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行政重要原因分析论文

摘要：当前我国邻避效应事件频发，通过定性比较分析法（QCA）对我国邻避效应产生的原因发现：风险感知与恐惧心理，信任缺失*政府应对失当*谣言传播的条件组合是其产生的必要条件；针对不同类型的邻避效应而言，风险感知与恐惧心理是污染类邻避效应和污名化与心理不悦类邻避效应产生的必要条件；谣言以及风险感知与恐惧心理*信任缺失是风险集聚类邻避效应产生的必要条件。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依法行政重要原因分析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依法行政重要原因分析论文 篇1：

近年来我国政府公信力研究述评

摘要：近幾年，“华南虎”、“三鹿奶粉”、“躲猫猫”、“甬温线”等公共事件频繁出现，一方面考验政府的执政能力，另一方面也加速了各界对政府公信力的认识和研究。文章从政府公信力的概念与内涵、现状及原因分析、影响因素及评价体系、提升的对策等方面对近几年政府公信力的研究进行了梳理，并指出目前存在的问题和以后研究的主要方向。

关键词：政府公信力 原因分析 评价体系

1995年，美国民意调查显示有四分之一的美国公民信任美国政府，而三十年前数据为四分之三，这引起了美国学界和社会对政府公信力的广泛关注。我国对政府公信力的研究始于2003年的“非典”事件，当时主要侧重于政府的危机管理。此后“华南虎”、“三鹿奶粉”、“躲猫猫”、“甬温线”等各类公共事件加速了各界对政府公信力的认识与研究。2006年3月，“政府公信力”概念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标志着中央高层对政府公信力建设的重视，这也迅速激起了学者们对政府公信力的研究热情。目前，从可查阅到的文献来看，我国政府公信力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府公信力的概念与内涵、现状及原因分析、公信力强弱的影响因素、评价体系等方面。

一、政府公信力的概念与内涵

什么是政府公信力，政府公信力包含哪些方面，不同学者有不同的理解。如：吴威威（2003）认为政府公信力的产生最根本是来自于对政府政治合法性的确认，它是指社会组织和民众对社会秩序与权威自觉认可和服从的性质和状态，是对政府行政行为和所产生的信誉的心理反映[1]。叶育登（2004）提出政府公信力是社会组织和民众对政府信誉的一种主观评价或价值判断，是公民多大程度上信任政府 [2]。唐铁汉（2005）认为政府公信力是政府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也是对政府合法性的检验，它一方面是政府能力的客观结果，另一方面也是人民群众对政府的评价[3]。邹东升（2005）认为政府公信力既包括民众对政府整体形象的认识和态度，也体现为民众对政府行政的理解和支持[4]。王福鑫（2006）认为政治合法性是政府公信力产生的基础，影响力和号召力是政府公信力的主要表现，政府行政行为是影响政府公信力的直接因素[5]。龚培兴等（2003）认为政府公信力包括政府信用、政府信任以及政府诚信[6]。李贵成（2009）认为政府公信力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先赋的，另一部分是自致的，先赋的公信力是一个政府的初始公信力，自致的公信力是政府通过后天作为取得的，是政府公信力的最重要的来源[7]。姚亮、彭红波（2009）认为政府公信力就是政府行为的公正、民主和法治程度，社会公众对政府履行职责权力的满意度和信任度以及政府获取社会认同的能力程度。主要涉及三个层面：政府的能力和资源，政府行为的客观效果以及公众对政府行为的主观感知[8]。

可见，目前国内学术界对政府公信力的内涵和外延都做了比较多的探讨。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政府公信力应包括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正如美国公共伦理学家库珀将行政责任分为主观责任和客观责任，认为客观责任源于法律、组织机构、社会对行政人员的角色期待，主观责任根植于我们自己的忠诚、良知、认同的信仰一样。政府作为政权机构，有基于委托——代理关系而产生的与生俱来的责任和义务，也有来源于法律、组织规则和制度安排赋予的权利。而在主观方面，社会公众对于政府行为的优劣评判一定程度上影响政府在人们心目中的印象，从而产生认同感、忠诚度的变化。因此，政府公信力是政府履行责任与社会公众互动反馈的结果，还包含着政府信用的历史传承、执政理念与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契合程度等。政府掌握的信用资源、公众是对政府行为的满意度以及公众对政府行为的自愿配合度反映了政府公信力的高低。

二、政府公信力的现状及原因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的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水平不断改进，政府公信力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尤其是中央政府。然而，在实际工作中，仍存在大量政府失信现象。唐铁汉（2005）认为政府失信主要原因有政府职能转变滞后、传统管理方式不能适应市场经济新要求、依法行政不完善[3]。在何显明、汪水波（2002）看来，转型期地方政府公信力弱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政府行为及政府工作人员的行为不规范，不负责任造成行为信用弱化；公众对公共政策的科学性、有效性信任程度降低而形成政策信用弱化；地方政府绩效追求的价值取向背离公众利益，且绩效本身的真实性受到怀疑导致绩效信用弱化。这三方面导致政府公信力下降，破坏了政府与各种社会行为主体之间的信任合作机制，极大地提高了政府运作成本[9]。赵超、贺华（2010）从信息不对称理论出发，认为信息不对称是造成政府失信行为不断发生的主要原因，在政府与公众的委托代理关系中，公众处于信息劣势，无法获得政府的完全信息，只能从自身利益最大化和成本最小化出发，对政府提出质疑和给出差评；而政府作为代理人在行使权力时，由于公众无法直接监控政府行为，政府出于自利考虑可能会做出损害公众利益的行为。因此，打破信息传递的单向性，信息公开透明和保持信息传递的通畅是解决政府公信力的关键[10]。郑旭辉（2007）从经济学角度分析政府失信的主要机理，认为理性“经济人”是政府公信力缺失的本质，信息的非充分性和非对称性是政府公信力缺失的诱因，产权归属不确定是政府公信力缺失的制度环境[11]。

