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FDI的货币金融论文

2022-04-24

关键词：一篮子货币制度；人民币汇率制度；贸易平衡；最优权重；进出口弹性摘要：人民币汇率制度直接影响着我国的对外贸易，因此，它一直是国内外实务界和研究者关注的重心。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影响FDI的货币金融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影响FDI的货币金融论文篇1：

APEC光耀东方亚太货币金融合作扬帆启航

金秋11月，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第22届峰会在北京召开。饱受雾霾之苦的京城民众尽情享受着“APEC蓝”带来的喜悦，然而，更令人鼓舞的是此次会议启动亚太自由贸易区进程的决定也一扫近年来APEC活力不再的阴云。不仅如此，一出以基础设施融资合作为突破的高层次亚太地区货币金融合作的大戏正式拉开序幕。其蓬勃之势，正如同在此次峰会举办地主场的名字——“日出东方”。

亚太地区货币金融合作长期以来缓慢前行

自由贸易区进程：既定核心。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冷战的结束，国际形势日趋缓和，经济全球化、贸易投资自由化和区域集团化成为潮流。1989年11月，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韩国、日本、新西兰和东盟等国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举行亚太经济合作会议首届部长级会议，标志着亚太经济合作会议的成立。1993年6月，该组织改名为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目前有21个正式成员和三个观察员，是亚太地区最具影响的经济合作官方论坛。自成立以来，APEC在推动区域和全球范围的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开展经济技术合作方面有所进展。首先，确定初步目标。1994年11月的印度尼西亚茂物峰会设立“茂物目标”：即发达成员国在2010年前、发展中国家成员在2020年前，实现亚太地区自由与开放的贸易及投资。其次，目标升级。2010年11月日本横滨峰会发表“横滨宣言”，就继续推进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切实推动亚太自由贸易区建设达成一致。最后，自由贸易区目标启动。今年北京峰会决定启动亚太自由贸易区进程，批准亚太经合组织推动实现亚太自由贸易区路线图，朝着实现亚太自由贸易区方向迈出的历史性一步。

内部货币金融合作：缺乏力度。相对于贸易与投资自由化合作，货币与金融合作属于较高层级，APEC内部在此方面的实质合作不多：一是经济技术合作与能力建设，为贸易与投资自由化与便利化服务。如建立APEC金融培训机构，提高发展中经济体的金融经营和管理能力；对成员银行监管体系进行评估；推动各成员养老金制度的改革，改善各成员信用评估体系；强化信息披露制度，推动成员债券市场的建设；加强公司治理结构建设，推出促进资本自由流动的自动行动计划。二是初级阶段的货币与金融合作。如建立预警和预防机制，成立由主要经济体的财长和金融专家组成的APEC金融预警小组；加强宏观经济协调，建立APEC紧急资金援助机制；制定APEC金融行为规则，对地区大额资本流动进行监督。

APEC外的亚太地区货币金融合作：进展有限。首先，亚太地区货币金融合作割裂成两个阵营。一个是以美国主导的美洲美元区阵营，北美和南美洲作为美国的后方，追随国际货币金融合作的步伐，遭遇金融危机，或发生国际收支危机，都能得到IMF等国际组织以及美国的救助。另一个是“10+3”（即东盟10国+中国、日本、韩国）为主导的东亚阵营。相较于美洲美元区的泛泛合作，东亚阵营的合作更为紧密。2000年建立以“清迈倡议”为基础的货币互换机制，进行了直接融资机制的尝试，如亚洲债券基金的发行和在“10+3”框架内建立亚洲债券市场倡议。

其次，东亚货币金融合作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后至2000年5月，东亚尝试建立各种形式、多渠道信息沟通与区域金融监测协调机制。如1997年11月建立的“马尼拉框架”小组，具有高层次监控对话机制的区域性合作论坛。第二阶段是从2000年5月到2009年2月，进入实质性的货币金融合作阶段。2000年“清迈倡议”扩大东盟10国的货币互换安排和“10+3”双边货币互换网络。2001年建立“10+3”早期预警系统，及时发现东亚经济体的宏观经济、金融和公司部门的脆弱性，以防范未来金融危机突发。第三阶段是2009年2月至今，东亚金融合作由双边货币互换升级为多边资金救助机制。2009年2月泰国普吉召开的东盟“10+3”特别财长会议把“清迈倡议多边机制”共同储备基金的规模从800亿美元扩大到1200亿美元。东亚外汇储备库应运而生，使得原先松散的双边货币互换援助体系提升为较为紧密的多边资金救助机制。

最后，东亚货币金融合作是一种以危机救助为目标的非机制化合作形式。一方面，东亚货币金融合作起步于东亚金融危机，“清迈倡议”为基础的双边货币互换和“清迈倡议多边机制”都是为金融危机服务，解决危机中流动性不足的问题，是一种危机救助，是货币金融合作的初级阶段的最高形态，即成员国面临国际收支困难时，成员国之间的流动性支持安排，以及在监管原则和方法上的统一化。另一方面，它不存在一个超国家的组织，不存在一套具有约束力的制度规定，合作是松散的，不定期的。执行方式是13个国家和地区财长定期和不定期举行会议，商谈随机存在的各种问题。

亚太地区难以拓展货币金融合作原因复杂

APEC的“先天不足”酿成苦果。首先，机制上存在“脆弱性”，阻碍了大范围深层次货币金融合作的开展。APEC本身是一个开放的松散的论坛性组织，“APEC方式”奉行“自主自愿协商一致”的“非机制化”原则以及面向世界的“开放的地区主义”原则。这两条原则是“双刃剑”，既在最大限度上保证了成员的求同存异，但也降低了合作的深度和层级。其次，缺乏约束机制。没有承诺保障条款和惩罚性制约条款，历次峰会上达成的共识没有落实的保证。正是由于APEC自身的这些局限性，使得区域内贸易自由化进程非常缓慢，更为“高大上”的货币金融合作难有亮点。1994年就提出了区域内贸易自由化的愿景，期间却一度几乎停滞，经历20年才得以启动。这些年来，APEC就如同一艘动力渐失的航船，国际影响力远不如G8峰会，金融危机后又有被二十国峰会逐渐超越之势。有媒体甚至讽刺，APEC存在的价值似乎只剩下作为每年一次实现成员国领导人双边多边会面的主要舞台，处境不免尴尬。

