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行为的经济学分析论文

摘要：通过对明代时期盐商寻则行为的分析，通过官员和商人两大视角，解读中国古代在制度演变过程中出现的寻租问题。寻租行为对于商人商业精神的伤害和整个官僚体系的破坏，以小见大的窥视封建统治灭亡的制度层面原因。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腐败行为的经济学分析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腐败行为的经济学分析论文 篇1：

博弈论对廉政教育的启示

摘 要：博弈论是研究复杂条件下人类行为的一种工具，廉政教育过程中教育者与被教育者行为之间也存在着博弈现象。廉政教育者应重视运用博弈理论的方法与策略，寻求积极主动的方式，顺势而为、因势利导，充分考虑受教育者“对策”选择，作出相应的“政策”调整，让教育者的“政策”与受教育者的“对策”在思想交流交融中趋同。运用博弈论分析廉政教育过程，为廉政教育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与路径方法。

关键词：博弈论；廉政教育；理性人；均衡状态

社会是由不同群体的人组成的，不同的群体形成了不同的结构，一个群体之间的相互作用的结构形成一个博弈。党员干部就是由不同类型的人构成的一个集合体，这个群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同样会构成博弈。廉政教育的目标是通过教育者的教育活动，形成教育对象稳定的思想道德品质，促使廉政教育对象廉洁从政、从业，从而在社会生活中表现出良好的行为。本文运用博弈论的方式，力求从经济学中理性人的视角，解析廉政教育过程中的博弈现象，分析廉政教育中存在的博弈困惑，以期提高廉政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博弈论（Game Theory）研究的是各个理性决策个体在其行为发生直接相互作用时的决策及决策均衡问题。[1]1928年，冯·诺依曼证明了博弈论的基本原理。博弈论属于应用数学的一个分支，博弈论主要研究人们如何运用已有的信息进行决策的问题，为实现自己的目的，寻找出最佳合理的解决方案，即所谓的均衡状态。当然这些博弈论分析是有前提条件的，如：“博弈的目的是为谋取个人利益最大化；博弈双方都具有充分的理性，并具有充分的选择的自由；博弈的规则是平等的，因而可以保证合理的预期能够实现。”[2]

一、博弈论引入廉政教育的必要性

博弈我们经常翻译为“游戏”，但实际意义上是一种策略选择。博弈论是指某个人或一个团队组织，处于特定的外部环境和选择条件下，遵循一定的规则，依靠自身已经拥有的信息，同时或先后，若干次从各自允许选择的行為或策略进行选择和并加以实施，并从中各自获得相应的结果。博弈论通常包括四个基本要素：博弈者或称为局中人；策略选择；博弈双方的利益；相关信息。人们常常讨论的“囚徒困境”就是典型的例子。

博弈论的对象被认为是理性的，在目标选择上，博弈双方都应该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博弈论不仅在经济学中被广泛应用，而且被广泛运用于管理学、社会学等人类行为分析的学科中。在零和博弈和多人的合作关系中，博弈的一个合理的结果是一个组合的策略，每个博弈都不能通过单方面改变自己的战略利益，双方都不愿意调整自己的策略，在对方给出的策略，每一场比赛的策略是其他游戏的选择策略最好的响应。这就是所谓的纳什均衡。考虑别人的策略，自己选择最佳的策略。博弈论是研究复杂条件下人类行为的一种工具，博弈论研究人类行为时着力关注两方面的问题：一类是信息问题，即博弈双方掌握对方信息和规则的情况，在现实社会中，由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博弈问题随时可见，如卖方向市场推出低质量商品；国有企业由于产权所有者实际缺位，往往带来监督缺失、产权管理不清晰等问题。第二类是时序方面，即博弈双方的行动策略先后给对方带来的影响，换句话说是你的决策将影响对方，对方的决策也将影响你，这是一个相互带来影响的问题。

廉政教育是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愿腐”机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预防腐败现象产生的第一道防线。加强对党员领导干部的廉政教育，是营造风清气正环境的重要途径，也是减少和解决腐败问题最高效最经济的手段。习近平同志始终突出廉政教育的重要作用，在多个场合阐述了加强廉政教育的重要作用。他指出，一名领导干部的蜕化变质往往就是从生活作风不检点、生活情趣不健康开始的，往往都是从吃喝玩乐这些看似小事的地方起步的。如果领导干部生活作风上不检点、不正派，在道德情操上打开了缺口，出现了滑坡，那就很难做到清正廉洁，很难对社会风气起到正面引导和促进作用。[3]肯·宾默尔认为，一个社会契约要想具有可行性，必须是一个生存博弈的均衡。然而，这种生存博弈的均衡可能是非唯一的，道德博弈则可能是附着在其中的某个均衡上的。因此，人们的道德博弈也就是在生存博弈中选择出符合社会规范的均衡。[4]

当前，由于廉政教育面临日益多变的形势，挑战日益增多，将博弈论引入廉政教育无疑具有现实意义。将博弈思想引入廉政教育，是因为廉政教育活动与博弈活动具有类似性，通常情况下。廉政教育是把廉政教育说服与制度约束规范结合起来，以促进廉洁从政为目的的多形式感化、教化活动。教育者与被教育者在廉政法律制度规定的要求下，通过相互影响，使受教育者树立起廉洁诚实守正的信念，形成廉洁的感觉，培养一种廉洁的意志，提高诚信的意识，养成廉洁的习惯。教育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而是通过一个有意识的过程来达到最好的效果；不是一个简单对原则制度的诠释，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动态的调整；不是一个具体的目标，而是通过教育者与被教育者思想交锋与互动，使一个受过教育的人从被动到主动的接受过程，是一个多重选择的博弈。