归纳起来，政府失信的根源在于委托代理关系中的信息不对称。信息不透明造成的政府机构与政府工作人员有机会背约，社会公众有疑虑产生，从而增加不信任感。制度设计不完善造成各社会主体之间无法实现相互监督和监控，加深了信息阻隔，降低了受罚的机会成本。受利益至上的社会风气影响，部分行政人员道德品质败坏是促成政府失信行为发生的直接诱因。

三、政府公信力强弱的影响因素

在如今的信息化社会，政府公信力的高低受很多因素的影响。何显明、汪水波（2002）认为政府公信力的强弱取决于政府所拥有的信用资源的丰富程度，既包括意识形态上的( 如公民对政府的政治合法性的信仰，公民对政府制度及公共选择过程的公正性、合理性的认可程度等等)、物质上的（如政府的财力），也包括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在公民心目中的具体形象等等[9]。张旭霞（2006）认同这种观点，并将政府及其行政人员在公众心目中的具体形象解释为行政人员的率先垂范性、服务性、效率性，并指出信任具有历史传承性，即公众认为政府值不值得信任不只是因为政府现在的所为，政府过去的所作所为对当下政府公信力亦有影响[12]。唐铁汉（2005）认为政府公信力主要体现在政府的诚信程度、服务程度、依法行政程度和民主化程度等四个方面[3]。陈潮升等（2006）从公众角度出发，认为政府的政策稳定程度、公务员的行政道德水准和政府的服务程度对政府信用影响很大[13]。薄贵利（2008）详细列出影响政府公信力的十大要素：人道、民主、法治、科学、廉洁、文明、服务、效能、改革、创新[14]。

整理各方学者对政府公信力影响因素的研究，发现主要研究集中在政府一方。然而我们知道，作为评价方公众也会对政府公信力强弱有很大影响。有一些客观因素必须加以考量。比如，随着民主法制建设的不断推进和公众受教育程度的逐步提高，公民的民主意识、法律意识、维权意识大幅提升，他们对政府的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政府公信力得分有负向影响。网络的出现及普及使信息的传播更加迅速和透明，与过去相比，放大了“坏事”的传播效果，凸显了失信的严重性。目前，我国正处于体制转轨和社会结构转型的过程中，新旧体制的摩擦冲突，社会利益的分化组合，价值取向的多元变化等客观环境都将影响政府行政行为和公众的认知与期待，这些均使政府公信力面临挑战。

四、政府公信力的评价

在政府公信力评价方面，国内学者、研究机构还处于初步探索阶段。由于不同层次的政府职能范围不同，发挥的作用不同，公众对它的角色期待也不同，因而对其进行公信力评估指标设计也应不同。

把国家系统作为一个整体来建立政府公信力评价指标体系的有舒晓庆、任金、黄湘平等人，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将其近似为对中央政府的公信力评价。舒小庆（2008）认为对政府公信力进行评价应主要包括政府行为的法治化程度、政府政策的规范程度、政府民主化程度、官员的道德感和廉洁程度、政府工作的公开度等五个方面[15]。陈潮升等（2006）指出评价指标的设计还应昭示行政体制改革的方向。比如：设计衡量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指标、保障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指标、提高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指标、政府自身建设状况的指标[13]。任金（2008）提出了政府公信力指数的概念，构建了政治能力、政府基础管理体系、法制建设、政府政策实施、政府的廉洁程度、公众认同感等6个一级指标和25个二级指标的政府公信力测评体系，并提出可用专家打分法和层次分析法确定指标权重，运用熵技术修正权重[16]。黄湘平（2010）依据社会调查情况，从公众对政府的角色期待出发，构建了6大类22项指标来评价政府公信力，并设计重要程度量表用Alpha 信度系数法对评价指标进行了甄选和重要度分析，最后对中国政府整体公信力、不同层级政府、不同政府职能部门公信力进行了实际测评，得出越靠近基层，政府公信力越低的结论[17]。

从基层政府的工作内容和行为出发，对地方政府公信力进行评价研究的有张俊东、熊光富、陈芸如等人。张俊东（2004）从行政体制、行政管理、政府实力和绩效三方面入手，提出了行政公开机制、行政决策机制、政府责任机制等10 项评估指标，并对每项指标设计了权重和考核评分办法[18]。熊光富（2009）从基层行政主体、体制因素、政府实力和绩效、管理因素等四个方面建立了基层政府公信力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19]。陈芸如（2010）由制度公信力、体制公信力、执行公信力和人格公信力四个维度选择了24 项评价指标，并对指标进行问卷甄选、赋予权重，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地方政府公信力评价指标体系[20]。

在实证分析方面：《小康》杂志曾在2005至2007年两次对民众进行“政府信任程度”问卷调查，显示2005-2006年度中国政府公信力指数为60.5分，2006-2007年度为60.6分。张旭霞（2006）通过追踪调查网友对有关政府公信力问题的评论得出，对政府持“信任”态度的网友约占20%，持“不信任”态度的约占80%[12]。民进湖南省委和湖南省社会科学院2009年在湖南省范围内开展政府公信力调查问卷，得出新中国成立至文革前的政府公信力比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后的政府公信力得分高；从中央政府到乡镇级政府，公信力呈现明显层级递减趋势；对政府工作的满意度从中央政府往下也呈逐层下降的趋势；对公务员队伍的评价低于对政府工作的评价，且满意程度也表现出层级递减现象[21]。

