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基层人民法院如何有效化解社会矛盾

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基层人民法院如何有效化解社会矛盾（通用5篇）

篇1：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基层人民法院如何有效化解社会矛盾

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基层人民法院如何有效化解社会矛盾

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基层人民法院如何有效化解社会矛盾

论文提要：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矛盾和纷争始终伴随人类，实现社会和谐，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美好理想。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基层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民族地区基层法院）对化解社会矛盾的作用和意义不言而喻，民族地区基层法院应树立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司法理念，打好通过司法化解社会矛盾的思想基础；民族地区基层法院应以审判工作为中心、队伍建设为根本、物质装备为保障，提供坚强的组织保障，着力培养有区域特色和民族特色的基层司法队伍；通过各种形式的司法宣传，营造良好的司法环境，有助于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矛盾；增强定纷止争的能力，通过加大人民陪审员、调解员工作比重和力度，加强他们的人才培养、组织建设和长效机制的建立，大力发展巡回法庭和基层人民法庭，最大限度地把矛盾化解在基层；加强能动司法要求基层司法工作者要主动立法、司法和执法，关注新情况、新问题、尤其是经济危机的新形势下，立法、执法等都要发挥主观能动性，与时俱进，紧扣时代的脉搏。创新是民族地区基层法院化解社会矛盾的力量源泉，要勇于创新和改革，敢于洋为中用、古为今用，把原来体制中的不合理因素剔除，结合当地民族的特点，认识到民族特色、区域特色使民族地区基层法院的工作走出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新路子，彰显民族地区基层法院在消除社会矛盾中的生命力和活力，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和谐发展乃至全国的和谐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科学命题。建设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对人民法院的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审判机关的人民法院，特别是民族地区基层法院更加肩负着促进地区各民族间的和睦团结、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的历史使命。（1）民族地区基层法院有效化解社会矛盾应做好以下几点工作：

一、树立现代司法理念，为通过司法化解社会矛盾提供好精神食粮。

事物和矛盾总是在不断的发展变化，当前的中国正处在多变的转型期，社会矛盾呈现多元化和推陈出新，要求司法工作者要树立正确的司法理念。民族地区基层法院的法官是否具有现代的司法理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民族地区基层法院和工作者化解社会矛盾的司法能力的高低。民族地区基层法院要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发挥作用，关键之一在于能否树立与之相适应的现代司法理念。民族地区基层法院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明确弘扬以公正、廉洁、为民的司法核心价值观，树立“中立、平等、透明、公正、高效、独立、文明”的司法理念。民族地区基层法院应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当地民族的特色把现代司法理念发展和完善，使它和当地的民族因素相融合，具有民族特色和区域特色。

“中立、平等、透明、公正、高效、独立、文明”正是民族地区基层法院在工作中的基本要求。要求法官具有民主意识、以人为本的意识、为人民服务的意识，因此，应当把化解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会作为现代司法理念的核心和最高标准，用它来指引和检验民族地区基层法院工作。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有特殊的历史、文化、经济等原因，很多司法工作者没有树立起司法公正、司法公开的理念，没有树立与构建和谐社会相适应的现代司法理念和思维方式。民族地区基层法院和法官在工作中，应以化解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会为总目标，及时调整办案的指导思想和工作思路，用现代司法理念去分析和审理案件，深刻理解和融入到民族和民风中，应注意全国性法律在民族地区适用上的灵活性和原则性，要因地制宜的适用，体现出宪法的民族区域自治精神，真正使审判工作服从服务于少数民族矛盾化解和和谐社会这个主题，融入构建和谐社会大局当中，加强能动司法，增强司法服务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使广大少数民族能切身感受到司法公正，增强对司法的公信力。

二、为化解社会矛盾提供好人才、组织、物质保障。

“化解社会矛盾，重点在基层；推进社会管理，难点在基层；确保公正廉洁执法，关键在基层。各级人民法院要坚持重心下移，在提高基层能力水平上下更大的功夫。”(2)这是王胜俊在全国高级法院院长会上提出的第十项工作。可见基层人民法院尤其是民族地区基层人民法院工作的重要性，要实现民族地区基层法院的职能和使命，要求提供强大的组织保障、人才支持和物质供给，彻底解决民族地区基层法院组织机构不健全、缺少与业务服务相匹配的专业人才、物质条件欠缺等困难。

组织保障需要我们培养一支“政治坚定、求真务实、开拓创新、勤政廉洁、团结协作”具有民族特色的领导班子，切实加强领导班子的思想政治建设，抓好理论武装，把宪法的民族自治精神、当地民族特色与司法为民的执政观、科学的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相融合，努力提高班子的司法决策和司法管理水平，这样的领导班子才能领导全院为和谐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人才支持要求通过各种途径吸纳优秀的专业人才，提高在职人员的素质，加大基础教育和法学教育投入，通过司法考试为基层输送少量的新鲜血液是不够的，民族地区基层法院人才少、学历低的特殊性，急需不断加大教育培训力度，积极争取培训经费，开展各类法律业务知识培训，鼓励干警参加“专升本”及更高层次的学历教育，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推进“学习型”法院建设。同时，要加强审判技能训练，通过开展“示范庭”、“观摩庭”、“法律文书竞赛”、“论文竞赛”等多种形式的岗位练兵活动，增强法官驾驭庭审、正确适用法律和制作法律文书的能力，切实提高审判质量和效率。（3）同时应提高法官队伍的思想道德修养，让他们时刻以法官法等约束自己，成为让党放心、人民满意的好法官。民族地区基层法院尤其应注意民族特色法官队伍的建设，这是我国民族政策的体现，也是消除社会矛盾的重要之举，应使法官队伍了解和学习当地的民族文化，了解边疆地区的地域特色和悠久历史，把他们的思想和文化与当地的文化融为一体，提高少数民族在法官队伍中的比重，通过适当提高少数民族干部配备比例；对少数民族干部录用给予政策倾斜；公务员考试适当照顾分数；在干部提拔任用时工作年限、年龄等相关条件适当放宽等措施，打造一支有地方民族特色的法官队伍。

在民族地区基层法院涌现出一些优秀的少数民族法官，例如：查娜，女，达斡尔族，1965年10月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现担任新巴尔虎左旗人民法院嵯岗法庭副庭长。自1992年调入嵯岗法庭以来，十几年如一日，办案质量、数量均列全院榜首，实实在在地维护好了群众的切身利益。2009年共审理民商事案件114件，调解108件，调解率95%。2010年1-9月，共审理民商事案件95件，调解92件，调解率97%。无重审、改判、缠诉、缠访案件。2004年、2009年荣立个人三等功；2008年评为自治区指导人民调解工作先进个人；2009年荣获呼伦贝尔市“十佳法官”称号；她是基层法官学习的榜样，同时也警示我们建设一支具有民族特色的基层法官队伍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随着我国生产力的发展我国基层法院的物质条件已有很大改善，但是，仍然存在很多问题，尤其是民族地区基层法院，比如经费不足、历史债务沉重，物质装备落后、法官待遇较低，人才流失严重等，要解决好这个问题除了大力发展生产力这个根本途径外，要求各级财政和政府充分考虑基层法院的实际困难，给予一定的照顾和倾斜，充分考虑基层工作实际，科学合理地设定工作指标和考核标准，适当提高边远地区法官待遇等；同时法官应发扬艰苦朴素的作风，这样才能以良好的精神风貌和健康的身体完成肩负的历史使命。

三、做好司法宣传，营造良好的司法氛围。

人民法院司法宣传工作是法院全局工作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司法宣传是人民法院工作的主业而不是副业，这项工作的成败得失，直接关系到国家的法治形象，直接关系到法院的司法形象，直接关系到社会矛盾的化解。做好新形势下的司法宣传工作，民族地区基层法院必须对当前面临的形势任务有清醒的认识和把握，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

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和问题依然相互交织，为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营造良好法制舆论氛围的任务更加迫切。民族地区基层法院要进一步增强忧患意识和责任意识，在做好审判执行工作的同时，进一步增强新闻敏感性和舆论引导意识，准确把握对外宣传的角度，抓住机遇、主动出击，通过网络媒体等新兴媒体，宣传法院工作、传播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以满足人民群众对司法工作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日益增长的需求，向广大少数民族介绍我国推进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理念，展示人民法院公正廉洁为民司法的良好形象，不断扩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影响力和吸引力，积极塑造我国公平、正义、法治、和谐的国家形象。

