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财政支出探究论文

摘要：大部门制是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路径选择，但由于地方政府体制机制创新滞后，使得其与大部门制改革的现实要求相脱节。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公共财政支出探究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公共财政支出探究论文 篇1：

中国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财政支出效率测度

摘要：考察我国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财政支出效率，辨明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的决定性影响因素，可为进一步提升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提供依据。本文采用Bootsrap-DEA方法和Malmquist指数方法对2000—2013年间全国30个省级政府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进行评估，发现我国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呈现逐年上升趋势，但增幅并不显著；地区之间的财政支出效率差异逐年变小，东、中、西部地区内部的效率差异性显著；财政分权、经济发展水平和教育水平对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的影响为正，人口密度、文化政策以及地理因素对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的影响不明显。要提高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需要了解人民群众对基本公共文化项目内容的需求，出台扶持基本公共文化发展的相关政策；合理规划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的分配、使用、管理、审计和监督，建立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的稳定增长机制。

关键词：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Bootsrap-DEA方法；文化消费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和运行中的财政保障标准与保障方式研究”（项目编号：13AH005）

一、引言

“十二五”期间，国家已逐步建立起较为健全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扩大了基本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并通过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推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事业发展。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加快推进重点文化惠民工程和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向公众免费开放等文化项目和工程，建立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网络，进一步完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升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效能。近年来，我国政府逐渐增强对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视力度，对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财政支出也在逐年加大：全国基本公共文化的财政总支出在2000年为63.16亿元，到2014年则增至583.44亿元。然而，尽管各级政府对基本公共文化服務财政支出的绝对规模在不断扩大，但仍存在着公共文化领域严重供不应求、不均等化等问题。为此，在给定财政投入的情况下，还应考虑尽量提升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这要求建立合适的测算机制，找出决定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的决定性影响因素，为提升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提供依据。

当前，在财政研究领域内，通过核算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效率，探究影响财政支出效率的社会经济因素是一个研究热点。在研究方法上，有学者借助了两阶段分析框架法：首先，在效率测算模型中不考虑社会经济等不可控要素，对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效率进行测算；随后，考虑到经济社会因素等外生变量，在事实上对决定政府财政支出效率的地区差异起着巨大的作用，因而在第二阶段的分析之中重点探究外生变量如何影响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效率①。如唐齐鸣与王彪借助两阶段分析框架测算了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的整体效率，并进一步分析了影响其效率的主要社会经济因素②。还有部分学者对教育、卫生等某种具体的公共服务财政支出效率采用两阶段分析框架进行研究，但对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的研究则处于起步阶段。例如，杨林与许敬轩采用DEA-Tobit两阶段分析框架，研究了2000—2010年间中国31个省份地方政府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③；赵佳佳利用DEA和Malmquist指数模型测算了2008—2011年间文化事业财政支出效率，并在此基础上利用Tobit模型分析了文化事业财政支出效率的影响因素④。以上研究都是采用传统的DEA模型进行分析，由于没有考虑小样本所导致的效率偏差问题，得到的效率值可能会低估或者高估实际水平⑤。

在前述研究的基础上，本文采用Bootsrap-DEA方法和Malmquist指数方法，对我国2000—2013年间30个省级政府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进行研究，从而找到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在时间上的变化趋势以及地区之间的差异，并利用受限因变量回归分析方法（Tobit），从地理、经济、社会、政策等方面进一步探究造成各省市基本公共文化财政支出效率差异的内在原因，提出提高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和保障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有效供给的对策建议。

二、中国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

1. 研究方法

（1）Bootstrap-DEA方法。DEA作为一种非参数的相对效率评估方法，具有不需要事先设定决策单元生产函数、不受投入和产出指标量纲影响等优点；但该方法却存在无法进行统计性检验、决策单元较少估计有偏等不足。在实践中使用传统的DEA方法时，有时会出现多个决策单元有效指数都等于1的情况，此时无法依照效率值的高低对各个决策单元进行排序和评价，也就难以比较地区能效水平的差异⑥。考虑到前述情况，Simar与Wilson（1999）提出了基于Bootstrap的DEA方法⑦。Bootstrap-DEA方法模拟数据产生过程，通过抽样得到大量样本，借助对大样本的计算以修正传统DEA方法的估计误差，还考虑了效率值对样本变动的敏感性，故而效率估计值的比较和分析结果更合理。考虑到本文要研究的是在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方面的投入，即在基本公共文化财政支出规模一定的情况下，如何使得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产出最大化。为此，本文采用基于产出导向的BCC 模型，借助MAXDEA软件测算各省（市）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文化财政支出效率。

（2）Malmquist指数法。Malmquist指数方法不仅可以考察各区域技术变化情况，进一步还可将技术效率的变化分解为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变化，并测度全要素生产率变化。本文选用变动规模收益下的距离函数，Malmquist指数计算式为：

M（x■■，y■■，x■■，y■■■）=■

■ ■

=Effch×Techch=Techch×（Pech×Sech）

其中，纯技术效率变化（Pech）是指在变动规模报酬假定下的技术效率变化。技术变化（Techch）反映生产前沿面的移动对生产率变化的贡献程度；规模效率变化（Sech）代表规模经济对生产率的影响。若全要素生产率变动指数大于1，意味着综合生产率水平提升；若全要素生产率变动指数小于1，则表示综合生产率水平状况恶化。如果构成全要素生产率变动指数的某一变化比率大于1，则表明它是综合生产率水平提高的根源；反之，则表明它导致了生产率水平的降低。

表1 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评价指标体系

2. 指标选取和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对象为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考虑到2000 年之前的基本公共文化数据比较零散，并且西藏省份相关数据不可得，故本文选择2000—2013年间除西藏以外的全国30个省级政府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作为30个决策单元。相关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1—2014年和《中国文化文物统计年鉴》2001—2014年。投入变量设定为各省市在2000—2013年间的地方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由于我国目前没有专门针对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的整体核算，故这里选取人均文化事业费、文化事业费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作为投入指标。产出变量设定为代表地方基本公共文化发展情况的变量，从基本公共文化资源和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能力两个方面选取产出指标，具体指标体系由表1给定。

