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行为经济学探析论文

2022-04-21

摘要：本文利用手工收集的1993-2011年上市公司高管腐败案数据，分析了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腐败的趋势与特征。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腐败行为经济学探析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腐败行为经济学探析论文篇1：

不对称信息下国企高管激励与腐败治理机制研究

收稿日期：20130815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经济增长中的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研究”（11JJD790052）；国家社会科学重大项目“中国当代社会管理与国家科学发展战略研究”子课题“创新社会管理中就业政策和战略研究”（12@ZH002-8）

摘要：现阶段有关国企高管高薪酬与贪污、腐败的报道不断刺激着公众的神经，人们质疑国企高管高薪不能养廉的呼声越来越高。本文从经济学角度尝试分析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国企高管的契约激励，指出了国企高管腐败源于国企高管激励契约出现逆向选择、多任务激励导致高管道德风险加重以及与有信息的监管部门共谋所致，并就国企高管的腐败行为进行治理提供激励约束和市场化监督改革的相关治理机制，以期为现阶段社会面临转型之际的国企提供理论研究的借鉴。

关键词：国企高管激励；国企高管腐败；国企高管薪酬

据法制日报下属媒体《法人》杂志等单位发布了“2011年中国企业家犯罪报告” ^[1]显示，2011年中国国企落马企业家平均年龄在5259岁，人均贪腐金额3380万元人民币。其中前光明集团董事长冯永明一人就贪腐79亿元，如去掉这一特殊案例，其他每人平均贪污为2077万元，而2010年这一数字为957万元。88例国企企业家犯罪案例中，至少有20位企业家获得过党和国家给予的很高的政治地位和荣誉。与此同时，根据上海荣正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发布的《2011年中国企业家价值报告》^[2]中《中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持股状况综合研究报告》的数据显示，国资委辖下央企高管的最高年薪均值为854925万元，地方国企高管最高年薪均值为730095万元，民营企业高管最高年薪均值为651544万元，国资委央企董事长年薪均值为777886万元，为民营企业董事长年薪均值562282万元的14倍；同样，国资委央企总经理年薪均值779723万元，也基本为民营企业总经理的14倍。

近年来国企高管大幅增长的薪酬激励并没有阻止部分国企高管们边干边腐的案例发生，畸高的薪酬与巨额的贪腐令广大公众对现阶段国企薪酬激励产生了质疑，“为何国企高管们拿着高薪还要不断地贪腐？”的质询声不绝于耳。本文试图以经济学角度分析国企高管的薪酬契约激励与腐败发生的关系，为中国国企治理腐败提供解决问题的相关路径。

一、相关理论纵述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上，激励问题是伴随着劳动分工与交易而出现的。斯密在其所著的《国富论》中已经就佃农与雇主之间就激励问题有过观察与叙述^[3]。而自罗纳德·科斯在1937年发表《企业的性质》一文以来，经济学者对企业组织的讨论就不曾停止过，有关企业内部的激励问题自然成为组织理论中的一个重要课题。

腐败在广义上说是行为主体为其特殊利益而滥用职权或偏离公共职责的权利变异现象。在狭义上讲，腐败即是国家公务人员借职务之便获取个人利益，使得国家政治生活发生病态变化的过程。

经济学中有关激励与腐败相关联的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寻租理论、委托代理理论。下面本文就上述理论研究做一简要评述：

1寻租理论

寻租理论的思想渊源来自于塔洛克于1967年所写的论文《关于税、垄断和偷窃的福利成本》。他认为完全竞争理论未能完全解释因偏离竞争而导致社会福利损失。其原因在于人们会通过“疏通”活动增加自己的收入。直到1974年由Krueger^[1]在《寻租社会的政治经济学》一文中才将寻租理论概念展现给世人，她又据此建立了精确的数学模型。Krueger在有关寻租理论的研究中阐述了利益集团对建立租金的要求，她认为租金能给人们带来好处，那么获得租金好处的人们会通过游说、买通等手段促使其事先采取行动，于是便产生了利益集团对租金的要求。克鲁格在当时对寻租理论的解释为中国现如今经济转轨时期出现的腐败现象做出了前瞻性的研究，可以说克鲁格对寻租理论发展做出了里程碑式的贡献^[4]。而后公共选择学者布坎南在寻租的条件、层次和分配等对寻租理论做了集成式的研究。他认为寻租基本上是通过政治活动进行，提出限制寻租就是限制政府的观点。为此，布坎南于1986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所谓“租”，又称“经济租”，是指某种生产要素所有者所获得的收入中，超过此要素机会成本的剩余。按照古典经济学的均衡理论，要素在市场自由流动，任何要素在其产业中超额收入即“经济租”都不可能长久稳定。“经济租”在调节经济要素的流动中，既可以产生正向影响，也可承担负面效应。而腐败即是负面效应的结果。因权力等所设的“租”不断地“激励”着利益团体向特定要素购买者寻租，企业在组织生产中同样会面临着针对不同的寻租者如何消除由此带来的成本问题。

寻租理论对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开辟了独特的创新途径，其理论影响力可谓遍及经济学的各个分支，并且在政治学、行政学、社会学和法学领域都有广泛的应用。但寻租理论对腐败问题的解释目前尚不全面，理论学界对权力天然外生性的前提预设存在争议。腐败不全是非生产性的社会再分配，它在一定程度上也推动社会性生产，当下社会对政府部分官员、国企高管等“不行动是最大腐败”的观点认同，表明在中国经济面临转轨之际下的“腐败”是特定时期激励与约束的产物。

