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经济学研究论文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各方面利益关系得到有效协调，社会管理体制不断创新和健全并稳定有序的社会。教育是促进和谐社会的有效途径。构建和谐社会，必须优先发展教育，这既需要保证教育投入，也需要合理配置教育资源，降低教育成本，提高教育效率，充分发挥教育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这就为教育经济学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也提供了理论创新的空间。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腐败经济学研究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腐败经济学研究论文 篇1：

经济学如何研究腐败问题

回溯人类历史，政治与腐败似乎是一对孪生兄弟。人们总是希望政治能够远离腐败，然而议员、总统乃至法官的腐败行径依然是当代全球政治的心腹大患。

2007年8月，阿根廷总统大选期间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处于警戒状态。警察在检查行李时发现了6个手提箱，里面装的既可能是普通书籍，也可能是经过伪装的可卡因。经警方的仔细核查，从手提箱中搜出了80万美元现金，而手提箱的主人是一位委内瑞拉商人。依美国获悉的情报，这一事件涉及阿根廷现任总统克里斯蒂娜·费尔南德斯·德基什内尔（Cristina Fern ándezde Kirchner）与委内瑞拉总统胡戈·查韦斯（Hugo Chávez）之间的非法交易。从某种程度上看，这种非法交易也是变相增进两国关系的一种有效手段。

回溯人类历史，政治与腐败似乎是一对孪生兄弟。人们总是希望政治能够远离腐败，然而议员、总统乃至法官的腐败行径依然是当代全球政治的心腹大患。例如，美国国会某议员在冷藏库里存放了9万美元，民主刚果的独裁者蒙博托贪污数十亿美元，还有控制着银行余额的中亚独裁者。

腐败绝不是一个单纯的道德问题，而是全球各国领导者均须防范的大敌。通常，人们总是将腐败视为全球许多弊病的罪魁祸首。腐败不仅阻碍了国家的经济发展，还会导致非洲旷日持久的贫困、拉美年复一年的经济停滞。与此同时，腐败导致穷国愈发穷困、法制破坏、贸易扭曲，甚至培植了享有特权的经济利益集团。正是在腐败的肆虐之下，受灾民众无法获得救灾援助，劣质的工程项目比比皆是，贿赂和贪污更是加重了民众的经济负担。

令人遗憾的是，人们既不了解腐败的实质，也不清楚腐败的运行机制。尽管人们时常对那些著名的腐败分子津津乐道，却依然无法借此洞悉全球腐败的广度和深度。

腐败总是以隐秘、多变的方式出现，因此经济学家不仅要对现实中的腐败进行量化分析，还要针对不同的腐败形式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要想切实地理解腐败，经济学家应当关注人的行为动机，而不是仅从言行做出判断。无论腐败多么隐秘，终究会留下蛛丝马迹。

政治背景的代价

部分企业凭借巨额的竞选捐款或巧立名目地聘请前任政治家，与政府或执政党保持着紧密的政治关系，例如美国的哈里伯顿公司或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企业政治背景的实际价值究竟有多高？假如政治家或投资者被问及这个问题，几乎都会拒绝做出回答。要想获知真相，经济学家必须通过内线获取确切消息，判断特定企业是否为了获取非法利润而与政治家达成协议。在这场政治博弈之中，博弈者的利己性将驱使其明辨腐败的运行机制。

有关腐败的政治博弈类似于现实中的股票市场，行贿者会依据自己的判断选择行贿对象。股票价格既是企业价值的反映，也体现了相应的政治背景：如果政治背景可以相应地减免税款、获取价值不菲的许可证，甚至在竞标政府合同时占得优势，那么增强政治背景无疑会增加企业获取的利润。随着这种非法经济收益的增长，其中相当一部分直接转移到高股价之上。一旦博弈者构建的政治关系分崩离析，那么相应的非法经济收益和高股价也就不复存在了。

以1996年的印尼为例。时任印尼总统的苏哈托已经用铁腕政策统治该国近30年之久，但此后不久便被迫退出了政治舞台。1996年，苏哈托政府依然对经济进行严格的调控：苏哈托有权授权特定的企业贷款、木材砍伐、道路修建，或者大米进口。总之，苏哈托控制着国家的经济命脉。