3. 基于Bootstrap-DEA模型的结果分析

（1）全国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分析。对全国30个省级政府在各年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值进行累加平均，作为全国当年的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值。图1给出中国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值在2000—2013年间的变化趋势。由图1可知，2000—2013年间全国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在2000年最低为0.846，在2012年最高为0.960；多年均值为0.92，表明我国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总体效率还不够高，存在着8.0%的投入浪费；效率值在整体上呈现上升趋势，但增幅并不明显，表明随着经济发展，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缓速提高，存在着资源未充分利用的問题。

图1 全国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值

变化趋势（2000—2013）

（2）各地区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分析。对东、中、西部地区 ⑧ 省级政府在各年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值分别进行累加平均，作为各地区当年的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值，进一步得到2000—2013年间东、中、西部地区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值变化趋势（图2）。从图2可看到，东、中、西部地区的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存在地域差异，但差异逐年变小。中部地区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值在大部分年份里处于最低水平；在2006年之前（除2000年以外），西部地区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值高于东部地区，2007—2010年东部地区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值高于东部地区，2010之后西部地区的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值又稍高于东部地区。

图2 东、中、西部地区公共文化服务财政

支出效率值变化趋势（2000—2013）

表2 东、中、西部地区及全国基本公共文化服务

财政支出效率的变异系数值

基于各省级政府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值，得出各地区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的变异系数⑨，如表2所示。可以看到：中部地区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的变异系数值最大，西部地区次之，东部地区最小，表明中部地区内部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差异最大，西部差异次之，东部差异最小。东、中、西地区内部的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差异性显著，并未呈现出明显的东、中、西部聚类效应。另外，全国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的变异系数值在14年间上下起伏，整体上由2000年的0.112下降到2013年0.0746，地区不均衡的状态改善不明显。

分别对30个省级政府在2000-2013年的基本公共文化财政支出效率值进行累加平均，作为各省级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文化财政支出效率均值，结果如图3所示。由图3可知，中国各省级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文化财政支出效率差异明显，存在着不均衡现象。效率值排在前十位的省市中，北京、福建来自于东部地区；山西、安徽、河南、湖北来自于中部地区；内蒙古、宁夏、贵州、广西来自于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及具有地区文化特色的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文化财政支出效率值大多也更高。

图3 全国30个省级政府基本公共文化服务

财政支出效率均值（2000—2013）

4. 基于Malmquist指数的结果分析

基于各省级政府基本公共文化财政支出效率值，通过软件Deap2.1得到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的Malmquist指数（表3）。由表3可见：在2000—2005年间，在党的十六大提出“国家支持和保障公益文化事业”后，地方政府不断加大对基本公共文化建设服务的重视程度，财政支出明显增加，财政支出效率、技术进步和效率变化都呈现出上升趋势，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二者对财政支出效率的提升都发挥了积极作用。在2006—2010年“十一五”规划期间，效率、技术变化和效率变化都整体上呈现上升趋势，效率和技术增长速度相较2000—2005年间有所提升，但效率变化增长速度相比有所下降。“十一五”期间覆盖城乡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网络基本形成，增强了文化创新，将现代技术更好地融入公共文化领域，提升了公共文化服务质量，但财政投入资金规模仍然不够高，且资金未得到有效利用，财政资金管理不完善和财政投入方式有待改变。由于技术变化和效率变化值都大于1，表明技术变化和效率变化都是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提高的根源。2011—2013年进入“十二五”规划期，效率、技术变化和效率变化整体上都呈现上升趋势，但效率、效率变化以及技术变化增长速度相较于2005—2010年期间有所下降。我国基本公共文化建设进入新的阶段，相较于“十二五”时期有所改善，但仍需要继续增强文化创新，加大财政资金投入规模，提升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质量，以提高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

三、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的影响因素分析

1. 影响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的变量与计量模型设定

通过核算和对比2000—2013年间中国各省级政府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发现各省市存在显著差异。为缩小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省际差异、提升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需要针对造成各省市基本公共文化财政支出效率差异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目前，针对政府综合财政支出效率、医疗卫生财政支出效率影响因素的研究较多，而专门针对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影响因素的研究较少。我们结合已有文献对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影响因素的研究经验和现实情况，考虑从地理、财政分权、文化政策、经济发展、人口密度、教育水平等角度出发分析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的影响因素。具体如下：

（1）地理因素。引入地区虚拟变量D（D1代表中部地区，D2代表西部地区）代表自然禀赋和地理区位条件，考察其如何影响地方政府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

（2）财政分权（fd）。财政分权可能会对地方财政支出的规模、结构以及效率产生影响。根据分权理论，地方政府比中央政府能够更好地提供符合当地需求的公共服务，由于了解居民的偏好和需求，因此在提供公共产品方面地方政府比中央更有效率⑩。但是在现实中，财政分权对公共服务供给的激励约束具有不确定性。例如，有学者认为财政分权对财政支出效率的影响是正面的，因为财政分权使得地方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的优势强化，可以获得更多的资源及资源分配权利。但也有学者认为，由于中国财政制度缺少约束，地方政府可能并不关注非生产性财政支出的规模和效率，为此，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的影响需要进一步考证。这里借鉴龚锋与雷欣（2010）所使用的指标来度量财政分权{11}。考虑到财政分权对各地区政府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的影响可能不同，同时引入地区虚拟变量与财政分权变量的交互项。

（3）文化政策（P）。2006年，国务院颁发《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对计划经济时代文化政策制定时中央政府权力高度“集中”的情况做出改变，可能对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有影响。将这一时期的文化政策变化用引入的年度虚拟变量来加以表示，该虚拟变量在2003年到2007年时为0，但在2007年到2013年时为1（考虑到政策的滞后性）。同样，考虑到文化政策对各地区政府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的影响可能不同，引入地区虚拟变量与年度虚拟变量的交互项。