笔者认为，影响政府公信力的因素是多面的复杂的，除了政府方面，还应包括公众和社会环境等因素。对政府公信力进行评价，首先要明确评价结果的用途。不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单独地评价某个政府的公信力，其意义不大。评价的目的在于横向和纵向比较。需要指出，在进行横向或纵向比较时，如何剔除社会环境和公众认知与期望的不同，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五、总结

本文通过梳理目前我国政府公信力研究成果，可以看出在短短几年时间里，中央政府非常重视政府公信力建设，各方学者也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也注意到目前的研究还存在一些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一是研究缺乏系统性，偏向于某一学科或某一方面；二是研究偏重于定性分析，定量分析较少，侧重于規范研究，实证研究较少；三是侧重于政府公信力与当前政府管理行为及社会环境的研究，缺乏公信力与政府管理制度演进的研究；四是注重对政府及其行为的研究，缺乏对作为公信力主观评价一方的社会公众的研究；五是对政府公信力水平进行科学评价缺乏有效的技术手段。

参考文献：

[1] 吴威威. 良好的公信力:责任政府的必然追求[J]. 兰州学刊，2003(6): 24-27.

[2] 叶育登. 信息的透明度 政府的公信力 社会的凝聚力——从政府对禽流感信息发布工作说起[J]. 中国行政管理，2004(4): 56-58.

[3] 唐铁汉. 提高政府公信力 建设信用政府[J]. 中国行政管理，2005(3): 8-10.

[4] 邹东升. 地方政府行政诚信检视:传统、失范与重构[J]. 江西社会科学，2005(8): 135-137.

[5] 王福鑫. 试论政府公信力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行政与法(吉林省行政学院学报)[J]，2006(3): 7-10.

[6] 龚培兴，陈洪生. 政府公信力:理念、行为与效率的研究视角——以“非典型性肺炎”防治为例[J]. 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3(3): 36-40.

[7] 李贵成. 提高政府公信力的社会学思考[J]. 理论导刊，2009(4): 51-53.

[8] 姚亮，彭红波. 提高政府公信力与群体性事件之消除[J].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9(9): 35-36.

[9] 何显明，汪水波. 地方政府公信力与政府运作成本相关性的制度分析[J].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2(S1): 44-46.

[10] 赵超，贺华. 信息不对称理论下政府公信力影响机理探析[J]. 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4): 6-10.

[11] 郑旭辉. 政府公信力的失范与规制——一种经济学角度的分析[J]. 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6): 30-34.

[12] 张旭霞. 试论政府公信力的提升途径[J]. 南京社会科学，2006(7): 50-55.

[13] 陈潮升，雍继敏，李蓉. 政府信用的评价标准、现状及对策探析[J]. 四川行政学院学报，2006(1): 30-33.

[14] 薄贵利. 十大因素影响政府公信力[J]. 政府法制，2008(24): 27.

[15] 舒小庆. 政府公信力:价值、指标体系及其实现途径——兼论我国诚信政府建设[J]. 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6): 25-29.

[16] 任金. 政府公信力指标的测评体系[J]. 商业文化(学术版)，2008(11): 152.

[17] 黄湘平. 政府公信力评价研究[D]. 广西师范学院，2010.

[18] 张俊东. 地方政府公信力评估问题研究[D]. 华中科技大学，2004.

[19] 熊光富. 基层政府公信力评价指标初探[J]. 新西部(下半月)，2009(9): 100-102.

[20] 陈荟如. 我国地方政府公信力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及应用研究[D]. 苏州大学, 2010.

[21] 方向新，杨盛海，刘艳文，等. 政府公信力现状评价与对策探析[J]. 湘潮(下半月)(理论)，2009(12): 1-4.

作者简介：刘晓玲（1982-），女，汉，山西永济人，陕西省信息中心经济师，经济学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产业经济、区域经济、经营战略、公共管理、人力资源等。

作者：刘晓玲

依法行政重要原因分析论文 篇2：

我国邻避效应的解读：基于定性比较分析法的研究

摘要： 当前我国邻避效应事件频发，通过定性比较分析法（QCA）对我国邻避效应产生的原因发现：风险感知与恐惧心理，信任缺失*政府应对失当*谣言传播的条件组合是其产生的必要条件；针对不同类型的邻避效应而言，风险感知与恐惧心理是污染类邻避效应和污名化与心理不悦类邻避效应产生的必要条件；谣言以及风险感知与恐惧心理*信任缺失是风险集聚类邻避效应产生的必要条件。我国邻避效应的化解需要针对这些条件采取相应的治理措施。

关键词： 邻避效应；定性比较分析法；条件；治理

一、引言

当前我国邻避效应事件频发，似乎已经进入了“邻避时代”。邻避（Not in My Backyard， NIMBY）是指居民面对不受欢迎的设施在其附近选址时采取的一种保护主义和对抗的态度。①这种不受欢迎的设施被称为邻避设施，如垃圾处理场、火葬场与核电站等。邻避设施具有负外部性（Negative Externality），即具有潜在的危害性，会威胁居民的身体健康、影响环境质量和造成资产价值贬值等；同时，邻避设施的成本效益具有不均衡性，即效益为广大地区共享，但负面影响却由设施附近居民承担。正是由于邻避设施这些特点，选址和建设过程中经常导致公众的反对，引发邻避效应。

本文中的邻避设施既包括基于公共服务需求的设施，如垃圾焚烧厂和火葬场等，也包括基于经济利益的项目，如PX项目等。因此，邻避效应既包括传统意义上由公共设施的负外部性引起的群体抗争事件，也包括具有污染性的项目引起的环境抗争事件。由于当前我国邻避效应的研究很难获取一手数据，大都采取定性分析或借助于二手资料进行研究，研究内容多集中在对邻避效应的概念、成因、治理机制或某案例方面。本文通过定性比较分析法（QCA）进行多案例的综合分析，力图实现“定量”与“定性”的结合，对邻避效应发生的原因进行解读。