亚太地区经济体的多样性成为货币金融合作的阻力。首先，多样性增加了合作成本。亚太地区经济体众多，经济发展模式和发展阶段各不相同，国内金融市场的深度和广度不同，发展中成员普遍缺乏分散或重新配置风险的金融工具，从而使得金融机构对于金融风险，特别是汇率和利率风险的承受能力有着较大的差别，则同样力度和作用方向的货币政策可能会在不同的成员金融系统内部产生不同的成本，这种金融体系现状的差异性成为各成员进行货币合作的主要顾虑。其次，多样性成为合作的制度障碍。以汇率合作为例，亚太地区多数国家采用浮动汇率制度，在货币政策上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如果进行汇率合作，就必须让渡部分或者全部货币政策自主权，这将迫使各国变革过去所形成的货币政策决策和传动机制，对各国货币政策决策和执行能力提出更高要求，对各国管理汇率的能力也带来更新挑战。

主导权争夺战为货币金融合作“添堵”。地区合作是政治博弈，也是经济实力的较量。此次围绕“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博弈就把该地区货币金融合作中各方对主导权的争夺展现无疑。今年10月24日，在APEC财长会议期间，包括中国、印度、新加坡等在内的21个首批意向创始成员的财长和授权代表签约，共同决定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亚投行初步注册资金规模为1000亿美元，其中中国出资500亿美元。在外界看来，中国明显在亚投行居主导地位。针对此，美国干脆直接跳出来，公开反对澳大利亚、韩国、日本等盟友参与发起亚投行，称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成立是“意图削弱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的影响力”。显然，所谓可能被削弱的这两家金融机构目前分别由美国和日本占主导地位，出现“小人常戚戚”的局面自然不出人意料。然而，预计未来，美国和日本的这种失落感会不断增强。因为今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将达到创纪录的1100亿至1200亿美元，将首次超过境外到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预计中国的对外投资超过现在排名第二的日本指日可待，而人民币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加大，日渐削弱美元的垄断地位，中国在亚太货币金融合作领域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大，此所谓大势也。

APEC北京峰会标志着亚太货币金融合作扬帆起航

随着此次峰会上亚太自由贸易区进程的启动，今后区域内资金、货物、人员的流动更为便捷，该区域金融领域的合作需求也将上升。依托APEC平台，预计亚太地区高层次货币金融合作将出现新局面。

尝试从非机制化向机制化迈进。未来亚太地区的金融合作要真正常态化，就必须改变原先的靠危机来驱动的被动方式，而是要依靠战略性的机制构成国家间的货币金融政策协调。现有的亚太货币金融合作非机制化特点突出，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成立正是预示着这种合作向机制化演进。机制化合作是一种较高形态的合作方式，它存在一个严格的、具有约束力的制度体系，存在对应的超国家的国际机构和组织行使各种日常职能，存在一个基金（由各合作方分摊）作为物质保障。亚投行是亚洲货币金融合作成果，是一个政府间性质的亚洲区域多边开发机构，重点支持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区域合作与伙伴关系，也可以说亚投行是亚太地区货币金融合作向机制化的起步。

亚太共同外汇储备库建设成为可能。从这些年来全球出现的金融危机来看，当国际资本大规模流出时，外汇储备不足的国家因流动性不足而陷入危机。而IMF的救助金额有限，并多附加较为苛刻的条件，往往会错过最佳的救助时机且广受争议，这就需要建立地区性共同外汇储备库。目前由中、日、韩和东盟共同组建的东亚外汇储备库是APEC内此种构想的基础，理应得到APEC成员领导人的支持。2008年金融危机后，共同储备基金可使用的资金规模受到IMF援助框架的制约，能提供的救援资金有限，迫使韩国通过与美联储签署300亿美元的货币互换协议来缓解因危机造成的外汇流动性短缺。新加坡也采取了同样行动。2014年11月，中加也签署了规模为2000亿元人民币/300亿加元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东亚货币互换已越过太平洋，迈向美洲，为亚太共同外汇储备库的建设提供了现实基础。

加深跨境资本流动监管合作。一方面，资本管制已成为亚太经济体一种有共性的政策新趋势。金融危机后，亚太经济体重拾并加大资本管制力度以应对跨境资本无序流动的冲击，并实现经济与金融的稳定。比如，泰国在2010年10月宣布对外资购买当地债券所获收益征收税率为15%的税收；印度尼西亚在2010年底宣布对银行业者的短期海外借款设定30%的上限，并要求银行业者在2011年3月前必须将外汇资产中提取的准备金从1%提高到5%，从6月起准备金比率要再提高到8%；韩国在2010年宣布限制居民的外汇借款，在2011年初进一步将国内银行的外汇衍生品投资限额降低20%。201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多德-弗兰克法案”，从多方面加强对金融风险的防范、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另一方面，资金大幅流动成为常态。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亚太地区资本跨境流动发生了变化，从资本净流入的结构上看，具有长期投资性质的外国直接投资（FDI）占GDP的比重有所下降，而股票和债券占GDP的比重大幅度提高，后者具有短期资本流动的典型特征，易导致无序与大规模的资本流动，对本地区的经济增长与金融稳定造成了冲击。然而，资本管制政策并非万能，更有效的办法是建立全面和有效的合作机制，使无序的资本流动在政策协调中变得有序，从而缓解实行严格资本管制的压力。因此，亚太地区各经济体要加强宏观政策协调来深化APEC在跨境资本流动方面的金融合作。

（责任编辑：戴硕）本文原载于《中国银行业》杂志2014年第11期。

作者：梁建武

影响FDI的货币金融论文篇2：

人民币钉住一篮子货币的最优权重

关键词：一篮子货币制度；人民币汇率制度；贸易平衡；最优权重；进出口弹性

摘要：人民币汇率制度直接影响着我国的对外贸易，因此，它一直是国内外实务界和研究者关注的重心。而以维持贸易项目平衡为政策目标构建人民币钉住一篮子货币的最优权重模型，可得到如下结论：（1）货币篮中各货币的最优权重取决于我国与各贸易伙伴的进、出口额以及我国与相应贸易伙伴的进、出口弹性共四个变量；（2）在选定样本期内，各种货币的最优权重由高到低依次是港币、美元、加拿大元、欧元、日元等；（3）在确定人民币钉住一篮子货币的最优权重时，除考虑我国与各经济体的贸易比重外，还应充分考虑我国对各经济体的进出口弹性。