2委托—代理理论

委托—代理理论是制度经济学契约理论的主要内容之一，主要研究在信息不对称和目标函数不一致的情况下委托人如何设计最优契约激励代理人，即如何解决代理问题。美国学者米恩斯^[2]在《现代公司与私有财产》一书中通过对200家美国最大的非金融公司的考察，认为在股权极其分散的条件下经理实际上已经掌握了企业的控制权，并称之为美国企业制度史上的一场“经理革命”，同时创造性地提出“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的命题——“经理革命”造就了一种“与所有权相分离的经济权势”，“那些提供资财的人被赋予所有者的地位，从而使新主子们能够行使他们的权势”。勒纳（1966）调查了美国1963年最大的200家非金融公司，并与1929年的情况相比，发现“管理者控制型公司”不仅大量存在，而且公司总数中所占比重比1929年大幅提高。钱德勒（1977）认为，这种“所有权和控制权相分离”的现象是美国历史的一次“管理革命”，并把这类企业称为“经理式企业”^[3]。

从本质上看，代理问题源于代理人与委托人之间的潜在利益冲突。代理人一方有权采取行动，委托人一方为行动的后果承担责任，其本质是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所造成的信息不对称：第一，在挑选代理人时，他们对于候选人的能力如何，是否称职，较之候选人本人所知道的要少得多，即代理人与委托人签订契约时，他掌握着一些委托人不知道的“私人信息”，因而委托人就有可能被代理人提供的信息所误导，从而发生选择错误的可能性。第二，即使选对了人，委托人对于代理人的忠诚程度，即付出了多少努力来为委托人创造财富较之代理人本人所知道的要少得多。这两个问题，及所谓“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存在，使得代理人有可能偏离委托人的目标，或利用公司的资源去追求自己的私利。委托—代理理论认为委托人和代理人的目标函数不一致，代理人因理性人机会主义行为会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比如更多的休闲、奢侈的在职消费和尽可能多的奖金和腐败行为等。斯密^[4]在《国富论》一书中提到“股份公司中的经理人员，使用别人而不是自己的钱财，不可能期望他们会有像私人公司合伙那样的警觉性去管理企业。因此，在这些企业的经营管理中，或多或少的、疏忽大意和奢侈浪费总会流行”，就印证了代理人囿于机会主义而可能发生的腐败行为。

委托—代理理论强化了风险—报酬之间的替代关系，对于企业的薪酬管理尤为重要。但是委托—代理理论忽略了对员工激励人性化的一面，对人力资本的特性分析也不足，从而使激励契约的设计存在缺陷。

二、国企高管腐败原因探析

在熊彼特的创新和企业家意义上，国企高管作为国有企业的高层领导者在根据企业内外部环境制定和执行企业战略，促进企业创新发展，维护职工稳定和就业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否则，国有企业就不可能获得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提升（以全要素生产率为指标），这已经被不少研究所证实。大多数情况下，这一发展被归因于宏观制度变革与市场竞争的结果，但如果没有国企高管面对市场竞争和制度变迁的积极反应或发挥企业家精神，则竞争就不可能对国有企业产生改进。因此说国企高管作为对于国企改革能否成功的核心并不为过。

与此同时，作为国有资产代理人的国企高管们在中国经济一路高歌猛进的今天，他们在贪腐方面也不甘示弱。这些落马国企高管的几千万元贪腐均额狠狠地戳伤了广大公众的内心。现阶段在中国市场经济转轨之际，国企高管腐败一直是社会公众关注的焦点，从“59岁现象”到如今腐败高层年轻化、腐败现象多元化，从媒体曝光层面看，国企腐败问题十分严重。如何遏制国企高管腐败已经成为当今社会普遍关注的话题。

20世纪70年代的信息经济学、激励理论等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出现，为企业组织的研究提供了分析工具。本文以激励理论^[5]来分析现阶段中国国企高管的腐败问题，以期深究国企高管腐败的根源。

1国企高管行政任命式的激励契约出现逆向选择

有关国有企业所有权的问题，本文认为全体公民作为实际所有者在履行国有资产监管上处于缺位的状态下，国有资产监管部门自然就充当了委托人的角色，国企高管以代理人身份出现。

假设1：监管部门在选聘国企高管时双方是一次性博弈。

现实中，一旦高管被正式任命，或是升迁或是平稳退休的退出途径外，除非特殊原因，其被解聘、辞退的概率非常小。这样就排除了监管部门与国企高管间有关聘任的多次博弈情况。

假设2：本文将企业家精神强的国企高管定位为高效率，风险中性，企业家精神弱的国企高管定位为低效率，风险规避。

所谓企业家精神是指勇于承担风险、勇于创新、在不确定环境下为企业发展制定决策战略的人。

假设3：选聘契约在中间时段签订，即监管部门在设计选聘方案时已经存在信息不对称。

任命前期：高管获知自己类型→任命期：监管部门提供任命契约；高管接受任命契约→任命后期：任命执行。即高管在被任命前已获知自己是风险中性还是风险规避型的代理人。

尽管国企高管通常是由监管部门对每个候选干部进行长期的业绩考核与评价基础上选拔出来，国企高管与委派、任命和聘用他的监管组织之间是一种长期关系，但监管部门之前所采集的信息对于候选高管在被任命后的判断是有差异的。因为候选国企高管沿着班组长、车间主任到后来的副总经理乃至总经理、董事长的发展路径表明，在任职总经理之前的个人发展阶段，因其所处职位与风险决策相关性较低，因此监管部门是无法获得其对风险的态度。

