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监管理论研究论文

摘要：随着我国加入WTO及对外开放程度的日益加深，我国银行业面临的风险将越来越大。为了有效防范和控制这些风险，加强对我国银行监管体系的理论研究是十分迫切而必要的。为此，本文在对我国银行监管体系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具体国情，提出了完善我国银行监管体系的相应对策。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银行监管理论研究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银行监管理论研究论文 篇1：

构建银行监管与银行审计协作的信息平台

[摘 要] 本文从银行风险､银行业务拓展及银行监管资源配置等方面,分析银行审计与银行监管协作的必要性与可行性,提出为强化银行风险管理,应利用信息化网络平台,增加风险管理的资源共享与信息交流｡

[关键词] 银行监管;银行审计;信息化

近年来,商业银行案件在我国频繁发生,并呈现出新发案件多､涉案人员层次高､涉案金融大､手段隐蔽等特点｡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商业银行内部控制方面的缺陷,有商业银行内部审计效用之不足,也有银行监管没能充分发挥有效性等问题｡随着我国金融业全面对外开放,中国银行业已经步入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三个发展阶段,如何在货币化程度越来越高的现代市场经济中,建立一个多层次的立体的银行监管的协作机制,利用信息化网络,构建整体化､协同化的信息共享协作平台,对防范金融风险､强化银行风险管理十分必要｡

一､银行监管与银行审计协作的必要性

(一)客观存在的金融风险需要强化银行监管

银行业是经营货币的特殊企业,它具有不稳定性､高风险性和负外部性,世界各国无一不对金融业实施严格的监管与控制｡从宏观层面上看,在我国目前的宏观金融调控中,银行业面临着产业结构调整､房地产压力等新的市场风险､信用风险､利率风险等;从微观层面上看,商业银行不良资产问题仍不容忽视,银行经营管理中依旧存在着薄弱环节,存在着多种形式的操作风险｡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署2007年第5号审计结果公告:2005年,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违规发放贷款55.14亿元;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违规放贷19.38亿元;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违规放贷19.04亿元,违规办理结算业务5.14亿元,上述3家银行涉嫌违法犯罪的案件共有37起｡而且,在不良资产剥离处置的情况下,有的项目不良资产比例还在上升,如中国银行的公路项目贷款不良率由2003年的0.55%上升至2005年的4.47%,因此,强化银行业监管是防范银行风险的客观要求｡

(二)银行业务的创新与拓展迫切需要金融监管机构的内部合作

2003年4 月,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与中国证监会､中国保监会共同组成了中国金融监管的“三驾马车”,这标志着分业监管格局的形成｡然而,2000 年中国人民银行与中国证监会联合发布《证券公司股票质押贷款管理办法》､2001 年中国人民银行颁布《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暂行规定》､2005 年《商业银行设立基金管理公司试点管理办法》等,标志着我国的金融市场开始了一定程度的混业经营｡事实上,2007年,金融同业拆借､银证转账等业务增长迅速,如2007年1月至7月累计同业拆借38 087.58亿元,超过2006年全年的21 496.25亿元 ;据调查,某股份制商业银行南京分行,2007年1月至8月,银行卡转保证金账户21.6亿元,36.4万笔,保证金转银行卡账户17.6亿元,32.5万笔,是去年同期的221%,是前年同期的530%;某国有商业银行南京市分行,截至2007年6月份,累计第三方存管开户数10万个左右,资金30多亿元｡而且,中国人民银行2007年7月发布《同业拆借管理办法》,扩大了金融机构进入市场的范围,信托公司､金融资产管理公司､金融租赁公司､汽车金融公司､保险公司､保险资产管理公司6类非银行金融机构,也纳入同业拆借市场申请人范围,使交易对象变得更加的宽泛 ｡因此,在跨行业金融工具已经产生及金融混业经营的发展趋势下,在混业经营潜在金融风险越来越大的情况下,机构型监管已不能适应金融业务多元化的新情况｡在金融监管没有改变为统一监管的现状下,如何加强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等金融监管机构的内部合作就显得十分重要｡

