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支出绩效审计论文

2022-04-19

摘要：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和民主政治建设的不断深入，人们期待政府高效、透明地管理公共投资和公共资源，并对其管理行为实施有效的监督和约束。为此，绩效审计将成为不可或缺的评价手段，但我国政府绩效审计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时间不长，还存在很多问题亟待解决，解决好这些问题对促进我国经济建设具有重大意义。下面是小编整理的《公共支出绩效审计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公共支出绩效审计论文篇1：

成本追溯在公共财政支出绩效审计中的应用

◆基金项目：2010年度河南省科技厅软科学项目“公共财政支出绩效审计研究”

（项目编号：102400450170）研究成果

摘要：公共财政支出绩效审计的现有缺陷，对确定科学合理的绩效评价标准、并能有效规避信息不对称的影响提出了要求，成本追溯是满足这一要求的有效选择。本文在对成本追溯在公共财政支出绩效审计应用的理论依据分析的基础上，对其应用原理、实现路径以及具体的应用进行了探讨，从成本追溯的角度探讨了如何确定绩效评价标准、规避公共支出绩效审计中信息不对称因素的影响，从而促进公共财政支出绩效审计效率和审计质量的提升。

关键词：成本追溯公共财政支出绩效审计成本动因

随着我国公共财政支出（以下简称“公共支出”）的日益增加、社会公众对政府责任及政府效能关注度的不断提升，公共支出的经济性、效果性和效率性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作为公共支出效率和效能总和体现的公共支出绩效审计成为必然选择。这是因为，公共支出绩效审计一方面满足了社会公众对公共支出的知情权刚需权益的要求，另一方面，满足了政府获取社会公众信任、解除其公共受托责任的需要。然而，公共支出绩效审计的实践应用与理想目标却发生了背离，其中绩效评价体系的不完善是重要的原因之一。能够客观衡量被审计事实、科学评价经济效益质量的绩效标准缺乏，且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原因，审计机关很难真正的对公共支出的绩效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鉴于此，确定一个科学合理的绩效评价标准、并能规避信息不对称的影响成为必需。本文拟从成本追溯的视角，探讨如何确定绩效评价标准、规避公共支出绩效审计中信息不对称的影响，从而保证公共支出绩效审计预期目标的实现。

一、成本追溯在公共支出绩效审计中应用的理论依据：交易成本理论

成本追溯是在对公共产品的工艺流程和成本核算信息流程进行分析和掌握的基础上，由公共支出绩效审计人员按照合理的原则，对公共产品的成本进行追溯，正确确定成本动因，合理划分变动成本、固定成本及其成本构成项目，并对固定成本进行合理分摊，从而将公共产品的成本结构划分清楚，掌握成本的明细信息。成本追溯在公共支出绩效审计中得以应用的理论依据为交易成本理论。

交易成本理论认为，由于人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行为，在不确定性与复杂性存在的环境下，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拥有较多有利信息的一方会获利。社会公众作为公共财政资金的提供者，当其无法评估其交易伙伴——政府是否遵循合约合理使用公共财政资金时，公共支出的绩效审计便不可避免的产生。但是，进行公共支出绩效审计的第三方——审计机关，也是拥有较少有利信息的一方，拥有较多有利信息的政府可能采取机会主义行为，即存在道德风险。若要规避这种风险，需在合约中包含约束条例予以缓解。此外，公共产品的质量属性也具有很强的不可测量性，这会导致财政资金使用单位的逆向选择问题。交易成本理论为公共支出绩效审计中的合约和公共产品提供中的成本溯源提供了最基本的理论依据。合约通过科学绩效标准的确立降低道德风险，财政资金使用单位的逆向选择可通过合约系统固有的监测方法予以缓解。为满足社会公众对公共支出信任属性的需求，对公共产品进行成本追溯是一个有效选择。通过成本追溯，可掌握公共产品成本信息的明细资料，可与掌握的可比同类成本资料进行比较，或者作为以后的公共支出绩效审计评价标准参考，有助于快速发现异常所在，节约了公共支出绩效审计的时间成本。此外，对于追溯取得成本明细资料，可信度高，可为以后的公共支出绩效审计提供数据支持和经验支持，有助于减少公共支出绩效审计的工作量和避免不必要的绩效审计环节。根据交易成本理论，成本追溯可以减少审计机关在以后公共支出绩效审计中的搜寻成本、信息成本、决策成本等，也可以减少财政资金使用单位的产品质量缺陷成本、声誉损失成本等。从长远来看，成本追溯可以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公共支出绩效审计效率。

二、成本追溯在公共支出绩效审计中的应用原理与实现路径

（一）成本追溯在公共支出绩效审计中的应用原理

根据相关的成本报表和成本资料，遵循从“果”到“因”的逆向过程，从“成本结果”开始，追源至“成本动因”，明确“成本结果”与“成本动因”之间的关系，并尽可能将成本还原至为了实现提供公共产品这一特定目的所失去或放弃的资源的最初形态。对于由多种公共产品所承担的共同成本，必须采取合理的分摊标准、运用合理的方法进行分摊；对于“成本动因”不合理的“成本结果”，则可能是不应属于公共产品的非合理成本，应作为公共支出绩效审计的重点。通过成本追溯，可以掌握公共产品的成本明细信息，如成本地点、发生动因、发生过程、发生金额等。然后对这些成本明细信息进行分析，并与所掌握的可比同类成本资料或搜集到成本构成要素的市场报价进行比较，从而揭露问题，高质有效地进行公共支出绩效审计。

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审计人员可能无法从公共支出使用单位处获取真实的成本核算资料，但通过对公共支出使用单位所提供成本核算资料的追溯，将其还原至最初状态，可以此为依据确定公共支出绩效审计的评价标准。此外，由于公共产品的垄断性以及不可复制性，可能导致无法从市场上搜寻相同或类似的产品的成本资料，无法取得可供对比的参照，那么公共产品的会计成本合理性则有可能难以确定。然而将成本追溯至为了实现提供公共产品这一特定目的所失去或放弃的资源的最初形态，寻找可以比较的成本指标的难度则大大降低，确定公共支出绩效审计的绩效标准的难度也随之大大降低。这是因为，成本追溯至为提供公共产品而最初所消耗的原材料、燃料、动力、职工薪酬、折旧费等成本要素时，由于这些成本要素的市场报价相对比较容易取得，那么可比较成本资料也比较容易获取，绩效标准便很容易确定。绩效标准确定的科学化，将有助于公共支出绩效审计质量的提升。

