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商书院（精选4篇）
篇1：道商书院
道商书院
道商书院是由中华儒释道各方高士及热爱中国传统文化的社会各界人士发起，与中华孔子文化基金会、山东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华夏传统文化研习会、山东电视台《天下父母》、济南孝文化研究会以及多家读经教育机构等合作办学，由济南正君汉邦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负责运作，整合国内外优质中国传统文化类教育资源，专门从事中国传统文化传播及教育培训的专业化运作机构。目前旗下有企业员工道德论坛、国学游学之旅，道商大讲堂，周易学堂等几大品牌。
成立背景
近几年来年，从千年历史中走来的古老国学又“火”了起来，它与企业管理相结合，形成一种无形的力量，影响着现代企业管理。越来越多的管理者逐渐倾向并习惯于从我国古人的教诲、哲理、案例中获取智慧与灵感，由此也催生了各种“国学班”或培训咨询机构的顺势而生，道商书院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成立至今，道商书院一直以“正心诚意，修身积德”为院训，以“弘扬中华文化道统，培养中华卓越道商 ”为宗旨，聚集政商两界杰出领袖品读国学经典，探讨修身治国平天下之大道。相信凭借全国强劲实力的专家阵容，一定能将道商书院成功打造成中国极具影响力的卓越的中国传统文化传播机构。品牌诠释与书院文化
道商：明了天下之道法，知晓世间之大伦
书院使命：致力于提升中国企业管理者的道商水准与人文精神；书院愿景：立志成为中国道商文化的卓越传播者；
书院目标：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
书院定位：为企业中高端管理者服务的道商文化传播机构 书院理念：立足经典，秉承传统
学习理念：正心诚意、修身怡情
书院价值观：生财有大道，道善则得之，不善则失之。
服务理念：只为有德者服务
书院目标的具体阐述：全方位提升中国社会精英人士的传统文化底蕴与人文素养，锤炼哲学思维，培养人文情怀，顿开思想智慧，修养身心，陶冶性情，领悟大道之所在。传承国学精粹、振兴民族精神、培育精英道商为己任
道商商训：大道至简商者无疆
篇2：道商书院
诸葛亮有句传世名言，“淡泊以明智，宁静以致远，”
其实，关于这个观点，老子早就告诫过我们：“重为轻根，静为躁君。是以圣人终日行不离辎重。虽有荣观，燕处超然。奈何万乘之主，而以身轻天下? 轻则失根，躁则失君。”(《道德经・第二十六章》)。沉和重是浮和轻的根本，宁和静是躁和动的主宰。为道为商，为君为王者，本末不能倒置，根本不能丧失。真正的领袖人物应当静、重，而不是轻浮躁动，这样才能巩固自己的利益而获得长久。如果我们在有极图的无边欲望驱使下，本末倒置，重物轻命，在违背道德和规律的前提下去轻浮妄动，最终必将丢失根本，丧失主宰，失去自己的根基和地位。
老子的这句名言是非常富有人生哲理的：轻以重为根，躁以静为君。也就是说，重能制约轻，静能主宰躁。为人轻浮，就失去了根本，会被人鄙视而难以为尊;做事急噪，就丧失了主动，难以成就大业。他提醒人们做事不可轻率，而要深思熟虑，不可急躁，而要等待时机成熟。只有真正做到戒轻、戒躁、戒骄，才能谋大事立大业，否则非但不能成事，还有可能犯下不可弥补的过失。你看自然界的植物，不管是大树还是小草，都是根要稳定，根重要而本安静。动荡摇晃或折断的都是枝叶或茎杆，枝叶茎杆轻浮妄动，而且随着自然的风向八方摇晃，若遇到大的灾难还会折断茎杆，倒毁枝叶，这就是大自然给人的启示――根本不能动!
