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诉讼的基本原则分析论文

摘要：本文旨在向人们介绍我国合法行政的基本原则，分析我国行政法的发展状况，深化我国行政法规的完善和改革，从而为我国之后的健康发展奠定宝贵的基础。关键词：合法行政；基本原则作者简介：任定坤（1994-），男，汉族，河北邯郸人，辽宁理工学院（原渤海大学文理学院）文法系，法学专业本科生。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行政诉讼的基本原则分析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行政诉讼的基本原则分析论文 篇1：

纳税人需求分析

摘要：对纳税人的需求进行分析，深入了解掌握纳税人的需求，是新形势下各级税务机关必须重视的一项基础性工作。这对于税务机关切实转变机关职能，不断提升纳税服务层次，努力构建和谐征纳关系具有十分重要意义。

关键词：纳税人需求；理论分析；实际表现；现实满足

一、纳税人需求的理论分析

需求是任何人都无法回避的客观现象，是人为满足生理本能以及达到精神满足而产生的愿望和要求。20世纪40年代，美国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提出的“人的基本需求层次论”普遍被后人接受，成为学术主流。马斯洛理论按照由低到高的层次，把需求分成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五大类。生理需求是人类维持自身生存的最基本要求；安全需求即对人身、健康、财产的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即对获得友情、爱情等的需求；尊重需求即自我尊重和被他人尊重的需求；自我实现需求即个人的理想、抱负得到实现的需求。

二、纳税人需求的实际表现

第一，政策服务类需求。国家税收法律政策的出台是与纳税人的生产经营活动息息相关的，并且总是处于不断变化的状态之中。因此，及时了解税收政策的变化，并在生产经营的过程中做出调整便成了广大纳税人的“必修课”。但在现实生活中，由于纳税人自身情况的限制，使得有些纳税人不能及时了解掌握税收法律政策的变化，不能及时对生产经营活动进行调整。此时，就涉税问题直接与税务机关进行沟通，向税务机关进行咨询，参加税务部门举办的涉税知识培训，往往就成了多数纳税人的首选。

第二，程序效能类需求。市场经济条件下，对纳税人来说，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如同生命。强化管理、提高效率、节约成本、增加利润往往会成为纳税人的“本能”。由此，现实生活中普遍存在的办理涉税业务“多头跑、跑多次”的现象使得纳税人对程序效能的需求更为直接和强烈。他们在办理涉税业务的过程中迫切希望税务机关能不断优化税收业务流程，减少审批环节，实现业务流程的最简化。

第三，公平执法类需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宪法的一条基本原则，落实到税收执法工作中就是税法面前人人平等。相比人格上的尊重和服务上的优化，作为特殊群体的纳税人更在乎税务机关执法是否公平。从一定意义上说，税务机关公平执法是对纳税人最大的尊重和最好的服务。在涉税执法上，纳税人会不由自主地与其他纳税人比较。对从税务机关得到的不平等待遇，纳税人一般会拒绝接受。正是因为如此，规范执法行为，确保执法公平成为了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税务机关的一项重要任务。

第四，权益保障类需求。在现代法治社会，公民的权利应该得到最大程度的保障。税收征管过程中，纳税人作为行政执法行为的对象，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处于“弱势群体”的地位。在与“公权力”的抗衡之中，纳税人往往处于“下风”，其权利或利益不可避免地会受到税务部门的侵害。只有有效地保护好纳税人的合法权益，才能培植好税源，涵养好税基，才能有利于税收的长远发展。

三、纳税人需求的现实满足

第一，拓展政策服务的渠道。税务机关要不断创新税企沟通交流的方式，努力实现沟通渠道的无障碍化和手段的多样化。在目前已有的12366热线、网络平台、宣传媒体、税企座谈会、局长接待日、税企联系点等方式的基础上，要不断摸索其他沟通交流的方式，认真听取纳税人的需求、意见和建议，有针对性地改进国税工作，为纳税人服好务。税务机关要特别做好税收政策法规的宣传和培训工作，通过电话通知、网络平台发布、发放文件资料、举办培训班等方式，帮助企业及时了解掌握最新、最实用的税收政策法规。必要时，可以安排高素质的复合型税务干部上门服务。通过手把手的帮扶，为纳税人提供准确、及时、全面的税收政策和其他涉税事项的咨询服务，甚至可以尝试“驻厂辅导”。

