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投资与经济增长论文

摘要：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但基于地区间产业结构、资源状况以及经济体制等原因，外商直接投资效率并不相同。为此，文章在外资与区域经济增长模型中加入外资质量并进行实证研究，分析得出各地区在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质量方面的差异导致了外商直接投资对地区经济增长贡献率存在差异，即资本异质性会直接影响FDI对不同地区经济增长作用的程度甚至方向。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外商投资与经济增长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外商投资与经济增长论文 篇1：

上海地区房地产业外商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实证研究

[摘要] 近年来,外商直接投资额在上海地区总体呈上升趋势,而房地产业所占比重较大,本文选取了近10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试图得出上海地区房地产业外商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关系,并提出了房地产业利用外资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 房地产业外商投资回归分析政策建议

一、引言

受金融危机影响,世界各地房地产需求较同期而言有所下降,但是房地产依然在外商直接投资中占有很大比重。根据上海市统计局2008年发布的前三季度数据显示,第三产业中的房地产业依然是吸引外商投资的大头。从合同外资看,前三季度,上海第三产业吸收合同外资金额97.53亿美元,而第三产业内部,房地产业合同外资比重最大,房地产业外商直接投资合同金额34.16亿美元,同比增长75.6%,占第三产业外资合同金额的35%,比重同比提高5.7个百分点。从实到外资看,前三季度房地产业实到外资比重依然占据首位,房地产业实到外资金额17.81亿美元,同比增长27.4%,占第三产业实到外资的35.4%,比重同比提高1.9个百分点。

国内外有很多学者对房地产业的外资情况进行研究。Russekyh,F. &Ruffin,R.指出:当美国的外债增加时,美国在外国房地产领域的投资也会相应增加。Moshirian,F. & Pham,T.在实证分析1985年～1995年间导致美国在外国房地产业投资增加的原因时发现:美国在国外房地产业的投资与美国的财政状况、东道主国制造业和银行业的发展水平均呈现出正相关关系,同时他们研究还发现当美国股票的收益下降时,投资者更倾向于向国外的房地产业投资。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课题组在对上海市房地产业的外资化程度进行实证分析时发现:在国内市场、宏观经济政策等一系列外部因素的影响下,房地产行业出现了外资流入增加、对内资替补性增强的倾向。

本文试图对FDI与上海房地产业增长之间的定量关系做系统性研究,并回答以下几方面问题:(1)房地产业的FDI与上海房地产业的增长是否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2)二者之间的短期关系以及相互影响程度如何,并根据实证分析得出文章的结论及政策建议。

二、样本来源及数据处理方法

本文以上海市房地产业作为样本,数据年限为1990年～2007年。文中用HGt表示第t年的房地产业产值,HFt表示第t年的外商对房地产业投资额,上海市历年房地产业产值数据均来自于《上海统计年鉴》。为了消除物价因素的影响,均使用1990年为基期的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对变量进行了缩减,且外商对房地产业的投资额(HFt)按当年美元与人民币平均汇率折算成人民币。为了消除数据中可能存在的异方差,本文对有关数据均做了对数处理。

三、实证分析

1.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检验。要进行协整分析必须首先进行单位根检验。本文使用目前最有效的序列稳定性检验工具ADF(Augmented Dickey-Fuller)法检验变量的稳定性,回归方程如下:

(1)

在方程(1)中,Yt是所研究的时间序列,α是常数项,T为时间趋势,εt是随机误差项,p是最佳滞后期。零假设H0:Yt是平稳序列,当显著为负数时,便拒绝原假设。对于非稳定变量,还需要检验其一阶差分的稳定性,若变量的一阶差分为I(0)序列,则此变量是一阶单整的。所有变量均为I(1)序列是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的必要条件。

对变量Ln(HGt)和Ln(HFt)及其一阶差分变量DLn(HGt)、DLn(HFt)使用ADF法进行平稳性检验便可以看出,上海市外商对房地产业的投资额与房地产业具有同步增长的趋势,并且变动的方向和步调较为一致,这说明其间可能存在较强的相关关系。其中,外商对上海市房地产业的投资额于1990年～1992年出现的小幅回落,主要是由当时国内的经济环境造成的。而1998年～2000年的下降则主要是由于东南亚金融危机时期,大量外资投资主体撤资。其余年份,外商对房地产业的投资额均呈稳步上升趋势。