然而，常人轻浮者往往不懂得本末的重要性，他们有为容易无为难，争取容易放弃难，躁动容易冷静难。当年，由于关羽傲气轻浮，以致于大意失荆州，父子败走麦城双双丢了性命。当消息传到阆中，张飞得知结义兄长关羽被害，日夜痛哭。许多将士纷纷以酒劝解，张飞甚爱饮酒，醉酒后，怒火烧得更旺，对手下的兵士，稍有过失他就拳打脚踢，士兵受伤轻则残废，重则死亡。刘备知道后，劝他宽厚一些，否则早晚必惹祸上身。张飞充耳不闻。一日，张飞令军中三日内置办白旗白甲，全体军士四日后挂孝攻吴。第二天，将领范疆、张达二人进帐禀报：三军挂孝，数量太多，一时难以备齐，须宽限几日。张飞大怒道：“我急着报仇恨，恨不得明天就进军东吴，你们竟敢违令，罪不可赦。”当下命令武士鞭打二人50军棍。打完之后，张飞手指二人说：“白旗白甲明天全部交上，不然，将你们斩首示众。”回营后，范疆说：“今日受了刑罚，如何筹办白旗白甲?张飞性爆如火，明天若交不出货，你我都会被杀。”张达沉思片刻，说：“与其他杀我，不如我杀他。”范疆说：“只有这样了。”当天晚上，张飞又喝得酩酊大醉，躺在帐中呼呼大睡，
初更时分，范疆、张达二人各怀利刃潜入帐中，将张飞杀死后，逃到东吴去了。张飞由于“躁”则失根，临死前都不知道自己死于何人之手。
到后来，刘备由于接连失去了两位结拜义弟，他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感，犯下了“轻则失根，躁则失君”的毛病。刘备为了给关羽、张飞报仇，兴百万之师讨伐东吴，孙权从阚泽言，起用陆逊为主将，统率三军抗刘。消息传来，刘备问陆逊是谁?马良说是东吴的一位书生，年轻有为，袭荆州便是用的他的计。刘备大怒，非要擒杀陆逊为关、张二弟报仇。马良劝谏道，陆逊有周瑜之才，不敢轻敌。刘备却嗤笑道：“朕用兵老矣，岂不如一黄口孺子耶?”用兵打仗之道，重在谁能把握战机，深谙谋略，与年龄无关。刘备自称“朕用兵老矣”，作为一个领军之统帅，夸口自己的战争经历丰富，谋略周全，这是不切实际的妄言。他因此而看不起 “黄口孺子”的陆逊，更犯了轻敌之大忌，这就是“轻则失根”。他在发兵讨伐东吴时，因为个人情感的因素，不听诸葛亮等良臣的劝谏，不顾蜀吴结盟之大局，这就是“躁则失君”。所以，后来陆逊用计火烧连营八百里，导致刘备大败而归。
静胜躁，弱胜强，这是道家“王天下”的重要思想。也是我们在经商立业时应该持守的重要原则。富不奢淫，贵不骄纵，只有“虚其心”，低调为人韬光敛慧，不争虚妄之名于人先，才能“实其腹”而获得恒久不去之成就。
历史上的金陵巨富沈万三，原名沈富，元代中期随其父由湖州南浔迁至周庄东坨。沈万三以躬耕起家，后来凭借周庄特有的地理优势通番，进行海外贸易活动。周庄北端白蚬江(古称东江)，西接京杭大运河，东北经浏河出海，是理想的天然水上通道。不几年，沈万三迅速成为“资产巨万、田产遍天下”的江南首富。
明初，由于长期战乱，民生凋蔽，国库空虚。朱元璋定都金陵，欲扩外城，难以成事。沈万三恃其富实，愿与国家对半而筑，沈万三愿意承担工程的一半，他们同时开工，沈万三比朱元璋早三天完成。朱元璋斟酒慰劳他说：“古代白衣天子，号曰素封(无官无爵而有资财的人)，您就是是啊。”但口头不似心头，朱元璋心中实在不悦。沈万三得罪朱元璋的原因，据孔迩云的《蕉馆纪谈》说，是由于“其山田有近湖者，沿湖筑成石岸，以障其用，上怪其富过于己，独税其田九斗十三升。后万三筑苏州街，以茅山石为心，上谓其有谋心，遂收杀之，以兵围其家，尽抄摘之。”沈万三有田靠近湖边，就修了一道石岸用来保护自己的田地不受淹。太祖讨厌他太富，就单独对他的田地抽税，每亩九斗十三升。想杀他，一时没有理由。恰好沈万三用茅山石铺苏州街的街心，朱元璋就说他谋反，准备杀了他，后来在马皇后的劝解下，才放弃杀他的念头，查抄了他的家产没收入官，将沈万三充军到云南，连女婿也受到株连。
篇3：道商书院