文献标志码： A

一、引言鉴于人民币钉住美元汇率制度的诸多弊端〔1〕，2005年7月，我国宣布放弃人民币钉住美元汇率制度，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人民币汇率制度事实上自2008年8月至2010年9月已再次演变为人民币钉住美元汇率制度，而在2010年9月之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又开始小幅升值。对此，有研究者认为，在当今对外贸易多元化的背景下，我国应实行人民币钉住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2〕。

在钉住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下，人民币对货币篮中每一种货币（篮子货币）双边汇率的变动，经过权重化后传导给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汇率的影响大大缩小了；加之货币篮中各种货币的双边汇率向上变动与向下变动可能会相互抵消，从而使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汇率相对稳定。与钉住美元汇率制度相比，这不仅可以促进我国对外贸易和投资的发展，而且可以大大减轻我国央行干预外汇市场的压力，增强货币政策的独立性〔3〕。同时，与现行参考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相比，由于钉住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具有明确的汇率形成规则，可以消除国际上有关中国政府操纵人民币汇率以牟取贸易利益的猜疑。

而在一篮子货币选定的情况下，只有合理地确定篮子货币最优权重，才能准确地计算出在钉住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下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的汇率。因此，钉住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的核心内容是如何确定篮子货币的最优权重〔4〕。本文拟结合我国实际构建人民币钉住一篮子货币最优权重模型，并据此计算出人民币钉住一篮子货币的最优权重，期望为金融决策部门制定人民币汇率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3卷第5期

宿玉海人民币钉住一篮子货币的最优权重——理论模型与经验估计二、最优权重模型研究钉住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中一篮子货币的构成以及最优权重都是由特定的政策目标所决定的，因此，基于不同政策目标得到的一篮子货币构成以及最优权重也是不同的〔5〕。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对外贸易持续顺差对促进我国经济增长、增加外汇储备、提高我国对外支付能力和抵御金融危机的能力等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也恶化了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6〕，加大了储备资产管理的难度，影响了货币政策对宏观调控的发挥空间。因此，保持贸易项目平衡并维持其稳定对我国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将维持贸易项目平衡作为确定人民币钉住一篮子货币最优权重的政策目标，并以此构建人民币钉住一篮子货币最优权重的数理模型。

假设我国有n个贸易伙伴国，与第i个贸易伙伴国的贸易差额为TBi（i=1,2,…,n），则我国与所有贸易伙伴国的贸易差额TB为：

TB=TB1+TB2+…+TBn-1+TB2。

令T＾B=T·BTB,T＾B1=T·B1TB1,T＾B2=T·B2TB2,…，T＾Bn-1=T·Bn-1TBn-1,T＾Bn=T·BnTBn（T·BiTBi表示我国与第i国的贸易差额TBi的变动率），则有，

T＾B=TB1TBT＾B1+TB2TBT＾B2+…

+TBn-1TBT＾Bn-1+TBnTBT＾Bn。

令EXi表示我国对第i国的出口额、IMi表示对其进口额，因此，

TBi=EXi-IMi。

（1）

由式（1）可得到，

TB ＾i=EXiTBiEX ＾i-IMiTBiIM ＾i。

所以有，

T＾B=TB1TBT＾B1+TB2TBT＾B2+…

+TBn-1TBT＾Bn-1+TBnTBT＾Bn

=TB1TBEX1TB1EX ＾1-IM1TB1IM ＾1

+TB2TBEX2TB2EX ＾2-IM2TB2IM ＾2+…

+TBn-1TBEXn-1TBn-1EX ＾n-1-IMn-1TBn-1IM ＾n-1

+TBnTBEXnTBnEX ＾n-IMnTBnIM ＾n

=1TB∑ni=1(EXiEX ＾i-IMiIM ＾i)。

假设EX ＾i=xiE ＾R/Si,IM ＾i=-miE ＾R/Si，其中，E ＾R/Si表示人民币对第i国货币汇率的变动，xi表示我国对第i国的出口额对E ＾R/Si的弹性，-mi表示我国对第i国的进口额对E ＾R/Si的弹性。一般来说，由于本币相对第i国货币汇率的贬值会增加本国对第i国的出口额、减少本国对第i国的进口额，因而本国对第i国的出口额对E ＾R/Si的弹性为正、本国对第i国的进口额对E ＾R/Si的弹性为负。进而可得到，

T＾B=1TB(x1EX1+m1IM1)E ＾R/S1

+1TB(x2EX ＾2+m2IM ＾2)E ＾R/S2+…

+1TB(xn-1EXn-1+mn-1IMn-1)E ＾R/Sn-1

+1TB(xnEXn+mnIMn)E ＾R/Sn

=1TB∑ni=1(xiEXi+miIMi)E ＾R/Si。

（2）

假设W1，W2，…，Wn-1，Wn分别表示一篮子货币中各种货币的权重，因此有W1+W2+…+Wn-1+Wn=1。在钉住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下，人民币对货币篮子中某种货币的汇率变动是根据货币篮子中其他货币对该货币汇率的变动来调整的。所以有，

E ＾R/S1=W2E ＾S2/S1+W3E ＾S3/S1+…+Wn-1E ＾Sn-1/S1+WnE ＾Sn/S1

E ＾R/S2=W1E ＾S1/S2+W3E ＾S3/S2+…+Wn-1E ＾Sn-1/S2+WnE ＾Sn/S2

=-W1E ＾S2/S1+W3E ＾S3/S1+…+Wn-1E ＾Sn-1/S2+WnE ＾Sn/S2



E ＾R/Sn=W1E ＾S1/Sn+W2E ＾S2/Sn+…

+Wn-2E ＾Sn-2/Sn+Wn-1E ＾Sn-1/Sn

=-W1E ＾Sn/S1-W2E ＾Sn/S2-…

-Wn-2E ＾Sn/Sn-2-Wn-1E ＾Sn/Sn-1。

将E ＾R/S1、E ＾R/S2、…、E ＾R/Sn的表达式分别代入式（2），并经过等价变形和化简，得到，

T＾B=1TB∑ni=2［Wi(x1EX1+m1IM1)