（二）成本追溯在公共支出绩效审计中的实现路径

公共支出按与市场的关系可划分为购买性支出和转移性支出。不同类别的公共支出所提供的公共产品渠道也有所不同，对成本追溯的要求也有所不同，进而导致成本追溯的实现路径也有所不同。现分别按照购买性支出和转移性支出对成本追溯在公共支出绩效审计中的实现路径进行分析。

1.源于购买性支出公共产品的成本追溯实现路径。购买性支出是直接对市场提出购买要求，形成相应的购买商品或服务的活动。购买性支出是政府与市场的直接对接，反映了社会资源和要素中由政府直接配置和消耗的份额，是公共财政履行效率、公平和稳定三大职能的直接体现。由于公共产品直接来源于市场，通常情况下，市场中具有相同或相似的产品，公共产品的公允价值则很容易取得。因此，源于购买性支出取得的公共产品没有必要将其成本追溯至成本要素最初形态，只需将公共产品的取得成本与相同或相似产品的公允价值比较，便可做出公正的绩效评价。

2.源于转移性支出公共产品的成本追溯实现路径。转移性支出是政府将财政资金单方面转移给使用单位的支出活动，其并不直接对市场提出购买要求，即不直接形成购买产品或服务的活动。转移性支出所提供的货币，直接交给财政资金使用单位，虽然政府能够对其如何使用财政资金提供一定的制度约束，但并不能直接决定使用单位的购买行为。在这种情况下，所提供的公共产品的成本信息，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且可比成本信息取得不易，需将公共产品的成本追溯至最初形态。结合源于转移性支出公共产品的特点，在进行成本追溯时，按照以下流程进行：（1）绘制工艺流程图。了解公共产品的特性和生产特点，绘制出其精确的工艺流程图，明确公共产品的生产流程、工艺路径等，为确定公共产品的成本核算信息流程奠定基础。（2）绘制成本核算信息流程图。通过成本核算信息流程图，明确公共产品的成本构成，以及为提供公共产品所失去或放弃的资源的流向，可以为成本追溯提供线路依据。成本追溯时，可以沿着成本核算信息流程图进行逆向还原追溯。（3）选择成本动因。成本动因是指导致公共产品成本发生的驱动因素，同时其也是成本结构的决定性因素。成本动因的确定，使得“成本结果”可以归属于其“成本动因”，也便于发现“成本结果”与“成本动因”的非匹配性和非相关性，为发现成本异常、确定审计重点和进行成本追溯奠定基础。成本动因应具有同质性、可采性和相关性，即所选成本动因变量应是定量且同质的、成本动因变量的数据应是易于采集的、成本动因与作业成本库中的资源消耗情况应是高度相关的。（4）按照成本动因进行成本追溯。确定成本动因后，逆向沿着成本核算信息流程图，将所发生的成本追溯到各个成本动因。有些“成本结果”可以一次性直接追溯到所失去或放弃的资源的最原始形态，但有些“成本结果”则需要多重追溯才能溯源至所失去或放弃的资源的最原始形态。比如，为提供公共产品所消耗的直接人工，这一“成本结果”可以一次性的追溯到最原始形态，即可以一次性追溯到为提供公共产品消耗了多少人工费用。而制造费用由于是由多种产品共同承担的，则需要多重追溯：首先是追溯到某一特定产品所在车间承担的制造费用；然后追溯到某一特定车间的某一特定产品所消耗的制造费用；最后是将所消耗的制造费用追溯到最原始的形态，即制造费用的项目构成，如消耗了多少材料、耗费了多少人工、承担了多少累计折旧等。

三、成本追溯在公共支出绩效审计中的具体应用

（一）成本追溯的初始应用

在首次对财政资金使用单位进行公共支出绩效审计时，应按照成本追溯的实现路径将公共产品的“成本结果”追溯至其“成本动因”，还原至其成本要素的最初形态。通过成本追溯，审计机关在取得了比较详细的成本明细资料的同时，审计人员也对公共财政支出绩效审计的重点有了初步了解。审计人员把所掌握的成本明细资料和可以寻求的可比同类成本资料进行比较分析，发现问题所在，按照一定的绩效标准和审计方法进行处理，并最终形成绩效审计结论。

（二）成本追溯的后续应用

公共支出绩效审计，需要大量的信息支撑，但审计机关却缺乏大量有效的信息平台和系统支持，使得信息的搜寻成本和传递成本增加。审计人员在进行绩效审计时，除了需要专业判断外，还需要大量的成本数据、行业数据、市场数据等相关信息的支持。因此，对于每次成本追溯形成的成本明细资料，审计机关应将其建成档案库和数据库，并通过搭建信息平台实现信息数据的适时传递和共享，为以后的公共支出绩效审计提供数据支持、参考资料和比较分析数据。当公共产品的工艺流程、成本核算流程、成本要素的市场报价、所属的行业标准等发生变化时，应适时的更新数据库，为公共支出绩效审计提供最新的数据参考。Z

参考文献：

1.李小丹，曹光明.财政支出效益审计若干问题研究[J].审计研究，2006，（4）：16-19.

2.白海绮，赵凌云.我国政府绩效审计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基于公共财政支出的角度[J].商业会计，2012，（17）：46-47.

3.欧阳华生，裴育.我国财政支出委托代理失灵及治理路径[J].当代经济研究，2008，（6）：46-49.

4.马轶群.我国政府开展绩效审计的困境与出路——基于制度安排的分析[J].南京审计学院学报，2011，（2）：75-79.