二、博弈论与廉政教育过程的博弈分析

一般来说，廉政教育的过程是让人学会正确选择，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按照教育者的要求去做，廉政教育过程中双方采取的行为和策略都受到对方的影响，二者之间既有合作又有对抗。廉政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主、客体关系中双方都是平等的，均可假设为理性人。现实生活中，廉政教育者往往遇到这样的疑惑：一些党员干部非常清楚违纪违法的后果，理应遵规守纪，以党和国家的利益为重，但结果往往知行不一，最终走上违纪违法的道路。这种情况不能简单地定义为教育失灵或教育无效，是各種因素影响的结果。教育过程常常表现为教育者与被教育者面对面的思想交融、交流、交锋，如果运用博弈论的方式表达这种情形，就是教育者与被教育者的博弈，这种包围与反包围、渗透与反渗透构成了一种博弈关系。这里我们不妨借用博弈理论架构来进行分析：

1.廉政教育过程中的局中人。是指参与廉政教育过程的教育者和受教育者。这里的廉政教育者既包括廉政教育实施主体，也包括廉洁从政的环境。廉政教育的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都是社会群体的一部分，主要是同志之间的关系，当然有时候也包含一部分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既然双方当事人总体上是平等的主体，可以在思想上互相交流交锋，通常情况下这种博弈是非零和博弈。在纪检监察机关践行“四种形态”时，尤其是第一种形态的谈话函询过程，教育则表现为非此即彼的零和博弈。

2.廉政教育过程中的策略。是指廉政教育双方即局中人在实际行动组合中选择一种行动，所以行动表现为一种决策。对于局中人来说，还有一个行动顺序问题，比如甲和乙同时行动，或甲行动后乙再行动。人们常说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受教育者对于廉政施教者的思想是否定还是接受，是选择性接受，还是全盘同意。对于教育者来说，不能回避博弈思路，应当顺势而为、因势利导，让教育者的“政策”与受教育者的“对策”在思想交流交融中趋同，所以，廉政施教者应当寻求积极主动的方式，吸收博弈策略思想，充分考虑受教育者“对策”选择，作出相应的“政策”调整。

3.廉政教育过程中的信息。这里的信息是个集合体概念，既包括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各自的“围地”环境信息，诸如在日常工作、学习、生活中接受的廉政方面的咨询信息，也包括对对方的知晓程度，如心理状态、个性特征、气质类型，以及对方是对抗、竞争还是合作的行动选择等。一般来说，廉政教育过程中的信息是不对称的，廉政教育过程实际上是一个信息传输的过程。

4.廉政教育过程中的行动策略。是指廉政教育双方即参与人在一定信息条件下的决策内容，是博弈各方可以选择的全部策略或策略选择。对受教育者来说，是遵从廉政制度规定，还是采取对抗的举措，或者是表面上的遵从，例如一边贪腐一边装出两面人。对教育者来说，是采取灌输教育，还是采取激发内心的平等交流等诸如此类的举措。

5.廉政教育过程中的均衡状态。是指廉政教育双方即局中人在博弈结束后取得的最佳策略的結合。在廉政教育的过程中，教育者通过感化引导，受教育者的思想产生变化直至内化的过程，是一直在不断作出调整的过程，从而在最后一次实现了现状的平衡。然而，这种平衡不一定等于双方所期望的目标。这很好解释了一些贪污腐败分子边收钱、边上缴的两面人的心理。这说明廉政教育发挥了一些作用，但是仍然采取不合作的态度，

6.廉政教育双方的博弈结果。是指廉政教育者和被教育者经过博弈之后所达到的结局。这种结局既含有了一系列最佳战略的组合，也包括了达成博弈结局的最佳目标组合等。它通常表现为廉政教育双方的实际行动、目标战略处于相对均衡的一种状态，即教育者和被教育者的任何一方均没有要改变现状的意愿。

我们把上述基本分析概念置于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中，意味着我们在分析任何一次廉政教育过程时，都必须具体分析这六个基本方面的情况。上述的理论模型充分说明了廉政教育过程的多变性、多样性和多面性，教育者竭尽所能，采取各种办法开展廉政教育，但教育效果总是难以如愿，甚至有时还事与愿违，这是廉政教育最大的困境。引入博弈论可以对此进行有效的解释，为增强廉政教育实效性提供新的路径和方法。

三、博弈论为研究廉政教育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运用博弈论研究廉政教育过程，更加注重从教育双方互动的角度去建构逻辑一致的理论模型，它能够为廉政教育指明新的研究路径：

1.研究廉政教育双方在教育过程中理性行为反应。社会上绝大多数人都以理性来规范自己的思想与行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廉政教育效果与受教育者的偏好关联，在廉政教育过程中，潜在的违纪违法者在违纪违法行为的“收益”高于“成本”的情况下，更有可能选择实施违纪违法行为，在压力小、机会多的情形下，受教育者可能对违纪违规问题进行自我合理化；否则，就更有可能选择遵纪守法。与违纪违法者的斗争，是一场非合作的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因此，要加强对受教育者理性判断基础的研究，在具体设计、制定和实施廉政教育时，要全面把握廉政教育中博弈各方的战略目标、优劣势、成本与收益等，最大限度地发挥廉政教育的优势，最大限度地减少腐败方的“收益”，使潜在违纪者在确立的政策、制度和规则范围内作出理性的选择。同时也要尊重被教育者理性选择的事实，在利己与利他做出选择时，给予适当的利己，即维护一定的自身利益，这符合价值观固化条件下成年人廉政教育的规律和特点，从而实现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相统一。