（4）经济发展水平（gdp）。通常认为，政府财政支出效率受经济发展水平影响。例如，Antonio认为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有助于提高财政总财政支出效率{12}，王银珠与朱耘婵认为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能推动文化需求增长和文化产出提升，经济发展水平促成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的提升{13}；但是杨林与许敬轩认为经济发展水平对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影响为负，因为经济发达的地区可能会过分重视经济的发展而忽略了文化事业的发展，造成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的下降{14}。所以，我们需要进一步考证经济发展对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的影响，这里以人均GDP 代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来反映經济发展水平对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的影响。

（5）人口密度（pd）。Grossman等认为高的人口密度更利于政府财政支出管理和监督成本的降低，从而提高政府公共财政支出效率，为此，人口密度与政府财政支出效率的效果正相关{15}；Antonio认为，人口密度较高会使得地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获得的规模经济效应越显著，最终政府公共财政支出效率水平会得到提高。这里人口密度使用总人口除以区域面积来表示。

（6）教育水平（edu）。Milligan{16}等认为教育能够提高当地居民选择有能力官员及辨识官员腐败的能力，为此，当地居民的平均受教育水平与政府公共财政支出效率正相关{17}。这里采用文盲率（年龄15岁及以上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人口比例）表示教育水平，文盲率越高说明教育水平越低。

基于上述设定，我们可得到以下回归模型：Yit=X’itβ+εit

其中：Yit表示2000—2013年间中国30个省市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值，εit表示随机误差项，ai代表一些不可观察且随时间无变化的个体异质性，Xit表示会影响综合技术效率的政策、经济和社会变量，包括前述的人口密度（人/平方公里）、人均GDP（元/人）、文盲率、财政分权指标、文化政策虚拟变量、中西两个地区虚拟变量，及地区虚拟变量和财政分权指标、政策变量的交互项。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值因变量取值在0-1之间，为平衡面板数据类型，采用显著水平值被设置为5%的受限制的Tobit随机效应面板模型进行回归分析，不但可以避免由OLS估计所引入的偏误，而且可以充分利用包含在面板数据中的横截面和时间序列的信息。

2. 实证结果分析

运用Stata12.0的Tobit分析，得到模型的回归分析结果由表4给出。其中，模型1考虑了财政分权、文化政策、人均GDP、文盲率、人口密度和地区虚拟变量，模型2加入了财政分权与地区虚拟变量的交互项，模型3加入了文化政策和地区虚拟变量的交互项。由表4可知，各变量在不同模型中的回归系数都相对稳定，各变量对政府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的影响较为稳健，模型较好地拟合得到各因素对效率差异的影响。对Tobit回归结果进一步分析，可得出以下结论：

表4 中国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文化服务

财政支出效率影响因素实证结果

注：***、**、*分别表示1%、5%、10%的显著水平。

（1）从地理区位上看，中、西部地区虚拟变量在模型1中的系数分别为负和正值。这说明中部地区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相较于东、西部地区偏低，但地区虚拟变量的回归结果显示其对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并没有显著的影响，这也印证了前文所描述的情况：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并没有出现东、中、西部的聚类现象，地区因素对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影响并不明显。

（2）模型1、模型2、模型3的结果分别表明财政分权在5%、10%、10%的显著水平上与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存在强的正相关性。当前，各地方政府都注重对人民群众精神方面需求的满足，既将重心集中在提高经济增长方面，同时还重视短期内不易提高及难以衡量的非生产性财政支出效率。财政分权对提高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具有促进作用，但影响程度并不够高。加入财政分权与地区虚拟变量交互项的模型2则显示，财政分权对东、中、西部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的影响为正，但不显著。因此，财政分权对缩小东、中、西部地区间效率差异的作用不明显。

（3）模型1、模型2、模型3的结果分别显示文化政策与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存在正相关，但都不显著。模型3中添加了文化政策虚拟变量和地区虚拟变量的交互项，结果表明文化政策对东、西部地区的影响系数为正，对中部地区的影响系数为负，但都不显著，表明文化战略上的改变和上下级政府文化事权可能由于滞后性或者实施的基本公共服务的目标不明确，并未达到所预期的理想的效果，使得2006年实施的文化政策对提高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和缩小东、中、西部地区间的效率差异的作用都不大。

（4）模型1、模型2、模型3的结果显示人均GDP在5%的显著水平上与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存在正相关。一般来说，经济发展水平高，能够促进文化需求和文化产出的增加，提高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由于广大民众对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需求是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增加的，会刺激政府提供更多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所以在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通常也高，地方经济的高速发展对提高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具有促进作用。

（5）人口密度（Pd）。Grossman等认为高的人口密度更利于政府财政支出管理和监督成本的降低，从而提高政府公共财政支出效率，为此，人口密度与政府财政支出效率的效果正相关{15}。模型1、模型2、模型3的结果均不显著，表明通过提高人口密度来促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提高的结论并未得到印证。

（6）文盲率对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存在微弱的正相关，且模型1、模型2、模型3的结果都在1%显著水平上。文盲率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基本公众受教育程度，文盲率低的地区，所受到的教育水平高，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通常较低，可作如下分析：在西方国家，大多数地方行政官员在直接选举的制度背景下，致力于提高财政支出效率才更可能被受到高水平教育的居民选出，所以教育水平较高的居民对提高地方政府公共财政支出效率有利。但在我国当前的制度背景下，地方政府官员往往是由上级来任命的，其被受教育水平较高居民选举的可能性一般并不高。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对我国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得出以下主要结论：（1）我国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总体效率还不够高，在2000—2013年间的平均值为0.92，存在著8.0%的投入浪费；财政支出效率呈现逐年上升趋势，但增幅并不显著，仍存在着资源未充分利用的问题；地区之间的财政支出效率具有地域差异，发展不均衡，但差异逐年变小；东、中、西部地区未呈现聚类效应，区域内部的效率差异性显著；技术变化和效率变化都是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提高的根源。（2）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还受到财政分权、经济发展水平、教育水平因素的影响，但和文化政策、人口密度、地理等因素并没有明显的相关性；财政分权、经济发展水平及教育水平对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的影响为正。