由表1可见:水平序列Ln(HGt),Ln(HFt)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不能拒绝单位根假设,是非平稳的。而其一阶差分序列DLn(HGt)、DLn(HFt)拒绝了单位根假设,是平稳的,这说明Ln(HGt)和Ln(HFt)是一阶单整的(I(1)序列)。

2.协整检验。虽然外商对上海市房地产业的投资额与房地产业增长都具有各自的长期波动规律,但是如果能证明它们是协整的,则可以确定它们之间存在着一个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检验显示Ln(HGt)和Ln(HFt)是一阶单整的,所以可进行协整检验以验证两者是否存在协整关系。鉴于此,本文采用Johansen的极大似然法进行协整关系检验,根据各数据生成过程特征,本文选择数据和协整方程中存在线性趋势,且协整方程中有截距项的模型,并利用AIC准则确定最佳滞后期数,协整测试的结果见表2。

表2显示,当rk(∏)=0时,迹统计量的值为21.21,超过5%显著性水平的临界值15.41,表明应拒绝零假设,接受备选假设。当rk(∏)=1时,迹统计量的值为2.39时,小于5%的临界值3.76,因而接受零假设。结合这两个假设的结果可得出结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两个变量之间存在一个协整关系。这说明在95%的概率下,外商对房地产业的投资额与房地产业产值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长期均衡关系的协整方程为:

Ln(HGt)=3.2871+0.1207Ln(HFt)(2)

(2)式表明Ln(HF)对Ln(HGt)增长的长期弹性为0.1097,这说明在1990年～2007年的样本期限内,HFt每变化1个单位,HGt变化0.1207个单位,即外商对上海市房地产业的投资每增长1个单位,上海市房地产业产值仅增加0.1207个单位。由此可见,FDI在促进我国房地产业发展中所起作用较小,本土企业占主导地位。

3、误差修正模型。根据Granger定理,两个不稳定的I(1)序列变量,如果二者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必须用误差修正模型来表达它们的线性关系。为此,本文构建了误差修正模型进行估算,并得到如下结果:DLn(HGt)=0·6421DLn(HGt-1)-0·1252DLn(HGt-2)+0·0162DLn(HGt-3)-0·0347DLn(HGt-4)+0·1654DLn(HFt-1)+0·0219DLn(HFt-2)+0·2382DLn(HFt-3)+0·4614DLn(HFt-4)+0·0653-0·5946vecmt-1 (3)

(R2=0.8521, D.W.=1.8526, AIC=-4.0039, F=9.7652,且误差修正项为负值,符合反向修正机制)

由(3)式可以看出:Ln(HFt-4)对Ln(HGt)的变动影响显著。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由于房地产从投资开发到建成一般有3年～4年的滞后期。另一方面,Ln(HGt-1)与Ln(HGt)存在高度的正向关系,这说明了上海的房地产业增长具有很大惯性。同时,(3)式中的修正系数达到0.5946,这说明上海市房地产业变化还受到其他多种因素的影响。总之,误差修正模型的结果表明房地产业FDI的波动不会对上海市房地产业产生较大影响。

四、实证检验的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的实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外商对房地产业的投资与房地产业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但其对房地产业增长的长期影响并不显著。短期内,只有HFt-4和HGt-1对HGt的变动影响显著,其他滞后期的变量对HGt的影响作用并不显著。产生上述现象的主要原因可能与我国房地产行业的特殊性有关。我国房地产行业的竞争更多的取决于土地所有权的获得。大部分的市场土地都留在了本土开发商的手中,外商投资者的市场行为更多的是受到政府政策的影响,而不是由企业本身对市场的反应所决定。