此情形下，低效率的高管得到严格负的信息租金，即USB>0>SB。

上述论证表明，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企业家精神的强弱成为国企高管的私人信息，如果有幸聘任了具有实干精神的国企高管，那么监管部门的任务与任命的高管目标函数一致，双方可以达到国企效用与高管激励的帕累托最优。如果监管部门任命的国企高管是效率低下、惧怕风险的人员，那么他上任之后欺上瞒下，寻租、腐败就不足为奇了。

2多任务契约激励机制扭曲加重国企高管的道德风险

作为系统研究管理中激励理论第一人的巴纳德（1938）认为“不恰当的激励意味着淡化或改变组织的目的，或导致合作的失败。因而，在所有类型的组织中，为成员提供恰当的激励成为压倒一切的任务，而我们所看到的管理工作的失效往往就体现在这一点上”。在国企高管的履职过程中，如果高管的努力水平能通过产出很好地映射出来，那么监管部门就可以制定一个完全的激励契约达到双方的帕累托最优。但国企的考核指标除了利润指标以外，还受到诸如企业规模、维稳指标等其他考核因素显著影响。这时，国企高管会考虑在努力工作和其他指标的完成之间进行精力分配，加之高管努力的不可验证性，使得高管将精力集中在容易得到政绩显示的非经营指标和短期行为上。

假设5：监管部门布置两种任务（如规模与利润，利润与维稳等）令e=（0，1），e为高管在履行监管部门布置任务的努力水平，两种努力分别为e1和e2，相应的随机回报为Si=，S，i=1，2，我们试图论证在国企高管履行任务的努力成为高管的私人信息，监管部门无法获知的情况下如何实施激励的。

为防止高管只付出一种任务努力激励约束为：

通过对激励约束条件的分析可得出：当监管部门布置的任务是互替的，作为委托人的监管部门同时激励两种任务比只激励一种任务要困难很多。如果任务是互补的，则对激励风险规避的国企高管在两个任务上都施加努力的激励则变得更加困难。在这种情况下缺乏企业家精神的国企高管通过各种方式疯狂寻租，以弥补自己的效用损失。比如疯狂扩大企业规模、盲目并购，企图通过扩大企业帝国来增加自己的控制权，以期获得更多的租金。也有国企高管利用监管部门在中国社会处于经济转轨之际，为苛求宏观社会政治稳定要挟监管部门，致使监管部门把企业追求经济利益的真实目标偷换为谋求上司满意的政治目的。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很多国企高管下马的同时，所工作过的企业大多规模庞大，人员众多了。

以使风险中性的高管获得企业剩余收益权。但现阶段通过给予国企高管股权、期权的激励方式进展非常缓慢，而以MBO方式的管理层收购在当下容易演变为特殊利益集团鲸吞国家财产的借口和诱发因工人失业导致的社会动荡。其中曾经取得过一些优异成绩的高管通过“其他途径”获得收益以用来弥补自己人力资本的投入，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一些曾经取得过辉煌业绩的国企高管会最终因贪腐而落马的原因。

3有信息的监管部门与国企高管共谋导致双方联合寻租

国有企业由于作为实际所有人的全体公民监管缺位，导致国资监管部门承担起执行委托人的角色。现阶段，监管部门相对所辖国企掌握着诸如人事任命、考核评价、补贴发放、政策资金支持等诸多资源，我们这里将控制资源的监管部门设定为有信息的委托人。

上述证明显示，在型委托人即低信息控制权的情况下：IP=，当在θ型即掌握绝对信息的委托人情况下委托人的过度消费超过正常量，qIP>q。

现实中国企高管企业家精神的发挥受制于监管部门的控制，如果监管部门同样具有勇于改革、实施管理创新、有效激励国企高管，那么他们的联合就能使企业家精神在国企发展中得到充分体现。反之，监管部门出于机会主义的行为动机，滥用手中权力与代理人的偷懒行为共同作用，那么其危害性是巨大的^[6]。

三、结论及政策含义

目前，针对国企高管腐败治理机制的相关研究很多，从产权激励制度到政策约束等各方面建议颇多。本文试图从社会公众关心的薪酬激励着手，试图在契约签订和执行中减少国企高管腐败的发生。

1建立职业经理市场，减少行政任命的逆向选择

根据激励理论的阐述，存在信息差异，在契约签订时就存在逆向选择，此论述同样适用于职业经理人市场。但职业经理人在市场生存和发展的平台上除了依靠薪酬激励其对企业负责外，市场声誉激励机制严格控制着职业经理人的退出途径，这一点与依靠行政任命的国企高管在退出路径上存在着巨大差异，所以职业经理人市场对契约激励出现的逆向选择具有修复和纠偏作用。