二、研究方法选取

定性比较分析法（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QCA）是在对宏观社会现象进行定性研究时采用布尔代数实现比较原则的方法，是一种以分析案例为导向的研究方法，是把定性研究结合布尔代数算法对案例进行逻辑化分析的过程，强调通过案例与相关理论的不断检验，从小样本数据中构建出与研究议题的因果关系。首先，定性比较分析法假定因果关系是复杂且可替代的，关注的是社会现象多重条件并发的原因，即假定社会现象的因果关系是非线性的，同一个社会现象发生有可能是不同原因组合而成的。其次，定性比较分析法是以条件组合为分析单位而不是把案例作为分析单位。在研究过程中，需要根据不同的策略选择来解释变量，然后把个案的数据进行统计汇总，得到解释变量和结果变量的所有组合，这些组合组成了真值表，并以所有组合作为分析的起点，根据布尔代数对条件组合进行简化。第三，定性比较分析法可以分析现象发生（Y）的原因，可以分析现象不发生（y）的原因。但在分析前者时，后者对应的数据不纳入分析过程；分析后者时，前者对应的数据同样不纳入分析过程。这是因为定性对比分析方法是基于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的逻辑上进行的，不能由X→Y直接推出x→y。②

定性比较分析的主要优点表现为：该方法以条件组合为分析对象，可以深入挖掘案例总的特征和数据，相对于案例分析而言，强调对多个案例中自变量进行归纳分析，探究产生结果的原因组合，是对案例群产生共同结果的原因组合进行分析，是跨案例（综合案例）的分析。本文选取定性比较分析法主要基于以下考虑：首先，定性比较分析法已经被广泛应用与群体性事件和社会抗争的研究中，邻避效应是由于邻避设施引起的群体抗争行为，属于社会抗争的一种，所以此方法在邻避效应研究中具有适用性。其次，定性比较分析法是针对中小样本案例数据分析的一种逻辑方法，本文所选取的案例样本量符合定性对比分析方法的要求。此外，邻避效应事件发生的原因是复杂和多重条件并发的，定性比较分析法能够较好地检验研究的内容。

三、我国邻避效应影响因素的定性比较分析

运用定性比较分析法一般遵循以下步骤：第一，根据研究问题确定案例，案例的选取要有典型性和针对性，同时要符合研究问题的相关理论；第二，确定解释条件变量，变量的选择可以根据不同的选择原则；第三，根据解释条件建构真值表，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遇到矛盾的条件组合，如相同的条件组合导致不同的结果，需要进行校准；最后，根据布尔代数对真值表进行简化，从而获取导致结果变量发生的或者不发生的条件或条件组合。

（一）典型案例样本的选取

自2007年厦门反对PX项目事件开始，邻避效应进入了公众视野，并受到政府和学者的重视。本文在案例选择时借助于百度、谷歌搜索和知网的数据库等，选取了2007年后发生的邻避效应事件。在选择邻避效应案例的过程中，考虑了以下因素：典型性，即选取的案例是典型的邻避效应案例，本文选取的案例许多都被作为典型案例进行过研究；代表性，即包括各种类型的邻避效应事件，本文选取的案例包含多种邻避设施（如污染类、风险聚集类等多种类型）和不同冲突强度的邻避效应事件；时效性，考虑到邻避效应的发生与社会背景有很大关系，本文选取的案例多为近几年发生的案例（参见表1）。

表1 邻避效应典型案例

（二） 变量的设定和数据处理

根据定性比较法的惯例，对中等样本（10-40）解释变量的数量最好是4-7个，③本文确定的变量数量也在这个范围内。由于邻避效应的发生是多种条件组合的，心理、经济和政治等因素是邻避效应发生的重要原因。本文在借鉴国内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结合邻避效应案例的实际，从心理、经济、政治和传播四个维度进行变量的界定（参见表2）。

表2 变量的界定与赋值

（三）变量解释和选取依据

心理因素主要是指居民担心邻避设施可能对人体健康和生命财产等造成严重的威胁，其中最重要的指标是风险感知、恐惧心理和信任。

风险感知是附近居民对邻避设施负外部性的感知程度和认知水平，是一种直觉判断，往往与实际存在较大偏差，④一般会出现风险放大的问题，进而引起恐惧心理，如对核电站进行大样本问卷调查后发现：风险感知与公众对抗行为之间有很强的相关性，曲线系数R高达0.9以上。⑤根据案例分析，如果案例中居民风险感知导致风险放大和恐惧心理，引起邻避设施附近居民恐慌，则赋值为1；如果风险感知在合理（理性）的范围内，并没有引起恐慌，则赋值为0。

信任是心理维度的另一重要指标，主要包括对政府、对邻避设施项目和对专家的信任。信任是邻避效应发生的重要因素，许多学者都进行了论述，认为信任缺失是公众反对邻避设施和风险感知的关键因素，⑥信任缺失会增加公众关于邻避设施的风险想象，影响对邻避设施的接受程度。⑦通过对我国邻避效应案例的分析，发现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原因，公众对政府不信任和对邻避项目进行抗争，以及对专家的言论也表示质疑，这些都促进了邻避效应的激化。若案例中出现居民对政府、专家或者项目的不信任，即信任缺失，赋值为1；若信任则赋值为0。

经济因素涵盖内容比较广，如成本-收益不均衡、邻避设施导致经济损失和要求经济补偿等。关于成本-收益不均衡是所有邻避效应产生的重要原因，即只要是邻避效应的发生，都会涉及到这个因素，所以在研究邻避效应产生的原因时应把其纳入。本文把经济补偿这个变量作为解释变量，如案例中出现因经济补偿或者补偿不满足导致冲突，则赋值为1；若没有涉及到经济补偿或者满足经济补偿，则赋值为0。