-W1(xiEXi+miIMi)］E ＾Si/S1T＾B

+1TB∑ni=3［Wi(x2EX2+m2IM2)

-W2(xiEXi+miIMi)］E ＾Si/S2

+1TB∑ni=4［Wi(x3EX3+m3IM3)

-W3(xiEXi+miIMi)］E ＾Si/S3



+1TB∑ni=n-1［Wi(xn-2EXn-2+mn-2IMn-2)

-Wn-2(xiEXi+miIMi)］E ＾Si/Sn-2

+1TB∑ni=n［Wi(xn-1EXn-1+mn-1IMn-1)

-Wn-1(xiEXi+miIMi)］E ＾Si/Sn-1

+1TB∑n-1j=1∑ni=2［Wi(xjEXj+mjIMj)

-Wj(xiEXi+miIMi)］E ＾Si/Sj。

选择篮子货币最优权重的目标是通过选择权重W1，W2，…，Wn-1，Wn来使本国的n个贸易伙伴货币汇率之间的变动，即E ＾Si/S1(i=2，…，n)、E ＾Si/S2(i=3，…，n)、E ＾Si/S3(i=4，…，n)、…、E ＾Si/Sn-2(i=n-1,n)、E ＾Si/Sn-1(i=n)，对我国贸易差额的影响最小化，也就是使贸易差额的变动T＾B2最小化。由于设置权重的目标是使T＾B2最小化，因此可以根据T＾B的表达式求一阶条件T＾B2W1=0，T＾B2W2=0，…，T＾B2Wn=0。在外生汇率变动无法预先知道的情况下，令各个外生汇率变动变量前的系数等于零，这时所求出的各种货币的权重可替代货币篮子中各种货币的最优权重，并最终求出使T＾B最小化的货币篮子中各种货币的最优权重，

Wi=xiEXi-(-mi)IMi∑ni=1［xiEXi-(-mi)IMi］， i=1,2，…，n。

（3）

可见，在维持贸易项目平衡这一政策目标下，最优货币权重取决于我国对各个贸易伙伴的出口额EXi、进口额IMi、我国对各个贸易伙伴的出口额对其相应的汇率弹性xi、我国对各个贸易伙伴的进口额对其相应的汇率弹性-mi。

三、最优权重的实证检验根据前文推导出的最优权重表达式，要计算钉住一篮子货币制度中每种货币的最优权重，需要分别确定我国的进出口弹性，以及我国与贸易伙伴的进出口额。在此，本文将首先运用计量方法对最优权重表达式（3）中涉及到的进出口弹性进行估计，然后再利用我国与各贸易伙伴的进出口额计算出人民币钉住一篮子货币的最优权重。

（一）人民币钉住一篮子货币的币种构成

在选择人民币钉住一篮子货币的币种构成时，应主要考虑那些与我国有密切贸易往来的国家（地区）的货币。此外，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已具相当规模〔7〕，因此还要考虑FDI对篮子货币的影响。而且，一些国家（地区）占我国贸易额的比例尽管不大，但这些国家（地区）不仅挤占我国出口市场，也会与我国争夺重要战略资源的进口，因而，与我国构成贸易竞争关系的国家（地区）货币也应纳入篮子货币中。综合考虑进出口贸易额、FDI、第三方市场竞争等因素，人民币钉住一篮子货币中应包括以下12个国家（地区）的货币，即美元、日元、欧元、韩元、港币、英镑、加拿大元、卢布、澳大利亚元、新加坡元、林吉特和泰铢。而根据IMF的统计资料Q1.1999—Q1.2010，美国、日本、欧元区、韩国、中国香港、英国、加拿大、俄罗斯、澳大利亚、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这12个国家（地区）与我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占我国总进出口贸易额的比重超过了72%。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台湾是大陆的前十大贸易伙伴之一，新台币应成为人民币钉住一篮子货币的币种构成之一。但是由于资料来源的限制，我们难以获得中国台湾与大陆进出口贸易状况的月度和季度数据，因此，在本文的分析中我们未将中国台湾纳入研究对象。

（二）我国对各主要贸易伙伴进出口弹性的估计

区别于已有文献普遍以某国（地区）对我国的进出口总额占所有贸易伙伴国（地区）对我国进出口总额的比重近似作为该国货币最优权重的做法，为了获得更准确的权重数值，本文首先运用Johansen协整检验和误差纠正模型分别估计各贸易伙伴国（地区）的进出口弹性。

1.模型设定、数据选择及说明

中国的出口是由外国（地区）居民的需求形成的，因而中国的出口额是外国（地区）国民收入的函数；实际汇率作为两种货币的相对价格，是影响出口额的主要因素；汇率的波动同样也是影响出口贸易的重要因素。由于中国存在大量的加工贸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统计》，2007年和2008年我国加工贸易进出口额占总进出口额的比重分别为454%、411%，而根据最新统计资料，2010年1～8月我国加工贸易累计额占总进出口额的比重达到39%），那么进口的增加必然推动未来出口的增加（同时出口的增加也必然引致更多的进口需求），进口和出口之间存在相互影响，因而应把进口作为出口的解释变量加入到行为方程中。综上所述，对于中国的出口，建立如下计量模型：

EXt=β0+β1Y*t+β2RERt+β3vt+β4∑IMt+εt。

类似地，对于中国的进口，设定如下计量模型：

IMt=φ0+φ1Yt+φ2RERt+φ3vt+φ4∑EXt+μt。

其中，EXt、IMt分别表示t时期我国与某国（地区）的出口额和进口额；Y*t、Yt分别表示外国（地区）和我国的国民收入；RERi=ER/SiPi/P为实际汇率ER/Si,为人民币相对于其他各国（地区）货币的名义汇率，Pi和P分别表示外国（地区）和我国的价格指数，由此，β2、φ2则分别表示我国对第i国（地区）的出口对于人民币对第i国（地区）货币汇率变动的弹性，以及我国对第i国（地区）的进口对于人民币对第i国（或地区）货币汇率变动的弹性；vt表示实际汇率的波动率；∑IMt、∑EXt分别表示t时期我国与所有国家（地区）的进口和出口总额。

