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支出过高原因论文

摘要以2007年政府预算收支分类改革之后的统计口径测量，我国现阶段行政成本占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的比重呈下降趋势，但与G20成员国的平均水平相比，行政成本仍有较大的优化空间。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行政支出过高原因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行政支出过高原因论文 篇1：

多管齐下加强行政支出管控的思考

摘 要：本文从当前行政支出管控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入手，深入分析了其存在问题的主要原因，并提出加大预算管控力度、完善行政支出限额标准、明确行政支出管控责任、规范行政支出管控流程、推进行政支出公开制度等对策建议。

关键词：行政支出；管控；三公经费；限额标准

党的十八大提出要严格控制机构编制，减少领导职数，降低行政成本。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拟题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的文件审议《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条例对党政机关经费管理、国内差旅、因公临时出国、公务接待、公务用车、会议活动、办公用房，资源节约等各方面作出了全面规范，以刚性的约束切实遏制公务支出和公款消费中的各种违纪违规违法现象。近年来，随着政府对行政支出的管控力度不断加大，有效控制了支出规模，但仍存在一些问题。

一、行政支出管控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行政支出过高，因公出国经费、公务车购置及运行费、公务接待、会议、接待、办公等支出居高不下，具体表现为公务消费大手大脚，铺张浪费，盲目攀比，公车私用，公费旅游、公款吃喝，会议接待不计成本等方面。一方面行政支出中虚假、越界开支的现象还比较普遍，利用行政支出隐蔽性的特点，采用少用多开、私用公开等手段将开支公用经费的行为。有的单位将外出旅游、请客送礼等财经纪律严格禁止的支出通过变相转嫁为行政支出，有的单位为了解决行政支出超出限额的问题，将一些不能报销入账的经费采用更换发票等手段将不能报销入账的进给列入其他科研费、基本建设费等科目中报销。另一方面行政支出的管控不规范，表现为在预算执行过程中存在预算编制与执行“两张皮”现象，没有严格按照预算安排进行支出，造成预算约束软化。在经费结算时对违规支出的经费没有卡死，报销手续不齐全，没有按规定的结算方式报销，仍存在使用虚假笼统发票结算报销的现象。

二、行政支出管控中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造成我国行政支出过高、管控过程中存在漏洞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管控理念落后，行政支出管控仍停留在传统的粗放管理理念上，勤俭节约意识淡薄，盲目攀比，不讲经济效益，缺乏成本意识，对行政支出的管控仍是被动的，没有明确管控目标，没有认识到行政支出过高带来的负面影响。二是支出标准不完善，现行的行政支出标准对会议费、接待费、差旅费等支出明确了限额标准，但有的经费支出标准仍没有相应出台。如机关部门购买公务用车、电脑、办公用品、办公设备、办公耗材等支出缺乏明细的标准，有的单位制定的支出标准较很笼统，只有总额支出限制标准，没有单价、质量等方面的明确标准。三是法规制度不健全，现行的部分法规制度主要是以原则性的，高度概括性的语言为主，缺乏明确具体的量化规定，对不按规章制度管控行政支出的要追究什么责任没有明确，导致对行政支出的管控约束不强。同时缺乏相关的配套制度，要想严格贯彻执行党和国家制定的法规政策需要可操作性十分强的规章制度配套，然而在实践工作中缺乏诸如责任追究、绩效考评等制度。

三、多管齐下加强行政支出管控的对策建议

针对上述行政支出管控中存在的问题，不能单靠某一种经济管理手段，需要多管齐下，从预算管理、限额标准、管控责任、规范流程、支出公开等五个方面来探讨相应的管理办法。

（一）加大预算管控力度。预算是严格行政支出管控的前提和基础，防止铺张浪费必须从预算抓起，强化预算的刚性约束力。一方面要细化预算编制，各部门在编制下一年度预算时，依据各项法规、部门职能及发展规划，科学、合理地测算资金需求，区分不同的经费来源，按各类经费的性质和用途分类编报行政经费支出预算，随部门分项预算或单位预算按程序报批。另一方面要强化预算执行力，预算一经批准便成为行政支出的法定依据，必须严格执行，未经规定程序，不得变更。一切有关行政支出的经济活动必须严格按照预算执行，加强对预算执行的过程管控，各部门的行政开支必须在年度预算范围内，根据限额标准、任务进度和实际需求，按月编制经费支出计划。行政支出计划必须详细，采购的物资器材应列品名、单价、数量、金额等，报部门首长审批，实时监督行政支出情况，防止无预算、超预算支出。

（二）完善行政支出限额标准。行政支出限额标准包括部门综合支出限额标准和单项经费支出限额标准，是各部门行政支出的上限，必须在限额范围内支出。一方面要科学合理的制定行政支出限额标准，对财政部统一制定限额标准必须严格执行，对不能统一的标准，应根据现行有关支出标准和现有物资等情况，立足财力可能，广泛征求意见，在统计调查近三年行政支出水平的基础上，结合各部门财力情况，根据不同人员、地区和职能需要，合理测算出限额标准，严格按程序报本级单位党委审定后执行。另一方面要建立科学的限额标准调整更新机制，所有的标准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应根据经济发展水平、物价指数等因素的变更适时、适量的进行调整，可考虑以3年左右为周期对限额标准进行论文，修订，以满足各部门的实际需要。