作者简介：

闫明杰，女，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会计学院讲师，管理学硕士。研究方向：会计理论与实务，审计实务。

作者：闫明杰

公共支出绩效审计论文篇2：

政府绩效审计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探析

摘要：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和民主政治建设的不断深入，人们期待政府高效、透明地管理公共投资和公共资源，并对其管理行为实施有效的监督和约束。为此，绩效审计将成为不可或缺的评价手段，但我国政府绩效审计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时间不长，还存在很多问题亟待解决，解决好这些问题对促进我国经济建设具有重大意义。文章首先介绍了政府绩效审计的基本概念、作用和特征；进一步详细分析了目前我国政府绩效审计存在的主要问题及现状；最后，根据我国实际情况，提出了促进我国政府绩效审计发展的相关对策。

关键词：政府绩效审计现状问题对策

一、政府绩效审计概述

1.政府绩效审计的含义。政府绩效审计就是指由独立的审计机构或人员，依据有关法规和标准，运用审计程序和现代技术方法，对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事业单位的项目活动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客观、系统地进行独立检查和评价并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促进其管理、提高效益的一种独立性的监督活动。

政府绩效审计与我国现行财务审计有很大的不同。我国的财务审计，俗称“查账”，主要针对财务收支的真实性与合法性，重在监督财政预算资金在使用过程中是否有违纪违法行为。通俗地说，就是审计钱是如何花的，而政府绩效审计是考核政府的花钱效果。一般财务审计最大的弊端正是忽略了政府公共投资能否产生与投资相符的效益。

2.政府绩效审计的特征。政府绩效审计既不同于传统的财务审计，也不同于管理咨询及正常的行政管理活动，它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1）方法的个别性。绩效审计不能用传统审计所通用的方法来完成，而应根据每一项绩效审计的特点，相应地制定不同的审计方案和方法。因此，应根据各种活动的性质和范围逐一调整审计程序，使其适用于每一审计环境，而不能不顾审计对象的特点来套用一般程序、一般方案和一般方法。（2）标准的多样性。政府部门及行政事业单位均属于非盈利机构，其业务活动的绩效既有经济方面的，也有非经济方面的，特别是社会绩效方面，很难从数量上进行计算和比较，更难从价值上加以描述。因此，进行政府绩效审计时，既要运用量化指标，又要运用定性指标；既需要运用价值指标，进行明确的评价，又需要运用不确定的、没有衡量标准的正当理由，笼统地加以评价。绩效审计评价标准的多样性，无疑会影响评价的确定性。（3）范围的广泛性。政府部门及行政事业单位的绩效审计主要对象虽然是其业务活动和资源使用情况，但由于这些单位的业务工作具有很广的辐射面，具有宏观管理和调控作用，单从其本身审计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只有将受其影响的有关部门和有关单位列为审计对象，进行有目标的全面审计，才有可能取得较为正确的结论。绩效审计范围的广泛性，无疑会增加审计的难度和影响审计结论的正确性。（4）对象的间接性。政府部门和行政事业单位的绩效除了少数表现为直接的经济效益外，大多数则表现为不可见的、间接的社会效益。如政府部门提供的服务和一些事业单位提供的精神产品，最终要通过接受服务和精神产品的单位或人员才能体现出来，即通过一定的媒体，以潜在的、转换的形式间接地表现出来。因而绩效审计的对象还具有一定的间接性。

3.政府绩效审计的作用。政府之所以关注和发展绩效审计，其根本原因是绩效审计能发挥财务审计所不能发挥的作用。财务审计有助于明确责任性，因为它就机构的财务信息是否公允、内部控制状况以及是否遵循法律和规章等问题提供独立的报告。而绩效审计有助于明确经济责任，因为它就政府组织、项目、活动和功能的效益提供独立的评价，为改善公共经济责任，为监督或采取纠正措施的有关各方作出决策提供信息。现代政府绩效审计，不是一种虚无的理论，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工作，是一种管理当局和政府行政领导想做而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做的管理工作。因为他们对保护性控制失去了浓厚的兴趣，最讨厌审计人员的挑剔，只有在防护性的措施和控制有助于节约地、有效地经营管理时，他们才有兴趣。现代绩效审计，正是审计人员关心了这些官员和管理者所最感兴趣的问题，并对这些活动及有关控制进行观察和评价，而且持有一种探讨、分析和思维的态度，特别受到他们的关注和欢迎。开展政府绩效审计，有利于促进政府管理部门及有关行政事业单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促使他们为达成各自的管理目标，围绕提高效率和效果而不断地改进工作，加强内部控制，实现最佳管理。开展政府绩效审计，有利于经济、节约地使用各种资源，有利于建设一个廉政的政府、取信于人民的政府；开展政府绩效审计，有利于促进国家财政收支计划及目标的实现，有利于改善市场经济各方面的关系，维护正常的经济秩序和避免经济、政治风险。

二、我国政府绩效审计的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在我国，政府绩效审计的确是一个刚刚开始探索的新业务，对其范围、程序、方法、报告以及审计过程中的证据、标准等问题还没有深入地研究。自1983年恢复审计制度以来，我国曾多次强调经济效益审计，并在实践中进行了有效的探索，但与国外相比仍存在诸多问题，如政府绩效审计工作的开展成效一直比较低；绩效审计的理论体系缺乏，范围尚不十分明确；绩效审计的人员素质相对较低，所采用的方法和手段不够先进等等。

1.缺乏政府绩效审计法规和评价指标体系。我国最高政府审计机关——审计署自1989年起开始着手制定我国政府审计准则。1993年3月，审计署印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审计准则（征求意见稿）》；1996年1月，审计署提出了《审计工作规范化建设规划方案》，并于1996年底发布了38个国家审计规范；2007年发布了新审计准则。但这些文件主要针对财务审计而没有一个专门的规范或准则来规定政府绩效审计。虽然在许多规范中也有“对效益进行审计监督”等字句，但却没有具体的条文内容。我国法规未涉及评价被审事项绩效的指标体系。西方大多数国家都制定有详细的绩效审计标准，如美国会计总署制定了七条公共部门绩效审计测试与评估标准，对难以量化的标准，建立了“优先实践”概念作为衡量标准，并实行“金额化”法。澳大利亚制定有详细的绩效标准，包括工作绩效、生产率、使用率、职工允许空闲的时间等标准。我国的新审计准则正在改变我国审计方面的各种欠缺，但离欧美等国的审计成熟度还有一定的差距。

2.政府绩效审计的证据难以收集。审计证据是证实被审计单位经济效益状况的载体，实施绩效审计必须获得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但在绩效审计中，审计人员通常面临的困难是难以获取审计证据，因为绩效审计的主要任务是“评价”和“建议”，所需要的审计证据不仅局限于报表、账簿，还表现为无形的、间接的社会效益，如建设学校、环保绿化、提供精神产品等，这样的效益就很难获取精确的审计证据。

