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诉讼证据分析论文

[摘要]行政诉讼应当将提高诉讼效率作为自己的一个目标，因为限制当事人提交给法庭的证据数量，可以提高行政诉讼的效率。但我国关于行政诉讼证据的法律，对当事人可以提交给法庭的证据没有作出任何限制性规定，这不利于行政诉讼效率的提高。在我国，对行政诉讼证据进入法庭审理程序的资格作出必要的限制，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行政诉讼证据分析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行政诉讼证据分析论文 篇1：

行政证据在行政诉讼中的效力

摘 要：证据存在于行政执法活动中，是行政行为合法的依据，也存在于行政诉讼活动中，对诉讼结果有着重要影响。前者称之为行政证据，后者则是行政诉讼证据。从文义上看，二者含义近似，但实际存在本质区别。本文通过厘清行政证据与行政诉讼证据，明确行政证据在行政诉讼中的效力。

关键词：行政证据;非法证据排除;证据能力;证明效力

作者简介：刘佳楠（1995-），女，汉族，江苏南通人，南京工业大学，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宪法与行政法学。

一、行政证据与行政诉讼证据的区分

行政证据是行政主体在行政执法中为证明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而收集的有关证明材料。①其与行政诉讼证据有本质的不同，如下：

第一、性质不同。行政证据是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的重要依据。行政诉讼证据则是法官认定行政行为合法性的依据。第二，取证主体不同。行政证据是行政机关在履行行政活动过程中调查获取的。而行政诉讼证据主要由人民法院调取。第三，取证时间不同。行政证据产生于具体行政行为作出前，而行政诉讼证据是法院在诉讼过程中调取或审查。此外，两者在取证目的以及证据范围等方面也存在差异，因此，行政证据与行政诉讼证据不可混同。

虽然行政证据与行政诉讼证据存在本质区别，但二者也具有联系。具体而言，行政诉讼证据可分为两类，一类与行政证据并无关联，另一类与行政证据存在承继关系。后一种行政证据是行政机关在行政活动中调查收集，以此做出具体行政行为的重要依据。在此阶段，这种证据是行政证据。而在具体行政行为被诉至法院后，法院通过审查认定行政证据合法性，该证据就转化为行政诉讼证据。因此，这类证据在不同的阶段承担不同的证据功能，具有双重属性。这也是行政证据与行政诉讼证据相联系的重要表现。

二、行政证据在行政诉讼中的证据能力

在审判过程中，行政机关为证明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会向提交其在行政活动过程中收集到的证据。而此证据能否进入诉讼程序并成为行政诉讼证据，还需要人民法院进行审查认定。

（一）非法的行政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行政证据”主要是指取证主体、取证方式等方面违反法定程序的证据，具体而言：

第一，主体本身不合法，例如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本身就不具有行政职权;亦或是作出鉴定结论的鉴定人根本不具有鉴定资格。此类证据不应当作为定案的依据，在行政诉讼过程中当属无效。

第二，取证程序不合法。《证据若干问题》第57条的第一项至第五项以及第60条第一项和第二项明确规定，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收集的证据，不可作为定案依据。因为此种证据在收集过程中极有可能侵犯相对人合法权益，因此违反法定程序收集的行政证据在诉讼中不能成为定案依据。

第三，手段不合法。手段不合法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种情形：一是以偷拍偷录等非法形式获取的证据。二是以引诱等非法手段获取的证据。一方面，通过此种手段获取的证据并非出于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另一方面，如果采信通过暴力等手段收集的证据会变相鼓励行政机关采用不正当手段获取证据，从而侵害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二）瑕疵行政证据补强适用

瑕疵行政证据可大致分为两类，一类证据虽然违反法定程序收集，但没有损害他人合法权益，同时该证据对法院裁判案件具有重要作用。另一类证据是《证据若干问题》第71条规定的7种情形。

首先，由相关法律规定可知，并不是一切违反法定程序收集的证据在诉讼中都是无效的。存在例外情形下的行政证据，虽然违反法定程序，但其本身具有不可替代性且事后难以取证，同时满足客观性与关联性，则应当认定其在行政诉讼中的效力。当然，对于某些轻微程序违法的证据，例如单纯的笔误，这些行政证据在补正后，若无相反的证据推翻，也应当认定其在诉讼过程中的效力。其次，《证据若干问题》第71条明确规定七种证据不能单独作为定案依据。即法院在审查该种证据时，需要通过其他证据相互印证，在此基础之上，该证据才具有完整的证据能力。因此，该规定并非完全否认瑕疵行政证据在行政诉讼中的效力。

综上，瑕疵行政证据在行政诉讼中并不当然排除其效力，需要人民法院在行政证据的审查过程中发挥自由裁量权。

（三）合法的行政证据审查适用

理论上，当行政证据完全符合证据“三性”時，人民法院应当尊重行政机关证据收集和审查的自由裁量权，行政证据可转化为行政诉讼证据。原因在于：首先，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依靠自身专业素质从事管理活动，在此过程中对于证据的收集认定具有一定技术性。其次，对于一般性争议，法院审查标准也无须过于严苛，法院审查认定的事实与行政机关在行使职权过程中认定事实一致即可。最后，对于行政机关作出的重大行政行为，由于该行为不仅作用于相对人，也对公众利益有重要影响，因而法院审查过程中应当遵循全面审查原则。