嵩阳书院位于河南登封嵩山北太室南麓，去我国禅宗第一古刹少林寺十数里。初为嵩阳寺，隋改嵩阳观，唐初更名太乙观。五代后周时学者奏请世宗批准，在此设立书院，名太乙书院。宋至道二年（996），朝廷赐名太室书院，景佑二年（1035），敕西京重修，赐额更名嵩阳书院，并置院长，给膳田百亩。司马光及二程兄弟先后提举嵩山崇福宫，曾在嵩阳书院讲学论道，学者趋焉如水归壑，最盛时达数百人，书院之声远播，名列四大书院（嵩阳、岳麓、睢阳、白鹿）之首。靖康之后，其“烬于金，烁于元”，其间五百余年书院废为瓦砾。至清康熙间，国家经过休养生息，社会日趋稳定，崇儒右文之风重振。康熙时，叶封等知县、王日藻等巡抚和学道，以及致仕乡贤耿介等，相继在故地重新修复书院，并扩而大之，十余年规制闳备，而其中贡献最大且影响最广者当属耿介。耿介，字介石，号逸庵，学者称嵩阳先生，登封人，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仿《白鹿书院志》义例，辑帙而成《嵩阳书院志》。
一、“考·沿革”：订正讹误，阐发中国书院史实
正如本文以上所述，在有宋一代书院鼎盛时期，嵩阳书院为天下四大书院之一。这种观点到了元代之后，便出现了争议，这些争议主要来自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学校考》中的一段文字，其内容如下：
“太宗太平兴国二年，知江州周述言庐山白鹿洞，学徒常数十百人，乞赐九经肄习，诏国子监给本，仍传送之。先时南唐升元中，白鹿洞建学馆，以李道为洞主掌其教。又赐石鼓书院敕额，唐元和间，衡州李宽所建，国初赐额。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应天府民曹诚，即楚丘戚同文旧居造舍百五十间，聚书数千卷，博延生徒，讲习甚盛。府奏其事，诏赐额，曰应天府书院，命奉礼郎戚舜宾主之，仍令本府幕职官提举以诚为府助教。八年赐潭州岳麓书院额。始开宝中，郡守朱洞首度基创宇，以待四方学者，李允则请于朝，乞以书藏。方是时，山长周式以行义著，八年，召见便殿，拜国子学主簿，使归教授，赐书院名，增赐中秘书。宋兴之初，天下四书院建置之本末如此。此外又有西京嵩阳书院，赐额于至道二年；江宁府茅山书院，赐田于天圣二年。嵩阳、茅山后来无闻，独四书院之名著。”[1]
《嵩阳书院志》中的“嵩阳书院考”作者冉觐祖，乃当时中州硕儒名流，是耿介廷聘的书院名师，他在“考”中先引《宋史·职官志》中的一段记载。
“宋初有庐山白鹿洞书院，太平兴国二年，以知江州周述，请赐九经嵩阳书院。至道二年，赐院额及印本九经岳麓书院。咸平四年，以郓州守臣李允则奏，下国子监降释文等书应天府书院。国初，戚同文授徒，后无继者，大中祥符三年，建书院，诏以曹诚为助教，赐院额，四书院之外又有茅山书院。”[1]引述了这段记载之后，“考”中写道：“据此，则嵩阳书院为四大书院之一也明矣。”
然后，“考”中引用了以上《文献通考·学校考》中的那段文字，引讫又写道：“据此，则以白鹿、石鼓、应天、岳麓为四书院，而嵩阳在四书院之外。是二说者，予尝疑之。及阅吕东莱先生《白鹿书院记》云：‘国初，海内向平，文风日起，儒生往往依山林即闲旷以讲授，大率多至数十百人。嵩阳、岳麓、睢阳、白鹿，天下所谓四大书院，天子尝驿致经书，命官赐禄。俾生徒肄业。’东莱宋儒，其知四书院必核。可以明《宋史》之是而《文献通考》之误。”
“考”的作者在面对《宋史》、《文献通考》中关于嵩阳书院是否是宋代天下四大书院之一的截然相反的记载时，曾经心生疑问，于是参阅吕东莱先生《白鹿书院记》，而后霍然明白。吕东莱，即吕祖谦先生，乃南宋大儒，与朱熹、张縂齐名，时称“东南三贤”，其关于嵩阳书院为天下四大书院之说必确无疑。由此，以《宋史·职官志》和吕东莱先生《白鹿书院记》即可定谳这场历史官司，指明《文献通考·学校考》之舛误。