（三）明确行政支出管控责任。有权必责，权责对等，明确和强化各部门的行政支出管控责任是需要着力解决的重点问题。一是明确单位党委责任，对涉及部门建设、预算之内没有超限额的行政支出由分管党委领导审批，对事关整个单位建设发展的重大项目需提交党委会审议，实行联审会签制，确保审批过程中的权责对等。二是明确财务部门责任，财务部门应在前期充分调查论证的基础上制定各项行政支出的限额指标，严格审查行政支出预算，对预算进行综合汇总，超限额指标的支出项目不得列入预算。预算一经审批严格执行，禁止超预算支出，对预算执行中发现的问题要及时整改，并对行政支出的使用效益进行绩效考核。 三是明确事业部门责任，事业部门具有经费的使用权，应对行政支出的使用负首要责任，配合财务部门、审计部门的监督检查，提供及时、准确的行政支出数据，按法规程序支出，不得超预算支出。

（四）规范行政支出管控流程。流程贯穿于行政支出管控的始终，从预算编制、预算执行、经费支出、结算报销、到绩效考评形成一个完整的行政支出管控流程。当前应规范行政支出管控流程，针对不同类别的费用采取不同类别的管控办法，这里主要探讨三公经费的管控流程。因公出国经费要细化出国审批程序，实行出国计划与经费联审制度，依据年初编制的预算综合和出行各个国的限额标准，严格限制出国人数和天数，从严控制出国经费。公务用车的购置应严格按照规定程序审批，应结合本部门的工作任务需要，测算核定部门、人员所需的公务用车数量，编制公务用车购置计划，报部门领导和单位领导审批后按限额标准到市场上购置，实行集中采购，集中支付的办法，严格控制公务用车的增长，全面规范公务用车管理。公务招待产生的消费严格按限额标准接待，实行一事一批制度，严格按程序进行审批、报销和结算，对公款消费、公开私用等违规行为要追究个人责任。

（五）推进行政支出公开制度。公开就是一种监督，实行经费支出公开制度，是国家财政改革的趋势，按照建设公共财政的要求，通过构建公开、民主、监督、考评的内、外部监督体系，推进行政支出公开制度，提高监督的透明度。一是公开预算安排情况，把预算编的细致一些、透明一些，让预算置于广大民众的视野之中。二是公开行政支出过程，推进集中采购、集中支付的管理办法，将行政支出的去向、数量定期进行公开公示，自觉接受群众的监督。三是公布预算的执行结果，年度终了后，将因公出国费、公务用车费、接待费、会议费、办公设备购置等行政支出情况进行公开。四是采取多種形式的公开办法，灵活运用网上公开、报纸公开、会议公开、新闻发布等途径将有关行政支出限额标准、管理情况、预算决算、追究责任等情况适时进行公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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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敖屹东

行政支出过高原因论文 篇2：

我国现阶段行政成本的实际测量及影响因素分析

摘 要以2007年政府预算收支分类改革之后的统计口径测量，我国现阶段行政成本占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的比重呈下降趋势，但与G20成员国的平均水平相比，行政成本仍有较大的优化空间。以我国2007～2015年省级面板数据为基础，运用固定效应模型，从政府财政收支、政府预算、政府规模、城市化水平、经济发展水平、物价水平和居民生活水平等方面分析了影响行政成本的因素，并提出相应建议。研究表明：财政收入支出比、地方财政支出占GDP的比值、财政支出决算数占预算数的比值和行政人员占总人口的比值对行政成本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城镇失业率对行政成本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行政固定资产投资占总固定资产投资的比值、城镇人口占比、第二产业占比和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对行政成本的影响不显著。

关键词行政成本；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

我国政府的行政成本呈现出增长过快、不断膨胀的现象，给社会和政府都带来了巨大的负担，严重制约政府管理水平的提升。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计算得出，从2007年到2015年间我国行政成本在总量上呈现增长趋势。2007年我国的行政成本为11 051.24亿元，2015年增至23 212.7亿元，我国现阶段行政成本的优化问题仍然需要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高度关注。

当前我国学术界关于行政成本的研究比较丰富，主要集中在行政成本概念辨析[1-2]、行政成本的统计口径[3-4]、行政成本扩张的原因分析[5-10]、控制行政成本的对策建议[11-13]等方面。对于行政成本增长的影响因素，我国学者主要从政府财政收支、人员费用、公用费用、城市化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生活等方面进行分析，由于指标选取、样本数量和研究对象的不同，得出影响行政成本的因素也不同。从全国整体层面分析，董建新等[14]将行政成本的驱动因素分成了内部驱动因素和外部驱动因素两大类，在对我国2000～2009年的行政成本进行现状描述的基础上，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法分析了19个驱动因素对行政成本的影响程度大小，得出国民经济、人民生活水平和财政收入对行政成本有较强的影响；叶勇等[15]基于SPSS分析我国行政成本演变趋势与影响因素，认为财政支出等影响行政成本变化。从省级层面分析，张雷宝等[16]运用计量经济学方法与模型从长期和短期两个视角对浙江省的行政成本进行了影响因素实证分析，认为地方财政收入与支出、GDP、物价是影响行政成本的决定因素；毛春梅等[17]通过线性回归模型对江苏省行政成本驱动因素进行了定量分析，认为国民经济发展水平、财政支出和政府职能的扩张对行政成本有决定性的影响；张光[18]通过建立回归模型研究行政成本省际差异的形成原因，指出各省经济发展水平、人口、行政人员费用和行政单位面积规模对各省行政成本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现有研究对行政成本分析的数据年限跨度在2007年前后，行政成本统计口径不统一，造成结果存在一定偏差。本文基于2007年政府预算收支分类改革之后的统计口径对我国行政成本进行实际测量，以2007～2015年省级面板数据为基础，建立行政成本的影响因素分析模型，发现各因素对行政成本的影响水平，为优化我国行政成本控制水平提供政策建议。