三、行政证据在行政诉讼中的证明效力

证据的证明效力是指依法定程序经审查并经法庭质证后确认案件事实的能力。②《证据若干问题》规定了证据效力，以该条第一项为例：公文书效力高于其他私文书。原因在于：第一，公文书具有法定权威性，产生于国家机关及其职能部门行使职权过程中。第二，公文书的制作遵循严格程序限制，格式更严谨，客观性更强。因此该条也体现优势证据规则。

实践中，“廖宗荣案”更为明确地体现优势证据规则。该案判决表明，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执行公务，但现场没有即时证据表明其合法履行职责前提下。执法人员在诉讼中所作陈述的客观真实性得到证实，并且没有证据能够证明执法人员与原告存在利害关系时。该执法人员一人的陈述就可成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优势证据，具有证明效力。

四、结语

依法行政是行政机关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行政机关在作出行为前所调查收取的行政证据是其作出行政行为的依据，也是诉讼中向法院提交以证明自己行为合法的重要材料。但并非所有行政证据都是行政机关依法调取的，因此，法院在审查过程中遵循一定的标准。非法的行政证据予以排除，其在行政诉讼中无证据能力和证明效力。瑕疵的行政证据能够转化为行政诉讼证据，具有证据能力，但是其证明效力偏弱，需要其它证据予以补强。合法的行政证据，人民法院通过审查认定其效力，能够转化为行政诉讼证据，作为裁判依据。此外，本文初步谈及优势证据规则，此规则也适用于认定行政证据在行政诉讼中的证明效力。

[ 注 释 ]

①关保英.违反法定程序收集行政证据研究[J].法学杂志，2014（5）：48.

②徐继敏.行政证据制度研究[M].中国法制出版社，2006：284.

[ 参 考 文 献 ]

[1]徐继敏.行政证据制度研究[M].中国法制出版社，2006：202-284.

[2]关保英.违反法定程序收集行政证据研究[J].法学杂志，2014（5）：48.

[3]彭贵才.论行政执法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构建[J].行政与法，2010（9）：87.

[4]黄琳.优势证据在行政诉讼中的构成及适用—以廖宗荣案为分析对象[J].证据科学，2014（6）：667.

作者：刘佳楠

行政诉讼证据分析论文 篇2：

行政诉讼证据准入资格探讨

[摘 要]行政诉讼应当将提高诉讼效率作为自己的一个目标，因为限制当事人提交给法庭的证据数量，可以提高行政诉讼的效率。但我国关于行政诉讼证据的法律，对当事人可以提交给法庭的证据没有作出任何限制性规定，这不利于行政诉讼效率的提高。在我国，对行政诉讼证据进入法庭审理程序的资格作出必要的限制，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法律可以根据证据的形式、证据的取得时间、证据的提交时间，对行政诉讼证据进入法庭审理程序进行限制，并且可以明确规定某些证据与案件事实不具有关联性，从而将其排除在法庭审理程序之外。

[关键词]行政诉讼；证据；准入资格

[作者简介]王全法，徐州工程学院讲师，法学硕士，江苏徐州221000

效率是诉讼的一项重要价值，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应当在保证公正的前提下，尽量提高诉讼效率。行政诉讼也不例外，也应当将提高诉讼效率作为自己的一个目标。就具体行政诉讼案件来说，法院审理该案件耗费的时间越少，则消耗的司法资源就越少，诉讼的效率也就越高。在行政诉讼中，对当事人提交给法庭的证据数量加以必要的限制，可以减少举证、质证及法官对证据审查判断的时间，从而可以提高行政诉讼的效率。目前我国关于行政诉讼证据的法律，对当事人向法庭提交证据的活动没有任何的限制，因此当事人所提供的全部证据，都可以进入法庭审理程序，这不利于行政诉讼效率的提高。笔者认为，我国应当对行政诉讼证据进入法庭审理程序规定必要的条件，即确立行政诉讼证据准入资格制度，以限制进入法庭审理程序的证据的数量，从而减少法庭审理案件的时间，提高行政诉讼的效率”。

一、对我国法律的有关规定的分析

行政诉讼证据准人资格，是指在行政诉讼中，当事人提供的证据进入法庭审理程序需要具备的资格或者条件。因此，本文所说的行政诉讼证据准人资格，实际上屆于行政诉讼证据能力范畴。证据能力的概念产生于大陆法系国家，最初出现在德国的刑事诉讼法中，后来被日本、意大利等国家所接受。在理论上，大陆法系认为证据能力是证据可以进入法庭审理程序的资格，但在司法实践中，大陆法系所说的证据能力却是指证据可以作为定案依据的资格。而在英美法系，人们并不用“证据能力”一词来表示证据的资格，而是使用“可采性”来表示同一问题。证据的可采性，是指“证据符合法律的规定，因此具有在法庭审理过程中出示并成为证据调查对象的资格”。也就是说，英美法系所说的证据的可采性，仅指证据进入法庭审理程序的资格，并非指证据作为法庭认定案件事实根据的资格。由此可以看出，在国外，证据能力具有两种含义：一是指证据进入法庭审理程序的资格；二是指证据作为定案依据的资格。