2建立合理激励约束机制，减少国企高管履约的道德风险

为了应对激励不足导致的国企高管腐败频发，国企监管部门在激励机制的运用上针对不同类型的风险偏好逐步从固定薪金加绩效工资的年薪制逐渐向股权、期权等产权激励方式过渡。针对国企高管在企业创新、企业文化等核心竞争力方面等无形资产的前期投入和抵御经济危机暂时处于企业低谷等难以用数据进行量化的高管业绩，监管部门要积极采用主观评价的方式加大对国企高管的激励程度，以免造成“该发展的不激励，不该激励的乱给钱”的现象^[7]。

3严格界定行政监管与企业边界，减少双方的合谋

现阶段囿于一些体制上的弊端，国企监管部门要充分地放“手”，而不是“紧紧握住”。让监管部门掌握的信息与企业充分共享，并逐步减少监管部门的信息控制权，减少各自寻租的现象发生。同时加强独立董事和外部董事的监督，减少代理成本。

国企高管的薪酬激励问题与国企高管的腐败是现阶段中国市场经济转轨之际出现的典型现象，如何在有效的薪酬激励制度下减少国企高管腐败案件的高发，是呈现在“十八大”之后中国重启改革的现实问题。

参考文献：

[1]王荣利2011年度中国企业家犯罪报告[N]法制日报，2012-01-06

[2]上海荣正投资咨询有限公司2011年中国企业家价值报告[R]上海远东出版社2011-05-28

[3][英]亚当·斯密国富论[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0，130

[1]Krueger，A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Rent-Seeking Society[J] The Amercian Economic Review，1974，64（3）

[2]伯利·米恩斯现代公司与私有财产[M]甘华鸣，罗锐韧，蔡海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35

[3]陈郁所有权、控制权与激励—代理经济学文选[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166-197

[4]亚当·斯密国富论[M]孙善春，李春长译，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0214

[5]让-雅克·拉丰，大卫·马赫蒂摩激励理论：委托—代理模型[M]陈志俊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30-199

[6]埃里克·奥茨代理人偷懒与委托人滥用—— 一种关于厂商的法律理论[J]戴彪译，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1，（6）

[7]安铁通管理劳动：价值创造及财富分配[J]商业研究，2012，（5）：38-40

[8]黄载曦，龙游宇高新技术企业人力资本形成机制：以产权实现激励[J]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11，（3）：143-147

（责任编辑：于振荣）

作者：曾威

腐败行为经济学探析论文篇2：

上市公司高管腐败的趋势与特征

摘要：本文利用手工收集的1993-2011年上市公司高管腐败案数据，分析了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腐败的趋势与特征。统计发现：握有实权的公司董事长和总经理发生腐败案的比例最高，涉案金额最大；从腐败案的数量和涉案金额来看，2001年之后公司高管腐败明显呈现出越发严重的趋势；腐败案被发现后，容易被四大证券报披露报道，并容易得到反腐部门的及时处理；从腐败案被揭发的方式来看，我国的反腐基本上属于被动型反腐，治理腐败的机制安排对腐败者还没有产生“威慑”作用。

关键词：高管腐败公司治理腐败类型政府控制

一、引言

腐败已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一大隐患。尽管近年来大量文献从宏观层面基于寻租理论、管制理论、委托代理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探讨了腐败产生的原因（闫伟，1999；盛宇明，2000；张延人、顾江，2001；谢平、陆磊，2003；夏光、张胜波，2005；黄群慧，2006），及其所带来的各种后果：对政府政策制定的干预（高勇强、田志龙，2005）、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Cuervo-cazurra，2006；Dong，2010）、对公司成长的不利影响（Chan，2009）、对经济增长的阻碍（刘勇政、冯海波，2011）、所导致的银行业和证券业不良资产的增加（陆磊，2005）。但只有较少文献从公司层面研究了腐败产生的薪酬管制原因（张维迎、赵晓，2003；陈信元等，2009）以及腐败对公司盈余信息（Fan et al.，2010）和债务融资方式（朱凯、陈信元，2007；Fan，Rui and Zhao，2008）的影响。其中对于企业高管尤其是上市公司高管腐败问题的研究更是鲜见。本文通过手工收集了“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中1993年至2011年所有经由新闻媒体报道的上市公司高管腐败案件。用“高校财经数据库”中的上市公司文献数据库数据进行了交叉核对。对于同一案件由多家媒体报道的，以报道时间最先的为准；对于同一案件涉及多人被多次报道的，以职位最高的为准。在剔除了无效数据和重复信息之后，一共得到104条有效的腐败案数据。

二、上市公司腐败高管的职位、腐败类型与涉案金额

（一）上市公司腐败案涉案高管的职位特征上市公司主要子公司中发生了腐败行为的高级管理者列入公司中层干部级别。如表（1）所示，在媒体披露的所有上市公司高管腐败案件中，腐败高管属于董事长层次的有15例，占14.42%，属于总经理层次的有48例，占46.15%，属于党委书记层次的有4例，占3.85%。这三种职位的腐败共占了64.42%。这表明上市公司高管的腐败表现出“上梁不正”的特征，尤其是董事长和总经理，占了腐败案的60.57%。党委书记的腐败比例较低，可能是两种原因所致：一种原因可能是相对于其他职位，党委书记的党性原则较强，抑制了他的腐败动机；另一种可能原因是，不同于行政部门的党委书记，公司的党委书记可能没有经营的实权，腐败的机会少于董事长和总经理。副总经理级别的腐败案中，总经理秘书或总经理助理占4.81%，副总经理占10.58%。财务总监职位腐败的比例是2.88%，其他层次的腐败占17.31%。表明上市公司高管的腐败，主要源于公司的治理问题，主要是对公司高管的监督机制失效所致，导致公司经理级别之上的高管缺乏制衡机制。