基于实证研究结果，为提高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政府需要了解人民群众对基本公共文化项目内容的需求，出台扶持基本公共文化发展的相关政策，推动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规模科学化、合理化，使文化政策有效地促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提高居民享受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水平。第二，合理规划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的分配、使用、管理、审计和监督，明确各自的权责， 减少资源的浪费，建立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的稳定增长机制，加强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投入能力，进而提高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此外，由于适度的财政放权会提升财政保障效率，在目前的制度框架内，可考虑将相关的财政支出责任由目前的较高政府层级转移到较低的政府层级。第三，大力发展地区经济，提升本地经济发展水平，保障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资金需求。第四，文化相关部门积极举办相关讲座和培训，从而提高地方政府官员和居民的文化素养。

注释：

① A. Afonso， S. Fernandes， Measuring Local Government Spending Efficiency： Evidence for the Lisbon Regional， The Regional Studies， 2006， 40（40）， pp.39-53； S. Seifert， M. Nileswand， What Drives Intermediate Local Governments Spending Efficiency： The Case of French Departments， Local Government Studies， 2014， 40（5）， pp.766-790； 陈诗一、张军：《中国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效率研究：1978—2005》，《中国社会科学》2008 年第4期。

② 唐齐鸣、王彪：《中国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效率及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金融研究》2012 年第2期。

③{14} 杨林、许敬轩：《地方财政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评价与影响因素》，《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3年第4期。

④ 赵佳佳：《我国文化事业财政支出效率及影响因素》，《地方财政研究》2014年第8期。

⑤ L. Simar， P. W. Wilson， Sensitivity Analysis of Efficiency Scores： How to Bootstrap in Nonparametric Frontier Models， Management Science， 1998， 44（1）， pp.49-61.

⑥ L. Simar， P. W. Wilson， Statistical Inference in Nonparametric Frontier Models： The State of the Art， Journal of Productivity Analysis， 2000， 13（1）， pp.49-78.

⑦ L. Simar， P. W. Wilson， Theory and Methodology Estimating and Bootstrapping Malmquist Indices， 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 1999， 115， pp.459-471.

⑧ 選取中国内的30个省市区作为研究样本，根据地理位置分为东中西3个区域。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和河北11个省市；中部地区包括吉林、黑龙江、山西、湖南、湖北、河南、安徽、江西8个省份；西部地区包括四川、重庆、内蒙古、广西、云南、贵州、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11个省份。

⑨ 变异系数指标具体计算公式为CVi=SDi/Ei。其中，CVi代表第i年的变异系数，SDi与Ei分别代表第i年各地区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的标准差和均值。

⑩ C. Tiebout， A Pure Theory of Local Expenditure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56， 64（5）， pp.416-424.

{11} 龚锋、雷欣：《中国式财政分权的数量测度》，《统计研究》2010年第10期。

{12} Antonio Afonso， Sonia Fernandes， Assessing and Explaining the Relative Efficiency of Local Government： Evidence for Partuguese Manicipalities， Journal of Socio-Economics， 2005， 37（5）， pp.1946-1979.

{13} 王银珠、朱耘婵：《基于面板数据的地方政府公共文化财政支出效率研究》，《经济问题》2015年第6期。

{15} P. Grossman， P. Mavros and R. Wassmer， Public Sector Technical Inefficiency in Large U. S. Cities，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1999， 46（2）， pp.278-299.

{16} K. Milligan， E. Moretti and P. Oreopoulos， Does Education Improve Citizenship？ Evidence from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United Kingdom，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04， 88（9-10）， pp.1667-1695.

作者简介：江朦朦，华中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北武汉，430079；张静，华中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编辑，湖北武汉，430079。

（责任编辑 陈孝兵）

作者：江朦朦 张静

公共财政支出探究论文 篇2：

机制创新：推进地方政府大部门制改革的着力点

摘      要：大部门制是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路径选择，但由于地方政府体制机制创新滞后，使得其与大部门制改革的现实要求相脱节。为此，推进地方政府大部门制改革的着力点在于：再造执行流程，强化部门合力，扩大社会监督范围;转变政府职能，调整政府机构，深化行政问责机制，建立协同机制，完善绩效评估机制，培育干部队伍，规范公共财政支出，形成合作文化。

关  键  词：大部门制;地方政府;机制创新

收稿日期：2014-12-12

作者简介：廖振民（1978—），男，壮族，广西永福人，中共钦州市委党校讲师，管理学硕士，研究方向为行政管理、公共经济、政治理论。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积极稳妥实施大部门制”。[1]从政府权力运行机制来看，大部门制不是简单的机构精简与合并，搞形式意义上的超级大部制，而是在政府部门精简、职能转变、运转高效的基础上，实现政府权力运行机制的相互制约与相互协调。[2]因此，在当前全面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新形势下，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积极探索地方政府体制机制创新，以适应有机统一的大部门制改革的发展要求，是稳步推进地方政府大部门制改革的着力点。

一、机制创新：推进地方政府大部门制

改革的关键环节

大部门制是推进地方政府治理现代化的一种可行的行政管理模式。大部门制与传统官僚制的政府部门相比，在政府机构设置上能够有机整合政府职能，使其统一行使相关行政管理权，有利于增强地方政府的宏观管理、战略规划和政策协调等方面的治理能力。因此，推进地方政府大部门制改革，是从制度层面对地方政府机构的权责配置进行全面的整合和规范。自2008年以来，为有效推动大部门制改革，中央和国务院颁布了一系列政策法规，如《中共中央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等。然而，到目前为止，地方政府大部门制改革并未取得预期的成效。

从地方政府的改革实践来看，改革的决心相当大，但政策法规在现实运行过程中却难以落到实处。其根源在于改革的重心只局限于宏观层面的体制调整，忽视了微观层面的机制创新。也就是说，地方政府大部门制改革在具体运行中由于机制运作不畅、机制创新滞后而出现了一系列问题。例如：部际竞争的内部化与部门的“合分困境”等问题，就是因为运行机制的缺陷而造成的。因此，推进地方政府大部门制改革的关键环节在于机制创新。