紧紧围绕三项重点工作，切实做好正面宣传，找准宣传工作与法院工作的结合点，大力弘扬 “公正、廉洁、为民”的司法核心价值观，把加强司法宣传工作的着眼点放在基层法院和基层法官身上，积极宣传广大基层法官立足平凡工作岗位，长期超负荷工作、公正司法、一心为民的感人事迹，发掘更多的像查娜一样的基层优秀法官。引导基层法官把执法办案与宣传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切实增强新闻传播意识，把每一次庭审、每一次执行、每一次接待群众、每一次下乡办案，都变为宣传法院工作的机会，以案讲法、以案普法，并通过送法下乡活动、通过发放宣传资料、宣讲法律知识、接受法律咨询等方式，大力宣传国家法律法规和各项方针政策，特别是与少数民族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让更多少数民族群众了解了法律知识，给他们的生产生活提供了方便，同时提高他们的法律素养，为基层的司法工作提供一个良好的氛围，这有利于从源头制止社会矛盾的发生，也有助于社会矛盾的化解，对基层司法工作乃至全国和全世界的司法工作都是很大的贡献。

四、饮水思源，做好把社会矛盾化解在基层的重点工作。

“化解社会矛盾，重点在基层”，民族地区基层法院化解社会矛盾的路径很多，但是人民陪审员、调解、巡回法庭和基层人民法庭四项工作是重中之重，它贯彻了我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宝贵经验。

（一）结合当地的民族特色和区域特色，完善人民陪审员工作机制。

人民陪审员制度是实现法院与人民群众沟通的桥梁和纽带，是实现司法公开、公平、公正的重要保障。已为世界各国承认和接纳，各国都在发展和完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群众思想封建、意识落后，缺少双语法律工作者，再加上当地的特殊民俗等，人民陪审员的重要性更加突出。

民族地区基层法院要建立人民陪审员工作的长效机制，从制度上解决问题；根据本地实际，争取各方面的支持，适当增加陪审员数量，注重吸收不同行业、性别、年龄、专业人员，确保人民陪审员队伍的广泛性、代表性和群众性，尤其是各少数民族陪审员的数量；注意提高陪审员素质，加强日常管理，健全人民陪审员各项工作程序及考评激励等制度；保障陪审员参审权利，扩大参审案件范围，充分发挥人民陪审员参与审判案件、密切联系群众、宣传法院工作、化解社会矛盾的重要作用，不断提高司法裁判公信力。

（二）调解优先、调判结合。

“调解优先、调判结合是重要司法工作原则，要坚定不移地把这一原则贯彻落实到社会矛盾化解中去，使调解工作规范化、制度化、法制化。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新巴尔虎左旗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新左旗法院）坚持“调解优先、调判结合”的原则，形成了全院“重调解、兴调解、抓调解”工作新格局，将调解工作贯穿于立案、审判、执行、信访等各个环节，确立了庭审中必调、休庭后必调、判决前必调、执行中必调。积极开展“征询旁听庭审公民意见”活动，邀请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执法监督员等各界人士参与案件评议和调解。该院民商事案件调解率为98.98 %，特别是刑事附带民事调解率连续3年达到了100%，而且实现了审结率、调解率、执行率三个最高的好成绩。受到当地百姓的好评。

民族地区基层法院要全面加强各个领域的调解工作，要建立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上下贯通左右相连，互相联动的“大调解”格局；推行调解先行、司法为末，中贯行政、仲裁的运作系统，下级要避免矛盾上交；要拉长调解链条，大力推进立案调解、再审审查调解等工作，真正使调解工作贯穿审判、执行、信访工作全过程；民族地区基层法院要根据本地实际，争取各方面的支持，完善调节工作机制，适当增加人民调解员数量，尤其是各少数民族人民调解员的数量，注意提高人民调解员素质，提高他们的调节技巧；民族基层法院应能调则调，不调速判，双管齐下，效率与公正兼顾；民族地区基层法院根据各类案件的特点，选准法律与民俗习惯的结合点，做到因案制宜、有的放矢，发挥通晓少数民族语言优势，沟通情感促调解。明确哪些案件需要优先调解，那些案件需要人民调解员的参与，法官和人民调解员调解的时限、要求和程序应合法，完善调解工作考评机制，督促法官提高调解质量和效率，切实解决调解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三）进一步完善基层人民法庭和巡回法庭工作。

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有自己的区域特色和民族特色，多数地区交通不便，人均分布不集中，通讯落后，经济不发达，这给少数民族的诉讼和案件的解决带来很大不便，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巡回法庭和基层人民法庭对解决这些困难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它们既方便诉讼，又节约社会资源和诉讼成本，对社会和谐的作用不可估量。新左旗法院本着便民、利民、惠民的原则，结合牧区居牧民居住分散、交通不便，特殊的地理环境和交通状况在一定程度上使牧民群众打官司成为难题的实际情况，通过深入了解和走访牧民本着“方便群众、服务基层、群众满意、案结事了”的原则以派出法庭为中心、以巡回法庭为基础，在全市率先建立了三个草原巡回审判点巡回审判审结的案件占全院年审结案件的60%以上，且能够及时有效地化解矛盾纠纷，达到了定纷止争，案结事了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新左旗法院以出色的工作作成绩荣获自治区优秀法院称号和自治区第五届全区文明单位称号。新左旗法院的成绩彰显基层人民法庭和巡回法庭的生命力和巨大作用。

民族地区基层法院应立足本地实际，大力发展基层人民法庭和巡回法庭，充分运用“车载法庭”、“马背法庭”；民族地区基层法院，特别是人民法庭，应当逐步确立以巡回审判为主的工作机制；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要立足当地，使双语教育规范化、制度化、法制化，积极培养和录取通晓少数民族语言和风俗习惯的少数民族法官和工作人员，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基层人民法庭、巡回审判工作提供人才保障；要发挥基层人民法庭和巡回法庭的重要作用，要加强对人民调解委员会的指导，加强与基层自治组织的联系，努力实现诉讼与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的衔接，实现多管齐下化解社会矛盾的格局；通过大力推广巡回审判，切实增强巡回审判的针对性，提高巡回审判的质效，切实解决当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的司法权不能满足少数民族司法需求的现状；要通过加大巡回审判点的建设力度，科学合理地确定人员编制，着力解决人民法庭恢复或新建、物质装备和经费保障问题等，进一步完善巡回法庭建设和巡回审判制度，加强巡回审判的制度化、规范化、法制化建设，要进一步弘扬“马锡五审判方式”所体现出的深入群众、方便群众、服务群众的精神，努力追求巡回审判的高质量和高效率，切实解决少数民族群众“告状难”；同时国家应尽快出台专门的法律和政策，为它们保驾护航，这样才能物进其用。

五、加强能动司法，不断改革和创新。

能动司法就是发挥司法的主观能动性，不断改革和创新，积极主动地为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用发展变化的眼光去看问题和处理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民族地区基层法院在工作中应贯彻这一方法论，加强能动司法。坚持能动司法，不仅要调整转变司法理念，更要建立健全机制制度，要大力加强制度建设，构建体现能动司法要求的长效机制，切实把能动司法的要求贯彻落实到司法审判活动的全过程和各个方面。广西于2009年在全区开展调解年活动，探索建立了适应民族地区特点的大调解工作机制，是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全区法院一审民事案件的调撤率超过64%，提高了19个百分点。有的人民法庭做到了100%调解结案。能动司法在促进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加强能动司法，不断改革和创新应注意它的适法性，宁波北仑区检察院推出的“附条件不起诉”的地方司法创新制度受到社会和学界的广泛关注，正反两派争论十分激烈，它警示我们司法权力应当依法正确行使，民族地区基层法院在加强能动司法，进行改革和创新探索时，必须恪守权力边界，一定要在法治的理念和制度的框架之内进行；只有那些符合先进治国理念、符合法治社会需要、符合公正执法要求的改革才是真正的创新。

法律的规定再详尽也不能完全适应复杂多变的市场经济，所以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与时俱进这样才能适应民族的、区域的特色和发展变化的新生事物。每年立法的层出不穷就是为了适应矛盾的发展和变化，能动司法要求民族地区基层法院应对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全面贯彻中央关于经济工作的战略部署，进一步完善司法政策，强化司法措施，搞好司法服务，同时统筹兼顾好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把握好全国性政策、法律在民族自治区域适用的灵活性，这样才能更好的化解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经济发展中的矛盾纠纷。