由于“考”之作者冉觐祖治学严谨，“考”中又引一古籍之言再加旁证，“《嵩山志》云：‘太室书院在太室南，五代周时建，宋至道三年，赐名太室书院，藏九经。河南守臣上言甘露降于书院讲堂。景祐二年，敕西京重修……’”[2]如此一来，便以《宋史》、《白鹿书院记》、《嵩山志》三证形成了有力的考据链，订正了《文献通考·学校考》之讹误，阐发了嵩阳书院乃有宋一代天下四大书院的史实。
而对于《宋史·职官志》、《文献通考·学校考》所称四大书院其一者“应天府书院”，与《白鹿书院记》所称四大书院其一者“睢阳书院”名称上的不同，“考”中也给予了令人信服的阐释。其中写道：“睢阳于宋为应天府，东莱所云睢阳书院即应天书院，亦犹嵩阳书院之为太室书院，异名而同实也。”[1]说明睢阳即应天，应天即睢阳，不过是一个书院的两个名称而已。由此，可进一步看出《嵩阳书院志·考》的考证之扎实细密，足可征信于人的特征。
《嵩阳书院志·沿革》得力于“考”的确证，直接以《嵩山志》、《白鹿书院记》入篇，然后叙明嘉靖年间嵩阳书院的小规模、短暂兴复遗事，从而对于作为四大书院之一的嵩阳书院之史实，言之凿凿、晓畅明白。
二、“院舍·学田”可考书院与官学、私学教育条件来源的不同
按《嵩阳书院志》本无“院舍”条目，只是将所有之院舍一一罗列于“沿革”之后，由于院舍建筑是书院办学条件的重要方面，所以笔者自拟条目以便叙述。
书院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特有的教育机构，特殊性之一就表现在其教育条件和物质基础的来源，诸如院舍、学田等来源，与官学、私学有很大的不同，以下分而述之。
1.“院舍”。
《嵩阳书院志·文翰》所收“嵩阳书院碑记”，系当时河南巡抚王日藻所撰，内称扩而大之的嵩阳书院“其中有祠、有堂、有居、有斋、有旁舍、有义田、有庖蔃之所、有丽牲之碑，缭以周垣，翼以廊庑，而规制始大备。”如此历十余年重修而规制日益闳备的嵩阳书院，根据《嵩阳书院志·沿革》后所罗列之书院建筑，统计起来主要计有殿、祠、堂、居、斋、楼十四所，还不包括舍、亭等小型建筑。其中致仕乡绅耿介所建者计有七处，其余七处为知县叶封、知县王又旦、河南提学林尧英、河南巡抚王日藻、阎兴邦以及当地其他乡绅所捐建。由此一目了然，书院教育条件之一的院舍，其建设费用都来自于个人捐赠。捐建最多者如耿介，他也不过是当时书院的主持者而非所有者，其他人上自巡抚、知县，下至乡绅士民，尽皆如此，而书院建筑的所有者当为嵩阳书院自身。书院的这种教育条件之来源，与官学、私家之学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即所有权的不同。官学之建筑，其建设费用来源于官府，所有权属官府；私学之建筑，其建设费用来源于某个家庭或家族等集资，其所有权属私家。
2.“学田”。
《嵩阳书院志·学田》中首先写道：“阅《白鹿书院志》，生徒每数十百人，旧设学田常二千余亩……今书院初建，诸事草创，谨竭力置田贰百亩，为来学薪水灯火之资。倘有同心，踵而增之，谅亦懿德之好也。”其中竭力为书院置田二百亩者，乃耿介，同时他还呼吁同心之人接踵而增置学田。嵩阳书院自康熙十八年耿介捐置学田始，至康熙二十八年十年间，共捐置学田四百五十亩，至康熙四十年二十余年间共捐置学田八百一十亩，全部为个人所捐赠。
时隔二百年后，清人席书锦所撰《嵩岳游记》之“嵩阳书院·院祀”中记载：“（逸庵先生）又刻嵩阳书院成规，束修膏火等费，俱出地亩课租中。凡亩数弓尺，坐落某处及佃户人姓名，一一著之于册，士林收贮，猾吏豪强，无从侵夺。历二百年如故也，盖其泽远矣。”[3]
我们从以上所述不难看出，书院修理、会文、供馔、肄业诸生米盐薪水及厨子工食等一切开支，都出自学田。而学田一经捐置人捐出，即成书院之恒产，为书院产生源源不断的薪资，也就源源不断地维持着书院的运行。这种办学条件上的物质来源，不但与官学的费用来自官府，私学的费用来自私家大不一样，其形式还别有意旨，似乎与近现代的教育基金会有着异曲同工之效。其方法也有基金会之端倪，将学田的情况一一刻印成册，收藏于读书治学人士之手，使猾吏豪强无从侵夺，故泽被二百年而如故。由此可见，书院教育条件中的日常费用来源之可靠性和特殊性。