（二）高官腐败的类型与涉案金额本文对高管腐败所涉案件的类型进行了分类，主要包括受贿、行贿、索贿、侵占、挪用、以权牟利和其他经济问题，并对涉案金额进行了统计。由于有些高管涉案类型涉及几个类别，因此，按涉案类别进行的统计会高于104个腐败案件数为137个。如表（2）所示，媒体披露的上市公司高管腐败案中，贪污、受贿、侵占和挪用四项罪名占了80.99%。这四项都属于典型的现实谋利型腐败。这反映出当前中国上市公司高管腐败还处在比较“低端”的层次，腐败的手段比较粗劣，腐败行为相对而言比较容易甄别和监督。这也可能是这些案件容易被发现的原因。

本文对腐败高管的涉案金额进行了统计。表（3）显示，上市公司高管腐败涉案金额差异极大，剔除一个极端数据之后的所有腐败案涉案金额的均值为6249万元，其中最小金额为26万元，最高金额为5.5亿元，不同层级的管理者涉案金额的差别也很大。董事长和总经理级别涉案金额的均值为7944.1万元，中位数为2200万元，都远高于其他级别的管理者。其次是中层干部级别，均值是1828万元，中位数四1214万元，再次是党委书记，涉案金额的均值和中位数均为984，后面依次是副总经理级别。这些数据表明，握有实权的公司董事长和总经理及子公司的董事长和总经理，腐败的涉案金额较高，说明公司内外部的治理机制较弱，从而使公司高管容易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取不正当利益。

三、上市公司高管腐败的时间趋势和实际控制人性质

（一）上市公司高管腐败的时间趋势本文分析了18年来上市公司高管腐败的时间趋势特征。上市公司高管的腐败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在2004年和2005年达到了最高峰，每年均有13起腐败案。尽管2006年后逐年有所降低，但每年的腐败案件仍显著高于2003年及以前的年份。这表明针对我国上市公司高管的反腐形势较为严峻，进入2001年以来公司高管的腐败呈现明显增加的趋势。本文对67条有明确涉案金额的腐败案从涉案金额角度进行了时间趋势统计。发现在2004年和2005年，高管腐败的涉案金额达到了最高。尽管2006年后有所降低，但仍远远高于2003年之前。这些数据仍然表明，上市公司高管的腐败有趋于严重的趋势，进入2001年之后腐败案的涉案金额明显增加，反腐形势任重道远。进入本世纪以后，无论是涉案数量还是涉案金额，我国上市公司高管的腐败形势均明显趋于严重，监管机构需从重从严监、治腐败。

（二）公司实际控制人性质与高管腐败政府控制公司高管腐败统计。如表（4）所示，在媒体披露的104个高管腐败案例中，政府控制下的公司占了75.96%，非政府控制公司占了24.04%。其中，中央政府控制公司所占比例为21.15%，地方政府控制企业为54.81%。这就意味着政府控制公司的腐败程度严重高于非政府控制公司。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首先，相比于非政府控制公司，政府控制公司更多偏向于行政式管理以及非市场化的高管激励机制，对高管的约束和监管更多的是依靠上级的行政监管和政府的反贪部门，由于政府反腐的效果不理想，降低了对高管的威慑作用，高管利用权力寻租的机会较多，而非政府控制公司的中小股东为了防止自己的利益被转移，其监督高管的动力会较强，可能有助于控制非政府控制公司高管的腐败，因此，政府控制公司的腐败案多与非政府控制公司。同时，相比于中央政府控制而言，地方政府控制公司的高管拥有更大的自主权，而且，地方监管部门在监管制度的建设方面和监管能力方面可能都弱于中央政府控制公司的监管部门，导致地方政府控制公司的腐败案高于中央政府控制的公司。为了进一步探讨不同性质控制人公司高管腐败的程度，对搜集到了涉案金额的66条腐败案数据按照控制人性质进行了分类统计。如表（5）所示，在剔除一条异常值（涉案金额为40亿元）之后，地方政府控制公司的腐败涉案金额均值是7290万元，中央政府控制公司的均值是3539万元，非政府控制公司是6512万元。这表明总体上，地方政府控制公司的腐败案涉案金额在三类企业中最大。

四、上市公司高管腐败案的媒体披露方式与被发现的时间差

（一）高管腐败案的媒体类型披露高管腐败案件媒体，如表（6）所示。将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腐败案予以披露的主要是四大证券报纸，占了总数的63.46%。其次是其他财经媒体占11.54%，地区性报纸占7.7%，法制类报纸占5.77%，其他媒体占11.54%。这可能是公司高管腐败属于公司的重大事件，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规定，应在指定媒体上及时予以披露，因此，相比于其他披露方式，公司高管腐败案在四大证券类报纸的披露率最高。也就是说，公司高管腐败案件属于公司自行披露的情况占了60%以上。无法判断这是由于媒体管制的原因还是新闻界“懒惰”等其他原因造成了极具新闻价值的公司高管腐败案没有被其他媒体抢先予以报道。这也表明新闻媒体等社会监督力量在监督上市公司高管腐败方面可能没有尽到应尽的舆论监督职责。

