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货币政策实践研讨论文

定向降准之后，央行又在酝酿新动作。一项名为抵押补充贷款（PSL）的新工具或将加入央行的政策工具中，被用来投放基础货币，同时提供一个中期政策利率。作为一项有抵押的贷款，PSL可以说是再贷款的升级版，也可以说是再贴现的变种。考虑到它的“补充”定位，PSL加入政策篮子后应该会隶属于央行货币政策工具五大分类中的中央银行贷款。下面是小编整理的《央行货币政策实践研讨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央行货币政策实践研讨论文 篇1：

增强货币政策有效性还须多策并举

上周的央行分支行行长座谈会明确提出要增强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专家和学者们研讨了多时的问题终于摆到管理层的议事日程上了。

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反映的是货币政策的实施与预设目标的偏离程度。偏离程度大，则说明货币政策有效性弱；反之，偏离程度小或基本一致，则货币政策有效性强。可以说，货币政策有效性既是个理论问题，更是个实践问题。

据央行日前发布的《2012年第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今年以来，按照国务院统一部署，央行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从经济增速有所放缓、通胀水平有所降低等形势变化出发，适时适度加大预调微调力度，着力增强政策的针对性、灵活性和前瞻性。两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各0.5个百分点，加大逆回购操作力度，保持流动性合理适度。发挥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机制的逆周期调节功能，加强信贷政策与产业政策的协调配合，促进金融机构优化信贷结构，加大对小型微型企业、“三农”和国家重点在建续建项目的信贷支持。两次下调存贷款基准利率，并适当扩大了存贷款利率浮动区间，促进金融机构加快完善定价机制建设，进一步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水平。增强人民币汇率浮动弹性，银行间即期外汇市场人民币兑美元交易价浮动幅度由0.5%扩大至1%。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总体适度，对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较强。上述这些表明，今年上半年货币政策执行情况成效显著，

不过，当前乃至未来一段时期，尽管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在宏观政策预调微调的协调配合下，经济有望继续保持稳定增长，但不能不看到，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对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全球经济活动仍处于较低水平上，美国经济依旧缺乏强劲复苏的基础；欧洲债务危机发酵将导致经济进一步恶化；日本经济继续保持复苏态势，但仍面临诸多风险；新兴经济体增速下滑态势有所放缓，但近期重回高速增长的概率很低。欧、美、日等发达经济体的物价水平保持了相对稳定，多数新兴市场经济体总体物价水平在从高位稳步回调。而国内结构调整和扩大内需任务仍然艰巨。中国经济总量已较为庞大，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逐步放缓，资源环境约束渐趋增强，发展模式面临调整和转变，在保持经济平稳增长的同时，需要更加关注增长的质量和可持续性。

所以，下一阶段增強货币政策有效性的重点，将落在通过多项策略并举，提高政策的精细化水平上。首先，有效把握货币政策的核心目标，把握好“稳中求进”的总基调，增强调控的前瞻性、针对性和灵活性，适时适度预调微调。促进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和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为经济结构调整创造稳定适中的货币金融环境。

其次，进一步改革和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当前增强货币政策有效性一个突出的体现，就是货币政策要对实体经济产生作用，这需要经过从央行到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再到企业和居民的传导过程。为确保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有效和顺畅，增强货币政策有效性，应综合运用数量型与价格型多种货币政策工具组合，引导货币信贷平稳适度增长，保持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同时，央行还将加强与产业政策的协调配合，改进和完善宏观信贷政策指导，着力优化信贷资源配置，解决信贷资金供求结构性矛盾。通过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引导金融机构用好利率浮动的合理定价权，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增强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弹性，以此构建适宜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发挥作用的传导机制。通过推动金融市场规范发展，继续发挥直接融资的作用，更好满足多样化的融资需求。当然，为增强金融机构对货币政策反应的灵敏度，尚需深化改革。