(三)监管资源的有限性需要银行监管与审计部门的外部协作

从银行监管､银行审计的资源来看｡监管的对象多,监管资源不充分,审计对象多,审计人员有限｡据调查,南京市(不含高淳县､溧水县)支行以上的商业银行网点有1 100家,在人民银行的开户数有274 500多户,而南京的银行监督管理局编制人员只有178人,直接从事监管的业务人员90人左右,他们同时还要负责江苏省内的银行业监管工作｡国家审计的人力资源则更为紧缺,全国审计人员有8万多人,审计项目近百万,以平均每年每人审计1个对象计算,一年也只能审计8万个,轮审一遍约需12年,对于中国农业银行等资产规模上千亿元的企业,显然还要投入更多的审计人员｡另一方面,不计监管成本､不计审计成本也不符合节约型社会的要求,因此,资源的有限性需要银行监管的外部协作,协作是分业监管模式下交易成本最低的一种制度安排｡

二､银行监管与银行审计协作的现状

(一)银监会与国家审计在银行监管领域的协作基础

《审计署2003至2007年审计工作发展规划》提出:金融审计以促进防范风险､提高效益､规范管理为目标,促进政策､制度和监管的完善｡审计署2006年6月15日公告的“中国农业银行2004年度资产负债损益审计结果”,不仅揭露了农业银行违规经营等问题,更指出“部分信贷业务存在潜在风险”,从风险管理的角度,提出“应当引起高度关注”､“ 健全内部经营机制,增强风险管理和依法合规经营意识,严控操作风险的发生”｡从银行监管方面看,风险为本监管是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逐步提出并快速发展起来的,一种以识别与计量风险为基础的新型监管理念,200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又从法律层面上确立了我国银行业监管由合规性向风险性转变的方向,因此,银监会与国家审计机关共同以“风险为本”的监管理念构筑了银行审计与银行监管的协作基础｡

(二)计算机网络为银行监管与银行审计提供了信息共享的技术基础

银行电算化发展迅速,为银行审计及银行监管的信息化资源共享提供了可能｡自2000年下半年开始,银行网络建设的特点已不是单纯对系统规模的追求,而是对网络进行升级改造,大型主机都是基于IBM SNA网络体系构建的,解决了数据集中环境下的网络互联,这种信息环境为审计机关的联网审计和银监会的非现场监管提供了技术支持｡

目前,审计署有AO(Auditor Office)现场审计实施系统,在银行信息化系统基础上产生了数据式审计新模式,进行联网审计｡银监会有“1104工程”银行业金融机构监管信息系统,能实时对商业银行的数据进行采集,强化了非现场监管的职能｡以互联网为特征的现代通讯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为银行监管及银行审计提供了信息化的技术平台,同时,理论上也为银监会与国家审计机关在金融监管领域的合作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持｡

(三)银监会与国家审计在银行监管的信息共享方面有待进一步提高

2003年,金融监管机构的内部协作已形成三方联席会议制度,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已努力寻求合作,提出了监管协调的指导原则,制定了职责分工､信息收集与交流和工作机制,但监管机构三方之间的合作协调仍缺乏法律制度性的安排,在信息共享方面没有形成硬性约束｡从金融监管与外部审计的协作来看,虽然,在实际工作中,国家审计机关在金融审计时“对存在的违规经营和管理不规范的问题,已移送银监会处理”,但金融监管与国家审计的协作并不密切,如国家审计机关查出的“交行锦州分行违规核销2亿元不良资产案” ,银行监管部门事先并没有察觉到｡在银行监管与审计实务操作方面,由于银监会､国家审计机关各系统垂直领导､自成体系,一般是各自分别采集相关数据与信息,监管成本较高,两者之间的协作没有形成制度性约束,在相关理论研究方面也存有较大局限｡

三､构建银行监管与银行审计协作的信息平台

(一)扩大联席会议范围,畅通信息渠道

《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六条规定: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应当和中国人民银行､国务院其他金融监督管理机构建立监督管理信息共享机制｡从目前的金融监管机构内部协作来看,在分业监管的模式下,重要的是将现有资源进行整合,将三方联席会议制度化､科学化｡从金融监管机构与外部审计的关系来看,国家审计在履行审计职责的过程中,需要从监管者那里获取信息,国家审计机关将查出的违规经营和管理不规范的问题移送银监会处理的做法,也能在很大程度上提高监管效率,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在国家审计结果的基础上能更好地完成其监管任务｡因此,笔者认为,应扩大联席会议范围,不仅建立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的,而且应建立金融监管机构与国家审计机关之间的经常性､制度性的协作与交流,以网络技术为平台,畅通相互间的文字型信息沟通渠道｡