3.政府绩效审计的内容难以固定。财务审计由于审计目标和内容的基本稳定，已形成固定的审计程序和模式，并有一套相对不变的证据收集、分析、判断方法。政府绩效审计则不然，不同政府机构、社会公共组织以及不同的公共支出项目之间，由于功能、性质的不同而有着完全不同的特点，特别是公共工程项目，从区域到规模、类别均有不同，无法进行简单的比较。尤其是有些公共投入，如生态环境治理，难以在短期内见到可以用数字描述的效益，使审计人员在作出審计结论时顾虑重重，从而在每一次审计时，审计人员都要针对不同的内容分别就审计范围、证据收集、标准选择进行仔细严密的斟酌。

4.政府绩效审计的方法和技术难以统一。我国审计机关成立以来，虽然在绩效审计方面进行过多种形式的探索和尝试，也积累了不少经验，但尚未对绩效审计方法进行系统的总结，也没有对国外绩效审计方法进行系统的研究。由于审计对象和内容的不确定性，绩效审计没有一个统一的方法和技术，审计人员必须针对不同的部门选择不同的方法。例如，对国有资产投资部门，可以用财务审计的方法，而福利、教育、公共安全等部门，却很少能运用精确的衡量手段，审计人员必须更多地采用政治的、经济的、社会学的观点和方法来衡量。这样，绩效审计方法和技术的不统一，给审计人员提供了任意选择的余地，从而加大了审计风险。

5.政府绩效审计的标准难以确定。评价标准问题一直是制约绩效审计有效开展的技术因素。政府部门和非营利组织机构业务活动的效益既有经济效益，又有社会效益。而目前，国家还没有出台权威的绩效审计评价标准，事实上要出台这样的标准也非常困难，因为政府绩效审计的对象千差万别，衡量审计对象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的标准也难以统一，虽然对经济效益的衡量可以运用价值指标，但社会效益却无法量化，需要运用定性标准，这就需要分析各个被审单位或项目的具体情况，以此来进行综合评定。因此，绩效审计标准的不确定性给绩效审计人员客观公正地提出评价意见造成了困难，无疑会影响绩效审计的质量和审计结论的可信度。

三、促进我国政府绩效审计发展的对策

1.完善法律法规体系,确保绩效审计有法可依。我国《审计法》明确规定了审计机关对国家宪法、法律法规范围的财政财务收支的效益性进行审计监督的职责，《审计法实施条例》进一步明确了此项法律规定的要求。我国制定的新的审计准则，通过一系列的标准、规则来规范政府绩效审计的实施程序，包括计划、执行、报告、评价等方面。但仅以这些法律规定作为绩效审计的法律依据、法律授权是不充分的，而且在实践中效益性审计的内涵具有明显的时代局限性，其理念与实践也未能完全体现我国目前的审计环境对政府审计的新要求。因此，要在我国现有立法体系的基础上完善绩效审计，应从两个层面上做好工作。第一个层面，制定《政府绩效审计法》，从立法上给予规范，维护政府审计的权威性；第二个层面，制定《政府绩效审计准则》，通过一系列的标准、规则来规范政府绩效审计的实施程序，包括计划、执行、报告、评价等方面制定《政府绩效审计执业规则》，加强对审计人员的业务能力、职业素养的要求，提高审计队伍的整体水平。通过以上两个方面的努力，将政府绩效审计从法制、法规的高度上加以重新定位。

2.明确审计战略地位,确立审计重点领域。要树立开展绩效审计迫在眉睫的观念，在中国发展绩效审计，可以说是解决国民经济发展低效益、轻视效益的重要手段，其战略地位不容忽视。目前的社会环境和条件下不宜在所有领域全面开展绩效审计，应坚持“全面审计、突出重点”的方针，因此，选择好绩效审计的重点领域是当务之急。如：选择公共财政、投资等方面的重点领域、重点部门，对社会关注的焦点项目积极开展绩效审计。财政支出方面的重点是行政管理、国家安全、政权建设等政府运转和维护国家利益的领域；投资方面的重点是基础设施、环保、公共服务设施的领域。

3.积极开展审计试点,积累经验,全面推广绩效审计。试验性的绩效审计可以选择审计资源比较集中、财政资金充裕的大城市开始，比如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和省会城市等，这些地方审计覆盖面不大，相对来说，可供选择的审计项目丰富，政府运作较为规范，立法机构态度积极，社会关注和支持的程度也较高。最初的绩效审计，研究审计对象和选择审计项目是很重要的工作，在审计准备阶段，要比以往的财务审计增加成倍的调查和分析，才可以把特定的绩效审计项目有把握地纳入年度计划并作出审计方案。为了避免出现事倍功半的审计结果，可以选择一项财政资金使用的某个方面或某个环节，进行专项绩效审计，也可以在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的某一方面有所侧重。

4.尊重审计发展规律,创建评价标准体系。政府绩效审计的核心是经济审计、效率审计和效果审计，开展政府绩效审计，审计人员应取得充分、有说服力的证据。然而目前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来评价绩效审计质量的优劣。这就形成一种无标准的审计状态，即使做了大量的审计工作，由于评价制度的不完善，而使得工作的成果得不到及时的评判和应有的肯定，或者由于其它原因歪曲了审计的结果。政府绩效审计标准应采取定量与定性相结合方法。其中，定性标准包括国家的法律法规，党和政府的各项方针、政策，主管部门有关规定等。定量标准应包括政府预算、计划的各项具体指标，各项业务规范和经济技术指标等。总之，应能综合反映物化劳动和活劳动消耗的绝对量指标，以及工作效率和效果的相对量指标。同时，可借鉴党政领导干部任期经济责任审计的评价标准，评价被审计单位的效益性，通过审计调查和分析证据或材料，评价其工作目标结果所达到的程度。具备了这些政府绩效审计评价原则和标准的绩效审计评价体系，将为政府绩效审计的开展提供科学的依据。