2.研究廉政教育过程中存在的一些普通性问题。一些反腐败教育的研究结果表明，反腐败教育过程中存在着一些问题：（1）在教育过程中的冲突表现了理性人无处不在的困境。在思想教育的过程中，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一致行动会导致一个双方都是最优的结果。然而，在实际过程中，它可能会采取相反的一致的行为，导致非最佳结果。（2）廉政教育过程中搭便车的行为。教育过程中，教育者不是真正做到入心、入脑式的施教，而是搞形式上的走过场；受教育者不是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采取消极抵触或者回避态度，以求蒙混欺骗教育者，这样的廉政教育效果必然是大打折扣的。（3）廉政教育的主体形象、自身的威信和清廉度欠佳。教育者自身不够廉洁，难以取得受教育者的信赖和认同，甚至可能导致产生排斥的心理。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互相不合作，这样的廉政教育根本难以进行下去，廉政教育的效果可能是负面的。（4）教育的方式方法问题。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教育者的教育意图越是隐蔽，就越是能被教育对象所接受，就越能转化为教育对象自己的内心需求”[5]。要抓住博弈双方理性一面，在利己与利他中寻找最佳的均衡点，寻求最佳的结果。寻找那个均衡点，就是要依靠恰当的教育方式，注重教育内容的选择，挑选合适的教育者，配以有力的廉政制度设计和高明的教育艺术。

3.研究信息这个要素在廉政教育过程中的作用。博弈双方的行动策略受到对外部环境信息的影响。一方面要提高博弈双方对党纪法规的知晓度，形成清晰的认知，改变一些党员干部通过大众媒体或微信、微博等网络媒体获得的资讯往往不够正确真实、客观全面的现象。另外一方面，注意受教育群体之间的信息交流，亲友之间在“小圈子”中的信息传递，相互之间产生的影响。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告诉我们，消费者在消费物品时，每一单位物品对消费者的效用是不同的，它们呈递减的边际效应。就廉政教育而言，党员干部作为廉政教育的“消费者”，他们的需求也在逐渐递减：从幼儿时期开始，就接受到思想道德方面的教育，到了成年人则已经达到了“需求”的最低值。因此，要努力通过教学方法的改进，进行“供给侧”改革，激發受教育者的兴趣。

4.研究廉政教育中的重復博弈的情形。在實践中，廉政教育者都有过反复做某个被教育者思想工作的现象，是多次博弈的结果，亦称之为重复博弈，最终达到均衡结果。长期的重复博弈经验使每个博弈方对别人的行动积累了一定的经验，熟悉对方策略选择的惯有倾向。博弈方凭借这些经验，修改自身的预期，制订不同情况下的行动策略，这就要求我们从博弈论角度研究这种反复。这些重复博弈是如何发生的？教育者与被教育者是否存在合作的可能？博弈双方策略选择倾向的预期与其行动规则如何达成一致，使得博弈各方的策略选择趋于稳定？对这些的研究将有助于深化廉政教育理论。

5.研究廉政教育过程中机制设计问题。教育者作为理性经济人，面对有限的时间和精力，倾向于以最小的投入换取最大的收益。廉政教育工作通常是由一级组织委托某个代理人或组织来实施，该一级组织与教育者构成了典型的委托代理关系。由于信息不对称，委托人无法从表面上看出教育者的努力水平，但工作的最终成果是可观测的。应设计有利的激励机制促使教育在实现个人效用最大化的同时，实现预期收益的最大化。

总之，运用博弈论方法，有利于帮助我们适应反腐败新常态，开拓廉政教育工作的新领域，探索反腐败教育工作新的模式，进一步提高廉政教育的创新性、实效性和针对性。当然，使用博弈理论来研究廉洁教育的过程，不能直接用经济学分析中的博弈方法分析，需要借助于统计概率论和行为研究学以及心理研究等理论与方法，对博弈行动做定量和定性分析。只有这样，才能找到真正科学管用的方法。

参考文献：

[1] 胡希宁，贾小立.博弈论的理论精华及其现实意义[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2（2）：48-53.

[2] 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3] 习近平.之江新语[M].杭州：浙江出版联合集团，2013.

[4] 肯·宾默尔.博弈论与社会契约：第1卷[M].王小卫，钱勇，译.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

[5] 郑付海，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策略的研究[J].枣庄学院学报，2009（4）：94-96.