在我国，法律没有对证据能力的含义作出明确规定，证据法学界关于证据能力的表述有两种：(1)证据能力是“证据能够被法官采信，作为认定待证事实依据所应具备的条件”，这种观点将证据能力视为证据作为定案依据的资格。(2)证据能力是指某个东西或材料能否满足诉讼等法律活动对证据的基本要求，是否具备成为证据的能力，是否具备成为证据的资格，证据能力涉及什么样的证据可以被采纳的问题，即证据的采纳标准，符合采纳标准的证据即具有证据能力，就可以被法庭采纳，但具有证据能力的证据不一定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还应由审判人员对其可靠性及证明价值进行评断，以决定是否可以采信，即作为定案根据”。据此可知，这种观点认为证据能力只是证据是否可以被采纳，即是否可以进入法庭审理程序应当具备的资格，而不是证据是否可以被采信，即是否可以作为定案依据的资格。

因此，我国证据法学界所说的证据能力，一是指证据作为定案依据的资格，二是指证据进入法庭审理程序的资格，这分别与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对证据能力的规定相互对应。本文所说的行政诉讼证据准入资格，是指行政诉讼证据进入法庭审理程序的资格。

我国关于行政诉讼证据的法律，没有对行政诉讼证据进入法庭审理程序规定相应的条件，当事人提供的证据，都可以进入法庭审理程序。

第一，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法院在开庭审理前要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在法定期限内向当事人送达诉状副本、答辩状；要求被告在法定期限内提供据以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全部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告知当事人合议庭组成人员；审核诉讼材料，调查收集必要的证据；通知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参加诉讼、决定或通知第三人参加诉讼。由行政诉讼法的这些规定可知，我国法院在案件审理之前所做的工作中，并不包括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预先进行审查，因此，当事人在庭审时向法庭提供什么样的证据，完全由当事人自己决定，法院是不加控制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是否符合法定形式、是否与案件有关、是否真实合法，都不影响这些证据进入法庭审理程序。也就是说，在行政诉讼中，当事人所提供的证据，都可以进入法庭审理程序。这说明，行政诉讼法对行政诉讼证据的准人资格没有作出规定。

第二，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行政证据规定》)，对行政诉讼证据作了比较详细的规定，但(行政证据规定》也没有对证据进入法庭审理程序规定任何条件。按照《行政证据规定》的有关规定，对证据的审查判断活动，发生在庭审过程中；对证据审查判断的目的，是确定证据能否作为定案依据，而非确定证据能否进入法庭审理程序。如《行政证据规定》第三十九条规定，当事人应当围绕证据的关联性、合法性和真实性进行质证。这种质证是发生在庭审过程中，是对已经进入法庭审理程序的证据进行的质证。《行政证据规定》第五十四条规定，法院应当对经过庭审质证的证据进行审查，排除不具有关联性的证据；第五十五条和五十六条规定的是。法院应当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如何审查证据的合法性和真实性，因此这两条涉及的也是法院在庭审后进行的审查判断行为。另外，《行政证据规定》第五十七、五十八、六十、六十一条等规定的内容都是：应当排除的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或者不能作为行政行为合法的依据，而非在庭审前就将这些证据排除、使其不能进入法庭审理程序。

需要说明的是，根据《行政证据规定》第五十九条规定，被告在行政程序中依照法定程序要求原告提供证据，原告依法应当提供而拒不提供，在诉讼程序中提供的证据，法院一般不予采纳。这里规定的是“不予采纳”，而“非不能作为定案依据”。那么，“不能采纳”是否就是法院不接受该类证据、不使其进入法庭审理程序?笔者认为不能这样理解。因为被告在行政程序中是否依照法定程序要求原告提供证据、原告是否属于“拒不提供”，都必须经过一定的审查程序才能确定，如果该类证据不

进入法庭审理程序，如何作出相应的判断呢?我们还可以根据《行政证据规定》第六十二条的规定，来说明“不予采纳”并不是指证据不能进入法庭审理程序。第六十二条规定的是法院不予采纳鉴定结论的三种情形，包括“鉴定人不具备鉴定资格”、“鉴定程序严重违法”和“鉴定结论错误、不明确或者内容不完整”。根据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如果原告或者第三人提出证据证明行政程序中的鉴定结论有上述三种情形之一，则法院对该鉴定结论就“不予采纳”。当事人或者第三人认为鉴定结论有上述情形、向法院提出异议的时间，必须是“行政诉讼过程中的庭审结束之前”；而鉴定结论是否具有上述情形。显然必须也只能在法庭审理中才能查明。由此可以说，法院对证据“不予采纳”，只能理解为不能将该类证据作为定案依据，而非该类证据不能进入法庭审理程序。

因此，根据我国法律目前的规定，当事人提供的所有证据，都可以进入法庭审理程序，我国法律对行政诉讼证据进入法庭审理程序没有规定任何条件，即没有关于行政诉讼证据准人资格的规定。

二、规定行政诉讼证据准入资格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第一，规定行政诉讼证据准人资格的必要性。规定行政诉讼证据的准人资格，是为了对进入法庭审理程序的证据的数量加以限制，以实现提高行政诉讼效率的目标。在我国，规定行政诉讼证据准入资格之所以是必要的，与我国的行政诉讼模式有关。

诉讼模式可以分为两种：当事入主义诉讼模式和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在当事入主义诉讼模式下，诉讼证据由当事人提出，法官不得主动调查收集当事人没有提出的证据，只能根据当事人提供的证据进行裁判；而在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下，法官收集证据不受当事人的约束，对当事人没有提供的证据，有权主动调查收集，以查明案件事实真相。