第二，优化业务办理的流程。税务机关要树立需求导向理念，深入基层调研，认真听取纳税人的意见，更多地从纳税人的角度和立场考虑问题，以纳税人合理需求为导向，不断规范办税程序。要继续以建设实体化办税服务厅为载体，以网上办税厅、自助办税终端、同城通办为支撑，强化网上办税功能，深化多元纳税申报，构建覆盖面更广、更为便捷的办税网络。要进一步规范审批程序，积极探索和推进无纸化申报和无纸化审批，全面落实“两个减负”，精简纳税人报表资料，减少不必要的内部流转环节。要注重搞好工作统筹与整合，实行一档多用，杜绝多部门索取资料，压缩办税环节，实施“一口对外”，不断提高办税效率。

第三，确保税收执法的公平。公正执法是对纳税人最根本的服务，也是对税务部门最根本的要求，还是税务机关应当坚持的一项基本原则。税务机关要以“税法面前人人平等”为目标，根据征管改革和税制改革的新要求，进一步深化规范性文件清理，切实解决税收执法依据不统一、适用政策条文不准确问题。要严格执行税收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认真做好文件备案备查和审核把关工作。要深入贯彻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按照构建法治政府的要求，全面推进税收执法责任制，深入开展税收执法检查和监察。要认真贯彻组织收入原则，全面规范税收执法行为和税务行政处罚行为，限制税务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不断提高税收执法水平，坚决杜绝“人情税”和“关系税”的发生。

第四，加大权益保障的力度。税务机关要加快建立多层次的纳税人利益诉求和权利救济渠道，完善投诉举报快速响应机制。要通過建立举报电话、邮箱、网站、向纳税人述职述廉、接受纳税人评议等方式，不断拓宽纳税人维权渠道，切实加大税收执法监督和监察力度，坚决杜绝各类侵害纳税人合法权益事件的发生。要积极受理纳税人对税务人员依法办事、工作作风、服务质量和廉洁勤政等方面的投诉，妥善应对各类涉税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要多从税务机关和税务人员自身查找原因和不足，结合当前纳税人反映突出的问题，狠抓法律救济、涉税信息保密和涉税中介工作。对违反法律法规，侵害纳税人合法权利和利益的税务机关和税务干部，要依法依纪严肃处理，绝不姑息纵容。

（作者单位：山东省苍山县国家税务局）

作者：刘义

行政诉讼的基本原则分析论文 篇2：

浅析合法行政基本原则

摘要：本文旨在向人们介绍我国合法行政的基本原则，分析我国行政法的发展状况，深化我国行政法规的完善和改革，从而为我国之后的健康发展奠定宝贵的基础。

关键词：合法行政；基本原则

作者简介：任定坤（1994-），男，汉族，河北邯郸人，辽宁理工学院（原渤海大学文理学院）文法系，法学专业本科生。

一、我国行政法的发展历程及其作用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处理好各民族之间的关系，维护我国社会稳定发展一直是我国关注的热点话题。为解决我国在实际生活中遇到的种种问题，必须制定合理的行政法规约束人民不法行为以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国家制度是我国重要的法律基础，我国在处理各类事物都应当坚持依法治国，才能促进国家的长久发展。当今世界全球化趋势日益加剧，我国为适应时代的发展和进步必须加快法律制度保障体系，深化我国的法律制度，为人们的生活提供坚实的法律保障，保证我国的各个环节可以有效进行，促进我国综合实力的增强。合法行政是我国行政法规的首要原则，同时也是我国行政活动区别于民事活动的主要标志之一，对我国行政活动地有效开展具有很大的帮助，合法行政得以优化对我国未来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

（一）我国行政法的发展历程

我国对行政法的研究具有长期的研究阶段，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我国对行政法的发展有着高度的重视，为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化国家提供了重要条件，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江泽民总书记在党的十五大中提出“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我国在九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中进行了宪法修订案，正式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写入宪法，这些足以显示我国现今社会对行政法的需要的重视，我国在会议中对法律法规的严格化、制度化的战略思想有利于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建设，为我国各项内容的发展带来活力。

我国的行政法的真正发展是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以后，我国在长期的历史发展阶段中出现的都是一些封建统治性质的国家，实际并不存在什么民主和法制的观念。建国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我国开始更加关注法制的建设问题，由此出现了行政法。不过，我国刚刚建国，自身并不具备完善的法制体系，也没事实际的经验，所以只能通过效仿苏联的法制建设，颁布了一些相关的行政法律和法规，结果却并不令人满意，没有达到预想的效果。1957年，我国受到“左”倾思想的冲击，一些法律法规之间受到人们的反对，行政法因此而止步不前。“文化大革命”时期，我国的法律制度出现了虚无主义的现象，民主与法治的观念逐渐受到人们的忽视，对我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产生了极大的消极影响。1978年，我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会上对“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左”倾思想做出了彻底的否定，开始建立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新的任务，由此我国的行政法开始进入一个稳定发展的阶段。