三、“会约·讲”：可辩书院与官学、私学教育形式和内容的差异
1.“辅仁会约”。
嵩阳书院把会文、会课之“会”，名之为“辅仁会”，其会之规章制度和要求即为“会约”。为什么把学生们聚在一起作文和研讨文章之得失，以及切磋读书心得、听讲等所谓的“会”，称之为“辅仁会”呢，“辅仁会约”中写道：“曾子曰：‘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今拟立会以辅仁名，即吾人之所攻苦揣摩者，验之于心，体之于身，性道文章合而为一，则修其辞为有德之言，见诸用为有本之学，不亦伟乎？”几句话把辅仁会的宗旨概括了出来，即要求学生将嵩阳书院讲义中所阐发的理学之微言大义与自己的道德文章结合在一起，身体而力行之。
然后，列出会约数则，由于原“会约”中未标出次第，笔者自拟以相区别。“其一，每月初三日，一会嵩阳书院为文，二艺日长渐加，不用柬邀，晨刻齐集，序揖序坐，须体貌严肃，精神收敛，题出沉静构思，庶使心志专一，文益精妙。”“其二，培养根本，惟是读书。……所读之书大约以《孝经》、《小学》、《四书》、《五经》、《性理大全》及《通鉴纲目》等书为主。立定课程，不致间断，于发愤忘食之中，尝乐以忘忧之味，……”“其三，每月十八日，一会嵩阳书院，将一月来所读之书，互相考究印证。盖经书中圣贤言语，无非身心性命之理，纲常伦纪之事，若只在书册上寻求，纵使探讨精深，终与己无干涉。须得朋友大家讲论直教，一言一句皆与我身上有着落贴实处，……如此融贯浃洽，庶几可以坐言起行。”通观以上三则会约，其二是“辅仁会约”所列出的学生应读书目，应读书目并不严格，其用词为“所读之书大约以……”，就说明了这一点。而这些书籍并非由嵩阳书院像官学、私学那样，选定课程之后系统课读、开讲，而是如其一其三所约。由此可以看出，书院有着特殊的教育组织形式，即会文、会课、会讲，平时按大致约定的书目自学，会时按规定时间齐集书院接受辅导、讲授和互相切磋。这种教育组织形式，与官学、私学之教育组织形式大异其趣。
2.“讲”。
《嵩阳书院志·讲》所收为讲义，主讲人除耿介外，还有河南提学道林尧英，登封知县张埙、王又旦等人，其内容多为阐发理学之仁孝主敬行恕存诚之精要。如耿介“嵩阳书院讲子在川上一章”开篇为：“天地之间，气化流行，无一息之停；圣人之心，天理流行，亦无一息之停。故夫子一日偶在川上，触目会心而形诸叹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然后是“程子谓、朱子曰”等程朱对此微妙深奥之言的认识和阐发。
又如林尧英“嵩阳书院讲颜渊问仁一章”，其开篇为：“此章夫子与颜子言仁，其用功最切实，其效最速且大而其详，只在应事接物处求所以致力而已。”然后引“如《易》言‘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至哉坤元，万物资生’”，又引“朱子解仁字曰：本心之全德，以仁义礼智皆心之德，而仁包义礼智，故曰本心之全德。”
通阅诸如此类的讲义，其内容特征有二：其一，言必称程朱而义必溯孔孟；其二，内容广征博引，从而对理学析句辩义，但不是逐章逐句而开讲，而是对理学某一重要命题、某一重要思想加以阐幽发微。由此可以看出，我国书院教育在教育内容上的特殊性，不同于官学、私学所谓“开讲”的循章循句式。
摘要：我国古籍中唯一一部反映嵩阳书院的志书:《嵩阳书院志》, 对我国古代官学、私学、书院教育的比较研究, 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关键词：嵩阳书院志,书院教育,文献价值
参考文献
[1]嵩岳文献丛刊 (第四册) 之嵩阳书院志[M].中州古籍出版社, 2003:147-148.
[2]嵩岳文献丛刊 (第二册) 之嵩山志“太室书院本嵩阳书院”[M]:112.