从我国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看，我国的行政诉讼模式与职权主义相类似，甚至可以说属于强职权主义模式，如法院对行政诉讼程序的运作具有主动性和决定性、法院可依职权积极主动地收集证据等。但从《行政证据规定》对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的规定看，职权主义的色彩已经很少。《行政证据规定》规定了法院依职权主动调取证据和经当事人申请调取证据的两种情形。《行政证据规定》第九、二十二条规定，法院对涉及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事实，以及一些程序性事实，才可以主动调查收集相应的证据；而第二十三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可以申请法院调取。从《行政证据规定》的上述规定可以看出，其在收集证据方面的基本取向是，限制法院主动调取，一般情况下由当事人申请调取；在申请调取证据上，尽量控制调取的范围，仅在确有必要时才准予调取。可以说，我国目前在行政诉讼中实行的是以当事人举证为原则、以法院调取证据为例外的制度”。因此，至少在证据的调查收集方面，我国在行政诉讼中实行的基本上是当事入主义诉讼模式。

因此，在我国的行政诉讼中，证据主要由当事人收集、提供，即使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自己的诉讼请求，法院也不会主动为当事人收集证据。也就是说，如果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不足，无法证明案件事实真相，也不会像职权主义诉讼模式那样，得到法院在收集证据方面的帮助，这样，当事人必然败诉。因此，当事人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为了能够胜诉、为了取得最大的利益，往往会向法院提交尽可能多的证据，即使明知某些证据不合法，或者对自己的诉讼主张没有证明效力，或者证据有其他不当之处，也不主动排除，而是将自己所掌握的、对自己有利的证据，全部向法院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因为经济原因或者其他原因没有聘请律师，而自己又缺乏法律知识，从而没有对这些证据提出异议，则这样的证据就会进入到法官对案件的评判活动中。显然，提交给法院的证据越多，庭审时耗费在举证、质证上的时间也会越长，行政诉讼程序进行的时间就会越长，而法院对证据进行审查判断所需要的时间会随之增加，这样，诉讼效率也就必然会降低。如果进入行政诉讼程序的证据对案件都具有证明作用，行政诉讼时间的拖延还是可以接受的。但从实际情况看并非如此，即有些证据会因为各种原因，最终并不会被法院作为定案的根据。这些最终没有被作为定案根据的证据，实际上就阻碍了行政诉讼效率的提高。

因此，如果不对当事人收集、提供证据的行为进行规范，则会影响行政诉讼效率的提高。为了提高行政诉讼的效率，法律不应当允许当事人不受限制地将自己掌握的所有证明材料都提供给法庭。这说明，我国建立行政诉讼证据准人资格制度是完全必要的。

第二，建立行政诉讼证据准人资格制度是可行的。行政诉讼证据准人资格是证据可以进入法庭审理程序的资格，为了使这种规定发挥作用，需要在法庭审理程序开始前对行政诉讼证据进行审查。虽然我国法律没有规定独立、完整的审前程序，但我国法律现有的规定，已经可以保证在法庭审理程序开始前对行政诉讼证据进行一定程度的审查。《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三条规定，被告应当在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十日内向人民法院提交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有关资料，并提出答辩状。《行政证据规定》第七条规定，原告或者第三人应当在开庭审理前或者人民法院指定的证据交换之日提供证据；第二十一条规定，对于案情比较复杂或者证据数量较多的案件，人民法院可以组织当事人在开庭前向对方出示或者交换证据，并将交换证据的情况记录在卷。根据这些规定可知，法院在开庭审理案件之前就可以掌握双方当事人的证据，因此可以对这些证据进行一定程度的审查。上述法律规定表明，在我国确立行政诉讼证据准人资格制度，具有一定的制度基础，是可行的。

三、行政诉讼证据准入资格的内容

根据《行政证据规定》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在行政诉讼中。法院可以根据案情的复杂程度或者证据数量的多少，决定是否进行证据交换。如果法院没有组织当事人在开庭前进行证据交换，则意味着在庭审前的程序中，法院只能在当事人不在场的情况下自己对证据进行审查判断。在这种情况下，显然法院不宜甚至不能够对证据的实质内容进行正确的判断。如果法院组织了当事人在开庭前进行证据交换，则因为当事人在进行证据交换时才得到对方的证据，没有足够的时间对这些证据进行分析，从而也很难对证据的实质内容作出判断。

因此，在法庭审理程序开始之前，对证据的实质内容进行准确的审查判断具有一定的困难，进行这种审查是不合适的。但在这个阶段，对证据进行形式上的审查还是可以进行的。根据法律规定和实践经验，比较适于在庭审前进行审查的，有行政诉讼证据的表现形式、取得时间及证据向法庭提交的时间。另外，还可以借鉴其他国家的法律，主要是美国法律的规定——因为美国的证据法，即《美国联邦证据规则)，是世界上“最有影响的一部”证据法，它明确规定某些证据不具有关联性，从

而将这样的证据在庭审前直接排除。

第一，行政诉讼证据的形式。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行政诉讼证据的形式有书证、物证、视听资料、证人证言、当事人陈述、鉴定结论、勘验笔录和现场笔录。行政诉讼法规定的行政诉讼证据的这些表现形式，也就是行政诉讼证据的法定种类。法律的这种规定具有约束力，只有符合法定形式的证据，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因此，在行政诉讼中，当事人提交给法院的证据，如果不符合行政诉讼法对证据形式的上述规定，则该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既然这样的证据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则就没有必要准许其进入法庭审理程序。证据是否符合法定形式，法院在开庭审理之前很容易发现，从而可以主动予以排除。如测谎结论，虽然能够帮助人们对案件事实真相的认识，但其并不是我国法律规定的证据种类，不符合证据的法定形式，因此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如果当事人向法院提交了测谎结论，则法院可以直接排除，不使其进入法庭审理程序或者不将其提供给对方当事人进行质证。

