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腐败的经济学分析

关于腐败的经济学分析（精选6篇）

篇1：关于腐败的经济学分析

企业家腐败的经济学分析

腐败是一个涉及诸多领域的制度现象，同时也是一个特殊的经济现象。既往的学者对腐败的经济学分析，其行为主体的定位较多地侧重于“行政腐败〞。对企业家腐败作经济学意义上的深层次分析还比拟鲜见。笔者认为，企业家的腐败行为与政府官员的行政腐败既有共同点又有一定的区别。如果说政府官员的腐败来自于权钱交易，靠权力来索取收益。那么企业家腐败那么更多地来自于委托—代理关系的契约不完全性与信息不对称，企业家腐败收益是对企业利润的转移。相比拟而言，企业家腐败比官员腐败更具有隐蔽性。

腐败是一个涉及诸多领域的制度现象，同时也是一个特殊的经济现象。既往的学者对腐败的经济学分析，其行为主体的定位较多地侧重于“行政腐败〞。①对企业家腐败作经济学意义上的深层次分析还比拟鲜见。笔者认为，企业家的腐败行为与政府官员的行政腐败既有共同点又有一定的区别。如果说政府官员的腐败来自于权钱交易，靠权力来索取②收益。那么企业家腐败那么更多地来自于企业利润的转移。相比拟而言，企业家腐败比官员腐败更具有隐蔽性。

一、关于腐败的一般定义与企业家腐败的特殊内涵

提起“腐败〞，人们自然会想到贪污、收贿，“权钱交易〞等一系列说法，但如果给“腐败〞下一个完整的定义却非易事，在政治学家、社会学家、法学家以及经济学家眼中，腐败有着不同的理解。可以说每一个学科都会使用它们自己的参数来定义腐败。经济学家倾向于从需求和供应，或从市场角度定义腐败；政治学家倾向于将它定义为与权力的行使和外界对政府官员的影响相联系；社会学家用对社会接受的任务和福利标准的违反来代表腐败的社会关系。尽管不同学科的学者对“腐败〞的看法角度不同，但大致相近的理解是，政府官员腐败是为谋取个人私利而不正当地使用公共权力。但是，目前还没有一个准确的对企业家腐败的定义。为了便于我们界定企业家腐败的定义，有必要“腐败〞一词作历史陈述性的回忆。

1.1.“腐败〞一词的一般性理解

“腐败〞一词，在西方传统中，来自于拉丁动词‘Corruptus’意思是“消灭〞、“破坏〞，它的希腊语义意味着丑陋地死去或消灭。罗马人从希腊文化中借用了这一语词的负面含义，用以指官员的违法行为。根据牛津English/“

class=kk>英语词典的解释，“腐败〞可能以多种方式发生，它可能以破坏或分解任何物体的方式影响“物理属性〞，尤其是以分解或瓦解的方式，并伴随着产生了不健康的和令人讨厌的物质；它可以影响“道德〞，通过“扭曲〞和“破坏〞政府职能履行中的老实，以贿赂、偏袒的方式，或以腐败行为的使用和存在的方式影响政府职能。

从理论上讲，腐败行为是一种带有相当普遍性质的制度现象。在组织形成过程中，由制度规那么表达的权力配置一旦失衡，就必然会产生腐败行为。有的学者归结为，腐败普遍存在的表征是制度非均衡和政府失败〔邹微，2000年〕。从逻辑意义推导，当组织规模扩大时，权力在组织成员之间的配置一旦失去均衡，权力可能迅速集中到少数成员或少数公职那里，于是腐败就成为大规模组织的生死存亡问题。

对腐败行为的考察，上述的理解根本上是从行政权力的无限放大角度阐述腐败行为的表征。我们对“腐败〞的理解是指利用制度空隙，凭借自身的信息和职位优势对公共利益的破坏。对这一定义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在规定性：一是腐败行为主体拥有职位和信息方面的绝对优势，在政府官员那里表现为行政权力，在企业家那里表现为企业控制权，表现为企业生产、经营的信息优势地位的掌握。

二是存在着制度空隙，指政治、经济、法律等方面的一系列制度存在着对人们行为约束上的漏洞。

腐败和腐败行为的定义在各个国家都不同，世界银行和其他多边组织定义为：为私人目的而滥用公共权力，它涉及公务员违反公务职能责的要求，作为执行或忽略某一行为的报酬，寻求或索取一个承诺，或者收受礼物或其他任何好处，也可能涉及到公务员对于应属于或应付给公共财政的钱财进行勒索或贪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腐败定义为：腐败是滥用公共权力的谋取私人的利益。国际透明组织对腐败的解释是：“公共部门中的官员的行为，不管是从事政治事务的官员，还是行政管理的公务员，他们通过错误地使用公众委托给他的权力，使他们自己或亲近于他们的人不正当地和非法地富裕起来。〞〔国际透明组织，1995〕这一定义接近于行政管理的腐败，集中于个人行为活动，与广义的政治腐败还有所不同。大多数社会科学学者遵循?牛津English/“

class=kk>英语词典?的腐败定义，从本质上与公共职位的责任联系起来。

在经济学界，对腐败的理解有如下几种观点。

一是“委托--代理人利益悖反论〞。

持这一观点的学者大多数从“委托－代理〞框架内，代理人收益的非法获取。比方，汪丁丁认为，腐败可以被定义为‘委托人利益—代理人利益’平面坐标系所指述的代理人与委托人之间利益与均衡行为模式下互相悖反的情形。③纳依〔〕认为，腐败就是由于考虑私人的金钱地位，利益而偏离作为一个公共角色所具有的正式职责的行为。④

二是“寻租论〞。

巴格瓦蒂〔Bhagwati，1982〕关于非生产性寻租的论文〔所谓ＤUP活动Direct

unproductive

Profit—Seeking

activities〕，他认为，权力寻租可能转移的资源上限—被收买的权力为收买者带来的利润总额，从而寻租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资源配置，把相当大量的生产性资源转移到非生产领域。⑤我国学者胡鞍钢认为，腐败是一种寻租活动，它是指少数人利用合法或非法手段谋取经济租金的政治活动和经济活动。

三是“交换论〞如：谢莱法和韦欣尼〔〕认为，腐败是一种交换，一个政党为某个公职人员的提供诱惑〔不一定是金钱〕以换取特殊政策或行政优势，抑或“政治利益〞。

谢莱法把“政府腐败定义成政府官员为了个人利益出售政府财产。〞这里政府财产是指政府“生产〞的“物品〞，包括执照、许可证、通行证、签证以及其他禁止或限制“私人〞提供的“物品〞，而且被假定在提供这些政府产品问题上具有随机选择的权力。

从以上观点看，无论是从政治学还是经济学乃至其他学科对腐败的理解来看，至少有一点是共同点，腐败是一个为了个人私利而侵害公众利益的行为。

企业家腐败与政府官员腐败的异同

在既有的关于腐败的经济学分析中，绝大多数学者往往对政府官员的权力腐败给予更多的关注。而无视企业家行为中的腐败现象。我国学者胡鞍钢博士将我国的腐败现象分为四种类型：即寻租性腐败、地下经济腐败、税收流失腐败与公共支出腐败。⑥目前我国学者比拟众多的分析，认为腐败是国家权力的腐败，即指国家公职人员滥用国家权力或公共权力，谋取个人私利或小团体利益，损害国家和社会公众利益的行为。⑦事实上，企业家的腐败行为往往比政府官员的腐败行为更具有隐蔽性。应该说企业家腐败行为属于特定领域中的一种经济现象，与政府官员腐败的性质是相似的，但又具有自身的特点，表在：

其一，反映共性的特点是，都是利用特定的权力优势对公共利益的侵害，损害的都是公共利益。

其二，都是以国家公职人员的身份，滥用职权，损公肥私，直接损害的是国有资产。(诚然，非国有企业中也存在企业家腐败行为,只不过侵害的是公众的利益。)

其三，腐败行为的滋生根底都是来自于制度缺陷，来自于制度规那么的约束软化。

而企业家腐败行为与政府官员的腐败行为不同之处在于：

第一，企业家腐败收益的实质来自于企业利润的转移。从一定意义上说，在企业委托――代理关系中，代理人与委托人之间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客观存在，以及契约的不完全性，代理人利用信息优势的特殊地位，在契约范围内隐瞒企业的真实收益信息，转移企业局部利润划归己有。但是这局部腐败收益中有着企业家付出的劳动。应该说是企业家支付了一定的本钱。而政府官员的腐败收益完全来自于权力优势，来自于政策信息的把握，他所得的腐败收益是没有本钱的。⑧