本文以美国、日本、欧元区、韩国、中国香港、英国、加拿大、俄罗斯、澳大利亚、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共12个国家（地区）与我国的进出口贸易状况为研究对象，利用Q1.1999—Q1.2010的季度数据分别估计这些国家（地区）与我国的进出口额对人民币与相应12种货币（美元、日元、欧元、韩元、港币、英镑、加拿大元、卢布、澳大利亚元、新加坡元、林吉特和泰铢）汇率的进出口弹性。

其中，中国与12个国家（地区）的进口额（C.I.F价）、出口额（F.O.B价）以及中国的总进出口额均为以人民币表示的实际变量。首先将以美元计价的上述变量按当期市场汇率折算成以人民币计价，然后使用CPI指数对其进行处理以消除通胀因素；各国（地区）的国民收入用以2001年的不变价格衡量的实际GDP表示；人民币与12种货币的名义汇率是利用各种货币与美元的汇率（取样本期各季度市场汇率的平均值）套算而得；各国（地区）的物价指数用以2005年不变价格表示的CPI衡量。实际汇率的季度波动率计算过程如下：首先根据美元对人民币和其他12种货币的月均汇率套算出人民币对相应12种货币的交叉汇率，然后计算各月度交叉汇率（对数形式）的一阶差分，最后以上述一阶差分在各季度的标准差来衡量实际汇率的季度波动率。除实际汇率及其波动率外，其他数据均经过季节调整。最后分别对中国与各国（地区）的实际进出口额和进出口总额、中国以及各国（地区）的实际GDP、人民币与其他12种货币的实际汇率取对数（除特别注明外，下文提到上述变量时均指其对数形式）。

中国与各国（地区）以美元计价的名义进、出口额数据来自于IMF网站的DOTS数据库，以人民币计价的实际进、出口额由作者计算所得；各国（地区）的GDP、美元对人民币及其他12种货币的名义汇率均来自于IMF网站的IFS数据库，人民币对其他各货币的名义汇率（以外币表示的人民币价格）由作者经上述汇率套算得到；各国（地区）的CPI指数由我们根据IFS数据库中的CPI变化率指标经计算而得。

2.单位根检验

本文采用ADF检验方法分别对包括中国在内的13个国家（地区）的实际出（进）口额、实际GDP、实际汇率、实际汇率的波动率、实际进（出）口总额的原始序列和其一阶差分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①。结果发现，对各变量的原始序列而言，人民币对卢布实际汇率的波动率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是平稳的，其他变量的水平形式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均存在一个单位根；但所有变量的一阶差分形式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均是平稳的，即为I（1）。由此判断，我国与每个国家（地区）的进出口模型中分别涉及到的五个变量均具有相同的单整阶数，并且这些变量之间可能存在协整关系。

3.协整检验和误差纠正模型

上述单位根检验的结果显示，所有变量均是一阶差分平稳的。在此基础上，我们再运用Johansen协整检验方法对各变量是否存在协整关系进行检验。限于篇幅，在此我们仅给出中国对澳大利亚的出口计量模型的协整检验过程。

由于Johansen协整检验方法依赖于VAR模型中各变量之间动态结构提供的信息，因而在设定模型之前首先需要确定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在中国对澳大利亚的出口计量模型中，由实际出口额、实际GDP、实际汇率、实际汇率波动率以及进口总额所构。

通过表1可以看出，按照LR统计量、FPE以及AIC标准，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都应该选择为2，而按照SC和HQ值，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应为1。通过对2阶滞后的模型进行结构稳定性检验，发现模型是稳定的；对其残差进行LM检验，发现残差序列之间不存在自相关，White异方差检验结果也显示模型不存在异方差，因而所设模型能够比较准确地刻画各变量之间的关系，最终我们将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确定为2。

然后，我们选取观测序列有线性确定性趋势并且协整方程只有截据的方程形式，分别运用特征根迹检验和最大特征值检验两种方法对各变量进行Johansen协整检验，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由表2可以看出，迹检验和最大特征根检验均表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上述五个变量之间存在唯一的协整关系。估计的调整系数向量和标准化的协整系数向量分别为：

α=(-0.27,-0.01,0.05,-0.2,-0.11), β=(1,-4.95,0.58,5.08,-0.21)。

因而，中国对澳大利亚的实际出口额、澳大利亚的实际GDP、人民币对澳元的实际汇率及其波动率、中国的进口总额这五个变量之间的长期关系方程如下（括号内为t值）：

EXt=18.91+4.95Y*t-0.58RERt-

［11.3850］［5.5731］

5.08vt+0.21∑IMt。

［6.5521］［-2.4823］

上述协整方程表明：中国对澳大利亚的实际出口额、澳大利亚的实际GDP、人民币对澳元的实际汇率及其波动率、中国的进口总额五个变量之间存在一种长期稳定关系。在这种长期均衡关系中，Y*、∑IMt的系数均为正，说明澳大利亚GDP和我国进口总额的增加确实能够扩大我国对其出口额；vt的系数为负，说明两国货币实际汇率波动性的增大会减少我国对其出口；而人民币对澳元实际汇率的系数为负，说明实际汇率升值不利于我国的出口（根据前文的数据选择及处理说明，本文以外币表示单位人民币的价格）。

上述协整方程只是反映了5个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但通过误差修正模型（Error Correction Model，ECM），可以进一步了解这些变量之间的短期相互影响和协整经济变量之间由非均衡状态向均衡状态调整的动态过程。我们得到的ECM为（括号内为t值）：