社会矛盾在全世界普遍存在，化解社会矛盾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心声，在今天这个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国际交往日益频繁的时代，世界各国的涉外案件和矛盾日益增多，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和周边各国的涉外民商事案件与日俱增，各国的法律在相互交融，这些迫使我国健全和完善相应法律，对原有法律改革和创新，我们应批判的吸收外国的先进理念和制度，如英美法系的判例制度应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这样可以使各级法院的判决不至相差很大，可以解决立法空白的尴尬等问题；美国在证券交易中采取的举证责任倒置制度，可以有效的制约操纵证券等行为，民族地区基层法院应该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同时兼顾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毛泽东、邓小平理论就是把马克思理论中国化的智慧结晶，这需要中国的法律人去探索和实践，因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民族地区基层法院一定能走出一条有民族特色的司法新路子。

构建和谐社会任重而道远。民族基层法院要在构建和谐社会中有所作为，必须充分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形成，中国法治建设进程的重点将从“有法可依”逐步转向“有法必依”，找准法院工作与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三项重点工作结合点，针对薄弱环节，不断加强自身建设，提高司法能力，妥善化解各类矛盾纠纷，积极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确保和谐社会的实现。

注释：

（1）印达岗：试论少数民族地区矛盾纠纷发生的特点及法院调解工作发展思路，载湖南湘西自治州商务之窗网。

（2）王胜俊在全国高级法院院长会议上的讲话，载中国经济网。

（3）官晋东 张培贵：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法院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司法保障的思考，载云南法院网。

篇2：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基层人民法院如何有效化解社会矛盾

社会稳定是现代化进程得以顺利推进以及民生不断得以改善的基本前提条件。如何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从宏观的制度架构上或者纠纷解决机制的思路上讲，是社会矛盾冲突的事先防范和事后救济的问题。社会矛盾冲突事后解决的结果经常对事前防范会产生一种指引作用。事前防范和事后救济是互为关联的，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矛盾冲突，无非是一种利益冲突。现从信访和立案调解方面浅谈如何化解社会矛盾。

一、如何从信访方面化解社会矛盾

1、建立大信访大信访工作机制，推动社会矛盾化解工作深入开展

充分执法办案在化解社会矛盾中的基础作用，在全院建立大信访格局，转变传统观念，动员全体干警参与到信访工作，参与到化解社会矛盾工作中。

2、打造大信访工作环境积极构建联系群众的工作平台，拓宽联系渠道，及时掌握社情民意。

加大宣传力度，打造大信访的社会环境，设臵宣传栏，市信访制度公开化，开辟电话受理系统。网上举报受理形式拓宽受理举报排线索，是举报形式多样化，加大对举报人员的奖励，激发群众举报热情，3、实行对口接待制度，减少信访工作环节。按照谁主办、谁负责、谁接待的要求，建立健全有效化解积案，加强源头治理的工作机制，采取规定案件办理时限，明确质量标准和化解调处办法。在全院干警中形成加大办案力度与矛得到化解相统一的工作理念。

4、建立分级管理，逐级考核制度，转变工作作风。有效解决重点难点信访问题对信访案件实行分级管理哦，逐级考核的管理机制。对于办案质量好，达到群众满意，事迹突出的责任部门和责任人予以表彰和奖励。

5、落实回访制度，实现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双赢。建立信访案件回访制度，即对信访人建立档案，在问题解决后，及时安排回访，了解其思想状况，妥善处理遗留问题，为党委分忧，为政府解难，让群众满意。

二、建立人民调解与诉讼调解协调机制 努力化解社会矛盾

任何社会都存在纠纷，而纠纷的妥善解决是社会运转的内在需要。调解是我国社会纠纷解决机制的宝贵经验和优良历史传统，被成功地实践了数千年，对社会稳定发挥了重大作用。它以“和谐”为价值目标，是民间和司法程序重要的纠纷解决手段，具有极强的社会适应性和纠纷处理策略正当性。

在诉讼爆炸的今天，审判外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已成为无法回避的课题。人们在解决民事纠纷方面对民事诉讼的依赖和诉讼意识的变化使我国实际上进入了“诉讼时代”。在诉讼外，探讨纠纷的多元化解决方式，已成为各级政府改革方向，而人民调解以其合意性与便捷性，在审判外纠纷解决机制中始终居于显著地位。如何最快地解决社会矛盾，最在限度地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有必要建立起人民调解与诉讼调解之间的协调机制。随着理论探讨的深入，尤其是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新时期人民调解工作的意见》后，如何使人民调解与诉讼制度相协调，已成为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1、当前人民调解与诉讼调解的现状

人民调解又称诉讼外调解，是指在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主持下，以国家法律、法规、政策和社会公德为依据，对产生民间纠纷的双方当事人进行斡旋、劝说，促使他们互相谅解、平等协商，自愿达成协议，消除纷争的活动。按照《人民调解法》的要求，我国的人民调解委员会是村民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下设的调解民间纠纷的群众性自治组织，在基层人民政府和基层人民法院指导下进行工作。由于人民调解具有解决纠纷的便捷高效、解决纠纷成本低、解决纠纷的彻底性等特点，人民调解工作在化解民间纠纷，维护社会稳定，实现群众自治及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同时，我国当前的人民调解工作也暴露出了一系列问题：专职调解员数量少，缺乏专业性调解委员会来处理行业矛盾，与政法部门沟通衔接不够。尤其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以及各种利益关系的调整，出现了许多新的社会矛盾纠纷，矛盾纠纷的主体、内容日益多样化、复杂化。

诉讼调解即法院调解，是指人民法院的审判人员按照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以双方当事人自愿为前提，组织当事人协商解决民事纠纷的一种诉讼活动。诉讼调解是我国诉讼程序中特有的一种制度，也是我国法院结案的重要方式之一，我国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以及行政诉讼法都对此作了相应的规定。其主要优点是：调解具有较为规范的程序；法官作为调解的主持人员具有较为专业的法律知识，大大增强了调解的合法性和可操作性；其达成的调解协议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同时它也存在一定的弊端：“调审合一”的现状使“以判压调”、“久调不判”的情况无法绝对避免，当事人调解的自愿性降低；诉讼调解没有同诉讼当事人所在地的人民调解组织构成有效的联动；对当事人双方恶意串通调解，因法官对当事人缺乏了解而难以做到彻底的防范。

2、建立两种调解协调机制的必要性

一个完善的纠纷解决机制，应该是能充分发挥诉讼内外机制的作用，形成一个良性互动、功能互补、程序衔接、彼此支持，共同致力于纠纷解决的有机体系，而目前这个体系尚未形成。人民调解与诉讼调解各自为阵，相当一部分纠纷经人民调解达成协议后，仍会进入诉讼程序，不仅浪费当事人的时间和精力，同时也是对司法资源的严重浪费，更不利于人民调解制度自身的发展。因此，在两种调解之间建立起协调机制，就成为完善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要课题。所谓“协调机制”，就是指要使得人民调解以及行政调解能够具备有效性，其最低限度应该是能够使得人民调解的过程具备有效性，而不是现在这样的可有可无的状态。

（1）是有效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的需要 当前，我国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人民群众安居乐业，总体形势较好，但同时，随着改革的深化，利益关系的调整，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由各种原因引发的矛盾纠纷不断增多。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利用调解的方法化解矛盾纠纷，依法维护纠纷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对于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实现执政为民的宗旨至关重要。国家提出和谐社会的治国理念，要求社会纠纷解决机制化解纠纷的功能要充分显现。在新的形势下，应充分利用人民调解与诉讼调解两种调解方式的优势，采取积极措施，促使诉讼调解与人民调解处于良性互动状态，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实现社会和谐。

（2）是提高人民调解质量、规范人民调解的需要 由于我国当前人民调解组织是建立在村民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之下的一种群众性组织，多数基层调解人员由退休职工或年长的村民、居民担任，文化程度偏低，法律政策和业务水平欠缺，难以熟练运用法律、法规调解纠纷，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调解的公正性和合法性，不利于保护和实现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难以使双方当事人心服口服，不能适应当前新形势下调解工作的需要。加之当前社会矛盾具有较强的专业性、行业性特点，更加要求人民调解员具有较高的法律素质及专业素养。建立起人民调解与诉讼调解的协调机制，形成人民法院对人民调解委员的业务指导制度、基层法院及其派出法庭的审判业务法官或专门的诉讼调解人员对人民调解员的法律专业水平进行指导的制度。这同时也是《人民调解法》中“基层人民法院对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民间纠纷进行业务指导”的内在要求。各级人民法院应制定培训计划，派出具有较丰富的法律知识和审判经验的审判人员定期开展对人民调解员的培训，通过培训，使人民调解员能够掌握民事纠纷的性质、一定的法律知识和调解艺术，提高人民调解工作的水平。有了人民法院对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业务指导，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提高人民调解工作的质量，规范人民调解过程中一些不规范行为。

