了书院朋辈教育效果

书院制改革以前，学生社团仅仅是共青团、学生会工作的一个方面，缺乏有力支持。由于预科学制仅有一年，民族预科教育学院曾经长期没有审批、成立学生社团。书院制改革以后，学生社团成为书院文化建设的重要把手，社团活动成为学生之间学习交流的重要形式。学生社团是以共同的兴趣、爱好为基础，自愿组成的学生组织。学生社团与书院朋辈教育的理念是一致的，有趣的活动、宽松的管理、自由的交流促进了学生之间相互沟通、彼此学习。当然，学生社团的发展离不开学院的政策支持、经费支持。目前，学生社团最匮乏的是科学的管理和专业的指导，学生社团应当成为书院素质教育的主要形式，成为“第二课堂”的引领者。

（四）学生自主管理提升了学生事务管理的参与性

书院制改革以前，学生自主管理仅仅体现在班级事务的管理中，并且是在辅导员、班主任指导下的民主管理。行政化的层级管理模式使决策者难以了解学生的真正诉求，也往往不能真正解决实际问题。书院制改革以后，除了班级的民主管理外，学生会、社区、社团均实行学生的自主管理，常任导师对学生会、社区、社团工作的思想引领代替了行政管理。师生共建、共管、共居、共学成为书院制改革的重要理念和应有之义。当然，在学院层面，学生自主管理仍然缺乏制度保障，学生对学院许多重要决策仍然不能直接参与或发表意见。因而，赋予书院更多的独立自主权，保障学生自主管理的权利是书院制改革中提升学生事务管理参与性的重要举措。

四、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民族预科教育学院的书院制改革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在实践中发现了很多问题。例如，缺少全面、系统的书院制改革纲领；书院自身角色定位及工作职责不明确；教学科研、学生工作两大部门掣肘；常任导师的精力被过多地分散于行政职能上等。

（一）确定书院制改革纲领，为书院发展指明方向

书院制改革是对高校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积极探索，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高校领导机构的政策支持。民族预科教育学院书院制虽然有了较为具体的构建方案，但是对于书院建设的改革目标、行动计划、实施步骤缺乏全面、系统的设计。由于缺少行动纲领的指引，极大地影响了书院制改革的进度。因此，实施书院制改革的高校应当设置专门机构——书院制改革领导小组，赋予该机构独立、全面领导书院制改革的职权。书院制改革领导小组的成员应当包括学院领导、骨干教师和学生代表。书院制改革领导小组应当经过充分的调研、讨论来制定改革纲领，并按照审议通过的纲领性文件扎实推进书院建设的各项工作。

（二）明确“文化育人”的角色定位，理顺书院与其他部门的关系

我国高校书院制改革大都实行学院和书院并存的模式。如何处理学院和书院的关系，就成了亟须解决的问题。实践证明，采取将专业教育的职能划归学院，素质教育的职能划归书院的方法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经验。简单地说，学院只负责课堂，学生在课堂之外的事务一律归书院负责。所属不同学院、不同专业的学生可以同属一个书院；一个学生拥有两个身份，专业学习在学院，文化生活在书院。少数民族预科教育的书院制改革也应当在“学院制管理、书院制育人”的模式中吸收“双轨制”的合理成分。书院与“三办”不是上下级的关系，而是分工协作关系。“三办”不能将自己的事务直接交予书院，也不能过度干涉书院内部事务。

（三）赋予书院自主管理权，防止书院管理行政化

在古代书院，学生的自主学习、自由交流是传统书院教育的精髓所在。胡適认为：“书院之真正的精神惟自修与研究，书院里的学生，无一不有自由研究的态度。”[4]少数民族预科教育书院制改革的目标在于真正发扬书院的自主与自由精神，培育学生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素养。因而，书院不能变成一级行政组织，其管理模式和教育方式也不宜采用行政手段，否则就会抑制书院自主与自由精神的产生和发展。民族预科教育学院在书院制改革中实施学生自主管理模式，并亟待进一步赋予书院自主管理权，减少行政管理事务的干扰，推动书院文化的多元发展，从而形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书院文化氛围。

（四）为常任导师“减负”，进一步完善导师队伍建设

据记载，唐代丽正书院、集贤书院的文化活动大致可以概括为出书、藏书、讲学、赋诗、顾问五个方面。[5]现代书院在继承古代书院优良传统的基础上，更加重视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通识教育和非形式教育。这些教育活动的主体虽是学生，核心却是书院的导师。民族预科教育学院书院制的常任导师一般是从辅导员聘任而来的。然而，辅导员一直以来被高校当作联系学生的触角，承担着大量繁冗的行政工作。正所谓“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书院制改革必须将常任导师从沉重的事务性工作中解放出来，不断提升常任导师的个人素养、育人本领和研究能力，建设一支以常任导师为主体，兼有学业、人生、心理和职业导师的人才队伍。

参考文献：

[1]邓洪波，周月娥.八十三年来的中国书院研究[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21（3）.

[2]王福鑫.宋代书院与休闲[J].贵州社会科学，2006（4）.

[3]张应强，方华梁.从生活空间到文化空间：现代大学书院制如何可能[J].高等教育研究，2013（3）.

[4]陈谷嘉，邓洪波.中国书院史资料[M].杭州：浙江出版社，1998.

[5]邓洪波.中国书院史[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4.