综合以上分析,各级政府在制定和实施房地产业招商引资计划时,要充分认识到FDI对我国房地产业发展的实际贡献,为其提供良好的投资环境,以最大限度地发挥FDI的作用;同时在制定引资政策时要考虑到FDI对房地产业存在着滞后影响,综合权衡长短期利益。FDI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部分企业融资的问题,但是外资的进入若失去一定的控制规模,可能会加剧房地产业投资风险,形成泡沫经济,所以在引进FDI时还要加强管理控制,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RUSSEKYH F, RUFFIN R. The role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US capital flows[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86, 76: 1127—1130

[2]MOSHIRIAN F, PHAM T. Determinants ofUS investment in real estate abroad[ J]. Journal ofMultinational FinancialManagement, 2000(10): 63—72

[3]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课题组.上海市房地产业融资外资化程度及其影响[J].上海金融, 2004(11)

[4]翁少群刘洪玉:我国房地产行业的外资参与及其影响[J].建筑经济,2005(9)

作者：周 娅 田晓娜

外商投资与经济增长论文 篇2：

FDI异质性、区域经济增长与引资转型

摘要：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但基于地区间产业结构、资源状况以及经济体制等原因，外商直接投资效率并不相同。为此，文章在外资与区域经济增长模型中加入外资质量并进行实证研究，分析得出各地区在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质量方面的差异导致了外商直接投资对地区经济增长贡献率存在差异，即资本异质性会直接影响FDI对不同地区经济增长作用的程度甚至方向。由此得出，在引资及消除FDI对区域经济发展影响的不平衡过程中，必须要转变思路，即从单纯强调增加引资数量转向提高资本的质量，增加外资的投资产出效率。

关键词：区域；FDI；经济增长；异质性；引资转型

现有文献中关于外商直接投资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中，大多学者都假定外商直接投资是一种同质资本，主要从外资规模的分布差异对中国东中西部经济增长进行相关性研究。然而除了外资规模上的差异外，各地区外资质量上的差异也不容忽视。例如，从外资技术含量角度看，东部地区引资结构中比较注重高新技术产业的对外开放，中西部地区外资在技术含量较高的行业投向上与东部地区有显著差距。各地区除了上述外资技术含量上的差异还存在进入方式、来源地以及投资产业等方面的差异。再加上其本身经济发展状况以及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等条件的不同，很有可能导致这些不同质量的外资对投资地区产生大相径庭的影响。选择与各地区经济发展相适宜的外资质量与管理水平对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如何根据各地区经济发展特点因地制宜地引导外资转型、提高外资质量、优化产业结构将是下一步的重点。

一、文献综述

目前，关于FDI与经济增长这一课题，国内外众多学者纷纷进行了研究，FDI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大致上存在两种相反的观点。一种观点以Blomstrom[1]、Globerman等为代表，认为FDI促进了东道国经济的增长，他们通过建立中国各省份的面板回归模型，发现FDI与经济增长有着很密切的联系。同时证明了FDI对投资国有正的溢出效应，外资的增加对东道国经济增长有显著的作用。国内学者姜磊 [2]、吴中兵、李松华[3]等也发现FDI有助于投资地区创新能力的提升从而推动其经济的增长。他们通过ADF检验、Johansen协整检验、Granger因果检验为此提供了相关证据。另外一种观点认为FDI对东道国的经济增长具有负面效应，Sun[4]认为外商直接投资是引起中国东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差异的主要原因，即FDI使中国经济增长不均衡，扩大了东西部之间的经济差距。沈桂龙、于蕾[5]则基于经济可持续发展和国家经济安全视角，通过实际数据得出结论，FDI使用成本过高，阻碍经济内生增长能力和可持续发展，甚至危害国家经济安全。段科锋[6]通过数据分析得出，FDI加剧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扩大产业结构偏差，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等一系列负面效应。文翠翠[7]从国家经济安全角度，也得出FDI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