（3）是减轻法院办案压力、提高办案质量的需要 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各种利益的调整，各种矛盾纠纷也呈现出主体和内容多样化、成因复杂化的特点，诉讼爆炸现象在我国已经初现征兆，各类纠纷如潮水般涌入法院。20年来，全国法院每年受理的第一审民事案件几乎增加了几十倍，在法官数量增加不多的情况下，法院担负的审判任务非常艰巨，几乎不堪重负。法院受理案件的数量大幅上升与法院审判力量有限的矛盾日益突显。人民调解和诉讼调解互动机制，可为法院减轻大量的案件负担，使法院集中精力解决法律上的疑难案件，提高裁判的质量。如果不重视诉讼调解与人民调解，法院将势必被淹没于诉讼的汪洋大海。诉调对接不仅有分流诉讼，减轻法院压力，缓解执行难的顽疾，更加重要的是增加了当事人解决纠纷的民主性和协商性，有利于培养和促进社会自治与纠纷解决的生态平衡。在已经实施了诉调对接以及与诉调对接相类似地司法制度的地方，已经开始初见成效。诉调对接以及相类似地纠纷解决方在遇到案件不断增多而审判力量又相对不足的时候，把一部分适合的案件导入诉调对接的程序，可以收到分流案件、减轻法院压力的效果。

三、建立两种调解协调机制的构想

（一）加强沟通，形成信息共享、相互配合的机制 建立人民调解与诉讼调解的协调机制，各级人民法院尤其是基层人民法院加强与当地人民调解委员会的沟通与联系。在法院内部，成立专门的人民调解联络部门，负责与当地人民调解委员会之间的业务联系，同时形成对人民调解委员会工作的常规性业务指导。法院的人民调解联络部门与当地各人民调解委员会建立起人民调解工作信息共享平台，人民调解委员会将其调解的每一起民事纠纷录入信息共享平台，一旦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的案件进入到人民法院进行诉讼，人民调解联络部门可以直接从信息共享平台对人民调解工作的具体情况进行调取。对于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过的案件，法院可在审理前向有关的人民调解委员会了解纠纷形成的渊源、当事人的情况等，以便对症下药。

作为人民调解委员会，在给当事人进行调解过程中，应及时有效地给当事人讲述法律知识，阐述调解工作的必要性，消除当事人进入诉讼阶段的可能性。同时，法院也应依法支持调解委员会开展工作。当事人持已经生效的人民调解协议向人民法院申请支付令的，只要符合民事诉讼法第十七章规定的条件，人民法院应当支持。对人民调解达成协议，双方当事人向法院申请确认效力的，法院在对人民调解协议进行合法性审查时，应遵循“法律不禁止即为合法”的原则，除非查明调解协议有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或违反自愿原则，否则应依法确认其效力。这样，一方面增强了人民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民间自治得到国家公权的有力支持，另一方面，减轻了法院的办案负担。

（二）设立诉前强制调解制度

诉前强制调解指通过修改民事诉讼法，规定一定类型的案件在起诉法院之前必须经过调解程序，由人民调解委员会就当事人之间争议的民事法律关系或权利在未起诉前，从中调停排除，促使达成合意，以避免诉讼的程序。我国当前的民事案件受理条件是《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规定的：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有明确的被告；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该法第一百一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对符合本法第一百零八条的起诉，必须受理。可见，我国没有建立诉前强制调解制度，只要是符合上述受理条件的案件均直接进入了诉讼程序，而未强调必须经过人民调解。

设立诉前强制调解制度可以有效地缓解法院审判压力，促进审判合理化，避免“以判压调”的情况出现；同时，可以有效地引导当事人积极地通过人民调解的方式来处理双方争议，中国自古传统是民不喜诉，如果能将当事人的纠纷通过人民调解的方式解决而不是法院诉讼的方式处理，能更好地起好案结了事、社会和谐的效果。由于人民调解同法院诉讼相比具有不收费的特征，通过人民调解处理争议能在一定程度上为当事人节省开支。

诉前强制调解与审前调解不同。审前调解指当事人起诉后，开庭审理前由法官主持所进行的调解，代表国家为美国。审前调解本质上也是一种诉前和解制度，有着一定的借鉴价值，然而，由于它的良好运作需要一系列相应制度和措旋的配套和支持，如须重新划分民事诉讼中的法官职能，分成准备法官和庭审法官；须重组法院的调解组织；须设立庭前会议制度等，而这些条件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尚不具备改革的可行性。设立调解作为诉讼程序的前臵程序，案件不经调解不得起诉。调解成立，调解协议具有生效判决的法律效力；调解不成立，则由人民调解委员会出具相关调解证明，作为法院立案依据。

设臵诉前强制调解制度是为了减轻法院负担，但不是所有民事纠纷都必须诉前强制调解，应当设定一定的案件范围，应主要考虑案件性质、案件金额、复杂程度。比如，对于起诉到法院的离婚案件，应指引当事人先到双方经常居住地的村委会或居委会的人民调解委会员申请人民调解，在人民调解委员会确实调解不好的情况下，凭人民调解委员会出具的调解证明到法院进行起诉。诉前强制调解应主要考虑双方当事人在同一个乡镇、具有人民调解基础的案件。

（三）形成诉中共同调解机制

在案件由人民法院受理进行审判程序后，承办法官一般都会在征询双方当事人后对案件进行调解，这是我国当前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切实需要，也是贯彻“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工作原则的具体体现。在该阶段的调解工作中，承办法官应及时通过人民调解联络部门同案件当事人所在地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取得联系，邀请人民调解员参与到诉讼中的调解工作中。

西方国家主持法院附设调解的主体通常有退休法官、相关行业专家或法院的辅助人员。就我国而言，大部分案件只能由法官或法官助理主持调解程序，但就利用社会力量主持调解程序而言，最理想的主体莫过于现有的人民调解员。人民调解员与来自社会其他阶层的人士相比，具有独特的组织优势和社会资源优势。法官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可以根据个案的具体情况决定将案件交付给某一位或几位调解员调解，也可确定由人民调解员与审判员共同调解。这一制度的实质是让人民调解员与案件承办人相互配合，对案件进行调解，将人民调解这种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与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熔为一炉,二者互为补充。人民调解得以规范化，法院“僵硬”的诉讼得以适当软化，应该说这是公正与效益相结合的有效机制。

（四）建立诉后调解反馈体系

建立诉后调解反馈体系，监督联合调解的质量和效果。首先，对涉及人民调解的案件审理终结后，应将生效的裁判文书寄送原承办的人民调解委员会。一方面，就人民调解委员会在人民调解过程中的好的方面予以肯定，对发现的问题提出司法建议，促进人民调解工作的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对于案件当事人在诉讼中达成调解协议的，由人民调解委员会负责做好调解回访工作，督促当事人履行调解协议。对于相邻权、道路交通事故、劳动争议等多发易发纠纷的案件，应当将诉讼调解向后延伸，实现调解回访与息诉罢访相结合，及时消除不和谐苗头，巩固调解成果，真正实现案结事了。⑦其次，定期对人民调解与诉讼调解相衔接的程序问题、实际效果、存在问题等进行分析，就运作质量进行反馈，总结经验，不断改进，促使人民调解工作质量的提高和两者的有效衔接。第三，法院在设臵目标管理考核指标时，可将对人民调解工作指导的工作量、邀请人民调解员参与诉中调解的案件数等，纳入法官审判质量效率管理制度，落实奖励，调动法官的积极性。

在今天，人们已经充分认识到诉讼审判所能处理解决的纠纷其实是极其有限的，而且在高度专门化、技术性的诉讼程序中使纠纷真正妥善的解决往往不易获得。探索实现诉讼调解和人民调解的有效协调，是实现当事人自由处分权和法官适当介入管理的有机结合，更符合公正和效益的司法价值取向。诉讼调解与人民调解协调机制符合世界范围内兴起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潮流，符合我国的法律文化传统，符合“公正与效率”的工作主题，符合基层法院的审判实际，符合司法制度现代化改造的时代要求。作为纠纷解决主体和正义最后一道防线的人民法院，在立足于现实条件的基础上，借鉴域外成熟的经验，积极探索诉讼调解与人民调解对接，在整合资源、减轻法院负担、社会纠纷解决等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创新举措。虽然我国有着历史悠久的非诉讼解决传统，但诉讼调解与人民调解协调机制毕竟尚属新事物，其中仍有不少问题值得思考，需要从实践到理论，理论升华后再指导实践的反复过程中得到完善。我们坚信，只要对现行机制进行完善和必要的改革，通过立法保障，并取得社会各界的支持，两种调解协调机制一定能够在定纷止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发挥强有力的作用。