政治因素主要探讨政府的应对和公民参与。政府的应对主要包括沉默、搪塞和认真对待等方式，不同应对方式会有不同的效果。公民参与直接关系到公民对邻避设施的接受程度，是邻避设施选址的原则，⑧公民参与可以有助于政府与公民建立共识，避免冲突，保证政府的公信力与合法性等。若案例中在邻避设施选址过程中没有公民参与，则认为是缺乏公民参与，赋值为1；若邻避设施建设中充分听取公众意见，有公民参与，则赋值为0。

传播因素主要是指邻避设施选址方案确定后的信息传播情况，包括网络媒体和传统媒体的传播。由于信息不对称和公共决策的不透明，谣言就会产生。谣言会加大居民的风险想象和社会恐慌，促进邻避效应的激化。本文选取谣言作为解释变量，若案例中出现谣言导致事态扩大或者冲突的升级，则赋值为1；若案例中谣言的作用不大，则赋值为0。

结果变量主要是邻避效应的强度。本文选取的均为邻避效应事件，区别是邻避效应的强度不同。划分邻避效应的强度首先要确定划分标准，一是邻避效应的规模，把参与人数和影响范围作为邻避效应规模的标准，即参与人数大于等于1000人且影响范围涉及多个地区，为高强度邻避效应；参与人数在500到1000人且影响范围限于较多地区，为中强度邻避效应；参与人数小于500人且影响范围限于本地区，为轻度邻避效应。二是邻避效应后果，发生群体性冲突事件的为高强度邻避效应；以法律等理性手段解决问题的为低强度邻避效应；介于二者之间的为中强度邻避效应。三是涉及媒体，邻避效应涉及到外媒传播的为高强度邻避效应，涉及到省媒体或者中央媒体的为中强度邻避效应，只涉及本地区媒体的为低强度邻避效应。根据这些标准将高强度邻避效应赋值为1，中强度邻避效应赋值为0.67，低强度邻避效应赋值为0.33。

（四）真值表的构建和校验

根据变量的赋值标准，对选取案例的相关变量进行赋值，结果如下（参见表3）。

表3 真值表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所选案例均为邻避效应事件，邻避效应的发生除了表中所列主要因素外还受其他因素的影响，所以相同原因组合出现不同结果（邻避效应强度不同），此种组合不属于矛盾组合，通过多阶段赋值和对数据的校正得到了邻避效应的真值表。

（五）研究结果分析

1.必要条件分析

定性比较分析法要对条件变量是否是结果变量的必要条件进行检测，即一致性检测；其次，就是测量多个条件组合对结果变量的覆盖率，用覆盖率表示条件组合对结果解释力的大小，这两种检测都可以采用相关软件进行运算，本文基于fs/QCA2.0软件对表3的数据进行分析，列出了条件的必要性分析结果（参见表4）。

表4 条件变量的必要条件检测

在表中，把条件变量整理成二分变量，并根据前文依据进行赋值。一致性类似于回归分析中系数的显著程度，即p值，指该条件变量与结果变量之间关联程度。一致性达到0.9是条件变量形成结果的必要条件标准。⑨在五个变量中达到条件的只有风险感知与恐惧心理这一个变量，即在出现邻避设施时附近居民必然会存在风险感知，在风险感知的基础上进行风险放大进而引起附近居民的恐慌心理，导致邻避效应的发生。其他因素如信任缺失、政府应对不当、公民参与缺乏、谣言等因素都很接近标准，但还是有一定差距，因而要分析它们的组合对邻避效应强度的影响。

2.条件组合分析

条件组合分析是指在单个条件变量达不到成为必要条件标准的情况下，即无法构成必要条件，测量条件变量不同组合对结果变量的影响，本文同样采用fs/QCA软件对真值表的数据进行分析，输出为COMPLEX SOLUTION（复合方案），PARSIMONIOUS SOLUTION（吝啬方案）和INTERMEDIATE SOLUTION（中间方案）这三种结果（参见图1）。

图1 条件组合分析结果

复合方案的参数在定性比较分析法中是一种完全按照变量设置而出现的一种结果，吝啬方案展示区分积极案例和消极案例的必要条件，中间方案经常是最容易理解的。通过对以上三种方案结果的综合，考虑条件组合的一致性和覆盖率，将有效的条件组合进行汇总（参见表5）。

表5 条件组合分析结果

上图和表中，“*”是条件变量的连接符号，表示条件变量一起形成一个条件组合，净的覆盖率（unique coverage）指的是某一组合剔除与其他组合相重合的部分，而得到的该组合净的覆盖率，这一指标用来衡量条件组合的解释能力。根据图中整理出有效条件组合三种：一是信任缺失*非经济补偿因素*政府应对失当*有效公民参与*谣言传播；二是信任缺失*非经济补偿因素*政府有效应对*公民参与缺失*谣言传播；三是信任缺失*经济补偿因素*政府应对失当*公民参与缺失*谣言传播。但考虑到必要条件的标准为一致性大于0.9，所以，对有效条件组合进行筛选，排除第二种条件组合。