(二)“互联互通”,建立计算机网络为基础的信息共享平台

金融监管是市场信息不完全与金融自由化中金融风险控制的必然选择,为了减少信息不对称,为了实现《有效银行监管核心原则》的要求,“建立监管者之间分享信息及为信息保密的各项安排”,笔者认为,有必要在文字型信息沟通及商业银行披露机制的基础上,利用现有的计算机网络技术资源,建立银行业与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国家审计机关间的互联网信息系统｡

信息网络化管理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消灭信息孤岛,实现信息集中｡我们可以通过“互联互通”的方式,发挥信息系统的资源共享优势,建立银行､银监会､国家审计三方的互联网信息系统,以便在实施审计项目及开展银行监管时,审计机关及银监会能实时采集银行业财务数据并对其风险状况进行分析与评价,同时,这一平台也可促进审计机关及银监会在银行监管方面的信息共享与协作｡

(三)建立以人民银行为牵头的“信息中心”,降低信息成本

“信息成本是从一无所知变成无所不知的成本,极少有交易者能负担得起这一全过程 ”｡有效的银行监管作为公共商品不能完全由市场所提供｡目前,不少地方建立了金融监管三方联席会议制度,实行轮值主席制,笔者认为,可借鉴德国央行与监管当局在银行监管领域协作的做法,进一步完善联席会议制度｡在德国,央行是唯一负有对金融机构行使统计权力的机构,各金融机构每月向央行遍及全国的分支机构报送各类统计报表,这一点并未随着监管体制的变革而有改变｡为避免金融机构的重复劳动,监管当局不再单独向其征集任何形式的统计信息｡在我国也可发挥人民银行计算机基础较好的优势,结合全国的个人征信系统的建设,建立以人民银行牵头的金融监管“信息中心”,专门从事监管信息的采集､整理､发布､分析､研究,保证信息共享的长期性､稳定性､安全性｡人民银行牵头的“信息中心”不仅为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也为国家审计提供金融审计所需的相关信息数据,在保密的前提下扩大信息的服务对象,这样人民银行统一的信息数据库不但可以满足中央银行制定货币政策的需求,也可以降低银行监管当局､国家审计机关收集数据和信息的成本｡

(四)数据挖掘与转换,构建多维分析框架

银行业是高负债经营的企业,其高风险性是银行的显著特征之一｡用辩证法的观点看,金融风险是客观的､普遍存在的,完全没有风险是不可能的,加强监管与审计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减少风险､降低风险｡银行监管与国家审计机关可利用信息技术资源和系统资源将人民银行“信息中心”的数据转化为有用的战略信息,利用金融数据处理与数据挖掘技术,运用数据识别模式,加强银行财务数据和业务数据的分析,防范金融风险｡

同时,在审计与监管的过程中,可按照审计人员的审计要求､监管人员的监管目标,对被审计银行数据库中的基础电子数据,以建立基础性审计“中间表”和分析性审计“中间表”的形式进行分类梳理,构建立体的多维分析框架,减少信息不对称,为审计机关､银行监管部门充分了解银行业务及经营状况提供分析程序,对合规性监管､风险性监管提供决策依据｡

主要参考文献

[1] 李杰,孟祥军. 银行监管机构与外部审计师的合作——基于ROCA评级体系的分析[J]. 上海金融,2007(6).

[2] 卢家辉. 关于整合审计资源的思考[J]. 审计研究简报,2005(11).

[3] 李成. 金融监管学[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

[4] [德]柯武刚,史漫飞. 制度经济学[M]. 韩朝华,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5] 卫娴. 论我国金融监管一体化[J]. 河北金融,2005(11).

[6] G J Stigler. lmperfections in the Capital Markets[J].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67,75:287-292.