作者简介：董有恒（1988-），男，河北唐山人，法学硕士研究生，助教，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马小龙（2001-），男，宁夏同心人，宁夏大学2020级本科生。

作者：董有恒 马小龙

书院教育研究论文 篇2：

“浙派语文”与浙江的书院

【摘   要】古代的书院教育对“浙派语文”有着深远的影响，其影响表现在讲习内容、教研文化、教育理念、教学方式、师生关系和学术交流等层面。书院的存在与发展，不仅深度推动了古代的教育事业，承载了文化传承的能量，还与现代的人才培育工程有着一脉相承的联系，给予其正面的启示。

【关键词】浙派语文;书院教育;传统文化

2018年6月17日，中华文化促进会书院联盟在浙江省绍兴市举行揭牌仪式。这标志着以弘扬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为目的的中华书院联盟正式成立。千百年来，书院不仅是传统人文教育的重要基地、读书人学习研究发展的处所，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成为中华文化教育的一个特殊符号，是独具一格的教育机构。

书院或称精舍、书堂、讲舍等，是我国古代的一种教育场所。最早的书院出现在唐开元六年（718），朝廷设立丽正修书院，后改名为集贤殿书院。早期的书院为修书、校书、藏书之所，也会有一些讲学活动。之后，私人的隐居读书地或聚集讲学之所，也有名为书院或精舍的。唐末五代战乱，官学衰落，学者隐居山林，择圣地营建书院之风渐起。到了宋代，在官府奖励民间办学的风气推动下，讲学、求学的书院进一步兴盛起来。书院成了中国古代民间教育的实体。明朝初期因力兴官学，民间的书院冷落了百余年，直到咸丰年间才逐渐恢复。清初为防书院广聚生徒，反清复明，官府下令不许新建。雍正时始拨款建省城书院，各地又竞相效仿，至清末已达数千所，但荐聘多属督抚、学政等官员，生徒也多由官方选录考核，并以课试时文为主。至此，书院已基本官学化。直至清末“新政”，光绪二十七年（1901）诏改书院为书堂，书院遂废。由此可见，书院教育曾是中国古代教育的一种基本形式，其所教内容是以语文为载体的读经论道，它对教育特别是对语文教育的影响自然是不言而喻的。即使在今天，全国各种书院也有上万家，成为传承民族优秀文化、提高中华文化软实力的一支重要力量。

浙江的书院教育发轫较早，可谓源远流长，是浙江乃文化之邦的重要见证。宋以前除汉代建的天台高察读书堂之外，比较著名的还有南齐永明二年（484）建的顾欢读书堂，南齐年间建的龙游蒙山精舍，唐代的龙游九峰书院、寿昌青山书院，唐开元十一年（723）建的越州丽正书院，大中四年（850）建的象山蓬莱书院，中和元年（881）建的诸暨溪山书院，五代的淳安上贵精舍等。由于南宋建都临安和朱熹在浙江任职时常常去浙地多所书院讲学，书院更见兴盛了。据当时统计，全省各地已建有书院191所。金华吕祖谦创办的丽泽书院更被誉为全国四大著名书院之一。至元代，浙江的书院数略有减少，全省仅90所，其中55所为元代所建。至明代，书院又有了较大发展，先后有301所，其中243所为明代所建。清代书院更有长远的发展，共有568所，其中476所属清代新建，比明代多了近一倍。其中，还出现了一些以习武为主的书院，如玉环镇筠堂武书院等。

历史上浙江的书院多是名师宿儒研究学术、创立学派和课徒传习的场所，对古代教育、人才培养、学术繁荣等产生过重要的作用。鉴于中国古代语文并不独立设科，而有与经学、哲学、史学、文学结为一体的特点，书院的主要活动读经论道便有了很强的语文性。这就决定了书院教育与语文教育有着特别的血缘联系。在对“浙派语文”作探究溯流的研究时，浙江书院无疑是一个不容小觑的视点。中华文化促进会书院联盟的揭牌放置在浙江绍兴与这应该不无关系。

那么，古代的书院教育有哪些特点，对“浙派语文”的历史发展又有着怎样的深层次的影响呢？从大的方面来说，有以下一些。

一、书院的讲习内容

书院的讲习内容以儒家经籍为主。这和中国语文教育在教学内容上有着血脉一统的联系。我们知道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以儒家为主，以儒、释、道三家为主干的。四书五经、诸子百家基本承载了中华五千年灿烂文化的丰富内涵。而语文是人类文化的基本载体，语言文字更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就明确指出语文课程“应通过优秀文化的熏陶感染，促进学生和谐发展，使他们提高思想道德修养和审美情趣，逐步形成良好的个性和健全的人格”。正是中华优秀文化的这种强大的连续性，使得中国古代的书院教育和现代的人才培育工程有着割不断的一脉相承的联系。因此，在“浙派语文”的发展进程中，我们是无法排除旧时书院教育的强大影响力的。

从另一方面看，语文课程在古代教育中一直不独立设科，单列语文课程设置只是近百年的事。语文不独立设科并不等于语文不存在，而是与哲学、经学、文学、史学结合在一起。这在现在看来，近乎是一种朴素的“全科教育”观念。所以，书院教育基本上就是以语文教育活动为基础的，所有的讲学、研习、论争乃至著书、践行都与语文教育难分彼此。“浙派语文”也就成了书院教育的应有之义。书院教育发展的历史，自然也就是“浙派语文”的发展历史。

二、书院的教研文化

书院的教育与研究相结合，深刻地引领着“浙派语文”的进步和发展。中国古代書院教育的基本特色，并不指向师生之间传授和接受的关系，而在于它既是教育机构又是学术机构。在现代我们都认识到教育、教学活动要依靠教育科研的推进，学生最有效的学习方式也应该是研究性学习而非接受性学习。所以，教育科研是发展教育的“第一生产力”。可喜的是几千年以前的书院教育中，就有了这种教育与研究相结合的萌芽。书院的主持人称为“洞主”或“山长”，大多为学养丰足的著名学者，自然也是教育研究的引领人。书院并不要求学生按照“日课表”上课，而是采用不定期听名家讲学的形式，为学生提供研究的方向和方法指导，大部分时间让学生自行读书、思考、翻检资料、讨论、访学等等。显然，这样的教学方式是比较进步的，可以极大地推动学业提升和学术繁荣。如当时浙江金华丽泽书院的吕祖谦鉴于朱熹、陆九渊两派学说论点不同，常有争论，还特地发起约会，集会于鹅湖寺，使其展开面对面的辩论，于是有了历史上“鹅湖之会”的教坛佳话。另外，书院也是学者著书立说、创立学派的场所，学术气氛浓厚。朱熹的《大学章句集注》是在永康五峰书院完成的，又在石洞书院改定。吕祖谦在金华的丽泽书院时著有《东莱左氏博议》，作为书院学生习作的范文，另外还有《吕氏家塾读书记》《丽泽论说集录》《近思录》等19种共531卷问世。程端礼的《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集庆路江东书院讲义》也是在书院的教育生涯中形成的。陈亮在书院执教时著有《龙川文集》《龙川词》等。应当说，这种教育与研究相结合的书院文化，大大提高了教育质量。“浙派语文”能够名师辈出，教学精良，受其影响也是深远的。