一、我国现阶段行政成本的实际测量

2007以前，比较一致的看法认为，在政府预算报表中行政成本具体划分为行政管理费、公检法司支出、外交外事支出、武警部队支出和其他部门事业费[3]。2007年政府预算收支分类改革之后，行政成本的统计口径发生了较大变化，学术界比较认同的用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公共安全支出和外交支出（不包括对外援助）3项相加对行政成本进行统计[4]。此次改革促进了与国际核算的接轨，取消了行政管理费科目，其支出全部分拆并入各自的支出功能分类科目，“公检法司支出”“武警部队支出”被归类为“公共安全支出”的款级科目。“行政管理费”和“其他部门事业费”所包含的内容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财政统计中“一般公共服务”科目包含的内容是比较一致的，前两者不包含“外交支出”和“债务付息”，而后者包括[7]。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财政统计“一般公共服务”科目内容扣除“债务付息”款级科目，再加“公共安全支出”的内容后，与本文采用的统计口径所包含的内容一致。 依据这种统计口径，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计算得出，从2007年到2014年间我国行政成本在总量上呈现增长趋势。图1显示2007年我国的行政成本为11 051.24亿元，2015年增至23 212.7亿元。行政成本的支出水平具体是指行政成本分别占GDP、财政支出、财政收入的比例。整体来看，虽然行政成本在决算总量上处于增长状态，但其在财政支出、财政收入中的比例却稳中有降。2007年行政成本占财政支出的比例為22.20%，此后整体来看该比例下降，下降幅度最大的是2009年降至18.38%，2015年行政成本占比为13.2%。此外，行政成本占GDP的比例亦呈下降趋势，2007年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是268 019.4亿元，其中有4.12%用于行政成本支出；2015年685 505.8亿元的国民生产总值，有3.39%用于行政成本支出。总体的下降趋势表明我国现阶段行政成本得到了有效控制。

为进一步分析我国行政成本水平，本文选取覆盖面广、代表性强的G20国际经济合作论坛中成员国的行政成本占财政支出比例与中国进行比较。因为墨西哥、沙特阿拉伯和阿根廷的财务报表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财务统计年报中没有收录，德国、加拿大、克罗地亚、丹麦、卢森堡、罗马尼亚、印度、韩国、南非、巴西、德国和比利时的数据统计不全面，美国报表科目不同缺乏可对比性，所以本研究在统计时排除了这些国家，同时为便于比较将欧盟成员国分国别统计以取代欧盟整体。表1计算了2012年G20各成员国行政成本及其占财政支出比例。可以看出，G20国家行政成本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平均值是11.70%，我国2012年行政成本占财政支出的比例是15.86%，可见，我国当代行政成本治理仍有较大空间，需要科学分析行政成本的影响因素并有针对性的采取相应策略。

二、行政成本的影响因素分析

1.指标选取

现有文献分析行政成本的影响因素大多选取国民经济、居民生活水平、政府财政收支、政府规模、城市化水平、物价水平等方面[14-18]。综合学者们的观点并考虑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认为行政成本的影响因素主要有政府财政收支、政府预算、政府规模、城市化水平、经济发展水平、物价水平和居民生活水平等。由于不同省份的自然环境、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采用绝对值指标不符合科学性的要求，因此选用相对指标。同时，各省份的经济发展状况存在差异，且省份的行政成本数额和人口数量是有密切联系的，因此本文选择用人均行政成本表征行政成本控制水平。

（1）政府财政收支。政府的财政状况对行政成本具有根本的影响，本文从财政支出和财政自给能力两个方面分析其对行政成本的影响。财政支出的整体状况、结构等直接影响行政成本。财政支出整体规模过大，不利于人们强化成本意识，预算审批数额难以缩减，不利于行政成本的优化；财政支出的结构方面，马斯格雷夫提出经济发展阶段理论，他认为财政支出在不同的阶段的增速和结构是不一样的[19]，当社会发展趋向成熟阶段，政府财政支出会逐步转向社保就业、医疗卫生、教育等福利方面，那么行政成本的财政投入会发生相应变化，过高的行政成本也会挤占这些方面的财政投入，不利于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因此本文用财政支出占GDP的比值表示财政支出对行政成本的影响。政府财政自给能力是否良好，对行政成本有直接的影响，自给能力强的政府对市场和组织内部的管理要求更高，行政投入升高，行政管理成本更高，另外自给能力也是自由裁量权的反映，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使官员有预算最大化的动机[20]，不利于行政成本的控制。本文用省份本级财政收入与省份本级财政支出的比值表示政府财政自给能力。

（2） 政府预算。尼斯坎南认为影响行政成本的诸多因素中政府预算管理是至关重要的因素[21]，众多学者用定性研究的方法也在文献中提到完善政府预算管理是从源头上控制行政成本[19-21]，另有学者提到行政支出的决算占预算的比值可以反映政府预算的管理状况[22]，但是行政支出只是政府预算的一部分，并不能反应整体政府预算的管理状况，考虑“总额控制”的原则，本文选择用财政支出的决算占预算的比值来表示政府预算对行政成本的影响。

（3）政府规模。目前政府规模还处于膨胀的状态，虽经过多次政府机构改革也未能达到精简政府的目的，造成这样的原因可能是尼斯坎南所提到的官僚的最大化动机[21]。官僚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尝试总产出和总预算的最大化，而预算最大化会导致公共产品无针对性的过度供给，同时，增加公共产品的提供加重官僚机构的工作任务，给予官僚机构扩充人员和扩大规模的借口，人员越多则控制权越大，部门及个人利益越大，公共部门随即扩张。公共部门的扩张和人员的的直接表现是人员费用和物化费用的扩大，公共支出的不合理增长，行政成本形成难以控制的局面。人员费用本文用行政人员平均工资和行政人员人数占总人口的比值表示，物化费用本文用行政固定资产投资占总固定资产投资的比值表示。