作者：许　莉　程丽丽　姜小舜

银行监管理论研究论文 篇2：

WTO之后中国银行监管体系面临的挑战及对策

摘 要：随着我国加入WTO及对外开放程度的日益加深，我国银行业面临的风险将越来越大。为了有效防范和控制这些风险，加强对我国银行监管体系的理论研究是十分迫切而必要的。为此，本文在对我国银行监管体系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具体国情，提出了完善我国银行监管体系的相应对策。

关键词：监管体系；监管问题；监管挑战；对策

一、银行监督管理体系概述

所谓银行业监管是指金融主管机关或监管执行机关根据金融法规对银行机构实施监督和管理，以确保金融经营机构的安全和盈利。

关于监管主体，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两个方面来说。狭义的监管主体是指中央银行官方机构；广义的监管主体则把银行放在整个国民经济的大背景下来看。监管终极目标是：通过对银行业的监管，所要达成的最终目标和归宿，体现了银行监管的根本要求。对于银行业实施监督管理，终极目标就是要推动银行体系能更好、更充分地发挥作用，有效地促使储蓄转化为投资，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从而可以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

二、加入WTO后我国银行监管体系所面临的挑战

1997年12月12日，世界贸易组织近100个成员共同通过了《金融服务自由化多边协议》，内容包括：（1）取消对外国金融服务公司及其子公司在设立方面的限制。（2）提高外国公司在东道国银行和金融服务业中可以拥有的股权份额，允许其超过

50%。（3）居民能够使用以外国为基地的银行业、投资和保险服务。

这就意味着中国如果加入WTO，将会批准成立一些外资金融机构，允许他们在有限定的范围内，依照我国的有关法律法规，为我国境内的企业提供一定的银行服务。这对我国银行监管体系来说是个很大的挑战。

（一）监督客体的多样化。加入WTO之后，监管客体将从国有商业银行扩大到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股份制银行和外资银行共存。中资银行面临外资银行的激烈竞争。经营压力会增大。会导致中央银行维护金融体系稳定运行的任务繁重。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后将会扩大市场份额，竞争优质的客户和优秀的人才，中国的银行，尤其是中小金融机构的生存和发展空间会受到挤压，进一步提高操作的难度，管理风险。结合国内银行业最初存在的不良资产比例高、低水平竞争、薄弱的内控制度等这些问题还来不及进行有效的解决，双重因素的作用会导致金融风险积累和扩大，中央银行实施金融监管带来了很大的压力来稳定金融体系。

（二）监管内容的扩大化。随着金融衍生工具日益增长；银行的业务范围开始涉及到保险、证券等行业，监管内容也将扩大。金融创新将越来越频繁，给中央银行监管带来新的困难。

近年来，我国银行业金融创新非常活跃，特别是在中间业务和零售业务不断扩大，出现了大量的新业务品种，例如银证通、电话银行、理财咨询、消费贷款、网络银行等等。金融创新的趋势在未来将进一步增强。从微观角度来看，一个新的金融产品，由于金融市场接受它的时间短，缺乏对它的影响和作用的了解，商业银行和企业缺乏历史数据准确的风险评估和控制。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大量的金融创新活动，监管机构很难获得准确的统计数据和银行对账单，甚至影响货币政策和金融体系的稳定。对于国外某些金融创新活动来说，其直接原因就是逃避金融监管。致使金融创新产品层出不穷的时候，我国中央银行现有的监管方式和监管人员素质提出强劲的挑战。

（三）监管主体的多元化和国际化。监管主体应该从中央银行的独家监督扩展到有关社会机构、行业协会与银行机构本身的全方位监管。

迄今为止，在我国，境内外资银行的数量并不多，只有分布在沿海一些大中城市，主要业务是国际结算等，外汇存贷款只是占一个很小的份额，人民币业务仍然属于试验阶段，尚未广泛进行，因此对于外资银行的监管来说，中央银行压力并不大。但是，在我国成为世贸组织成员后，大量的外资银行允许进入市场和享受国民待遇，它们将全面拓展国内外业务。众所周知，外资银行与国际金融市场密切联系，国际化的交易，多元化的服务，先进的技术手段，强大的金融创新能力，可以从国际市场进口品种繁多，复杂操作的新型金融工具，中央银行在国内主要长期习惯于运用行政手段在进行金融监管，如何按照国际惯例、对不熟悉的外资银行进行业务的有效监管，也将会是一个崭新的课题。