再次，构建央行货币政策、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与微观监管机构政策协调机制。这次分支行行长座谈会专门强调，要把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作为当前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这不仅要加强央行货币政策、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与微观监管政策实施时机、实施工具和实施主体之间的协调性，而且应综合分析和监测各类政策的目标效应和实际效应，尽量避免产生政策的外部效应。为此，笔者建议，应尽快建立包括央行与各专业金融监管部门在内的金融监管信息共享机制，促进货币政策调控、外汇管理、宏观审慎管理和微观审慎监管等信息及时、全面的沟通，使各部门之间的配合更加紧密，从而既能确保有效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保持金融体系稳定，又能确保不断增强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作者系中国人民银行郑州培训学院教授）

作者：王勇

央行货币政策实践研讨论文 篇2：

货币政策在歧途

定向降准之后，央行又在酝酿新动作。一项名为抵押补充贷款（PSL）的新工具或将加入央行的政策工具中，被用来投放基础货币，同时提供一个中期政策利率。

作为一项有抵押的贷款，PSL可以说是再贷款的升级版，也可以说是再贴现的变种。考虑到它的“补充”定位，PSL加入政策篮子后应该会隶属于央行货币政策工具五大分类中的中央银行贷款。目前，中央银行贷款下设有再贷款和再贴现。

“PSL的加入显然会丰富货币政策工具的种类，”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货币理论与货币政策研究室主任彭兴韵向《证券市场周刊》记者表示，“可以增加央行调控的灵活性。”

不过，PSL最终该怎么用、什么时候用仍然值得商榷。

据公开报道，一位央行官员在内部研讨会上的讲话材料显示，央行有意通过PSL向实体经济中最需要支持的领域或行业提供低成本资金，进而试图降低整体社会融资成本；与此同时，央行货币政策的转型可以用利率走廊加中期政策利率的方式，“我们希望能够把它打造成一个中期政策利率。”

上述两大愿望很美好，但带有计划色彩的设想不仅与市场化方向不一致，也会在操作层面扭曲金融机构行为，甚至可能像过去那样，使得受扶持领域或行业出现泡沫或过剩问题。

首先，带给央行的挑战便是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边界问题。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指出，民生项目的确需要低成本融资，但这似乎属于公共财政范畴，央行如果以PSL介入，如何筑牢“财政不得向央行透支”的篱笆。

国际货币政策的实践以及经济与货币金融学理论均指向一个方向，央行通过货币政策进行总量调控。财政政策则兼具总量和结构调整的功能。

PSL显然也是“定向”地提供基础货币，“与再贷款、再贴现、SLF、SLO类似，都是面向具体金融机构的工具，”彭兴韵表示，“属于点对点的操作。”

这与央行近两年的政策思路一致，也就是定向提供流动性或基础货币。比如，再贷款有回归态势，2013年，新推出的常备借贷便利（SLF）、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SLO）月余额有时甚至达到4000亿元的量级，定向降准亦有两次。

不可否认，这些定向政策产生了一定效果，货币市场利率有所下降、企业中长期贷款在反弹、货币供应量增速也在回升。但通过结构性工具实现总量扩张的政策操作，可能会加大对金融体系的扭曲程度。

在日趋复杂的金融体系里，从数量上把控整体局面已无可能。央行按照自己的政策偏好定向释放基础货币，很难保证资金到达效率最高的地方。在市场环境下，那些能够从央行获得资金的金融机构较它的竞争者有明显优势，为了获得先机，寻租行为也会难以避免。

PSL仍然属于数量型工具，而中央银行贷款与准备金率一样，早在金融危机前，就已被发达国家闲置。随着金融体系的发展，货币政策已从数量型转向价格型，货币政策目标完全可以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实现。

虽然有观点将PSL、再贷款、SLF、SLO等工具与欧美量化宽松政策的各项工具相提并论，但是，这些工具面临的经济金融环境完全不同。一方面，欧美货币乘数快速下降，为确保货币供应，只能采取非传统的政策释放基础货币，而中国传统货币政策依然空间很大；另一方面，欧美的点对点政策，主要为了避免引发金融危机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即便是后来的类再贴现政策，也没有那么强的定向性和强制性。

至于通过PSL发展中期政策利率，作为仍然在研讨中的构想，落实的可能不大。正如鲁政委所质疑的，央行在同时控制多个期限利率时，能符合市场形成收益率曲线原理？在无通胀目标制保证的前提下，央行如何保证其对中期利率的设定是合理的？