把上面必要条件组合进行简化，得到以下结果：

Result=xr*～jjbc*zfyd*～gmcy*yy+xr*jjbc*zfyd*gmcy*yy

=xr*zfyd*yy（～jjbc*～gmcy+jjbc*gmcy）；

结合前面风险感知与恐惧心理是邻避效应的必要条件，可以得到：

Result=fxgz* xr*zfyd*yy（～jjbc*～gmcy+jjbc*gmcy）；

即邻避效应=风险感知与恐惧心理*信任缺失*政府应对失当*谣言*（非经济补偿因素*公民有效参与+经济补偿因素*公民参与缺失）。

该表达式显示：（1）风险感知与恐惧心理、信任缺失、政府应对失当和谣言的传播是邻避效应发生的必要条件组合；（2）在以上条件组合中，经济补偿因素和公民参与缺失不是邻避效应产生（或邻避效应强度）的必须要素，即经济补偿因素和公民参与不是邻避效应的必要条件。从邻避效应产生的过程看（参见图2），邻避设施的负外部性引起公众风险感知和恐惧心理；公众参与缺失导致公众知情权遭到侵犯，质疑政府和专家，产生信任危机，加上信息不对称，公众会产生风险想象，进一步扩大风险感知和恐惧心理；而政府应对失当，会使公众的合理诉求无法通过正常渠道解决，公众会采取极端方式维护自己的权利，促进邻避效应升级；在整个过程中会产生谣言，谣言会放大公众的风险感知，放大邻避设施的负外部性，激起公众的愤怒，进而导致邻避效应升级。在整个过程中，公民参与的缺失只是加剧信任缺失的程度和加大公众风险感知与恐惧心理，并不是必要条件。同时，经济补偿因素在许多邻避效应事件中并未有体现，大多邻避效应事件的发生是在邻避设施选址或建设时，居民担心邻避设施的危害而发生的冲突，而不是经济补偿。从对经济因素的必要条件分析中也可以发现，其一致性仅为0.1371，距离标准（0.9）差距较大，这也佐证了此因素不符合分析要求。

图2 邻避效应产生的过程

虽然所有条件组合的一致性（0.9340）达到标准，但是所有条件组合的覆盖率只达到0.2160，这就意味着所选取的条件变量难以较全面的覆盖和分析邻避效应事件的产生情况，需要引入其他变量才能更好的解释现有状况。

3.不同类型邻避效应的影响因素分析

邻避效应是基于邻避设施的负外部性产生的，不同类型的邻避设施会导致不同强度的邻避效应。本文根据其他学者的分类，结合邻避效应典型案例，把邻避效应分为污染类、风险集聚类、污名化与心理不悦类三种。⑩通过真值表可以得出不同类型不同反抗强度的邻避效应发生的必要条件（参见表6）。

对于污染类邻避效应，风险感知与恐惧心理（fxgz）的一致性为1.0000，大于0.9，所以是邻避效应的必要条件。其他因素的有效条件组合为～jjbc（～xr*～zfyd*gmcy+xr*zfyd*yy），由于其一致性为0.7670，小于0.9，因此不是必要条件。通过对污染类邻避效应案例的分析也可以发现，此类邻避效应发生的原因是邻避设施附近居民担心环境污染和危害健康随即产生风险感知与恐惧心理，进而发生邻避效应，这也进一步验证了分析的有效性。

对于风险集聚类邻避效应，谣言（yy）是此类邻避效应的必要条件（0.9449>0.9）。有效条件组合为fxgz*xr*（zfyd*gmcy+～jjbc*～zfyd*～gmcy），其一致性是0.8898接近0.9，可以认为风险感知与恐惧心理*信任缺失（fxgz*xr）是风险集聚类邻避效应的必要条件组合。风险集聚类邻避设施具有潜在的高风险性，一旦发生风险则损失巨大，如核电站等，此类设施属于“高预期损失-高不确定性”，同时具有专业性。由于公众对此类设施的专业知识不了解，处于信息劣势，容易受谣言的影响，发生风险想象，同时对政府、专家和项目负责方的不信任会加剧恐慌情绪，引起邻避效应。

对于污名化与心理不悦类邻避效应，风险感知与恐惧心理（fxgz）是其必要条件（一致性为1.0000大于0.9）。此类邻避设施造成的损失是间接的和潜在的，主要表现为居住社区污名化、影响居民心情和导致房价下降等。公众反对此类邻避设施主要是基于设施负外部性的考量，即风险感知，其有效条件组合为xr*～jjbc*zfyd*gmcy*yy，但由于一致性不符合标准（0.6700<0.9），所以，此条件组合不是其必要条件。

表6 不同类型邻避效应发生必要条件分析

注：1. 不同强度的邻避效应发生的必要条件标准按照Skaaning， Svend-Erik设定的一致性（consistency）为0.9。

2. 表中有效条件组合是根据一致性（consistency）和覆盖度（coverage）初步筛选的结果。

四、结语

结合前面多案例定性比较法的研究结果，我国要想对邻避效应进行有效的治理，就要从其产生的条件入手。第一，进行有效的风险沟通，改变公众的风险感知。风险感知是公众对客观风险的主观体验，具有“主观性”，与公众的认知、信念和情感等因素密切相关。公众风险感知的程度一方面与邻避设施的负外部性大小相关；另一方面，公众的风险感知也受到政府风险沟通的影响。如果政府能够与公众进行有效的风险沟通，公众会了解邻避设施的实际风险，这种风险感知是合理的；如果政府与公众缺乏有效的风险沟通，公众就会处于信息不对称的劣势，媒体的夸大和谣言会使公众产生风险想象，出现风险放大的倾向。风险沟通是一个特殊的过程，理想的状态应该是沟通主体间的平等交流，政府要在风险沟通中发挥核心作用，通过各种沟通方式促进信息或者意见之间的互动，建立一种新型的伙伴和对话关系，改善公众被动接受信息的情况，改变公众对风险的感知，规避谣言和减轻恐惧心理，提高其接受邻避设施的意愿。