篇4：道商书院
作为《精品购物指南》报社常务副总编辑，《优品》杂志执行社长，在很多奢侈品消费类媒体同行的眼中，王明亮也多少有点不务正业。去国外考察，他很少逛奢侈品商店，反而热衷于到品牌创始人家里品品红酒、尝尝奶酪。在《优品》员工眼中，王明亮也是一位外表温和、内里极富个性的领导：新杂志新报纸看完就扔，旧书、旧画册三五年放得落了灰也不让收拾；王明亮还时不时地对他们进行工作外的人生教育，“你想钱的时候钱不想你，不想的时候它倒会来找你，这就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王明亮在博客简介中，除了工作任职外，还特别介绍自己是“中国扶贫基金会母婴平安120行动”项目终身顾问；长江商学院EMBA五期班长。尤其是“班长”这个身份，王明亮觉得，他和他的130多位同学，从2004年进入长江商学院学习的那一天开始，都拥有了一颗寻道之心，成了中国融入国际化大时代中的“道商”。
“三不”老班长
很多长江商学院EMBA五期班的同学，提起王明亮都会提及他是一个“不迟到、不旷课、不掉链子”的“三不”老班长。2004年到2006年的EMBA课程，王明亮不仅自己从不迟到、不缺课，还经常提醒别的同学尽量专时专用；不仅一开始就被推举为班长，而且尽职尽责地为大家印制纪念画册，并且在长江商学院中开创同班同学“年度返校日”制度，认认真真地坚持了8年。在五期班上，王明亮的年龄不是最大的，同学们却愿意叫他一声老班长。
为什么去“长江”，又为什么能成为“三不”老班长，王明亮回忆说，“一开始是报社发展的需要，后来是报社与个人双重的需要，心里有动力，行动自然到位，知行合一嘛。”
2004年，王明亮所在的《精品购物指南》已经连续荣获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全国最具竞争力城市周报”称号和“中国报刊广告投放价值综合专业报”10强殊荣，成了当时国内經营规模最大、最有影响力的生活时尚类报纸品牌。下一步怎么办，整个社委会的领导班子有了共同的决议：去学习。大家都觉得应当进一步了解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为发展找出路，为基业长青做准备，因此决定全员深造。为了丰富企业的管理文化，大家还有意识地选择不同的学校进行培训，有的去了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有的去了中欧国际管理学院，有的去了人民大学。
王明亮自1985年从北京农业大学植物保护系植物病理专业毕业开始，当过一段时间的老师后就投身新闻传媒工作。巨大的文化跨度原本一直靠悟性与自学来弥补，现在有机会进行系统的企业管理学习，内心非常高兴。长江商学院由李嘉诚基金捐资创办，以企业家为主要教育对象。在与院长助理的交流沟通中，王明亮了解到对方凭借“教授治校”的先进体制、着重研究国企、民企和跨国公司如何在中国市场进行有效的竞争与合作、如何应对全球化的挑战，还率先在管理教育中系统引入人文课程，在全球商学院中首家提出培养企业家的“人文精神”。“这正是我需要的！”“此前我通过看书和与人交往，一点一滴地积累业务和管理经验，对企业的基本规律和管理制度的认识是不成体系的。长江商学院的课程在一种教学互动、全球同步的氛围中，从战略、管理、会计、营销到产业链，系统地帮你梳理整个企业运作的基本规律，在那个年代实属难得。”得到社里的支持，王明亮分两次付清了不菲的学费，抱着一种谦虚而开放的心态走进了“长江”的大门。
或许因为出身媒体，王明亮的热情和组织策划能力很快就感染了原本有点陌生的同学，大家来自各行各业，各种企业所有制，但有着差不多的知识背景和人生追求，王明亮很快赢得了大家的信任，成了五期的班长。同时，王明亮给自己定了三条原则。一是不迟到。王明亮发现，商学院的同学因为各种原因，很多人会迟到，但教授们恰恰也利用每次课程的前半个小时做课程概述，概述中的逻辑和详略，是教授个人学养精华所在，是在课本上找不到的。二是排除万难去上课。很多同学因为时间紧，往往事后补课或者是课下看书。王明亮觉得教授们从海量信息中萃取出来知识的精华，最直接的方式，用最准确的逻辑关系在课堂上讲出来。做学生的争取在课堂上解决问题，效率极高效果极佳。三是充分尊重每一位教授，完整地掌握知识体系。作为有所成就的企业家，有的同学在听课时有自己的好恶和选择。王明亮觉得，知识不会因为个人的好恶而改变，更不应该拿小概率的事件否定规律性的东西，尊重知识，尊重老师，才能保持一种旺盛的学习状态。