一位央行人士称，如设定中期利率，那就意味着央行同时盯住短端和中长端利率，这与利率管制没有什么差别。

作者：刘林

央行货币政策实践研讨论文 篇3：

中国金融：强监管和再开放

“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被正式写入十九大报告。市场人士预期，这意味着央行将被赋予更多监管职责。

强监管和再开放——在十九大会议期间，中国金融高层的纷纷表态，奠定了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金融业发展的主基调。

10月19日，在中共十九大中央金融系统代表团讨论会上，中国金融高层表示，金融监管效果在逐步显现，未来金融监管会越来越严，同时将扩大金融开放。央行行长周小川表示，之前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和十九大报告，都传递出进一步扩大金融开放的信号，中国会朝着开放的方向发展。

银监会主席郭树清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强调：“十九大以后我们会不会进一步加强风险管理，回答是肯定的，今后整个趋势是金融监管会越来越严，严格执行法律、严格执行法规、严格执行纪律。”

值得注意的是，“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被正式写入十九大报告。央行副行长易纲认为，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相互配合，可以起到保持币值稳定和维护金融系统稳定的作用。

十九大报告明确要求，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深化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市场人士认为，中国金融高层传递出的信号意味着强监管和防风险仍将是监管层未来的重中之重。瑞银亚洲经济研究联席主管、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汪涛认为，未来一段时间比较明确的方向就是加强金融监管，这与防范金融风险和降杠杆是一致的。她认为，未来各监管机构在加强协调配合的同时，可能会有更多的监管措施出台，尤其是针对影子银行方面。
金融强监管

今年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提出要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治理金融乱象。2月份银监会主席郭树清到任以来，银监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整治银行业的市场乱象。4月10日，银监会祭出大招，以25项行政处罚决定书和一系列“三三四”专项检查，掀起一场监管风暴，震动了整个银行同业圈、资管圈。

彼时，银监会组织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和各级监管机构，相继开展了“三违反”（违反金融法律、违反监管规则、违反内部规章）、“三套利”（监管套利、空转套利、關联套利）、“四不当”（不当创新、不当交易、不当激励、不当收费）以及股权和对外投资、机构和高管、规章制度、业务、产品、行业廉洁风险等十个方面的市场乱象专项治理。上述检查被业内俗称为“三三四”专项检查。

监管主要集中在同业、理财、表外业务三个重点领域，其主要针对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交叉金融风险、房地产泡沫风险、案件风险、法律合规等各类风险隐患。穿透识别底层资产，减少通道和资金空转，降低影子银行风险。

郭树清在十九大中央金融系统代表团开放日上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之所以确定这三个领域，一个考虑是因为这三个领域覆盖了比较突出的风险点，比如影子银行、交叉金融、房地产泡沫、地方政府债务等，同时还有与其相关的操作性风险，所以要集中精力整治。另一个考虑是，这些领域主要涉及资金空转，进行整治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比较小，不能否认一些特殊目的投资公司投向实体经济项目，但总体来说整治金融乱象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比较小。

近年来银行放量发行同业理财，而同业理财把表内的资金转到表外，银行用自营资金购买同业理财，中小银行则通过发同业存单借来的资金来购买同业理财，把资金转到表外，然后再对接委外，委外再加杠杆，这就是金融加杠杆的过程，加剧金融脆弱性。

关于监管套利“规避信用风险”的表述里，明确“同业融入资金余额占比负债总额超过三分之一”为“监管套利”；将“通过同业存放、卖出回购等方式吸收同业资金，对接投资理财产品、资管计划等，放大杠杆、赚取利差”、“通过同业投资等渠道充当他行资金管理‘通道’”、“通过同业绕道，虚增资产负债规模、少计资本、掩盖风险”等三大现象，定义为“同业空转套利”。

如今，金融稳定、“穿透式监管”、让“影子银行”去掉“影子”已经被提升到新的高度。今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提出设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10月15日，周小川在华盛顿出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年会期间，在G30国际银行业研讨会上首次提到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未来将重点关注四方面问题：影子银行、资产管理行业、互联网金融和金融控股公司。