第二，企业家腐败有时披着合法的外衣，在现行体制框架内，法律法规存在着约束措施的空隙。比方企业家的“在职消费〞就存在着一定的腐败空间，企业家可以打着生产经营活动中必要的交易费用的幌子，用于个人消费支出，从外表上反映的是企业账面上利润的减少，而这些行为却是合法的。而政府官员的腐败由于有一系列纪律制度的约束，并且在职消费的空间相对而言要小的多，并且风险较大。

第三，企业家的腐败收益难以界定。由于政府官员的腐败来自于权钱的交换，其收贿的行为在法律上一般比拟容易界定。而企业家的腐败收益不是以交换的形式取得，而是在自己权力控制范围内的一种侵吞，一般在财务上比拟难发现。同时，企业家侵吞国有资产往往发生在企业生产经营的活动中，一般难以监督。

第四，企业家的腐败行为具有多样性。相比而言，企业家腐败在形式上是多种多样的，比方贪污、贿赂、挪用公款、失职、渎职、挥霍国有资产等等。在我国最典型的有：第一种是企业家直接利用权力为自己谋取“各种各样〞的实惠，“穷庙富方丈〞现象就是最形象的描绘。比方有的厂长以赞助的形式保送自己的子女上高校读书，用公款装修住房。第二种是国有企业厂长“脚踩两只船〞，把大量企业资金转移到一些私营企业，或者挂靠企业，从中分得利润。第三种利用经营权，在经济活动中收取回扣，“中饱私襄〞。还有私设小金库，用于个人经费支出，所谓“吃喝玩乐全报销〞。而政府官员的腐败主要在于贿赂。

这里还要特别强调的是，企业家腐败与政府官员的腐败存在着严重的“交叉感染〞现象。就是企业的腐败分子通过行贿的形式在国家机关建构保护伞，两者相互勾结。比方上级主管部门的官员个人经费在政府机关不好“处理〞可以到企业去报销，又如，由企业为领导人装修住房。上级机关占用企业小轿车等等。

诚然，目前在企业家腐败行为的界定上尚有两个空白区，一是国有企业改制后，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是否具有国家公职人员的身份；二是即使是非国家公职人员身份的企业领导人是否存在腐败行为。我们认为，但凡侵害公共利益的行为都构成腐败。比方股份公司中的董事长、总经理，利用职务之处侵占了本不属于个人所得的利益，也构成腐败。因为他损害了别的资产所有者的利益。如股东的利益、职工的利益，这种行为也构成腐败。

二、企业家腐败行为探源

从经济学根本原理出发，经济学是建立在“理性人假定〞根底上的，即根据马斯洛的心理分析学说，人的欲望是无穷的，满足层次是递进的。相对于无穷的欲望而言，每个人用以满足的手段和资源是有限的，这种欲望和手段的矛盾就构成了对企业家腐败成因分析的前提之一。

对于人的生存而言，经济利益是保证人的社会生活必须的前提条件。无论任何人，不管其社会地位如何，只要他无法摆脱依赖物质根底而生存和开展，他就必须去获取经济利益，这是由人的本质需要所决定的。

但是，任何社会都有一系列的制度规那么，通过制度规那么规定着人们获取经济利益的方式，在制度框架内如果每个人获取经济利益的方式符合法律、法规制定的行为规那么，他所获取的经济利益就会得到制度的认同，社会的认同，反之就构成违法，就要受到制度规那么的处分。然而，任何制度规那么都不可能尽善尽美。当制度规那么的空隙缺乏以约束人的行为时，腐败就会产生，因此，可以说腐败是一种制度现象，在任何体制下都可能产生腐败。问题的关键在于制度的完善与腐败的治理问题。

企业家腐败的制度根源

企业家腐败也是一种制度现象，对国有企业而言，其腐败制度根源在于：

其一，企业家主导的社会博奕与产权制度的缺陷。当前的改革，从实质上说，是在方案经济旧体制根底上进行的一场具有社会整体上的利益大调整和再分配，这种调整和分配构成社会的大博奕。而产权正是社会博奕的结果。〔汪丁丁，2000年〕在这场博奕中，当制度规那么存在缺陷的前提下，其获胜者首先是掌握信息优势的权力控制者。就国有企业而言，在经济转轨时期，由于政策、法规缺位或错位，在博奕中，其竞争优势来自于博奕的初始禀赋〔即方案经济时期所掌握的权力和财富存量〕，和博奕能力，〔即博奕者的自身素质〕。相比拟而言，拥有初始禀赋越多，优势越大，获胜的时机就越多。这就必然使他在下一轮博奕中具有更大的初始优势，并可能获得更多的利益，从而形成反帕累托改良的马太效应。这正是构成社会分配不公，出现两极分化的根源，也是腐败行为滋生的土壤和条件。我国的国有企业厂长相当一局部是在方案经济体制下，由上级主管部门任命的，在企业家市场尚未形成的条件下，这种不需要本钱取得的职位，使他在掌握了企业的控制权后，有着比其他人更优越的企业信息优势，而现行的体制框架，由于产权虚置，产权边界模糊，所有者“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而“在其位，谋其政〞的企业经营者却不承当直接的经济责任，国有资产那么成了真正无人负责的财产，这种没有“悟空〞保护的“唐僧肉〞，任何心术不正的人都会来咬一口而最有优势吃到“唐僧肉〞的那么是控制国有资产的企业经营者，于是企业经营者便可以利用种种时机用国有资产谋取个人私利。

其二，权力与责任的失衡。在法律上，权力和责任是一对孪生子，没有责任，权力必然会被滥用，而权力的滥用是腐败滋生的土壤。在当前的企业领导体制中，对企业经营者权力约束是软化的。

市场经济作为以所有权彼此让渡为实质内容的交易的经济，其有效交易的重要制度根底在于企业产权界区必须清晰。产权界区不清，其结果一是导致市场交易中摩擦增大，从而交易本钱上升，降低市场机制效率，二是根本就不可能进行所有权转让意义上的交易，从而导致市场失灵。企业产权界定问题实际上是明确对他人，对社会、对交易各方的责任问题，是在责任与权利相互对称条件下的制度界定，也就是说一定的机制一定伴随着相应的责任，如果权利脱离相互责任的约束，必然导致权利的滥用，导致外部性与市场失灵，导致“搭便车〞的道德投机。从这一观点来看，目前国有企业由于产权界定区的模糊。现职的企业领导人，拥有支配企业财产的机制，而责任并不明确，其结果是导致企业家利用职务之便谋取私利，产生企业家腐败行为的主要原因。这种权责的失衡极易导致企业家行为的扭曲。具体表现在：第一，经营者追求的效用函数包括增加个人货币收入，指挥更多的职工、晋升、荣誉等一系列个人目标的放大，企业家的扭曲行为是不能把经营者追求的效用转化为对企业利润最大化的追求。第二，权力的拥有与责任风险不对称，难以防止企业领导者为谋取所谓“政绩〞带来投资的膨胀。因为企业领导者可以从增加投资中得到种种好处。第三，负盈不负亏将增加企业的交易费用，由于产权不清晰，交易界区也就不清晰，承当风险的主体缺位将导致违约现象频繁。履约本钱不断提高，从而降低配置效率。

其三，企业家作为经济人行为的扭曲。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人的行为规那么与自愿、平等、互利的商品交换机制及其价值的作用和要求是相一致的，经济人行为的正效应是以公平竞争为前提的。在方案经济体制下，为什么腐败没有今天严重，原因在于两个方面：其一，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长期形成的艰苦奋斗精神在起作用。同时，建国后，党中央一次又一次反腐倡廉的不懈努力。从“三反五反〞起的各种运动，从其立意和出发点看，其目的都是为了净化干部的权力意识，防止腐败的滋生和蔓延，从这种意义上讲其威慑作用是存在的。〔至于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以运动的形式解决腐败问题，其负面作用那么另当别论〕。其二，在过去集权统治下，鼓励、资源配置和利益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几乎扼杀了全民族正常的经济人动机，使中国人的经济人行为意识长期受到压抑而发生变异，人们不屑于追求经济利益，甚至对经济利益产生恐惧和鄙视心理，唯恐沾上“拜金主义〞之嫌。

而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市场经济改革进程的推进，原有的集权体制逐渐在政府职能转换中得到调整，一个前所未有的经济人开展空间展现出来。应该说在市场经济开展过程中，经济人行为空间的拓展为企业家提供了能力竞争的舞台。但是不可防止的是一些经济人的意识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在利益私有化动机的驱使下，追求个人私利的冲动以及对“允许一局部先富起来〞政策的曲解，一些人利用转轨时期存在的制度缺陷，或合理不合法，或不合理也不合法的追求“致富〞，利用国有资产管理上的漏洞，谋取个人私利，或是无限放大自己的权力，挥霍国有资产，疯狂的侵吞社会财富，这种扭曲的经济人行为像一种社会毒素，侵袭着社会肌体，形成种种腐败现象。