另外，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各种形式的证据，其本身也应当符合一定的要求，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如国家职能部门制作的公文书证，应当加盖公章或者其他具有证明作用的印章；询问笔录应当有被询问人的签名或者盖章；鉴定结论应当有鉴定人的签名和鉴定部门的盖章；等。如果当事人向法院提交的证据不符合这样的要求，则法院也应当将这样的证据予以排除。

第二，证据取得的时间。“先取证、后裁决”是行政程序法的一项原则，被告在作出行政行为时必须遵守该原则。按照这项原则，被告在行政程序中，应当先收集证据，然后再作出行政行为。根据《行政证据规定》第六十条的规定，被告在作出行政行为后收集的证据。不能作为行政行为合法的依据，但却没有规定这样的证据不能向法庭提供。实际上，行政机关在行政行为完成后才取得的证据，完全可以在庭审前就予以排除。因为根据规定，在行政诉讼中，被告应当在收到起诉状之日起十日内，向法院提供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因此，法院在庭审之前就可以得到被告的证据。在得到被告的证据后，只需要对作出行政行为的时间和证据取得的时间进行简单的比较，就可以作出判断，不需要对证据进行实质性的审查，也无需在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后再作出决定。

因此，笔者认为，行政诉讼证据的取得时间，也是证据能否进入法庭审理程序的一个因素。我国应当做出规定，在行政诉讼中，行政机关在行政行为做出后取得的证据应当予以排除，这样的证据不得进入法庭审理程序，以提高行政诉讼的效率。

需要说明的是，根据证据取得的时间而决定是否将其排除，应当只是针对被告而言的，对原告取得的证据不应当适用该规定。虽然《行政证据规定》第五十九条规定，被告在行政程序中依照法定程序要求原告提供证据，原告依法应当提供而拒不提供，在诉讼程序中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一般不予采纳；而被告要求原告提供的证据，显然是原告在行政行为做出前已经取得的证据。但不应当将《行政证据规定》的这项规定，作为确定原告取得的证据能否进入法庭审查程序的依据。因为法院在适用该条规定时，需要进行一系列的审查，如被告是否已经依照法定程序——即法定的方式、步骤、时间和顺序——要求原告提供证据、原告是否具有提供证据的法定义务、原告是拒不提供还是有其它正当理由等，在进行这些方面的审查时。法院应当听取当事人的意见，需要作比较深入的了解，仅仅根据证据的外在表现，很难作出正确的判断。何况，根据《行政证据规定》第五十九条的规定，这样的证据也不是“一律不予采纳”，而是“一般不予采纳”。因此，不应当将原告取得证据的时间作为原告方的证据能否进入法庭审理程序的一个条件。

第三，证据向法院提交的时间。我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三条规定，被告应当在收到起诉书副本之日起十日内向人民法院提交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有关材料。这里的有关材料，包括被告在行政程序中收集的证据。《行政证据规定》第一条规定。被告应当在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十日内，提供据以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全部证据，如果被告不提供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证据的，视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没有相应的证据。所谓“视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没有相应的证据”，就是指行政机关在举证期限届满后提供的证据，法院不予认定。第七条规定，原告或者第三人应当在开庭审理前或者人民法院指定的交换证据之日提供证据。因正当事由申请延期提供证据的，经人民法院准许，可以在法庭调查中提供。逾期提供证据的，视为放弃举证权利。既然举证的权利放弃了，将来自然不能再向法院提供证据，即使提供了，这样的证据法院也不应采纳。而《行政证据规定》第五十七条第(四)项则明确规定，当事人无正当理由超出举证期限提供的证据材料，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因此，当事人逾期提供的证据，法院可以直接排除，不准许这样的证据进入法庭审理程序。

第四，不具有关联性的证据。关联性是指证据与案件事实存在一定程度的联系，从而可以对案件事实起到证明作用。具有关联性，是证据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如果某一材料与案件没有关系，则其不能成为案件的证据，在诉讼中就应当将其排除。但是，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是否具有关联性，一般需要通过法庭审理，由当事人对证据进行质证、辩论，然后由法官进行认定。也就是说，证据是否具有关联性，应当经过法庭审理程序后才能确定。但是，对于一些特殊的证据，法律可以直接规定其不具有关联性，从而将这样的证据排除，不使其进入庭审程序。笔者认为，在这方面，美国法律的相关规定对我国具有借鉴作用。根据《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第404—411条的规定，下列证据被认为没有关联性：

(1)品格证据。一般的原则是，当事人的品格或者品格特征(如暴力倾向)的证据，在证明这个人于特定情况下实施了与此品格相一致的行为问题上，没有关联性。如有暴力倾向的人，并不一定就会实施暴力行为。因此一般认为品格证据不具有关联性，不能作为证据采纳。

(2)相似事实。所谓相似事实，是指一个人在以前曾经实施过的同本案中行为相似的行为。提出这种证据的人试图暗示该行为与案件之间存在联系。但是，一个人以前的行为与现在的案件事实之间，并无逻辑上的关系。也就是说，当事人以前实施的同样的行为，与目前的案件并不具有关联性。因此，在诉讼中，相似事实不能作为证明目前案件的证据，应当将其排除。

