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金融监管方式论文

摘要：中俄两国边境长达4300公里，有30个边境陆路口岸，在中俄贸易中，边境贸易发挥了十分重要作用。本文介绍了中俄边境地区金融合作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并分析了制约中俄金融合作与发展的原因，进而提出边境地区金融合作的路径选择。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央行金融监管方式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央行金融监管方式论文 篇1：

中央银行会扩权吗？

继商业银行法发布修订意见稿后，10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法也迎来了修订，离上次2003年修订已经过去了17年。

央行职权调整是此次央行法修订的焦点。事实上，与国际其他央行相比，我国央行“扩权”姗姗来迟。自2008年金融危机后，各国都在调整央行职能，加强逆周期管理来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这是国际金融监管改革的标配和趋势，也是此次央行法修订的国际背景。

将目光转回国内，过去10余年，跟随经高速发展步伐，我国银行业发展迅速，金融创新让混业经营业务和主体涌现，现有的法律和监管框架已无法防范和监控金融发展的风险，金融改革呼之欲出。

不难看出，无论是国际金融监管的趋势，还是当下我国金融创新对监管的需求，都在呼唤金融监管改革，从银监会和保监会合并为银保监会，“一行三会”调整为“一行两会”，金融监管格局调整早已开始，此次央行法大修，调整央行职权，算是金融监管改革的必然之举。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是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的收官之年，在这样的背景下，央行法大修，似乎又有了新的寓意。
补齐“短板”

近几年，从P2P、到私募、再到信托爆雷，大众对金融风险的感知直线飙升，业内对金融风险交叉感染的认知也被颠覆。

欣慰的是，从2017年启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以来，小到各类监管政策陆续出台，将影子银行、互联网金融等纳入监管，大到金融委、宏观审慎局等组织成立，逐渐完善金融监管框架，一场以防范和处置金融风险为要务的金融监管改革正在发生。

疫情也没能阻挡金融监管深入的步伐。今年国内疫情稳定以来，私募新规、信托、金融控股公司、网络小贷监管新规等政策陆续出台，大金融强监管的趋势十分明显。

纵观此次央行法的修订内容，有一个明显的共同特征：将过往10余年特别是最近三年，成效好的监管实践和政策法律化、制度化，为日后常态化监管提供法律依据。

如，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写入央行法，这是对过往10年，央行宏观调控格局调整的呼应。央行的货币政策工具中，将原先的“确定中央银行基准利率”改为“确定中央银行政策利率”，则是对过去央行创新的政策利率工具的肯定，也是对利率市场化趋势的回归。将金融控股集团纳入央行监管，则是对今年9月份《金融控股公司管理办法》的回应等等，不胜枚举。

此次，央行法修订的核心莫过于将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写入法律，央行法中明确列举了央行宏观审慎政策的7类工具，包含金融机构杠杆率、贷款价值比、贷款收入比、风险资产权重、同业资产（负债）比例要求以及大额风险敞口限制等资产管理要求；金融机构流动性覆盖比例、净稳定融资比例等流动性管理要求；风险准备金等逆周期调节工具等等，加强逆周期调节和穿透式监管。

宏观审慎并非中国独创，最早起源于英国的双峰模式—宏观审慎和货币政策，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被国际上大多数央行采用。

今年国内疫情稳定以来，私募新规、信托、金融控股公司、网络小贷监管新规等政策陆续出台，大金融强监管的趋势十分明显。

2009年，中国在加入巴塞委员会，逐渐将宏观审慎引入中国。宏观审慎政策引入中国已有10年历史，早在2016年，央行就已形成了宏观审慎评估体系（MPA），次年，“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也写入相关的高级文件。

MPA体系，涵盖资本和杠杆情况、资产负债情况、流动性、定价行为、资产质量、外债风险和信贷政策执行等7大方面，对比此次央行法确定的宏观审慎政策的七大工具，显然，这些政策工具既有对原有MPA体系指标的继承和肯定，但政策工具中的逆周期缓冲、系统重要性附加资本、动态拨备和特定部门资本要求等已超过MPA的框架。

这意味着，未来商业银行资本管理要面对银保监会和央行两家监管机构，可见监管之严。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宏观审慎政策入央行法，意味着央行以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的双支柱框架也得到了法律的认可，这是对过往10年，央行宏观调控探索实践的总结，也是当下防范系统新金融风险的需要。

因为，与传统货币政策以控制通货膨胀、稳定币值为目标的顺周期调节方式不同，也有别于银保监会以资本监管为核心的行业监管，宏观审慎监管以逆周期调节来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能避免传统金融监管模式在系统风险防范上的不足。
扩权强监管？

此次央行法将宏观审慎职能赋予央行，其实是有迹可循的。

2017年7月，《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17）》中，曾围绕宏观审慎职能的分配提出了三种宏观审慎政策框架模式，即将宏观审慎智能分别赋予央行、央行内设的部门、央行之外的独立部门三种方式，此次双支柱入法，显然倾向了第一种模式。

2019年年初，央行三定方案明确新设立宏观审慎管理局，牵头建立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和基本制度，此次又以法律形式再次确认，无疑是在银监会微观审慎监管的基础上，试图补齐系统性风险的宏观审慎监管空白。

值得一提的是，宏观审慎作为国际央行普遍采用的逆周期防范风险的方式，将它赋权给央行，也蕴含着央行必然要扩权来保证宏观审慎发挥作用，而这一点，对当下的中国金融的健康发展尤为关键。