三、书院的教育理念

书院教育注重讲明义理、躬行实践，有明确的教育宗旨、教育信仰。如在浙江绍兴主持蕺山书院的刘宗周（1578—1645），因讲学蕺山，人称蕺山先生。他在学术上反对宋儒“理在气先”说，便在书院的教育实践中提出证人主义的教育思想，以为教育的目的应是教人学做圣人，学做一个有完全性格的人，其方法就是学习“证其所以为人”“ 证其所以为心”——人的性格完全就是他的心。他还提出证人、证心的主要途径是“慎独”，人要能够慎独，就要在无人督察时亦能择善克恶，而能贯彻始终的功夫则是“敬”。他认为“敬肆之分，人禽之辩也，此证人第一义也”“为学之要，一诚尽之矣，而主敬其功也。敬则诚，诚则天”。刘宗周这种义理不是止于嘴上，而是付之身体力行，因而人称之为“千秋正学”。当清军攻陷杭州时，刘宗周正在进餐，一听到这个消息，便推食恸哭，由此开始绝食二十三天而亡。其他，如以王开组、薛季宣、陈傅良、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主张以事功经世为主;吕祖谦、吕祖俭创立“吕学”，又称“婺学”“金华学派”，倡导致用之学，主张“讲实理”“育实才而求实用”，注重史学和文献学;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主张“义利双行，王霸并用”，努力让儒家之学更有实用之效。更闻名的如明代王阳明创立姚江学派，亦称阳明学派，以“知行合一”“ 致良知”为学说主旨，讲学授徒二十余年，弟子遍布各地，在明代中叶之后影响很大。他躬身践行自己的教育理念，自然为天下人所敬重，因而称其为“泰山北斗”。应当说书院这种谨守义理，并提倡躬行始终、付诸实践的教育精神，在中国教育史上曾传递了一定的正能量。它对“浙派语文”的积极影响也是不可抹杀的。

四、书院的教学方式

书院的教学方式采取个人自学为主，集中讲解和质疑问难相结合，也值得称道。书院的生源多数来自学塾，有一定基础，一般在蒙学之上，初通诗、书、礼、乐和伦理纲常，也有具有较高学术水平，为继续深造、追慕名师而来求学的四方游学之士。入学生员无定额，少则几人，多则几百。据记载，许谦主讲东阳八华书院时，“及门之士，著录者千余人”。书院多为本地、本省较高学府。但书院也有属于族学、义学、私塾性质的。不论何种书院，均以学生个人自学为主，不全是师生授受的形式，至少在这点上实在要优于之后的学堂教学。为了方便个人自学，书院亦为藏书之所，有的书院还有大量藏书，为生员博览群书创造了条件。如浙江南国书院的藏书就达三万余卷，为书院推行自学为主的教育方式提供了必要环境。黄岩九峰书院兴建于清同治八年（1869），县令孙熹建名山阁藏书，藏经史百家之书，光绪十年（1884），山长王棻购赠《古今图书集成》一部计一万卷。黄岩南峰书院有藏书1950余册。在龙游凤梧书院，知县张炤购书311部共8375册，藏于书院东西两院。东阳吴崇福建高塘书院，院内建有高阁，藏书万卷供诸生阅览。虽然以学生自学为主，但书院并不放任自流，为师多以集中指导、集中讲解的方式，引领生员自学，同时又给质疑问难的机会，让大家有充分讨论疑处、交流心得体会的平台。这种着眼于学习者的教学方式也一直给“浙派语文”以正面的影响和启示。

五、书院的师生关系

书院的师生关系体现为以道相交，关系相当融洽，彼此之间培育了深厚感情。这多是由当时生徒的求学条件所决定的，虽然就数量看，当时书院已经不少，但与希望求学的民众比，还是杯水车薪。所以上书院进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对求学者来说，往往是慕名而来，需要背乡离村去书院求学，吃住自然只能在书院;从书院这方面看，只是由一位宿儒或知名学者主持，不存在有数位教师在院，提供员工服务的条件。这就形成了书院中一种类似家庭的关系。如道光六年（1826），临安县知县在《禀定锦城书院规定》中规定，每年二月朔日甄别，决定通过考试取内肄业生、童生各16人，外肄业生、童生各8名，附课生、童生各8名，共64名。嘉兴陶甄书院定额为20名。还有的书院学生更少，也有只有三五人的。说白了，书院的学生是住在教师的家里从学。所以，师生关系亲密和友好，就可以“亲如家人”来形容。当时书院里求学的也有女生，据清代《常山县志》载，常山定阳书院有女生曹椿龄，她所作《定阳春夜书怀》诗云：“萧条孤馆一灯红，百感都来此夜中。千里归期三月雨，半生心事五更风。吴山花柳他乡梦，越水波涛远客衷。囊橐已空春又去，不堪搔首问苍穹。”这里所记述的异地女子在书院读书的感慨，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书院师生关系的重要性，否则怎么管得住这些来自四方的学子。所以，凭借师生关系的融洽，发挥教育的推进作用，也就成了书院教育的一大特点，这无疑也对“浙派语文”的发展施以良好的影响。

六、书院的学术交流

书院允许不同学派之间互相讲学，学者亦可往来问学，比较提倡学术自由。这无疑是书院教育的又一大优势。教育是需要切磋交流的，进行思想碰撞大有好处，加上书院本来就有延聘师席的制度，自然也有助于学术的交流。宋代礼聘名师大儒到书院讲学之风甚盛，朱熹就曾在稽山、月林、鹿门、樊川、石洞、五峰、美化、独峰、月泉、明正、逸平、丽泽、瀛山、明善等浙江的各家书院讲学过。自宋至清，这种书院讲学的传统，历传不衰，極大地促进不同学派之间的学术交流，在“浙派语文”的发展过程中产生了重大作用。先后在浙江的书院讲学的名师宿儒，宋代有范仲淹、王开祖、王致、王说、楼郁、周行己、詹安、徐存、王十朋、乔行简、薛季宣、唐仲友、沈焕、舒璘、吕祖谦、陈傅良、杨简、陈良、钱文子、叶适、何基、王柏、方逢辰等。元代有金履祥、许谦、柳贯、程端礼等。明代有宋濂、方孝孺、章懋、王阳明、商辂、王畿、王宗沫、沈国模、刘宗周、史孝咸、卢格、黄绾、金贲亨等。清代有黄宗羲、全祖望、卢文弨、章学诚、阮元、刘璈、孙衣言、孙蒋鸣、俞樾、孙熹、王棻、冯浩、龚自珍、夏震武等。须知这些贤者大师能如此频繁地在书院间流动，会点燃多少年轻生员的火种。