此前，市场预期这些政策将主要对银行同业、理财业务构成影响。近期银监会重点工作通报会议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同业资产和同业负债自2010年来首次出现“双缩”，规模均比年初减少2万多亿元。理财产品增速连续七个月下降，同业理财今年已累计减少2.2万亿元，委托贷款自2008年以来首次出现下降，今年同比少增7600亿元。

“可以说，银行业资金脱实向虚势头得到了初步遏制。”郭树清表示，从目前效果来看，同业资产规模、同业负债规模均比年初减少了2万多亿元。银行理财增速大幅下降，同业理财净减少，委托贷款增长持续放缓，特殊目的投资也大幅度下降，效果比较明显。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以来28家全国性商业银行内部问责5.8万人次，保持了高压态势。

根据银监会公布的数据，银行业资产增速和结构渐趋合理。资产同比增速由过去的20%以上回落至8月末的11%，贷款占总资产的比重较年初上升1.7个百分点。负债来源的多元化和稳定程度有所提升，存款占总负债的比重保持在七成以上，同业负债占比逐渐下降。主要风险监管指标保持稳定。信贷结构进一步优化，前八个月新增贷款10.3万亿元，占新增资产的比例较去年同期大幅提高37.8个百分点。制造业贷款增速由负转正，连续八个月保持正增长。

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部主管章俊对《财经》记者表示，目前来看，同业资产和银行理财规模增速下降已经开了一个好头，未来银行业从严监管还是会常态化。

“但是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还需继续加大整治力度。”郭树清表示，“十九大以后我们会不会进一步加强风险管理，回答是肯定的，今后整个趋势是金融监管会越来越严，严格执行法律、严格执行法规、严格执行纪律。”

瑞银亚洲经济研究联席主管、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汪涛认为，未来一段时间比较明确的方向就是加强金融监管，这与防范金融风险和降杠杆是一致的。她认为，未来各监管机构在加强协调配合的同时，可能会有更多的监管措施出台，尤其是针对影子银行方面。

监管层对金融强监管相继发声之后，市场的悲观预期在10月25日的债券市场已经开始发酵。当日，市场传言“银行同业负债占比上限要从三分之一调整到25%”，引发债市抛售，国债期货收盘大跌。虽然当日晚些时候，央行否认相关传闻，但是市场人士普遍认为，根据会议期间监管层的表态，后续金融监管政策将密集出台，市场对于强监管继续的预期显现。

联讯证券首席宏观研究员李奇霖对《财经》记者表示，目前严监管、防风险的政策基调仍在延续，会议期间监管层的表态提及加强监管应属意料之中。在市场对于四五月份监管冲击仍心有余悸的情况下，监管层的表态会让市场更加谨慎，对未来监管政策落地和监管趋严的影响比较悲观。但他认为，未来监管加强会适度有序地进行，监管趋严的节奏也会相对平稳。
防范“明斯基时刻”

在中共十九大中央金融系统代表团讨论会上，周小川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谈及“明斯基时刻”。他指出：“如果经济中的顺周期因素太多，使这个周期波动被巨大地放大，在繁荣的时期过于乐观，也会造成矛盾的积累，到一定时候就会出现所谓明斯基时刻，这种瞬间的剧烈调整，是我们要重点防止的。”

美国经济学家海曼·明斯基（Hyman Minsky）所描述的“明斯基时刻”，即是资产价值崩溃的时刻。他认为，经济长时期稳定可能导致债务增加、杠杆率上升，从而在内部滋生爆发金融危机和陷入漫长去杠杆周期的风险。

中国的债务问题始终被广泛关注，不断上升的杠杆率加重了对于出现“明斯基时刻”的担忧。

一些机构认为，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快速的债务积累已经对宏观经济构成严重风险。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测算，中国非金融部门债务将会持续快速上升，由2016年占GDP的242%进一步攀升至2022年的300%左右。IMF也在今年8月时呼吁中国政府加大去杠杆的力度。国际评级机构穆迪和标准普尔在今年相继下调中国主权信用评级时，也将过高的债务积累列为重要理由。

为应对容易触发“明斯基时刻”的顺周期因素，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G20、全球金融稳定理事会和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提出宏观审慎政策框架。

近年來，中国央行也在探索“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在十九大报告中，“双支柱”的相关表述首次出现在中央层面的报告文件中。