篇3：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基层人民法院如何有效化解社会矛盾

1 基层矛盾纠纷的主要类型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 经济的快速发展, 农民生活水平的进一步提高, 基层矛盾纠纷呈现出面广量大、触发点多、突发性强、升级快、调处难度大、内容复杂化、形式多样化的态势, 严重影响社会的和谐与稳定。目前, 农村矛盾纠纷主要有如下类型:

1.1 婚姻家庭纠纷

一是, 随着经济的发展, 外出务工人员越来越多, 农村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人们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受此影响, 一些群众家庭责任意识淡薄, 导致夫妻感情破裂而引发的纠纷。二是, 随着我国逐渐进入老龄化社会, 夫妻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较多, 承担着赡养四位老人的重任。由于养老意识淡薄、工作压力大、收入低, 部分家庭不遵从孝道和伦理道德, 违背法律规定, 不尽赡养义务, 遗弃和虐待老人的事件时有发生。三是, 在家庭遗产继承问题上, 由于分配不均而引发纠纷。

1.2 邻里纠纷

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可生活中有的邻里不大度, 斤斤计较, 常因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而争得脸红脖子粗, 大打出手, 甚至对簿公堂。

1.3 干群纠纷

有些基层干部, 滥用职权和越权, 凌驾于人民群众之上;有些干部工作方法简单、作风粗暴, 在依法行政或执行政策过程中走样, 破坏了党员干部的形象, 严重影响了党群关系、干群关系。

1.4 计划生育工作和帮贫扶困工作所引发的纠纷

近几年来, 计划生育以及帮贫扶困的工作所引发的矛盾也是时有发生。计划生育方面, 在超生子女社会扶养费的收取工作中, 政府人员按国家政策收费, 超生子女方以各种理由拒不交纳超生费而引发的矛盾。在进行帮贫扶困工作时时, 一方面, 因为资金的限制, 导致低保名额有限;二是, 因为家庭特别困难, 完全符合低保条件的人过多;三是, 基层干部在执行上有偏见, 不公平, 导致不是困难的家庭吃到了低保, 家庭困难的反而没有吃到低保。

1.5 房屋宅基地、山林、土地等问题引发的纠纷

近年来, 随着市场经济不断深入和发展, 山林土地的价值日益彰显, 由此引发的矛盾纠纷越来越多, 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 由于承包历史久远, 具体边界不清;二是, 村民种植的树木成长后, 影响临界土地承包收益;三是, 由于土地承包、转包引发的矛盾纠纷。

1.6 劳资纠纷

我国是法制国家, 随着人们法律意识的不断增强, 自我保护意识也得到了提高, 对于用人单位的违法行为敢于做出回应。当前劳资纠纷主要表现在企业拖欠工资、员工五险、工龄买断等问题引发的矛盾纠纷。

1.7 由于新农村建设、街道改造、城市拆迁引发的矛盾纠纷

随着城市化建设加快, 农村居民点集中建设呈现出诸多矛盾。主要表现在改建过程中拖欠征地款、补偿费或逾期不能安排回迁、变更迁住、违反合同条款等。

1.8 人身伤害及财产赔偿纠纷

主要表现在交通事故、打架斗殴、工伤赔偿等事关生命财产安全而引发的纠纷。

2 基层矛盾纠纷产生的原因

2.1 群众法律意识淡薄

虽然普法宣传工作已深入推进, 但由于边远山区群众文化素质低, 知识面窄, 法制观念淡薄, 留守群众中大多数都是老年人, 对法律知识的理解能力有限, 在解决生产、生活中遇见各种纠纷时, 不能正确运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 主要是靠武力解决问题, 轻则骂、重则打, 这也经常会使小矛盾演变成大纠纷, 从而严重影响了农村社会的稳定。

2.2 少数农村干部作风不良

不可否认, 当前农村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但也存在少数干部滥用职权, 造成干群关系紧张的现象。一些农村干部作用发挥不够好, 传达上级文件精神不到位, 村务不公开, 退耕还林款、粮食补贴款、农村低保等落实不到位, 从而诱发了矛盾纠纷的发生。

2.3 部分党政领导不够重视

现今依然有少部分基层及部门领导认为经济工作才是重点, 化解矛盾纠纷问题是次要的, 没有把及时有效的化解矛盾纠纷提到新时期、新形势下促进和谐社会建设的高度来认识, 导致矛盾纠纷化解不力, 影响了社会稳定。

3 化解基层矛盾纠纷的对策

3.1 进一步提高认识, 加强领导

我们要牢固树立发展是第一要务, 稳定是第一责任的思想, 要了解化解社会矛盾纠纷工作的重要性、长久性、艰巨性和复杂性, 切实加强对化解基层矛盾工作的领导, 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各级党委、政府、村委和社区都应高度重视此项工作, 把化解矛盾纠纷工作列入重要工作议事日程, 定期排查调处, 定期接待群众上访, 并坚持以人为本, 深入了解群众的难处, 设身处地的站在群众立场上想, 千方百计为群众解决困难和问题, 尽量使矛盾纠纷解决在基层, 解决在萌芽状态, 为促进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创造良好的环境。

3.2 加强法制宣传, 提高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

在维护社会稳定的工作中, 调解纠纷是治标, 预防纠纷才是治本。预防纠纷最好的办法就是加大法制宣传工作的力度, 以村 (社区) 调委会为前沿, 以乡镇司法所为主要阵地, 广泛开展法律“进村、进社区、进企业、进单位、进校园”活动, 增强公民的法律意识、法制观念和道德修养, 增强公民的权利和义务观念, 自觉做到守法, 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3.3 化解矛盾纠纷, 要做到公平公正

一般来说, 产生矛盾纠纷的双方, 都觉得自己有理, 需要寻求支持, 化解矛盾纠纷可以用各种社会规范、公序良俗、行业标准等级为依据, 具有很强的便捷性和灵活性。在化解矛盾纠纷时要站在公平公正的立场, 这样才容易让双方当事人信服, 矛盾纠纷才会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3.4 加强队伍建设, 做到依法化解矛盾纠纷

有些人对化解矛盾纠纷存在误解, 认为化解矛盾就是当“泥瓦匠”, 就是“和稀泥”。这样表面看矛盾没有了, 实际是假象, 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 可能会爆发更大的矛盾。因此, 加强队伍建设是抓好社会矛盾化解工作的关键。要广泛开展多种形式的政治业务培训, 对基层调解员、信访干部等工作人员政治业务素质和化解矛盾纠纷的能力和技巧进行提升, 有效做到按照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规定化解矛盾纠纷。S

篇4：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基层人民法院如何有效化解社会矛盾

关键词：基层党组织；农村；社会矛盾；化解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7-0037-03

改革开放30多年，我国农村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同时，社会矛盾高发也成为从中央到地方、从实务界到理论界普遍关注的一个复杂问题。从已有的研究和实践来看，大家普遍关注法律层面和道德引导方式，注重利益分配的合理调整，思路集中在化解农村社会矛盾的技术、措施层面。任何一种措施的实施，都必须依靠一定的组织或者个人，即必然要依靠一定的主体来落实。在我国农村，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以下简称“基层党组织”）是一支至关重要的力量，但同时也是一个在化解农村社会矛盾方面被忽视的主体。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创新基层党建工作，夯实党执政的组织基础。要落实党建工作责任制，全面推进各领域基层党建工作，扩大党组织和党的工作覆盖面，充分发挥推动发展、服务群众、凝聚人心、促进和谐的作用。”这一表述是对基层党建的战略部署，同时对基层党组织的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所以，研究基层党组织在农村社会矛盾化解中的作用是我党执政的战略问题，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一、基层党组织在农村社会矛盾化解中的战略意义

基层党组织是党在社会基层组织中的战斗堡垒，是党执政的组织基础。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的规定，其基本任务中与农村社会矛盾化解直接相关的就包括了宣传和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宣传和执行党中央、上级组织和本组织的决议，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团结、组织党内外的干部和群众，努力完成本单位所担负的任务；以及密切联系群众，经常了解群众对党员、党的工作的批评和意见，维护群众的正当权益，做好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因此可以说，基层党组织在化解农村社会矛盾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既是来自党章的义务，又对党的事业具有至关重要的战略意义。