企业家腐败的内在根源

企业家腐败的内在根源在于收益水平的社会比拟，当他的收益水平在社会比拟中满意程度越高，其腐败程度越低。但提高企业家收益并不能消除腐败。我们可以用图－2来说明。

图中ＣC`线代表企业家收益水平和腐败程度的交替，即企业家收益水平越高，那么腐败程度越低。假定ＯＭ代表一个企业家维持根本生存和社会交际所需要的最低收益水平，据此可以认为ＯＡ是源于贪婪的腐败，而超过ＯＡ的腐败那么是源于生活和社会交往需要腐败。图1同时也说明，即使委托人给予企业家的收益保持一定的水平，并且在企业分配机制中占有相当高的份额，但有些企业家由于心理和道德方面有因素也可能走向腐败，或者出于获得非法收益时机的存在，以及被发现的可能较小，而且他付出的本钱较小，一种出于本能的贪婪，也可能铤而走险。

事实上，企业家收益水平与腐败指数之间关系的经验分析说明，和一般性的认识相同，腐败和收益水平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和图1中ＣＣ`线所示的结果相近的统计学上的相关关系。从现实中分析，尽管通过鼓励给予企业家较高的收益来降低企业家因腐败对委托人利益的损害，但是依靠提高收益的方式减少企业家腐败行为意味着企业本钱的加大，况且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企业家的腐败行为。

三、企业家腐败本钱与收益分析

对企业家腐败的本钱与收益分析不仅要考虑到私人本钱与收益，而且要考虑到企业本钱与收益，这也正是企业家腐败与政府官员腐败的不同之处。我们在前文已经提及，企业家腐败行为本质是对企业利润的转移，当企业家将企业利益窃为己有的时候，从帐面上看实质是加大企业的本钱，使企业利润减少，最终损害所有权者的利益。

企业家腐败与企业本钱—收益分析

企业家腐败行为的本钱与收益，包括两种角度的解释，一是企业家因为窃取企业利益所需要付出的本钱与企业家因腐败获得的收益比拟；二是因企业家腐败使企业本钱的提高，利润的下降，所有权者收益与所有权支付本钱的比拟分析。

在进行分析之前，我们给出如下的假定：

假定之一：企业家的个人收益在委托一代理关系中是预先给定的。

假定之二：企业是有效益的，即利润m>0。在所有权者与企业家之间的目标利益一致的前提下，企业家的个人收益与委托人利益一致时，委托人收益到达最大。如图-2

I：当委托人所给予的利益使代理人满意时，委托人的利益和代理人利益到达最大，这时委托人和代理人目标利益是一致的，图中m0点是企业最大利润，a0企业家最大的合法收益。

II：当委托人给予代理人的收益使代理人不满足时，代理人就会利用委托人信息不完全性产生扭曲行为，企业目标利润是下降的，m1点是企业家隐瞒的利润或是损害的利润，DEF区城就是企业的损失。

下面我们来分析企业家扭曲行为对企业利益的侵害。

假定我们给出企业家扭曲行为形成的腐败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合理性腐败⑨。具体表现为：利用合法的经营活动中交际行为将正常业务活动中的交易费用无限扩大，用于个人消费，但可以合理地在财务上列入本钱开支。二是不合理性腐败。具体表现如贪污、将企业资金在帐外循环用于谋取个人私利等等。

i

关于合理性腐败

合理性腐败，有的学者称为偷窃性腐败。其根源来自财务约束上的漏洞，〔即使在标准性的公司制企业中，对企业家在职消费的监督也不可能完全。〕正是由于这一点，企业家往往会在“开展业务需要〞的幌子下，无限制地挥霍企业资产。现实中有的厂长“吃喝玩乐全报销〞就是形象的描述。而这些消费一列在企业本钱中列支，其结果是增加企业本钱，降低了企业利润。如图：10－2所示。

图中：当企业家不腐败时企业实现的目标是a0，企业家不腐败收益是m0；当企业家腐败时在同样的目标下他所获得的收益是m1。

ii关于合理性腐败

不合理性腐败其现实表现为：利用职务之便，直接私分企业资产，或是利用企业资金用于谋取个私利，以及用公款贿赂政府官员等。不合理性腐败与合理性腐败的区别在于合理性腐败具有隐蔽性，一般不易被查到，而不合理性腐败是将企业资产窃为已有，实质是对企业资产的分割。这种腐败行为的结果是委托人利益的丧失，导致企业竞争力的削弱，甚至破产。

企业家腐败与其个人的收益与本钱分析

对企业家个人而言，腐败也是有本钱的，这种本钱取决于如下几方面。

时机选择：在新制度经济学中，有两个重要概念，即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t〕和自我强化(Self-enforeement)，意即制度变迁一旦走上某种道路，就有着沿着这条路走下去的惯性，并且不断自我强化，即使这条道路是错误的，也是如此，甚至最后进入锁定状态。对企业家腐败行为的形成，同样也存在这种路径依赖和自我强化。任何一个企业家从他得到这个职位开始，其本意是把企业搞好，最终获取自己的收益，然而当他发现通过努力工作所获取的收益远远不及以非法手段取得的收益更大时，他将面临两种选择，一种是继续努力工作，安于现有的收益现状；另一种选择趁自己掌握控制权时捞一把。但是后者意味着要冒着被查处的风险，一旦被发现，可能有这么几种情况：坐牢，失去巨大的收益，或者被夺去企业家职位，或者被罚款等等，这些都将构成他们非法获取收益的本钱，我们称这时机选择本钱。这种时机选择本钱的前提取决于被查处的概率。因此，在企业家判定是否非法获取收益的前提是：假定非法获取的收益为Do，而被发现的概率为Eo，并且在得到非法收益的同时，还得到腐败租金，用S表示，由此构成产生腐败的时机为：

Do≤〔S+

Do〕〔1－Eo〕

查处后本钱：

企业家腐败行为一旦被查处，他将会被夺去职位，或者坐牢、罚款、社会谴责，丧失个人荣誉、社会歧视等等，这些处分将对他未来获取收益的时机带来种种限制，他在未来的生活所获取收益应支付的社会本钱将会更大，但是如果他的预期收益远远大于社会本钱时，他仍然会选择获取非法收益。比方，某厂长非法获取收益100万元，被查处后实际认定的为20万元，他可能被判15年徒刑，如果在厂长职位上不贪污，他的收益只有30万元，而刑满后仍有80万元收益，这时他必定选择腐败。〔事实上，相当多的企业家腐败行为是不易被查处的，但是一旦被查处的几乎可以倾家荡产，但出于利益的诱惑，更多的腐败分子愿意铤而走险〕，值得一提的是在企业家腐败中有一种奇怪现象，被查处的企业家中，有很多是具有一定管理才能的，比方红塔集团的总裁储时健。有的人往往被查处之后，很快可以获取新的职位，而且收益不菲。这里面深层次的根源在于两个方面：一是某个企业家虽然倒台，但现有的业务关系仍然存在，他可以利用在原来职位上结成的社会网络关系重建自己的开展空间。二是企业家市场尚未形成，对企业家鼓励缺乏导致企业家劳动的付出和收益不对称，由此产生心理上失衡，迫使一些人铤而走险。鉴于这种现象的客观存在，于是企业家所支付的私人本钱较小。

预期收益

企业家腐败行为的预期收益也就是贝克尔等人所说的的“诱惑〞〔tempetation〕其决定因素取决于他所获得的合法收益。〔当然，腐败行为也有社会、心理、道德方面的影响〕一般来讲，当腐败的预期收差与合法收益差距越大，腐败行为产生的概率越大。可用下式表述：

预期纯收益=预期收益—预期本钱>0

在预期本钱中包括：直接本钱，时机选择本钱，法定惩罚本钱。对企业家的行为选择而言，他所付出的劳动我们称为直接本钱。而被查处后原合法收益的丧失，称之法定惩罚本钱。其关系如下式

预期本钱=直接本钱+〔时机本钱+法定惩罚本钱〕＊查处概率

在上式中，直接本钱是既定的，时机本钱与法定惩罚本钱取决于查外的概率。一般地讲，被查处的概率越小，腐败的可能性越大。当预期本钱越小，预期收入越大，越易产生腐败。

四、企业家腐败的治理

由于企业家腐败行为具有隐蔽性，同时在当前体制框架内存在着一系列制度缺陷，因此对企业家腐败的治理要着力于三个方面的结合。

一是“长短结合〞就是把长远目标和近期治理结合起来，从长远看，要进一步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步伐，建立起比拟完善的企业家制衡机制，把企业家的权力监督放在利益的平衡上。

同时逐步建立企业家市场，让企业家成为高级雇员，接受董事会这种利益主体的监督，同时在鼓励机制上充分肯定企业家人力资本的价值，给予企业家与职位和付出劳动相称的报酬。从短期讲，要健立健全厂长〔经理〕的审计和离任审计制度，强化会计监督，同时要制定厂长经理腐败行为惩治方法，以约束企业家的行为。