（四）信息科技监管。信息科技的监管是最后的一个挑战。这是针对零售银行的发展。从2003年开始到2010年，中国大型银行股份制改革结束，电子化的趋势被中国的零售银行业金融活动呈现出来，交易形式越来越多样化。除银行卡之外，第三方支付、电子货币以及电子交易等交易手段发展迅速。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金融监管方面面临很大的挑战。监管人员不仅需要懂报表，并且需要懂计算机程序。知识经济的更新速度对银行监管机构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考验。金融信息安全的突显也是信息科技监管的一个难点。

三、WTO之后中国银行监管体系面临的对策

（一）努力建立一个完美的有效的银行监管体系，避免重复或监管监督漏洞，完善金融监管组织结构调整，构建体统的综合有效的防范金融风险的体系。完善的银行监管体系应该是有政府监管、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行业自律、社会监督四个方面。在我国，就现在而言，金融监管体系政府监管效率不高、金融机构内部控制不完善、行业自律能力和社会监管力量薄弱存在种种问题，在政府监管方面，目前，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保险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三个独立的金融监管当局，实行监督下的独立运营。尽管分业监管符合我国目前的金融发展现状，在过去的几年中也取得一些成果，但从整体的角度来看金融监管的效果并不理想，联合监管显得软弱。

面对这样的法力金融监管体系，在巨大的利益吸引下，有足够的竞争经验的外资金融机构早已经盯上，加入WTO所带来的影响将是巨大的。首先混合经营世界的大趋势会给分业监管的体制很大的冲击，紧随其后的是中国金融机构自律能力面临挑战。第三是社会监管和与监管质量的强度将受到考验。

尽管国外现在已有监管的经验和模式，但对我国来说，国情是最重要的因素，如何因地制宜，制定统一的计划，整合监管资源并完善监管体制，健全监管组织体系，加强社会监督，构建多层次、多维立体的立体监管体系，是非常紧迫和重要的。

（二）加强银行监管中的立法与执法。中国加入WTO后，金融市场发展国际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因此，加强和完善银行监管执法和立法，对现有的金融法制法规不断修改和补充，跟上国际化的金融监管改革潮流在中国已成为当务之急。

遵循市场规律，加强银行监管立法，这里所说的立法在广义上将是立法工作，从立法的主体来看，包括国法文法、行政文法和银行监管机构所定的部门规章制度；从文法的顺序来看，除了具体的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制定等立法的具体行为外，也包括立法前的调研和后续修订、提高、更新等等。在立法中，我们应该遵循金融市场的规律，加强银行监管立法；立法要维护客户权益，做到以人文本。

（三）金融监管理念的转变：避免监管失灵和过度，树立监管的成本效益意识，提高监管效率，正确引导金融机构的发展和创新。到目前为止，我国的金融监管依旧停留在行政式监管阶段，带着浓厚的行政色彩，监管的独立性不足和金融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存在着重大的缺陷，致使监管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变得有难度，存在着大量监管失灵的情况。银证合作、银保合作、金融机构相互代理的业务是金融发展必须承认其存在的合理性，应加快向商业银行转型的步伐、降低金融机构经营成本、不断改革金融机构服务、繁荣金融市场，在现有的体制下适当调整监管方法和思路，积极寻求现有金融监管法律法规的支持，同时加强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之间的协调与合作，在严格控制风险的基础上采取更加灵活的措施，不断追求监管创新，促进金融创新发展，使金融市场更加繁荣。

参考文献：

[1]吴曼曼.中国金融脆弱性指标体系设定[D].对外经济贸易大学.2006，6.

[2]刘琳.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管理模型研究[D].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2006，6.

[3]王晓明.银行监管[M]1999.1.

[4]杨家才.入世以来我国银行业受到的冲击及发展策略.武汉金融，2002，（7）.