粗略来看，此次央行法修订，将央行的职权从原来的13项增加到19项，具体来看，此次扩权有三个特点：

其一，扩大监管范围，这在被监管主体和具体业务监管上都有体现。此次央行法将被监管的银行机构扩大到政策性银行、开发性银行、农村合作银行等银行机构，还将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金融控股公司、重要金融基础設施纳入监管范畴，这显然是宏观审慎政策的应有之义。

此外，交存准备金的业务监管范围也在扩大，未来，不仅银行业金融机构，部分非银行金融机构都需要交存准备金。

其二，增加履职机构，确保央行职权实施。如，一方面，作为金融最高监管决策机构，金融委已在央行设立金融委办公室，协调建立中央与地方金融监管、风险处置、金融消费权益保护等协作机制，已运行两年多，此次央行法将其入法，还提到央行还将与金融委成员间建立监管信息共享机制，也提到央行还可以设立其他“履职平台”，事实上这两年央行已经设立了存款保险基金管理、成方金融科技等平台，未来不排除随着央行职权的实施，将有更多履职平台的出现。

其三，增加监管职责和监管措施。这是此次央行扩权的核心，不仅设立专门章节（第六章）赋予“央行监督管理措施”，如检查监督权、现场检查措施、对金融控股公司和使用中央银行资金机构的监管措施、系统性金融风险处置等内容，还将监管职权扩大到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金融控股集团等主体，也涉及了金融数据安全监管、征信管理、消费者保护等具体金融监管业务，这意味着，防范系统性风险或将从监管系统重要金融机构开始，而近期金融委提出的要将“金融活动全面纳入监管”的法律基础也在逐渐完善。

此外，此次央行法还赋予了央行拟订金融业重大法律法规草案和制定审慎监管基本制度的职责，这意味着，金融监管的立法权掌握在央行手里，而不是“两会”（银保监会和证监会），牢牢抓住了金融监管的牛鼻子。

从监管对象、业务范围扩大，到责权和监管平台、监管措施增加，不难看出，央行法为央行扩权、强化监管提供了系统性法律支撑，背后深意不小。
新的信号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在应对金融危机的影响时，各国央行的重要性得以提升。2008年金融危机后，特别是新冠疫情以来，以美国为首，让中央银行“更有作为”，更积极和频繁地发挥货币政策对经济“调控”的意义，是一个普遍做法。这一趋势是否会对中国有所影响？

过去10余年，中国金融监管格局经历从“一行三会”到“一行两会”的转变，在此期间，央行通过《反洗钱法》《统计法》等法规，宏观审慎局等组织扩大自身监管职权，增强央行金融监管属性，此次央行法大修，以法律的形式扩大央行职权，也暗示着未来金融监管的变革方向。

特别是新冠疫情以来，以美国为首，让中央银行“更有作为”，更积极和频繁地发挥货币政策对经济“调控”的意义，是一个普遍做法。这一趋势是否会对中国有所影响？

首先，“一行两会”金融监管格局分工更明确，联动来强化监管。传统金融监管由银保监会和证监会承担，如今，央行法显然提升了央行在监管格局中的地位。

一方面，央行掌握金融监管的立法和金融基础设施制度的制定，如此一来，银保监会和证监会、其它金融监管部门主要是具体执行法规，实施功能、行业监管。另一方面，央行直接对金融机构，特别是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金融控股公司的直接监管的权力，相当于央行主动承担了有可能触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监管职责，符合宏观审慎政策。

其次，未来金融风险将迎来“常态化”的强监管。在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三年攻坚战的收官之年，相继修订商业银行法和央行法，将过往对金融风险监管和处置的措施和监管行为法律化、制度化，为未来常态化的监管提供法律依据。

再次，未来对金融创新监管或将收紧，监管套利空间将大幅缩小。过去服务粗放型高速经济增长，出现不少监管套利现象，也积累了金融風险，目前经过三年金融风险攻坚战，这些风险已逐步出清，大部分新金融也逐渐纳入监管范畴，近段时间定调金融创新与监管的关系，更是有将“金融活动全面纳入监管”的趋势。

值得注意的是，纵观过往经济周期，每逢经济低谷，各国总会主动或被动打开信贷水龙头，让央行扮演着经济低谷时期改善经济增长的“固定引擎”角色，但这样的负效应也是显而易见的—扭曲金融资源配置，使得资产价格无法反映实体经济的真实情况。

随着各国央行不约而同“扩权”，央行既是信贷货币政策的执行者，又是金融监管的掌舵者，如何来牵制央行多年来形成的“放水”惯性和冲动，让金融更多地服务实体，这既考验金融改革的智慧，也需要供给侧改革的持续深入。

作者：何治民

央行金融监管方式论文 篇2：

中俄边境区域金融合作存在的问题及对策选择

摘要：中俄两国边境长达4300公里，有30个边境陆路口岸，在中俄贸易中，边境贸易发挥了十分重要作用。本文介绍了中俄边境地区金融合作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并分析了制约中俄金融合作与发展的原因，进而提出边境地区金融合作的路径选择。

关键词：边境贸易；金融合作；路径选择

一、问题的提出

中俄两国边境线长达4300公里，有30个边境陆路口岸，在中俄贸易发展中，边境贸易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近年来，中俄边境贸易发展迅速，2005年达到55．7亿美元，占中俄贸易总量的19．1％，连续7年保持在30％的速度增长。