责任编校 王学青

Key words： game theory； education of clean governance； rational individuals； state of balance

作者：蔡鑫桦 孙亚南 陆凌凡

腐败行为的经济学分析论文 篇2：

专卖制度演变“寻租”经济学分析

摘 要：通过对明代时期盐商寻则行为的分析，通过官员和商人两大视角，解读中国古代在制度演变过程中出现的寻租问题。寻租行为对于商人商业精神的伤害和整个官僚体系的破坏，以小见大的窥视封建统治灭亡的制度层面原因。

关键词：

寻租分析；明代经济；盐业专卖

文献标识码：A

1 文献综述

“寻租”概念从其产生之后便得到了广泛的研究和关注。“寻租”是安•O克鲁格（AnnO.Krueger，1974）最先使用的，但是，早在1967年戈登•塔洛克已经对相关的理论做了论述。奥尔森认为寻租过程给社会带来了限制和约束，减慢了社会的增长率。而在诺斯看来，国家的最基本有两个目标：一是界定形成产权结构的竞争和合作的基本规则，这能使统治者的租金最大化。而是在第一个目标框架之下降低交易费以使社会产出最大化，从而增加国际税收收入。在诺斯看来，国家的双重目标的假定及其冲突决定了寻租寻租产生的必然性。

2 明代时期盐业专卖制度的变迁

（1）明朝盐政制度的变迁。

明代的盐政制度基本上沿袭宋代专卖制度，实行开中法。它指的是为了解决边防地区路途遥远，道路奇岖，运送军用物资，需要征用大量的运夫，而且要花费不少的费用的财政包袱，明代统治者将盐政与边政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了招商转运税粮、以盐偿付费用的制度即为开中制度，并使之成为明初最基本的盐业专卖制度。

明朝中期，受到私盐的冲击，正引难支难销，从而使得明朝的盐政自正德未至万历中后期出现三次盐引的大壅积。万历四十五年（1617），明政府接受盐法道袁世振等人

的建议，实行纲运制度。商人持引，到纲册上注明的支盐点（盐窝）支盐发卖。由此，封建政府不再直接垄断食盐的买卖，而是通过对食盐征收课税来获取财政收入，食盐专卖由商人和生产食盐的灶户之间直接发生关系。明政府通过对灶户和盐商的管理、控制和利用商人，在为其提供垄断经营的同时保证了政府的财政税收。

（2）“开中制”向“纲运制”转变的简要分析。

封建政府盐政管理的特点就是政府利用国家垄断的地位将食盐官收商销、切断商灶购销关系，以行政手段创租，控制盐、灶、商以服从王朝利益。而这一套机制的一大特点就是一方面，国家下放食盐的专卖特权，将盐业的生产、收购、销售、零售都下放到盐商手中，承认盐商的世袭和垄断地位；另一方面，国家通过对盐商及其集团的严格控制，实现对其管理，并以税收形式获得国家创下的租金。由此可见，由“开中制”向“纲运制”转变的实质是一种国家垄断模式的变迁。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值，原来国家统购盐商分销的“开中制”已经无法满足市场的需求，国家开始放弃部分垄断权利，转向将盐商集团纳入其垄断势力之中，并通过暴利作为诱饵，使其变为国家盐业的特许经营商。在这一过程之中，国家的利用商人和市场的意识得到了提高，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市场的需求，但是这种制度的设定本身就是封建政府在盐业专卖制度上“创租”和“抽租”意识的强化，通过对盐商种类的划分、经营范围的规定、身份的限制、地位的世袭以及监督管理等一系列经济管制政策，更深入地引诱盐商利益集团向政府寻租，增加国家收入。这种创租和收租的制度从创立之初就决定了它的结局，而盐商在因制度兴，也必将应制度而衰。

3 “纲运制”下寻租活动的成本——收益分析

“纲运制”的确定进一步深化了寻租现象，政府开始公开的进行创租行为，专卖商阶层把更多的精力和资源投入到非生产活动以迎合封建统治者的需求，巩固自己的专卖垄断地位。于是盐商在寻租活动上而不是创造性活动上的成本开始大幅度的增加。由于寻租成本这个概念本身意义不明确，因此计算寻租成本就成为了一件十分困难的工作，加上明代时期的数据资料相对匮乏，所以故而本文在比较研究时重点运用定性分析的方法，同时将辅以较为准确和可靠的相关数据佐证文中的观点，尽量做到重视与历史数据。本文从主流经济学的观点出发，将寻租者假设成为理性的“经济人”，同时结合中国封建社会下，商人和国家的关系进行分析，从而得出盐商衰落背后的制度原因。

3.1 专卖寻租模型

模型假设

寻租主体：盐商：S

创租主题：封建官员：G

贿赂资本：B

换取的租金：R

同时，我们假设除了B之外，盐商S还需要支付其他的寻租成本，包括心理成本MC1和时间成本TC；对于官员G而言，其寻租成本SC也要高于B，其中包括被查出后的成本PC和心理成本MC，即GC=PC+MC，为创租主体G的总成本。

所以，维持寻租活动的必要条件是：

R>SC>B>GC=PC+MC。

公式的含义主要包括：

对于S而言，只有当R>SC的时候，D才有利可图，寻租行为才有产生的激励。表面上，当R>SC的时候，G是处在利益受损的不等价交换之后，实际上，G只拥有R的处置权而不具有使用权和收益权，所以这样做对于S和G来说是一个“双赢”的正和博弈。

对G来说，B>GC是他参与寻租行为的德基本前提。公式GC=PC+MC中的PC取决于两个因素：惩罚程度d×被发现概率p。

这其中，R与SC的差距越大，寻租的激励越强；B于GC的差额则决定了官员的创租动力。

3.2 明代官员成本——收益分析

明朝官员面对的博弈模型：

模型之中有两个均衡（监督，不腐败）（不监督，腐败），官员的收益分别为0和B。但是，正如上文分析，纲运制实施的后期，明朝政权陷入腐败之中，监督机关将博弈锁定在了“不监督”的期望之中，作为经济人的官员不需要在-PC-MC和B之间做出概率和收益分析，唯一的均衡只有（不监督，腐败）。