（4）城市化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在对多个国家政府支出资料进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得出重要结论：经济因素是影响政府财政支出相对规模提高的因素之一。随着经济工业化的不断扩大，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更加明显，市场机制不能完全有效的配置社会资源，需要政府对资源进行再分配，经济工业化所带来的城市化会导致外部性问题，需要政府进行干预与管制。这些政府所做的工作，都会产生相应的行政成本[23]；同时，工业化规模的扩大，带来的是就业岗位的增多，城镇失业率一定程度上会降低，市场各个主体间的关系日趋复杂，由此对于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更高，客观上需要政府在社会治安和法律健全方面投入更多的资源，导致行政成本升高。因此，为考察城市化水平对行政成本的影响，本文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值来和第二产业占比（第二产业产值占GDP总额的比值）表示；为考察经济发展水平对行政成本的影响，本文用人均GDP、城镇失业率来表示。

（5）物价水平。 物价水平和行政成本紧密相关，物价上涨必然导致行政成本上升。本文以2007年为基期，使用价格指数的相对指数来表示物价水平。

（6）居民生活水平。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其对各种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的需求会提高，政府需要花费更多的精力和财力满足居民需求，行政成本升高。现有文献多采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来反映居民生活水平，但农村居民纯收入缺乏2015年和2014年的数据，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数据缺乏2012年以前的数据，因此本文采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表示居民生活水平。

2.模型建立与实证分析

本文使用的方法主要有3种，分别是 Hausman 检验、固定效应回归、误差修正模型。前两种方法是建立长期效应模型中使用的，后一种是在考察短期效应模型中应用。Hausman 检验的基本思想是，在μ与其他解释变量不相关的原假设下（随机效应模型），采用最小二乘法估计固定效应模型和采用广义最小二乘法估计随机效应模型得到的参数估计值都是无偏且一致的，只是前者不具有效性；如果原假设不成立，那么固定效应模型的参数估计值将仍然是一致的，而随机效应模型的参数估计值则是不一致的。固定效应回归是一种控制面板数据中随个体变化但不随时间变化的一类变量方法。当模型存在内生解释变量时，解释变量与误差项相关，设定固定效应模型；反之，设定随机效应模型。考虑到面板数据可能存在的异方差及自相关问题，在进行相关检验的基础上对模型进行修正。

构建的模型如下：

Y=a0+amXmit+μit（i=1，2，……，N，t=2007，2008，……，2015）

式中Y為人均行政成本用来衡量行政成本控制的水平，Xm表示解释变量，其中对人均GDP、行政人员平均工资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进行对数化处理。μ表示随机扰动项。

本文运用STATA12.0SE 统计软件对各变量进行数据分析。由于西藏自治区部分数据缺失，加之香港、澳门以及台湾等地区统计口径及数据的可得性问题，因而在截面数据中剔除了上述4个省级行政单位的相关数据，截面数据包括30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的省级面板数据。本文分析主要采用2007～2015年间的样本数据，数据来源为《中国统计年鉴2008-2016》和《中国财政年鉴2008-2016》。行政成本数额的统计会扣除“外交支出”的款级科目“对外援助”，少量省份有外交支出，但省份“外交支出”的数额未公布到款级，因此“对外援助”数额无法获得。由于有外交支出的省份很少且数额小，且本文选取人均行政成本表征行政成本的水平，因此对行政成本的影响因素分析并没有太大影响。选取的指标之间可能存在共线性问题，因而首先需要对指标进行共线性检验，得出部分指标VIF大于10，表明存在显著的共线性问题，在剔除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行政人员平均工资、人均GDP等指标后，VIF系数在1.12到6.58之间，平均VIF为2.44，可以认为指标之间的共线性问题在可接受范围内，可得出最终指标选取，指标的构造、内在含义和数据获得见表2。

为了进一步验证，本文计算各变量的Pearson相关系数（如表3所示）：除X1与X6相关系数超过0.7外，各变量之间相关系数均较低，结合表3，可以认为指标不存在显著的多重共线性问题。由于宏观数据的非平稳性，有必要在估计面板数据模型之前对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从而避免伪回归。而检验数据平稳性最常用的方法就是单位根检验。本文采用相同根LLC检验和不同根ADF-Fisher检验进行综合判断，从表4可以看出，各指标的检验结果P值均为0.000，可以认为各指标不存在单位根，数据是平稳的。

首先，建立一个固定效应模型，在固定效应模型中，F 检验结果显著，表明固定效应模型优于混合OLS 模型。为了进一步选择固定效应模型亦或是随机效应模型，本文使用国内外通用的Hausman 检验方法检验文中适合使用何种模型，检验结果显示卡方统计量为31.12，伴随概率为0.0006，因此，在 1%显著性水平下，我们拒绝固定效应模型与随机效应模型不存在差异的原假设，因而本文选择固定效应模型。

面板数据有可能存在异方差和自相关问题，本文使用Wooldridge 检验对模型自相关问题进行检验，F值为288.816，伴随概率为0.000，结果拒绝原假设，说明模型存在自相关问题。另外，我们用似然比检验对异方差问题进行了检验，结果显示，异方差问题较为严重。为消除自相关和异方差问题，本文使用考虑了自相关和异方差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修正，形成修正模型。结果显示，修正模型在1%以下显著，说明模型拟合效果较好。

