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技术环境下的档案管理论文

摘要：在这个信息化背景下的互联网时代，为了能够更好地实现档案管理工作，我们必要将计算机管理手段应用到各个环节中来，通过对不同专业、不同学科的知识整合来实现各部门之间的高度配合。下面就来结合实际档案管理工作经验，对信息化背景下的机关档案管理具体措施展开讨论，希望能够为广大的同行业从业人员带来一定的理论参考依据。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信息技术环境下的档案管理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信息技术环境下的档案管理论文 篇1：

全媒体环境下高校档案服务社会创新研究

摘要：当前，高校档案服务社会化趋势日益突出，用户需求主导下的档案服务创新模式逐渐成为高校档案服务利用与开发的主流。为提高高校档案服务社会创新水平，推动高校档案服务持续、多元发展。笔者以全媒体为切入点，介绍了全媒体背景下高校档案服务社会创新的主要应用和重点难点，并从丰富档案服务内容、打造档案信息服务平台、建立双向反馈机制的角度提出了全媒体环境下高校档案服务社会创新的对策。

关键词：全媒体；高校；档案服务；创新

近年来，高校档案服务社会化是档案服务研究的热点问题。这一方面因为高校档案工作是我国档案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移动终端的普及促进了全媒体的快速发展，社交媒体去中心化的传播方式大大拓宽了服务渠道，多媒体技术丰富了服务方式。此外，高校档案信息化建设也进一步推动了全媒体在高校档案管理中的应用，这也给高校档案服务社会的创新提供了技术、渠道和内容上的支持。
一、全媒体的内涵及其在高校档案服务社会创新中的主要应用

“全媒体”指媒介信息传播采用文字、声音、影像、动画、网页等多种媒体表现手段（多媒体），利用广播、电视、电影、出版、报纸、杂志、网站等不同媒介形态（业务融合），通过融合的广电网络、电信网络以及互联网络进行传播（三网融合），最终实现用户以电视、电脑、手机等多种终端均可完成信息的融合接收（三屏合一），实现任何人、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以任何终端获得任何想要的信息。

目前，高校档案社会服务全媒体的应用主要存在两种模式：一是基于平台的档案信息资源服务模式。这种模式主要强调档案信息资源的服务。目前我国高校社会服务中微博平台和微信公众号的覆盖面最高，大多数高校档案馆都开通了相关账号进行公共服务，主要提供信息咨询、信息发布等基础性信息服务。国外高校也较早地通过社会化网络平台进行档案服务社会的创新，如Facebook、Twitter、Google+等。一般来说在内容服务方面，我国高校的档案服务模式大多选择的还是建设周期短、成本较低的新媒体，而通过电视、广播、H5页面、VR等新兴媒体进行内容服务大多由省级档案馆和国家级档案馆进行。从2004年起，随着Web2.0、Email、RSS、社会书签、实时通信等虚拟空间服务方式的快速渗入，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欧洲发达国家的国家档案馆就十分注重利用各种新媒体传播档案信息，陆续进入了档案馆全媒体服务的新阶段。

二是基于内容的档案服务社会研究。全媒体背景下高校信息服务包含层次化服务内容、立体化服务平台、双性向信息传递方式，进而促进高校档案馆更好地服务社会、服务大众。全媒體背景下，档案信息资源的呈现方式更加丰富多彩，国外高校较为注重档案信息资源的收集和分类。除了藏有本校历史档案资料之外，还通过各种渠道收集社会档案资源，这些珍贵的社会档案资源为档案馆做好社会化服务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同时也使其更适应全媒体环境下用户需求复杂化、多元化的特点。如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就将档案馆分为四部分：诺艾尔布特林档案馆、本校资源档案馆、太平洋研究中心档案馆、国家艾滋病资源档案馆。全媒体背景下，高校只有探索更多层次的内容资源，才能在服务社会化创新中更好把握受众的需求，制定有针对性的内容服务。
二、当前全媒体应用于高校档案社会服务创新中的存在的问题

对当前我国部分高校档案信息服务现状进行调查可以发现，我国高校现有档案服务模式主要以内容服务为主，属于互联网环境下的信息服务阶段。发起者可通过电话、邮箱、Web端等媒体进行咨询并发起个性化的需求服务，但实际的内容获取仍需到线下即档案馆或者图书馆获取并且以人工服务为主。