内蒙古呼伦贝尔市地处中、俄、蒙三国边境区域的“大三角区”，是内蒙古唯一一个与俄罗斯接壤通商的地级市，边境线长达1100多公里，有5个口岸与俄罗斯开放，分别是位于满洲里市的铁路口岸和公路口岸、位于海拉尔的航空口岸、位于额尔古纳市的室韦和黑山头口岸。从国际收支统计的资金流量看，2005年呼伦贝尔各口岸中俄边境贸易进出口总量纳入统计的贸易额已突破 16亿美元，2006年上半年达到10亿美元，全年有望突破20亿美元。

随着边境贸易总量的快速增长和口岸众多而形成的聚集效应，人员、物资和资金的跨境流动逐年增多，两国边境地区联系更加紧密，涉外经济也更具有“边境区域跨国境”和“交织性”等特征，从而使中俄两国边境地区贸易结算、资本跨境流动监管、反洗钱、外汇管理和信用保险等金融业务的需求越来越多，金融部门的任务越来越重，服务和管理难度也越来越大。

上合组织高峰论坛的进一步深化和今明两年中俄两国互办“国家年”等富有成效的活动及中俄两国多领域的合作，进一步推动了两国良好的政治和经济关系的建立。多年来中俄两国边境地区已经建立的良好合作关系和不断推出的两国边境区域合作的新举措，为边境地区金融合作提供了良好的发展契机和合作平台。因此，对边境区域金融合作的现状和存在问题进行深入调查、分析和研究，抓住有利时机，采取有效措施，完善、创新和建立中俄边境区域金融合作机制将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中俄两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建设中，把边境地区的金融合作紧密融合在两国金融合作乃至两个国家政治经济合作和发展中，其意义更加重大，也正当其时。

二、内蒙古中俄边境地区金融合作的现状

金融合作是中俄经贸合作的重要内容，是促进两国经济发展、加强两国睦邻友好合作关系的重要基础和支撑条件。近几年，在中俄两国经贸迅速发展的进程中，中俄金融合作在中俄边境地区取得了可喜的进展。两国边境地区商业银行间建立了较为广泛的业务关系，通过签定合同彼此在对方开立相应的代理账户等进一步扩大业务合作范围，为双边经济贸易发展提供了较好的服务。

以满洲里口岸为例，满洲里市中、农、工、建四家外汇指定银行，根据市场和双边经贸发展的需要，多年以来积极创造条件与俄罗斯商业银行开展国际结算业务。特别是2000年以来，满洲里市商业银行注重加强与俄罗斯边境地区商业银行的合作，在结算及金融服务方面建立了双边合作机制，扩大了业务范围，采用汇款、保函、托收等多种国际结算工具为贸易发展提供金融服务。

在中俄边境贸易中，通过银行进行的结算方式主要有通过第三国银行的间接结算和中俄银行间的直接结算，即以建立代理行和账户行关系进行运作。

（一）以第三国转汇方式的间接结算和账户行的直接结算情况

以满洲里市为例，对外贸易结算业务大部分是银行通过第三国与俄罗斯进行结算，近几年直接结算与账户行通汇占比情况如下：

（二）代理账户开立情况

为缩短资金在途时间，开通其它结算渠道，便利贸易发展，自2000年6月开始满洲里市建设银行率先与俄罗斯储蓄银行赤塔分行建立了账户行关系，之后几年其他外汇指定银行也都相继与俄罗斯周边地区银行建立了账户行关系，其账户设立有单设或互设两种情况。结算币种以美元结算居多，内蒙古中俄边境地区只有满洲里市农行和俄罗斯外贸银行赤塔分行银行间相互开立了本币结算账户。账户设立情况如附表：

（三）本币结算情况

根据2004年9月24日依照2002年8月22日签署的中国人民银行和俄罗斯联邦中央银行关于边境地区贸易的银行结算协定达成协议纪要的第三条规定，2005年8月11日中国农业银行满洲里市分行与俄罗斯联邦外贸银行赤塔分行正式签署互设双边本币结算账户协议，2005年全年共由俄罗斯汇入卢布3笔，金额150万（折合6．5万美元），虽然本币结算占比非常小，但表明了中俄边贸本币结算已经有了零的突破。本币结算为企业增加了贸易币种的选择，改变了以往边贸银行结算只能使用自由兑换货币的状况。

通过账户行和代理行进行结算是边贸发展中金融服务的一个亮点，也是中俄两国边境地区金融合作的亮点，两国边境地区商业银行间的合作走在了整体金融合作的前列。

三、中俄边境区域金融合作存在的问题、缺陷和不足

（一）两国边境地区商业银行间贸易结算合作存在的问题

1.中俄边境地区商业银行间的合作有了较大发展，但仍存在中俄双边贸易结算工具单一，结算周期长、时效低，导致企业贸易成本增加，收益减少的问题。中俄边境贸易银行结算中汇款结算占主导。2004年——2006年上半年满洲里口岸汇款结算量分别为8．4、10．3和8．7亿美元，分别占银行结算量的66．7％、70．1和81．8％占比呈逐年上升趋势；通过第三国银行转汇的间接结算居多，分别为57、7．0、3．8亿美元，分别占同期汇款结算量的68％．69％和72％。间接结算一般需要1—2天比直接结算多20—36小时，且每笔业务需支付第三国银行手续费15——20美元，增加了企业的交易成本。如2005年满洲里口岸203家进出口企业共办理转汇业务8431笔，转汇费14．7万美元，户均727美元，部分单笔额度小、业务频繁总量较大的企业，年转汇费超过2万元人民币，增加了企业的负担。