（一）是提高党的工作水平、全面推进农村工作的需要

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党在农村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是农村各种组织和各项工作作的核心。其功能的发挥效果、战斗力的强弱，都关系着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妥善处理农村社会矛盾，必须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和战斗堡垒作用。胡锦涛在全国农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活动总结表彰会议上曾明确指出：处理好深化农村改革和各种利益关系调整中遇到的新矛盾，关键在于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加强和改善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切实把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好。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在总体上要把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做到整体推进。农村的和谐稳定取决于农村社会矛盾的化解工作成效，化解农村社会矛盾能力就成为基层党组织工作水平的体现，成为农村工作的前提和基础。所以，农村工作的整体推进和提升，需要基层党组织不断提高领导农村工作的水平，提高化解农村社会矛盾的能力[1]。

（二）是加强党的领导、应对执政风险的需要

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成败得失来看，苏联共产党失去政权是与基层党组织的涣散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具体来说，苏联共产党的基层党组织丧失了凝聚力和战斗力，苏共最终失去政权时已经民心尽失。在我们党作为法定执政党而一党长期执政的条件下，我们将面临各种各样的、以社会矛盾冲突为主要表现形式的执政风险。在化解社会矛盾和应对执政风险中，执政党如果没有丰裕的基层组织资源，或者不能有效开发和利用基层组织资源，化解任何执政风险缺少“第一道防线”，造成的后果将是执政成本将极其巨大，或者社会稳定的效果难以持续[2]。所以，在一党长期执政的条件下，抓好基层、打好基础，将基层党组织作为战略性执政资源，有效开发和配置使用，使基层党组织充分发挥其职能，对于推动社会发展、服务基层群众、凝聚人心以及促进和谐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三）是促进农村和谐稳定的需要

首先，促进和谐是农村基层党组织重要任务的观念应当得到确立。农村基层党组织直接面对各种具体矛盾，是维护农村和谐稳定的力量。现阶段多数农民利益表达渠道的匮乏和部分党员干部执政能力的低下，占有物质和政治资源较少的农民往往可能选择非理性的利益表达方式，从而使局部的非对抗性的矛盾演化成为群体性事件。对此，农村基层党组织如果能学会利用自身的政治资源，整合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成为社会矛盾的“减压阀”和“缓冲带”，则对于农村和谐稳定会产生巨大的作用[3]。其次，构建和谐稳定社会，就是要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发挥各方面的创造活力，不断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这就要求基层党组织在和谐稳定社会建设过程中要注重激发社会活力，支持人们进行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和其他方面的创新，坚决破除各种障碍，使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创造愿望得到尊重、创造活力得到支持、创造才能得到发挥、创造成果得到肯定[4]。

二、当前农村社会矛盾的主要特点

认识社会矛盾是化解社会矛盾的重要前提。马克思主义依据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发现了社会发展进程中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两对矛盾运动的规律，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的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既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5]中国共产党人秉承了马克思主义这一基本观点并有所发展，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来研究中国问题。我国农村的社会矛盾，必然和当前的历史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有关系。而要化解农村社会矛盾，对其正确认识是前提。只有认识正确，能够掌握其成因和特点，才可能寻找出解决的好办法使其切实解决。

（一）矛盾主体多元化

农民的公民意识增强和农村经济组织增多是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其中农村经济组织在农村发展中由于利益关系复杂、层次多，已经越来越成为农村各种矛盾冲突中比较常见的主体。随着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农村社会矛盾已由过去的公民与公民之间的纠纷，发展为公民与基层行政村、公民与企事业单位、公民与行政机关之间的冲突。有学者就认为，因利益分化和冲突及基层党政行为失范造成的农村权威结构失衡，是农村社会冲突的基础性根源。从近十年我国农村社会矛盾的情况来看，其主体已不再仅仅是公民个人，还包括了许多经济组织和行政组织及部门，矛盾纠纷的主体呈现多元化。

（二）矛盾形式多样化

在计划经济时代，农民个体利益有限，农村社会矛盾纠纷主要以家庭矛盾和邻里矛盾为主。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反映到经济社会生活中，导致农村社会矛盾形式多样。考察近年来我国各地农村社会矛盾，会发现其形式多种多样，既有不同类型的经济利益诉求，也有一定程度的政治诉求，其范围包罗到农民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呈现多样化。

（三）矛盾内容复杂化

如前所述，农村经济组织的利益关系复杂、层次多，加之基层党政行为在个别地区的随意性，导致社会矛盾内容的复杂化。农村社会矛盾的内容已经不是上世纪80年代的从一个到一个，而演化为原因复杂、结果多样，有人形象得称为“一因多果”、“多因一果”或“多因多果”。社会矛盾的衍生由直线型变为曲线型，自然要求化解方法不再单一。

（四）冲突群体化

当前我国农村最容易引发社会矛盾的主要是土地征用、工程建设和移民搬迁。这些原因导致的纠纷往往涉及多数人的利益，使相关的农民迅速形成共同利益人，为了共同的利益而团结在一起与对方进行利益协调或者对抗。由于我国的相关法律、制度不够完善或者执行不甚完美，加之个别地方的基层党政执政水平不高，随意性很大，极容易演化为群体性事件，使社会稳定受到严重威胁。此类事件近年来时有发生，已引起全社会以至高层的关注。

（五）矛盾激烈化

尽管当前我国农村社会矛盾中非理性维权的现象有所增加，不过从主流来看，社会矛盾的当事人一般还都能在矛盾出现之初，寄希望于通过正当的途径和手段在基层党政组织和有关单位部门的帮助下化解矛盾。但是，一些重大复杂疑难矛盾若没能在有关基层部门得到有效解决，或者当事人对解决的结果不满意，便会情绪激动，用非理性的方式寻求维权。比如近年常见的群体围攻、上访甚至以武力相威胁的手段，要求有关部门解决问题，从而引发了上访、围堵党政机关等事件。个别情况下会酿造成严重的治安案件甚至刑事案件，既威胁社会稳定，又产生极坏的社会影响。

三、基层党组织在农村社会矛盾化解中的工作对策

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来看，社会主义国家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而根本利益一致之下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所以，化解社会矛盾的主义任务就是解决这种主要集中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人民内部矛盾。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经历了从提出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到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这个过程也是我们党执政能力不断提高的过程。如上文分析，基层党组织在农村社会矛盾化解中发挥必要的作用不但是执政的问题，而且是战略问题。面对转型期复杂、多元的社会局面，党的各级组织必须主动适应新形势，更新社会管理理念，以科学有效的方式实现社会和谐的目标。处于农村社会矛盾前沿的基层党组织，更应尽快适应形势，成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堡垒。

（一）依法办事，坚持社会主义法治原则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既定方略，党的各级组织在宪法和法律框架内活动是宪法的规定。所以，依法办事，坚持法治原则是基层党组织化解农村社会矛盾的根本途径。在计划经济时代由于农民利益单一，是否依法办事的作用不甚明显。但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以来，由于经济成分多样化，使得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关系复杂化，社会矛盾开始增多，情况也相对复杂得多，利益关系的调整难度加大，不靠法治原则无法有效实现社会矛盾化解。基层党组织只有通过合乎法律的各种规则遏制强势群体，压缩其活动空间；保障弱势群体的利益，正视其利益诉求，建立多元利益表达机制，从而达成各方基本认同的社会公平。这种公平能够符合农民日益增长的法律意识和公平观念，更易为农民接受。要坚决摈弃以前那种简单粗暴、为追求效果而漠视法律的做法。基层党组织是执政党在基层的形象代表，特别要防止公然违法，导致农民反抗从而使党政机关被动、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的做法。

（二）创新工作机构模式，强化基层党组织角色形象

基层党组织在农村社会矛盾化解问题上作用不明显，主要还是由于改革开放以后农村工作大多是具体事项，并且强调农民自治，从而使党组织的角色有所淡化所致。要在化解社会矛盾中突出角色、发挥作用，必须提高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这就要求整合基层执政资源，特别是组织资源。针对此问题，在有条件的地方基层党组织可以改善任职方式，确保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强化其角色形象。针对农村“两委会”可以尝试新型任职方式，如采用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由一人担任，或者借鉴上级党政机关的做法，增加“两委会”成员的任职交叉。这样既能保证党组织在村民自治中的领导核心地位不动摇，又防止出现以党代政的问题，同时，也有效突出了党组织的角色形象。另外，也可以考虑尝试建立“两委会”共同议事平台，如建立“两委会”联席会议等制度等。通过以上工作机构的创新，能在相当大程度上突出基层党组织的角色形象，从而增强党组织在农村社会矛盾化解中的作用[6]。