1.档案利用主体多元，限制较多

档案具有真实性和保密性的特点，因此在其面向社会服务时无法做到完全的开放，同时也要对使用者的身份和目的进行一定的限制。当前，我国高校大部分档案馆在档案内容的服务时都会对服务者的相关信息进行登记，一般包括登记人姓名或账号、使用人或单位的信息、利用目的、利用时间、利用内容等。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档案使用人的积极性，而从利用主体的身份上来看，主要包括学校、学生、教职工、校外企事业单位和政府机关等。面向社会的利用主体则是已毕业的学生、校外企事业单位和政府机关。可以看出，档案服务社会的利用主体年龄跨度、知识层次和从事行业跨度都较大，对档案利用的知识和相关政策了解不足，信息检索和获取的能力相差较大，这也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档案服务社会的创新。因此，对于高校档案馆来说，应扭转馆藏中心服务模式，注重提高社会档案利用意识，从用户需求的角度出发创新档案服务社会的新模式。

2.信息传递形式单一

高校档案种类较为丰富，从高校日常管理的角度来看有财务档案、行政档案、人事档案、基建档案等，从教学科研等工作上来看包括科研档案、教学档案、学生成绩档案等，而从学生的角度来说还包括学籍档案，等等。每个不同种类的档案面向的社会用户及利用的目的都是不相同的，都被用于解决与用户切身利益关系较为密切的问题，尤其是学生成绩档案、学籍档案、科研档案和教学档案专业性较强，注重信息内容的准确性、权威性和真实性。在现代社会，用户对于信息内容的服务标准、质量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这也给高校档案服务社会的创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我国高校档案馆的服务模式上来看，大多还以馆藏中心模式为主，这是由两方面原因造成的：一是高校内的很多档案如学生成绩档案和科研档案都具有一定的保密性质，不能随意供社会查阅；二是很多档案如学生学籍档案包含大量的学生个人信息，出于对学生个人信息的保护，高校也无法直接将此类信息供社会利用。这也导致了高校档案服务社会的信息传递形式较为单一。当前高校档案信息传递模式主要是单向的，即档案馆——直接用户——第三方用户。一方面，这种单向的信息传递模式限制了档案利用的主体，同时也降低了档案利用的效率。单向的信息传递模式同时也不利于保证档案的安全、准确和利用便捷。另一方面，单向的面对面沟通方式也限制了档案利用的时间和空间，尤其是对于社会利用主体来说，更是降低了其档案利用的积极性。对此，高校档案管理部门应充分研究全媒体去中心化、碎片化、传播速度快、传播范围广的特点，创新信息传递形式，适应社会公众的档案利用需求。

3.信息服务手段单一

在全媒体的环境下，广电网络、电信网络以及互联网络构建了新型的信息环境，在此环境下信息服务的发展与创新也迎来了更多的机遇，出现了新的特点。

首先就是信息载体及其表现形式得以丰富。信息技术和多媒体技术的发展让信息突破了纸质的载体，在高校传统的纸质档案和图文档案基础上，又催生了音频、视频档案。当前，电子档案已成为高校档案中最主要的存储形式之一。此外，电子档案还具有体量大、传递和利用便捷的特点，而在全媒体的背景下，这一优势被进一步放大，多种形式的档案通过融合和交互，除了展现新的传播价值，也给高校档案服务社会的创新提供了新思路。

第二，全媒体拓展了档案信息服务的平台，改变了传统的档案传递模式。全媒体是广电、电信和互联网的三网融合，它是多媒体、多终端和多平台的融合。因此，全媒体在高校面对面的档案服务模式下进一步拓宽了档案服务的平台，从基础的邮件服务、即时通讯交流、门户网站，再到当下的自主传播平台、微信微博公众号、移动终端，全媒体下的档案服务涵盖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让人们能够随时随地发起服务，享受服务。此外，渠道的多样化也使得信息传递更加的高效、便捷和直接，这对于社会用户来说尤为重要，用户能够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相应的渠道，获取个性化和高效率的档案服务。

第三，全媒体不仅拓宽了档案服务的线上渠道，同时也进一步完善了线下的服务场景。随着互联网与物联网技术的进一步深度融合，网络空间、物力空间和社会空间得以整合，给用户以更为丰富的档案服务。

可以看出，全媒体环境下档案服务手段更加丰富和多元，但从当前我国高校档案服务社会的现状来看，服务手段仍较为单一，多以简单的内容服务为主。高校档案管理部门应充分利用全媒体的优势，适应档案工作发展的要求，创新服务手段以更好地服务社会、服务大众。
三、全媒体环境下高校档案服务社会的创新