有观点认为，书院文化的优势在于大多能体现以人为本，主张经世致用，有着在当时可以被认为是自由宽松的生存环境：自由聘师、自选教材、自由讲学、自由交流。对此笔者十分赞同。对于现代教育来说，书院不仅在当时深度推动了教育事业，即使在后来也仍然具有不少文化传承的能量。现在书院的发展更注重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深度融合。在中华文化促进会书院联盟的研讨会上，“现代书院”运营体系进行了展示：除习读、研究古代经典文献之外，还与琴、棋、书、画、诗、酒、花、茶等这些既与当代人们生活息息相关，又与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元素结合起来，极大地激活了书院文化长久的生命力。从这样的角度看，书院文化的存在与流布，也代表了“浙派语文”一直以来对这种教育文化信仰的认可与坚守。

（浙江省绍兴市鲁迅小学教育集团和畅堂校区 312000）

作者：周一贯

书院教育研究论文 篇3：

贵州书院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摘要：在贵州教育史上，书院对推动社会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从书院断代史研究、以王阳明为中心、书院与民族地区社会发展、书院经费与改制等七个方面梳理贵州书院研究文献，发现既往对贵州书院的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但研究不够深入，研究主题不集中。对贵州书院的研究应重视整体性、系统性，研究的视野和方法应不断突破，尤其应运用比较方法研究。

关键词：贵州书院； 研究现状； 回顾与展望

DOI：10.15958/j.cnki.jywhlt.2017.03.028

在中国历史上，书院作为一种特殊的教育组织形式延续了上千年，直至清末退出历史舞台。在书院存世的上千年里，其在人才培养、文化传承、学术探究等方面发挥了无可取代的作用，自唐代至清末，书院多达7000多所，分布在如今中国的32个省（市）区。僻居中国西南的贵州，早在南宋绍兴年间已在沿河建立銮塘书院和竹溪书院。

在贵州历史上，明清两代是贵州政治、文化、教育大发展的时期。明永乐十三年（1413年）贵州设立行省，正式成为明王朝十三行省之一，从此贵州政治上的行政边缘处境得到调适，促进了贵州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教育也随之迈向新的阶段。明代贵州有史可稽的书院有30余所，到清代书院数量激增，有140余所，这些书院“在发展教育，传播先进文化，推动贵州社会进步方面作出了应有贡献”[1]。长期以来，对贵州书院的研究比较冷清，上世纪80年代以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学界日益重视贵州书院的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对贵州书院研究现状的梳理与考察，有助于推动贵州书院研究的深入。

一、贵州书院史研究概况

书院研究兴起于上世纪20年代，这是国人在新学制下，开始反思中国的学校教育问题所带来的一种思潮[2]。自此以后，书院研究渐渐受到学界的关注，有学者统计，上世纪20年代到70年代，已发表的书院研究论文136篇[3]，专著、论文集等有几十部之多。书院的研究成果可谓丰硕，但这些研究成果尚未真正触及贵州书院。

20世纪80年代后，学界对书院日渐关注，涉及贵州书院的研究开始出现。对贵州书院的研究散见于大量专题研究书院的著作中，比如《中国古代的书院制度》[4]、《中国书院史》[5]等。21世纪后，随着学界对中国书院的关注，大量关于书院的著作出版，贵州各地的书院得以陆续展现出来，邓洪波的《中国书院章程》[6]提及了黎阳书院，邓洪波、彭爱学主编的《中国书院揽胜》[7]介绍龙岗书院、紫阳书院、莲花书院的建筑布局等内容。随着学界对书院研究的深入，相关著作纷纷涌现，代表性的著作有：李兵的《书院与科举关系研究》[8]、王炳照的《中国古代书院》[9]、邓洪波的《中国书院史》[10]、肖永明的《儒学·书院·社会——社会文化史视野中的书院》[11]、江堤的《中国书院小史》[12]等等，上述这些著述都或多或少论及了贵州书院，内容大都围绕王阳明创办的龙岗书院及讲学活动展开。

进入21世纪，专章论述贵州书院的著作开始出现。贵州师范大学张羽琼对贵州各地教育史作了大量细致的考察后，出版专著《贵州古代教育》[13]，该书专辟章节探究了贵州各地的书院，特别探讨了明代书院的发展特点和贵州书院的教学管理情况，同时也考察了清代贵州书院迅猛发展的原因、清代书院发展的特点等。孔令中主编的《贵州教育史》[14] ，另辟专章论述了贵州书院制度的建立情况，着重介绍了一些贵州著名的书院，比如草庭书院、文明书院、龙岗书院、鹤楼书院、南皋书院等。不仅如此，这本著述在介绍清代贵州书院时，列举了清代贵州书院的数量、创办人、时间及书院地址，之后对书院的教学、管理等进行了探讨。这是迄今目力所及、相对全面反映贵州书院概况的两本著作，但细究之后发现，这两本著作均以考察贵州教育发展史为主线，只是将书院作为贵州教育发展史不可或缺的部分予以探讨。

迄今为止，涉及贵州书院的学术专著不少，但没有一本真正意义上专门研究贵州书院的专著。这种状况很不利于贵州书院史研究的系统化和深入化。

真正专题研究贵州书院的已有成果主要集中于期刊论文、硕士论文及报刊杂志。据不完全统计，80年代至今，已发表的文章88篇，其中80年代5篇、90年代16篇，21世纪后67篇，成绩平平，但细究贵州书院的研究轨迹，亦可感知学界对该领域逐渐重视的情形。现将80年代以来发表的论文情况统计如下（表1，图1）。