作者：王子珩

银行监管理论研究论文 篇3：

首位银监系金融书记到底是何方神圣？70后何晓军拟任广东地级市市委书记

何晓军

如今，金融系统出身的政府高级官员越来越多，他们大多起步成长于国有大型商业银行，也有的来自金融监管机构，“金融副省长”“金融副市长”一度成为被频频提及的“热词”；相比之下，“金融省长”“金融市长”“金融书记”却寥若晨星。如今，这寥寥无几的晨星又多了一枚。

8月9日，广东省委组织部发布省管干部任前公示公告称，经省委研究，有4名同志或拟提拔。这之中，何晓军拟任地级市市委书记，这次提拔距他担任广东省潮州市委副书记、市长不过一年时间。

《金融理财》了解到，何晓军是一个土生土长的西北人，金融系统从业经验丰富，曾在中国人民银行（下称“央行”）及原中国银监会（下称“银监会”）供职多年，如今成为银监会系统出身的首位“金融书记”。
70后何晓军获提拔市委书记

8月9日，广东省委组织部发布省管干部任前公示公告称，经省委研究，温湛滨等4名同志拟提拔或进一步使用，这之中何晓军拟任地级市市委书记。

《金融理财》了解到，何晓军1972年7月出生，陕西西安人，毕业于兰州大学，可以说是生于西北长于西北学于西北。

值得注意的是，何晓军是一名不折不扣的学术型官员，不仅在职考取西安交通大学经济学硕士以及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还曾担任对外经贸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在德国柏林经济学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新加坡学院学习，并在美国货币监理署、香港金融管理局培训；是银监会《非现场监管指引》、《监管业务流程》、《银行集团并表监管指引》等重要文件的主要起草人之一；在监管理论研究方面，何晓军连续7年撰写《入世以来在华外资银行发展趋势系列研究报告》，并在境内外知名期刊发表多篇文章。

业内人士告诉《金融理财》，何晓军为人低调谦和，平时话不多，是个典型的实干型干部。从何晓军的工作履历上可以看到其丰富的金融从业经验，以监管系统为主，在央行及原银监会从业多年。且在十年前何晓军就与广东结下不解之缘，先是2011年履新广东银监局副局长，2015年又挂职深圳市金融办主任，2017年任职于深圳市政府金融发展服务办公室，直到如今成为银监会系统担任地级市市委书记第一人。

具体来看，1995年7月，刚刚从兰州大学毕业、年仅23岁的何晓军便加入央行，在央行江苏省镇江分行实习，后又到人事司办公室、办公厅秘书处、督察处任科员；2001年1月，任央行监管一司外资银行监管二处副主任科员，次年9月升任主任科员。2003年9月，何晓军加入中国银监会，历任银行监管三部外资银行监督二处主任科员、副处长，协调处副处长、处长，银行监管三部办公室主任、非现场监管一处处长。

2011年6月，何晓军初入广东，履新中国银监会广东银监局副局长、党委委员；2015年1月，任中国银监会政策研究局副局长；2016年09月，任中国银监会系统工会副主任（正厅级），（2015年7月至2017年1月挂任深圳市金融办主任、党组书记）；

2017年12月，何晓军任广东省深圳市政府金融发展服务办公室（市金融监督管理局）主任（局长）、党组书记；2018年10月，任广东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2020年09月，广东省潮州市委副书记，潮州市政府党组书记、代市长、市长，至今不到一年。
银监系统出身首位金融书记

实际上，金融行业不乏到地方政府任要职的干部，近几年金融副省长、金融副市长更是层出不穷。

然而，从金融系统到任地方政府的官员多为副职，像何晓军这样金融系统出身到地方任市委副书记不出一年便拟任正职的干部更是为数不多，之前的一位自金融系統到地方政府任市长的还有现任河南省鹤壁市委副书记、市长，郭浩。

和何晓军一样，郭浩也是一名70后，1974年6月出生，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曾在国家开发银行政策研究室、北京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河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等多家金融机构任职。2009年，郭浩到任河南省政府金融服务办公室，2013年9月任河南省政府副秘书长，2017年12月任河南省鹤壁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代理市长、党组书记；2018年1月正式出任河南省鹤壁市市长、党组书记。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均为市长而郭浩是地方监管机构出身，且目前仍是市委副书记，银监系统出身的金融书记目前仅有何晓军一人。

另外，包括何晓军、郭浩在内，以及今年刚提拔的金融副市长蔡允革、金融副省长宁咏均是70后，可见这批年富力强的“后浪”也正在成为金融界向政界输送人才的中坚力量。

作者：盆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