(3)案件发生后进行的行为。即行为人在案件发生后进行的一些行为，应当认为其没有关联性，从而排除这样的证据的使用。在行政诉讼中，这样的行为主要有以下几种：1)事后的补救措施。这里所说的补救措施，是指在损害结果发生后，行为人采取的措施；而如果在损害结果发生前采取了这些措施，该损害结果有可能不发生。根据法律规

定，不能用行为人采取的补救措施作为证据。来证明行为人存在过失、犯罪行为，也不能将这样的措施用于证明产品质量和设计存在瑕疵或者欠缺必要的警示义务。法律如此规定的目的，是为了“鼓励进行阻止损害扩大的修补工作”。有了这项规定，行为人在损害发生后，就能够放心地采取必要的补救措施，而不必担心自己的补救行为会被当作对自己不利的证据。如果将事后采取的补救措施作为行为人应当承担法律责任的证据，则行为人就不愿意采取各种措施以防止损害的再次发生；并且，没有采取补救措施的人，因为没有这方面的证据，可能逃脱法律责任，这对积极采取补救措施的人来说，也是不公平的。2)和解与和解提议，在发生争议后，如果当事人为了达成和解而提供、提出了一项代价或承诺提供一项代价，或者接受、建议接受或承诺接受一项代价，则将来与上述事项有关的证据，不能用于证明责任的归属、请求的无效或者请求的数额，这样的证据不具有关联性；同样，在和解谈判过程中所作的行为或陈述的证据，也不具有关联性。法律作出这样规定的理由，主要有以下两个：一是当事人提出和解提议的原因，可能是为了谋求和睦，而不一定是认可自己处于弱小的地位；二是公共政策鼓励对争议进行妥协与和解解决。如果提出、接受和解的有关事实，将来被作为对当事人不利的证据，则没有人愿意提出或者接受和解。3)医疗费用或者类似费用的支付。在人身伤害案件中，如果有人为受害人提供医药、住院或类似费用，或者提议、承诺向受害人支付这些费用，则不得以提供、提议、承诺支付这些费用的证据，作为证明伤害赔偿责任归属的根据。因为提供、提议、承诺支付这些费用的人，并不一定就是造成伤害后果的人，其完全可能是因为出于人道主义精神而采取这些行为。如果因为实施了这样具有善意的行为而被当作造成伤害的人，最终被判承担赔偿责任，则无疑是对人类高尚道德精神的背叛。

(4)投保责任保险的证据。即投保人投保责任保险的事实，与投保人在保险事故发生时主观上是否存在疏忽、或是否有其他不法情形，不具有关联性。法律作出这种规定的原因，是因为投保人投保后，一旦发生保险事故，损失由保险公司承担，投保人在经济上并不会受到实际的损害。这样，一般人就往往会认为，投保人在投保后责任心不强，对保险事故的发生可能在主观上存在疏忽，或者有其他违法情形，但实际上，在保险事故发生时，当事人在主观上是否存在疏忽，或者有其他违法情形，应当根据事故发生时的各种因素予以认定，而不应当根据当事人在此之前是否投保来判断。因此法律规定，投保责任保险的证据不能用于证明投保人存在疏忽或者有其他违法情形。

在上述这些不具有关联性的证据中，我国只规定了一种，即在行政赔偿诉讼中，为了达成调解协议而对案件事实的认可，不能在其后的诉讼中作为对其不利的证据。对案件发生后当事人可能进行的其他行为，如事后的补救措施、医疗费用或者其他类似费用的支付等能否作为证据，没有作出规定。实际上，在其他情况下，事后证据也应当排除。如在交通事故发生后，有人对事故的受害人进行救助或者为其支付医疗费，则不应当将这些行为作为该人应当对交通事故承担责任的证据，并因此对其作出处罚。如果公安机关以这些行为作为证据，作出了行政处罚，则在因此而发生的行政诉讼中，法院完全可以禁止这样的证据进入庭审程序。法律应当这样规定的原因很明确，就是为了鼓励人们在损害事故发生后，及时对受害人进行救助，而不必担心自己的救助行为将来会成为对自己不利的证据。

因此，笔者认为，我国应当明确规定，品格证据、相似事实、案件发生后进行的行为及投保责任保险等方面的证据，不具有关联性，并且应当将“为了达成调解协议而对案件事实的认可”的范围，由在法院主持下进行调解时的认可，扩大到在事件发生后的任何阶段进行协商调解时的认可，如当事人自己协商阶段、行政机关进行处理的阶段等，这样有利于当事人尽快解决他们之间的纠纷，从而可以减少诉讼案件的数量，节约司法资源。

这类证据之所以没有关联性，除了上述社会政策方面的考虑外，还与这些证据产生的时间有关。这些证据要么产生在案件事实发生之前，要么产生在案件事实发生之后。而证据具有关联性的原因，是其产生在案件事实发生过程中，证据是案件发生过程中在周围世界的遗留物。因为从实际情况看，任何案件都发生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内，在案件发生的过程中，必然会对周围的自然环境造成影响，从而形成一些与案件有关的物品、产生与案件有关的痕迹；同时，也会给案件参与者、目睹者留下印象。这些物品、痕迹、印象就是所谓的“客观证据”。这些“客观证据”被人们收集、经过审查判断，然后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由此可知，证据应当是在案件发生过程中形成的，是案件事实遗留下来的，正因为如此。证据才与案件存在联系，这就是证据关联性的来源。因此，在案件发生之前或者在案件发生后才进行的行为，与案件无关，即不具有关联性。