第二，改变邻避设施选址的决策模式，吸纳公民参与。邻避效应产生的一个条件是邻避设施选址过程中缺乏有效的公民参与，公众的知情权在选址规划中没有得到尊重。邻避设施选址决策是在政府内部进行的，采取的是“决定-宣布-辩护”（Decide-Announce-Defend，DAD）的决策模式，即在邻避设施选址规划阶段，政府决定最优的选址后进行公布，如果没有遭到公众大规模抗议，则推进设施建设；如果遭到公众大规模抗议，政府就会紧急与公众进行解释设施建设的重要性，劝说公民接受政府的决定。但是随着公众权利意识的增强，这种决策模式难以有效，应该让公民在选址决策中充分参与，把邻避设施选址决策的整个过程置于公民的监督之下，并以开放讨论、自愿合作与协商共识的方式来代替封闭的决策模式，保证决策的民主、公正和客观。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强调：要健全依法决策机制，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确定为重大行政决策法定程序，这也为改变邻避设施选址决策模式提出了具体要求。

第三，把邻避设施的选址和建设纳入法治的轨道，增强公众的信任度。邻避效应产生的一个条件是公众对政府的不信任，使政府陷入“塔西佗陷阱”。政府失去了信誉或者信誉不佳，就会失去公众的心理认同，一些地方政府习惯于运用行政手段和自上而下的命令方式来解决问题，容易使政府失去信任。“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加强邻避设施相关的法律建设，促使邻避设施立项、选址和建设过程的法制化和规范化，是政府有效治理邻避效应的有益经验。在我国强调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要树立法治的理念，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把邻避设施的立项、选址和建设等纳入法治的轨道和依法行政，一方面有助于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另一方面，法治有利于信任的产生和存续，法治政府是公众信任的基础，也有助于增强政府的公信力和公众的信任度，这样为邻避效应的化解提供了信任基础。

第四，制定合理的补偿方案，满足公众的利益和心理需求。虽然本文以上分析中，利益补偿未在一些邻避效应事件中得到体现。但是由于邻避设施具有负外部性的特点，收益由全社会共享，但负面影响主要由附近公众承担，利益损失不可避免，这种成本-收益不对称的现象，容易引起心理失衡。因此，邻避设施的建设也需要考虑对附近公众进行合理的利益补偿，减少公众利益受损的程度。合理的补偿方案包括物质补偿和心理补偿，物质补偿与邻避设施的类型、影响范围和影响人群相关，做出物质补偿时应该考虑到这些因素，补偿标准的制定和方案的选择也应该广泛征求公众意见。同时，由于利益受损和决策封闭等因素导致的心理失衡也是客观存在的，合理的补偿方案除了物质层面外，也应该重视公众的心理补偿，降低公众心理的抵触感。

总之，邻避效应的产生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本文通过定性比较分析法得出风险感知与恐惧心理、信任缺失*政府应对失当*谣言传播的条件组合是我国邻避效应产生的必要条件，并就如何化解邻避效应提出了相应的建议。在有限的篇幅下，本文选取的条件变量难以完全覆盖我国所有邻避效应产生的实际情况，在未来的研究中需要增加典型案例的数量和引入其他的变量。本文也为邻避效应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希望有助于学界深化邻避效应的研究。

注释：

①Dear M.，“Understanding and Overcoming the NIMBY Syndrom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 1992（58），pp.288～300.

②黄荣贵、桂勇：《互联网与业主集体抗争：一项基于定性比较分析方法的研究》，《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5期。

③Rihoux B. and Ragin C， Configurational Comparative Methods.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QCA） and Related Techniques， Thousand Oaks and London： Sage， 2009，p28.

④刘金平：《理解，沟通，控制：公众的风险认知》，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页。

⑤谭爽、胡象明：《邻避型社会稳定风险中风险认知的预测作用及其调控——以核电站为例》，《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

⑥Pijawka， K. D. and Mushkatel， A. H.， “Public Opposition to The Siting Of The High-Level Nuclear Waste Repository： The Importance Of Trust”， Review of Policy Research， 1991（10），pp.180～194.

⑦Groothuis P A， Miller G.， “The Role of Social Distrust in Risk-Benefit Analysis： A Study of The Siting of a Hazardous Waste Disposal Facility”，Journal of Risk and Uncertainty， 1997（15），pp.241～257.

⑧Tuan N Q， MacLaren V W.，“Community Concerns About Landfills： A Case Study of Hanoi， Vietnam”，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2005（48），pp.809～831.

⑨Skaaning S E.， “Assessing the Robustness of Crisp-Set and Fuzzy-Set QCA Results”， Sociological Methods & Research，2011（ 40），pp391～ 408.

⑩陶鹏、童星：《邻避型群体事件及其治理》，《南京社会科学》，2010年第8期。

Analyzing Chinese NIMBY Syndrome：

Based on the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Ma Ben / Li Jipeng

作者：马奔 李继朋

依法行政重要原因分析论文 篇3：

新形势下加强财政监督对策探讨

摘要：阐述了新形势下加强财政监督的极端重要性，分析了当前财政监督的现状与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新形势下加强财政监督的对策措施，以期为提升财政监督效益提供有益借鉴。

关键词：新形势；财政监督；强化；对策

在经济快速发展，各项事业不断进步的今天，社会各界对财政重要性的认识越来越清醒，特别在当前我国正处于深化改革开放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时期，CPI持续攀升，宏观经济形势不容乐观，中小企业生存出现困难的关键时期，必须要进一步加强财政监督，实施科学的货币政策，充分用足、用活、用好财政杠杆的作用，加强宏观调控力度，确保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财政监督是国家为保障财政分配活动正常有序运行，对相关主体的财政行为进行监控、检查、稽核、督促和反映的总称。财政监督是在财政系统内部实施反馈控制的一项基本职能，同时，也是保障财政其他职能的实现、维护财经正常秩序、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手段。新的形势和任务，对财政监督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必须要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加强财政监督的对策措施，以更加有力的举措、更加科学务实的作风，全面提升财政监督的质量和水平，为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1.加强财政监督的重要意义