同时长江商学院的老师们也给王明亮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课堂上，院长项兵教授用1到9的数字，就把会计学深入浅出地讲清楚了。他还时刻强调企业家的视角，“企业家的责任是看账，而不是做账”，“要用站在月球看地球的眼光考虑中国企业的全球化”，类似这样画龙点睛的论断，王明亮至今还能记得很多。尤其是课下商学院的老师们非常乐于与同学进行平等的沟通，尽量抽时间参加同学们的活动与聚会，李嘉诚先生更是数次到商学院演讲，与同学们交流，更让王明亮有种预感：一种贴近的商业理论，一种扁平的商业模式将极大地改变企业的面貌，甚至改变自己的人生轨迹！
有了感动，王明亮开始了自己的实践。他广泛地与同学交流，养成了随时与同学“迸发出智慧冲撞”的学习习惯。在上课的两年和毕业后的八年中，有的同学公司上市了，有的从产业链的下游延伸到上游，开始投资布局，这些都给王明亮很大的刺激与启发，也让王明亮意识到商学院同学关系的独特与可贵。
最初的两年，商学院同学之间的交往并不深入。“一个月一次课，到毕业的时候，哪怕作为班长，熟悉的只有三分之一，认识的有三分之一，看了照片才能想起来的也占三分之一。”毕业时王明亮认真地为同学们制作纪念画册，画册记录了从2004年到2006年，同学们共同学习、组织活动、典礼、聚会、交流等等的生动经历。接过手中的画册，大家都认真地在扉页签了名，又在结尾写下自己的毕业感言，虽然画册的制作费时费力，但王明亮甘之如饴。
因为有了这样尽职尽责的班长，长江商学院第五期的同学们在毕业之后，仍然保留了共同学习，共同出访交流的习惯。如今大家的交往延续到了手机上，丰富的阅历，共同的学习经历，使一百多人的长江商学院五期同学微信群异常活跃。
从《精品》到《优品》
王明亮求学的过程，也的确伴随着《精品购物指南》长足发展的过程。2004年，精品购物指南报社只有一种报纸，大家开始关注市场需求和企业管理后，注意到不同的产品定位和市场细分，开发出《风尚志》、《优品》、《世界》、《数字商业时代》、《OK精彩》等一大批新的媒体，企业的集团化平台初具规模。其中，王明亮领衔了《优品》杂志的发展。
《优品》杂志初创时，定位于“少数派的生活报告”，引导人们享受高品位的生活方式。后来王明亮发现这个定位有问题：物质消费并不是价格越高越好，一味的追求高消费也并不能满足人的精神需求，拿着欧美的奢侈品在中国炫耀完全是东施效颦。站在中国人的立场，出于在长江商学院养成的整体的全球化视角，王明亮跳出了“跟风”的传统时尚思维，杂志开始推出以“中国传统文化在品质生活中的价值”为核心的各种话题，并努力追寻国外名品品牌背后的精神根源与文化内涵，渐渐地在中国高端消费类媒体中独树一帜。“中国的就是世界的，对当今的中国而言，东西方生活方式的交融，文化核心价值的碰撞与相互理解，才真正是时尚的”。在王明亮看来，用经济管理的思维和国学的视角来分析“让富二代接班，中国人文困境中的家风建设”等话题，也都是中国主流社会迫在眉睫的内在需求。
杂志的付出有了回报，很多《优品》杂志的读者觉得国学报道增加了杂志的厚度与气质，“确实很时尚”。优品的这种坚持，也得到了商业合作伙伴的认可。宇舶表（Hublot）的品牌再造者让-克劳德·比弗 （Jean-Claude Biver）的制表观念在欧洲奢侈品领域领风气之先，进入中国后，在优品的影响下主动了解认知中国传统文化，积极支持中国国学文化活动；而很多中国企业家，也是在认同了宇舶表的企业文化之后，开始使用这款产品。比弗先生邀请了王明亮去他在瑞士的家中品尝他自己亲手做的奶酪，作为世界杯的计时器赞助商，他还邀请中国的六位企业家去巴西观看世界杯，双方的交往从商业关系变成了朋友关系——相近的价值观，在其中起了推动作用，中国的文化也借此顺顺当当地融入了国际社会。
李嘉诚先生在2004年的一次演讲中说过，“停滞的思想模式已变得不合时宜，这不是弃旧立新，采取二元对立、非黑即白的思维，而是要鼓励传统的更生力，使中国文化更适用于层次多元的世界。在全球化的今天，我们要懂得比较历史，观察现在和梦想未来。”正是他这种立足传统、面向未来的精神，在包括王明亮在内的商學院的每一个学生心中激起了巨大而深远的共鸣。王明亮不仅在工作中完成了自己的突破，他还主动地建立了一个“由术及道，转识成智”的更大的圈子。
“智商”之路
与长江商学院关注中国企业家的人文精神修养同步，商学院的同学们在实践中切实地体会到了这个问题的深刻与重要。企业运作规范之后，什么样的精神境界和企业文化才能保证企业的持续健康发展？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才能使企业家永葆奋发向上的追求？沿着长江商学院提出的经世济民的大方向，王明亮开始了自己的探索。