3.模型结果分析

根据修正模型的估计结果（见表5），除了行政固定资产投资占比、城镇人口占比、第二产业占比和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外，其余解释变量的估计均通过显著性检验。

（1） 财政收入支出的比值对行政成本有正向影响。可理解为财政收入支出的比值越高，证明当地政府财政状况越好、自给自足的能力越强，对财政解困有积极作用，一个良性运转的政府对管理的要求更高，政府投入管理的人力、财力将更高，行政成本升高。

（2）财政支出占GDP的比值对行政成本有正向影响。原因可能是财政支出占GDP的比值越高，则财政支出相当于GDP的规模越大，大规模的财政支出不利于行政人员成本意识的树立与加强，行政成本升高。

（3）财政支出决算数占预算数的比值对行政成本有正向影响，可以理解为财政支出决算数占预算数比值越高，证明政府预算管理越不善，预算的编制不科学，行政成本相关预算的执行与监督不到位，不利于行政成本的优化。

（4）行政人员占比对行政成本有正向影响。可以理解为行政人员占比的升高，意味财政负担加重，政府要花更多的物力和财力去管理行政人员，不利于财政解困，行政成本升高。目前我国行政人员数量一直是处于膨胀的状态。行政人员超编、占座现象比较普遍，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国民收入分配活动中向公务员偏斜的事实，不利于行政成本的优化。

（5）城镇失业率对行政成本有负向影响。城镇失业率对行政成本的负向作用表明失业率的升高抑制行政成本的升高，原因可能是，在失业率升高时，政府需要供养的行政人员数量相对而言减少，因此行政成本降低。

三、结论与建议

本文选取我国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对行政成本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检验。面板回归结果显示：财政收入支出比、地方财政支出占GDP的比值、财政支出决算数占预算数的比值和行政人员占总人口的比值对行政成本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城镇失业率对行政成本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行政固定资产投资占比、城镇人口占比、第二产业占比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则对行政成本未产生显著影响。

根据以上结论，提出如下建议：①在转变政府职能的基础上，注意政府机构的精简和行政人员的分流，注意合理设置政府机构，横向和纵向机构精简并协调政府间关系，能直接减少政府的刚性支出并且间接降低信息传达成本，从而控制行政成本。②针对政府财政状况，在控制收入支出比在合理范围内的基础上注意财政支出规模的合理性，完善财政支出的结构，当社会基础设施供求平衡，且经济发展较为成熟的时候，政府可对公共支出的结构进行调整，政府的公共支出可逐步转向以提供教育、社保和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为主，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对行政成本有一定的控制效果。③从预算编制、预算执行和预算监督三个方面完善政府预算管理，优化行政成本。注意优化包括预算编制时间、编制程序和编制科目的预算编制环节的事前成本控制，強化包括预算执行法制化、国库集中支付制度和预算支出绩效考评的预算执行环节的事中成本控制，完善包括人大监督、审计监督和社会公众监督的预算监督环节的全过程成本控制。④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政府需要提高行政效率并对城市化所带来的外部性进行干预和管制，控制行政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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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家合 伍颖

行政支出过高原因论文 篇3：

当前魏国大学经费“行政化”特征探究

摘要：当前我国大学在支出结构、分配和使用管理等方面存在“行政化”现象，具体表现为：行政管理费支出庞大，行政力量拥有绝对的经费配置权，行政部门拥有相对的决定权。其经济根源很大程度上在于政府对大学经费投入、支出及其管理的“行政化”。大学在经费上的“行政化”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大学功能和理想的实现。大学经费去“行政化”的策略包括：进一步丰富经费来源渠道，减少政府干预，归还并扩大大学理财自主权，精简行政机构和人员，让经费配置权回归学术力量。

关键词：行政化；去行政化；经费；行政管理费；理财自主权；经费配置

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大学的“行政化”现象由来已久。20世纪90年代，学界开始着重探讨现代大学制度建设，“行政化”问题也随之进入人们的视野。2010年“两会”期间，部分大学校长关于大学“行政化”、“去行政化”的言论以及专家学者的回应与广大网友的热议，使得大学“行政化”和“去行政化”成为媒体、公众所关注的焦点。由此，学界再次展开了热烈和深入的研究。

中国知网的数据显示，以“大学＆行政化”、“高校&行政化”、“大学＆去行政化”、“高校&去行政化”为题的学术期刊文章共有188篇。其中，2010年有81篇，2011年有96篇。巫春华、熊丙奇、文明、别敦荣、荣司平、刘少雪等学者探讨了大学行政化的各种表现和困境；陈运超、陈金圣、李硕豪、魏昌廷等学者主要从历史传统、政治文化、组织管理以及多学科等角度探讨了大学行政化产生的原因及其后果；王长乐、张建林、杨玉圣、钟秉林、任达轩、宣勇、顾海良、韩建华、冯建明、李立国、王占军等学者探讨了大学去行政化的内涵和策略。

综观学界研究，目前并无学者专门就经费及其管理方面对大学的“行政化”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其实，我国大学的“行政化”不仅体现在政治、文化等方面。而且在资源，尤其是经费方面也凸显“行政化’’特征。众所周知，一所大学的运行是需要庞大的经费来支撑的，经费是大学生存和发展最重要的物质基础。经费的支出结构、分配和使用管理等，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大学的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等事宜，同时也就决定了大学的办学质量。本文拟对当前我国大学经费“行政化”的主要表现进行深入探讨，探究其经费投入、支出和管理制度方面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对策。以推动我国大学办学质量的提高。