与此同时，从外资在区域间的规模差异及区域自身经济状况出发解释区域经济间的差距是研究的另一个关注点。他们主要从外资在区域间的规模差异及区域自身经济状况研究区域经济间的差距。武剑[8]通过建立多维方差分析模型论证了FDI的区域分布差异不能解释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协调问题。然而魏后凯[9]指出外商投资是中国地区经济增长不平衡和东西差异不断扩大的主要原因之一。贺文华[10]对中国30个省市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得出FDI对东中西三个区域的经济增长产生了不同影响。张鹏[11]通过采用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分析得出FDI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的影响十分显著。赵琼 [12]分析得出外资会加大中国区域间经济的差距，FDI的区域分布差异将这种差距进一步拉大。陈海艳 [13]通过对山东省内各地市数据的研究，发现外商投资是山东区域经济差异缩小的主要因素。

然而对外资质量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则相对较少，Alfaro和Charlton [14]研究了外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发现不同特征的外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表现不一样。Sun从外资特征角度分析了外资企业与中国的文化差异。许罗丹[15]通过调查不同来源地外资企业，发现这些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企业在技术、管理以及其他方面的影响。郭熙保、罗知[16]分析了外资特征（例如外资在制造业部门的投资、外资企业出口、外资技术水平等）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邹建华、韩永辉[17]对珠三角地区外资质量与区域经济增长进行了面板回归，分析了什么质量的外资更能推动经济的发展。

本文不同之处在于，对FDI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关注更为强调外资的质量而非外资数量，并通过对中国东中西三个区域的外资质量与其经济增长进行了面板回归，并对各个区域外资特征表现进行了比较分析。依此识别异质FDI在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差异性作用，从而为相应的引资政策指导提供经验证据。

二、中国外资质量特征与经济增长的经验事实

（一）外资来源地不同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图1FDI来源变化趋势1997-2012年中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累计10 995.14亿美元，其中港澳台占49.30%，日本占6.63%，美国占5.08%，欧洲占7.34%，韩国占4.48%，新加坡占4.81%。1997-2005年期间其他发达国家大型跨国公司在华投资明显增加（图1），港澳台资金比例逐年下降。但1997-2012年港澳台每年投资份额占了总外资的一半以上。

FDI的来源国不同会对东道国的R&D、专业化、生产要素的利用比例、全球化战略等多个方面造成不同的影响（Fortanier）。港澳台外资在技术和规模上对比欧美外资企业处于弱势，前者侧重于中国境内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主要投向劳动密集部门而非高技术或资本密集部门且趋于短期投资，属于一种要素寻求型的对外直接投资。虽然港澳台外资提高了中国产品的出口竞争力，积极地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王洪庆，朱荣林），但是技术创新才是经济增长的源动力，而港澳台受其技术含量偏低的限制，很难带动中国技术水平的上升，故在一定程度上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有限。而欧美外资则较港资和日资来说更多地参与高技术产业，产品更富多样性，有较广阔市场，注重长期发展，技术含量较高。可以为内地企业带来更多学习先进的管理和技术的机会，同时也加大了本地企业的依赖度，对本地资金有挤出作用，从而制约了本地企业的吸收能力。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港澳台外资对中国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但没有长期推动作用，欧美外资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无法确定。

（二）进入方式不同对经济增长的差异

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影响，近年来外资进入中国的方式呈现出明显的独资化趋势（图2）。2010和2011年中国外资企业实际使用金额占外商直接投资比重达75%以上。截至2011年底，外商独资合同项目已占全部外资实际合同项目总量的68.81%，金额的66.45%。

图2中国外资方式占比变化趋势图现有文献从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出发，分析了独资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积极影响，认为独资化有利于中国生产要素数量和质量的提高。胡翊竑、王合绪研究发现独资经营方式改善了中国资本形成质量，推动了人力资源的开发，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推动了技术进步。吴靖喆分析了外商在华投资独资化趋势的影响，得出独资企业能对当地企业形成更强力的示范作用，对技术进步乃至产出增长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然而没有提高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当外资进入方式为合资合作时，由于跨国公司在对外投资时需保持竞争优势，如在先进技术、管理和营销技能、独占的知识等方面，为了防止技术转移过程中带来上述竞争优势的溢出，跨国公司会倾向于选择技术转移率低的独资方式进入投资国市场。同时另一方面东道国合作方也很可能利用投资方的无形资产（如商标等），不注重产品内在质量，通过这种“免费搭车行为”，东道国合作方享有巨大利益而承担较小成本（Horstmann & Markusen）。本文认为不同进入方式外资对经济增长率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基于以上分析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独资方式外资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不确定，而合资合作方式外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有负的溢出效应。