二是标本兼治。

对企业家腐败的惩治要加大法定惩罚本钱，实行重罚、重处，尤其在经济处分上要加大处分的力度，使腐败分子的预期本钱加大，缩小预期收益与预期本钱的差额，使其无收益可图。同时要从制度上标准企业家的行为，尤其是要强化对在职消费的控制，同时明确企业家在职消费的权限，增强在职消费的透明度。

三是社会舆论与声誉机制相结合。

要加大社会舆论的监督力度，对企业家的腐败行为通过媒体曝光，形成社会人对腐败行为和腐败分子的歧视，加大查处后再就业本钱，同时建立企业家声誉机制，对]企业家行为进行科学的评估，尤其是对其行为的评估，使其在社会上无立足之地。

篇2：关于腐败的经济学分析

文章来源

腐败是和平时期执政党的大敌,坚决反对腐败,是党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为了预防腐败,党和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对领导干部进行监督。其中,经济责任审计即为一种重要的方式。经济责任审计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监督制度,是现代审计制度在中国的一种创新。1999年5月,我国在县级以下党政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业及国有控股企业领导人员中全面实施经济责任审计。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健全经济责任审计等制度,强化对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的监督。2010年12月,随着《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经济责任审计规定》的出台,经济责任审计的对象扩大到省部级领导干部。随着我国反腐败形势的日益严峻,认真研究经济责任审计对腐败的预防功能,发挥其预防腐败的“探测器”作用,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经济责任审计具有腐败预防功能

经济责任审计是现代审计理论和方法与中国审计实践相结合而产生的一种审计制度创新,是一种独具中国特色的审计制度安排。它主要是对党政领导干部任期内受托经济责任的履行状况进行审查,并将审计结果报告给委托人的一种审计。在审计的过程中,如果发现有违法违规的行为,将视具体情况移交司法部门、纪检监察以及主管部门处理。慑于经济责任审计查处问题的后果,党政领导干部将认真履行其受托经济责任。此外,在经济责任审计过程中,审计人员发现存在的一些问题,会及时予以纠正,以避免微小的错误发展成为重大的违规违纪问题,因此,经济责任审计具有预防腐败的功能。

自1999年经济责任审计工作全面开展以来,审计机关对40余万名党政领导干部进行了经济责任审计,并对存在问题的党政领导干部和其他人员移送司法、纪检监察部门进行了处理。具体人数如下表所示:从经济责任审计实践活动来看,通过对违规违纪的党政领导干部和企业领导人员移送司法、纪检监察部门的做法,揭露了存在的贪污、受贿等腐败行为,起到了

治理腐败的功能。同时,由于经济责任审计能够揭露腐败,因此能够产生一种威慑作用,使得领导干部减少腐败行为,进而达到预防腐败的功能。从全国审计机关经济责任审计结果统计表中也可以看出,每年审计的总人数变化并不大,但是被移送司法部门、纪检监察部门的领导干部人数基本呈逐年下降趋势,反映了经济责任审计具有较好的预防腐败的效果。

二、完善经济责任审计预防腐败的路径

为了更好地实现经济责任审计的预防腐败功能,应当以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履行状况的廉政报告为依托,通过廉政风险导向的审计方法,对领导干部进行经济责任审计,并借助反腐败信息沟通平台交互反腐败信息。

1.编制领导干部廉政报告。领导干部为了说明在任职期间的工作成果,应当提交廉政报告。该报告包括目标经济责任、经济责任履行状况说明和个人财产申报表。

第一,目标经济责任。在廉政报告中,首先应当说明领导干部的目标经济责任。目标经济责任是领导干部接受委托任职时所应当承担的经济责任或义务的目标化,受托经济责任是目标经济责任的内核,通过法律制度形式、聘任合同形式、组织部门的任命书形式或特定领导干部的就职声明等形式,把领导干部应当承担的经济责任目标化为目标经济责任。目标经济责任包括保全责任、遵纪守法责任、节约责任、效率责任、效果责任、社会责任等等。第二,经济责任履行状况说明。在明确目标经济责任的基础上,领导干部应当就其任职期间目标经济责任的履行情况提供说明,该说明的内容与目标经济责任相对应,包括财务收支情况、内部控制情况、财经法纪遵循情况、组织运营情况和社会责任履行情况。

第三,个人财产申报表。官员财产申报,被视为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志。领导干部应当对拥有的财产情况进行申报。申报的内容不仅包括获得的工资、奖金、红利所得,而且包括兼职收入、馈赠以及个人债权债务等情况。

2.采取廉政风险导向的审计方法。经济责任审计以增强领导干部廉政报告的可信性作为

审计目标,以经济责任审计规范为指引,结合风险导向审计理念,实施廉政风险导向审计。具体实施过程可以划分为三大步骤:一是实施廉政风险评估程序,识别廉政风险因素,即识别哪些因素可能会影响领导干部错报或漏报廉政信息。在识别廉政风险因素的基础上,评估被审计领导干部的廉政风险水平,即评价廉政风险因素是否影响到被审计的领导干部错报或者漏报廉政信息,以及评价其影响程度,并据其判断出是否存在重大廉政风险。二是实施进一步审计程序,即在廉政风险评估程序的基础上,针对评估出来可能存在廉政信息错报和漏报的重点风险领域,开展细节测试,以确定领导干部不存在重大廉政信息的错报或漏报。三是根据获取的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判断领导干部的廉政报告是否在所有重大方面都不存在错报和漏报,并出具经济责任审计报告。除了出具经济责任审计结果报告以外,还应当编制廉政风险评估报告。该报告主要包括导致重大廉政风险的事项、被审计领导干部在廉洁自律方面存在的薄弱环节,以及被审计领导干部所在单位制度、管理方面存在的漏洞。这些薄弱环节和漏洞,有可能导致领导干部的违规违纪。

篇3：腐败成因的经济学分析

关键词：腐败,经济学,分析

什么是腐败?从政治学、法学、社会学角度人们对于腐败都给出了定义, 这些结论最核心的内容就是官员拿人民赋予自己的权力为自己谋取私利。从经济学的角度, 公共权力与个人私利之间是一种交换行为, 腐败可以看做是一种经济活动, 那么腐败的经济学定义是: 腐败就是官员或官僚集团利用公共权力谋求私利的一种经济活动, 在此过程中遵循的基本经济原则是以最小的投入获取最大的收益。

1 从权力的需求与供给角度分析

腐败是官员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和其他的个人和利益集团进行交换, 权力是交换的客体, 权力意味着一种对其他人的一定强制、支配和控制, 也就是说权力意味着特权, 意味着利益。所以权力就成为了稀缺资源, 使得人们向往权力, 追求权力, 对权力产生了强烈的需求, 这是对权力的需求。权力作为一种外在型的能力, 可以在一定的条件下, 通过权力主体的更换而发生转换。就是说某位官员所拥有的权力是有时限的。当他拥有权力时, 他就能“一呼百应”;当他离开这一职务时, 则会丧失权力, 就会“风光不在”。 这会让权力主体产生强烈的失落感。官员作为“经济人”要力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 于是就拿手中的权力去交换, 这就是权力的供给。

2 从腐败的成本角度分析

并不是所有的官员都腐败, 因为官员在面对个人利益和权力时有不同的选择:一是公共决策与官员自身利益的选择, 二是腐败与廉洁的选择。公共决策与官员的私人利益之间存在着矛盾。一方面, 公共决策越正确、越及时, 组织的利益越大, 组织的掌权人所分享的收益也越大, 不仅如此, 官员还可从中获得比一般成员更大的收益, 如对官员政绩的物质奖励、职位的晋升等。相反, 公共决策的效果越差, 官员的损失也许比组织内的其他成员更大。另一方面, 公共决策与官员的私人利益之间又存在着冲突:并非每一公共决策都能同时实现组织的收益和具体决策人的收益最大化, 因此便存在组织与官员两个不同的目标, 在缺乏有效监督的情形下, 官员会利用手中的权力, 根据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标来做公共政策抉择, 表现为决策人利用职权之便直接为自己谋私利, 其方式包括侵吞公共财产以及收受贿赂等, 这便是腐败了。

当公共利益与官员自身利益发生冲突时, 官员通常有两种选择:腐败或是廉洁。如果代理人选择廉洁, 他将得到相应的报酬, 包括即期收入和未来的预期收入, 加上作为一个廉洁官员的道德满足感。即期收入包括官员的工资、津贴和奖金等收入, 预期收入包括住房、养老金、医疗保险等。如果官员选择腐败, 他获得直接贿赂收入, 但是他将为此付出各种成本。腐败的成本主要包括两个部分:显性成本和隐性成本。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 任何经济活动都是在成本与收益的比较中进行的。官员们选择腐败, 因为腐败的收益大大高于成本。

(1) 显性成本:

腐败的直接成本很小。腐败者在实施腐败活动中, 往往只要付出很少一点精力, 如打个电话、当面交办、批个字条等。

(2) 隐性成本:

包括法律处置成本、经济处罚程度、精神或名誉损失、未来收益损失, 以及贪污受贿所付出的道德代价。目前, 我国腐败的隐性成本是不高的。首先是财产罚很少, 其次是生命刑、自由刑偏轻, 最后是名誉和精神上的处罚过轻。对腐败行为者的揭露和曝光一般都要经过有关部门许可。

所以, 在我国, 虽然对少数腐败者而言, 付出的成本是很高的, 如有的不但被追回了腐败所得, 而且失去了自由, 被判刑, 甚至失去了生命, 被处决。但也有更多的腐败者所付出的成本是非常有限的, 也就是说从事腐败活动的风险是比较小的。

参考文献

[1]林吕建.驾驭权力烈马———公共权力的腐败与监控[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3.