由表1可知，在80年代，关于贵州书院的研究仅1981年、1984年、1987年、1988年有论文发表，且数量较少，对贵州书院的研究尚处薄弱阶段；90年代，论文的数量仍不乐观；21世紀后，论文的数量急剧攀升，从发表论文的年份上看，2010年至2017年论文数量为51篇，占80年代以来所有论文数量的58%，这7年里发表的论文数量占21世纪以来近17年论文数量的77%，由此可以窥探近年来学界对贵州书院研究的动向。

据图1所示，80年代、90年代及21世纪以来贵州书院研究论文数量呈上升态势。由此推断，21世纪后学界较之以往重视贵州书院的研究，研究内容也渐趋广泛，研究向纵深发展，其具体情况兹述于下。

二、贵州书院史研究的成就

（一）书院断代史研究

特定的历史时期造就该时期特有的历史文化，同样，每一历史时段的书院作为该时期教育史、文化史的一部分，也各具特色。书院断代史研究截取和选定某一历史时段（或某一历史时段特定区域）的书院进行考察，能更好地聚焦当时书院的发展形态，亦可窥探书院在历史时空中的发展变迁。

据粗略统计，以断代史研究为视角专题考察贵州书院的论文共36篇，其中宋元时期1篇、明清两代9篇、明代10篇、清代16篇。由此可见，学界对清代贵州书院的关注度相对较高，明代次之，宋元时期很少涉及。究其可能之原因，如下：第一，贵州在宋元时期建立的书院较少，明代贵州建省以后，书院才开始兴起，清代则是贵州书院的勃兴时期；第二，宋元时期年代久远，有据可查的史料相对缺乏，而明清两代，特别是清代以来，史料相对丰富；第三，明代贵州建省后，贵州与中原地区的互动加强，研究明清两代的书院发展能从侧面映射当时的社会、文化等概貌，研究价值相对较高。关于贵州书院断代史研究，以下分而述之。

张羽琼《浅谈书院在贵州的早期发展》[15]算是极为少见的专题探究宋元时期贵州书院的文章。该文考述南宋的銮塘书院和元朝时期的文明书院，与以往介绍性文章不同，该文最大的亮点是史论结合，从历史地理、社会经济条件等维度解析了缘何銮塘书院出现在黔东北，剖析了元朝时期文明书院创建的历史背景。遗憾的是，文章仅探讨了两所书院，且着重考察其创建背景，书院的创建、发展过程、讲学活动等并未详细论述。

何静梧、杨经琦的《明清两代的贵州书院》[16]应该是较早专题研究贵州书院的文章，从建置、教学和经费三方面切入，论述了明清两代贵州的书院，作者在查阅明代以来的贵州地方志，按年代先后梳理了明清两代贵州各地的主要书院。文章偏重于史料的考证、梳理，分析成分较少。欧多恒、王正贤《明清时期的贵州教育》[17]用较大篇幅论述了贵州书院的发展，作者认为明清两代贵州书院对贵州的经济、人才培养等方面作了重要贡献。傅宏的《明清两代贵阳书院的流变》[18]主要探讨了明清两代贵阳的书院发展和变革。

方宁在《明代贵州书院的发展和特点》[19]、《明代贵州书院的基本特征及其历史文化价值》[20]两篇文章中认为，明代贵州书院呈现出三个特征：书院区域分布的不均衡、书院教育具有面向社会大众转移的倾向、书院教育促进民族之间的交流融合。观点独到，为后续研究提供了一条参考路径。张羽琼《论明代贵州书院的发展》[21]一文，探讨了明代在贵州境内书院的发展情况，并根据地方史料统计出明代贵州境内的书院约有38所，并一一列举。值得一提的是，张羽琼指导的硕士研究生在2008年撰写了题为《论明代贵州书院发展及对贵州区域文化的影响》[22]的硕士论文，这篇论文主要论述了书院教育在贵州的兴起和发展、明代贵州书院教育及其特点，并探讨了书院对明代贵州区域文化的影响。

考察清代贵州书院的文章也不少。禹玉环的《论清代贵州书院的特征》[23]是一篇值得称道的文章。作者在考述清代贵州的书院发展后认为，无论是数量、规模、规章制度还是内部管理水平，清代远远超过明代。禹玉环、罗进的《论清代贵州书院的影响》[24]，解析书院在培育人才、推动教育事业发展、传播文化、端正文风等方面发挥的作用。邓德生《清代贵阳书院管窥》[25]主要考述清代贵阳地区书院的兴衰过程，并论述了这些书院的制度。

总体而言，贵州书院断代史研究有不少研究成果，主要涉及明清两代。从研究视角看，从宏观层面考察明代贵州书院的文章较多，而清代贵州书院更多的是从具体的领域予以探究，研究较为深入。从研究内容看，考察清代贵州书院的文章分析性较强，不局限于整理史料；而研究明代贵州书院的文章倾向于对史料的考证、整理，这也为后续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

（二）书院与民族地区社会发展

有学者指出，明清之际的贵州社会变革，主要是通过民族地区近乎天翻地覆的变化来实现的[26]。明清两代书院在贵州民族地区从兴起到勃兴，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民族地区文化教育的发展，从而促进了社会变革。

对贵州民族地区的书院不乏学者关注。钟德宏的《清代大定府属书院初探》[27]，主要考察大定府（今大方县）管辖地区的书院发展情况，内容涉及书院选址、教职员分工问题、经费、教学成果等方面。王雨容《论明清时期清水江流域黎平地区的书院教育》[28]考述黎平地区书院的发展概况，并探讨这些书院的管理、教学特色，是一篇多维度考察民族地区书院发展的文章。吴军《清代侗族地区的书院教育》[29]深入探讨侗族地区的书院发展概貌、教学、管理制度等。刘淑红《试论明代少数民族地区的书院研究》[30]论述了贵州少数民族地区书院的发展概况。