我国行政法的发展历程前后分别经历了1986年民法通则和1989年颁布行政诉讼法两个重要的历史性转折点，所以可以将我国行政法的发展分为三个时期：起步发展时期、逐步发展时期和快速发展时期。

1.起步发展时期（1979年-1968年）

这一时期我国“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民主法制建设处于一个不稳定的阶段，正是进行拨乱反正的时期，为使我国尽快从历史的挫折中苏醒过来，使我国的法律制度得以恢复和发展，我国开始制定一些与政权组织相关的法律以稳定动荡的社会局势。另一方面，尽快制定出一部符合我国时代发展的新宪法，为我国各项工作提供法律保障。这一时期，我国行政法的发展具有两点重要意义：其一是1982年新宪法的颁布；其二是我国国务院所制定的组织法和地方组织法，从而使我国的行政法正式走向正轨。

不过，这一时期我国行政法的制定依旧没有离开苏联模式，过于注重行政的实体化，却忽视了行政法的相关程序，没有对行政法的相对权力进行系统地维护和处理，从而使我国的行政法严重偏离轨道，不利于长久地发展。

2.逐步发展时期（1986年-1989年）

1986年4月，我国召开了第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并通过了《民法通则》，使我国在处理刑事和民事的问题上有了一定的法律基础。不过，相对于行政法的立法方面就显得比较薄弱，没有得到发展。1987年，我国党的十三大提出对政治体制进行一系列的改革战略，进一步实现了我国法律制度的思想解放，使人们认识到我国行政法的薄弱，必须加大力度完善我国的行政立法。1989年4月，我国召开的七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中，我国颁布了《行政诉讼法》，这是我国第一部关于行政诉讼的法律，也是我国行政立法方面的重大理论成果。

不过，由于我国计划经济的影响，我国的《行政诉讼法》仍然存在“行政法是国家管理法”的影子，使用范围较为狭窄，无法承载我国出现的全部行政行为内容。

3.快速发展时期（1989年-现今）

1989年，我国立法机构开始着重研究我国行政法规的制定立法，我国开始将行政复议处、行政处罚法等相关方面提高工作日程上来。1996年4月，我国召开的八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了《行政处罚法》。1999年，我国九届二次会议通过了《行政复议法》，并起草了行政许可法，为我国各个程序的相关工作进行相应的起草工作，有利于我国的行政立场进一步趋于成熟。

（二）我国行政法的作用分析

1.有利于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化的建设

行政法的形成和发展对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化建设具有巨大的帮助，促进我国各项工作可以有序进行，保持社会稳定，国家长治久安。

行政法对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化建设的意义具体体现在以下三点：

（1）法律方面：行政法的形成及发展为我国法律的规范化、制度化提供了重要的基础作用。随着行政法的出现，我国各项法律开始逐渐趋于完善，将我国宪法变得更加具体化、形象化，促进了宪法的实施和发展，为我国宪法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保障。

（2）政治方面：行政法的出现对我国政治格局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由于行政法缺乏对国家为经济服务层面上的内容，导致其缺陷逐渐显露，权力过于集中，法制问题频繁发生。为解决问题，对行政法进行了重新修订和颁布，同时促进了我国法治化的发展，并提供了重要的政治保障，也就是民主政治，对我国产生了极大的作用。

（3）经济方面：为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需要一套系统、完整的法律体系加以维护，不但对我国的刑法、民法有所要求，行政法、经济法等相关法律也不例外，通过行政法的发展可以有效维护市场秩序，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从而避免市场失控的局势，保证社会稳定，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良好状况。

2.有利于加快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化的发展进程

我国要想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具有完善的法律制度，彼此权力可以得到有效制衡以及依法行政等等要求，行政法的出现恰恰可以帮助我国补足这些要求，促进我国法治化国家的建设。具体可体现在以下几点：

（1）有利于促进我国法律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形成一个科学、严谨的法律体系，从而使我国在处理国家各个领域问题时具备充足的法律依据。经过我国长期的不懈研究和努力，我国行政法日趋完善，法律体系得到进一步发展和深化，促进了我国社会稳定发展。

（2）有利于我国权力起到相互制衡的作用，彼此之间通过法律权力得到有效的约束和限制，促进我国行政机关的工作效率和质量的提高，同时也预防了我国滥用职权的情况出现影响社会和谐，避免权力腐败现象的发生。通过立法明示、权力制约和程序化原则保证各部门工作可以健康稳定发展，避免了不良情况的发展。