5.积极探索审计模式,开展特色绩效审计。要发展我国政府绩效审计必须积极学习西方先进的审计理论、审计方法和技术，但我们绝不能简单照搬照抄西方绩效审计的模式。绩效审计的发展没有固定模式，我国绩效审计的开展必须符合我国的国情，走中国特色之路，与我国绩效审计的客观环境及审计机关自身的资源、技术条件相适应。目前，我国政府审计的主要类型是合法、合规性审计，完全脱离财政财务收支活动的绩效审计还没有开展，效益审计是我国绩效审计模式的现实选择。结合我国国情，现阶段我国审计机关应当在继续开展财政财务收支真实合法审计的基础上加强绩效审计。首先，应当把绩效审计作为一个独立的审计类型进行探索，不能仅满足于在真实、合法审计中发现一些绩效方面的问题。其次，我国目前的绩效审计还应以揭露问题为主，重点揭露管理不善、决策失误造成的严重损失浪费和国有资产流失问题，而不能像国外那样搞全面的效益評估。再次，绩效审计的范围主要是财政性资金，以促进提高财政资金的管理水平和使用效益为目的。

总之，由于我国绩效审计尚处于起步阶段，建立独立的审计体制，积极积累绩效审计经验，完善绩效审计法律法规和评价体系，提高审计从业人员的素质，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绩效审计模式，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我国财政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积极开展绩效审计，能有效推进对政府决策的全过程监督，保证广大人民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的解决办法，以及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项目在科学民主的决策下诞生，真正提高决策者决策失误的“机会成本”。

参考文献：

1.李哲.政府绩效审计的涵义、作用与特征.审计与经济研究,2008（1）61~64.

2.梁春海，李金龙.对我国政府审计体制改进的几点想法.现代会计，2007（1）1~3

3.高存弟，史维.政府审计发展趋势研究.审计研究，2009（3）14~16

4.吴英.浅谈我国政府绩效审计的问题及对策.审计与理财，2010（8）24~25

5.汪照全.关于财政审计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审计研究，2007（1）1~5

6.段兴民，罗春艳.关于我国政府绩效审计的几个问题.贵州财经学报，2011（1）2~5

7.刘力云.对我国国家审计发展趋势的展望.审计理论与实践，2011（4）4~5

（作者单位：福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福建福州 350001）

（责编：若佳）

作者：陈远

公共支出绩效审计论文篇3：

财政支出的绩效审计与绩效评价

摘要：财政支出的绩效审计与绩效评价是财政监管的重要手段，两者既有共性又性质有别。相对而言，绩效审计体现工具理性，重点关注财务过程的合法合规性，以及财政支出目标的完成情况；财政支出的绩效评价作为政府绩效评价的组成部分，是民主范畴的技术工具和目标评价的纠错机制，更加关注宏观层面财政支出编列及其绩效目标的科学性与民主性，并将财政支出的责任主体——主管部门、监管部门与使用单位视为被评对象，追求公共财政的公信力，或者说有公信力的执行力，并非单纯的技术工具。实现财政治理体系与能力的现代化，落实新国家预算法要求，应厘清绩效审计与绩效评价的功能定位及适用范围，推进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法制化建设。

关键词：财政专项资金；财政支出；绩效审计；绩效评价；法制化建设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公众幸福指数导向的我国政府绩效评价体系研究”（11&ZD057）；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三五”规划2016年度项目“人大主导的预算绩效第三方评价实证研究：基于广东省的探索”（GD16CGL09）；广西大学科研基金资助项目“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法制化研究”（XPS1603）

一、引言与相关文献综述

财政活动是政府活动的主要内容，财政监管是政府管理监督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经过改革开放近40年的高速增长，2016年，我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接近16.0万亿元，各项支出的规模也愈来愈大，其中中央财政专项资金即多达285项（2015）。此种背景下，如何监管财政支出，确保资金绩效，建设阳光财政成为近些年来社会关注的重大问题。事实上，从实践来看，我国对财政的监管，包括审计、税管、監察、稽查等涉及多个重要部门，已形成较为完备的监管体系与机制，但基本指向在于资金的合规合理性，未能触及诸如财政资金结构、分配、效果，以及财政决策科学性、民主性等核心问题。

按照英国《国家审计法》（1983）的定义，绩效审计是“检查某一组织为履行其职能而运用其资源的经济性、效率及效益性”。在国内，2008年国家审计署在审计工作发展规划中首先提出“绩效审计”的概念，其内涵是“全面推进绩效审计，促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财政资金和公共资源配置、使用、利用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显然，绩效审计是关于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审计（即3E审计）。同时，按照财政部的定义，“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是指财政部门和预算部门（单位）根据设定的绩效目标，运用科学、合理的绩效评价指标、评价标准和评价方法对财政支出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效益性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① 这一定义虽备受争议，但涉及了评价的基本理念、主要维度与核心内容，亦成为本文探讨的重要源头。因为从理论上看，依据上述定义，绩效审计和绩效评价均是对财政支出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效益性评价，从实践反馈情况分析，由审计部门主导的财务审计（包括绩效审计）和财政部门主导的绩效评价存在相同或相近的功能。既然如此，在我国已形成较完善的具有刚性约束力的财政资金分配与监管的体系、制度与机制中，包括人大的财政预算审议与监督，审计部门的财务审计，财政部门的财务稽查等，为什么还要推行绩效评价？它与绩效审计有什么相同或不同？因为从管理学及政治学的角度看，任何一种监管需要投入巨大资源，并且监管本身亦可能出错，同时，在现行体制中，事实证明源自不同部门的监管可能导致方向紊乱，成本增加，被监管对象无所适从，甚至形成监管部门的利益格局。显然，系统审视10余年来我国财政支出的绩效审计和绩效评价的实践得失，比较两者的异同，对于理顺体制关系，提高监督成效，建设现代财政制度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从财务评价到财务审计、绩效审计已有悠久的历史，学界对此有着深入的探讨。瑞尼克等人在总结美国财政监管史的基础上，认为“除非会计官员能够监管到每一笔财政支出，否则，受《独立财政法案》限制的支出部门，都应被审计部门等财政监控者密切关注”②。同时，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作为政府绩效评价的组成部分，亦是学界高度关注的领域。一般认为，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属于民主范畴的技术工具，具有价值属性与工具理性，对两者关系的探讨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种观点：