诚然，苏哈托政府被视为当时全球最为腐败的政权之一，因此经济学家不能将苏哈托政府视为具有普遍性的典型。所幸，普渡大学的经济学教授马拉·法西欧(Mara Faccio )针对全球所有股市正常运转的国家进行了研究，并基于市场构建了评估政治关系的经济学方法。法西欧不仅对每个对象国内的商业大亨和政治家的经历进行了追踪研究，追溯其家庭血缘，甚至通过当地报纸来确定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关系。依据法西欧的研究结论，目前全球几乎所有国家的政治利益集团和经济利益集团之间均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在俄罗斯，莫斯科股票交易所87%的公司股票价值源于与俄罗斯政府保持密切政治关系的企业。令人颇为惊讶的是，伦敦股票交易所将近40%的上市股票价值来自与英国政府关系密切的企业。

法西欧的研究结果显示：不同国家的政治关系的相应经济成本存在很大的差异。以英国为例，尽管英国的经济利益集团与政府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但英国上市企业的股票价格却基本上没有受到这种政治关系的影响。比如，劳斯莱斯董事会主席约翰·摩尔(John Moore )曾任英国上议院议员，但该公司的股价却并未出现明显的上升。与英国相比，意大利和美国上市企业的股价则在相当程度受到利益集团政治关系的影响。回溯历史，菲亚特公司的创立者乔瓦尼·阿涅利(Giovanni Agnelli）被任命为意大利国会议员时，该公司的股价增长了3.4%，公司资产价值在一夜之间增长了数亿美元。

遗憾的是，美国的情形更类似于意大利。许多研究表明，美国企业的经济收益在很大程度上与其政治背景有关。美国民主党于2001年战胜共和党赢得了美国国会的大多数席位，支持民主党的美国上市企业很快就获得了可观的股价收益。2000年，美国最高法院宣布乔治·布什赢得总统大选后，共和党政客经营的公司股价平均上涨了4%，而民主党政客经营的公司股价则纷纷下跌。

让走私商现形

对具有深厚政治背景的企业而言，公开其政治背景的机会成本非常高，因此它们总是想方设法地回避透露真相。早在1999年之前，经合组织便积极倡导各国签署一项全球反腐败协议。全球许多国家（包括德国、荷兰和瑞士）并未严令禁止本国企业对外国官员行贿，甚至允许企业在合法支出中扣除有关跨国贿赂的款项。如果经济学家能够详查有关企业的纳税收入，就不难发现它们用于跨国贿赂的具体款项数额。除了核查纳税收入之外，经济学家还可以通过国际贸易数据来追查相关企业是否涉嫌腐败。

以全球古董走私贸易为例，如果古董走私商对海关官员说实话，那么出口国海关记录的古董价值应当与美国海关记录相符。事实上，两者之间的数据差异相当大。美国进口的古董数量远远超过了美国海关记录的数量。在报关问题上，古董进口商与出口商的动机显然是不同的。假如经济学家能够研究两者行为动机的差别，并从相应贸易数据上找到差别之处，便可以进一步明辨全球走私的运行规律。

有关古董贸易的报关政策必须进行修正。大多数国家明令禁止出口古董与其他艺术品，例如伊特鲁里亚敞篷马车、希腊雕塑、大航海时代之前的陶器和钱币。除非获得政府的特别许可，否则任何出口商均无权出口这些古董或艺术品。因此，古董出口商为了获利唯有通过政治关系获取出口许可，或者干脆直接向海关人员行贿。简而言之，古董出口商更倾向于向出口国海关隐瞒真相。

相比之下，大多数国家对古董进口的限制则要宽松得多：美国不限制进口古董与艺术品，例如钱币、陶器和雕塑。美国国土安全部在艺术品进口商的专用手册中表示，违反外国出口法律的行为并不一定违反美国法律。换言之，美国并不排斥外国古董或艺术品流入美国。因此，古董走私商没有必要向美国海关隐瞒真相，否则会遭到美国海关的罚款或扣押。从进口国角度来看，撒谎是要付出代价的。古董出口国与进口国之间的海关数据差异（即所谓的“走私差额”）可以用来解释古董进口商与出口商的行为动机差别。尤其是腐败滋生的尼日利亚、俄罗斯和叙利亚等国，古董或艺术品的“走私差额”更为凸显。