（3）有利于我国依法行政进一步趋于成熟。依法行政水平的高低与法律制度的完善和发展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依法行政的基础来源于我国的法律规范，完善行政法规有利于我国依法行政得以有效实施，强化我国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平，为我国依法行政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进一步加快法治化国家建设的发展进程。

二、合法行政原则

合法行政是我国行政法的首要原则，是我国行政法的基础和关键，实行合法行政原则是行政活动区别于其他民事活动的重要标志。我国合法行政原则的依据主要是行政机关在政治制度上对立法机关的从属性。合法行政原则对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国家行政制度上的进一步延伸和体现。属于我国根本政治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确立了我国的国家行政机关对人民代表大会的从属性。我国《宪法》第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一切国家机关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国家行政机关应当依据我国宪法的相关规定行使相应的行政职能。

行政合法性原则是指我国行政权的使用和存在都必须依据我国的法律、法规进行活动，必须符合法律制度的规范化和法治化，不得做出与法律制度相违背的活动。行政合法性原则不仅要遵守宪法和法律的相关规定，还需要遵守我国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以及一些自治条例、规章制度等等。合法的概念不仅是指要符合实体法，还需要符合程序法的规范。行政合法性原则的具体内容如下：

（一）我国的行政职权必须经过法律的授权才能生效；

（二）我国的行政职权必须以法律为依托进行实施；

（三）我国的行政委托、授权活动必须具备法律依据，符合法律内容。

行政合法性原则是基于法律进行的行政活动，行政活动必须遵守行政法律的相关规定，如果出现违反行政法律的行为就会受到相应的法律责任。评判行政活动是否合法具有以下几个标准：

（一）行政主体是否经过法律授权；

（二）行政过程是否以法律为依托，以事实为依据；

（三）行政行为是否经过实践证明，内容存在正确的法律法规，符合我国的法定程序；

（四）是否存在超越职权范围的行为；

（五）是否出现滥用职权的现象；

（六）是否存在不认真履行职权或者故意拖延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

（七）是否具有存在不公平的现象发生。

合法行政原则需要行政机关在行使行政职权时，必须依据法律法规管理公共事务，不可脱离我国法律而单独存在。

我国合法行政原则包含两个下位原则，分别是法律优先原则和法律保留原则。法律优先原则是指上一层的法律规范为下一层的法律规范效力，行政机关的一切行政行为都不可与法律相互抵触。行政活动是指行政机关以履行义务为目的实施的一切活动。我国的行政机关的一切行政活动都不得与法律产生背离的现象。法律保留原则是指出现不存在法律、法规、制度的情况时，不得做出损害公民、法人和相关组织机构的权益，不得擅自增加我国公民、法人和相关组织机构的决定。法律保留原则要求我国的行政活动必须经过明确的法律授权，否则就会构成违法行为，相比之下，法律保留原则的要求要高于法律优先原则。法律保留原则包含绝对保留和相对保留两个方面，绝对保留是指关于某个特定事件的设定归于法律，其他任何法律都没有效果。相对保留是绝对保留的相对面，是指某个特定事件的设定属于法律，在某种特殊情况下，可以授予其他国家机构实施。

我国合法行政原则在结构上包含现行法律的遵守和依照法律授权活动两个方面：其一是我国的行政机关必须遵守现行有效的法律制度；其二是我国的行政机关应当依照法律授权进行行政活动。

[参考文献]

[1]陈泉生.论行政法的演变和发展趋势（续）[Z].人大复印资料<宪法学、行政法学>，1997（4）：56-57.

[2]陈斯喜，刘南平.中国现代行政法的发展对宪法的影响[Z].人大复印资料<宪法学、行政法学>，1998（5）：43-46.

[3]曹建民，郝铁川.依法治国：时代的呼唤[A].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31-39.

[4]曹建民，郝铁川.依法行政的基本要求[A].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9：80-85.

[5]杨磊.论行政法之信赖保护原则[D].长春理工大学，2013.

[6]苏宏泉.行政法基本原则司法适用研究[D].西南政法大学，2006.