（二）高管腐败案被发现的时间差本文对腐败案实际发生时间与媒体首次披露时间之间的时间间隔进行了统计分析。对于间隔时间不超过12个月的，视为1年，长于12个月的，按实际年份计算。由表（7）可以看出，绝大部分上市公司高管腐败案件都是在案发后一年以内被媒体披露出来的，占了总数的84.8%，其中三个月以内被披露出来的占68.6%。两年以内披露出来的占了总数的95.3%，第三年才披露出来的只有2.9%，只有1个高管腐败案在案发4年以后才被媒体披露。因此，这表明反腐部门在查处已发现的腐败案件时是比较及时有效的，这也表明了政府的反腐决心。

（三）高官腐败案情揭露方式高管腐败行为一般都是比较隐蔽的，因此，这104个腐败案是如何被发现的就值得进一步分析。在收集的104条数据中，说明高管腐败案被发现方式的只有45条。将这45个腐败案的案发方式分为其他案件牵连、上级检查发现、审计发现、举报、自首和其他方式。如表（8）所示，高官腐败案大多是由于其他案件牵连（35.56%）和举报（31.11%）而被发现的，占了66.67%，通过审计发现腐败的占了22.22%，而通过正常检查方式（上级检查）发现的则只有4.44%。由于其他案件牵连和举报这两种方式在反腐方面具有较大的偶然性，是一种“被动式”反腐。因此，这表明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形成较有效的反腐机制。与此同时，本应在控制高管腐败行为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上级检查在反腐的实际表现中却乏善可陈（只占了4.44%）。此外，值得关注的是，在45条数据中，由于腐败高官自首而案发的只有1例。这也表明，目前的反腐机制还无法对腐败者形成“威慑”作用。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分析发现：握有实权的公司董事长和总经理（包括子公司的董事长和总经理）发生腐败案的比例最高，涉案金额最大，并且，高管腐败的手段主要是采用“现实谋利型”的贪污、受贿、侵占和挪用四种方式；从腐败案的数量和涉案金额来看，2001年之后公司高管腐败明显呈现出越发严重的趋势；腐败案被发现后，容易被四大证券报披露报道，并容易得到反腐部门的及时处理；此外，从腐败案被揭发的方式来看，我国的反腐基本上属于被动型反腐，治理腐败的机制安排对腐败者还没有产生“威慑”作用。政府控制公司更容易出现腐败，尤其是地方政府控制公司。

参考文献：

[1]徐细雄：《企业高管腐败研究前沿探析》，《外国经济与管理》2012年第4期。

[2]陈信元、陈冬华、万华林、梁上坤：《地区差异、薪酬管制与高管腐败》，《管理世界》2009年第11期。

[3]高勇强、田志龙：《中国企业影响政府政策制定的途径分析》，《管理科学》2005年第8期。

[4]黄群慧：《管理腐败新特征与国有企业改革新阶段》，《中国工业经济》2006年第11期。

[5]刘勇政、冯海波：《腐败、公共支出效率与长期经济增长》，《经济研究》2011年第9期。

[6]盛宇明：《腐败的经济学分析》，《经济研究》2000年第5期。

[7]夏光、张胜波：《权力市场下的腐败机制和治理研究》，《中国工业经济》2005年第8期。

[8]谢平、陆磊：《利益共同体的胁迫与共谋行为：论金融监管腐败的一般特征与部门特征》，《金融研究》2003年第7期。

[9]闫伟：《国有企业经理道德风险程度的决定因素》，《经济研究》1999年第2期。

[10]朱凯、陈信元. ：《银行腐败与公司资本结构决策》，《金融研究》2007年第1期。

[11]张延人、顾江：《官僚体制中的契约与激励机制——对转轨经济中官员腐败的一个新解释》，《经济研究》2001年第10期。

[12]陆磊：《金融腐败的微观经济效应：一般均衡与金融业不良资产问题》，《金融研究》2005年第2期。

[13]盛宇明：《腐败的经济学分析》，《经济研究》2000年第5期。

[14]Chan， R..Financial Constraints， Corruption and Growth： Firm Level Evidence， working paper， 2009.

[15]Cuervo-Cazurra， A.. Who Cares About Corruption， working paper， 2006.

[16]Dong， B.， Torgler， B.. The Consequences of Corruption： Evidence from China， working paper， 2010.

[17]Fan， J. P.H.， Rui， O. M.， and Zhao M.. Rent Seeking and Corporate Finance： Evidence from Corruption Cases，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2008.

[18]Fan， J. P.H.， Li， Z.. Relationship Networks and Earnings Informativeness： Evidence from Corruption Cases， working paper， 2010.