目前，理论界已有不少学者注意到了机制创新的重要性。例如：周志忍认为，在高度复杂化的社会中，政府部门的职权界定日趋困难，从部际协调的角度来看，关键的问题在于部门间的协调配合机制。[3]施雪华、孙发锋认为，推行大部门制改革，新建立的大部门或重组合并的大部门，从部门内整合的角度来看，需要先建立相应的内部协调机制。[4]熊文钊认为，从分权监督的角度来看，政府机构内部应实现决策与执行职能相分离的分权监督机制。[5]但总的来说，如何有效推进地方政府大部门制改革中的机制创新还有待于深入、全面的探究。

二、机制创新：推进地方政府大部门制

改革的作用

从上述分析来看，机制创新是推进地方政府大部门制改革的着力点。它具有推进地方政府大部门制改革向深层次突破的动力、保障、规制和修正等方面的作用。

（一）机制创新是推进地方政府大部门制改革的动力

机制创新的关键在于形成长效的部门合作机制。然而，长期以来，地方政府部门分割、职能重叠、政出多门的问题依然普遍存在。虽然通过大部门制改革可以将不同的部门整合起来，但这种整合由于外在的制度约束而产生的被动式驱动力时常会导致政府部门结构的“碎片化”。因此，建立政府部门间的合作关系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才是形成长效的部门合作机制的驱动力。其不仅有利于构建政府部门间的协调机制，产生内在激励和自觉动力，也有利于从被动合作转变为主动合作。

（二）机制创新是推进地方政府大部门制改革的保障

构建政府部门间的合作与协调机制是推进大部门制改革的目标导向。从体制改革角度来看，大部门制以行为结果为导向监督政府部门间的合作绩效，是一种事后惩戒的结果治理模式，具有滞后性的特征，难以有效保障政府部门间的合作。而从机制创新角度来看，它注重从行政过程对政府部门合作关系的运行状况和具体环节进行监督。因此，通过全过程监督大部门制的实际运行，机制创新可以有效控制影响部门间合作的相关变量，降低部门间冲突的危害性和大部门制的运行成本。换言之，注重过程监督的机制创新，更有利于提高行政效能。

（三）机制创新对于推进地方政府大部门制改革具有规制作用

随着政府与社会关系的不断调整，与之相适应的政府部门结构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职责缝隙”。因为政府部门间的权责配置本身即存在一定的“缝隙”，而且还会随着社会生活的不断变化而处在不断变动之中，这也正是大部门制改革的一个盲点。大部门制主要是从体制改革出发，注重制度建设，从静态角度规范和约束部门间的合作关系，难以及时、有效地满足政府职责变化的需求。因此，机制创新可以有效弥补大部门制改革产生的“职责缝隙”，促进部门间形成制度化的沟通与协商，从而优化政府部门结构。

（四）机制创新对于推进地方政府大部门制改革具有修正作用

由于大部门制注重体制改革，忽视机制创新，使得政府机构改革陷入了“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改革逻辑之中，导致了大部门制改革存在片面性。正是因为机制创新缺位，才使得大部门制改革未能有效解决其中出现的具体问题。所以，机制创新在推进大部门制改革中具有修正和补充作用，它揭示了体制改革在制度实现层面存在的机制缺位现象，需要通过建立健全机制，明确改革方向，推进政府机构改革。

三、推进地方政府大部门制

改革的现实困境

地方政府大部门制改革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部门间关系不顺、行政能力低下、行政职能碎片化等方面的问题。然而，由于现实中存在的不确定性因素的干扰，使得地方政府大部门制改革中的机制创新还面临一些困境。

（一）推进地方政府大部门制改革有待于创新执行职能

执行职能创新不足或者说执行职能的有效性不足，严重阻碍了地方政府大部门制的改革与深化。地方政府在推进大部门制改革的实践中，由于执行职能的有效性不足，致使有关政策法规的执行面临诸多阻滞。国际经验表明，大部门制有效运行的前提和基础是政府的决策与执行职能的适度分离。但长期以来，由于没有明确划分地方政府的决策与执行职能，使得决策权与执行权都由政府部门掌控，从而导致了执行过程的部门化倾向。这就产生了一个悖论：大部门制旨在协调部门间关系却陷入了部门化执行的怪圈。

（二）推进地方政府大部门制改革有待于建立协调机制

由于地方政府部门之间尚未建立起高效的协调机制，因而部门间的“权责壁垒”障碍将会长期存在，地方政府部门结构的“碎片化”问题也就无从解决。[6]当前，为了解决政府部门间权责不清、职责重叠、政出多门等问题，地方政府通常会成立跨部门的议事协调机构来处理政府工作，但其覆盖面和作用有限，仅是对政府部门结构的“修修补补”，自然难以形成政府部门间高效的协调机制。同样，在政府部门间的利益关系、权责关系上，就会导致利益分配与职责分工失范，从而使得大部门制意图通过机构整合来实现地方政府部门间的协调困难重重。

（三）推进地方政府大部门制改革有待于强化监督机制

由于大部门制改革是地方政府部门间关系的重大调整，也是地方政府部门权力分配的“重新洗牌”，因此，大部门制改革必然会受到地方既得利益关系者的干扰。换言之，如果没有可靠的监督机制为大部门制改革提供保障，那么大部门制改革必然会陷入困境，转变政府职能、加强社会管理、提高公共服务的效果就会受到限制，[7]使集中更大权力、更多利益的地方政府大部门制改革面临更强大、更难约束的“部门本位主义”的障碍。

（四）推进地方政府大部门制改革有待于健全协同机制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以及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社会公共事务的复杂性和多变性使得地方政府单靠自身力量难以有效、妥善地应对，同时还会因为“政府失灵”而损害地方政府的形象和公信力。因此，在地方政府大部门制改革中，健全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等多元主体之间合作治理协同机制是十分必要的。例如食品安全问题，除了政府部门的法定监管之外，市场、社会、公众以及媒体等多元力量同样是不可或缺的。再如：对企业的不道德牟利行为，应通过强化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来规避。另外，社会组织中的行业协会通过自律和外部监管，可以与政府监管部门形成多重科学的监管体系。但目前政府部门与企业和社会组织的协同机制尚未建立， 所以，二者之间难以形成合力。