4 制度演变中寻租行为的影响

寻租行为在中国封建官僚体制之中占到了如此重要的地位，其对经济社会的影响也可想而知，本文粗略的将寻租行为的后果分为四大类加以分析。

4.1 社会资源的大量浪费

这也是古典寻租理论中对于寻租批评最为严重的地方。这其中包括盐商为了获得垄断租所花费的而支付的成本，即B，同时也包括实施了寻租行为没有获得寻租的波斯纳耗散。寻租行为又将引发一系列行为的发生，从而导致巨大的社会成本和福利损失。这些引发的行为其一是护租，即将稀缺资源用来保护他们已获得的租金。同时必须指出的是，盐商为取得收益和垄断租金而付出的经济资源所造成的福利损失比通常估计的要大得多。

4.2 经济效率的下降

这种效率上的损失，一方面是因为盐商凭借同明清政府的勾结获得的垄断而造成的低效率；另一方面是由于盐商将资本过多的投入在寻租之中，只是生产性资本不足，进而丧失了高效率组织大规模生产的优质，使得消费者必须承担供给不足造成的价格上升。

4.3 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公

盐商同官员的勾结，使得盐商获得了租金R，官员获得了贿赂B，从而创造了特权阶级。同时，由于垄断造成了高价，普通民众又不得不支付更高的价格购买食盐，是的收入进一步被盘剥，进而造成两极分化的严重。

4.4 损害创新

创新者没有现成的游说和寻租租者，而且创新往往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资本的缓慢积累。这会给寻租者提供很多产期盘剥的机会。明清时期的产权保护力度很弱，从而提供了不进行创新的激励。

总之，妨碍创新进步寻租活动是社会交易成本极高的负和博弈，具有巨大的外部负效应，是经济生活的一大毒瘤，并且具有很强的传染性，也正是它在某种程度上加快了中国古代封建制度的灭亡。

参考文献

［1］明清盐业专卖制度演变的“寻租”经济学分析［J］.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6，（12）：159.

［2］卢现祥.寻租经济学导论［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42.

［3］王俏荔，杨立宏.寻租理论及其成本收益分析［J］.内蒙古科技与经济，2009，（10）：7.

［4］安德烈•施莱弗，罗伯特•维什尼.掠夺之手——政府病及其医治［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4：81.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公式、注解等请以PDF格式阅读”

作者：韩晓磊

腐败行为的经济学分析论文 篇3：

我国“督察”制下中央地方监管部门博弈行为分析

内容提要 本文以我国“督察”制为背景，构建了包含监管当局、地方监管者以及被监管对象三方博弈的监管模型。“督察”制下，地方监管者虽在人事上受控于监管当局，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却可能违背监管当局的利益而产生腐败行为，因此监管当局会派出中央督察者对地方监管者进行监督。本文在研究三者行为的基础上，分析了影响地方监管者腐败行为的因素，并给出了监管当局分配中央督察者和地方监管者人员数量以降低监管者的腐败行为和提高监管效率的最优策略。研究结论对于我国的中央地方监管实践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监管 央地关系 博弈 腐败

〔

一、引言

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控制问题一直是央地关系研究中的重点。近年来，国务院中央纵向垂直监管制度成为我国中央政府控制地方政府的一种重要的治理模式。中央下派各种调查组、巡视组、检查组到地方，对地方的土地、环保等各方面问题进行“督察”，加强了法律法规的执行力度，提高了中央政府的权威。然而，这种“督察”制度也存在一些问题，如中央对地方的监督存在较多的“盲点”，监督效率较低。因此，如何进一步对这种制度进行深入的讨论，以提高政府的监管效率，成为一个重要且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我国，地方监管部门的人事权主要集中在中央，财政上也由中央直接管理，比如监管者的人员招录不受当地政府的限制，而是由中央统一管理。但是，在地方监管部门的监管过程中，被监管对象（下文模型中将其简化为“经济人”）存在违规的动机。因此，作为直接监管者，地方监管部门有可能受到利益的诱惑从而产生腐败行为（如“远华”案中厦门海关的“沦陷”）。 姚冬琴：《媒体回顾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始末》，《中国经济周刊》2011年7月26日，第2版。为了杜绝这一问题，中央派出监查组对地方监管部门的行为进行检查，因此，政府的“督查”制在本质上是一个监管博弈问题。监管博弈是一个经典的描述现实监管问题的数学模型，在该模型中，存在一个监管方和被监管方，被监管方存在违规的动机，监管方检查被监管方的行为是否符合规定，双方进行博弈。最初的监管博弈问题由Dresher提出，主要研究武器控制协议的监管问题。 Dresher， M.， A Sampling Inspection Problem in Arms Control Agreements： a Game-theoretic Analysis， Santa Monica， CA： The RAND Corporation， 1962，pp.7～14.在Dresher的研究中，如果被监管者的违规行为被发现，就必须支付一定的罚款，Dresher对违规行为发现概率为q=1/2和q=1的两种特例进行了研究。Maschler研究了更普遍的现象，即发现概率满足0q1时的情况。 Maschler， M.， “A Price Leadership Method for Solving the Inspection’s Non-constant-sum Game，” Naval Research Logistics， vol.13，1966， pp.11～33.Thomas和Nisgav指出可以将一个监管组放宽到多个，并提出了使用线性规划的解决方法。 Thomas， M. and Nisgav， Y.， “An Infiltration Game with Time Dependent Payoff，” Naval Research Logistics， vol.23， 1976， pp.297～302.Garnaev分别研究了三个监管小组的情况，并且放松了监管组每次都能发现违规行为这一“完美假设”。 Garnaev， A.Y.， “A Remark on the Customs and Smuggler Game，” Naval Research Logistics， vol.41， no.2， 1994， pp. 287～293.Hohzaki进一步扩展了该模型，他研究了多个被监管者的情况，将研究的注意力集中在监管者如何分配监管资源上。 Hohzaki， R.， “An Inspection Game with Multiple Inspectees，” 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 vol.178， no.3， 2007，pp. 894～906.我国学者陶长琪和刘劲松通过博弈分析，研究了煤矿安全生产监管中工人、煤矿、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监管部门四方的期望收益。 陶长琪、刘劲松：《煤矿企业生产的经济学分析——基于我国矿难频发的经验与理论研究》，《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7年第2期。胡文国和刘凌云则进一步将模型从静态分析拓展到动态分析，但是他们只注重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对立性，没有考虑地方监管部门的监管者也隶属于中央监管部门。