作者：任定坤

行政诉讼的基本原则分析论文 篇3：

论行政再审

摘要：通过对我国行政再审概念的分析可知，我国并没有完整的再审程序，有的只是审判监督程序，而再审基于人的认识能力的有限性、权利救济、诉讼公正等理论有其存在的必要，针对在我国再审中存在着指导思想与两审终审制背离、申诉与申请再审混乱、启动再审的主体不明、再审管辖模糊等问题，应对再审进行重构。

关键词：行政再审；问题；重构

一、行政再审的概念

我国民事再审的概念是放在民事审判监督程序中讲的，“其审判监督程序与再审程序的定义基本相同”。行政诉讼法脱胎于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的发展无不深深打上民事诉讼法的烙印。姜明安先生认为：“行政诉讼审判监督程序，是指法院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检察机关的抗诉或法院自己发现已经发生效力的判决、裁定确有错误，依法对案件进行再审的程序。再审是法院依法为纠正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错误，对案件再次审理的活动。”也有学者认为，“审判监督程序是指法院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违反法律规定，依法对案件提出再次进行审理予以纠正错误的特殊审判程序，其目的在于通过提起再审程序纠正违法的行政裁判”。对此二定义稍加分析便可看出，目前我国并没有完整的再审程序，有的只是审判监督程序，而不是由再审启动和再审审判组成的完整的再审程序，理论与实践均对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挑战，构建再审程序势在必行。

笔者认为，行政再审“是一方当事人在法院判决后，发现新情况，足以推翻原来判决，因而请求原审法院撤销原判决，重新作出判决的诉讼程序”。

二、我国现行行政再审存在的问题^①

按照一国诉讼审级设置的标准，可以将诉讼程序分为通常的诉讼程序和非通常的诉讼程序。我国实行两审终审制度，一、二审程序属通常的诉讼程序，而再审程序则是非通常的诉讼程序。来作为一种特殊的事后纠错救济程序，再审程序有别于普通程序，更不是与一、二审并行的救济途径，但行政再审的现实是再审已演化成一种纠错的再解决机制，这种机制以设定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为职能，以化解矛盾排除纠纷为主要工作方向，这背离了再审程序初衷，引发大量问题，突出表现为行政再审的无限性(即再审主体无限、再审条件无限、再审时间无限、再审审级无限、再审审次无限)。对此，必须予以重视。

(一)指导思想与两审终审制的背离

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实行两审终审制，意味着法院是纠错的最终裁决者，在法律规定范围内，其所作的判决就应当是绝对有效的和权威的。一个案件经过一审、二审，只要程序是公正的，证据是确凿的，则裁判结果就被认为是正确的。但我们现在以“实事求是，有错必纠”作为行政再审的指导思想，舍弃了法律或司法要实现的社会的一般正义，而追求实现个别正义。

我国现行再审程序依据“有错必纠”的思想，当事人、法院及检察院三方都可启动再审程序，对法院与检察院启动再审程序更无时间及次数的限制。如此往复，终审不终，司法的既判力、公定力、执行力被悬置。美国的一位法官说：“一个有效的司法制度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判决的终局性……如果一个解决方案可以没有时间限制并可以不同理由反复上诉和修改，那就阻碍矛盾的解决。如果败诉方相信他们可以在另一个地方或者另一级法院再次提起诉讼，他们就永远不会尊重法院的判决，并顽固地拒绝执行对其不利的判决。无休止的诉讼反映同时更刺激了对法院裁决的不尊重，从而严重削弱了法院体系的效率。”现代社会的法官，拥有广泛的自由裁量权，而非孟德斯鸠所说的“自动售货机式”的法官。法官也是人，有七情六欲，法官行使审判权无论是认定案件事实，还是适用法律，都不具有惟一正确性，而这种不惟一正确性是任何法律制度所固有的。同时，“严格说来，任何权益的侵害都具有不可补偿性，特别是对非物质性的利益的损害更是无法进行补偿。但是社会常常根据直接的生活经验以及社会一般价值观念确定出具有较高认同程度的补偿和制裁准则，符合这种准则的补偿行为即被认为是充分的恰当”，故“有错必纠”根本行不通。

(二)申诉与申请再审的混乱

《行政诉讼法》正式颁布已十多个年头，行政申请再审与行政申诉是什么关系，民事申请再审与民事申诉是什么关系，理论界与实务界并未厘清。

我国《宪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检举的权利。可见申诉权是一项基本的民主权利。具体而言，申诉权既可包括公民基于个人的政治意志或公共利益对国家机关或其工作人员提出批评性或建议性的、纯属个人疑问或主张意义上的申诉权，也包括公民针对国家机关或其工作人员对其个人利益的处置进行投诉意义上的申诉权。前者属于政治性权利，属广义上的申诉权；后者属于程序性权利，也即诉讼法上的申请再审，为狭义的申诉。申请再审，指对已发生既判力的判决，依据法定条件而重新裁判，因此申诉与申请再审的区别是明显的。我国1991年颁布的《民事诉讼法》已用“申请再审”代替此前的“申诉”，确定了再审制度。而《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二条依然用“申诉”的概念，但仔细分析，实指申请再审，《解释》中关于再审的规定也证明此点。