1.打造多层次、系统化的档案服务内容

全媒体下档案信息载体更加多元，高校档案管理部门应充分挖掘全媒体环境下社会用户的特点，满足社会公众的需求，为社会用户提供符合全媒体、符合档案事业发展趋势的多层次、系统化的档案服务内容，将传统的纸质档案服务内容转化为多媒体形式，通过广电网、电信网和互联网的融合，集合传统媒体，向社会用户以及潜在用户提供服务。

（1）加强档案基础知识和政策宣传

传统高校档案服务面向的对象通常为政府机关，同时由于档案管理一直以来的封闭性，也造成很多社会公众对档案服务不够了解，这也直接导致了社会公众档案意识的缺失，很少主动寻求档案服务。因此，从档案服务内容的角度创新档案社会服务，首先应加强档案基础知识和政策的宣传，以提高社会公众的档案意识。在此方面，高校应借助全媒体多渠道的特点，在门户网站和新媒体频道设置档案知识政策的专栏，尤其是在新媒体平台建设上，可以通过设置相关的关键词自动回复，让用户主动地去了解档案的政策法规，同时还可以通过分类说明和知识问答等方式，增强宣传的趣味性。

（2）加强档案服务利用培训

檔案基础知识和政策宣传是面向社会用户的信息内容服务，为实现服务端和用户端的高效沟通，高校还应加强对内部的档案内容服务，包括档案信息收集培训和档案服务利用培训。

在档案信息收集培训上，应让工作人员深入了解全媒体环境对于档案信息收集的机遇和挑战，充分地了解全媒体的特性，借助互联网平台扩大信息收集范围。

2.基于全媒体建立立体化的服务平台

全媒体环境下，档案服务平台是档案服务社会创新的重中之重。基于全媒体打造立体化的档案服务平台应包括多元化的服务方式和立体化的服务空间。首先，从表现形式来看，服务平台的建立要满足全媒体环境下档案载体丰富的特征，考虑到文本、图像、影音、动画等多种格式的载体。同时，将数字电视、智能移动终端和互联网有机结合起来。开发内容不同、侧重点不同的信息服务平台，采用多元化的服务方式对用户进行传播。在线下应积极引入智能终端，实现档案服务的自助办理。在互联网上要加强门户网站建设，着力解决浏览器兼容、内容陈旧等重点问题。在移动终端上要大力开发微信和微博服务平台，重点进行信息查询、在线咨询、疑难解答等档案服务，突破档案服务的时空局限。最终实现档案服务社会的动静结合、交互联动，大大提高档案服务社会的效率。

在进行平台建设时，还要考虑到档案服务内容与平台建设的适应性。鉴于高校档案涉及大量学生个人信息和保密信息，在进行平台建设时应注重信息内容的特殊性和差异化，对档案进行深度的内容分析，形成差异化的数字档案和纸质档案。其中，面向公众服务的电子档案应注重对敏感信息进行加密，而纸质档案则要保证档案的完整性。电子档案和纸质档案应同时对社会公众进行开放，但利用流程要进一步优化。通常来说，电子档案应更多地服务于社会大众，纸质档案则应进一步严格授权管理，更多地发挥档案的凭证价值。

3.建立双向反馈机制

建立双向反馈机制是促进档案服务社会创新持续发展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优化服务方式、提高服务质量的重要途径。高校档案服务社会的对象具有多层次、多元化的特点，不同年龄段、知识水平和行业的用户给档案服务创新的开发提出了新的挑战。为更好地实现针对性的服务创新，满足社会公众的需求，提高社会公众的满意度，高校应着手建立双向反馈机制，着力构建反馈体系、响应质量、交互效果三大模块构成的反馈机制。

为保障双向反馈机制的客观性和合理性，应借助全媒体信息服务平台进一步优化用户数据的采集工作。首先，在新服务的开发前应全渠道发布问卷调查，获取社会公众最新的档案需求，并结合本单位的实际工作和财务、技术、人力等客观情况制定阶段性的服务开发表，以满足不同群体的档案需求。第二，借助大数据系统对用户数据进行深度的分析，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对用户个人信息的分析，包括年龄、学历、职业、受教育情况等，进而对用户进行分级，开发出差异化的服务方式；二是对用户行为数据的分析，高校在进行档案服务社会创新时，要充分考虑到现有用户的使用历史，对其使用习惯、使用偏好进行数据分析，进而优化用户体验。第三，注重收集用户反馈信息。在全媒体各个服务平台中要置入用户反馈系统，尤其是在线上服务中，在服务完结时要随机对用户进行满意度调查，通过收集用户的反馈信息对档案服务创新的方式、内容进行优化和调整。