篇4：腐败现象的经济学分析

关键词：腐败；租金；寻租

中图分类号：F8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7）11024102

1腐败的经济学分析

从形式上来看，腐败主要表现为贪污贿赂、以权谋私、挥霍国家资财、为特殊利益者提供优惠便利、兼职经商、渎职以及徇私舞弊等多种形式。尽管腐败具有多样化特点，但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腐败的实质就是政治权力与经济财富之间的交换，即“权钱交易”。在市场经济体制中，由于示范效应的结果，只要有一个人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捞取特殊利益，其他人就会模仿，出现 “权力泛化”现象。于是，市场经济中正常的商品交换被“权利交换”所取代，而权力已经成为一种特殊商品，或者交换资源的资源，“权力上市”最终促成了权钱交易的实现。

那么，权力是如何完成利益交换和资源掠夺这一腐败的过程呢？

从经济学上来看，腐败产生的根源在于，控制着政治市场和经济资源配置权力的官僚在个人私利最大化的刺激下，因为制度的欠缺，出现了机会主义行为——“设租”与“寻租”，和直接的非生产性寻利行为。

1.1租金和寻租

对腐败产生的根源进行分析，首先需要明确租金和寻租。租金一词作为特定意义上的术语是20世纪70年代才在应用经济学理论中出现的，经济学家布坎南认为“租金是支付给资源所有者的款项中超出那些资源在任何可替代的用途中所能得到的款项的一部分”，因此租金是超出机会成本的收入，我们可以简单地理解为超出资源或商品正常价值的价值，即“垄断利润”。寻租就是寻求租金，社会生活中最常见的是狭义的寻租，是指利用行政、法律等手段阻碍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经济交易自由竞争，从而达到获取和维护即得利益的行为。

从经济学本质上来看，寻租及腐败是非市场经济(non-market economy)或政府失败(government failure)的一个基本类型，寻租是政府干预的副产品。当政府干预市场时，由于人为地限定了要素的自由流动和交易活动的竞争性，于是政府干预便带来了可以以“租金”形式出现的超额经济利益，这就是“设租”，即政府官员利用行政干预或权力的办法来增加私人企业的利润，人为创造租金诱使私人或企业向他们提供财物作为得到这些租金的条件。一旦官僚阶层的干预创造了超过正常利润的租金，这就为私人或企业通过非竞争手段获得租金提供了激励，于是政府官员会故意提出获得这些租金的特别条件，使私人或企业割舍一部分即得利益与他们分享，这就是所谓的抽租。

1.2寻租与腐败

由于租金的存在，利益集团常常为这样的干预进行各种游说活动，以期以较低的成本获得较高的收益或超额利润。在现代寻租理论中，一切利用行政权力获取“非正常收益”的活动都可以称为寻租活动，租金则泛指政府干预或行政管制时常而形成的级差收入（即超过机会成本的差价），而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几乎所有的干预和行政管制都会为创造这种租金提供各种各样的机会。既然政府干预和行政管制能创造出差价收入，自然就会有追求这种租金的活动，即寻租活动。寻租导致不同政府部门及官员争权夺利，影响政府收入和增加廉正成本。它妨碍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降低行政运转速度甚至危及政府政权稳定。更为严重的是，它甚至使政府的决策和经济活动常常受特定的利益集团和个人摆布。

因此我们不难看出，腐败的基本内容就是政治权利与经济资源和财富的交换，而这种交换得以形成的纽带就是寻租活动，而寻租活动的实质就是权钱交易。在寻租活动中，私人或企业是这种活动的一方经济当事人，通常他们因获得了“租金”中的大部分，所以是这种交易的主要获益者；官僚阶层是另一方当事人，他们也是受益者，可获得贿赂费用。由此，寻租活动在掌握政治权利的阶层和拥有财富的人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一方用政治权利换取金钱，另一方则用金钱换取政治权利以谋取更大私利，这是经济人追求经济最大化行为的异化表现。

对于私人和企业主来说，寻租就是以较低的贿赂成本获取较高的超额利润，然而这种寻租活动寻求的是非生产性的直接利润。因为超额利润或租金并不是通过创造物质财富来增加利润，而是通过各种合法或非法努力，如游说或行贿等，促使政府出面干预经济活动、帮助限制竞争、增强自己的垄断地位等办法来获取的。对于官僚阶层来说，寻租就是运用自己手中的行政权利来谋取私人经济利益。然而官僚阶层在寻租活动的过程中并不仅仅是一个被动的、被利用的角色，而往往是主动的去进行“政治创租” 和“抽租”，于是就产生了腐败。

2腐败的经济危害性

从上面的分析中不难看出，腐败的实质内容就是寻租和非生产性的寻利行为，即私人和企业为了获得以超额利润形式存在的租金，而官僚阶层为了从这种租金中抽租。然而，这种租金却来源于官僚阶层利用手中的职权人为地限制资源的自由流动和竞争，从而扭曲了市场交易和经济活动。一般而言，官僚阶层的干预程度愈大，市场扭曲就愈明显，经济租金就越高，寻租活动越呈现恶性循环的趋势。虽然寻租的当事人分别从垄断利润中分享了租金的好处，然而对经济活动和经济体系的运行却产生了严重的危害性，耶鲁大学著名的经济学教授安德鲁.施乐佛就曾形象地把政府的干预和寻租活动比喻为“掠夺之手”(grabbing hand)，具体而言，这种危害性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2.1增加交易成本

寻租和腐败虽然会给寻租活动的双方带来额外的收益，但却增加了全社会的交易成本，消耗了相当部分的社会经济资源。从表面上来看，支付给官僚阶层的部分租金似乎是私人和企业主从自身利润中分摊的，实际上这种费用是通过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过度干预来获得的，并人为地通过“特许”、“垄断”等形式让特定的经济群体获得租金，继而又把这种成本和费用转嫁给社会公众。尤其是，这种租金的存在不断地刺激着官僚阶层设租和企业向官员行贿的寻租活动，这是一种自我强化的机制。因此，寻租和腐败直接增加了经济交易的成本，使大量的财物浪费在“直接性的非生产寻利活动”中。

2.2导致资源配置的无效率

寻租和腐败所造成的另一个严重经济后果便是资源的误置。众所周知，在一个理想的经济体系中，资源和经济交易将在市场这只看不见手的作用下进行公正、合理、有效的配置和运行，即在竞争规律和价格机制的作用下，生产最有效率的企业总是率先获得资源、优先参与经济交易。然而，腐败以及由此产生的“特许”和“垄断”却人为地排除了效率优先的企业参与竞争、获得资源和从事交易的权利。这样，权力的上市使得市场经济秩序和经济主体行为发生扭曲，导致市场竞争一开始就处在不同的起跑线上，效率优先的企业往往被排除在竞争之外，不能够获得经济资源。而那些通过行贿获得资源和参与交易的企业，通常效率较差，单位成本和边际成本较高，只能通过提高产品和服务的价格向后将行贿成本转嫁给社会公众，从而破坏了“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的帕累托最优条件，使资源的配置处于无效率状态。

2.3导致价格的扭曲

由于寻租和腐败导致了资源的误置、增加了经济交易的成本，这就必然带来另一个严重的后果，即价格的扭曲。

价格扭曲对于转轨中的发展中国家有着特别的意义。由于这些国家尚处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之中，许多商品还存在价格双轨制，生产要素价格市场化程度还比较低，例如一些农副产品价格、社会商品价格、生产资料价格中由国家直接控制或者计划指导的比重还占有一定的比例，因此必然会存在部分租金，这就为寻租者提供了相应的市场活动空间。