2.中俄两国边境地区银行对开信用证业务办理的很少，信用证结算业务绝大多数通过第三国进行。2004年——2006年上半年通过第三国转开信用证结算分别为4．2亿、4．4亿和1．6亿美元。分别占贸易结算总量的33％．30％和18％；两国直接开立的信用证只有1家银行只发生了2笔信用证业务。

3.账户行直接结算的覆盖面窄，占比偏低。虽然近年来中俄边境地区账户行结算进展较快，但在贸易结算中所占比重仍然较低，在地域上服务范围较窄。由于账户行的覆盖区域较窄，（以俄方为例）只设在赤塔和乌兰马德两个地区，其他地区的结算并不能通过账户行关系所解决，结算总量从 01年的占比7．7％发展到03年的18．3％，04、05年占比仅徘徊在20％左右。

4.中俄两国边境地区银行由于对风险的担忧，对境外投资企业资金需求没有任何投入，中俄边境地区相互投资的金融融资性服务和信用保险等业务处于零水平。除贸易之外，相互投资成为中俄两国边境地区的涉外经济发展的重头戏，以我方为例，截至2006年6月30日，仅呼伦贝尔市境外投资实际发生额从2005年一季度的2家，869．21万美元增加到12家，3，724万美元，是2004年前历年境外投资总额的13倍，增势强劲。境外投资项目多数发生在俄罗斯，且投资项目均在两毗邻国的边境地区，具有明显的区域性投资特征．而双方边境地区的银行不论是对投资主体还是对境外投资企业 （俄境内）均没有给予任何投融资支持，两国边境地区银行对相互投资的融资性服务合作处于零水平，无法适应我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和相互投资对金融融资的合理需求。

（二）两国边境地区的基层央行、基层金融监管部门合作明显缺位，远落后于地方政府和贸易与投资发展对金融管理的现实需求。

1.由于缺少制度安排，基层央行没有效融入到地方混委会中，在地方对外开放中被边缘化。自2002年以来，呼伦贝尔市地方政府组织涉外经济部门组成混合委员会与赤塔州地方政府混合委员会每年举办一至二次有地方各涉外经济部管理部门参加的两国边境地区贸易与投资等问题的会谈，解决两国边境地区贸易与投资发展的问题，不断涉及到金融结算、货币流通与外汇管理等问题，但由于缺乏关于基层央行进入地方混委会的制度安排和存在基层央行出国境人员的出境管理与地方部门办理程序不同步等制约因素，基层央行无法与地方政府涉外部门共同参加此类联合会谈活动，游离于地方对外开放对接体系之外，使相关信息无法及时获得，进而无法向上级进行相关问题的汇报和及时得到解决，从而导致基层央行在地方对外开放中被边缘化，其服务功能被弱化，影响了央行整体对外开放的形象。

2.出国境管理统的过死，管理脱离实际与实际需求两层皮，远落后我国改革开放的形势。中俄两国边境地区中央银行对2004年9月24日中国人民银行和俄罗斯中央银行在莫斯科签署的《2002年8月22日签署的中国人民银行和俄罗斯联邦中央银行关于边境地区贸易的银行结算协定的纪要》执行不力，合作不到位。该纪要第六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呼和浩特中心支行和俄罗斯联邦中央银行赤塔洲管理局之间应进行关于协定和纪要实施的信息交流，包括在中国边境地区中国的银行和在俄罗斯边境地区注册的俄罗斯的银行（分行）之间代理账户的资金流动情况，兑换业务的金额，两国本币现钞运入和运出的情况，以及其他有利于保证协定和纪要实施的信息交流。时过两年呼和浩特中支和赤塔洲管理总局之间没有进行任何信息交流。据对我方调查看，呼和浩特中支曾就落实上述协定和纪要一事，两次向总行有关部门申请出访俄罗斯赤塔洲中央银行进行信息交流，但迟迟没有得到批复，这种有明确的规定要求又得不到有关部门认真配合而无法执行的问题，是导致两国间基层央行合作严重不到位，无法有效落实总行纪要的直接原因，致使两国央行签署的纪要在具体执行时成为一纸空文，也使基层央行在对外开放中作用大大降低，且严重挫伤了基层央行推动中俄基层央行合作工作的积极性。

3.两国边境地区中央银行、金融监管部门外汇管理等部门间对跨国金融问题合作严重不够，对许多需联合管理或沟通的业务还未涉足。不论是基层央行、银行监管机构还是保险监管机构（含省级和地市级）没有一个监管部门与俄罗斯边境地区监管机构建立其金融管辖范围内的合作机制，在金融合作中远落后于商业金融机构，导致中俄边境地区金融合作服务范围十分狭窄，业务种类和规模的发展受到制约。尤其在银团贷款、出口信贷、金融监管、外汇监管、反洗钱等方面的金融合作尚未涉足，缺乏共同研究跨国金融问题的合作办法和机制，无法满足贸易与投资发展和涉外经济对金融管理的现实需求，基层央行和金融监管各部门在边境地区开放中的功能缺位，明显落后于地方政府各涉外经济部门对外开放的步伐。