其实，“走私差额”绝不仅仅适用于调查古董走私。部分香港出口商为了规避中国大陆的进口关税，采取了类似于古董走私的方法：香港的自由贸易体制对出口限制较少，因此香港海关的出口商品数据较为真实全面。为了避免向中国大陆的海关支付高关税，部分香港出口商在利益驱动下采取了欺骗性手段。例如，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对香水和烟草分别征收55％和70%的关税。相比之下，粗钢和铝矿石作为中国的重要经济战略物资，可以免征关税。由此推究，许多从香港进口到中国大陆的香水与烟草被出口商谎报为粗钢和铝矿石。

通过数据分析，经济学家可以推断出走私商规避关税的方法。假设中国对小鸡征收20%的关税，走私商一般会谎报货运集装箱的重量，或者刻意降低小鸡的单价。不过，假如海关官员仔细审核货运集装箱的重量或者已经明确调查了小鸡的市价，那么走私商便无法蒙混过关了。假设中国对火鸡征收10%的关税，那么走私商便会谎称装运小鸡的集装箱装的是火鸡，同时用冷冻家禽来搪塞海关检查。从中国海关统计数据来看，有关进口小鸡的数据肯定会出现明显的问题。经济学家在分析近3年的香港——大陆贸易数据时，也发现了类似的行径。例如，本应征收高关税的木质家具被偷换成了征收低关税的木质家具配件。

了解走私商的规避方式，有助于决策者选择最为有效的应对方案。诚然，香港的走私商会根据具体情况选择其他规避方式。大多数走私商的规避方式均属于“小鸡变火鸡”的范畴，对此中国政府不妨用统一关税加以应对，从而在实质上减少走私商的非法利润。

铺向腐败的道路

与腐败的海关官员相比，贪婪的政治家与承包商倾向于从道路修建项目中牟取暴利。通常，道路建设所需的材料（例如沙石）以及人力都是由当地承包商承办的。事实上，承包商通过虚报合同款项来获取私利：先加倍预算，然后压低成本，最后与道路部门的官员分享非法所得。

至于其他形式的腐败现象，经济学家需要收集必要的数据才能设计出有效的解决方案。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本·奥肯（Ben Olken）设计了一种创造性的方式来评估道路建设项目中可能出现的腐败现象。奥肯针对世界银行在印尼援助的道路建设项目中可能出现的贪污腐败，设计了一项富于创意的试验。在该项试验中，奥肯分别向600个村庄提供9000美元以修建当地的道路设施。奥肯的设计思路是，只要能准确地把握切实用于修建道路的资金数额，就可以判定合同商与当地官员贪污的具体款项。因此，奥肯在专业工程师的协助之下，对这600个村庄修建的道路质量进行了评估。专业工程师负责提取样本，测量道路的铺设厚度，由此分析相应的工程是否采用了低价的劣质建材。

除此之外，奥肯还对村民进行了有意的暗示。第一组村庄在工程施工之前就被告知，工程的财务将被审计；第二组村庄则召开全村大会来公开讨论并监控工程的财务；第三组村庄作为参照组，并未接受任何特别的暗示。

试验结果显示：第三组村庄30％的工程款被贪污，第二组村庄被贪污的工程款比例也几乎达到总款项的30%，第一组村庄被贪污的工程款比例不足总拨款的20%。虽然20％也不是个小数目，但第一组村庄的表现的确胜于第二组和第三组。由此可见，从法治角度惩治腐败的效果更为显著。透过这一创造性研究，奥肯认为反腐措施同样能够有效地减少其他类型开发项目的腐败现象。

腐败曲线

尽管全球各国出台了各种反腐败政策，但腐败现象依然未有效减少。经济学是否能提供更为系统的方法来评估反腐败政策的有效性呢？

经济学原理可以作为有效的指导原则。从追求经济效益的角度来看，诱使官员腐败的主要动机在于获取非法的暴利。假如印尼政府在财政方面保持很高的透明度，是否能遏止道路建设方面的贪污腐败呢？假如政府降低或调整同类产品的报关标准，是否能提高贸易商行贿的机会成本呢？假如增加政府官员的薪酬，是否能降低官员腐败的几率？