总之，全媒体背景下高校档案服务社会创新工作，要以社会用户的需求为出发点，充分考虑到高校档案信息的特殊性，借助全媒体“三网融合”的信息传播优势，建立起服务内容专业化、服务平台多渠道、服务方式多元化的档案服务体系，实现高校档案馆与社会公众的高效沟通，从根本上提高高校档案馆服务社会的质量和效率。
注释与参考文献

[1]刘玉兰，韩海涛，田伟.全媒体时代高校学籍档案信息服务模式探讨[J].山西档案， 2016（4）：59-62.

[2]王楠.新媒体视阈下高校档案馆服务工作路径探析[J].黑龙江档案， 2017（2）.

[3]佚名.信息化背景下高校档案服务与利用[J].潍坊学院学报， 2019（1）： 110-112.

[4]张红心.论网络环境下高校档案馆个性化信息服务[J].情报科学， 2012（2）：92-95.

作者：王青

信息技术环境下的档案管理论文 篇2：

信息化背景下做好机关档案管理工作的措施

摘要：在这个信息化背景下的互联网时代，为了能够更好地实现档案管理工作，我们必要将计算机管理手段应用到各个环节中来，通过对不同专业、不同学科的知识整合来实现各部门之间的高度配合。下面就来结合实际档案管理工作经验，对信息化背景下的机关档案管理具体措施展开讨论，希望能够为广大的同行业从业人员带来一定的理论参考依据。

关键词：信息化；机关档案管理工作；措施

一、信息化背景下的机关档案管理工作面临的问题

（一）档案管理分类的不断增加：随着国家各项制度的不断推进与完善，中国的档案管理制度同样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与进步，然而在这种环境下机关单位档案管理的门类变得也越来越繁多，特别是一些党内文件、上级机关下发的各类资料、财务部门的资金档案、基建项目的建设档案等都导致了整个档案库存数量的增多，而传统的档案管理手段已经逐渐无法满足新局面下的工作发展，每一名机关档案从业人员则是必须要紧跟发展，通过对信息化档案的管理提升来实现整个管理工作的提升。

（二）机关档案管理信息化任务的繁重：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现阶段各个领域的机关单位都逐步实施了信息化的档案管理工作，然而这种信息化档案管理却并不是一件一劳永逸的事情，它需要通过一定的时间完成纸质档案向电子档案进行过渡与备份的流程，这样做不仅有利于档案的保管与存放，同时对于一些涉及机密内容的档案还可以提升其保密程度。如此一来机关单位的档案管理工作任务量便得到了很大的增加，这对于原本人数就相对较少的机关单位档案室而言无疑是一件急需解决的事情。

（三）档案的使用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机关单位的档案管理可以说为整个企业事业的运营提供了基础保障，特别是信息化的电子档案管理系统不仅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查找到相关的讯息，同时还能够为各部门之间的协作办公起到保障性作用。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能够最大程度的协调档案使用关系，已经成为了每一名机关档案管理从业者需要面对的重要问题。

二、信息化背景下做好机关档案管理工作的措施

针对上述问题，我们现阶段各领域的机关档案管理工作必须要从如下几个方面来展开工作：

（一）通过转变思想来积极应对档案管理分类的增多：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机关单位档案管理模式发生了分类上的增多，在这种状态下每一名档案管理从业人员都应当清楚地认识到信息化领域下档案管理的重要性，通过转变固有的管理理念来为整个的信息化档案管理提供最优质的工作环境。通过树立全新的信息档案管理思想来合理、科学的安排档案工作，在实现多个部门、多个档案种类协调发展的同时，不断完善企业机关单位的档案管理制度，以此来确保信息化档案管理的便捷化、规范化、智能化与多元化。

（二）强化机关档案的数字化基础业务建设：在信息化环境下，计算机扫描技术已经被各个领域所广为应用。随着基础业务建设的发展与不断完善，在机关信息化档案管理工作中更是應当利用扫描技术的引进，来形成对应的电子档案。只有纸质档案的管理能够步入正轨我们的数字化信息档案才能够变得完善与规范，最终利用纸质档案向数字化档案管理的过渡来促进整个机关档案业务的顺利推进与革新。