在长江商学院学习的过程中，王明亮接触到了中国文化书院的院长、北京大学教授王守常先生，王先生强调中国国学的“返本开新”，与长江商学院的精神底蕴不谋而合。一边是越来越全球化的媒体环境和现代管理科学，一边是中国企业家立足本土、参与国际竞争的雄心，王明亮觉得自己急切寻找的“术”之上的根本、人生与企业长久发展的“道”也在于此。
“在企业越来越多的对外文化交往中，我们发现信仰往往是与人深入交流的基础。”抱着寻根的冲动，王明亮参与了中国文化书院主办的“三智道商国学院”筹建过程，分别是三智道商国学院国学、历史、游学首期班的班长。“三智”既孔子、老子、释迦牟尼三位先贤，通过对儒、道、释经典、精神的学习与实践，达到“转识成智”，提升企业经营者的修养与根基。作为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中国企业家，中国五千年的传统文化几乎是难以磨灭的血脉传承。因为这个共同的方向，长江商学院也有几百人从不同方面开始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王明亮从2006年开始，上过国学院的两次国学班，两次历史班，现在在读游学班，很多课程反复听。在这个过程中他结识了汤一介、杜维明、星云法师、楼宇烈、任法融、陈鼓应等很多儒家、佛家、道家和其它社会科学方面的老师，通过听课，看书，交往，得到很多智慧熏陶，领悟到很多管理学以外的知识。
因为志同道合，王明亮这位“老班长”又在新成立的“三智道商国学院同学会”中任执行会长。王明亮觉得他这一代企业家在文化方面是缺课的。“就我个人的学习经历而言，在文化上我其实只有高中水平，大学里除了专业课程就是理工科基本课程，而整个高中都在备考，学校和家长都不提倡学生看‘杂书’，通过三智道商国学院的学习，我们可以听任法融先生讲道，汤一介先生谈儒，星云大师说禅。”在王明亮看来，中国有儒商的传统，但还远远不够，当代中国企业家时时刻刻都面对着“义”与“利”争锋，面对着本土与全球的竞争，，很容易走上或者不择手段、极端物欲、或者固步自封、囿于一隅的歧途。当今的“道商”不止要学习传统文化的精髓，还要尊重经济规律，尊重合作伙伴与消费者，不以牺牲他人利益为经营手段。尤其是有所成就后，要积极回报社会，以回报家人和朋友为起点，逐步向外扩散，绝不沽名钓誉。
如今三智道商同学会也有千余会员了，在王明亮看来，这样的局面也正是长江商学院的魅力的体现。“很多中国企业家，在经历了长江商学院之后，回归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所了解之后，对产品品牌的价值也有了更深的理解”。“学习是有瘾的”，长江商学院“经世济民”的普世价值观，为学员们后来的国学学习打开了大门。另外，两年的学习也形成了一个以商学院同学为核心的学习圈子。离开长江商学院，这个圈子不断地扩大、重新组合，但根子就在长江商学院。
由学术在现实中的应用与兴亡更替，三智道商国学院的很多同学，开始了对历史的深入研究，其余的还在生活中自发地参加儒学俱乐部、道学俱乐部，高尔夫俱乐部、舞蹈俱乐部等等，共同的学习改变了企业家们的经营方式、生活方式、社交圈子甚至是人生轨迹。
王明亮的办公室和家里的书房，多少都有点儿凌乱，但王明亮绝不让别人帮他收拾。“这个角落是同业的十多种报纸、期刊等媒体，虽然有微博微信，每天我也要看完它们之后，留下好的需要的，其余扔掉。”报刊阅读，占据了王明亮工作之外的大量流动时间。
除了国学院推荐的文史经典之外，王明亮对一些深入浅出的史学著作尤其感兴趣，比如他正在阅读的《易中天中华史》，“那种清楚、轻松的讲述方式，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是媒体人特别需要的。历史文化的轻阅读，也是开启自学之路的方便之门。”“书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便宜的奢侈品。”王明亮这样总结自己的自学之路，从长江商学院毕业之后，王明亮成了当当网、京东网的购书常客，“网上的图书真的很便宜”，说话的时候王明亮眉开眼笑。上课之余，他开始经常光顾北大、人大、北外的旧书市场，“新书读起来没有旧书过瘾，新书总感觉像是借来的，而在旧书上你可以随意的圈圈点点发表感想。”放下手中的书，王明亮又开始参加法国尼斯大学与上海交通大学合办的企业管理博士班课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