一是认为绩效审计是绩效评价的一部分。如刘明辉、徐正刚（2006）将绩效审计视为新公共管理背景下政府绩效评价的一种工具③。张立民、赵彩霞（2008）明确提出政府绩效审计是政府绩效评价的重要组成部分④。温美琴、徐卫华（2009）以深圳政府绩效审计制度改革为例，将政府绩效审计视为政府绩效评估的一种重要方式及组成部分，认为绩效审计功能作用的发挥与政府绩效评估体系运行方式有着内在的联系⑤；也有学者从历史演进过程上分析，认为政府绩效审计是审计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和特殊形式的政府绩效评价活动⑥。绩效审计指向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绩效评价增加了公平性，这种关注维度的重叠与延伸是“包含论”者的重要理据⑦。

二是认为绩效审计等同于绩效评价，两者可以互相替换。继1986年第十二届国际大会定义绩效审计概念之后，在1992年召开的第十四届国际大会上，最高审计机关国际组织（INTOSAI）将项目评价纳入了绩效审计范畴，认为项目评价也是绩效审计。曾任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审计长Wayne Cameron（2000）依据实践总结，直接在其文章的标题中把两者的关系描述为“一丘之貉”（birds of a feather）⑧。国内一部分学者也有相近的观点，如彭华彰（2006）认为效益审计与效益评价的目标和方法完全一致，可以互相借鉴⑨。

三是认为两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有机统一于政府绩效管理的框架下。如卓越（2006）将公共部门绩效评估列为绩效审计的应有工具，且是关键性工具，是绩效审计发挥功效的动力机制和养分来源⑩。绩效评价为绩效审计的开展提供了机遇与条件，绩效审计又进一步推动绩效评价的完善，郝玉贵（2009）认为两者共同致力于政府的有效治理，促进政府绩效改进{11}；桑助来（2009）提出政府绩效评估与政府绩效审计共存于政府绩效管理中{12}。

学界普遍认为，在我国政治体制下，虽然人大对政府预算和决算的审议监督具有法律依据与程序，但缺乏具体的手段与规范做法，“威慑力不大，约束力不强，特别是违法违规责任难以落实，没有相应的责任追求制度，监督质量不够高。”{13} 审计的范畴亦不断延伸，出现所谓“绩效审计”，但审计工作对政府负责，难以监督同级政府。现行的由政府作为评价主体，财政部门作为评价组织者的财政绩效评价实际上也是政府内部监督，追求执行力，并非对财政执行力的纠错纠偏，评价活动与审计活动性质相近。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是与西方国家比较，我国的体制具有特殊性，财政部门与审计部门均为政府组成部门；二是绩效评价与绩效审计在国内实践时间较短，预估问题不足，顶层设计缺失。

二、财政支出绩效审计与绩效评价的共性分析

1. 基于相近的理论基础

20世纪70、8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存在经济“滞涨”现象，财政赤字扩大、政府效率低下、选民支持率降低等问题突出表现出来，传统的财务审计和行政管理模式已难以扭转这种局面。鉴于此，以英、美等国为代表的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在政府管理中引入了私营部门的管理技术和经验，掀起了“新公共管理运动”。这一运动倡导政府管理应以市场或顾客为导向，实行绩效管理，提高服务质量和有效性，以及界定政府绩效目标、测量与评估政府绩效{14}。以经济、效率、效益为核心价值追求的绩效审计和绩效评价便应运而生了。

理论上，财政支出作为公共资源，公众是其所有者，政府受公众委托管理和使用财政资金。根据公共受托责任关系，作为受托方的政府有责任保证财政支出的经济性、效率性、效益性和公平性。但是，对管理和使用单位来说，由于缺乏竞争压力和利润激励，财政支出的管理和使用过程中存在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可能。因此，需要有公众的代表对财政支出的管理和使用进行科学合理的监管，以保证财政支出预设目标的顺利达成。从目前来看，绩效审计和绩效评价是对财政支出进行监管的合理方式。

2. 关注财政资金使用的合法合规性

财政支出的合法合规性，从宏观上说是指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的要求，从微观上说是指符合该领域财政支出的具体要求。财政支出中的专项资金还要求独立核算、专款专用，不能挪作他用。一般而言，为加强管理，财政部门会会同相关部门依据相关法律法规针对不同种类的财政支出的具体实际制定相应的管理办法，部分省市还会就财政支出管理的共性特征制定地方性法规。这些管理办法、地方性法规对财政支出的使用方向、标准、程序、时间节点等关键性事项做出了明文规定，要求预算部门（单位）遵照执行。

无论对财政支出进行绩效审计还是绩效评价，都需要对资金使用的合法合规性进行监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的要求，绩效审计要通过依法独立检查财政支出的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以及其他有关资料和资产来监督财政支出的使用是否具有合法合规性。根据《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的要求，绩效评价方要对财政资金使用情况、财务管理状况和资产配置、使用、处置等情况的合法合规性进行评价。

3. 检验财政资金的绩效目标，提升资金效益

在建设法治政府、责任政府的大背景下，无论是绩效审计还是绩效评价，都需要关注财政支出的绩效目标。绩效目标的重要性，在相关法律法规得到了明文体现：《审计法实施条例》将财政支出的目标作为审计的依据；《国家审计准则》把绩效目标作为职业判断的依据；《暂行办法》则将“绩效目标的实现程度，包括是否达到预定产出和效果等”明确规定为绩效评价的基本内容。

对于人民不断提高的物质文化需求来说，财政支出作为一种资源具有稀缺性，要以有限的资源尽可能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求，必须不断提高其效益。正因为如此，在《审计法》和《暂行办法》中不约而同地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作为绩效审计和绩效评价的重要目标之一。绩效审计主要通过对财政支出的管理、使用程序、相关凭证的审核来有效遏止拨款不及时、挤占挪用、配套不力等现象，保证专款专用，起到提高财政支出使用效益的作用。绩效评价依据设立目的和有关法规政策，对财政支出的相关制度进行检视来加强资源整合的力度，进而提高财政支出的使用效益。

三、财政支出绩效审计与绩效评价的个性比较

1. 审计与评价的法律法规依据不同

财政支出绩效审计的法律依据：一是《宪法》，《宪法》第九十一条、一百零九条分别赋予了国务院、地方县级以上政府审计监督权；二是《审计法》，该法对审计机构的职责、权限、审计程序、法律责任等进行了规范；三是《会计法》，它赋予了审计部门对有关单位的会计资料实施监督检查的权力，明确了按规定须经注册会计师审计的单位，应当向受委托的会计师事务所如实提供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和其他会计资料以及有关情况的义务{15}；四是《预算法》，它赋予了县级以上政府审计部门依法对预算执行、决算实行审计监督的权力{16}；五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该条例于2010年由国务院根据《审计法》制定，是对《审计法》的操作化；六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审计准则》，该准则对审计计划、审计实施、审计报告、审计质量控制和责任的操作办法做了明确具体的规定。