（三）重视人员素质提升来实现信息化档案的多部门衔接：过去机关档案管理人员的专业素质往往相对较低，他们对于信息化与数字化的发展认识程度有限，而对于新兴的各类计算机信息技术与计算机档案管理工作更是知之甚少。在这种状态下想要实现多部门工作的无缝衔接，我们就必须要从强化机关档案管理从业人员的专业水平与综合素质人手，利用不定期与定期的专业培训、档案管理宣传讲座等互动形式来提升从业者的专业水平。另一方面，每个企业都应当充分的利用互联网加时代下来举办各个领域的机关档案管理业务交流大会，通过各个企业之间的档案管理业务交流来互通有无，有条件的机关单位还应当通过微信推送、公众号分享等技术手段来实现档案管理专业知识的有效提升，从本质上实现每一名档管理人员都能够拥有过硬的专业技术与综合水平。

三、结论

综上所述，随着中国信息化产业的推进，机关档案管理工作在整个经济社会发展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时代的发展更是为各个领域下的机关档案管理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与希望。在这种环境下，我们每一名档案管理工作者都必须要从提升档案管理工作的科学性与时效性人手，通过不断的自我提升与专业提升最终来实现机关档案管理工作的规范化与多元化，以此来为整个企业乃至国家经济的发展提供更多、更有价值的档案资料而努力。然而我们每一名档案管理工作者都必须要清楚的认识到，信息化下的档案管理工作并不是一件一劳永逸的工作，它需要通过我们每一名从业者的不断努力来实现。

作者：牟长青

信息技术环境下的档案管理论文 篇3：

理性官僚制：批判及辩护

摘 要：理性官僚制是韦伯基于法理型权威下的一种理性化程度较高的组织模式，其效率宗旨与理性精神契合资本主义的发展目标。但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信息技术为标榜的新文明对早前的政治、经济乃至社会运行模式进行了改善，知识和信息成为促进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而上述变化也引起了学术界对官僚制中过分强调专业分工、职能权限的划分、组织效率等原则提出了质疑和批判。他们抨击官僚制效率丧失、限制民主、压抑个性等方面。我们是否真的要摒弃理性官僚制的诸多原则，针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理性的、深层的剖析。

关键词：马克斯·韦伯；理性官僚制；批判；辩护

在对理性官僚制进行研究时,韦伯的官僚制理论永远是一个不可逾越的界限。一种以管理原则为主的新典范正日益取代以官僚制理论为基础的传统公共行政模式，由此导致韦伯的官僚制理论受到越来越多的怀疑与批判，而这些批评与怀疑也因此成为官僚制组织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平台与基点。笔者认为，韦伯对官僚制经典分析的意义并不旨在对社会各种现象进行一一解读，而是将它作为一种对我们有帮助的分析工具与手段。

一、理性官僚制的源起、特性

（一）理性官僚制概念的提出

在英语中，“官僚制”一词用“Bureaucracy”来表达，但其本源是来自于18世纪中期的法文，最早使用这一术语的是法国经济学家德·古尔内（Jean Claude Marie Vincentde Gournay）。德·古爾内说过:‘法国有一种后患无穷的病症，这种病就是官僚病’，他曾经发明了以官僚制为名目的第四种或第五种政府形式的说法。”[1]这些是对“官僚制”一词发明的确切记录。而真正从社会学视角对“官僚制”的概念进行系统分析的是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在韦伯看来，人类社会中任何组织的存在都必须具备一定的合法性，反之，该组织就无法实现其预定目标。他概括出人类社会中存在的三种合法性权威。一是基于习俗惯例的传统权威（traditional authority），它来自对传统文化的信仰和对个人明确而特殊的尊严；二是基于领袖个人超凡魅力的克里斯玛型权威（charismatic authority），它来自领导者的意志或者英雄气概、或者楷模榜样；三是基于理性法规的法理型权威（legal authority），它来自法律和社会契约，是选举产生的。与此同时，在三种权威的基础上，出现了三种不同的组织类型。魅力型组织，在这一权威类型的组织中，领导的权威仅仅是来自于领导者个人的人格，组织成员对命令的服从仅仅是基于领导者个人的感召力和鼓动力；传统型组织，这种组织有“世袭制”和“封建制”之分；合理-合法型组织，在这种组织形式中，人们服从领导者的命令是出于对组织规则和法律的信守，法律和规则代表一种大家都遵守的普遍秩序。韦伯把这种以合理-合法权威为基础的组织称为“官僚制”,也即“官僚制组织”。