（三）由于上游管理部门认识的误区和多年形成的习惯做法，导致的两国边境地区银行服务和统计监测的对接合作明显不足，其作用难以发挥。

1.民间结算没有有效纳入两国银行的监管监测和服务中，在银行体外循环严重。由于对旅游贸易等非正规贸易存在认识上的误区，对该类贸易行为没有纳入有效监管，导致满洲里口岸现钞、实物对打等非银行渠道的民间结算方式占有相当份额。根据统计局对旅游贸易总量的统计测定 2004、2005、2006年上半年民间结算分别为3．9、5．3和2．9亿美元占边境贸易总额的比例分别为24％、27％和25％。导致外汇黑市和地下交易打而不绝，大量的本外币结算游离于银行结算体系，扰乱了边境贸易结算秩序，增加了贸易、外汇管理和统计上的难度，且时常出现货款被抢、资金被骗等案件。据统计，自1988年以来，满洲里口岸发生现钞抢劫、凶杀案件18起，死亡27人。自2005年起特大案件又有回升之势。2005年10月28日至2006年6月30日连续发生三起凶杀案死亡4人，都与银行体外结算交易有关，为社会增加了不稳定因素。

2.双边本币结算数量太少，不能形成规模，没有实现两国央行设定的目标。由于本币结算依据于贸易管理的约束性政策，而形成地区性的区域限制等问题，2005年、2006年上半年双边本币结算31．3和7．7万美元，占比仅为0．02％。俄双方“边境地区贸易的银行结算协定的纪要”第三条规定双边边境地区银行之间以中国货币和俄罗斯货币办理支付和结算业务自2005年1月1日起开始办理。同时我国《边境贸易外汇管理办法》第四条规定：“边贸企业或个人与境外贸易机构进行边境贸易时，可以用可自由兑换货币或毗邻国家货币或者人民币计价结算”，用双边本币结算可降低企业汇兑风险和交易成本。边贸外汇管理的优惠政策在中俄商国边境地区不能充分使用，双边本币结算数量太少，不能形成规模，没有实现两国央行设定的目标。对可开办双边本币结算的贸易地区限制的过死是本币结算总量过低的原因之一。

3.两国银行卡领域合作发展迟缓，对中俄边境地区跨境金融服务形成不便。作为服务贸易的重要服务手段之一的银行卡业务在中俄金融合作中处于十分落后的状况，银行卡要求的受理业务虽不属于地方银行的合作管理范畴，但对边境地区的涉外经济的健康发展作用和影响较大。据统计2005年通过呼伦贝尔各口岸进出境人员达188万人次，多数为边境贸易和旅游人员，由于在俄罗斯无法使用银行卡，体现为现钞人身携带跨境，资金流动的层次较低，人身风险较高，银行卡服务无法满足中俄边境地区服务贸易和非贸易结算的需求，成为金融服务的盲区。

四、制约口岸中俄金融合作与发展的原因

俄罗斯近年来金融体制改革和金融投资环境有了很大改善，银行体系与宏观经济的良性互动开始显现，但是双方贸易方式不规范、金融体系不尽完善和银行间合作水平的相对落后，特别是在银行结算机制、仲裁机制等领域合作的不足，影响了经贸关系进一步发展。

（一）俄罗斯金融体系脆弱、银行资信状况差、金融风险相对较高

业务品种单一，国际贸易结算中常用的信用证业务往往需要通过第三国银行转开或加保，托收、保函等结算工具更很少使用，效率低、收费高等导致俄银行盈利能力普遍较差，资信状况不容乐观。满洲里外汇指定银行与俄建立的账户行中就有商业银行破产的现象发生。俄罗斯脆弱的金融体系、商业银行的资信状况和两国银行业务取向上的差异，严重阻碍了中资银行与其全面开展直接通汇及信用证、托收等多种形式的银行业务合作。

（二）俄经济社会环境不稳定，影响中方银行积极开展对俄业务

俄罗斯经济秩序和法律环境尚不完善，俄罗斯对外贸易方式不规范、政策多变。民用消费品和轻纺产品进入俄罗斯，多通过非正规渠道、采用包机包税或旅贸等方式，而从俄进口能源和原材料等产品则往往通过第三国公司代理交易、第三国银行结算。贸易方式的不规范和特殊性，导致俄方在双边贸易中经常提出不平等要求。

（三）中俄双方银行合作缺乏风险控制机制

双方金融合作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双方商业银行间信任度不够、信息交流不充分，双边经贸发展和银行合作缺少相应的制度支持。其中，最为突出的问题是缺乏风险控制机制。俄罗斯对国家债务和担保严格控制，央行不为商业银行提供担保。在俄银行风险普遍较高的情况下，中国商业银行难以积极开展对俄金融服务，中方得到俄授信额度较难，且从俄罗斯进口的业务多是客户在我方银行开立信用证，因此亟需两国央行和商业银行共同建立风险控制机制，增强商业银行对合作的信心。

五、边境地区金融合作的路径选择

（一）商业银行和政策银行方面

地理位置相邻、经济互补性强，是中俄经贸发展的基础。为对双边经贸和投资提供更好的金融服务，需亟待解决商业银行合作领域中存在的问题，以进一步加强中俄银行间合作，提高合作水平，发挥合作潜力。