另外，法律明确将上述证据排除，也可以鼓励人们在案件发生后，积极地对受害人进行救助，或者积极地协商解决他们之间的纠纷，而不必任何事情都要通过法律途径解决，这样既可以缓解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的工作压力，节约行政和司法资源，也可以促进当事人之间关系的和谐。因此，如果当事人向法院提供了这样的证据，法官可以在庭审前将其排除，不让这样的证据进入庭审程序，从而提高行政诉讼的效率。

责任编辑　清泉

作者：王全法

行政诉讼证据分析论文 篇3：

试论行政处罚程序中的举证责任规则

摘要：本文从行政处罚程序的诉讼实践出发，认为民事诉讼中“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规则，不适用于一切诉讼法领域，在行政处罚中要正确区分法定举证责任与事实举证责任。

关键词：行政处罚；举证责任

举证责任分配的法则最早起源于罗马法，罗马法上关于举证责任分配有两大原则可供遵循：其一为原告应负举证责任，其二为举证义务存在于主张之人，不存在于否定之人。此规则为我国的民事诉讼法所肯定，我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在诉讼实践中一般称其为“谁主张、谁举证”，许多诉讼法学家和证据法学家认为此规则是可以适用于一切诉讼法领域的基本规则。第一次在国内发表论文提出证明责任含义的是李浩教授，他认为举证责任“具有双层含义：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和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前者指当事人对所主张的事实负有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的责任；后者指在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时，主张该事实的当事人所承担的不利后果。”这种不利的诉讼结果既表现为实体法上的权利主张得不到任何法院的确认和保护，又通常表现为因败诉而负担诉讼费用。“二重含义说”是我国目前大多数学者所赞成的主流观点。举证责任在性质上是一种特殊的诉讼义务，是当事人为了胜诉而在举证问题上承担的负担，他不履行这个“责任”将使其面临的败诉风险大大提高，而不是他要承担违法责任，这是与一般的法律义务或责任的不同点。

一、法定举证责任与事实举证责任

在诉讼中，法律规定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如果不能履行举证责任将承担败诉的法律后果或风险。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不负法定举证责任的另一方当事人在诉讼中可以高枕无忧。法律虽未规定他不负举证责任，但如果对方当事人完成了举证责任，则他将败诉。为此，为了胜诉他很有必要提出证据阻止对方完成举证责任，这样在诉讼中就出现了两种举证责任并存的现象，一种是法律规定的举证责任，我们称之为法定举证责任；另一种举证责任不是法律规定的，而是当事人为了胜诉在事实上必须承担的，我们称之为事实举证责任。事实举证责任与法定举证责任的主要区别在于：

第一，在举证的目标上，负有法定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必须完成法律规定的证明任务，而负有事实举证责任的当事人的目标在于阻止对方完成法定证明任务。

第二，在举证的程度上，负有法定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必须就法定举证事项证明到排除一切合理怀疑；而负有事实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只需要提出足够的证据使法院相信对方的举证有疑点就行。

第三，在承担法律后果的方式上，法定举证责任的不履行依法可以直接引起败诉的法律后果，而事实举证责任所产生的败诉风险则是由于未能阻止对方履行举证责任间接引起的，法院不能因为事实举证责任没有履行而判决相应一方当事人胜诉。

法定举证责任是法律预先设定的一种举证责任，它一般是恒定不变的，而事实举证责任则可能随着诉讼或者其他对抗程序的进行在当事人之间来回转移，事实举证责任的不认真履行虽然不会直接导致败诉或者其他不利后果的发生，但是这种对自己辩护权利的忽视却会使他承担不利后果的几率大大增加。

二、举证责任分配的法律司法解释规定及其探讨

我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必须查明事实，违法事实不清的，不得给予政处罚。第三十六条规定，除本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的可以当场作出的行政处罚外，行政机关发现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的，必须全面、客观、公正地收集证据；必要时，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可以进行检查。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二条规定，被告对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从法律规定的情况来看，在行政处罚程序中行政机关承担法定举证责任，如果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行政处罚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则不得作出处罚决定。这样规定，一是法律保留原则的要求，在证据的取得上，行政机关具有相当大的人力与资源优势，所有不利的行政决定都必须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二是利益上的平衡或者说政策上的考虑，通过给予行政机关附加更多的义务，来平衡与当事人之间的力量对比，防止

滥用权力。法律的规定是科学的。

在理论上和司法实践中，人们过多的关注了行政机关的法定举证责任，而往往忽视相对人的事实举证责任。在执法实践中，一些相对人对行政机关收集审查证据不配合，对行政机关依法要求提供的证据不提供，甚至对自己有利的证据也不出示，待到法院起诉时，再提供出一些行政程序中未出示的证据，搞“诉讼突袭”，使行政机关在行政诉讼中甚为被动。最高人民法院注意到这个问题，对此作出的回应是：

1.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诉讼证据规定第五十九条规定：被告在行政程序中依照法定程序要求原告提供证据，原告依法应当提供而拒不提供，在诉讼程序中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一般不予采纳；

2.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诉讼证据规定第二条，行政诉讼法解释第二十八条第二项规定：原告或者第三人提出其在行政程序中没有提出的反驳理由或者证据的，经人民法院准许，被告可以在第一审程序中补充相应的证据。