四、机制创新：推进地方政府大部门制

改革的思路

地方政府要解决好职能交叉、权责脱节、多头执法等问题，应立足机制创新，从再造执行流程、强化部门合力和扩大社会监督范围等方面继续推进大部门制改革，实现向有限政府、服务政府、责任政府和法治政府的转变。

（一）再造执行流程

目前，大部门制改革主要是通过职能整合来解决地方政府部门间的组织结构问题，如职能交叉、政出多门等，但它会陷入“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改革困境。因为仅凭职能整合难以实现地方政府部门之间的有机协调，只是对原来不同职责的部门进行体制性合并，并在原有的权责配置体系基础上进行调整，而地方政府部门间的权责分工配置体系的惯性已形成了机制性的部门权力与利益，即“权责壁垒”。[8]所以，从根本上讲，职能整合是不可能实现地方政府部门间的有机协调的。因此，要转变从体制角度进行职能整合的思路，也就是说，要从机制角度进行流程再造，其中执行流程再造是前提和基础。为此，地方政府部门的权责配置、工作环节与工作流程要围绕执行机制再造进行，即再造“整合资源、集约办公、共享信息、治理源头、政出一门”的执行流程。

（二）强化部门合力

由于“权责壁垒”的客观性，使得地方政府部门间“各自为政”的现象依然存在，由此也导致了地方政府部门间围绕资源与权力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严重地影响了地方政府部门间的有效合作。因此，要使地方政府部门在明确职责分工的基础上形成利益共识，必须加强政府部门间的合作，发挥大部门的合力作用，这样，才能提高地方政府的整体性能力。例如通过构建“一站式”的服务平台，加强地方政府部门间的合作就是很好的例证。

（三）扩大社会监督范围

地方政府存在部门主义、政出多门、权责不清等问题，其原因在于监督机制的缺失。而公开政务信息，扩大社会监督范围是推进地方政府大部门制的根本举措。为此，地方政府部门应进一步公开决策过程的相关信息以及部门权力运行过程中的具体环节，为扩大监督范围奠定基础。例如：加强和引导公众参与地方政府部门的绩效评估，提高公众参与政府绩效评估的比重，并对地方政府各部门进行满意度测评，对于公众不满意的部门限期整改等等。

五、机制创新：推进地方政府大部门制

改革的路径

（一）转变政府职能

在计划经济时期，政府包揽一切，无所不能;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转型时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过分强调市场的作用，忽视社会公平、正义与和谐，致使地方政府行为边界模糊。而作为现代政府，面对效率、责任与公平问题，应全面加强地方政府履行公共职责的有效性、公平性和公正性，[9]建立健全公共治理结构。所以，地方政府应加快转变职能，从根本上解决其“越位”、“错位”、“缺位”、“不到位”的问题，由局部性职能转变向整体性职能转变，切实有效地履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等四大职能，使经济与社会、文化的可持续发展统一协调起来。

（二）调整政府机构

职能与结构是政府治理的行为方式与组织框架，二者紧密联系，相互依存。因此，地方政府的行为规范、职能转变有赖于理顺部门关系、优化组织结构。地方政府应从市场与社会的治理领域中脱离出来，进一步提高社会管理水平，加强公共服务建设，通过调整政府机构，适应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需要。[10]调整政府机构是转变政府职能的外在特征，它可能超前职能需求，又可能滞后职能需求，但它必定会随政府职能的变化而变化，以适应职能的动态变革，或维持职能的相对静态稳定。可见，地方政府大部门制改革就是地方政府机构从综合到细分、再从细分到综合的有序变革过程。

（三）完善行政问责机制

完善地方政府行政问责机制，就是要建立健全“有权必有责、有责就必问、有错就必纠”的监督机制，要按照“责、权、利”一致的原则，尽可能地杜绝“权大于责的滥用职权，责大于权的有心无力，权责无控的贪污腐败”现象。同时，不断加强行政问责文化建设和相关配套制度建设，如信息公开制度、绩效评估制度、人员奖惩制度等。应通过整合监督资源，创新监督机制，不断完善地方政府行政问责机制。

（四）构建协同机制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充分发挥市场与政府的作用，关键在于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之间应形成有效的良性互动关系。因此，推进地方政府大部门制改革，必须建立政府与企业、政府与社会之间对话合作的协同机制，加强沟通，形成合力。比如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供给，政府只是重要的供给主体，而不是唯一的主体，并且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并不意味着一定是自己生产。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表明，由其他组织来生产公共产品可能更有效率，政府只需要通过招标采购或特定委托等方式来购买包括企业、社会组织在内的各种组织生产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即制定公共服务应达到的标准，对供给的产品与服务的效率、质量和效益进行全面考核，以此支付费用，并把考核结果作为续买这种产品与服务的依据。

（五）完善绩效评估机制

市场、社会、公众参与政府绩效评估是推进地方政府大部门制改革的关键。为此，市场、社会、公众应共同参与地方政府大部门制改革。而作为参与者，其有资格和责任来评价地方政府的行为效果和效率并形成强大的制约和监督力量。与此同时，地方政府内部应建立刚性的评估流程，以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和评估权，从而真正实现地方政府绩效的客观评价与持续改进的目标。

（六）加快干部队伍建设

规范化的干部队伍是地方政府履行职责的人力资源依托，是推进地方政府大部门制改革的人才支撑力量。其中干部队伍的年轻化和高素质化是必然趋势。通过公开招考、民主选举等方式，既有利于干部队伍的新老更替，也有利于吸引高素质人才。但同时，在加快干部队伍建设的过程中，地方政府应拓宽公众进入政府机关的渠道，避免裙带关系或“近亲繁殖”现象。