（三）外资技术与经济增长

高质量外资可以引入较多的高新技术，进而通过技术溢出推动东道国经济的增长，Assanie and Singleton利用102个国家的数据研究了不同质量的外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得出低质量的外资不利于推动经济增长，高质量的外资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推动作用的结论。由于过低技术含量的外商直接投资不仅不能通过技术转移、示范效应等途径为中国经济增长带来正的溢出效应，反而还可能将一些“两高一低”产业转移到东道国。另一种情况是针对吸收FDI数量较少的地区，由于受人力资本和其他基础设备不完善的限制可能无法吸收技术含量过高的外资，相反还可能对其经济发展产生负的溢出效应。如果外资技术含量过低便可能如上述情况不利于经济增长。因此，对于FDI数量较少的地区其吸收外资技术水平应介于两者之间，寻找与之相适宜技术水平的外资。根据以上分析得到假设条件如下：

假设条件3：外资质量有助于东道国经济的提升，而在外资规模较低的地区，适宜的外资质量有助于其经济的增长。

三、经验理论

Solow提出了经济增长模型，假定模型中只有资本和劳动两种生产要素，即资本和劳动。表达式为：

其中A是影响生产力水平的所有外生变量，K是资本、L是劳动，α，b分别表示资本和劳动的弹性大小，由于假定规模报酬不变故满足b=1-α。从表达式中可以看出外资和国内投资被看成了同质的要素，然而这种假定与中国的实际情况不相符合。

其中国内投资存量是一个连续积分，λi表示投入资本的质量，xi表示投入资本的数量，n表示外商直接投资和内资的数量之和。如果假定国内资本数量为n1，外商直接投资的数量为n2。则有n=n1+n2。

设外商n2中资本的租赁价格为w（i），生产者所能获得的最大边际产出为：

外资进入东道国的固定成本为FC，为了方便计算假定外商直接投资第i种资本的单位成本为1。在稳态下，回报率r为常数，厂商获得最大化利润需满足以下条件：

假设资本可以自由进出，则长期利润为零，在此条件可以得到：

四、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为了研究外资异质性与区域经济差异之间的关系，本文在经验模型的基础上参考了现有关于外资与经济增长的文献（如Borensztein以及Alfaro和Charlton，郭熙保、罗知），建立回归模型如下：

其中y表示各个省份的人均GDP，inv表示国内固定资产投资，FDI表示外商直接投资，charac表示外商直接投资的质量特征，CON表示控制变量，u表示随机误差项。i 表示省份，t代表时间变量。

（一）数据来源

本文选择了除吉林、西藏、贵州、内蒙古、甘肃以及四川之外的25个省份的数据为样本，选取了1997-2011年各省份的经济增长率、外商直接投资、国内投资水平、每万人就业人员中“R&D”人员数量以及衡量外资质量的各项指标。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科技统计年鉴》、《国际统计年鉴》以及25个省份1996-2012年的统计年鉴。

（二）指标的选取

Y选择各个省份的人均GDP的对数值；FDI，即各个省份实际利用外资与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inv，即各省份每年新增固定资产与外商投资之差与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表示；人力资本用每万人就业人员中“R&D”人员所占比重。