从举证责任原理上讲，笔者认为行政诉讼证据规定第五十九条的规定是合理的，而行政诉讼证据规定第二条的规定缺乏理论支持，应予废止，理由是：

第一，按照举证责任理论，在行政程序中，行政机关负有法定的举证责任，如果没有充分、足够的证据证明案件事实，则不得作出行政处罚。行政相对人在行政程序中如果不愿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就要承担事实举证责任，积极提供有关证据或者反驳理由，阻止行政机关的举证成立，如果听之任之，行政机关一旦完成举证责任，则他应该承担行政机关所认定的案件事实的不刹后果。诉讼法如果允许行政相对人在诉讼中提出在行政程序中未提出的反驳理由和证据，就完全站到了当事人的立场，当事人就可能产生“在行政程序中关心不关心权利没关系，到了诉讼程序再关心也不迟”的错觉，最终导致行政程序的虚置和行政资源、司法资源的巨大浪费。当事人在行政程序中的举证行为，无论是作为权利的行使还是义务的履行，都必须在给定的时空范围内才有效。若法官无视原告方在行政程序中的拒绝作证行为而在司法程序中一概采纳，则司法行为就有篡夺行政权力的嫌疑。正如美国最高法院在1946年的一个判决中所声称的：“当事人未在行政

程序中提出的问题，不能在司法审查中提出，因为没有给予行政机关首先考虑和解决这些问题的机会。”

第二，原告或者第三人在行政程序中未提出反驳理由或者证据的情形在实践中难以把握。马国贤法官认为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形：

1.被告在行政程序中未履行告知义务，使得行政相对人无从得知其享有的提供证据的权利和陈述申辩的权利；2.在被告履行告知义务后，原告出于自身原因的考虑，对行政机关不信任甚至反感，或者故意难为行政机关；3.被告履行告知义务后，原告未能在行政程序中收集证据，但在随后的行政诉讼程序中收集到；或者在行政程序中没有收集，但为了能够胜诉而在行政诉讼中收集；4.被告告知行政相对人的据以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于最终所认定的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不同，原告或第三人为反驳最终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而在行政诉讼中提出的未在行政程序中提出的反驳理由和证据。

仔细分析，笔者发现这几种情形似乎都没有设立行政诉讼证据规定第二条的必要。对于第一种情形，被告违反了告知的法定程序，程序违法应予撤销，何以再能补证？第二种情形符合行政诉讼证据规定第五十九条规定的不采纳原告证据的事项；第三种情形当事人如有主观恶意，可归入第二种情形，如有正当事由，则可由行政诉讼证据规则第七条调整（行政诉讼证据定第七条第一款规定：原告或者第三人应当在开庭审理前或者人民法院指定的交换证据之日提供证据。因正当事由申请延期提供证据的，经人民法院准许，可以在法庭调查中提供。逾期不提供的，视为放弃举证权利）；第四种情形是行政机关的欺骗，完全是剥夺了行政相对人的陈述申辩权，应予直接撤销。

所以行政诉讼证据规定第二条的规定是对行政举证责任分配原则的误读。将导致的结果是：在行政程序中行政相对人怠于承担事实举证责任，行政机关收集审查证据不积极，而一旦发生诉讼，则在诉讼进行时努力寻求新证据以证明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因此“本条规定并无太大的合理空间”。

三、法定举证责任的例外情形

行政机关在行政程序中承担法定举证责任，但在一些特殊情况下，也有例外。

（一）证明行政程序中行政机关的主观过错

如在一起治安行政处罚案件中，A与B发生了打架，公安人员根据调查到的证据要给A予以治安处罚，但A在随后的申辩中提出：公安人员在案件查处过程中接受了对方当事人B的宴请、贿赂，主张处罚不公正，此时应该谁来承担举证责任，让公安人员举证，如果他没有这种不当行为，则无法举证；如果有，基于利益的考虑，他也不会主动承认。在这种情况下，由相对人举证可能更合理一些。对于行政机关是否滥用权力，目的是否违法，行政行为动机是否恶意，是否有不相关考虑的争议，主张者首先负举证责任，反对者对其反对也负举证责任，优势方获胜；旗鼓相当时，主张者负败诉责任”。

（二）部门行政法律的明文规定

如产品质量法第五十五条规定：销售者销售本法第四十九条至第五十三条规定禁止销售的产品，有充分证据证明其不知道该产品为禁止销售的产品并如实说明其进货来源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第八十一条规定：药品经营企业、医疗机构未违反《药品管理法》和本条例的规定，并有充分证据证明其不知道所销售或者使用的药品是假药、劣药的，应当没收其销售或者使用的假药、劣药和违法所得，但是，可以免除其他行政处罚。如果当事人主张其具备上述从轻、减轻、免除处罚的事由，其应当对此负有法定举证责任。

（三）行政处罚法的相关规定

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七条规定的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情形，包括当事人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受他人胁迫有违法行为的，其他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这类情形的证据由原告负举证责任，一是容易，二是更有利于实现自己的权利。但行政机关应负告知提示义务，这是由全面查清事实的法律规定决定的。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行政处罚程序中，行政机关对于相对人的违法事实承担主要的法定举证责任，这种举证责任一般是恒定不变的，当案件事实真伪不明时，行政机关就不得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相对人从自身利益考虑，应承担事实举证责任，事实举证责任可以在当事人之间相互转移，对应当积极反驳而不反驳的证据，不得在行政诉讼程序中出示。但对于主张行政机关有主观性过错、法律特殊规定的、案件处理结果对相对人有利的证据，相对人应当承担法定举证责任。

作者：宁国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