（三）依靠群众，坚持走群众路线

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党的根本工作路线，形象地说，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毛泽东同志曾总结说：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邓小平同志也强调：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组织工作中的根本问题，是党章的根本问题。当前群众路线最大的价值在于能体现党的宗旨，有效防止官僚主义。在化解社会矛盾的过程中，走群众路线就是要求各级党组织有这种宗旨意识，能倾听基层群众的意见和呼声，了解社会情绪。要实现这个宗旨，就要求党组织、党员深入到群众中去进行调查研究，获得第一手材料，不能想当然。农村基层党组织只有与农民同呼吸、共命运，把握农民的真实心理，了解农民疾苦，才能真正为农民解决困难。进而有效化解各种社会矛盾，融洽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党组织要善于利用民间组织、群众组织，及时准确地将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避免发生大面积的、恶劣性的矛盾，让群众路线成为化解社会矛盾的缓冲剂[7]。

（四）注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武装教育农民

十八大报告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个论断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系统表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是兴国之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具有指导、引领、整合、创新和解释功能，也有化解社会矛盾，特别是化解人民内部矛盾的功能。社会矛盾的产生有经济原因、社会原因，还大量地表现为文化需求所引发的矛盾。解决这些矛盾必须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导向功能、调节功能、控制功能和凝聚功能，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维护社会稳定。基层党组织要在农村积极倡导和谐文化，以崇尚和谐、追求和谐为价值取向，强调和而不同，以和为贵；主张人与人之间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帮助。同时，基层党政也要加强了人文关怀，注重心理疏导，培育奋发进取、理性和平、开放包容的社会心理；提倡修身律己、尊老爱幼、勤勉做事、平实做人，以此推动形成良好的社会氛围。引导农民树立正气观和正确的利益观，打造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的文化氛围，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化解社会矛盾、增进社会和谐的道德力量来源。

参考文献：

[1]刘国军.提高化解农村社会矛盾纠纷的能力[J].党建研究，2009，（03）：6-8.

[2]邹育根，汪永成.基层党组织在化解社会矛盾中的作用[EB/OL].http：//www.szps.gov.cn/shenzhen/tequ.jsp？articleId=

2c9084c72ad5578b012b509540b60593.

[3]闫璐，鲍振东.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功能定位及实现路径[J].人民论坛，2011，（32）：82-83.

[4]陈婷.基层党组织在化解社会矛盾的作用研究[J].传承，2011，（28）：24-25.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2-33.

[6]王向华.农村基层党组织的能力困境及出路[J].农业经济，2011，（12）：15-16.

篇5：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基层人民法院如何有效化解社会矛盾

作为边疆民族地区一个基层的教育工作者, 在长达近30余年的执教生涯中, 笔者从一个山区农村的民办教师成为一个教师培训人员, 历经了教师成长的每一个阶段, 对教师的社会责任和功能有自己深切的体会。2013年, 我承担了云南省教育科学规划专项课题, 和课题组一起, 几乎走遍了云南省姚安县中小学中心学校, 并采取问卷调查、实地访谈的研究方法, 作了详细的影像和录音。虽然课题的主要方向是教师专业化建设与发展, 但农村中小学教师的社会功能变化与调适, 同样引起了我的关注和思考。

一、何为教师

何为教师?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 却没有一个统一而明确的回答。在中国, “教师”最初指年老资深的学者, 如《史记·孟子荀卿列传》:“齐襄王时, 而荀卿最为老师。”后来把教学生的人也称为“老师”。如金代元好问《示侄孙伯安》一诗:“伯安入小学, 颖悟非凡儿。属句有夙性, 说字惊老师。”中国有悠久的尊师重道的传统, 古代就有“人有三尊, 君、父、师”的说法。《吕氏春秋·尊师》云:“生则谨养, 死则敬祭, 此尊师之道也。”古人席地而坐, 以西边为尊, 故尊称家庭教师为“西席”和“西宾”。至明代, 凌漾初《二刻拍案惊奇》在卷二十二中的“一个是拳棒教师赵能武”中, 首次使“教”与“师”二字组成“教师”一词, 指掌握和传授一定技艺 (能) 的人。其后, 现代意义上的“教师”一词开始大量出现在文献中。 (2)

在西方, 被誉为现代学校教育制度的创始人夸美纽斯也没有给教师这个概念和内涵给出一个确定而明晰的界定, 在其早期著作《大教学论》中, 他认为教师是知识的传授者和班级管理者, 而其晚年的著作《人类改进通论》中, 教师被称为“人格完美而无所不能的人”。1968年, 两名美国教育学者普里亚斯和杨 (Earl V.Pullias, and James D.Young) 曾经合写过一本专门探讨教师及其教育活动的书, 书名就叫做《教师是许多东西》。书中用“引路人”、“教学者”、“榜样”、“探索者”、“使人现代化的人”等等多达22种主要角色来描述教师的社会功能和责任。 (3) 由此可见, 教师作为一个历史概念从产生发展到今天, 需要我们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教师作为一种职业, 它伴随着教育的发展而产生;从专业性质的角度讲, 教师是一种高度专业化、专门化和实践化的专业。

二、教师的社会职责和功能

1. 教师作为社会人所承担的社会责任

教师作为“人”的社会属性决定了教师承担着教书育人、传承人类文明和促进社会发展的重任。马克思指出:“作为确定的人、现实的人, 你就有规定、就有使命、就有任务, 至于你是否意识到这一点。那都是无所谓的。这个任务是由于你的需要及其与现存世界的联系而产生的。” (4) 作为社会中普通的一员, 教师与所有其他的社会人一样, 遵循共同的社会秩序和规范, 遵守自己的职业道德和操守, 承担与社会角色相对应的责任和义务。教师在教育教学过程中, 客观地形成了教师与学生、教师与学校、教师与教育事业、教师与社会等社会关系, 这些确定了的社会关系客观地规定着教师应当承担教书育人、传承人类文明和促进社会发展的重任。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认为, 自由是责任存在的前提, 责任是自由选择的基本属性, 二者是辩证统一的。 (5) 既然选择了教师这个职业, 就必然要承担教书育人的社会责任。

2. 师生关系视角下的教师社会责任

对教师而言, 其社会责任就是要对自己的岗位负责, 为自己的学生付出。我国著名的教育家陶行知曾说过:“捧出一颗心来, 不带半根草去。”这就是对教师教学生涯的最好写照。尽职尽责是教师基本的道德规范。良好的社会责任感也是一个教师最基本、最重要的素质。正所谓“学高为师, 身正为范”, 要求教师在教育教学过程中, 不仅仅是要教给学生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 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积极的人生态度和适应社会生活的技能。从这个角度来讲, 教师不仅是知识的传递者, 而且是道德的引领者, 思想的启迪者, 心灵世界的开拓者, 情感、意志、信念的塑造者;教师不仅需要知道传授什么知识, 而且需要知道怎样传授知识, 知道针对不同的学生采取不同的教学策略。

3. 职业追求过程中教师的社会责任

作为一种职业, 从古至今, 教师都有着自己的职业追求和理想。在中国古代, “士”作为一个阶层, 是知识分子身份的体现, 这其中便有类似教师的人。事实上, 也许我们过于简单地解释了韩愈“师者, 所以传道授业解惑者也”的社会功能和意义, 作为知识分子群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韩愈所倡导的“师道”并非如今人所批评的那样强调教师在教育关系中相对于学生而言的绝对权威地位, 而是对教师或一切希望从事教育工作的人的严格要求:要敢于面对种种文化颓废、价值迷失和物欲冲击, 抛开个人利害得失, 以一种大无畏的精神继承与发扬儒家学说和伦理精神, 承担起“为往圣继绝学”的崇高历史使命。在职业追求过程中, 应大力弘扬师道精神。何谓“师道”?简言之, “师道”即为师之道。广义上讲, 它与现代教育学中“教师职业及其素质规定”这一称谓颇为类似。容中逵认为, 我国传统“师道”的内涵包括“师表、师法、师职”三大方面, 分别强调“君子”与“大人”之儒雅与正气、恩威并重之尊严与权威、“传道受业解惑”与清贫乐道及诲人不倦之职责与操守。6

当然, 教师因承担的具体教学科目、对象等不同有诸多种类, 因工作地点的地域分布不同, 教师社会功能的发挥也不尽一致。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 农村中小学教师的社会功能发挥如何?面临着怎样的困境?