（二）理性官僚制的特性

“官僚制”是一个中性词，不是一味的带有褒义或者贬义的色彩，不管是从其字面意义上理解，还是追溯到韦伯的官僚制理论。因此，笔者认为，如果想要清楚地理解理性官僚制，则必须从其基本特征着手。理性官僚制是一种“理想类型”（ideal type），这主要体现在如下几点。

1.明确的职权限定

官僚制组织是一种具有明确的职权范围限定的行政机构，而这些机构又是由一些“公职”组成，公职的划分是按照劳动分工原则进行的，各个成员按照分工原则忠于自己的本职工作。组织根据分工的要求规定每一职位均有特定的权责范围，职责权限则以法规的形式严格固定。

2.持久统一的规则系统

理性官僚制有一套持久统一的规则系统。其规则表现为法律法规、章程和制度，它们是合乎理性的，组织的运行最终依靠的是非人格化的法律、章程和制度，而非魅力和传统。组织团体的成员必须尊重这些规则，不允许有人情化的活动方式。

3.成员的非人格化

在理性官僚制中，官员不允许滥用职权办事，而是应该本着非人格化的态度，严肃认真地从事自己的本职工作。组织中的管理工作是以法律、法规等来指导官员的行为的，官员在官僚体制内的各种升降不是由各领导的主观好恶来决定，而是取决于组织的各项制度。

4.效果可预见性

在官僚制组织中，效果的可预见性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理性官僚制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形式，它都是在可预见的原则下运行的，因此它必须排除一切无法预测的干扰因素，以便进一步增强组织成员行为的可预见性，从而更好地实现组织的预期目标。

5.实行文书和档案管理

组织的重要决策、命令、规则或规章以及各种各样的指示和法令，都要形成正式文件下达，以书面形式记录在案，用毕归档。在韦伯看来，通过文件形式下达命令，能够促使其成员明确下达的任务以及应履行的责任，上级也因此可以对其成员进行必要的控制。

二、对理性官僚制的质疑与批判

到目前为止，世界各国的政府组织几乎都是在官僚制这一框架下建立起来的，由此可见，理性官僚制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然而，在20世纪70年代后，官僚制组织开始受到学术界的批评与质疑，由于后工业社会的崛起，原有的社会运行模式正逐步被改变和置换，国际政治、经济和文化正朝着一个新的方向发展。因而对理性官僚制批判的风潮也越来越激烈，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

（一）行政与政治不可分离

政治与行政二分原则最早是由伍德罗·威尔逊在1887年发表的《行政之研究》一文中提出的。威尔逊的基本观点是政治与行政不同。凯登（Caiden）曾这样描述：“简言之，政治官员实行统治；公务员则执行他们的命令……政治官员应由全体选民或与其政治地位相当的人进行评价；官僚制官员应由其政治监督者或其官僚制组织中的同僚进行评价；政治职位的任期应有限制”[2]。从后来的实践中来看，各国在采用选择公务员时都会同时考虑政治忠诚和能力素质，只是在轻重点上有所侧重，几乎没有只把知识和能力作为选拔标准而忽略政治信仰的，择优录用的原则也常常被打破。除了录用方式和录用标准上行政难于与政治分开而外，在政府管理实际运作中也很难实现威尔逊的思想。

（二）理性官僚制与民主意识冲突

理性官僚制在取得辉煌业绩的同时，其局限性也日渐暴露。一位著名学者曾断言，官僚制与民主之间的关系存在问题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特殊问题。历时多年，这一观点也得到了许多批评者们的认同，他们认为官僚制与民主制是对立的，其形式理性、专业性、组织僵化以及等级制的特性不仅阻碍行政过程中公民参与权、知情权，而且由于理性官僚制一直不断地进行扩张，几乎侵吞了议会民主，僭越了政治领域的权力，这势必会造成官僚制与民主的对立，违背民主的原则，妨碍民主政治的发展。

（三）理性官僚制丧失效率优势

为了达到效率，官僚制机构不断给官员施加压力，要求其成员严格按照纪律和规则有条理地、谨慎行事。但有学者渐渐发现，理性官僚制的每一个原则虽有其存在的意义，但同时也存在其不合理的地方。它与效率产生的摩擦随处可见：固定的工作程序和规律的工作习惯所代表的组织文化已经导致了整体效率的降低；对规则和惯例的苦苦追求带来的时间、精力、财政各项资源的浪费，其直接后果就是增加成本，降低效率；官僚制组织履行了许多本该由市场承担的职能，这虽在一定程度上使各种资源得到最佳配置，提供更好的服务和产品，但效率不高。