（编辑虹云）

作者：赵超

腐败行为经济学探析论文篇3：

对于腐败成因及改革路径的深入思考

【摘要】反腐败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历史任务，本文首先对国内外腐败的界定进行了深入分析研究，进而根据实际情况探析腐败的成因，最后对腐败问题未来的改革路径进行了深入思考并提出建议措施。

【关键词】腐败;寻租;行政监督

腐败被形象的称为“政治毒瘤”，是人类社会健康肌体上的毒瘤，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不管国内还是国外，不管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还是资本主义制度条件下，腐败都是一个社会普遍存在的个别现象，都是一个难以克服的世界性难题。可以说，当前腐败已经成为全球性的普遍问题。腐败做为一种从社会现实中成长的客观历史现象，必然有其生存、发展的现实土壤。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各项反腐措施的落实，腐败现象必然逐渐减少，呈现出一个政廉风清的景象。

一、腐败的内涵

美国著名政治学者亨廷顿对腐败的定义是：“腐败即公职人员为实现其私利而违背公认规范的行为。”腐败是公共部门中官员的行为，不论是从事政治事务的官员，还是从事行政管理的公务员，他们通过错误地使用公众委托给他们的权力，使他们自己或亲近于他们的人不正当地和非法地富裕起来。从其指向结果来看，一个受贿官员是一个腐败的人，但腐化的人未必只接受钱物，腐败还包括任人唯亲和滥用职权等等。腐败可归纳三大类：一是以公共职位为中心的定义，把腐败行为视为对公职规范的背弃;二是以市场为中心的定义，从经济收益的角度概括腐败;三是以公共利益为中心的定义，把腐败视为对公共利益的侵蚀。

二、腐败问题的成因

1、滥用权力的贪欲导致腐败

“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学者根据“阿克顿定律”认为，人与权力、利益的结合必然会产生腐败。这是因为在一系列人区别于动物的高级心理活动中有一根本特征，即占有和支配心理。人这一固有的占有和支配心理既是权力存在的心理基础，又是腐败产生的根源。权力本质上具有强制性、支配性、扩张性和任意性。权力的本性往往与人类自身的弱点联姻，从而使双方互相强化，并诱惑人们去扩张权力、滥用权力。可见，滥用公共权力的天然欲望必然导致腐败。

2、官员的经济理性诱致腐败

早在威尔逊的公共行政学中就有了“政府官员的经济理性”假设，政府机构如果不能有效地满足官员们的经济需求，官员腐败活动就容易滋生。有学者指出，在现有制度结构和制度安排不能为党政一把手提供合法的、正当的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渠道的情况下，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就成为腐败合乎理性的选择。众所周知，我国公务员工资福利水平在全世界处于较低水平。当某些官员的“政治期望”急剧下降之后，特别容易产生腐败作为，众多的“59岁现象”就是鲜明的例证。

3、公共权力寻租催生腐败

有学者指出，在市场发育还不充分的条件下，政府官员是管制政策的供给者，企业为谋取利益可能购买管制，于是政府成为利益集团的俘获物从而导致腐败。也有学者认为，公共部门的“设租”行为说明先有权力腐败动机然后诱发产生了权力寻租行为。笔者认为，寻租是导致腐败的必要条件，一旦公共权力异化为私人权力，就会产生寻租腐败动机。但是，权力垄断才是导致腐败的充分条件。当政府权力运行处于高度垄断时，“寻租导致腐败”就成为一个必然原因。

4、行政监督缺位放纵腐败

从体制来看，高度集中的行政权力体系，对领导干部的监督经常失效，甚至形成监督的真空。纪检、监察部门很难及时监督同级党委，许多人大代表甚至连政府财政预（决）算报告和审计报告都看不懂，难以形成真正的监督。从制度来看，对腐败惩罚过于宽松，立法不公、执法不严助长了腐败发生。我国现有3000多部反腐廉政建设的法律法规，中央对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规定有52个“不准”，但管用的不多。公共舆论是行政监督的“利器”。但我国舆论界对公共部门或公众人物进行监督的相关法律不完备，群众不敢监督、不能监督和不会监督问题十分突出。

5、行政道德失范助推腐败风气

政府官员腐败对生活世界中伦理普遍性的消解，导致官员道德信用丧失。在社会转型期，新的现代伦理和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尚未完全建立，腐败仍然是公共权力拥有者难以抵制的诱惑。亚当·斯密说过，人在对自利边界的意识中走向道德。客观地讲，中国还没有建立起稳定的保护普通事务类公务员基本利益的机构与机制，政府官员的“自利边界”比较模糊，公务员的道德自律和他律缺乏标准。上岗靠送礼、晋升靠“跑官”、荣誉评定靠人情，捞好处有本事的风气盛行，这些也是腐败产生的重要原因。

三、腐败问题的改革路径

1、完善廉政监督政策、廉政惩治政策

第一，把权力关在笼子里，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从不同监督形式出发探讨不同的监督机制，如：审计监督、财政监督、社会监督、舆论监督如何进行完善。学界研究的主要建议是：针对“一把手”腐败问题，应当健全对高中级干部和“一把手”权力的监督制度;新闻舆论监督是反腐利器，是民主治腐的良方之一，需要加强新闻媒体的自由报道和自律建设;财政监督发挥着重要的约束功能，是廉政建设的一个重要手段和具体形式。针对廉政政策执行中存在的问题，应当加强廉政政策执行监督，减少廉政政策执行失真。重视网络举报和实名举报拓宽监督腐败渠道，在人民网、新华网、中国网络电视台、新浪、搜狐、等国内主要网站均在首页开设网络专区，链接纪检监察、检察、法院等部门举报网站。网站开通后，网络举报数量呈现上升趋势。网络迅速发展，网络舆论成为反腐败监督的重要渠道，此外，主流网站检举腐败成为一种社会风气。但是，权力私用是政府行政二元论关注的焦点，因此还必须重视。