在以往的研究中，大部分研究的博弈主体有两方：监管者和被监管者。然而，Ferguson和Melolidakis指出监管者和被监管者之间存在腐败交易行为的可能，他们的研究假设监管者和监管者所代表的监管当局并不完全一致。 Ferguson， T. and Melolidakis， C.， “On the Inspection Game，” Naval Research Logistics， vol.45， no.3， 1998， pp.327～334.胡文国和刘凌云的研究也指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对于煤矿而言，都具有监管的作用，但是两者的利益并不一致。⑧政府作为监管者，具有双重身份：一方面，监管者（地方政府监管部门，他们是日常监管的具体实施者）代表监管当局（中央监管部门）执行具体的监管任务；另一方面，监管者有自己的效用函数，与监管当局的目标并不完全相同，所以可能会收取被监管者支付的费用而玩忽职守，产生腐败行为。Ferguson和Melolidakis之前的研究将监管者与监管当局当成同一角色，默认的前提是监管者完全代表了监管当局，这是一种理想的假设。事实上，监管者是监管当局派出的执行具体监管任务的人员，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考虑可能会进行寻租等腐败行为，因此将监管者和监管当局进行区分更符合现实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关注的问题就在于：监管者什么情况下会从监管当局的利益出发认真对违规行为进行检查？如果监管者收受被监管者的贿赂，会发生什么情况？监管当局如何采取措施来阻止监管者的腐败行为？

为回答上文提出的问题，本文在Hohzaki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实行的“督察”制现实情况，构建了一个新的监管博弈模型，如图1中C2所示：在此模型中我们将监管当局和监管者进行区分，并假设为提高监管效率，监管当局除派出监管者外，还会派出督查者对监管者的监管工作进行检查，督察者和监管者都隶属于监管当局，只是其职责不同，督查者完全代表监管当局利益，而监管者虽由监管当局派出，却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图1中C1表示以往的研究模型，假设监管当局派出监管者，监管者完全代表监管当局利益。本文通过区分监管者和监管当局，研究的结论更具有现实意义，对于提高我国监管部门的监管效率、合理分配中央和地方的监管资源都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二、模型构造

政府某监管当局每年用于监管的预算是一定的，假设所有预算均用于派遣监管人员。监管人员包括中央和地方两部分，其中，地方监管人员直接与被监管的“经济人”（如各种类型企业、机构等）接触，对其行为进行监管，因此，下文将地方监管人员总称为“监管者”， 本研究中的“监管者”为监管人员组成的监管组织，其中包括组织的领导和普通工作人员。被监管对象简称为“经济人”；中央监管人员对地方监管人员进行监督，下文将中央监管人员总称为“督察者”。以我国海关监管为例，无论是中央海关工作人员还是地方海关工作人员，都隶属于国家海关总署，海关总署即是上文的某监管当局。地方海关人员直接对企业或个人是否存在违规行为进行监管，地方海关人员组成的整体——地方海关即是上文的监管者。实际工作中，地方海关可能会从自身利益出发而违背国家海关总署的目标。因此，海关总署会派出中央海关工作人员来检查监管者的工作，中央海关工作人员组成的整体即为上文的督察组。此时，博弈三方主体分别为监管当局、监管者和“经济人”。关于该监管博弈的假设如下：

1某监管当局总预算为C，考虑如何将该预算合理地在中央和地方进行分配，以决定中央和地方的人数。监管者对“经济人”的违规行为进行监管，督察者对监管者进行监督，以阻止监管者和“经济人”之间的寻租活动。监管当局用于监管的预算为C，用于设立督察者和监管者部门。设雇佣每位工作人员成本为c（为讨论方便起见，假设中央和地方的雇佣成本相同）。如果监管者包含人员为x，督察者包含人员为y，则预算约束为：

2假设监管者中每个监管人员都是理性且风险中性的，都追求个人的利益最大化。监管者可能会发生集体腐败（例如，厦门远华案中，作为监管者的厦门海关全体人员全部涉案）。监管者发生集体腐败的条件是所有人员都愿意接受分得的贿赂，否则会有人向督察者进行举报。监管者作为一个集体决定是否接受“经济人”的贿赂，每位监管人员地位均等，都同意接受贿赂，集体腐败才会发生。每位监管人员获得的期望收益越大，其腐败的可能性就越大。