二、大学经费“行政化”的主要表现

大学“行政化”的典型表现是大学行政权力支配一切的运行态势，其实质是大学行政权力的“越位型”主导。当前我国大学在经费方面存在明显的“行政化”特征，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在经费支出结构方面，行政管理费支出庞大

行政管理费支出是指高等学校行政管理部门为完成学校的行政管理任务所发生的支出，主要包含两大部分：一是行政管理部门的人员费支出；二是行政管理部门的日常公用支出（有时也称为公务费）。虽然在政府机构改革的带动下，大部分高校都对校内管理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进行了大精简，但是大学中实际存在的党政双重领导结构造成了大学中庞大的行政管理人员队伍。从表l可以看出，虽然普通高校专任教师占总教职工数的比例从2008年开始已经达到60％，但这同时意味着仍有近40％的非专任教师，而这些非专任教师绝大多数都是行政管理人员。这支庞大的行政管理人员队伍使大学承受着巨大的经费压力。单从基本薪酬来看，即便行政管理人员与专任教师同酬，就占据了将近一半的人员费用支出。而据悉，高校各种津贴、奖金是由高到低按行政级别来分配的：校领导拿最高档次；教师按职称套相应的行政级别，有严格的工作量要求；而党政官员则没有工作量要求，而且有些高校行政人员的岗位工资是普通专任教师同级岗位工资的1．25倍。另据熊丙奇测算，以每位行政工作人员年平均工资3万元计（2003年，高校教师年平均工资超过2．33万元），就将花费1000多万元（高校行政人员的工资总额实际上远远高于这一数据）。

除此之外，每个行政管理部门每年还得支出大量的日常公用经费（也称为公务费），而且会产生大量的业务费用。行政管理部门的公务费支出主要包括日常办公费、印刷费、水电费、邮电费、取暖费、交通费、差旅费、会议费、维修费、专用材料费、办公设备购置费等。业务费是指为开展教学活动所发生的各项业务费用，包括教学业务费、实验实习费、文体维持费、宣传费等。有研究表明，全国普通高校的公务费，业务费的值，有28个省份在1以上，有18个省份超过了平均数1．52，内蒙古、海南两地甚至超过3。招待费是指高等学校为执行公务或开展业务活动需要合理开支的接待费用，包括在接待地发生的交通费、用餐费和住宿费等。由于历史遗留下来的一些制度缺陷和行政工作人员长期养成的陋习，这些方面费用的支出存在着严重的浪费现象。据典型案例分析，公办高校的食堂管理成本、公务用车成本、医疗保健成本、安全保卫成本，都是民办高校的3倍以上；公办高校的后勤管理成本是民办高校的5-10倍，公办高校后勤管理人、财、物、时间资源浪费严重。而且这些经费在使用上自由度较大，如行政管理人员的“出国考察费”等。另据报道，某高校的行政人员甚至连洗脚费都可以报销问。

（二）在经费分配决策方面，行政力量拥有绝对主导的配置权

“高等教育资源主要由政府通过行政手段进行配置，分配到大学内部的资源仍然通过行政机关进行二次分配。”大学内部的行政管理者认为，他们代表学校拥有分配大学各种资源的最高权威与最佳能力。因而自然采取行政化的资源分配方式。一些高校甚至“出现一个掌握了大学财、物资源的行政管理集团”。以行政权力主导教育资源的分配，几乎可以说“行政权力掌握着大学所有资源的分配”，其中当然包括经费的分配。很多大学的行政部门直接掌管经济大权。其中包括各种经费的分配权，甚至包括创收权等。即使是按用途支出划分的高校事业性经费⑦中与教学、科研紧密联系的教学经费和科研经费这两部分，也都由行政力量主导并进行配置，并且大幅向行政倾斜，更遑论其他用途的事业性经费支出了。

以科研资源和经费为例：行政力量主导科研资源的配置，重大科研立项由行政领导决策，项目开展由行政领导挂帅，甚至科研成果也由行政人员评审、评价，这俨然已成为众所周知的事实。如2009年某校下属的某学院院级教学改革立项数中，专任教师和行政管理人员主持的立项数目居然各占一半。一些在高校、科研院所中担任行政领导职务的人，可以很方便地获取各种课题项目。“高校的科研经费划拨、申请、职称、荣誉、评奖等，都由行政主导，普通教授不容易拿到科研项目，但要当了院长、主任、处长，不仅有了级别，项目资金也容易随之而来。”当了官，就能拿到更多资源，包括学科建设资金、研究经费、教学收入分配等等。“拥有行政职务就意味着拥有相应的项目审批权，意味着能够占有更多行政资源、学术资源……因此，机关干部、行政领导获得的利益比一般干部、教师高得多。有些部门除了享受学校奖金外，还自发小奖金、补贴，名目繁多。”

（三）在经费使用管理方面，行政部门拥有相对的决定权

对于按支出用途划分的教学和科研等经费的使用，各教学部门、教师和科研人员等本应具有完全的决定权，因为只有他们自己最清楚哪些费用是必需的，需要多少。然而，这些经费的使用实际上却要听从于行政职能部门的各种规定和安排，其中尤以科研部门和财务部门为代表。例如，科研经费在经费预算时需根据科研部门等部门的规定进行申报，而到底哪些费用可以报销则由财务部门说了算，而且管理僵硬。凡是符合财务部门要求的，不管是否是科研所必需的费用都可以报销；凡是不符合要求的，则无论如何不允许报销。比如，财务部门规定，调研费用必须有来回的票据才能报销，缺失一张票据都不允许报销。这就直接造成了科研费用报销弄虚作假的问题。