第二，完善廉政惩治政策。腐败治理的关键问题是惩治腐败行为，预反寻租必先反设租。学界对惩治腐败方面的而研究和建议主要是：提高腐败成本，降低腐败行为的发生，关键是提高查处概率，还应所见司法自由裁量权。增加对于腐败行为的罚款，制造舆论压力增加精神成本，等等。对于贪官外逃的问题，学者认为应该建立健全经济预防和惩治机制，切实抓好遏制资金外逃、加大反洗钱力度、利用民法追缴外逃赃款等重要环节的机制建设等。

2、以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为重点

从经济学的视角来看，权利寻租问题处于当代中国社会腐败问题的核心，寻租即缺少约束的行政权力以各种各样的名义在市场活动中索取超额的“租金”。特别是如今正处于经济转轨时期，腐败治理的关键就在于实现政府与市场之间的良性协调关系。因此，为做将政治好反腐败工作，重点是减少行政干预，打破行政垄断，重新定位政府的经济职能，防止公权私用。

3、以政治与行政体制改革为重点

政治学与行政学对腐败问题的探讨通常关注政治与行政体制本身。政治过程的腐败防御体制可分为宏观体制和具体体制两个方面。宏观体制是指社会资源呢集中和分配的基本体制、资源的管理体制和程序、资源分配的权利等。对于中国正在发展市场经济的体制而言，更加重要的是宏观体制改革。政治领域腐败案件多发高趋势表明，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制度反腐败的重点应当从经济领域转向政治领域，通过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与创新，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另外，“政府反腐败力度逐年加大，而腐败的程度却逐年升级”这一现象的反思，应在维护有限中央集权的同时，努力推进地方民主。按照这种逻辑，权力结构的平衡、法治社会的构建、民主政治的发展等宏观政治体制构成了腐败治理的基本制度保障。所以打击腐败的制度没有一定的背景体制就难以生产理想的效果。

4、以公职人员激励为重点

国内许多学者主张“合理薪酬”与“适时提薪”，或是主张调薪制度与其他制度措施的配套，对于高薪养廉一般持保留态度，给予公职人员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合理薪酬是有效的反腐策略之一，削弱其寻租的动机。加大预防和打击腐败行为力度与改革公务员激励制度要结合起来，相互推动。周军、刘民权则提供了从经济学领域看待高薪养廉政策的一个新视角。通过建立模型他们得出这样的结论：高薪本身不能廉政、高薪不是廉政的充分条件。因此，重点在于公职人员激励，提高国家公职人员对于权力的“公共性”有更深的认识，而不在于单纯的薪水变化。

5、以改进腐败治理机构为重点

专门的反腐组织保障了各种反腐制度的有效执行，各类具有反腐败职能的组织的有效协调配合是廉政实现的重要条件。有学者从反腐组织和机构的角度提出了建议当前中国存在反腐败机构之间分工不清晰，专业化程度不高的问题。因此建议纪检、监察机关应统筹协调反腐败工作，加强对司法和执法机关的监督。中纪委、监察部应继续承担颁布有关法规文件、制定战略规划、协调各机构间的职能;加强廉洁教育工作，并将教育对象扩大到全社会等。建议设立独立的监督机构，保证监督部门的独立性和公正性，减少其受到上级机关的行政干预。

6、以执政党建设为重点

由于中国现实的政治体制，决定了执政党在反腐败中起到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中国共产党要继续保持特有的性质和执政地位，就一定要自觉地领导反腐败斗争，抵制并消除党内的腐败现象。因此，学者提出以下建议：第一，加强党内制度建设，加强党内监督，强化党风廉政建设制度、舆论监督制度、党风廉政预警机制、党员干部财产申报制度等;第二，促进党员干部廉洁自律;第三，强化党外监督，健全群众监督、舆论监督制度;第四，发挥民主党派的监督功能，有效利用民主党派在国家政治中的独特地位，发挥他们的而民主监督职能。

【参考文献】

[1] 梁仲明，陈萍. 论公共权力腐败的条件与防治对策——从阿克顿定律谈起[J].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17（5）.

[2] 伍德罗·威尔逊. 行政学之研究[J]. 政治科学季刊， 1887（02）.

[3] 应琛，刘绮黎. 贪腐：从“59岁现象”到“35岁现象”[J]. 新民周刊， 2014，（38）.

[4] 李燕凌，吴松江，胡扬名. 我国近年来反腐败问题研究综述[J]. 中国行政管理， 2011，（11）.

[5] 胡鞍钢，过勇. 国际组织对各国腐败状况的评价体系概述[J]. 政治学研究， 2001，（4）.

[6] 吴一平. 经济转轨、集体腐败与政治改革——基于中国转轨经验的经济学分析[J]. 当代经济科学， 2005，27（2）.

[7] 维托·坦茨. 政府与市场[M]. 商务印书馆， 2005.

[8] 郭莲. “国际透明组织”的“腐败排行榜”[J]. 领导广角， 2003，（10）.

[9] 何鑫. 马克思主义人性理论视角下的腐败治理[D]. 长沙理工大学， 2008.

[10] 亚当·斯密. 道德情操论[M].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1.

[11] 胡鞍钢，过勇. 转型期防治腐败的综合战略与制度设计[J]. 管理世界， 20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