3“经济人”决定违规的概率为φ，则决定违规的决策过程为：第一步，“经济人”决定一个最优的违规概率φ*；如果第一步“经济人”违规，则第二步“经济人”决定是否向监管者行贿。

4监管当局的目标是通过监管者阻止违规违法行为，并通过督察者来对监管者进行监管，以防止“经济人”和监管者之间的寻租行为。对于政府而言，“经济人”如果行为合法，监管当局得不到任何额外收益；但如果“经济人”存在违规违法行为，且该行为被发现，则监管当局损失a>0。更糟的情况是，“经济人”存在违规行为，但是没有被发现，则监管当局不但损失一部分利益所得（如海关部门的关税），且公众形象受损，一共损失c>0，c>a。

上述是一个具有多个博弈方的非零和博弈问题。“经济人”首先决定是否违规违法，一旦违规或违法后，他会决定是否向监管者行贿，监管者决定是否收取贿赂。政府监管当局考虑如何把监管资源分配到督察者和监管者，即如何决定监管者人数x和督察者人数y，以降低“经济人”违规和监管者集体受贿的概率。

三、三方博弈行为分析

下面主要来讨论“经济人”、监管者以及政府监管当局三方的行为策略，并以广东惠州特大“红油”走私案为例对三方的行为进行适当的安全分析。

1. “经济人”

根据前文假设，监管者有x位工作人员，对“经济人”违规违法行为进行监管。“经济人”违规或违法后，有两种可能：一是不采取任何行动，等待监管者的检查，或者是采取贿赂行动但是不成功，听天由命，在该情况下，如果监管者有x名监管人员，则“经济人”的违规违法行为被发现的概率p（x）=1-e-x；二是采取行动贿赂海关并取得成功，违规违法行为不会被发现。假设如果违规违法行为没有被海关发现，则“经济人”得到d>0；如果被发现，则受到处罚-b<0。

首先，来找出“经济人”的最优违规概率φ*。“经济人”的期望收益可以表示为：

这是“经济人”向监管者行贿的条件。

2. 监管者

如假设（1）所示，政府安排的监管者包含监管人员数为x，“经济人”行贿M，则监管人员i获得的贿赂金为Mx（这里假设每个海关人员地位平等，所分贿赂金相等。现实中领导按其级别可以相当于不同数量的一般海关人员）。设该腐败行为被督察者查处的概率为p，即集体腐败成功的概率为1-p。该查处概率是督察者人员数量的函数，督察者人数越多，发现监管者腐败的可能性越大。如果督察者人员数量为y，则监管者集体腐败被查处的概率为p（y）=1-e-y。

如果监管者同意接受贿赂金M且未被督察者发现，则每位海关人员得到Mx。如果贿赂行为被督察者发现，则监管者集体将受到处罚，对任意海关人员i，损失fi>0。对于集体腐败是否会被查处，每位监管人员都有自己的判断，对任意监管人员i，其对集体腐败行为被查出的期望概率为qi=1-（1-p（y））∏x-1jwij。wij代表海关人员i与监管人员j之间的信任指数，0wij1，wij越大表示两人之间的互信程度越高。当wij=1时，i与j之间完全信任；当wij=0时，i与j之间完全不信任，即i认为j完全不可靠，在此情况下，他们认为如果进行集体腐败，则一定会被查处。因此，当监管者进行集体腐败时，每位监管人员的期望得益为：

政府希望通过合理配置监管者和督察者的人数，防止监管者的受贿行为。由前面论述可知，当Ui<0时，监管者工作人员不会接受“经济人”的贿赂。将（9）式代入（10），得到：

此式表明，具体的监管工作人员是否愿意接受贿赂取决于b、d、对监管者行为的惩罚f、以及监管者内部的信任程度，当上述临界值Ui小于0时，监管人员无接受贿赂动机。

3. 监管当局

由前文假设可知，本文中督察者完全代表了监管当局的利益。监管当局的目标是使监管的期望得益最大化。根据假设（4）和以上论述，可知监管当局的期望得益h（x，y，φ）为：

如果政府分配的x满足x

再来讨论一种更加普遍的情况k

在“经济人”发生违规违法行为的情况下，监管者接受贿赂会给政府带来更大的损失，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为了实现期望得益最大化，需要阻止监管者的腐败行为。

接下来探讨政府如何通过把资源在（x，y）上分配来防止或减少监管者的腐败，从而使自己的得益最大化。我们主要探讨在k

如果b、d、fi和wij不变，在任意一种分配方案（x0，y0）下，当且仅当z*=k时，Ui（x，y）最小。可见，最优的分配首先应该是满足x+y=k。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监管资源利用得越充分，Ui（x，y）越小。

现在讨论在x+y=k的情况下，如何将Ui（x，y）最小化。由于x一旦确定，y也随之相应确定，因此我们可将Ui（x，y）看成关于x的一元函数Ui（x）。当k

（1）如果minUi（x，y）<0，则x*=max（X）。其中X是满足Ui（x，y）<0且x∈[1，k]的整数集。此时y*=k-x*。可见当监管当局的资源低于临界值x时，可以计算出在这种情况下监管人员的期望收益的最小值，该最小值随着监管当局分配方案的改变而发生变化，且可能小于0，因此，监管当局可以通过最优分配将监管人员的期望收益降到0以下，从而阻止监管者的腐败行为。