三、大学经费“行政化”的经济根源

大学“行政化”通常包含大学内部行政权力主体对学术事务的横加干涉或控制，以及大学外部教育行政主体对属于大学自主办学范畴内微观事务的直接干预和管制。外部的“行政化”很大程度上会导致内部的“行政化”。造成大学内部经费支出结构、分配和使用管理“行政化”的原因很多，其中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政府对大学经费的投入、支出及其管理方式的“行政化”，即将大学视同政府机构进行经费的投入和支出管理。丁学良先生说过：“我们就是一直把这些高校当作政府的百分之百的附属品、行政部门和行政官僚们的百分之百的附属品来操纵的。”府对大学经费管理的“行政化”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在经费投入方面，各种投入渠道的“政府”痕迹明显

表2反映了当前我国普通高校的经费来源情况。从表中数据可以看出，虽然我国高等教育经费投入渠道已日益多样化，但其中最大的两部分仍然是国家的财政性教育拨款经费和以学杂费为主的事业收入，2007-2009年两者之和皆在90％以上，两者基本都在40％以上，而事业收入中的学杂费收入则基本在33％左右徘徊。国家财政性经费基本上是通过政府的行政力量进行直接拨款，拨款过程中的“跑部钱进”现象体现出明显的“行政化”特征。对于事业收入，政府也通过行政力量进行直接干预，如对学杂费的收费标准、上交返还比例、支出用途等都有明确规定，渗透出“行政化”和“政府”色彩。此外，这种“行政”痕迹在某种程度上进一步导致了社会民办经费和捐赠经费等久久未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从而使得目前大学经费来源的各个渠道皆笼罩在政府的影响下。

（二）在经费支出方面，政府严格限定大学各项经费的使用

大学经费主要包括教育经费、科研经费和其他经费，其中教育经费包含经常性经费和专项经费。经常性经费主要包括普通高校原来的基数、新增经常性拨款和教职员工增资经费、离退休人员经费、住房公积金、公费医疗补助等；专项经费主要包括基建拨款、“211工程”经费、“985工程”经费等。科研经费主要包括高等学校从财政部门和有关主管部门取得的专项和非专项科研经费，如科学事业费、科技三项费用等。所有这些经费的使用必须严格执行专款专用制度。专款专用很大程度上可以保证经费不被挤占。问题在于，专款专用的比例和额度应该是由最熟悉教学、科研的主体——大学来规定，而不是由政府部门来规定。可是，我国目前很多经费在预算时却需要根据政府的规定来制定，尤其是专项经费和科研经费，政府甚至直接规定这些经费只能用于购买设备、开展业务，并且规定各种支出的具体比例；与此同时，政府在劳务报酬方面所规定的支出却非常少，甚至没有。诚如陶东风所言，“地方政府把各项经费的用途规定得非常具体、僵化，多少元买书，多少元用于学术交流。多少元用于资助出版，乃至多少元买文具、复印纸等等。”这大大限制了大学经费使用的灵活性和利用效率。

（三）在经费管理方面，政府将大学视同“政府附属机构”

伴随着公共财政体制的逐步建立，针对各大学存在的“小金库”、“账外账”、“基建腐败”等现象，政府对大学经费管理进行了改革，以期提高大学经费管理的透明度、公开性和大学经费利用效率。然而，与此同时，政府却减少了大学对经费使用和管理的自主权，无意中加大了对大学经费的控制力度，越来越将大学视同政府机构的附属品，采取与政府职能部门相同的经费管理方式。首先，政府对大学的自筹经费实行“预算外资金专户储存制度”；其次，政府对大学的财政拨款实行“国库集中收付制度”和“零余额账户制度”，取消了影响大学运行与发展所必需的“货币资金”的资产形态；第三，强化大学预算管理制度，要求大学对下一年度做出明晰的预算；第四，实行政府采购制度，要求对办公用品、图书、仪器设备，甚至学术会议等都严格实行政府采购。诚如陶东风所言：“经费预算的荒谬性更是无以复加。比如，今年申报明年的预算，其中包括参加学术会议，你必须写明什么时候、在哪里开会，机票或者火车票多少，还要附上证明材料，包括会议通知和机票、火车票的价格表，而实际上明年的会议根本还在酝酿之中，谁知道在哪里开？哪里有通知？再比如你要举办会议，那就要写明多少人参加，每个城市有几个，每一个人的机票多少钱，火车票多少钱等。而实际上我们根本不可能预测这个会议到底哪些人来参加。如此等等。这些所谓的明细如果不写得清清楚楚，那就会被审计下去（这些审计人员是根本不懂学术和教育的外行）。”因此，这些适用于政府部门的制度，一旦被运用到学校这一特殊组织时，必然会产生不同于政府部门的影响，其中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减少了大学经费使用和管理的自主权，进而通过“财权，，影响“事权”，削弱了大学的办学自主权，影响到大学法人主体地位的确立。这一切和高等教育改革的方向是不相符的。

四、大学经费去“行政化”的对策建议

政府对大学经费的投入、支出和管理的“行政化”导致了大学在经费支出结构、分配和使用管理方面的“行政化”，进而导致了本就稀缺的经费使用效率低下、教育学术腐败滋生等问题，从而影响到大学的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这三大功能的实现。因此，大学经费的去“行政化”改革势在必行。