ΔEXt=0.049-0.264ΔEXt-1+0.768ΔY*t-1

［-2.1361］［0.4775］

-0.118ΔRERt-1+0.66Δvt-1+0.125∑IMt-1

［-0.7225］［1.7471］［0.8777］

-0.273ecmt-1。

［-2.3241］

其中，ecmt-1表示协整方程的一阶滞后残差，即误差纠正项，其系数度量了从非均衡状态向长期均衡状态调整的速度。ECM回归结果表明，我国对澳大利亚实际出口额的短期波动的其中一个原因，是经济变量对长期均衡状态的偏离（ecmt-1），但经济系统会以-0273的速度向均衡状态调整。

通过协整检验和误差纠正模型，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从长期来看，中国对澳大利亚的实际出口额、澳大利亚的实际GDP、人民币对澳元的实际汇率及其波动率、中国的实际进口总额之间存在一种均衡关系，人民币对澳元实际汇率升值1%会引起中国对澳大利亚的实际出口额减少058%，即我国对澳大利亚的出口弹性为058。

类似地，采取同样的方法和步骤，我们对其他23个计量模型分别进行估计，最后将各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估计得到的进口弹性和出口弹性连同上述我国对澳大利亚的出口弹性值一并列入表3。

由表3所给出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除韩国外，中国与其他国家（地区）的出口弹性均为负（以外币表示单位人民币的价格），这说明人民币的实际汇率升值会减少中国对这些国家（地区）的实际出口额，反之则增加；而进口弹性均为正，则说明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会增加中国从这些国家（地区）的进口，反之则减少。

（三）人民币钉住一篮子货币最优权重的计算

与前文中估计进出口弹性所使用的样本期一致，在此，我们利用Q1.1999—Q1.2010的累计实际进出口数据计算该时期人民币钉住一篮子货币的最优权重。表4给出了该时期我国与12个国家（地区）的进出口额。

数据由作者根据DOTS数据库中各国（地区）与我国以美元计价的季度进出口额数据计算所得。

分别将表3中的进出口弹性估计值和表4中的进出口数据代入式（3），便可以得到人民币钉住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下，Q1.1999—Q1.2010期间各种货币的最优权重，计算结果见表5。

由表5可以看出，在人民币钉住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下，样本期内港币在货币篮子中占的权重最高，为2602%；其次为美元、加拿大元、欧元、日元、林吉特、韩元、卢布、澳大利亚元、英镑、泰铢和新加坡元，最优权重分别为1874%、1595%、1578%、810%、409%、353%、306%、203%、148%、099%和026%。而根据表5同时给出的同期12个国家（地区）与我国的进出口额合计，计算得到的上述国家（地区）占我国的贸易比重，由高到低依次是中国香港（1649%）、加拿大（1309%）、日本（1234%）、欧元区（1219%）、澳大利亚（918%）、马来西亚（893%）、韩国（723%）、泰国（635%）、英国（547%）、美国（464%）、新加坡（218%）和俄罗斯（193%）。这说明，前述的现有文献将贸易比重作为该国货币最优权重的做法是不准确的。在确定人民币钉住一篮子货币的最优权重时，除考虑贸易比重这一因素外，还应充分考虑我国对各国（地区）的进出口弹性。

四、结论本文构建了一个以维持贸易项目平衡为政策目标的人民币钉住一篮子货币的最优权重模型。该模型表明，人民币钉住一篮子货币的最优权重取决于我国与各贸易伙伴的进、出口额以及我国与相应贸易伙伴的进、出口弹性共四个变量。

利用Q1.1999—Q1.2010的季度数据，运用Johansen协整检验和误差纠正模型，本文分别考察了中国与美国、日本、欧元区、韩国、中国香港、英国、加拿大、俄罗斯、澳大利亚、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共12个国家（地区）的进出口弹性。在此基础上运用同期中国与上述12个国家（地区）的进出口额数据，计算了人民币钉住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下各种货币的最优权重。研究结果发现，在选定的样本期内，由12种货币组成的货币篮子中，各种货币的最优权重由高到低依次是：港币、美元、加拿大元、欧元、日元、林吉特、韩元、卢布、澳大利亚元、英镑、泰铢和新加坡元。

注释：

①限于篇幅，单位根检验结果未列出，备索。

参考文献：

〔1〕Ito,Takatoshi,Eiji Ogawa and Yuri Nagataki Sasaki.How Did the Dollar Peg Fail in Asia?〔J〕.Journal of the Japanese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es,1998，（12）：256-304.

〔2〕陈学彬，王培康，庞燕敏.人民币汇率指数的开发和应用研究〔J〕.复旦学报，2011,(2):1-15.

〔3〕余永定.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历史性一步〔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10）：1-5.

〔4〕宿玉海.人民币一篮子货币最优权重模型的构建〔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8:3.

〔5〕小川英治,姚枝仲.论钉住一篮子货币的汇率制度〔J〕.世界经济，2004，（6）：3-10.

〔6〕陆建兵.浅析中国对外贸易顺差的成因、影响及对策〔J〕.中国对外贸易，2011，（14）：6.

〔7〕裴长洪，杨志远.实现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新跨越〔J〕.国际贸易，2011,(9):4-11.

（责任编辑：叶光雄）

作者：宿玉海　崔晓燕

影响FDI的货币金融论文篇3：

论文化全面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机制

摘要:文化对经济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 同时对外直接投资急速发展,因此,急需比较系统论述文化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机制。该机制就是对外直接投资由企业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决定,而三大优势又受文化的全面影响。

关键词:文化;对外直接投资;影响机制

要探讨文化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首先应该明确文化的内涵与经济作用,然后将结合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的观点,论证三大优势决定对外直接投资而文化又影响三大优势,最后得出文化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机制:文化通过影响三大优势进而影响对外直接投资。

一、文化的内涵与经济作用

(一)文化的内涵

现在世界上关于文化的定义和内涵的解释大约有一百多种。马克思主义认为,文化即人化,是人类在改造自然,社会和人本身的历史过程中,赋予物质和精神产品的全部总和以及人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以人化的形式的特殊活动。这种概括,将那种仅仅同劳动生产相连的狭义文化扩展为涵盖人类创造物与人类自身活动的广义文化。按照对马克思文化哲学的理解,可以把文化结构区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三个层面。精神文化也称为观念文化,以心理、观念、理论形态存在的文化,它就是我们通常所说,也是本文所指的狭义文化,它包括语言和符号、价值观念、伦理道德、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民族主义以及涵盖以上因素的企业文化等。