（2）如果minUi（x，y）>0，通过计算Ui（x*，y*）=minUi（x，y），求得x*，y*=k-x*。这表明，当所计算的监管人员的期望收益的最小值总大于0时，监管当局没有办法完全阻止腐败行为的发生，只能通过分配资源来尽可能地降低监管人员的期望收益，从而降低他们腐败的动机。

4. 案例分析

2010年12月，在广东惠州发现的特大“红油”走私案，即是我国“督察”制下中央、地方监管部门以及“经济人”三方博弈的实例。2010年，在我国海关总署的部署和指挥下，一举破获了某走私团伙的特大走私案件，并发现数名地方海关监管人员存在集体腐败行为，收受走私团伙贿赂，对走私行为视而不见。 王纳：《广东“12·09”特大红油走私案开庭 团伙逃税3亿多》，http：//news.ifeng.com/society/1/detail_2011_05/24/6581236_0.shtml，2014年11月29日访问。

在此案例中，虽然地方海关部门隶属国家海关，是海关派出的负责具体监管工作的监管者，但是正如图1中C2所示，地方海关部门与国家海关的利益并不一致，因此，国家海关还设立了海关总署和若干特派员办事处，对地方海关部门进行监管，察看其是否存在腐败行为。同时，地方监管者与“经济人”之间也存在博弈关系，案例中这双方已经形成了一个博弈均衡，即“经济人”选择的策略为走私且行贿，而地方海关的策略为收受贿赂不监管。该走私团伙和地方海关的这种均衡在维持几年以后，终于被海关总署所侦破，但是却给国家海关的经济和声誉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如果从本研究的结论出发，进一步对此案的发生过程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如果国家海关事先采取一些措施，则可能会避免这种不良结果的出现。根据对博弈三方行为的分析，可以发现，在现实中，国家海关用于监管的资源总是不够的，总是有“经济人”存在走私动机，此时为了杜绝地方海关收受“经济人”的贿赂，让地方海关认真对走私行为进行打击，则需要降低地方海关工作人员收受贿赂情况下的期望收益Ui（x，y）。由式（12）可知，通过确定一些参数，如发现腐败行为的惩治力度、群体之间的信任系数、地方海关查获走私行为的概率等，可以计算出地方海关工作人员期望收益可能存在的最小值。如果该值小于0，则任何使Ui（x，y）<0的（x，y）组合都可以阻止地方海关人员的腐败行为。如果计算的Ui的最小值大于0，则国家海关无法完全阻止地方海关的腐败行为，此时，只有通过调整（x，y）的组合来尽可能地降低Ui（x，y）值，从而减少地方海关腐败的收益，减少其参与腐败的动机。而要降低Ui（x，y）的值，除了合理分配地方海关和海关总署人员的数量外，还可以通过改变对腐败行为的惩治力度、群体之间的信任系数、地方海关查获走私行为的概率等参数来实现。

在本案例中，由于我国海关总署相对于地方海关而言，所分配的人员数量非常少，对地方海关的督察力度太小，且我国地方海关人员轮换较少，互相之间存在较高的信任度，因此，地方海关人员收受贿赂而不易被发现，腐败的期望收益很大，才造成了案例中所出现的结果。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将监管当局和实际的监管者进行区分，这种假设更加符合现实情况。在现实监管中，如环保监管、土地监管等，监管者的腐败行为并不鲜见，严重损害了国家的利益和政府监管当局的权威，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为了杜绝腐败，提高监管效率，国务院的各个监管部门（监管当局）不断派出中央督察组对其地方下属监管部门（监管者）进行检查，因此，本研究分析的情况能较真实地反映我国目前实施的督察制，研究结论具有较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通过上文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是否能杜绝监管者的腐败行为取决于多个因素，包括监管当局所拥有的监管资源、如何将资源进行分配、发现腐败行为之后对监管者的惩罚fi以及监管者内部成员之间的信任系数wij；（2）研究发现惩罚力度fi和信任系数wij不同，监管当局的最优策略不同。针对不同的惩罚fi和信任系数wij，本文研究为监管当局寻找最优分配策略以提高监管效率提供了参考。

本文研究结论可以为降低我国目前“督导”制下可能存在的腐败行为提供一些政策建议。首先，为了提高监管的效率，降低腐败发生的可能性，要加大对查出的腐败行为的处罚力度。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监管者的处罚，二是对经济人的处罚。加大这两种处罚力度会改变各自的收益，从而影响各自的决策，减少腐败行为。其次，为了杜绝监管者群体腐败，要降低监管群体的信任系数wij。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如果监管群体互相之间信任程度非常高，则群体内个体在群体腐败中的收益会大大增加，从而使得群体腐败发生的可能性也大大增加。因此，需要降低监管群体之间的信任程度，而这可以通过轮换岗位以保持群体内人员的流动来实现。

本文假设中央派出的督察者可完全代表监管当局的利益，并且假设政府雇佣每个监管人员的成本相同，在此前提下对监管涉及的各方的行为进行分析，最终为监管当局提高监管效率、杜绝腐败提供了策略。现实中的监管问题非常重要且复杂，还存在许多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如如何扩展到多个监管当局、多个被监管者的情形，这将是下一步要研究的内容。

作者单位：李尧远，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任 弢，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责任编辑：牛泽东

作者：李尧远　任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