经济学家正在探求最佳的解决方案。与此同时，各国政府也在积极调整反腐政策，堵住特殊利益集团的可趁之机。例如，将官员的薪酬翻一番，加强执法力度，增强公务透明度。即使一国政府逐条地实施了上述合理化建议，也难以像奥肯进行的试验那样，对国内的每个建设项目派出专门的核查人员。

或许，真正的解决之道在于政府以更务实的态度处理腐败问题。负责治愈腐败的决策者必须从社会现实出发，慎重考量反腐措施的实际效果。就好像医生通过不同方式来治疗人类的各种疾病，决策者应当依据本国的现状实施相应的解决方案。要切实地治愈腐败，仅凭抽象的经济学推断是不够的，相关的经济学理论还必须经受现实经济的考验。当决策者真正理解反腐败的各项措施，例如提高工资、政府透明度，法律制裁程度，或者将这些措施结合起来。唯有如此，决策者才能切实地用经济学来减少腐败的危害。

（摘编自美国《外交政策》2008年9/10月号）

作者：雷蒙德·费斯曼 爱德华·米盖尔

腐败经济学研究论文 篇2：

构建和谐社会与教育经济学研究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各方面利益关系得到有效协调，社会管理体制不断创新和健全并稳定有序的社会。教育是促进和谐社会的有效途径。构建和谐社会，必须优先发展教育，这既需要保证教育投入，也需要合理配置教育资源，降低教育成本，提高教育效率，充分发挥教育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这就为教育经济学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也提供了理论创新的空间。

一、建构和谐社会中的教育经济问题

教育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应该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和谐社会教育与和谐社会经济发展关系问题，包括教育在和谐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和谐社会教育的经济功能、和谐社会人力资本开发、和谐社会教育与劳动力市场等；第二，导致教育发展不和谐的经济问题分析，包括教育投资不足、教育结构失调、教育非均衡发展、教育制度缺失的原因、效应和对策研究；第三，发展和谐教育的经济问题，包括和谐教育经济政策与制度、和谐教育管理的经济效率、和谐教育组织的经济运行模式与机制、和谐教育效率与效益的评价等。主要问题是：

1．教育公平与效率关系问题

教育公平与效率是教育经济研究中的首要问题，也是和谐社会的最重要的问题。

从理论上看，教育公平与教育效率不是对立关系，也不是主次关系，教育公平与教育效率是两个可以独立的、同等重要的教育追求或者教育目标。效率的高低是与成本与收益或投入与产出比较或衡量的结果。我国目前的学校实行的是一种超公平、低效率的运行机制，公立学校的较高效率，在一定程度上来自国家对它实行的优惠政策待遇，这是一种超公平，是规则不公平，它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或影响了其他学校的效率与利益。一直以来，我国对重点中小学、大学的大力投入，促进了这些学校的发展，实现了优质资源的扩张，但重点学校占据各类优质资源，一定程度上使其他各类学校的发展环境更加恶劣。

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公平效率标准，和谐社会中的公平与效率应该协调发展，寻求公平与效率的平衡。教育公平，主要是教育机会平等，教育公平包含教育资源配置的三种合理性原则，即平等原则、差异原则和补偿原则。从教育资源分配的源头保障公平，对于实现广泛的社会公平具有基础的作用。教育公平是实现社会公平的“最伟大的工具”。当然，通过经济公平、政治公平可以促进教育走向真正高水平公平，但不能因此否认教育自身尤其是教育行政部门对于推进教育公平的责任和作用，也不能因此低估教育效率和教育公平对于推进社会公平的意义和价值。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构建和谐社会，必须优先发展教育，保障公民相对平等的教育权利和机会，最大限度地体现教育公平，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促进教育自身的和谐发展。和谐社会教育应该坚持“教育公平与教育效率并重”的原则，通过教育公平提升教育效率应该且已经成为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国家战略和政策选择。