因此，寻租和腐败既是一只“掠夺之手”，也像一只“看不见的脚”，它会践踏经济秩序和破坏经济增长，一方面大量的资源和财富将被人们转移到了非生产性活动中，另一方面大量的寻租活动导致了资源配置和经济交易的非效率性。在一个寻租活动十分盛行的经济中，寻租收入在GNP中所占的比重必定较大，因此由GNP计算出的较高的增长水平是不真实的，或者说，在这个较高的经济增长背后，是低发展或无发展的困境，这也从一个侧面解释了许多发展中国家出现的有增长无发展的真实状况。

3抑制腐败的经济学对策

正是由于经济租金的存在和政治权利能够干预资源配置和经济运行，才使权利和财富之间的交换成为可能并经常化。那么，如何最大限度的消除经济租金的存在基础，如何对政府权利进行有效的控制和约束，限制和切断财富和权利之间的经常性交换渠道，就成为遏制以寻租为目的的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一个重要思路。

3.1提高经济活动的透明度

尽管租金是寻租活动的内在动因，腐败就是政治权利和经济财富之间的交换，然而寻租和腐败得以实现和蔓延却依赖于信息的不对称性，或信息的不完全。从经济学意义来看，通常寻租活动都是与信息问题休戚相关，因为官僚阶层要想让惠与行贿的利益群体，必然要“暗箱操作”，或使参与竞争的其他经济人处于信息劣势。正是由于信息的不完全或不对称，有些人可以在某些地区或局部市场上建立起垄断力量，或获得某种“特许”，这样市场和交易在表面上是竞争性的，而实际上并不符合帕累托最优条件。如果政府能够进行充分的信息批露、建立民主的投票和招标制度、严明的立法司法制度、严格的公务员制度，通过这些制度安排来传递经济运行中的信息，则可大大预防和减少寻租活动。

3.2减少政府干预经济的行为

在寻租和腐败活动中，显然政府干预得越多，政府官员权力越大，官员设租和寻租越是便利。因此，如何减少政府对市场交易的不适当干预、减少不透明的地下经济活动、使政府官员腐败的机会减小到最低程度是经济学家们关心的一个重要问题。众多的经济学者认为，政府官员腐败的机会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密不可分，因为对经济的监管是政府干预经济的主要方式，然而这种监管也为官僚阶层的腐败创造了机会。例如，如果企业进口商品需要许可和缴纳关税，拥有许可审批权和关税减免权的官员便有了收受贿赂的机会，如果无需进口许可或关税，那么官僚阶层的这一腐败机会就不复存在。正如罗斯•阿克曼所言，政府官员手中的权力与各种管制是相互联系的。政府对经济的管制越严，其代理人拥有的公共权力就越大，因而也更易滋生腐败；相反，经济越是自由化，腐败程度越是有望下降。官僚阶层的管制权力越大，企业的负担就越大，滋生腐败的可能性就增大，从而企业主动寻租的动机则越强，官僚阶层的干预增大了寻租和腐败活动的可能性，因此减少政府不必要的干预是预防寻租发生的重要途径。

参考文献

［1］杨夏柏.反腐败研究（第四集）［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

［2］林吕建.驾驭权力烈马——公共权力的腐败与监控［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3.

［3］朱兴有.预防职务犯罪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

［4］吴敬琏.转轨中国［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

［5］Johnson,S.,Kaufmann，D.& ZoidoLobaton，P.,1998,Regulatory discretion and the unofficial economy，in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1.88.

［6］Shleifer，Andrei and Vishny,Robert W,Corruption, in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篇5：关于行政腐败的制度性分析

内容摘要：

行政腐败对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无疑是个毒瘤，其形成有社会经济、政治等各个方面的因素，而其根源在于制度。本文主要从制度层面对于行政腐败加以分析，分析其成因以及防腐、反腐、治腐的制度改革与创新措施。

关键词： 行政腐败制度因素治理

一、行政腐败和制度的范畴

所谓行政腐败指的是国家政府机关以及工作人员尤其是各级官员，没有正确履行被授予权力相应的职责，为牟取私利或所在小集团的不正当利益，非法用权的行为，其结果是危害了社会公众利益。制度是指在已确定了的规则中包含多方位的制约机制的一种客观存在，当违反它的行为出现后，通过程序化手段就能够予以处罚和补救。在一个体制不完善的社会中，即使有再多的制度，也都是一些临时性的措施或局部起作用的办法。而且，这种孤立单一的制度可能会“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体制不改革，其他局部制度的作用都只是暂时的。在行政上，制度不健全，体制不完善必然会出现行政腐败。可以说制度缺陷是产生行政腐败的根本原因。

二、产生行政腐败的制度因素

“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邓小平同志的这段论述实际上说明一个问题：制度缺陷是是产生腐败现象的深层次的根本性的原因。美国学者罗伯特·克利特加德经过对发展中国家腐败问题长达十几年的研究，提出了两个导致腐败现象产生的公式，即： 公式一：腐败条件=垄断权+自由处理权-责任制

公式二：腐败动机=[贿赂-道德损失-被发现和制裁的机会x所受处罚]>薪金+廉洁的道德满足感

这两个公式深刻揭示出产生行政腐败现象几个制度制度因素。具体体现在：

1、政治体制不完善的因素

当前我国行政腐败产生的政治体制不完善因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党政职能交叉重叠，削弱了党的领导。传统的政治体制有其固有的弊端，其中重要的表现就是权力过分集中，尤其是集中在各级党委的手里，以党代政。党政领导体制缺乏权力制约，特别是高官滥用权力的程度大、范围广，这既成为导致腐败的原因，又成为包庇腐败的最佳保护伞，使得大量的腐败现象不能被及时地发现和遏制。第二，政府机构臃肿，过多地干预经济活动，方便了腐败的滋生。干部选拔和考核制度的封闭性导致“任人唯亲”的作法依然存在，造成了政府机构臃肿，关系网繁杂，使腐败行为具有了许多隐匿和逃脱的可能性。第三，人民的政治参与不足，是滋生腐败的重要原因。民主监督制度尚未完善，整体功能没能有效发挥，导致群众监督领导难，下级监督上级难，纪委监督同级党委难等问题，造成了“有名无实或名存实亡的‘虚监’，监而无力的‘弱监’，疏而有漏的‘失监’，内外有别的‘禁监’”使腐败行为肆意蔓延。第四，对于反腐与防腐机制建设的欠缺，也不能不说是腐败现象蔓延的重要原因。腐败的盛行与对腐败现象的追究制度规范化的欠缺有莫大的关系。具体表现就是廉政建设带有“运动化”色彩，就是把廉政建设当作一种应急措施，常常是当腐败严重到“非抓不可”的时候，才痛下决心，电闪雷鸣般地痛打一阵。这种带有“运动化”色彩的防腐败

形式，只能在短期内收到局部的成效。第五，法律法规不健全，惩处力度不够。表现为应急性的政策规定多，稳定性、预见性的法规少；单项性政策规定多，系统性、科学性的法规少；原则性的规定多，可操作性的措施少。法规制度的整体效能较差，致使无法可依，违法不究。

2、经济体制的因素

导致行政腐败的一个深层次的原因是经济结构的变迁：我国正从农业为主的传统经济结构向以工业为主的现代经济结构转化。在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经济基础、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上层建筑也得相应地发生变化，政治和经济的推移，会产生不同利益群体在各种利益关系上的矛盾，这其中必然伴随大量的社会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价值观念的混乱和伦理道德的失控，腐败现象也应运而生。处于社会转型，新旧体制的并行时期行政不可避免地在政策、管理等方面留有空档和漏洞，客观上为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提供了土壤和条件。“全能”政府的行为随处可见。加之现行体制下决策者权力较大，对其监督力度不足，尤其是在“双轨制”条件下不平等的市场交易为创租、寻租等行政腐败现象提供了滋生的土壤。

3、行政伦理制度的因素

行政伦理作为行政人员遵循的行为规范，也属于制度的范畴。而行政腐败正是违背了权力准则和行为规范的行为，属于行政伦理的范畴。因此，从制度的层面，我们可以对行政腐败的原因作如下的伦理分析。由于本质上的经济人的因素使得行政人员按照自己的利益投机行事而不是按照公众的利益行事的机率就大大增加。总之，一方面，公众不仅期望行政人员不仅要科学地行政，而且要有道德地行政，并进一步把这种期待以正式的法律、章程和行为准则的形式明确地制定出来。另一方面，行政人员个人的、家庭的以及非正式关系利益圈的期望、社会风气等，显然要求他们遵循另外一套行为规则，这样非正式制度大行其道，表现为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所谓“为官之道”，行政腐败正是这种“为官之道”的直接产物。

三、从制度建设方面对行政腐败加以治理

胡锦涛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明确提出：“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扎实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在坚决惩治腐败的同时，更加注重治本，更加注重预防，更加注重制度建设，拓展从源头上防治腐败工作领域。”因此，治理腐败，首要解决的是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制度问题。解决制度问题，关键是要进行制度方面的改革，进行制度创新。