财政监督是财政管理的重要职能之一，是确保财政工作有序高效运转的有效保障，对促进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A.加强财政监督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现实举措

当前，加强财政监督就是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切实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以科学发展观来统领财政工作，着力转变一些不适应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思想观念，着力解决财政政策等财政工作中影响和制约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着力发挥财政职能作用、支持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着力提高做好财政工作、促进科学发展、推动社会和谐的能力。坚持以人为本这一核心，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基本要求和统筹兼顾的根本方法，更好地贯彻和运用于财政监督工作的始终，提出推进财政监督发展的思路举措，努力使学习的过程成为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凝聚力量的过程，成为破解难题、完善思路、推动工作的过程，提高财政监督的实效。

B.加强财政监督是促进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需要

财政监督是促进财政有效运行的重要保证，对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增长，特别是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协调发展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作用。通过有力的财政监督，可以促使国家及各地方各项维护经济平稳发展的财政政策，得到有效贯彻落实。同时，通过加大财政监督，促进社会分配的公平正义，充分发挥其职能作用。通过加强财政监督，可以有效促进财政宏观调控环境的改善，加大对市场经济秩序整顿和规范的力度，不断提高政府的行政监管能力，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C.加强财政监督是健全完善经济监督体系的现实选择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越来越要求要进一步建立健全财政预警机制，强化对财政风险的防范与化解。经济的发展有时会带来财政风险，这些潜在的风险又会对经济的发展造成重大影响。因此，加强财政监督，通过行之有效的监督，可以使得经济监督体系更加完备，可以做到未雨绸缪，确保地方财政体系的稳固与安全，堵塞各种资金管理的漏洞，充分发挥预警作用，积极防范和化解财政风险，促进经济健康快速发展。

2.当前财政监督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长期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都十分重视财政监督工作，一直坚持从严、从紧的政策，有力地保证了财政的正常运行，发挥了财政的重要作用，有效支持了经济发展。但在看到取得成绩的同时，还必须要清醒地认识到当前财政监督中存在的一些矛盾和问题。

A.财政监督的体系还有待于进一步健全和完善

财政监督作为一种经济监督活动，必须依法行政。但由于种种原因，我国还没有一部系统地规定财政部门实施财政监督的法律法规，法律体系不够健全，财政监督缺乏独立完整的法律保障。由于缺乏明确具体的法律、法规依据，财政监管工作难以覆盖财政资金运行的全过程，导致在财政监管执法上尺度偏松、手段偏软，严重影响着财政监管的权威性。同时，由于财政监督与其他经济监督的关系尚未理顺，各个经济监督主体之间的职责分工不甚明确，造成监督不力，效率低下。

B.财政的内部监督相对薄弱

财政监督有外部监督和内部监督之分，相比较而言，财政的內部监督显得极为薄弱，也就是财政对自身的监督力度远远不够，给国家财政资金的分配和预算的执行留下了漏洞和隐患。近年来，一些地方财政部门内部管理松懈，加上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财政系统违纪问题时有发生，有的还相当严重。财政部门腐败现象的蔓延与财政监督尤其是内部监督不健全、不完善，缺乏约束机制不无关系。

C.财政监督的方法不够规范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不断完善，要求财政监督的理念或方法与之相适应。但目前财政监督的理念不适应，监管方法比较单一，监督内容和方式仍以直接检查为主，偏重于微观监督，忽视宏观监督，与现行的财政职能转变不相适应。导致很多财政违法犯罪行为形成既成事实后才被发现，从而造成财政管理中的违法犯罪现象屡禁不止，给国家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3.新形势下加强财政监督对策

国有企业内控管理创新，在新的形势下，对提高国有企业经营管理水平，规范国有企业生产经营，促进国有企业科学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A.建立健全多角度财政监督体系

建立多层次、全方位的财政监督运行机制，努力推动财政监督的职能由检查监督型向管理监督型转变。财政监督作为财政管理的重要手段必须最大限度地适应财政管理的要求，将财政监督置于财政管理的全过程和最前沿，确保财政资金筹集使用公平、公开，建立起涵盖财政收支、体现财政管理特色，对财政运行进行监测、预警、分析、保障、规范等多功能的财政监督运行机制和监控体系，逐步建立起事前参与预警、事中跟踪防范、事后审核问效的多层次全方位财政监督运行机制。

B.建立科学的内部监督体系

要建立科学的预算监督体系。预算体现着国家政策的意图，规定了国家财政资金的使用方向，预算编制的科学与否，执行得合理与否，直接决定着预算管理效率。要进一步加强预算编制的监督。预算编制监督的重点在于监测预算单位基本情况及其上报预算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剔除水分，减少随意性，确保部门预算的科学和规范。要加强预算执行过程中的监督。要充分发挥计算机信息技术的作用，随时掌握财政资金的分配、拨付、使用方向、结存等动态情况，并对管理中发现的异常情况进行实地调查和追踪监控。

C.突出会计监督这个财政监督的重点

加强会计监督是财政监督的一项重要和紧迫的任务，财政部门要对会计工作切实履行好管理、指导和监督的职责，积极适应新情况，适时调整会计政策，完善会计制度。同时，要按照调整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要求，实行对会计信息定期抽查制度，由此规范企业的会计行为，确保企业会计信息的真实完整，减少会计领域的造假行为。建立健全监督管理办法，加强对注册会计师执业质量的监督，对违规执业行为严肃查处，促使会计师事务所规范发展。

参考文献

[1]郭旭红.浅析新形势下如何加强财政支出的日常监督机制[J]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上旬刊).2011.09

[2]丁 鹏.关于国库集中支付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建议研究[J]中国外资.2011.13

作者：张沿声 张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