在考察古代贵州民族地区教育发展情况时，不乏文章用大量笔墨对书院予以论述，比如，颜勇《明清贵州苗族教育述论》[31]，李昌礼、颜建华《论明清时期安顺儒学兴盛的原因及社会影响》[32]，李红香、王凤梅《清代黔东南苗疆学校教育类型及其影响研究》[33]，伍文义的《简论布依族地区学校教育的产生及发展》[34]，赵一君的《明清时期布依族地区的学校教育》[35]。另外，李毅然《清镇教育发展与人才造就》[36]、白林文《试论清代贵州少数民族学校教育的发展与成效》[37]、陈冬梅《明至民国时期黔东南教育及其影响》[38]等文章都是选取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进行研究，其间均有论及书院教育。

有关贵州书院与少数民族地区关系的文章，一般认为书院有力地促进了民族地区文化教育的发展，培养了人才，加速了当地的发展。然而，书院在贵州民族地区的创建和发展未必是一帆风顺的，书院在传播儒学文化时也存在民族冲突和文化选择等问题。这些都亟须进一步挖掘史料，基于史實，全方位、多维度、深入去探究书院发展与贵州民族地区的互动关系。

（三）以王阳明为中心的书院研究

王阳明谪居贵州龙场，自创办龙岗书院讲学后，其心学思想开始传播，研究贵州书院，王阳明是关注的重点。

万书元、田晓冬撰写的《理学的变脸与学人的变身》[39]，这是一篇有深度的文章，主要探究王阳明思想的转变，其间论述了王阳明在贵州创办的书院及王学的传播。贺秋菊的《论明代书院心学化》[40]主要考察王阳明在贵州创办书院后，书院的心学化在社会各方面产生的深远影响。宋荣凯《论王阳明创建龙岗书院的动因及条件》[41]，对王阳明创建龙岗书院的动因及其条件作了深入探讨，不仅让读者全面了解王阳明的谪戍贵州龙场期间的史事，也有助于弄清王阳明对贵州书院及教育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宋荣凯、朱慧敏的《论王守仁对明代书院教育的贡献》[42]，简述王阳明创建龙岗书院、主讲文明书院的史实，作者认为王阳明所开启书院教育之风为黔中王学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以王阳明为视角探讨贵州书院的文章还有很多。比如，李兴祥的《明代贵州民族地区教育发展模式探微——以王阳明为考察对象》[43]、王路平的《王阳明与贵州明代书院》[44]等等。必须提及的是，谭佛佑的《王阳明“主贵阳书院”辩证》[45]与王路平的《王阳明“主贵阳书院”正误》[46]研究内容极为相似，两位学者在细致查阅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有史有据地指出了学界普遍认定“王阳明主讲贵阳书院”的错误，而认为王阳明主讲的是文明书院而非贵阳书院。

研究贵州教育史，绕不开王阳明。同样，研究贵州书院，更不能不提王阳明，这也是研究贵州书院史的一大特色。目前学界关注王阳明的研究成果可谓皇皇大观。相比之下，聚焦王阳明与书院发展特别是与贵州书院发展的研究非常薄弱。殊不知，贵州是阳明心学之源，而贵州境内的书院在传播阳明学说的过程中也曾发挥不可磨灭的作用。因此，关注王阳明与贵州书院两者关系将更加丰富阳明学说的研究领域。

（四）书院功能

中国古代书院是一种独特的教育组织形式，兼具讲学、藏书、祭祀的功能。不少研究书院的专著或论文都有论及书院的功能，研究贵州书院也不例外。禹玉环《清代貴州书院教育功能强化剖析》[47]从教学、藏书、祭祀三个角度来论述清代贵州书院的教育功能，作者认为教学、藏书、祭祀促进了贵州书院的发展和进步，推动贵州书院教育功能的强化。李良品、彭规荣《论乌江流域民族地区明清书院的组织、教学与藏书管理》[48]一文对教学和藏书都有论述。

张明《明代贵州的书院讲学运动》[49]论述王阳明的讲学活动，考察明代贵州书院讲学运动的发展，作者认为贵州书院的讲学推进了贵州的文教事业。张明的另一篇文章《王阳明与黔中王门的书院讲学运动》[50]主要围绕王阳明创办书院讲学、黔中王学形成和发展来考察书院。此外，陆永胜的《王阳明龙岗书院讲学考论》[51]也考察了书院讲学。

雷成耀的《清代贵州书院藏书考略》[52]是当前唯一专题研究贵州书院藏书的文章，该文探讨清代贵州各地书院藏书情况、藏书的来源、图书的管理制度。

张羽琼《浅谈明清时期贵州书院的祭祀》[53]算是研究贵州书院祭祀的佳作，该文深入浅出、有史有据地探讨贵州书院的祭祀规制、祭祀典礼、祭祀对象。另外，王胜军《明清时期西南书院祭祀与儒学传播》[54]也论及贵州书院的祭祀。

（五）书院经费与改制研究

纵观学界对书院的研究，书院经费及改制问题一直是关注的重点。目前专题研究贵州书院经费、改制的文章不多。

袁仕勋、江星敏《明清时期书院的经费筹措与管理初探——以黔东南书院为例》[55]在讨论书院经费重要性的基础上，考察黔东南书院的经费来源、经费管理与使用等相关内容。禹玉环的《清代贵州书院的经费问题研究》[56]，探讨清代贵州书院经费的来源、经费管理、经费状况，作者认为，清代贵州的很多书院受到经费问题的困扰，经费短缺是制约贵州书院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杨菲的《晚清贵州书院改制研究》[57]应该是首篇专题研究贵州书院改制问题的文章。该文以晚清贵州书院改制为对象，从具体的历史进程入手，分析贵州对旧有书院的改制过程，呈现贵州书院改制的基本情况。基于此，作者分析了贵州书院改制的主要特点及社会影响。龙震的《清末贵州书院改制及其特点》[58]，主要围绕清末废科举后对书院进行改制的问题进行探讨，选取的角度也相对较新。