（一）、改革政党的具体领导方式，加强党自身的廉政建设以及廉洁自律建设

在我们现实的权力运作过程中，还不能走向制度化，党的各级组织的职能往往与各级政府的职能相交叉，与人民代表大会、司法机关、群众团体、企事业单位和其他各种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尚未理顺，还不能做到各司其职。这样各级党组织管了许多不该管的事，而不能将过多的精力集中于党组织的自身建设，无力加强自身的思想政治教育，当然也无暇顾及廉政建设以及廉洁自律建设，腐败蔓延难以避免。为惩治腐败，就要坚持从严治党的方针；严格执行党的纪律，坚决查处违纪行为；研究新形势下腐败出现的新情况，从改革体制、机制、制度入手，坚持标本兼治，加大从源头预防和治理腐败。

（二）、改革人事管理制度，使其科学化、民主化

1、建立公正公开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

一方面严格整肃，防止和克服在选人用人的主观随意性，要形成集体决定，通过无记名投票进行民主表决的干部任用机制，坚决刹住跑官要富、买官卖它的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另一方面应积极改进干部管理体制的改革，减少任命制，扩大选任制。选拔任用领导干部，要按照严格管理权限，实行逐级负责制。领导干部发生严重腐败行为，不仅要追究其本人的责任，而且还要追究主管领导用人失察的责任。

2、实行领导干部交流制度

领导干部在一个地方、单位或者部门工作时间越长，人事关系越熟，社会关系就越多，各种非正常关系对其权力运行的干扰就越多，滋生腐败现象的客观条件就越多。通过经常调整领导干部的工作地域或工作单位和部门，就可减少各种非正常关系对权力运行的影响。

3、健全行政绩效评估制度

第一，促进行政绩效评估主体多元化。第二，建立一个全面、系统、科学的行政绩效评估指标体系。第三，不断完善政策和立法健全行政绩效评估制度。第四，行政绩效评估中注重定性与定量方法的有机结合。第五，加强预算管理机制的建设，完善行政绩效评估制度。

（三）健全行之有效的行政权力监督制度

1、加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对公共行政权力的监督约束机制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有权对各级行政权力机关依法进行制约，这是一种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监督，集中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权利。这就需要各级人大代表充分发挥自己的职责，真正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了解民情，反映民意，履行对公共行政权力的有效监督。加强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对同级行政权力的监督力度，要求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保持独立性和权威性，不因自身的人权、财权受制于同级行政机关，而出现“不敢监督，监督不好”的情况。

2、加强人民群众监督机制

充分发挥公民权利的监督作用，完善人民监督机制，一方面，加强全民教育，普遍提高民众的文化素质和思想觉悟，使他们能积极主动地关心政治与行政执行情况，并进一步建立公民监督的奖励、促进机制。另一方面，加强新闻媒体的建设，强化舆论监督。新闻媒体是人民的喉舌，要真正发挥新闻媒体的舆论导向作用，说出人民的心里话。

（四）健全腐败惩戒制度和防腐机制

健全腐败惩戒制度首先要构筑严肃的责任追究制度。按照谁主管谁负责谁承担责任的原则，围绕责任主体，分工负责、明确责任内容和责任保障，明确责任追究的政策界限，规定责任追究的具体内容。只有这样，才能激活反腐败主体，使其增强压力感、危机感和责任感，从而确保反腐败制度的有效运行。其次要健全法律制度，重典治吏。历史和现实经验证明，“舞弊者得利，则效仿者至；舞弊者受罚，则接踵者绝。”因此，反腐败一定要发挥党纪国法的威力，严肃查处大案要案，对腐败分子严惩不贷，以达到“重一奸之罪而上境内之邪”。

反腐败和健全腐败惩戒制度不能取代防腐败，我们还应强化反腐败与防腐败相结合的遏制机制。防腐败则是事前预防性的手段，能够从源头上防止腐败的发生。防腐败的功能和作用在于，消除腐败的源头和机会。比如可以建立一种职业资格的限制和剥夺制度。公职人员的职业选择与他们所认定的价值目标是相一致的，“官本位”的思想在腐败分子中占有重要地位，职业资格的限制和剥夺，足以毁灭其所认定的价值追求，具有较强的威慑作用。要从预防犯罪的功利意义考虑，在反腐败中除了应处的政治性处罚外，还要处以资格处罚。世界上一些廉政建设搞得比较好的国家和地区，最主要和最成功的经验，就是有一套对腐败行之有效的防范措施，包括严密的立法、严格的监督、严厉的惩戒等要素。

（五）加强道德对行政权力的制约机制

许多腐败分子的堕落，都是从思想蜕变开始的，因此可以通过加强一种内化的道德约束机制，通过提高行政人员的个体自身素质来使整个行政人员队伍的素质得到提高。加强的道德约束机制，首先要进行理想信念教育，使广大党员领导干部坚定共产主义信念，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消除不良思想，保持清正廉洁的优良品质。其次要进行无私奉献的公仆意识教育，行政人员是人民的公仆，公共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再次是进行依法行政的意识教育，使行政人员自觉用法律和制度来规范自己的行为，增强行政人员依法办事的能力，从而保证公共权力的正确行使。此外再干部选拔和考核的评估过程中，要重视思想教育和政治品德等“软”政绩标准。道德制约机制的建设虽然是一个艰苦过程，但只要真正花狠力气抓了，它的成本与效益比是最大的。

行政腐败的根源在于制度的缺陷，防腐、反腐、治腐的根本措施又在于制度的改革和创新，从一定意义上说，行政腐败其实就是个复杂的制度现象，而无论是防腐还是反腐以及治腐叶就是复杂制度的制度改革与创新过程。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必然要求一个廉洁的政府为之

服务，这需要使制度的规则、制约和惩治形成一个有效的制度链，才能使这些因素发挥控制行政权力的实际功能。因此我们强调建构制度防腐、制度反腐、制度治腐重要性的同时，还必须加上一句：“所建制度必须形成系统才能是有效的，才可能是治本的。”

参考资料：

[1] 金太军：《行政腐败解读与治理》[M]，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7月

[2] 胡占平主编：《源头治理腐败的理论与实践》[M，]济南出版社，2002年2月

[4] 徐志萍：《对制度反腐的几点思考》[J]，湖南涉外经济学院学报，2007年9月

[5] 张世洲，谭琦：《论行政腐败的原因及治理对策》[J]，边疆经济与文化，2008年第2期

篇6：腐败经济学

关键词：现代化，腐败，政治学，经济学

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回顾过去五年的工作时指出在取得“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成效明显”的同时，依然存在“少数党员干部作风不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比较突出，奢侈浪费、消极腐败现象仍然比较严重”。这种辨证的对问题分析无疑会为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促进社会和谐、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准确把脉。而根据世界发达国家经验，当前我国人均GDP在从1000美元向3000美元跨越时，也正是经济社会矛盾的凸显期与放大期。腐败在这个时期也会越来越显化，越来越为全民所关注。“仇腐心理”成为一种急需引起关注的社会共识。腐败作为人类政治生活中一个永恒的话题，其既是一历史现象，又有现代的时代因素；既是一全球现象，又具有中国的独特的特征。同时兼具政治，经济的二重因素。对现代化进程中腐败问题的全面认识与正确处理有利于社会稳定与和谐。

一、腐败现象的原因分析

（一）腐败现象概述

现代化在本文中被认为是在人类历史发展的某一个阶段中，以该阶段所有国家中所存在的最先进要素作为参照物，任一国家或地区根据自身实情，而对其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等多个要素进行调整和变革，以完成向最先进水平迈进，从而达到进步与创新的动态变迁过程。而对腐败的诠释可以借鉴第17届国际刑法学大会通过的《国际经济交往中的腐败及相关犯罪》的决议将有关公务部门腐败的定义为：任何公职人员在任何时

候，以实际的或者潜在的行使或者不行使公职人员职能为交换条件，为自己、他人或者任何机构索要、同意接受或者接受不论何种性质的不正当利益。腐败的构成不要求为实现所图谋的利益而实施甚至企图实施作为或者不作为。对私营部门的腐败定义：企业的管理人员或者代理人员在任何时间，索要、同意接受或者接受无论何种性质的不正当利益，以换取做出与业主事务相关的不当作为或者不作为。