2．教育运行成本问题

和谐社会也是节约型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要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以最少的资源消耗获得最大的经济和社会收益，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保障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节约型社会的核心是正确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通过资源的高效利用、合理配置和有效保护，实现经济社会和生态的可持续发展。节约型社会的根本标志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它体现了人类发展的现代理念。长期以来学校教育只讲贡献，不讲成本，只讲社会效益，不讲经济效益。具体体现在合并学校的规模不经济、追求豪华教育设施、教育经费的非生产性支出过高、教育科研投入产出不高、教育行政不计成本等。学校教育只讲效率不讲成本，教育产权不清，学校一味依赖上级拨款生存，导致教育资源经费的利用率不足甚至浪费。这对和谐社会来说是很大的不和谐之处。节约型社会要求我们办教育要考虑社会资源的合理有效运用。因此教育的发展除了加大教育投入以外，应该加强教育成本研究与核算，提高教育资源的使用效率、效果和收益，有效激励学校管理者的办学积极性，最大限度地满足教育需求者的需要，以及预防和控制腐败和浪费行为，实现教育高效率、低成本。

3．教育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问题

教育和谐发展从宏观的角度来说，教育要与国家的经济发展要求一致；从中观角度来看，教育要与区域经济发展一致；从微观角度来看，教育要为经济社会培养合格的劳动力。教育的和谐发展既包括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学校之间的和谐发展，也包括教育系统内各级各类教育的和谐发展；既包括经费、设备、校舍等硬指标的和谐，也包括学生与教师自身的和谐发展，特别是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等软指标的和谐。从当前来看影响教育和谐发展的突出因素是教育差距的扩大。教育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一致，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也导致了地区教育发展的不平衡，地区教育发展不协调，对国家、社会、个人都是很不利的。

2006年中国统计年鉴显示：近20年来，我国GDP连续以平均8％的速度增长，2005年人均GDP达到了14 040元，城乡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都明显增长，但是与此同时，经济发展的地区差异和城乡差异也明显拉大。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加大了教育投入不平衡，导致了教育的差距。以广东和西藏为例，来自2006年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显示：2005年广东省的国民生产总值是22366亿元，西藏是251亿元，两者相差89倍；广东省的教育经费是7087 101.0万元，西藏是234499.5万元，相差30倍；广东省个人捐资办学的经费收入是88704万元，西藏为581万元，两者相差152倍；广东省的社会团体和公民办学经费是西藏所有教育经费的两倍多，而西藏在这方面的费用为零。缩小教育差距的关键在于缩小教育的城乡差距。教育城乡差距表现在经费、师资、设备、校舍等多方面。作为教育投入的主要来源——国家应该从公平角度出发，加大对经济发展落后地区的教育经费投人，在经济上、政策上予以倾斜，平衡教育投入的区域矛盾。

4．弱势群体、弱势地区的教育问题

和谐社会的核心在于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社会关系的和谐是和谐社会的根本，并进而扩展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因此，和谐社会就要关注社会的公平，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但在社会转型时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社会的弱势群体，他们在社会的经济、政治等方面处于弱势地位，在资源的分配上处于不利地位，甚至在教育中也是处于不公平的地位。教育中的不公平是和他们的经济地位密切相关的。地区经济差距、个体经济差距直接导致了他们在接受教育的机会上不平等。构建和谐社会要重视和消除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社会成员之间发展不协调、分配不公、贫富悬殊等不和谐因素。

教育对弱势群体的生存改造价值和对社会和谐发展的价值是不可估量的。和谐社会的教育经济学研究就是要从教育角度分析如何消除这些不和谐因素。教育产品是教育

服务，优质教育服务的生产是教育产业的核心。学校和学生之间的关系，从经济学角度看是围绕教育服务产品所发生的商品交换关系，学校作为教育服务产业的主要生产机构，其基本功能就是提供优质教育服务。而弱势群体比如农村孩子的教育问题，由于本身在经济、政策等方面缺乏足够的资源享受优质服务，在入学机会还是学习活动上都存在着不公平的现象。这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来说是最大的不和谐现象。

构建和谐社会应该从经济上保证弱势地区、弱势群体的教育实现。从资源配置的角度来说，政府作为资源配置的主体应该对全国范围内的教育资源进行统筹规划、合理配置，确保各地区、各阶层受教育群体和个体的受教育权利相对平等。针对弱势人群，国家应遵循将公共教育资源从富裕流向贫困的原则，具体地说，就是公共教育资源应向处境不利的儿童倾斜，这是公平观的现实表现。