语言和符号在人类的交往活动中都起着沟通的作用,还是文化积淀和贮存的手段,反映、传授和创造文化。形体语言是沟通的另一种形式,在不同文化中,相同的手势或其他动作可能有不同含义。价值观念是一个社会的成员评价行为和事物以及从各种可能的目标中选择合意目标的标准。它决定人们赞赏什么,追求什么.选择什么样的生活目标和生活方式。同时价值观念还体现在人类创造的一切物质和非物质产品之中。伦理道德通过教育和社会舆论等力量,使人们具有善与恶、荣誉与耻辱、正义与非正义等观念,并逐渐形成一定的习惯和传统,以指导和控制人们的行为。风俗习惯是人们约定俗成的行为准则,规定了人们活动的方向、方法和式样,规定语言和符号使用的对象和方法,是价值观念的具体化。宗教信仰是文化中真正能够持久的基质,凝聚着一个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另外,民族主义往往会使一个民族自信自强,也形成了本国产品的一种最为坚实的保护屏障,一定程度上排斥了对外交流。企业文化就是企业中人们的群体心理和群体行为习惯,包括企业共同遵守的价值观、信念和行为方式。

(二)文化的经济作用

探讨文化的经济作用,将借用文化资本的概念。经济学家们传统地将资本分为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知识资本和制度资本等。1990 年,布迪厄提出文化资本的概念,从此文化资本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并逐渐受到经济学家们的关注。每个人,即使他没有接受任何正规教育所代表的人力资本投资,但他一定习得了一系列的价值观、信念、看法和思维方式,从生产的角度来看,这一系列价值观、信念、看法和思维方式等实质上是一种文化资本。

袁晓婷,陈春花(2006)认为:文化资本对经济增长既有直接的影响,也有间接的影响,如图1所示。

1、间接影响

文化资本制约着人们对资源、技术、制度等要素的选择与合理配置,决定着人们需求的变化和观念的创新,影响企业家的创新和决策,还有它的规模报酬递增特性推动着一个国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人均收入持续地增减。

2、直接影响

文化资本能够影响人们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及其中的互利交易。

二、三大优势决定对外直接投资

三大优势决定对外直接投资源于英国学者邓宁(John H. Dunning)于1981年提出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又称OIL模式。目前也有争议,为此,有必要对该理论进行述评。

(一)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简述

邓宁认为,企业的国际经营决策是由企业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这三组变量决定的。这三组变量的不同组合决定跨国公司在出口贸易、对外直接投资与许可证交易之间的选择。如果同时具备三类优势,企业就可以采取对外直接投资组织国际生产。对外直接投资是充分利用三类优势的最佳方式。具体而言,三大优势含义如下。

(1)企业优势

企业优势是指一国企业拥有但外国企业无法获得或拥有的有利经营条件、资产及其所有权。它又称为所有权优势、竞争优势或垄断优势。企业优势分为四类:第一,技术优势。主要包括专利、专用技术、管理经验、销售技巧、研究与开发能力等。第二,规模优势。包括内部规模经济和外部规模经济。第三,人才优势。第四,金融和货币优势。

(2)内部化优势

内部化优势是指企业通过扩大自己的组织与经营活动,将其所有的资产内部化而拥有最大收益的优势。企业内部化的动机是避免外部市场不完全性对企业经营的不利影响,把中间产品的交易成本降到最低水平,防止技术外溢。

(3)区位优势

区位优势是指一个国家相对于其他国家为外国企业在该国投资设厂提供的更有利的条件。它的大小取决于东道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环境。区位优势决定着对外直接投资的部门结构、地区结构和国际生产的类型。

(二)对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的修正

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吸收了过去出现的各种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精华,能够解释企业进行三种主要国际经营活动的原因,是迄今为止比较完备的跨国经营理论。但它无法解释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因为这些企业并不同时具备三大优势,也不具备发达国家企业的绝对优势,他们的很多投资为技术寻求型、资本寻求型、资源寻求型、产业结构转移型等。所以,有必要修正它。

1、三大优势可以相互替代

中国学者林叶1991年在《中国跨国公司论》一书中对邓宁的折衷理论进行了修正:发展中国家不同时具备三种优势仍可能发生对外投资,这是由三种优势相互替代产生的。当内部化优势(I)分别大于所有权优势(O)与区位优势(L)时,内部化优势就弥补了所有权优势和区位优势的劣势,就可能发生寻求最大程度地发挥内部化优势的国家和地区的投资。同理,可以发生寻求区位优势或寻求所有权优势的对外直接投资。在人均GNP低于400美元的国家仍可能发生对外投资,这是某些领域的比较优势决定的。

2、企业优势应是相对优势

笔者以为,企业优势应是相对优势,不仅相对于东道国企业,也可相对于母国同类企业。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往往是寻求技术、资本与资源等,甚至是被迫跟进国外市场。它们并非都具有相对于东道国企业的优势,但是一般都具有相对于本国同类企业的优势;否则,它们很难率先或跟进跨出国门。后来出现的针对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小规模技术理论、技术地方化理论、规模经济理论、产业结构转移论等都与企业的相对优势有关。

因此,修正后的国际折衷理论可以适用于所有国家所有类型的对外直接投资。可见,三大优势决定了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那么,什么因素影响三大优势从而影响对外直接投资呢?