1.加强双方实质性合作，进一步发展两国银行间的互信，改善总体金融环境。为配合和推动双边经贸发展，双方商业银行要进一步加强合作，积极促进双边交流磋商、调整相关不利于开展合作的政策和与俄方签定具体合作协议，为银行合作提供了制度保证，从制度上对解决结算渠道不畅、支持对俄贸易发展、规范外汇秩序等，以减少中俄双边贸易结算通过第三国银行转汇的比例，缩短结算周期，增加时效性，降低企业贸易成本，增加企业收益。

2.继续增加金融合作业务品种，不断提高服务水平。为促进中俄经贸发展，两国商业银行应从多方面、多途径加强合作：通过建立全面代理行关系，增加代理行和账户行的覆盖面，凡是有贸易关系的地区均允许并推广账户行关系，增大直接结算的范围； 进一步拓展加大中俄两国边境地区银行直接对开信用证业务的比例，增加信用证、保函、托收等新的结算业务，改变中俄贸易结算工具单一的局面，为双边贸易提供更为便捷、全面的金融服务。

3.继续加强双方银行界与企业的沟通，不断满足企业需求。商业银行应全面了解中俄企业的金融需求，提供贸易融资和贷款服务：积极寻找俄方银行合作伙伴进行授信，以方便境外投资企业融资和资金周转的需要；针对俄罗斯市场潜力大、资金短缺的情况，积极支持我国有实力的企业，如机电和通讯设备、轻工、纺织服装、家电等加工企业和矿产资源企业等走出去，为其投资、融资提供全面服务。

（二）中央银行和金融监管机构方面

制定明确的有利于基层央行执行的中俄两国边境地区基层央行合作制度和管理办法。中俄两国央行对边境地区的中央银行合作内容程序和要求与应开展的工作以制度和管理办法的方式进行规范和指引。对中国人民银行因公出国管理办法进行改革，要紧密与纪要配合实施，对施行纪要需要出访的单独明确出国人员管理办法，出台中俄边境地区参与地方对外开放出国境人员管理办法，以配合地方推动辖区整体对俄金融合作，树立人民银行良好的对外开放形象。

1.明确允许基层央行进入地方混合委员会成为混委会成员，提高基层央行在对外合作中的地位，并参与地方对外活动，通过此项活动从央行的视角对边境地区跨国金融运行情况进行深入调查研究，及时向上级进行反映。

2.实现两国基层央行互访，通过互访增进双方相互了解，交流金融管理和相互感兴趣的问题。双方建立定期会晤和沟通机制，共同研究跨国金融问题，就共同关心的和共性问题签署相关协议，不断增大跨国金融管理的辐射面和空间的拓展。

呼和浩特中支与赤塔洲中央银行总管理局对代理账户的资金流动情况，兑换业务的金额，两国本币现钞运入和运出的情况，做好关于协定和记要实施的信息交流，以及其他有利于保证协定和纪要实施的信息交流。双边基层央行会同有关部门签定边境地区联合反洗钱协议和实施办法，规范货币跨境流通行为；在互访中就双边本币结算存在的问题进行实地调查研究，双方共同研究推动扩大、疏通双边本币结算渠道的办法和措施。经过实际调研掌握第一手材料，以配合商业银行账户行相关问题的解决，引导企业通过账户行结算，压低成本，通过与经第三国结算进行深入比较，为实现银行和企业的双赢提出政策建议。

3．基层央行、银行监管机构、保险监管机构（含省级和地市级）应与俄罗斯边境地区监管机构建立其各自金融管辖范围内的合作机制，在金融合作中积极配合商业金融机构增加业务种类和规模。尤其在银团贷款、出口信贷、金融监管、外汇监管、反洗钱等方面加强金融合作。（下转第57页）（上接第49页）基层央行和金融监管部门要在边境地区开放中切实发挥自己的智能作用，紧密配合地方涉外经济的发展，进一步提高金融服务水平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协调健康发展。

（三）其他方面

1.要积极创造条件将民间结算纳入两国银行的监管监测和服务中。各有关管理部门对旅游贸易要重新进行定位澄清旅游贸易等非正规贸易认识上的误区，改变思维方式，与俄罗斯进行配合，引导非规范贸易行为走向正规贸易，两国银行间要搞好合作，对该类贸易行为纳入有效监管，减少满洲里口岸现钞、实物对打等非银行渠道的民间结算方式。

2.扩大双边本币结算的区域范围，实现两国央行设定的目标。

3.贸易管理的有关部门应重新定位双边本币结算的区域限制。根据实需原则凡是有贸易发生的地区都可允许本币结算解除地区性的区域限制加大利用本币结算的力度，为企业增加货币全方位的选择。

4.加快中俄两国银行卡领域合作步伐，便利中俄边境地区跨境金融服务。加快我国银行卡与俄罗斯的合作工作满足中俄边境地区服务贸易和非贸易结算的需求，以此促进边境地区金融合作水平的提高。

5.加强信息交流与人员培训合作，共同开展课题研究，从各方面进一步推动双方的互利合作。鼓励和促进商业银行参与对俄经贸合作。双方央行之间应建立定期会晤机制，交流与沟通有关金融、外汇、税收和双边贸易等方面的政策措施，以及金融市场形势和商业银行资信状况的变化，增加双方政策法规的透明度。同时，组织商业银行就中俄金融和银行体制、货币汇率政策、与各种业务相关法律法规和程序规范等，对双边银行人员进行培训，并就中俄双边已经开展的合作业务，加强针对企业的宣传和咨询。