二、建构和谐社会与教育经济学创新研究

教育经济学是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中孕育出的一门新兴边缘学科，教育经济学致力于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问题，阐释经济建设与教育发展两者相辅相成的关系，揭示现代经济发展中教育与经济关系之运行规律。教育经济学的生命力在于主动为社会发展服务。在不同国家、同一国家不同时期面临的教育经济问题不同，教育经济学要研究的具体问题和重点也不相同。随着社会发展的变化，随着经济结构、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环境的变化，教育与经济的研究也出现了新的变化。这就要求反思现有教育研究的不足，开展教育经济学的创新研究，以适应教育促进和谐社会建设的需要。

1．现有教育经济学研究的不足

目前，我们的教育经济学研究还是从属于西方教育经济学，在研究的方法论上，仍大多是以单纯的经济定量分析为主，较少与教育学的规律相结合。这样出现了很多问题，比如经济学原理的简单移植、效率至上取向、总体教育需求和总体供给过于数字化、公式化、数量化等。在研究方法上，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运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进行实证分析，但是很多实证研究都是不严谨的，没有提出严谨的假设；还有一些采用的是已有的研究模型，是调换数据的重新验算。此外，不少学者试图借用其他学科的研究范式来研究教育经济问题，尽管其他学科的一些研究方法和分析模式对教育经济学有一定的借鉴作用，但是不能完全套用和任意移植。目前，缺少自身独特的研究范式是教育经济学研究的一大不足，也是教育经济学走向成熟的障碍之一。

从研究的内容来看，注重理论创新和学术研究个性化是当前教育经济学研究的一个显著特点。教育经济学的发展具有时代性和社会性，无论是社会变迁、实践变革，还是理论发展、政策改变，都会使教育经济学激荡出鲜活的时代话题，如教育服务的提供、生产、消费问题，教育能否产业化问题，教育服务质量的评价问题，教育公平与效率问题等等。但是，目前大多数研究都注重宏观层面的研究，对教育领域微观层面的研究还不够重视，特别是缺乏对学校层面及学校内部各层组织和群体发展过程中的教育经济现象的深入研究和分析。另外制度分析对教育经济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但对教育制度的经济学研究也是不够的，因为教育制度环境和制度规则变迁受到社会变迁的影响。

2．教育经济学研究的基本趋势

总的说来，教育经济学科体系还不太完善，理论基础尚未成熟，不够牢固和扎实。教育经济学发展还需要长期努力。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大好形势下，教育经济学应该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从研究的价值取向看，要坚持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是一个以人为本和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也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核心价值。教育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应主动地、勇敢地承担起自己的历史使命。作为转型时期的教育经济学研究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追求公平与效率统一，促进教育自身的和谐发展，统筹各级各类教育的协调发展。

从研究内容来看，在深化理论研究的同时，重视社会热点问题研究。传统教育经济学只从生产要素研究，其发端是人力资本理论。和谐社会的教育经济研究不仅研究人力资本，还研究社会资本；不仅研究教育生产要素、产品和服务，还研究教育经济制度、教育经济伦理和教育经济心理。具体包括以下三个层面的问题：其一是有关和谐社会教育经济学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如关于和谐社会教育经济学基本规律问题的探讨，研究教育与和谐社会、经济之间的相互关系；其二是有关教育经济学当前热点问题的研究，如现代学校制度创新问题的探讨、公办学校转制以及民办学校产权改革问题的探讨等；其三是有关教育经济学前沿问题的研究，如关于教育区域发展不均衡问题以及教育资源配置的效率与公平问题的探讨。

从研究的广度来看，和谐社会的教育经济学要从过去单纯的宏观研究转向中观层面的省际区域研究、微观层面的学校发展研究；从注重单纯的局部均衡分析研究转向注重学校组织特性、内部治理、产权、文化等制度问题的研究。

从研究方法来说，教育经济学应加强对教育经济学方法论的反思，借鉴新制度经济学中的制度分析法和案例研究法研究教育经济问题，不仅仅考虑成本一效益的经济分析，还要对制约教育成效的制度问题进行深入研究，这样把对教育经济问题的定量研究与制度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不断增强教育经济学研究的信度与效度。和谐社会的教育经济学研究应该改变以往教育经济学偏重以介绍和应用西方教育经济学原创理论的做法，面对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实际，发现和解决现实的教育经济学问题，建构中国特色的教育经济理论。