从国外的立法和实践看，申诉权与申请再审权是并存的，但有严格的区别。大陆法系国家大都有申诉权(或曰请愿权)的有关规定，而我国现实情况是将申诉作为引起再审的重要条件，很容易产生申诉与再审的混同，因此区分和构建广义申诉和狭义申诉(申请再审)成为必需。可取的方式是将广义申诉纳入信访的范畴，实行申诉信访的非诉讼化，同时将狭义的申诉真正地纳入诉讼轨道，与申请再审一起统一确定为再审之诉。这里的关键是如何处理法院信访，信访申诉与诉讼法上的申诉极易混淆，致使法院申诉信访工作诉讼化倾向严重。笔者以为，对属于信访的广义申诉，应当采用行政化的处理方式，认真做好宣传教育及当事人息诉服判工作；在处理信访的过程中法院如发现原审判决、裁定违反法律、法规的，由院长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确定再审；向上级法院申诉的，上级法院可将申诉发交原审法院查处，也可自己复查，申诉有理的，遵循发动再审的条件进行再审。

(三)启动再审的主体问题

据我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及《解释》第七十三条之规定，启动再审的主体为享有审判权的各级人民法院院长及其审判委员会、上级人民法院和享有法律监督权的上级人民检察院以及符合条件的当事人。与大陆法系国家相比，我国再审主体存在以下问题。

1．再审启动的当事人弱化

从西方情况看，民事、行政案件一般遵循私法自治原则，只要不损害国家、公共和他人的利益，当事人可在私权的范围内自由处分自己的权利，当事人对符合再审条件的可以申请

再审的案件，既可以选择申请再审也可以选择放弃申请再审。在权利人不选择再审的情况下，如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主动提起再审，就是对权利人处分权的干预，违背“不告不理”的原则。而且在权利人因再审而获得的利益不足以补偿其因参加再审诉讼所支出的费用和损失的情况下，还损害了权利人的利益，造成不必要的讼累。当前我国仅在《解释》中规定了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权利，但当事人很难启动再审程序。在不少司法人员的心目中，只有法定机关组织和人员才有权依照监督程序启动再审，而当事人申请再审申诉，只是提供和发现错案的线索，而非启动再审程序的一种方式。

2．检察机关启动再审的资格

《行政诉讼法》第十条及第六十四条规定了检察机关启动再审的资格，在实际工作中，检察机关抗诉的案件很少。对于检察机关抗诉的合法性问题，存在分歧。有学者赞同：“在我国，行政抗诉制度在建构时吸收了民事、刑事抗诉制度中成功的经验，故比较健全，没有什么可批评的地方。在我国行政机关拥有庞大的权力，与民众相比处于强者的地位，百姓受到官本位影响，怕告官……人民检察院拥有抗诉权很有必要。”有学者反对：“检察院行使抗诉权与行政诉讼的基本理论是相冲突的，在行政审判实践中，检察院参加诉讼会带来很多问题。……总的来说，检察机关诉讼参加是一种非常尴尬的事。”对于两者的观点，笔者以为前者站在我国法制的现有模式上说话，求稳但回避了矛盾；后者虽然反对检察机关享有抗诉权，但基于现实其落脚点也局限于“应当尽量限制检察机关在行政诉讼过程中的活动范围。一般情况下，在检察机关读完抗诉词之后，应退出审判区……”，并未给检察机关找到较好的出路。在大陆法系国家中，规定检察机关行使职能一般以公益需要为出发点，检察机关不仅作监督者而且作为当事人。综观中国行政法治发展的前景，基于行政公诉(行政公诉指当行政主体违法行政行为侵害了国家和公共利益时由特定的国家机关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的制度)而提起的抗诉应成为检察机关的最好归宿。

3．法院主动启动再审的问题

我国《行政诉讼法》等六十三条规定，法院有权启动再审程序。首先，法院这种“自我批评”与“控审分离”的现代诉讼基本原则相背离。法院作为审判职能的承担者在法庭审理中应处于中立者的地位，对控辩双方保持不偏不倚。如将提起再审权力赋予法院，就必然使法院兼具控诉权和审判权两种冲突的诉讼职能，就会重蹈“先定后审”的覆辙。其次，法院发动再审，违背了“不告不理”原则，因为法官在诉讼中的中立裁判角色决定了其在启动程序方面只能是消极、被动的，否则，即与一方当事人无异。因为启动审判程序的当事人都是有诉须审的，与对方当事人是成对立关系的，所以法院在启动审判程序的同时也就丧失了中立裁判的立场，使三角的诉讼结构蜕变成了线形结构。因此，取消法院的再审发动资格，在学界已取得惊人的一致。再次，法院主动再审导致“终审不终”。最后，法院再审很大程度上会损害司法权威。