正如周小川讲到，宏观审慎的调节是因为危机的产生使大家提高了对金融稳定的重视程度，有必要引入一些金融稳定的措施。同时，还要强调金融监管标准的更新，像“巴塞尔Ⅲ”对资本的质量、流动性、杠杆等等都有新的要求。，作为宏观审慎措施之一，对于系统重要性机构，包括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和国内的系统重要性银行，它们的标准应该有适当的提高，因为这些机构对市场的影响比较大。

央行副行长易纲则在发言中介绍，中国较早开始探索和实践货币政策和金融审慎政策相结合的监管方式，一方面是积极稳妥地推动货币政策框架从数量型调控为主向价格型调控为主的方向转变，创新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不断增强利率的调控能力。另一方面，建设金融宏观审慎监管。

易纲认为，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相互配合，可以起到保持币值稳定和维护金融系统稳定的作用。

易纲进一步指出，宏观审慎政策的主要内容包括，一是2011年正式引入的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机制，要求金融机构的扩张速度与经济发展要求相适应，与自身的资本金规模相适应，这是宏观审慎最主要的内容。2016年将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机制升级为宏观审慎评估体系（MPA），从七个方面（包括资本和杠杆、资产负债、流动性、定价行为、资产质量、跨境融资风险、信贷政策执行情况）对金融机构行为进行引导和约束。二是将跨境资本流动纳入范畴，以公开透明市场化的手段进行逆周期调节。三是继续加强房地产市场的宏观审慎管理，其核心是以因城施策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为主要内容。

汇丰银行大中华区经济学家Julia Wang认为，这次“双支柱”正式写入十九大报告意味着央行将被赋予更多监管职责。而且，未来几个月市场将非常关注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和金融监管人事变动的进展。

在谈到系统性金融风险时，周小川指出，所谓系统性金融风险有导致金融危机的可能，会在市场上引发剧烈的连锁反应，使经济和就业遭受重大冲击。他认为，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在各个国家的情况不一样，风险点也不一样，但也有共同的东西，都要防止恶性通货膨胀所造成的风险。另外，要防止资产价格剧烈调整所导致的风险，资产泡沫既有可能出现在资本市场上，也有可能发生在房地产市场上，还可能在影子银行、金融衍生品方面。
扩大金融开放

在加强监管、防范风险的同时，金融监管层也一再强调中国有意进一步扩大金融开放。周小川表示，之前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和十九大报告，都传递出进一步扩大金融开放的信号，中国会朝着开放的方向发展。

周小川同时强调，“汇率的浮动更加依靠于市场供求关系来决定，以及人民币更多地成为可自由使用货币，是一个长期进程。尽管过去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这个过程还没有走完，所以今后还会继续向前推进。”

但是周小川也指出，人民币波幅的扩大并不是当前最紧要的事，“当前的浮动区间已很少能限制到汇率，汇率变化主要取决于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当然，有时候扩大一下汇率浮动区间，也是释放扩大开放的信号，显示汇改会继续向前迈进，汇率主要由市场决定”。

央行副行长、国家外管局局长潘功胜也在同一场合表示：“目前外汇市场形势趋于稳定，外汇市场的多个指标均显示跨境资本流动和外汇市场的供求基本平衡。未来将稳步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

启动“8·11”汇改已两年多时间，今年5月汇率中间价定价机制中又加入逆周期因子。随着人民币汇率预期企稳、资本外流压力缓解，市场希望央行接下来继续适时推进人民币汇率改革。

最近两年，中国金融业的对外开放相继取得重要进展。“沪港通”、“深港通”和“债券通”相继开通。彭博和花旗也相继将中国债券市场纳入相关指数。2016年10月1日，人民币正式纳入SDR货币篮子，与美元、欧元、英镑和日元一道，跻身全球最重要储备货币之列。

周小川也将人民币加入SDR视为中国经济对外开放历史进程中的里程碑，并在近期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首次定义经济对外开放的“三驾马车”，即贸易投资对外开放、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和减少外汇管制。

周小川强调，改革需要顶层设计，需要从更高的层面认识开放的意义。即使开放存在各种困难和潜在的危险，依然需要坚持扩大开放的大方向，不断推动有关政策改革。

作者：韩笑 李德尚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