从研究的主体来看，学术队伍的专业化是一门学科走向成熟的基础条件，学术队伍的建设是教育经济学科建设的前提。应该说，教育经济学研究群体目前正在不断扩大。从由教育学、经济学出身的研究队伍到吸引更多的具有管理学、统计学、数学等专业背景人士的加盟。研究人数的上升，研究背景的不同，促使教育经济学研究的视野更加开阔，研究领域更加深入。未来的研究队伍中，应该包括多学科背景的、理论基础深厚的研究人员，研究人员应该具备深厚的经济学、教育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知识和理论储备。

总之，目前中国经济社会正处在转型时期，特别需要对各种社会问题、社会矛盾保持清醒的认识，并在理性发展中寻求妥善化解矛盾与冲突的理想方案，只有化解了诸多社会矛盾、社会问题及现实中的不协调与不和谐，才能避免冲突与对抗，整个社会才能得以和谐发展。所以，新时期教育经济学研究的主要任务应该是继续从系统、均衡、协调角度进行研究，为促进教育和谐和社会和谐服务。

作者：彭　琛

腐败经济学研究论文 篇3：

一部探索地下经济问题整治的力作

地下经济是国内外普遍存在的一种经济现象，对处在体制转轨过程中的发展中国家更是突出。在美国、日本、德国、希腊、意大利、俄罗斯、新加坡、泰国、印度、埃及、秘鲁等国家和地区，地下经济都不同程度的存在。在我国，20世纪80年代后地下经济也开始滋生和发展，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地下经济出现了新的特点：假冒伪劣商品、走私、毒品交易、腐败和地下金融等非法地下经济比较活跃；手段更加隐蔽，借助互联网平台的较多；跨境跨地区较多，有的与黑恶势力相联系。这些新特点使地下经济行为屡禁不止，有的地下经济整治后又“死灰复燃”，此伏彼起。地下经济这种新特点的反复出现，除了地下经济体追逐暴利动机、寻隙制度缝隙等最基本的原因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经济人”道德的沦丧，经济主体的诚信缺失。因此，要从根本上规范市场经济秩序、改善经济环境，对假冒伪劣商品、地下金融、非法传销、走私、洗钱、毒品交易等地下经济问题的有效整治显得十分迫切。同时，在对这些地下经济的整治方法中，除了传统的整治措施外，对经济主体的诚信规制十分重要，籍此可以从源头上建立整治地下经济的长效机制。由著名经济学家、地下经济学研究的开拓者夏兴园教授和他的博士胡俊超教授主编的《若干地下经济问题的整治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2012年4月出版）一书结合地下经济整治新的理论和实践的要求，由点到面，旁征博引，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

通读全书，我们认为，《若干地下经济问题的整治研究》一书，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整治地下经济问题的一部新的力作，具有时代特征性强、创新性突出和学术价值高等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抓住了地下经济的地域特征和时代特点，分析具有很强的针对性。《若干地下经济问题的整治研究》一书主要是运用相关经济理论研究中国的地下经济整治问题，编者结合我国地下经济历史变迁的四个阶段，以及我国社会再生产领域中地下生产、地下流通、地下分配、地下消费的客观现实，分别运用现金比率法和收支差异法衡量了我国各个时期地下经济的规模，并揭示出了我国地下经济的地区分布状况，同时对我国的假冒伪劣商品、地下金融、非法传销、走私、洗钱、毒品交易等地下经济的整治进行了分类研究。同时，该书的研究也突出了时代主题：在考察我国地下经济存在状况和特点时，比较详细的考察了21世纪以来我国地下经济的新特点；对假冒伪劣商品、地下金融、非法传销、走私、洗钱、毒品交易等地下经济问题整治的研究，主要结合现实生活中的案例，数据可信，结论可靠；对征信体系建设的探讨也抓住了时代特征，据《经济参考报》2012年3月30日报道，国家级信用体系规划出台，要求建立统一信用信息平台，加强对失信的惩处力度。《若干地下经济问题的整治研究》一书中关于温州地下金融的分析则体现了地下经济的地域特征和时代特点，特别是关于地下金融禁止、限制和正确合理引导相结合的措施的提出，与国家关于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的相关措施是相吻合的。