（六）个案研究

书院的个案研究有着以小见大的作用[59]，在研究贵州书院时，以个案研究的方法更能深入考察。

谭佛佑的《贵山书院始末述略》[60]对贵山书院的发展作了细致的考察，还对贵山书院的教师予以探讨。他的另两篇文章《清镇东门正街的凤梧书院》[61]和《开阳书院的建置与名称的由来》[62]，前篇考述建于清道光四年的凤梧书院，内容涉及凤梧书院的发展过程、藏书，后篇考察开阳县开阳书院的变迁史，集中探究开阳书院名称的来由。考察个别书院的文章还有：周感芬、陆伟林的《贵州教育史上的一朵奇葩——花溪青岩书院及其学子》[63]，熊洪斌的《笔山书院的教育与书院文化初探》[64]，张明的《贵州“阳明书院”源流述略》[65]，李浩、蒙锡正的《略论贵州思南书院教育》[66]，李储林的《试论贵山书院之历史贡献》[67]，等等。

（七）贵州书院研究新气象

近年来，学界对贵州书院的研究突破了以往研究的局限，采用了新方法、运用了新视角。

比较有代表性的文章有王胜军的《王阳明书院理念与朱熹之比较——以<教条示龙场诸生>与<白鹿洞书院揭示>为例》[68]，该文运用比较的方法，从王阳明和朱熹制定的书院条规切入，探究其书院理念的异同，视角独特。石迪、何凯的《试论贵州书院的文化传播》[69]以传播学为视角，探讨王阳明及其子弟在贵州书院教学活动中对阳明心学的传播及其对贵州文化发展的贡献。丁湘梅的《书院文化对刘显世、王文华、何应钦等人物成长的影响》[70]通过考察笔山书院几位学生的成长轨迹，探讨书院在学生人格成长方面独有的教育功能。以学生为研究基点，以此探讨书院的教学功能及其历史贡献，研究视角值得借鉴。

张羽琼《清代贵州书院时空分布特点探析》[71]与雷成耀、杜建群《清代贵州民族地区书院的发展及分布特征》[72]均是以书院分布为视角来研究清代贵州书院，但侧重点不同。前篇深入考察清代贵州书院的时间分布、地域分布、创办者情况，最后解析清代贵州书院发展的原因，值得称道的是，作者运用较多图表清晰地展示了清代贵州书院的时空分布情况，值得学习。后篇也运用图表呈现了清代贵州书院的时空分布，但较之前篇略显粗糙，作者着力考察清代贵州书院的时间、地域分布特征，并探讨影响分布的原因。

三、贵州书院史研究的特点及今后研究的展望

由前述可知，迄今为止，贵州书院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推进了学界对这一领域的研究，无论是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为后续研究指引了方向。既往研究主要有以下特点：其一，研究范围较广，应该关注的书院研究领域都有涉及，但研究尚欠深入；其二，从目前研究书院的成果来看，研究主题不集中，缺乏系统性；其三，近年来，学界开始关注贵州书院研究，并开始借鉴、运用其他省份研究书院的方法、视角来考察贵州书院。

通过梳理以上学术史，笔者认为理应致力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研究内容应重视整体性、系统性。贵州早在南宋就建有书院，明代贵州建省后贵州书院开始兴起，清代更是贵州书院的勃兴时期。因此，在研究贵州书院时，理应整体、全面考察贵州书院的发展情况，如此方能完整呈现贵州书院发展的轨迹。此外，在研究贵州书院时，应该着力围绕每所书院的历史沿革、教学情况、教师管理、学生管理、经费等问题来考察，这样才能使研究系统化。

第二，研究的视野和方法应不断突破。从研究贵州书院的现状看，大都集中于历史学领域，应该尝试运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从教育学、社会学、经济学的视角切入，这样才能使贵州书院的研究呈现多层次全方位的局面。另外，在研究贵州书院时，可以尝试运用边疆学、民族学的研究方法，将贵州书院发展置于当时全国社会大背景下来考察贵州与中原地区的教育互动，突显其独特性、发展走势。如此，将有助于立体地呈现贵州书院的发展、变迁形态，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丰富中国书院史的研究。

第三，多运用比较研究方法。贵州偏安西南一隅，属多民族聚居地区，其书院更具区域特色，即使在贵州辖区各地，因文化、风俗等方面的差异，书院办学也会有差异。因此，在研究时可以尝试运用比较研究方法，包括两方面：一是考察贵州书院时，可以与同一时期其他省份的书院进行多维度多侧面的比较，探究其差异及其深层原因，从而推进书院史研究的深入；二是进行个案考察时，可以比较贵州省内各书院的差异，勾勒出贵州各地书院发展的图谱。

纵观中国历史，书院已然成为中国社会文化史及教育史的重要构成部分，同样，在贵州社会文化发展的历史上，书院的作用也不可估量。迄今为止贵州书院研究所取得的成果，为推动进一步深入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相信在前辈先贤引领及后辈学人的努力下，贵州书院研究定会出现崭新的局面。

参考文献：

[1]张羽琼.贵州古代教育发展述略[J].贵州文史丛刊，2000，（2）：56-61.

[2]周雪敏，苑宏光.民国时期的书院研究述评[J].长春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26（2）：46-49.

[3]邓洪波，周月娥.八十三年来中国书院研究[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21（3）：31-40.

[4]陈元晖，尹德新，王炳照 编著.中国古代的书院制度[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

[5]李国钧.中国书院史（第2版）[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

[6]邓洪波.中国书院章程[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0.

[7]邓洪波，彭爱学.中国书院揽胜[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0.

[8]李兵.书院与科举关系研究[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9]王炳照.中国古代书院[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9.

[10]邓洪波.中国书院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

[11]肖永明.儒学·书院·社会——社会文化史视野中的书院[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12]江堤.中国书院小史[M].北京：中国長安出版社，2015.

[13]张羽琼.贵州古代教育[M].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2003.

[14]孔令中.贵州教育史[M].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2004.

[15]张羽琼.浅谈书院在贵州的早期发展[J].教育文化论坛，2013，（5）：116-119.

[16]何静梧，杨经琦.明清两代的贵州书院[J].贵州文史丛刊，1981，（1）：92-99.

[17]欧多恒，王正贤.明清时期的贵州教育[J].贵州社会科学，1984，（3）：52-61.

[18]傅宏.明清两代贵阳书院的流变[J].贵州文史丛刊，2010，（1）：53-54.

[19]方宁.明代贵州书院的发展和特点[J].安顺学院学报，2012，14（3）：106-110.

[20]方宁.明代贵州书院的基本特征及其历史文化价值[J].教育文化论坛，2013，（5）：120-124.