课题组长：白云

课题成员：刘平安鞠彦文祁建英吕文波

执笔人：刘平安

（责任编辑刘洋）

作者：人民银行呼伦贝尔市中心支行课题组

央行金融监管方式论文 篇3：

金融市场监管部门之间的分工与协调研究

摘要：我国金融业分业监管框架已经形成。分业监管可以发挥各监管机构专业化监管的优势，但同时也存在着沟通协调不足、信息难以共享、出现重复监管和监管真空等制度缺陷。本文探讨在科学分工的前提下，如何建立监管部门之间的协调机制，以降低监管成本，提高监管效率，进而维护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

关键词：金融监管体制；分业监管；分工协作；交叉监管

一、当前分业监管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监管交叉与监管真空

不论如何分工，监管部门之间的职责交叉都是不可避免的。以货币市场基金为例，因该基金主要投资于央行管辖的货币市场，应归央行管理而货币市场的投资主体是证券投资基金，应属证监会管理而商业银行又属银监会的管辖范围。所以，金融市场上许多产品的推出将涉及央行、银监、证监、保监等多个部门，交叉监管不可避免。

在目前的分业监管格局下，央行有自上而下的系统性的机构组织，在县级设有央行的分支机构。而证监会及保监会的机构设置则只到省级，对省以下的证券营业部和保险机构缺乏有力的监管，而央行又无权或无法行使代理监管，可以说我国省级以下金融机构的监管一定程度上在存在真空。按照现有的监管分工，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也是盲点，有可能形成金融风险隐患。

(二)监管机构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监管机构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主要存在于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央行与三大监管机构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第二个层面是三大监管机构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央行要履行其职责，需要获取微观层面金融机构的监管信息，而央行又不承担对金融机构的直接监管职责，所以，央行对监管机构存在较大程度的信息依赖同样，监管机构的监管工作也需要央行的货币政策信息作为决策参考。在当前的分工体制下，央行掌握着完备的货币政策信息和不完备的监管信息，而监管机构掌握着完备的监管信息和不完备的货币政策信息，这种信息不对称对货币政策职能和金融监管职能的发挥都会产生不利影响。此外，在三大监管机构之间也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例如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承担主监管任务的监管机构与负责子公司监管职责的监管机构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另外，对于交叉型金融业务的监管，由于各监管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不完善，彼此掌握的信息不对称，也容易造成监管标准不一致。

(三)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成本增加

协调成本一般包括信息成本和摩擦成本。银监会与央行分设后，原本央行内部的信息共享被两个部门之间的信息协调机制所取代，监管信息和货币政策信息共享的时效性与全面性大大降低。从央行来说，微观的银行监管信息有助于深入地了解金融机构的情况，从而更好地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银行监管信息的缺失，会影响货币政策制定和执行的效果从银监会来说，缺乏央行宏观层面的金融信息作为监管决策参考，也影响了监管效果。

银监会与央行分离后，央行部门内部的目标冲突转变为部门间冲突，无摩擦的“内部协调”变成了有摩擦的“部际协调”。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本非相互孤立的，尽管机构拆分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增加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的独立性，但却增加了两者的协调成本。

二、建立由央行牵头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

(一)完善联席会议制度与日常协调机制

目前的监管联席会议机制缺少牵头部门，只能满足监管机构之间协商和沟通日常问题的需要。缺少决策机制，难以做到主动出击，解决监管中的重大问题。笔者认为，未来的监管联席会议制度应该明确央行的主导作用，由央行负责联席会议例会的召集并负责拟定会议议题，主持会议议程，起草会议纪要。央行应及时将金融监管中遇到的重要问题以及影响金融稳定的重要监管事项提交联席会议讨论。

央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之间应建立重要政策信息和监管信息的相互通报制度，如果政策变化涉及他方的监管职责，应在政策调整之前采取会签或签署谅解备忘录的方式沟通意见。为了保证信息通报制度的有序进行，可以考虑由央行负责信息通报的备案和集中管理。

为了协调日常监管活动中出现的问题，可考虑在央行设立金融监管协调合作办公室，负责协调各监管机构在监管中的合作关系，避免出现重复监管和监管真空。

(二)建立和完善信息共享机制

１为了避免向同一机构收集同样的信息，央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之间应就何种信息由谁收集及如何交流与共享达成一致意见。在分工上，可以由央行负责收集整理货币政策执行和维护金融稳定、提供金融服务情况等信息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分别负责收集整理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机构的相关信息。

２鉴于央行已建成功能比较完善的信息系统，可以考虑在对现有系统进一步优化升级和整合各部门需求的基础上，建立统一的金融统计信息系统和信息交流平台。

３对于日常性信息的交流和共享，可以通过建立信息定期送达制度、统一统计报告体系等形式来完成对于非日常性的信息，如监管政策调整、重大监管事项、新机构准入、新业务品种批准、跨行业风险等动态信息以及监管对象的风险信息等，可以通过不定期的信息通报、联席会议等形式进行交流和沟通。信息的交流与共享可以由央行来统一组织和协调。

４建立紧急事态下的信息共享机制，明确各部门在紧急事态下对有关风险的判断识别、风险状态信息通报以及相关救助措施实施等方面的责任，确保在紧急事态下信息传递的快速有效。首先，一旦出现紧急状态，各监管部门应及时向央行传递有关金融机构的风险信息，以保证央行能对整个金融系统的风险状况做出客观的评价其次，各监管机构之间也要建立紧急事态的信息共享机制，以保证对风险的蔓延进行监控最后，央行及监管机构也要与涉及紧急事态处理的其他政府部门建立信息共享机制。