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法律依据主要来自《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和《预算法》。《暂行办法》于2009年由财政部颁布（2011年进行了修订），对绩效评价的对象和内容、绩效目标、评价指标、评价标准和方法、组织管理和工作程序、績效报告和绩效评价报告、绩效评价结果及其应用等做出了规定。2014年8月31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的决定》，首次明确要求各级政府、各部门、各单位应对预算支出情况开展绩效评价，编制预算要参考上一年度绩效评价结果{17}。

可以看出，财政支出绩效审计的法律依据较为完备。从法律位阶来看，既有国家的根本大法，又有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从法律内容来看，既有原则性的规定，又有操作性的规范，形成了一个完善成熟的法律体系。比较而言，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法律依据较为单薄，其主要法律依据的位阶属于效力较低的部门规章，其内容只是就事论事的规定，并未形成完善成熟的法律体系。《预算法》为财政支出绩效审计和绩效评价共同的法律依据，它从某种程度上提高了绩效评价的地位，但“预算”才是这部法律的核心内容，“绩效评价”只是服务于这个核心内容而存在。

2. 关联主体的角色定位不同

根据《审计法》的规定，“审计机关对前款所列财政收支或者财务收支的真实、合法和效益，依法进行审计监督”，财政支出绩效审计的主体具有单一性，即审计机关是绩效审计的唯一法定主体。而根据《暂行办法》的规定，“各级财政部门和各预算部门（单位）是绩效评价的主体”。其中的“各预算部门（单位）”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它不仅包含了各级政府及其组成部门，还包含了人大、法院、检察院、事业单位等与财政存在直接经费领拨关系的预算会计单位。在实践中，为保证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客观性和专业性，以及体现评价的民主性，受其它主体委托的独立第三方也可在一定程度上视为绩效评价的主体。与绩效审计相比，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主体具有明显的多样性。

财政支出绩效审计预设了财政资金的设立是科学合理的这一逻辑前提，其关注的重点在财务审计关注真实性、合法性的基础上跃升到了专项资金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它强调过程控制和流程再造，着重审计财政资金的管理过程。它要检验的是现有管理行为和制度规则是否是服务于财政支出绩效目标的最优选择。一方面，它意图通过对管理行为纠偏的方式来保证整体绩效；另一方面，寄希望于有关制度规则的完善来达成预设目标。微观上，财政支出绩效审计的客体是它的会计凭证、会计账簿，有关财务会计报告资料和资产等；中观上，财政支出绩效审计的客体是财政资金的管理绩效。简言之，绩效审计要回答的是“怎么做”的问题，属于行政管理的范畴。

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并不预设财政支出项目的设立是科学合理的这一逻辑前提。它以绩效结果为导向，不仅监督财政支出的真实性、合法性、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还把从财政支出立项的前期准备，到过程控制、到绩效表现的整个过程，从财政支出项目的设立者，到使用者，到管理者，再到受益者的各利益攸关方都作为它的客体。除了关注财政支出的过程控制和流程再造，进一步地，绩效评价还从宏观的层面上评判财政支出的决策是否具有科学性、民主性。绩效评价的客体突破了财政支出本身，涉及到了财政支出的利益攸关方，它要回答的问题不仅仅是“怎么做”，还包括了“做什么”，属于民主政治的范畴{18}（如图1所示）。

3. 采用的技术方法及手段有别

技术方法对应于绩效审计和绩效评价的客体，服务于审计、评价的目标。财政支出绩效审计过程中，审计人员需要灵活运用各种不同的技术方法审查、评价财政资金，收集、分析各种证据，并以之为依据发表审计意见，做出审计结论。其主要技术方法由两部分组成，即审查书面资料的方法和证实客观实物的方法。审查书面资料是绩效审计最基本的技术方法，主要用于审查会计凭证、账簿和报表等资料，具体来说可以分为查询法、审阅法、核对法、比较分析法、因素分析法、标杆法、成本效益分析法和数据包络分析法等。按照审查顺序、审查数量还可以分为顺查法和逆查法，抽查法和详查法。证实客观实物的方法用于落实和证明客观实物的地点、数量、形态、价值、所有权等，具体来说有盘点法、观察法、鉴定法、调节法、数量分析法等，这些方法大都属于定量的技术方法。

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客体具有对绩效审计的包含性，所以，财政支出績效评价借鉴了很多绩效审计的方法。但是，因为绩效评价既需要像绩效审计一样对财政支出的产出数量、资金到位率、资金到位及时率等指标进行数据量化，也需要对财政支出的可持续性、目标可行性、实施规范性、社会满意度等指标做出定性判断。因而，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既有定量，又有定性技术方法。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定量技术方法主要包括成本效益分析法、平衡积分卡法、标杆管理法、收入成本分析法、数据包络分析法等；定性技术方法主要包括德尔菲法、文献研究法、现场测评法、成功度评价法和公众满意度测评法等{19}。

4. 追求目的及结果应用有别

财政支出绩效审计结果主要包含基本情况、评价意见、存在的主要问题、整改建议、整改情况等信息，具体表现形式为审计报告、审计决定书和审计移送处理书。审计报告一般是根据不同的审计目标，以适当、充分的审计证据为基础发表的评价意见，并针对审计发现的问题做出定性的判断，在已有的规章制度框架下提出改进建议。审计机关对绩效审计中发现的违反国家规定的财政收支行为，在自身法定职权范围内应做出处理处罚决定的，应当出具审计决定书。审计机构对依法应当由其他有关部门纠正、处理处罚或者追究有关责任人员责任的事项，应当出具审计移送处理书{20}。对绩效表现方面存在的问题，绩效审计亦会提出相应的改进建议。

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结果主要包含为实现绩效目标所采取的主要措施，绩效目标的实现程度，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评价结论及建议等信息，其具体表现形式主要为绩效评价报告。绩效评价报告采取评分与评级相结合的方式，在根据评价指标体系得出财政支出使用绩效得分的同时，还会根据分数对绩效做出优秀、良好、中等、合格或差的定性判断。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结果会反馈给相关责任者，作为专项整改、资金绩效改进的重要依据{21}。进一步地，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结果可以作为财政资金分配的重要依据和编制绩效预算的依据。