（七）规范公共财政支出

规范公共财政支出，就是为稳步推进地方政府大部门制改革提供重要的财力支撑，推动体制机制创新和管理方式的改进，使生产投资型财政向公共服务型财政转化，完善公共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提高财政税收平衡经济发展与公众收入的调控能力，把更多的公共财政资金倾斜到公共服务方面，将更多的公共资源投放给基层农村、后发展地区和困难群众。同时，依法界定地方政府投资主体和投资领域，增强公共财政的透明度和约束力，规范地方政府的投资行为、收支管理与采购活动，使公共财政的财源“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以保证公众享有当地经济发展带来的收益。

（八）形成合作文化

推进地方政府大部门制改革，还应解决政府部门以及大部门内设机构之间的博弈问题。获得政府部门及其公务员的大力支持，是大部门制改革得到有效推进的关键所在。因此，必须形成部门之间的合作文化，采取多种方式和手段增进部门合作，如构建制度化、法治化的协作机制，以增强部门以及内部机构之间的沟通与配合，使改革对象愿意接受短期内某些利益可能受损的现实，消除其对改革的抵触情绪和抵触行为。

综上所述，稳步推进地方政府大部门制改革是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其突破口不是权力的收放、机构的增减、人员的多少，而在于地方政府体制机制创新。换言之，稳步推进地方政府大部门制改革，就是要解决隐藏在政府改革背后的利益问题，协调好地方的多元利益需求，达成不同群体间利益的平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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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周志忍.“大部制”：难以承受之重[J].中国报道，200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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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熊文钊.政府机构改革的基本思路[J].瞭望，2007（41）.

[6][8]张翔.职能导向论：地方政府机构改革的逻辑导向[J].云南社会科学，2011，（05）：24-28.

[7][10]潘小娟，吕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行政体制改革发展趋势研究[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1，（05）：17-21.

[9]吴丽娟.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历程、困境与路径优化[J].青海社会科学，2012，（06）：38-42.

（责任编辑：高  静）

Mechanism Innovation：Impetus of Promoting the Local

Government Reform of Large Department System

Liao Zhenmin

Key words：big department system;local government;mechanism innovation

作者：廖振民

公共财政支出探究论文 篇3：

基于协整理论的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摘要：文章以河北省为例，运用协整理论的实证分析方法研究了财政支出项和经济增长的长期内在关系，结果表明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国防支出、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对GDP产出的弹性为负；城乡社区服务支出、农林水事务支出、交通运输支出、科教文卫支出对GDP产出弹性为正。

关键词：河北省；经济增长；财政支出结构；协整理论

一、 引言

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我国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此快速的发展，一部分得益于政府的大量投资，即财政支出。近代公共财政理论普遍认为政府财政支出政策对实现经济增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对财政支出结构有着不同的要求，财政支出的各分项中，有哪些项目支出会促进经济增长，又有哪些项目支出会阻碍经济增长，这些问题便成了影响我国经济能否持续稳定增长的首要问题。因此，研究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对于优化政府的财政支出结构，促进我国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国外关于财政收支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国外学者的研究中财政支出被划分为了两个大类，然后分别研究各个子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这种划分也有两种，第一种将财政支出划分为公共生产性支出和非生产性支出；第二种将财政支出划分为公共投资性支出和公共消费支出。Devarajan、Swaroop和Zou（1996）通过对69个发展中国家的1970年～1990年20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加以分析，并基于“AK”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认为：在最优状态下，公共生产性支出和非生产性支出应与各自对产出的弹性相关。Easterly和Rebelo（1993）的研究认为，投资性支出比重的变化（尤其是交通、通讯等方面的支出）与经济增长有正相关关系。Grier和Tullock（1987）对115个国家二次大战之后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论认为政府的消费支出与经济增长为负相关，政府的公共投资支出对经济增长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Barrol（1991）采用回归分析的方法，对98个国家1960年～1985年的人均GDP增长率及政府各项支出数据进行分析，认为政府的公共投资对人均GDP的影响为正，政府公共消费对人均GDP的影响为负。

国内学者对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大部分学者是将财政支出分为生产性支出与非生产性支出两类，然后分别分析其对经济增长的关系。郭庆旺（1994）将财政支出分为生产性公共支出和非生产性支出，构建理论分析模型分析财政支出结构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得出财政支出总量与经济增长呈现负相关关系，而财政支出中的生产性公共支出与经济增长正相关。孙文祥和张志超（2004）根据我国1980年～2001年数据对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之间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结论表明，不同财政支出项目很难兼顾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两个目标，其中科教文卫事业费既能促进经济增长又能维护社会公平。

国外和国内在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的研究中，对财政支出进行了分类，然后分别研究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这样虽然能够全面把握财政支出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但是难以认识各财政支出项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也难以根据各财政项对经济的影响作用采取详细具体的财政政策，因此，将各财政项作为单独的变量研究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对于认识各财政支出项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并且根据各财政项对经济影响作用制定详细具体的财政政策是有必要的。本文以河北省为例，分析河北省财政支出结构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以期为决策者制定科学合理的财政政策提供依据，促进河北省的经济发展。

二、 河北省财政支出和经济增长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出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财政支出也随之呈现增长的态势。如表1所示河北省在1995年～2011年经济增长取得了长足的发展，GDP从1995年的2 853.02亿元增长到2011年的24 585.91亿元，财政总支出也从1995年的191.18亿元增长到2011年的3 207.02亿元。财政总支出的增长速度远高于GDP的增长速度。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河北省经济年鉴》的财政支出数据表明1995年～2011年之间财政支出的单项支出指标发生过三次变化，統计口径也略有不同，其中1995年～1998年财政支出单项指标为24项，1999年～2006年为27项，2007年～2011年13项，其中包括一般公共服务、国防支出、公共安全、教育、科学技术、文化体育与传媒、社会保障和就业、医疗卫生、环境保护、城乡社区服务、农林水事务、交通运输、其他支出等。本文对河北省财政支出的单项数据进行了调整，表1中所选指标为2011年《河北省经济年鉴》中的部分指标，其中“科教文卫”是“教育、科学技术、文化体育与传媒、医疗卫生”这四项指标之和，为了与2007年的数据保持一致以便能够得出较为可靠的结论，本文暂不考虑“环境保护”这一指标。