(四)管辖的问题

《解释》并未明确规定再审的管辖法院。事实上，我国法院的管辖权是多层级的，当事人可以向任何一级法院提起再审申请，上下级法院之间就再审案件进行指令再审或者提审之情形时有发生，致使案件管辖权多级化、重复化。就再审案件性质而言，建立由某一级别法院的有限再审管辖是必要的，对此，有学者提出建立起由原审法院的上一级法院受理当事人的再审之诉，理由是“由上级法院纠正错案与做出错案的法院自己纠正错案相比，前者显然要容易得多。可以排除种种不正常干扰，防止再审形式主义，排除行政干预，获得当事人认可”。也有学者提出由二审法院管辖，其理由是“两审终审”是我国的普遍审级制度，对一审法院作出的未生效的判决，可依法提起上诉，启动二审程序。上诉权是法律赋予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任何人不得剥夺，如果当事人不上诉，就表明已认可一审判决，承担裁判确定的义务。再审程序只是一个补救程序，它的启动是严肃的个别的。不少当事人利用发动再审申请的表面便捷和轻松，认为提起再审诉讼既可省去二审诉讼费用，又避免了二审法院审查，于是主动放弃上诉权，而行使申请再审权，削弱了二审审判监督职能，滥用申请再审的诉讼权利。对于以上两种观点，笔者以为第一种观点尽管有其优点，但仍不能达到特殊救济程序的目的；第二种观点尽管可遏制再审的数量，但判决的公信力仍不易为人接受。笔者认为由二审法院的上一级法院管辖为宜，至于对第一审裁判生效的冤假错案，可以通过申诉予以解决。

(五)审查范围问题

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审查的范围为判决、裁定以及行政赔偿调解书，此规定过于宽泛。审查范围是及于法院在《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及《解释》第五十六条至第五十九条所规定的所有生效判决还是仅限于第五十四条或某些程序中做的生效判决，对裁定的审查是限于行诉讼法规定的裁定还是包括《解释》第六十三条规定的所有裁定，或是这些裁定中的一部分，这些问题都未能得到解决。

此外，再审审查应当针对再审申请人不服生效裁判的请求和理由进行审查，对于未申请的不予审查，然而《解释》第六十三条规定既包括法律审、又包括事实审。作为特别程序，应当对争议之点进行法律审，而不必然进行事实审，只有在特殊情形下如法律和事实兼有方可进行事实审。再审案件的审查应当比一审、二审的审查更加直接、明了，而不是相反。

(六)再审事由的问题

我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三条规定了提起再审的条件，也即“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违反法律、法规规定”。而对什么是“违反法律、法规规定”，《解释》第七十二条规定了四种情形。

有学者对《解释》第七十二条提出疑问。张树义先生认为：(1)如何理解“适用法律、法规错误”?这种适用包不包括对规章的参照以及司法解释第六十二条的内容?(2)如何理解“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裁判”?张先生主张去掉“可能影响案件正确裁判”，甘文主张将后半句改为“但存在程序上的瑕疵的除外”。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我国的行政再审程序的事由的规定是很宽泛的，它主要靠法官的自由裁量来认定生效裁判是否“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造成了启动再审程序理由的无限性。大陆法系的德、日、法及我国台湾地区对于启动再审的理由限制得相当严格，一般都具体化，对程序的违法、实体的违法、适用法律错误等事由做了详细列举。我们应借鉴相关模式，采取列举式，把提起再审的理由具体化，以期达到审慎地提起再审程序的目的。

(七)再审时间次数问题

根据《解释》第七十三条规定，当事人申请再审审限为两年，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提起再审的，法律没有规定时限与次数。

大陆法系国家德、日、法及我国台湾地区有关再审程序普遍规定了发起再审时间，多数国家还规定提起再审之诉的最长期间。我国现行规定十分不利于维护生效裁判的稳定性、终

极性，使相对方通过诉讼确定的应得利益一直处于不稳定状态，缺乏对对方当事人权利的尊重与保护，不能体现出法院裁判的严肃性及效率性，应对再审次数及期限作必要的限制。

关于再审次数的问题，如上所言，再审程序只在于提供最后的司法审理方式的补救机遇，不可能因为人们无止境的纠缠而无止境地进行。再审程序的进行已表明对原生效裁判的既判力提出了挑战，若允许再审案件重复进行，则司法的权威及司法的正义荡然无存。基于此，有人提出再审实行一审终审制，缩短诉讼周期，尽快实现裁判的稳定性；有人认为应视案件的不同情况，实行一次审查和两次审查并行也即实行最多两次再审；还有人认为再审应遵循再审不重复原则即不可以同一理由重复地发起与进行，而可依据符合法律规定的其他再审之由，再次发动再审之诉。笔者赞同第一个观点，在对管辖法院有了较高要求后一次再审即可满足当事人要求。