四、如何正确处理绩效审计与绩效评价的关系

在民主的启蒙时期，人民只要求取之于民的能有所限度，过此限度，人民有权拒绝。至于取之于民的如何花费，人民并不过问。随着社会的发展，民主意识的增长，人民逐渐要求一切取之于民的，必须用之于民，不按照人民意志来使用，人民就要求他负政治责任；随着社会的再进一步发展，民主权力的再进一步增长，人民又进而要求，一切取之于民的，必须经济有效地用之于民。用于民而不经济，用于民而没有达到人民预期的效果，政府仍要负责{22}。相应的，监管财政资金的方式也从财务审计发展到绩效审计，再发展到绩效评价，以满足不断增长的民主要求。对财政支出的监管具有理论与现实的必要性与必然性，绩效审计和绩效评价作为两种有效工具在现实条件下不可或缺，为此，应正确处理两者关系。

一是处理好过程控制与结果导向的关系。财政资金的施行结果与管理过程关系密切，过程影响结果，结果反映过程。加快政府职能转变，要求建设责任政府、服务政府，具体到财政资金监管领域，要求政府转变管理理念，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财政资金效能，改进业务流程，提高公共服务质量，改善政府形象，提高政府与公众亲和力{23}。对财政支出的监管实行结果导向，可以通过优化资源配置降低成本，提高效益性；通过反思相关制度进行流程再造，提高产出的数量和质量；通过社会满意度调查倾听社会公众呼声，提供回应性服务，改善政府形象。因此，在监管财政支出的过程中，应坚持以结果导向为中心，并围绕这个中心设计科学合理的过程管理体系。

二是处理好定性评价与量化评价的关系。定性评价是量化评价的基础，量化评价是定性评价的具体化。定性评价要判定的是财政支出的结果是否与目标一致，如果仅仅对财政支出进行定性的评价，只能防止、纠正财政资金使用过程的失范行为，起到保证其健康运行的“免疫系统”的作用。而如果进一步采取量化评价的措施，则能透过现象看本质，判定财政支出的结果在多大程度上与目标一致，它能为提高财政支出的经济性、效率性、效果性、公平性和环保性指出明晰的路径，起到提高绩效水平的“推进器”的作用。因此，在监管财政支出的过程中，应夯实定性评价这个基础，着重推进量化评价工作。

三是处理好管理绩效与使用绩效的关系。在管理制度机制正确的前提下，良好的管理绩效往往会带来良好的使用绩效，两者之间呈现出较强的正相关关系。财政支出的管理，涉及资金管理、人力资源管理、信息管理等内容，包含目标设置、方案拟定、人员组织、任务分工、指挥控制等过程。管理绩效所追求的不是单纯的管理内容的全面性，也不是单纯的管理过程的完备性，而是将两者有机结合，适当取舍，将所有资源进行最优化的整合，使每一份资源、每一个管理行为都能直指经济、社会、环境等效益的产出。因此，在监管财政支出的过程中，应在遵守法律法规的前提下，以使用绩效为目标，管理绩效为手段，不断优化财政资源配置，提高支出项目设置的科学性和民主性。

四是处理好行为纠偏与绩效改进的关系。行为纠偏和绩效改进同为根据绩效审计或绩效评价的结果可能产生的管理行为，都会耗费一定的行政资源。由于行政资源的有限性，行为纠偏与绩效改进存在一定的竞争性。归根结底，监管财政支出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进行行为纠偏，而是为了进行绩效改进。或者说，在法律法规的框架内，不利于绩效改进的行为都是需要纠偏的行为。但在我国传统的权力本位思想的影响下，对财政支出的监管在“实时监控、实时纠偏纠错和预期预估”的名义下存在异化为“上级政府控制下级政府的理性工具”的风险，以致产生“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思想，影响了财政支出绩效目标的改进。这样的后果，不仅成本高昂，亦必然与政府绩效管理的有效性、回应性及结果导向形成矛盾{24}。在监管财政专项资金的过程中，应摒弃这种思想，以绩效改进为一切行政行为的出发点，果断舍弃那些合法合规但对绩效改进并无作用的行政行为，从绩效改进出发进行必要的行为纠偏。

总之，在财政支出监管领域，绩效审计可以单独作为一种监管财政支出的手段，也可以作为绩效评价基础工作，为绩效评价服务，但这并不意味着绩效审计监管财政支出功能的弱化。事实上，两者之间有一定的互补性，可以相向而行。选择绩效审计还是绩效评价作为监管财政支出的手段，要视具体情况而定。一般而言，适用绩效审计进行监管的财政支出有：相关制度已被证明成熟完善的，以奖代补的，以经济效益为主要产出的，存在违规嫌疑或已经有违规行为发生的等；适用绩效评价进行管理和监督的财政支出有：新设立的，以社会效益、环境效益为主要产出的，有存废争议的，明显没有达到预期目标的等。同时，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法律基础较为薄弱，可借鉴绩效审计的法制化经验，加强绩效评价法制化建设。

注释：

① 财政部：《财政部关于印发〈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预〔2011〕285号），2011年4月2日。

② E. I. Renick， The Control of National Expenditures，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1891， 6（2）， pp.248-281.

③ 刘明辉、徐正刚：《新公共管理背景下的绩效审计研究》，《财政监督》2006年第5期。

④ 张立民、赵彩霞：《论善治政府治理理念下政府审计职能的变革》，《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

⑤ 温美琴、徐卫华：《政府绩效审计助推政府绩效评估和行政问责》，《南京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

⑥ 覃易寒：《我国政府绩效评估运行方式改进与政府绩效审计》，《审计研究》2010年第4期。

⑦ 范柏乃：《政府绩效管理》，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83页。

⑧ Wayne Cameron， Program Evaluation and Performance Auditing： Birds of a Feather，Australian Evaluation Society， 2000， 11，pp.16-18.

⑨ 彭华彰：《政府效益审计论》，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6年版，第17—18页。

⑩ 卓越、吴盛光：《公共部门绩效评估在绩效评价中的功能作用》，《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

{11} 郝玉貴：《审计与政府绩效评估机制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