三、 河北省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为了更加深入地研究河北省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选取1995年～2011年《河北省经济年鉴》中的国内生产总值数据、财政支出中的一般公共服务、国防支 出、公共安全、社会保障和就业、城乡社区服务、农林水事务、交通运输、科教文卫等数据，其中，GDP为因变量记为Y，各单项财政支出为自变量分别记为X1、X2、X3、X4、X5、X6、X7、X8，试通过建立模型，深入分析各项财政支出与GDP之间的关系。

1. 协整分析。

（1）单位根检验。在传统的回归分析中，如果采用的数据为时间序列数据，就会发生“伪回归”现象。为了避免“伪回归”现象的发生，一般都要在进行回归分析之前，对经济变量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平稳性判断。如果变量序列是平稳的，则可以直接采用传统的回归方法，否则需要对变量序列进行协整检验。

本文对河北省1995年～2011年的GDP、财政支出等数据进行回归分析，探究河北省财政各项支出对经济的影响。首先，基于ADF法采用Eviews6.0软件对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验证变量的平稳性，表2为数据检验结果。

根据表2的结果得出，LNY、LNX1、LNX2、LNX3、LNX4、LNX5、LNX6、LNX7、LNX8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下都是非平稳的，对原始序列进行一阶差分之后均变的平稳，说明原始序列都是一阶单整序列。

（2）协整关系检验。根据上文的单位根检验结果，即因变量LNY和自变量LNX1、LNX2、LNX3、LNX4、LNX5、LNX6、LNX7、LNX8在进行一阶差分之后均变得平稳，因此我们可以对这九个序列进行下一步的检验，具体做法为基于回归残差的方法进行协整检验，以验证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

对残差项进行ADF检验，检验结果为-4.054，与显著性水平为1%的临界值-2.717 5进行比较，因为检验结果小于临界值，所以认为残差序列不存在单位根，即河北省GDP和财政支出的各细项支出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也就是其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

（3）误差修正模型。协整检验的结果表明河北省GDP与各项财政支出之间确实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然而这种关系平滑了短期的动态过程，而若想对短期的波动进行分析，则需要利用误差修正模型，分析经济增长与财政支出之间的短期波动情况。分析步骤为：将上文协整回归式中的误差项et看做均衡误差，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将GDP的短期行为和长期变化联系起来，最终得到模型结果进行分析。结论如下：

模型结果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并且结果中变量的符号与长期均衡关系的符号方向相符。说明财政支出对GDP确实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具体来看，财政支出中的公共安全支出对经济增长不存在显著性影响，其他支出对经济增长都有相应的影响。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国防支出、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对GDP产出的弹性为负；与此同时，城乡社区服务支出、农林水事务支出、交通运输支出、科教文卫支出对GDP产出弹性为正。财政用于一般公共支出、国防支出、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对国民经济增长率影响为负且很明显，表现为财政用于一般公共服务、国防和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每增加1%，国民经济分别减少0.09%、0.02%、0.08%。财政用于城乡社区服务、农林水事务、交通运输、科教文卫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表现为较强的正相关关系，当财政用于城乡社区服务、农林水事务、交通运输、科教文卫的支出每增加1%时，经济分别会增长0.13%、0.12%、0.39%、0.19%。

四、 结论及建议

研究結果表明，河北省各项财政支出分别对经济增长存在一定的影响。其中，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国防支出、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显著为负，说明财政用于这些项目的支出在一定程度上会阻碍经济的增长，原因可能在于一般公共服务和国防支出不具有生产性，而社会保障和就业在某种意义上会助长某些被救济群体的懒惰思想。值得注意的是，城乡社区服务、农林水事务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显著为正，说明政府对与城市和农村合理、高效的管理对于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交通运输和科教文卫支出对经济增长也有显著的拉动作用，实证结果验证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的发展会拉动经济增长，财政用于教育方面的支出会提高劳动力素质，改善人力资源结构，进而促进经济的增长。财政用于交通运输的支出拉动河北省的物流业，促进经济的增长。

基于以上的研究结果，以促进河北省经济发展为前提，提出优化河北省财政支出结构的改进措施。第一，加大经济建设支出。财政支出结构要促进经济建设，在确保经济建设支出的前提下，结合河北省经济发展特点，一方面明确经济建设支出的使用范围，重点扶持河北经济发展支柱产业的财力投入，使其更好地发挥生产性作用。另一方面加大基础设施的建设，不仅可以改善投资环境，还能扩大内需，解决一部分就业问题。另外，在经济建设支出领域应减少政府的过多干预，激发市场经济活力，带动经济的发展。

第二、压缩各项行政事业费。庞大的行政事业支出，无疑挤占了财政支出资金，进一步压缩三公经费，减少财政支出中的消费性支出，扩大生产性支出的财政投入，进一步提高财政资产的使用效率。

第三、加大科教支出、医疗卫生等民生支出的比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政府应重视科学教育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加大对科学教育的财政投入力度，提高科技成果转化成生产力的能力，为经济的发展提供强大动力。加大民生的财政支出力度，注重对医疗、教育等领域的财政扶持力度，尤其对偏远地区公共领域基础设施建设的财力投入。

第四，政府用于国防支出应根据国际形势务必谨慎安排。仅以河北省的实证分析来看，国家对国防支出与国民经济增长率影响为负且很明显。过多的国防支出，会挤占财政支出，不利于经济的发展。因此，对国防支出的安排应审时度势，根据国际的大形势，合理安排国防支出，合理安排资产的使用，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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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项目：2013年度河北省机构编制委员课题“新一轮政府机构改革背景下河北省政府职能转变现状及实现途径研究”（项目号：201320010）。

作者简介：孙静（1982-），女，汉族，吉林省白山市人，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财税理论与政策；贾向丹（1986-），女，汉族，天津市人，中国人民大学统计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宏观经济统计学；杜爽（1987-），女，蒙古族，吉林省长春市人，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财税理论与政策。

收稿日期：2015-11-18。

作者：孙静　贾向丹　杜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