（一）政府应从政策和制度上鼓励社会力量投资高等教育，使大学的经费来源渠道进一步丰富

我国大学目前的经费来源渠道呈现“二元化”，主要依靠政府财政性投入和事业收入。而在美国等发达国家，大学经费来源渠道则相当多样化。例如，美国公立大学的经费主要来源于政府（包括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财政投入、学杂费收入、社会服务收入、私人和捐赠收入，大约各占50％、20％、22％、5％：该国私立非营利性大学的经费则主要来源于学杂费、教育活动和附属产业收入、投资回报、私人投入、政府财政投入，大约各占28％、25％、25％、12％、10％。诚然，大学的运行需要庞大的经费支撑，光靠政府投入定然难以维系，因而需要进一步丰富大学经费的来源渠道。对政府而言，应该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多元化的投资办学体制，从政策和制度上积极鼓励企业、行业组织、大学组织自身、社会个人等多元投资主体参与大学教育事业，并允许大学使用各种金融工具和手段进行教育融资，建立“一主多元”的办学经费投资模式。如此一来，一方面将会使大学在经费上更少地依赖政府；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增加大学对抗政府行政力量过度干预的能力，从而能够对学生和社会的需求做出更积极的回应。

（二）政府应归还并扩大大学的“理财自主权”．改变把高校视同政府机构的做法

我们将大学在经费筹措、内部分配和使用上拥有的自主权称之为“理财自主权”㈣，也有学者将大学自主筹措经费和使用经费等的权力称之为“财务自主权”。理财自主权是落实大学自主权的重要方面。也是大学实施其他自主权的基础和前提。诚如丁学良所言：“大学没有自主性就不可能成为现代型大学，就会缺乏生命力”；"20多年来的中国经济改革，使人们达成共识：企业必须要有自主权；当中国的企业还是‘衙门’或‘衙门’附属品的时候，中国的经济没有希望。我们同样可以说，如果中国的大学仍然是‘衙门’或‘衙门’附属品的话，中国的大学没有希望”。谈松华认为，政府和大学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机构，大学不是行政机构，所以大学不是政府的附属机构，它具有办学的自主性。因此，我国政府行政部门应该变目前“划桨”的职能为“掌舵”的职能，归还并进一步扩大大学的“理财自主权”，而“政府对大学的管理，应从直接的人、财、物控制转变到提供资源和制度保障”。具体来说，应该在一定程度上修订国库集中收付制度、预算管理制度及政府采购制度在大学经费支出管理中的范围和标准，给予大学对学杂费等事业收入进行自主收支的自主权，保障大学其他融资渠道的畅通和经费支出的自主权，等等。

（三）大学应精简行政机构及其管理人员，减少行政管理费支出，提高经费使用效率

成语云：“僧多粥少。”若想提高经费的使用效率、实现大学的功能和理想，大学内部则必须从精简行政机关及人员开始。我们以拥有世界一流大学最多的高等教育强国——美国——的教职工人数及其比重为例，便可略窥一二。从表3可以看出，1997-2009年间，美国所有大学中专业人员的比例逐年增加，由1997年的66．7％上升到2009年的74．72％，其中，2009年行政管理人员的比例只占6．19％；与此同时，非专业人员比例逐年减少，由1997年的33．3％减少到2009年的25．28％。公立四年制大学的教职员数量及其比重呈现出基本相同的情况及相似的变化趋势：在专业人员比重增加的同时，非专业人员的比重在减少。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公立四年制大学的行政管理人员所占比重更低：1997-2005年间一直在4．4％左右徘徊，2009年也只占到了4．68％。再以以色列为例：以色列大学的经费支出中，行政管理经费占总支出的10％～20％，使用效率较高。面对我国大学行政管理人员比例过高及行政管理费支出过大的事实，切实精简行政机构和管理人员、缩减行政管理费支出势在必行。

（四）大学应将学校经费的配置决策权还给以教师为代表的学术力量

著名教育学家布鲁贝克认为，在高校中，教授应广泛地控制学术活动，因为他们最清楚高深学问的内容，因此他们也就最有资格决定应该开设哪些科目和课程以及如何讲授，他们最有资格决定谁有资格成为教授。也就是说，高校是由高深知识及其集结学科主宰的，而高深知识及学科又是由教授、学者主宰的。依此推理，教授自然应成为高校这一学术组织发展的决定力量，学术权力应受到足够的尊重。在学校经费的配置方面，国家拨付到大学的经费应该如何配置，它们在学科之间的分配应该如何，哪些学科是学校的重点发展学科或应予扶持的新兴学科等，都应该由教师，特别是教授组成的学术委员会来决定。朱九思老先生感言：“大学行政管理的作用丝毫不容忽视，但不能因此就用行政权力代替学术权力。”2007年3月，《新京报》曾推出主题为“如何根治大学管理过度行政化倾向”的调查，结果显示，26．85％的受调查者认为要排除科研项目申报中的行政因素，尊重学术独立。正如韩民所认为的那样，以后要逐步扩大高校内部的学术权力，比如经费等学术资源的分配权，要由学术委员会成员集体决策，而不是由院长、学校的科研处长决定，高校行政部门的角色只是具体的执行人。

简而言之，大学在经费支出结构、分配决策和使用管理上，诚然需要行政力量的参与、服务和管理，但是切忌过度，更不能“行政化”。鉴于大学内部经费的“行政化”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政府对大学经费管理的“行政化”，我们必须一方面从外部着手，改变政府对大学经费管理的“行政化”，另一方面从内部着力，改变大学自身对经费管理的“行政化”，以切实提高经费的使用效率，提升我国大学的办学质量。

作者简介：毛建青，1979年生，女，浙江金华人，浙江工业大学政管学院、现代大学制度研究中心副教授，管理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教育经济与管理；宣勇，1965年生，男，浙江诸暨人，浙江工业大学现代大学制度研究中心主任、浙江农林大学党委书记，管理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管理。

作者：毛建青　宣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