三、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农村中小学教师社会功能扩展的困境

早在之前, 有学者认为, 教师的社会功能随着经济发展的变化而不断扩展, 具体表现在:一是社会责任从家庭和家长向学校和教师的转移;二是社会责任从农村邻里社区向学校和教师的转移。就目前而言, 边疆农村中学校教师社会功能出现了新的变化, 也让教师们面临着不少困惑。

1. 教师成为义务教育背后“追着学生学”的人

自国家实施九年义务教育以来, 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近些年来, 随着高校毕业生人数不断增多, 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不断凸显, 加之国家对于“三农”问题的高度重视以及优惠政策的倾斜, “读书无用论”在边疆农村有不断蔓延的势头。家里经济状况改善了, 大多数农村也积极响应计划生育政策, 农村独生子女增多, 父母对于孩子接受教育的观念也发生了变化。在一次顶岗实习交流会上, 一个即将成为老师的人说道:“当在全校的升旗仪式上, 我看到初一年级二班只有一个学生站在广场上的时候, 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惊呆了!”孩子去哪了?那天碰上当地赶摆 (云南少数民族语言, 赶集) , 他拿着中餐补助去逛街了。于是, 老师成为了去追那些学生不愿意、家长不同意孩子上学的“追着学生学的人”。如果碰上上级教育主管部门下来检查, 找学生的次数可是不少。

2. 教师成为寄宿制学校中学生的生活辅导员

2001年, 国务院颁布了《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指出, “应因地制宜调整农村义务学校布局, 按照小学就近入学、初中相对集中、优化教育资源合理配置的原则, 合理规划和调整学校布局”。《决定》公布后, 全国各地开始逐步实施“拆点并校”计划。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 政府实施学校调整布局后, 因交通不便, 不少孩子均在学校寄宿, 有的孩子只有6—7岁。地方财政不足以为寄宿的孩子配备专职的生活辅导员, 照顾学生的任务自然而然地落到了教师的头上。在我们调研的一所山区学校, 即便是假期, 只要有一个孩子不回家, 就一定有一名老师留下来照顾他的饮食起居。对于大部分农村空巢家庭来说, 相当一部分教师甚至还承担了未获法律认可的儿童监护人的角色。

3. 教师成为社区文化传承的重要承担者

目前, 随着国家对于边疆民族地区教育的不断重视, 如特岗教师计划、志愿服务西部计划、特岗教师满三年只需要通过考试即可免费攻读教育硕士等系列政策的出台, 赴边疆民族地区任教的大学毕业生不断增多, 其中的大部分还分布在乡镇一级的学校。在不断弘扬优秀民族文化的背景下, 教师作为知识人, 成为社区文化传承和发展的重要承担者。但由于近年来毕业生人数增多, 人员的流动性加大, 跨地域就业明显, 不少刚毕业的大学生对于当地民族文化缺乏深入的了解和掌握, 这种文化人的角色和任务让年轻教师本土化成为一个当前的任务。它既被赋予了本土知识分子一贯的传统文化承传者的角色, 同时也承担着新的现代文化传播人的职责, 他们的身上寄托着本地社会成员繁多而复杂的文化期望, 而这些期望有很多都是远远超越教师社会角色的职责范围的。

4. 教师成为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力量

农村学校作为地区的文化中心, 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载体。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学校以教师和学生为主体, 通过加强同当地农村的文化交流与沟通, 可以为当地传统民族文化的保存、传承、发扬与创新以及现代文化的引入、传播和融合等方面发挥积极的引领作用, 从而优化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农村文化的场域和布局, 提高村民文化自觉, 丰富农村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 有效地促进新农村建设。在调研的过程中, 沿途能够看到一些完全刷白的墙壁, 但在中小学校聚集的农村地区, 刷白的墙壁上被画上了当地极富特色的民族文化元素和符号。经当地政府官员称, 这些代表当地民族文化的象征符号, 就是经由中小学教师的手而成的。同时, 一些在民俗文化、艺术、声乐等方面有特长的教师, 还参与到了地方曲目、特色表演的编排中, 甚至著书立说, 推动了少数民族文化的繁荣和发展。

诚然, 这只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中小学农村教师社会责任延伸和扩展的一部分。作为教师而言, 他们面临着如学校教师结构性短缺、教师老龄化、绩效工资改革后收入减少、教师流动性大、培训较少且流于形式、专业化发展受限、生活家庭压力大等共性的问题, 而这些社会功能的扩展, 让原本承受着巨大压力的农村中小学教师面临更大的挑战。教育非个人之功, 教育的其他承担者, 能够为教师社会功能的调适做些什么?

四、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农村中小学教师社会功能的调适

1. 加强和完善教育立法及其他相关领域的立法工作

对教师的权利和义务作出法律规定, 明确教师的社会职责, 对教师暂时代行监护等扩展性社会责任中的责、权、利, 各地也应根据实际情况作出明确具体的法律规定。教师社会责任扩展问题不仅是一个教育问题, 更是一个社会问题, 其所涉及的因素超越了教育领域。要妥善应对这类问题, 防微杜渐, 未雨绸缪, 就必须从社会整体出发来加以考虑, 不仅教育领域的立法需要注意到这个问题, 而且其他相关领域的立法也应当有所配合, 确保教师的合法权益受到法律保护。

2. 充实和健全边疆民族地区农村中小学教师的队伍, 促进教师专业化发展

自国家实施“国培计划”以来, 不少在校大学生走向基层, 对国家基础教育现状有了一定的认识和体会。加之定向免费师范生政策、特岗教师计划、志愿服务西部计划的实施, 不少年轻的教师走向边疆一线, 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边疆少数民族农村地区师资结构不合理、教师老龄化的问题, 但由于相关政策的后续措施不足, 农村中小学教师流动性较大。因此, 构建合理的教师专业化成长机制, 提高教师继续教育比例和培训力度, 促进教师专业化发展显得尤为重要。

4. 努力营造尊师重道的社会氛围, 发挥农村学校的文化辐射作用

歌德说过:“管理是严肃的爱, 教育是最大的福利。”如何让教育的福利更多地辐射到每一个家庭, 是社会、家庭和学校共同的责任, 而非教师个人的责任。应该充分利用重大节日等契机, 努力营造尊师重道的良好氛围, 引导公众正确理解和认识教师职业的角色和地位。在农村, 要发挥好学校的文化辐射作用, 加强同当地民众的沟通和交流。

5. 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对于民族地区教师的政策

在国家政策范围内, 要因地制宜, 制定合理的绩效工资改革方案, 确保农村教师, 尤其是偏远农村教师的基本收入。民族地区、边远山区教师补助的具体措施、补助金额 (或比例) 应最低在省级的规定中予以体现, 并且要规定省、县两级政府按比例共同承担这笔支出。对于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教师, 应予以适当的经济补助或者是荣誉奖励。

6. 教师个人充分利用现有平台提升自己

对于教师个人而言, 选择就意味着担当。当将这份职业作为毕生的追求, 也就有了为学生、为家长、为社会贡献自己力量的勇气和动力。教师要不断地利用现有的政策和平台提升自己, 珍惜学习和培训的机会, 耕耘好三尺讲台, 浇筑好身边的花朵。

以上是个人的关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农村中小学教师社会功能的一些思考。“桃李不言, 下自成蹊”, 与一同耕耘在教育一线的战友共勉。

摘要：教师承担的社会功能和责任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呈现不同的变化。在新一轮的教育改革中, 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农村中小学教师的社会功能进一步拓展, 如何有效营造社会文化氛围, 确保教师的社会功能适度发挥, 保障教师做好教育工作, 是当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关键词：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农村中小学教师,社会功能

注释

1转引自项贤明.中国西部农村教师社会责任的功能性扩展[J].教育研究, 2004 (10) :9.

2胡乐乐, 肖川.论“教师":从词源考古到现代释义[J].上海教育科研, 2010 (12) :4.

3Earl V.Pullias, and James D.Young, A teacher is many things.2ndediti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7.

4姚文峰.教师社会责任的伦理深思[J].教育导刊, 2008 (12) :36-38.

5孙暖暖.教师社会责任的依据及路径选择[J].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13, 4 (30) :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