（四）官僚制的理性特性荡然无存

“理性①化”体现了官僚制的精神特征和内在本质，是理解官僚制全部内涵的着眼点。官僚制中的理性是建立在形式合理性基础之上的。批判者们认为，如果割裂实质合理性和形式合理性之间的统一，而过分强调形式合理性，这势必會异化人性。“今天已经很难想象，100年以前官僚主义这个词居然还有积极的含义。那时，这个词意味着组织方式的理性和效率。管理制度给政府带来的逻辑规范，如同装配传送带给工厂带来的逻辑规范”[3]。“它所产生的成效相对于维持程序和规则而言似乎却反而不那么重要，而规则本身取代了组织效率变成了力图达到的目标而不再是手段”[4]，目的和手段的倒置使官僚制的形式合理性步入误区，官僚制逐渐丧失它最大的特点——理性化。

（五）非人格化压抑成员个性

一些学者批判，官僚制日益僵化的规章制度、严密的等级制度和处事程序极大地压抑了官员的个性。首先是对官僚组织结构内部成员个性的压抑。其次，由于官僚制明确的层级秩序，它务必会伤及其服务对象——顾客。在生活中，很多小说都刻画了各种无反思的个体和组织。其中最著名的是弗兰兹·卡夫卡的《审判》，它描述了人类生活恶化为一种缺乏公正、人性和同情的、仅仅是组织任务绩效的东西。在《审判》中，对约瑟夫·K（Joseph K.）的逮捕是突然的，对他也似乎是不公正的。约瑟夫·K相信法院完全是一个无目的的、荒唐的机构，只对给无辜者定罪感兴趣，并让无辜者关于法院对他们采取什么措施一无所知。这部小说是对非人性化的官僚制的一个讽刺刻画，其中的层级秩序是腐败的。

三、对理性官僚制的批判进行辩护

应当指出的是，尽管韦伯的理论存在着上述种种问题，但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看出，韦伯的官僚制理论对于我们分析组织，尤其是正式组织提供了很好的指导原则，而且其组织理论之博大精深，远远超出了行政学研究的一般眼界，其生命力和影响力是持久的。

（一）重新认识对理性官僚制的批判

纵观上述对理性官僚制的各种批判，学术界有学者提出了他们与众不同的观点，他们不赞成把官僚机构说成是缺乏民主、低效、缺乏理性、压抑官员个性的机构，且主张对这些批判进行再认识和辩护，具体地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进行阐述。

第一，总的来说，以上批判表明学术界对官僚制抱以太高的期望，从反面来说就是学界没有真正理解官僚制的内涵。在公共生活领域中，社会资源的有限性和个体利益主体之间的巨大迥异性，决定了公共领域中矛盾与冲突是常见现象，因此我们必须对理性官僚制的价值进行重新考量。理论上，韦伯只是强调官僚制是一种理想的组织状态。

第二，客观环境是导致官僚制中各种弊端发生的一个重要根源。理性官僚制是一种执行公共政策的有效工具，它必然受到政治的指引和监控。但现实生活中由于政治对行政过度控制使得官僚制的弊端逐一暴露。其一，由于政治环境导致的对官僚制的制约，使得官员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丧失殆尽，取而代之的是按部就班。其二，议会不能有效地控制政府的运作，这必然会使得政府“逍遥法外”，其缺点势必就会暴露无遗。

（二）对理性官僚制中的不足进行改良

在公共管理领域中，我们目睹了很多有关理性官僚制改革的创举。而理性官僚制的改革与否，笔者认为应当在继续采用理性官僚制合理内核的同时，从官僚制内部入手对其不足之处进行改革，具体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进行。

1.政治与行政二分原则

韦伯的官僚制理论与威尔逊和古德诺的政治—行政二分法从行政学角度上来看是一致的：政治领域与行政领域之间的区分就是努力在行政管理过程中积极摒弃非理性因素的干扰，在遵守行政管理独立自主地位的前提下，将职业化、专业技能和功绩制的价值观等理性标准引入行政管理过程。但这在部分发展中国家尤其在中国还无法遵循和运用这一“政治中立原则”。因为我国采取的是人民代表大会的政体形式，不存在脱离行政而存在所谓纯粹的党派政治，所有的政府官员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公务执行者，如果要求行政人员仅仅作为技术专家而存在，他们的行政行为中不贯穿政治内容，那么在没有其他政党或健全的监督措施下，行政行为可能成为利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的行为[5]。