第二，角度多样，分析系统。从总体研究方法看，《若干地下经济问题的整治研究》一书除了一般传统经济学分析方法外，还采用了伦理经济学、行为经济学、规制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等分析方法，从多个角度进行分析。此外，在具体问题研究中还体现了多维的视角，如对假冒伪劣商品存在原因的研究中，分别从经济人行为、信息不对称、制度等角度进行了广泛的分析；对非法传销的经济学分析也从社会资本与资源获得、社会资本的出售、经济博弈、信息不对称等多个角度展开的。《若干地下经济问题的整治研究》一书的系统性，还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整体构架的系统性，从一般理论的分析，到具体地下经济形式的整治，再到适用于整个地下经济问题整治的长效机制——诚信规制的探讨，结构严谨，逻辑严密；二是对各个地下经济问题的分析比较系统，从概念、特点到原因、危害性，再到具体整治措施，结构紧凑，分析完备。

第三，逻辑严谨，思辩性强。《若干地下经济问题的整治研究》一书，抓住地下经济问题具有地域特征和时代特点进行分析，从分析地下经济理论到具体地下经济活动，再从对地下经济活动的分析上升到理论上对地下经济活动存在原因和整治措施的探讨，体现了从抽象到具体，再由具体到抽象的深入剖析过程；从对地下经济活动本身的整治到对“经济人”诚信的规制，体现了对地下经济问题追本溯源，标本兼治措施的深入分析。同时，《若干地下经济问题的整治研究》一书体现了辩证分析的观点。从总体上来看，一个主要的观点就是对不同的地下经济形式要区别对待，其中包含了辩证的观点；在对地下经济的影响进行分析时，不仅辩证地考察其外部性，也考察了其内部性，并分析了地下经济具有负大于正的内部性和外部性，据此提出对地下经济的整治要区别对待，提出了将禁止、限制和正确合理引导结合起来。

第四，抓住源头，标本兼治。《若干地下经济问题的整治研究》一书提出整治地下经济的方法，除采取一般措施外，还从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诚信人手，抓住地下经济的源头。地下经济是在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指导下的经济活动，编者将地下经济溯源到地下经济行为，把对地下经济的治理转换为对地下经济行为的规制，这是与很多学者主要针对地下经济活动本身提出整治措施的理念的不同之处，这也是本书创新之一。众所周知，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主体具有“经济人”的特性，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是其主要特征，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往往会损害他人和社会的利益，我们称之为负外部性和负内部性。因此必须要求“经济人”具有诚信的道德，将自利的“经济人”和道德的“经济人”结合进来，这是市场经济的要求，也是规制地下经济行为的要求。编者从“经济人”的经济行为人手研究地下经济的整治问题，确立了源头的治理理念。“源头”治理理念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抓住地下经济活动的源头，地下经济活动实际上是“经济人”（经济主体）的一种经济行为，矫正了经济行为，经济活动就规范了；二是抓住产生经济行为的“经济人”这个源头，通过“经济人”现代诚信的重建，整治地下经济。

第五，理论和实践紧密相结合，论证充分有力。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是《若干地下经济问题的整治研究》一书的又一特点。从总体上看，该书中既阐明了地下经济的相关理论，又运用这一理论分析了我国存在的若干地下经济问题的实际，理论和实践结合紧密；针对我国现阶段假冒伪劣商品、地下金融、非法传销、走私、洗钱、毒品交易等地下经济的新特点，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整治措施；针对我国转轨时期各种地下经济存在和发展的原因以及对经济的影响，提出了“堵”与“疏”相结合、治标与治本相结合、正式制度规制与非正式制度规制相结合的切合实际而又行之有效的措施。

对我国现阶段与经济生活联系紧密且影响较大的假冒伪劣商品、地下金融、非法传销、走私、洗钱、毒品交易等地下经济的研究，具有很强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地下经济的研究不只是涉及到经济学，还涉及到法学、犯罪心理学、伦理学等，特别是在转轨时期有的地下经济的边界比较模糊，同时地下经济已经渗透到经济、社会和行政各个领域，在不同的领域表现出不同的特征，产生不同的影响。因此，对地下经济整治的研究也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具有相当大的难度，这也是包括编者在内的广大专家和学者们都要进一步探究的问题。

责任编辑：梁洪学

作者：陈文科　陈孝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