腐败由来已久，两千年以前，印度王国的首相考梯尔亚就曾写过一本

《Arthashaatre》的书，就讨论过腐败问题。几个世纪以前，但丁将行贿者置于地狱的最底层，美国宪法明确地将腐败和叛国罪规定为可以对总统进行弹勃的两大罪状。而中国自古以来也一以贯之的强调廉于自身，廉于公职，廉于社会的“留清白在人间”清官思想。但随着革开放政策的不断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逐步确立，我国经济社会现代化进程不断加速，与此同时腐败也现代化起来。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等种种因素同时经历着变异并表现出某种滞后，腐败现象的滋生已经呈现出体制化的恶性态势。其主要表现为腐败主体由个体向集体蔓延，腐败行为由半公开化向公开化、低层向高层递进，腐败形式由当期交易向期权化交易、个案腐败向结构腐败（如垄断腐败、福利腐败、边缘腐败）发展。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的数字：2006年一年就查办县处级以上干部2799人，其中厅局级196人、省部级8人。如此多的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落马，人民群众当然拍手称快，但也难免发出这样的疑问：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今天，究竟什么原因带来这么多的腐败现象。其实腐败与现代化存在着密切的关联，现代化经济政治的变革给腐败带来各种诱导性因素。亨廷顿解释这种现象说：“大致看来，有理由认为，腐化程度与社会和经济迅速现代化有关。18世纪和20世纪美国政治生活中的腐化现象好似没有19世纪美国政治生活中的腐化现象那么严重。英国也是如此，17世纪和19世纪末英国政治生活看上去就比18世纪的英国政治廉洁些。”因为“任何一个国家，无论其国度大小或社会制度的不同，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各国从以农业为主的传统经济结构向以工业为主的现代经济结构过渡的最迅速的时期，也是社会问题大量产生的„高发期‟。在这一过渡时期，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社会的政治结构、社会伦理道德规范等一系列属于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内容也随之变动，大量的社会问题包括腐败问题也会随之出现。”

（二）腐败现象成因分析

1、现代化进程中腐败的经济关联

现代化“开创新的财源与权力渠道而容易产生腐化”。现代化进程带来巨额效益(尤其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加剧了经济实体对与之相适应的利益的渴求，同时为了克服官僚机构的缺陷或政府官员的人为“设租”，取得经济调整时期的非生产性租金，在这种利己的有限理性的经济人框架下，腐败行为导致的后果由国家及全民承担。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是人为设计的，构造着经济政治和社会相互关系的一系列约束。对处于社会巨变和市场化进程中的我国经济来说，制度因素始终是一个无法舍弃的因素，甚至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寻租行为就是新旧制度交替过程中博弈的结果。由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特点是旧制度的胚胎中孕育新的制度，而渐进式的改革又给旧制度的利益集团以缓冲的时间和空间，因此寻租行为就充斥着制度变迁的整个过程，有时候制度的制定者和被约束者是合为一体的，更增加了新制度发展过程中腐败的可能性。现代化进程中社会经济机制转换时的“间隙紊乱”带来的高回报、低风险的腐败活动。由于存在短暂的制度空隙与信息的不对称，腐败现象也就难以避免。

而从微观经济学角度来看可以把腐败活动看作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存在供给与需求两方市场，满足市场经济的一般的供给与需求法则，通过对供给双方行为的成本一收益进行分析，腐败双方的决策实际上是具有“经济人”特点理性的行为。在腐败行为没有被查处和惩治的情况下，无论是腐败的需求方还是腐败的供给方都是收益大于成本，而真正受到损害的是国家、集体和其他个人的利益。“只要某一政府官员拥有向私营部门分配利益或分摊成本的处置权，贿赂的动机就产生了。因此，腐败依赖于受公共官员控制的收益与成本的大小”。

2、现代化与腐败的政治关联

在现代化的进程中的所有参与者无可避免的会受到外来冲击，这种冲击在一定时期深刻影响着社会成员的政治心理与政治思想，进而进一步影响政治社会化变迁与政治制度生态。在受到冲击同时又有现代化带来新生产要素进入市场、新管理行为的出现、新权力点的产生，这样在不成熟且缺乏严密的法制与规范的管理的现代化进程中，则使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所言“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一条万古不易的定理”有充分的展现。

“现代化通过扩大政治系统输出功能促进了腐化的产生”，[1]P62过度集中的权力、政治体制调整滞后于经济建设是现代化进程的一个普遍现象，虽然垄断性政党与集权在促进

共同目标利益及加速现代化有着主要作用，但随着现代化的深入带来利益主体多元，社会选择多样，造成对腐败的界定与惩治缺乏刚性准则，对集权与垄断无作为。

制度功能的有效发挥，有赖于制度制定机制、制度执行机制和制度保障机制三方面的正常运转。我国在现代化进程中，由于制度功能方面存在着重要缺陷：缺乏用以制约权力及其运行的规范，导致了公共权力的私有化倾向和权力运行的随意性，引起了腐败的滋生和蔓延，制度执行机制本身的无能特别是反腐制度无法有效贯彻实施，导致制度的约束力降低，制度执行机制衰退，人们被迫通过非正当渠道实现自己的目的；制度保障机制存在问题，未能对制度的制定和执行提供有效的监督，使制度的制定者在趋利动机下进行权钱交易，导致腐败。正是由于制度安排在制定、执行、保障方面存在的不足，使交易主体利用这种制度的缺陷最大限度地谋取个人利益。又因为现行制度的缺陷导致腐败的猖獗，而腐败的猖獗又进一步放大了现行制度的缺陷并进而造成现行制度的劣变，劣变的制度在诱导人们的经济行为、政治行为和社会行为背离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的目标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因此它对长期的经济绩效、政治治理绩效和社会绩效均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腐败也可能成为不发达状态持久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腐败对现代化的影响

（一）腐败对经济的影响

从宏观角度分析，腐败的经济影响是指腐败对整个市场经济体系所产生的影响和作用。长期以来，学术界一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即存在着“修正论”与“道德论”之间的纷争。“修正论”观点则认为腐败有时也能促进社会发展，也可以是一种正效应（Positive effects），如列夫（Leff），迪尔门（Tlimna）等，他们认为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分配资源时往往供求不平衡、供大于求，腐败能使政府在分配一部分资源时，通过指令价格变成市场价格，从而使之有效的达到供求平衡。而“道德论”观点认为腐败阻碍经济社会发展，必然导致经济社会衰败，因而是一种负效应（Negative effects）。

从目前我国的实际的情况来看：腐败所带来的经济负面影响宽而广，深入社会的方方面面，其一就是腐败造成社会经济的“内耗”，导致资源配置低效和失效，造成社会公共财富的流失，阻碍经济发展，恶化经济环境。根据2007年06月29日新华网报道：“审计署发布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审计结果：因管理不严增加建设成本4.88亿元；306亩土地未批先

用，1650亩土地长期闲置”。而根据中国社科院李志宁教授的估算，目前我国的腐败成本占GDP的比重高达1/3，数字的真实性值得商榷，却道出腐败影响的严重。其次在市场经济转型中腐败破坏市场的主导地位，降低市场调节效率，形成不公平、不效率的竞争态势。由于不能准确定位市场机制与非市场机制的职能与角色，这样很容易容易导致各类事实或形式上的垄断，使我国市场失去了竞争性，从而严重削弱市场的生机与活力。腐败还妨碍私人投资，影响贫困治理与经济发展。造成潜在流资难以激活，发挥其最大效益。诚如总部设在华盛顿的政策研究团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一份报告指出的那样：2003年中国由腐败引致的经济损失达830亿美元，占当年经济产出的3%，对中国经济发展构成致命威胁，报告还指出普通官员入狱的几率最多不超过3%，因此，腐败是一项高回报、低风险、高收益、低成本的经济活动。

另外，腐败最可怕的经济后果在于它刺激了公民和官员的不是生产性而非生产性行为。人们开始千方百计地搞腐败交易而不是更有效率地工作。[4]P219

（二）腐败对政治的影响

政治稳定是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重要前提。但是腐败严重损害了政府的形象，影响了政府的公信力，使民众对政府的政策制定与执行以及其他政府行为失去信任，进而导致社会**。正如詹姆斯.哈林顿所述：一个政府的腐败将意味着另一个政府的诞生。[5]所以研究腐败对政治方面所带来的影响就显得十分必要。

当然腐败的政治影响也存在着“修正论”与“道德论”之间的纷争。“修正派”的贝雷

(Byaely)、尼尔(Nye)以及亨廷顿等人认为腐败对于进行现代化的国家来说在很大程度上不是衰败的力量而是发展的力量。如亨氏认为十八、十九世纪的美国也产生过腐败，但这是新兴集团融入现有体制的一种手段。在现代化初级阶段是有用的，不应彻底否定。一定量的腐化不失为一种打通现代化道路的润滑剂。[1]PP64-65

但是，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腐败对政治的影响负作用主要表现在主要有危害国家稳定与社会整合，为各种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提供口实与机会，增加人民群众与政府的背离。腐败造成公众对政权合法性的质疑与信任的动摇，内在变量与外在变量的突发，使政府的作用发生阻碍。损耗政府效能，造成管理混乱；容易产生公共危机，影响政府形象与公信力，透支政府形象。由于政府的公信力是政府治理社会的基本要求，反映政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