三、重构行政再审程序

根据以上对我国行政再审程序的立法及现存问题的分析与思考，我国的行政再审在具体制度上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的目的，价值取向上片面性严重，已不能适应社会发展对此制度的现实需要，因此，重构再审程序，建立有限再审是人心所向。

(一)改变指导思想，将“有错必纠”改变成“有错慎纠”其内涵是：

1．维护生效裁判的既判力及“两审终审”的基本制度；

2．坚持程序安定性，从而维护正义与效率；

3．满足适度进行改判的要求，对于确有改判必要的才予以改判，寻找改判成本与现实价值的最佳结合，从而实现从无限再审到有限再审的转变。

(二)将当事人申诉、申请再审纳入到统一的“再审之诉”

在前部分分析中可看出申诉与申请再审混用严重，三大诉讼法再审程序也未统一有关当事人提起再审的理念。因此，应将广义的申诉纳入信访渠道，狭义的申请纳入到统一的再审之诉中。

(三)管辖的重构

笔者以为，应以二审法院的上一级法院为管辖法院。从前部分的分析中可知，我国目前案件的审理行政干预及地方保护主义严重，由高级法院审理可克服此弊端，同时也可避免原审法院先入为主的弊病。此外，高级法院法官素质较高，审理的案件质量有保障，易获得人们信任。

(四)再审事由的重构

作为一种特殊程序，既要考虑纠正生效裁判、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以追求公正；又要维护生效裁判的既判力，以追求程序安定和诉讼效益。故再审理由应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原裁判严重违反诉讼程序(含有重大瑕疵)足以影响案件正确裁判的；二是原裁判实体上确有错误，损害了当事人的实体权益。具体设计如下：

1．程序方面

(1)违反行政诉讼法规定，没有给予当事人陈述答辩和辩论的机会；

(2)审理本案的审判人员、书记员应当回避而未回避的：

(3)违反案件管辖权；

(4)依法应当开庭审理而未经开庭即作出判决；

(5)其他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

2．实体方面

(1)适用法律法规错误，且对案件定性起决定作用的：

(2)审判人员有与本案有关的职务上的犯罪行为的；

(3)作为判决、裁定依据的书证或物证系伪造或变造的；

(4)生效裁判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未经法院质证；

(5)生效裁判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属于没有法理理由或正当理由超过举证时限提供的证据；

(6)作为判决、裁定基础的有关裁判被依法撤销；

(7)以证人、鉴定人、翻译的虚假陈述作为判决依据的；

(8)作为判决、裁定与有相关的裁判被依法撤销的；

(9)本方当事人的诉讼代理人、对方当事人或其诉讼代理人有与本案有关的犯罪行为，而判决是基于这种行为作出的；

(10)应当再审的其他情形的。

(五)再审提起时限及再审的次数

综合大陆法系国家的规定并结合我国国情，笔者以为最短期以两个月为宜，从判决确定之日起算；最长期限为5年，自裁判确定时起。再审次数据前部分分析以1次为宜。

(六)再审程序的重构

现行的行政再审简单重复行政诉讼一、二审，既无效率，又不能体现再审程序的特性。当前，学界很多学者认为再审程序应为两个阶段：一是复查阶段，二是再审阶段。也有学者提-出三分法：一是立案阶段(形式审查)——由立案庭负责，二是复查阶段(事由审查)——由审监庭负责，三是审判阶段(实体审查)——由审判庭负责。笔者认为第二种划分更易于操作，故采纳之。

(七)再审范围

据前文分析，笔者以为应只进行法律审，对事实审只是例外。

责任编辑吕学文

(E-mail：xiaolishi_163@163．com)

注释：

①本部分除特别注明外，还参考了如下著作：翁岳生：《行政法(下)》；王明扬：《法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p618-664；任建新：《行政诉讼参考资料汇编》，同前；毛雷尔：《行政法总论》，法律出版社，p300-307；盐野宏：《行政法》，p301-372；谢怀试：《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

作者：郑　字　胡传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