2.民主政治与理性官僚制密不可分

纵观理性官僚制的基本特性，官僚制的产生正是从根本上否定了世袭制和身份制，其本身正是来源于民主政治。官僚制的法治原则，要求官员忠诚于宪法和法律，忠诚于各种规章制度，忠诚于自己的祖国。它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世袭制中的门第和血统，进而进一步抑制了个人的专断与独裁，而这些都显而易见地具有民主意识的烙印。但正如诺斯悖论所描述的那样：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经济衰退的根源。理性官僚制与民主政治也存悖论：理性官僚制因民主政治得以产生和发展，又因自身的专制集权限制了民主政治的发展。针对这一问题，我们可以通过推行社会主义民主行政，建立以民主、公正为价值取向的行政管理模式来弥补官僚制的不足，实现对官僚制的超越。

3.对理性官僚制中“效率”的重新解读

在批判者们看来，官僚制之所以受到“低效率”的批判，是因其忽视了官僚制的一些负面效应。批判者们所坚持的这种立场，正如阿尔布罗曾经提出的一个假设，即认为当韦伯论及理性官僚制时，它论及的就是“效率”[1]。学者们在指责官僚制效率低下的同时，有没有思考过如下这个层面的问题：效率对于公共行政来说，并不是唯一的价值元素。也就是说，当官僚们在执行公务时，除了效率价值，公平、公正也具有深刻的社会价值。因此，笔者在这里呼吁：不要趋之若鹜的批判理性官僚制缺乏效率，或者“嫌弃”其效率低下，而是要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在真正理解了理性官僚制中的“理性”内涵之后，再下批判与否的断论。

4.理性官僚制的核心是“理性”

马克斯·韦伯对官僚制理论特性的阐述集中在“理性”这一关键点上，在他看来，官僚制组织为官员们设立了合理性的准则，官僚们在行使公务时具有可预期性和稳定性特征，也即是说具有“理性”，而这种“理性”则全然来自于官僚制组织结构本身。因而可以得出，理性官僚制的精髓在于其“理性”，而不是“效率”，“效率”只是这些理性因素的附带“产品”。另外，韦伯还十分关心“理性背后的非理性”，关心官僚制因其“理性”的优势，超越其作为行政工具的固有限度，改串政治角色，导致官僚的严重失范；关心官僚制的“理性”对整个社会价值观的影响[6]，所有这些焦虑或称官僚制的潜在弊病都源于其“理性”因素。因此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把理性概念看做等同于效率观念，说明批评者并未站在“理想类型”这个前提上，也并未把握住韦伯关注的中心问题。

5.行政行为主体的价值不容忽视

众所周知，在官僚制组织中，要想官僚制的各种价值得到有效且充分的发挥，就必须依赖行政行为主体即官僚来运作。韦伯的理性官僚制将行政行为主体物化，将组织中的成员假设成没有个人感情和个人偏好的“理性人”，即强调官员们的非人格化。可在日常生活中，这种假设不具有现实合理性，不可能完全实现。因为行政人依赖其自身的职权具有相对于统治者的自主性，但行政人也是普通人，也有对于个人权势和利益的追求，所以，我们不能把行政行为主体物化、非人格化。

四、结语与展望

官僚制最初是适应工业社会对组织程序化与可控制的要求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而诞生的，随着时代的变迁，其自身必然亦需要不断地创新与完善以便适应社会的需要。对官僚制的批判可以说为官僚制的进一步完善提供了契机，但并不足以形成一套全新的理论来替代官僚制的理论模型。因此在我国，如果想解决理性官僚制存在的一些问题，关键是考虑我国的特殊国情。我国现在正处在工业化、民主化、法制化的发展进程中，因而必须根据社会发展的进程来建构官僚制。

参考文献：

[1]马丁·阿尔布罗.官僚制[M].北京:知识出版社,1993.

[2]范靖宇.韦伯的政治理念及其启示[J].同济大学学报,2001,(2).

[3][美]戴维·奥斯本，特德·盖布勒.改革政府：企业精神如何改革着公营部门[M].周敦仁,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

[4][澳]欧文·E·休斯（Owen E.Hughes）公共管理导论:第2版[M].彭和平,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5]张康之.寻找公共行政的伦理视角[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117.

[6]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5:20.

作者：陈建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