(三)建立紧急事态的联合处理机制

紧急事态是指一些金融机构面临的经营风险可能会危及到金融系统的稳定与安全。紧急事态处理机制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建立紧急事态联合处理组织体系，统一制定和部署紧急事态处理方案并组织实施，这是紧急事态处理的组织保障。该组织体系应以央行为主导，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参与，在必要的情况下，还应包括财政部门、各级地方政府等政府部门。

第二，建立央行紧急流动性支持系统。当紧急事态发生时，央行应根据实际情况，及时判断并决定是否向金融体系提供足够的流动性支持。相应的监管机构应会同央行一起对金融机构的风险状况进行评估，并确定紧急救助的时机与数量，另外，央行和监管机构还需要对被救助机构加强检查和监督。

(四)金融监管政策的联合研究

央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应加强对金融监管政策的联合研究，提高监管水平。具体来说，需要联合研究的主要问题包括对创新型金融产品监管政策的研究，特别是对跨市场的交叉型金融工具的监管政策的研究；对金融控股公司监管政策的研究，金融控股公司包括某些由产业资本投资形成的金融控股集团对我国功能性监管模式的研究，特别是对功能性监管和机构性监管的分工与协调配合问题的研究；对金融监管创新的研究，如合规性监管向合规与风险并重的监管转变，非现场监管体系的建立和完善等金融监管过程中的信息收集与信息共享机制研究；央行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的协调机制研究；对紧急状态的联合处理机制的研究，以及对央行最后贷款人职能与金融监管的协调机制研究；我国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存款保险机构与现有监管机构的协调合作，以及存款保险与最后贷款人职能的分工与合作；网络金融环境下的金融监管政策研究，以及利用网络金融技术进行监管创新研究；对外资金融机构的监管政策研究；防范国际金融风险的监管政策研究。

(五)金融监管的国际协调与合作

为了加强对外资金融机构的监管，防范国际金融风险的侵袭，我国的监管机构应该加强金融监管的国际协调与合作。

１金融监督机构要积极参加国际金融监管组织的活动，特别是参与国际监管规则的制订，以充分反映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和利益，同时，进一步促进我国的监管政策与国际标准接轨。

２我国监管机构要加强与其他国家监管当局的交流与合作，促进双边监管当局的信息共享，提高监管的协调性。我国监管机构与其他国家监管当局之间可以通过签署信息交换协议的方式，就双方相互提供信息以及向第三方提供监管信息等内容达成谅解，并在此基础上，就双方对跨国金融活动的监管协调与合作达成一致意见，建立制度化的监管合作关系，提高对跨境金融活动监管的有效性。

３加强对资本流动的监管合作，提高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国际间的资本流动特别是短期资本流动使金融风险在国际间转移的速度加快，大量金融创新工具的运用更加快了风险的扩散，各国监管机构之间要加强对资本流动的联合监控，密切合作，防止资本流动给金融体系带来不稳定的因素。

４加强金融监管人才的培训合作，提高监管水平。我国应积极通过国际合作，互相交流监管经验，并与监管水平高的国家合作，共同培训监管人才，如通过派员到他国的监管当局跟班学习、共同举办金融监管国际研讨会以及参加国际金融组织活动等形式，进一步提升我国监管人员的专业水平。

(六)建立我国统一监管体制

在我国的现阶段，金融机构和金融业务仍然以分业经营为主，混业经营还没有占据主导地位，由央行牵头建立金融监管部门的协调机制能够解决分业监管中出现的问题。但是，随着混业经营范围的拓展和业务交叉的深入，混业经营与分业监管的矛盾会越来越突出。因此笔者认为，由央行牵头建立监管部门的协调机制是一种过渡性制度安排，我国最终还要走向统一监管。

笔者认为，在目前分业监管格局的基础上，建立我国的统一监管体制有两种方案可供选择第一是建立由央行下辖四局银监局、证监局、保监局、外汇管理局的体制，央行既承担货币政策职能，同时也承担全面的金融监管和维护金融稳定的职能，各专业监管部门在央行的领导下根据功能性监管的分工各自履行其监管职责第二种方案就是将现有的三大监管机构合并成一个综合性的监管机构，全面负责各个金融领域的监管。

笔者认为，选择第一种方案更适合我国的国情，更具有可行性。首先，第一种方案有利于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的协调，提高监管的效率和宏观调控的效果。如果选择第二种方案，央行在金融监管中的地位和作用会被弱化，央行的货币政策缺少了金融监管的配合和支持，其宏观调控的作用就会受到严重影响。其次，第一种方案更符合中国管理的习惯和定式。如果在央行之外再设立新的综合性监管机构，会造成金融监管的多头领导，容易出现权力和利益的冲突，不符合中国管理的习惯。最后，从央行牵头的监管协调机制过渡到统一监管，第一种方案更加自然合理。如果建立由央行牵头的监管部门协调机制，央行在金融监管中的作用会逐渐增强，再过渡到统一监管体制，由央行负责全面的金融监管，工作衔接更加顺畅。如果选择第二种方案，央行就会失去在金融监管中的话语权，出现新的协调问题。

注：本文为中国人民银行石家庄中心支行承担的人民银行总行下达的重点研究课题摘编。

责任编辑黑延成

作者：王景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