三、文化全面影响三大优势

以下将逐一分析文化全面影响导致对外直接投资的三大优势。

(一)文化影响企业优势

文化对企业的人才、技术、产品、管理等优势都有影响。

1、文化影响着企业的人才的吸引、获得与培养

企业提倡“诚信、团队、合作、创新”的价值观,吸引人才效果显著。当一种企业文化使职工得到职业化训练,并形成其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的对称结构时,企业内就会成长出一批优秀的人才。反之,有损企业的人才优势。比如,儒家文化中的群体意识、“唯上、唯君、唯父”、 “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等消极思想限制了人才的涌现与培养,从而削弱了对外投资的优势。

2、文化影响企业的技术创新、保护与传导

僵化的企业文化不利于传导与创新技术。此外,在国际投资中,由于我国企业缺乏对自己的无形资产借助法律加以保护的意识,对自己的产品技术尚未采用专利法、商标法等法律措施加以全方位保护,导致无形资产泄露、被外方人员盗走,造成一些很有优势的无形资产流失。

3、文化影响企业的产品优势

以变化、新奇、差异、个性等为特征的企业,定位于“领先使用者”细分市场,产品优势是“时尚”。相反,以稳定、有序、规范、无差错等官僚文化为主体文化的企业,其产品性质为“长寿型”,其产品优势是“质量——成本”,对应的细分市场是“从众者”和“保守者”。

4、文化对企业优势的其他影响

互利合作的文化使管理等都更有保障。一种凝聚力强大的企业文化可以提高企业在国际投资中的谈判权利,获得更多的利益。一个自由的、不受国家干预的文化中成长的企业,能更好的适应国际市场的变化,时刻保持竞争力和活力。

(二)文化影响内部化优势

跨国公司内部的文化差异增加了管理成本从而削弱了内部化优势。

1、机制

内部化理论认为跨国公司形成和发展的根本原因不仅在于它对国际市场的替代,从而节约了交易成本,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创造出企业内部的国际分工和交易体系,从而实现更高程度的节约或取得更大的效益。内部化的收益大于其成本时才会有意义。内部化的收益一定时,其优势大小取决于其成本的高低。内部化的成本主要是企业扩张增加的管理成本,而国际企业的文化差异与摩擦是导致管理成本增加的主要原因。胡浩(2004)认为对文化差异的测量一般是通过Kogut & Singh 设计的文化差异指数来度量的。一般认为文化差异较大时, 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投资的绩效水平会较差, 原因在于文化差异会造成交易效率的下降、敌意的产生或显著的不适、经常的文化冲突等等。

2、表现

刘宗明、石文慧(2006)总结了:“Hofstede提出的国家文化模型主要由权力化程度、个人主义/ 集体主义、不确定性规避、男性/ 女性主义和长/ 短期取向等维度构成的。企业层面的文化差异往往也都是国家文化在这些维度上差异的不同体现。根据Hofstede的研究结果,赵曙明等人就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与中国等六个国家在上述五个维度上进行比较(赵曙明,张捷,2005),结论是中外企业文化化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文化类型、沟通方式、认同程度、宗教信仰等的差异都会影响内部化优势。彭新万(2003)指出:中国对外投资企业面临的跨文化管理问题主要有:管理理念、价值判断、风俗习惯三者不同引起的问题。不同的文化环境要求不同的管理方式,在某一文化中适合的组织战略、结构和技术在另一文化中却可能导致失败。

(三)文化影响区位优势

区位优势涉及到东道国的整体环境,包括政治、经济、法律、社会、文化等软硬要素。东道国文化的异同与优劣会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优势。一般而言,越接近本国文化、人文环境越好的国家越有利于作为投资的东道国,因为社会文化方面的交易费用较低。

1、东道国文化的异同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优势

我们对外直接投资时,选择越接近本国文化的东道国越有利。

孙焱林与胡松(2004)运用1997年的数据估计中国与其FDI的主要来源国(28个DECD国家和5个非OECD的亚洲国家和地区)之间的Gravity模型。Gravity模型预测到中国的FDI中有80%来自亚洲国家和地区。“本文通过定量分析说明了中国之所以吸引的许多FDI,是因为与其他国家相比,其拥有较大的文化和地理优势。中国和亚洲主要的FDI来源国(包括日本和几个新兴工业国(地区))有很多相同的文化关系,而且和这些来源国的地理距离很近。我们强调文化和地理对FDI的影响并不意味着FDI政策、市场规模和政治稳定性等因素对吸引FDI没有关系,事实上,后面列出的一些因素帮助东道国达到或是提高其吸引FDI的潜在值。”

2、东道国文化的优劣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优势

东道国优良的文化环境会增加外来直接投资的区位优势。儒家文化地区的经济发展与吸引外来直接投资的巨大成功就是明证。儒家管理集治国、治家、治生、治身为一体,是体现“天、地、人”和谐统一的完整体系,而其中又以治国为其最高成就。具有现代意义的儒家管理在国家治理方面的成功,尤以新加坡、韩国等最为典型。相反,东道国的文化环境恶劣甚至敌对可能会导致严重错误。如伊朗革命后社会中长期积累的对英美等西方国家的憎恨情绪最终导致了新政府在革命成功后把大批外国石油公司所有权收归国有。

3、东道国文化的类型影响对外直接投资区位

东道国文化的类型可以分为保守型与进取型,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权力差距大与权力差距小等,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意愿从而影响区位分布。比如保守型为主流价值观念的国家,对外交流的欲望不会太强烈,所以不利于贸易投资的发展,而进取型相反。东道国文化的类型还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与开发地点。周凌霄(2006)对此有比较系统的分析。“跨国公司在进行投资时应该把研发部门布置在文化环境有利于实现更高研发效率的国家。权力差距越小、不确定性规避越低、鼓励个人主义与男性主义的国家为最佳地点。”

三、小结与启示

综上所述,文化全面影响了企业优势、内部化优势与区位优势,从面影响对外直接投资。所以,文化是全面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因素(如图所示)。该结论的启示是一国要高度重视文化建设,才能更好地促进对外直接投资。

文化影响对外直接投资机制“菱形图”

参考文献

[1]徐行言主编:《中西文化比较》,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2]陈丽琳著:《企业文化的新视野》,《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3]薛晓源,曹荣湘主编:《全球化与文化资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4]袁晓婷,陈春花:《文化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表现形式和影响研究》, 《科学学研究》, 2006年8月增刊。

[5]孙淑红,曾铮主编:《国际投资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版。

[6]王军,高国威,刘育明:《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成功经验及其对中国的启示》,《世界地理研究》,2003年第3期。

[7]胡浩:《论文化差异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影响》,《社会科学》,2004年第10期

[8]刘宗明,石文慧:《企业跨国并购与文化整合》,《商场现代化》,2006年第2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