[21]张羽琼.论明代贵州书院的发展[J].贵州社会科学，2002，（5）：103-107.

[22]高志刚.论明代贵州书院发展及对贵州区域文化的影响[D].贵州师范大学，2008.

[23]禹玉环.论清代贵州书院的特征[J].毕节学院学报，2009，（12）：97-100.

[24]禹玉环，罗进.论清代贵州书院的影响[J].沧桑，2011，（1）：55-56.

[25]邓德生.清代贵阳书院管窥[J].贵州大学学报，1990，（4）：89-92.

[26]李耀申.试论明清之际的贵州民族社会变革[J].贵州民族研究，2006，（2）：151-154.

[27]钟德宏.清代大定府属书院初探[J].贵州文史丛刊，1988，（4）：71-75.

[28]王雨容.论明清时期清水江流域黎平地区的书院教育[J].教育文化论坛，2013，（3）：97-102.

[29]吴军.清代侗族地区的书院教育[J].贵州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05，（5）：1-4.

[30]刘淑红.试论明代少数民族地区的书院研究[J].贵州民族研究，2012，（2）：188-193.

[31]颜勇.明清贵州苗族教育述论[J].贵州民族研究，1994，（2）：150-157.

[32]李昌礼，颜建华.论明清时期安顺儒学兴盛的原因及社会影响[J].教育文化论坛，2013，（6）：70-73.

[33]李红香，王凤梅.清代黔东南苗疆学校教育类型及其影响研究[J].教育文化论坛，2015，（2）：119-124.

[34]伍文义.简论布依族地区学校教育的产生及发展[J].贵州民族研究，2000，（2）：143-149.

[35]赵一君.明清时期布依族地区的学校教育[J].民族教育研究，2008，19（4）：77-82.

[36]李毅然.清镇教育发展与人才造就[J].贵州文史丛刊，1992，（1）：125-130.

[37]白林文.试论清代贵州少数民族学校教育的发展与成效[J].民族教育研究，2015，（6）：68-73.

[38]陈冬梅.明至民国时期黔东南教育及其影响[D].贵州大学，2016.

[39]万书元，田晓冬.理学的变脸与学人的变身[J].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19（3）：20-26.

[40]贺秋菊.论明代书院心学化[J].广西社会科学，2007，（1）：184-187.

[41]宋荣凯.论王阳明创建龙岗书院的动因及条件[J].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0，（2）：42-46.

[42]宋荣凯，朱慧敏.论王阳明对明代贵州书院教育的贡献[J].怀化学院学报，2010，29（3）：52-55.

[43]李兴祥.明代贵州民族地区教育发展模式探微——以王阳明为考察对象[J].贵州民族研究，2010，（1）：191-195.

[44]王路平.王阳明与贵州明代书院[J].贵州社会科学，1994，（4）：47-53.

[45]谭佛佑.王阳明“主贵阳书院”辩证[J].贵州文史丛刊，1987，（1）：81-83.

[46]王路平.王阳明“主贵阳书院”正误[J].浙江学刊（双月刊），1997，（6）：83-85.

[47]禹玉环.清代贵州书院教育功能强化剖析[J].陕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0，（3）：58-61.

[48]李良品，彭規荣.论乌江流域民族地区明清书院的组织、教学与藏书管理[J].重庆社会科学，2005，（6）：119-123.

[49]张明.明代贵州的书院讲学运动[J].当代贵州，2013，（11）：62-63.

[50]张明.王阳明——与黔中王门的书院讲学运动[J].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2）：1-7.

[51]陆永胜.王阳明龙岗书院讲学考论[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150-161.

[52]雷成耀.清代贵州书院藏书考略[J].安顺学院学报，2013，15（4）：103-105.

[53]张羽琼.浅谈明清时期贵州书院的祭祀[J].教育文化论坛，2016，（1）：136-140.

[54]王胜军.明清时期西南书院祭祀与儒学传播[J].贵州社会科学，2016，（9）：104-108.

[55]袁仕勋、江星敏.明清时期书院的经费筹措与管理初探——以黔东南书院为例[J].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16，（12）：23-26.

[56]禹玉环.清代贵州书院的经费问题研究[J].大众科技，2010，（9）：218.

[57]杨菲.晚晴贵州书院改制研究[D].广西师范大学，2010.

[58]龙震.清末贵州书院改制及其特点[J].安顺学院学报，2012，14（4）：87-91.

[59]邓洪波，赵瑶杰，姚岳.2012年书院研究综述[J].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10）：42-47.

[60]谭佛佑.贵山书院始末述略[J]，贵州文史丛刊，2004，（3）：73-76.

[61]谭佛佑.清镇东门正街的凤梧书院[J].贵阳文史，2013，（4）：49-50.

[62]谭佛佑.开阳书院的建置与名称的由来[J].贵阳文史，2014，（1）：40-41.

[63]周感芬，陆伟林.贵州教育史上的一朵奇葩——花溪青岩书院及其学子[J].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8（4）：96-99.

[64]熊洪斌.笔山书院的教育与书院文化初探[N].黔西南日报，2011-7-8（5）.

[65]张明.贵州“阳明书院”源流述略[J].阳明学刊（第八辑），2015：187-203.

[66]李浩，蒙锡正.略论贵州思南书院教育[J].铜仁学院学报，2015，17（3）：44-46.

[67]李储林.试论贵山书院之历史贡献[J].教育文化论坛，2013，（5）：125-130.

[68]王胜军.王阳明书院理念与朱熹之比较——以《教条示龙场诸生》与《白鹿洞书院揭示》为例[J].教育文化论坛，2013，（3）：17-20.

[69]石迪，何凯.试论贵州书院的文化传播[J].新闻传播，2013，（7）：57-59.

[70]丁湘梅.书院文化对刘显世、王文华、何应钦等人物成长的影响[J].前言，2012，（14）：161-164.

[71]张羽琼.清代贵州书院时空分布特点探析[J].孔学堂，2016，（2）：39-49.

[72]雷成耀，杜建群.清代贵州民族地区书院的发展及分布特征[J].贵州民族研究，2017，（1）：206-209.

（责任编辑：赵广示 ）

作者：罗光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