同时，本文选择了以下指标衡量外资的异质性，分别从外资来源、外资进入方式、外资投资产业、外资技术含量等4个方面衡量。

source：用港澳台外资与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比值以及1-港澳台外资比重分别表示港澳台外资与欧美发达地区的外资。

way：本文用外商独资与实际外资总额的比值、外商合资合作实际投资额和外商实际投资额的比值表示不同的外资进入方式。

ind：用各个省份外资在制造业中的实际投资与外商投资实际总额的比值表示。

tec：用各个来源国的技术指标加权得到，计算公式参照郭熙保以及罗知中所提供的方法，公式如下：

tec=∑iFDIi∑iFDIi·teci，本文从来源国专利数量、百万就业人员中“R&D”人员数量以及科技研发费用占GDP的比重表示。

衡量外资质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计量方程：

根据上述模型，本文选取了面板数据进行了计量实证分析。

（三）实证结果分析

从表1结果可以看出中国各地区外资占比对经济增长有正向推动效应，但是结果并不显著，而控制变量（如人力资本、财政支出以及国内固定资产占比等指标）都很显著。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说明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此外，中国政府支出以及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也有显著的推动作用。然而加入人力资本与FDI占比的交叉项后回归结果并不显著。东部地区人力资本与FDI的交叉项系数为正，表明随着外资数量的扩大，人力资本有利于经济的增长，但效果不明显。而中西部地区交叉项系数为负，表明随着外资数目的增大，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断降低。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是外资进入中西部地区主要是为了利用该地区的初级要素，造成这些地区的相关产业的要素结构向低端转移，从而产生锁定效应。随着这种锁定的深入，中西部地区的制造业产业结构被锁定在价值链的低端，企业创新力得不到提升，从而导致人力资本无法发挥作用（陈飞翔，马立军）。

可以认为，粗放型外资已经不适合中国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需求，故中西部地区应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尽快完成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的经济体转型，进一步发挥本地高端人才的作用。且从东中西各地区看，外资的规模效应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并不突出，因此在引资的过程中要逐渐从重“量”到重“质”转变。提高引资规模的同时，更要注重外资的质量水平，优化利用外资的结构，提高外资的正向溢出效应。

1.外资进入方式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回归结果分析

从回归结果（表2）可以看出，独资方式进入的外资对中国经济的增长有显著的推动作用，由于独资化给国内同类企业带来了更大的竞争，国内企业要想获得生存发展的空间就必须不断改善其管理水平，在竞争中不断吸取跨国公司先进的经验以提升自身的竞争力，在竞争中不断前进。同时，跨国公司也会在中国形成一些配套的产业群，为了与其技术相匹配，激励相关部门改善其产品质量获得市场份额，从而间接地带动了中国相关产业的发展。从宏观层面上，外商直接投资独资化是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实现深度一体化分工战略的基本保证，把中国的生产链条与其母公司以及全球的分公司的生产链条紧密连接，有利于实现跨国公司的交易内部化，大幅度降低交易成本，实现在中国利益的最大化。而以合资合作的方式进入的外资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这可能由于合资合作过程中外资主要看重的是中国廉价的生产要素，带来的技术水平较低。同时在合作过程中由于文化和管理上的差异很有可能在工作中产生分歧不利于企业的成长。

从实证结果（表3）可以看出，中国东中西部地区的港澳台外资对经济增长均有正向作用，中部地区效果较显著而东西部地区效果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中国最近几年一直在鼓励“中部崛起”并且中部地区也推出了一系列吸引外资的相关政策，在相关的配套设施和技术的引进方面也较注重。但是，港澳台外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小。很大一个原因在于，港澳台企业在企业精神、文化传统以及技术含量等方面都与内地企业较相近，很容易融入到内地企业，此外，由于港澳台企业所携带的技术和管理水平偏低，故相对容易被内资企业模仿，从而有利于示范——模仿效应的产生，但是内地企业很难从中学到较前沿的技术。而欧美投资公司凭借在技术、管理方面的优势，进入中国市场后可能形成寡头竞争从而挤出本国企业。从回归结果也可以看出，欧美外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为负，虽然相比港澳台外资欧美地区会带来国际先进技术，为内地企业提供更多可供学习的机会，有利于国内企业通过自我调整迅速掌握国际先进技术从而提高经济增长水平。但是，由于欧美地区外资技术水平较高也可能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挤出效应，加剧中国企业对外资的依赖度，制约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从而验证了前面的假设2。

从结果（表4模型1）可以看出，中国外资制造业占比对中国经济有抑制效应但影响很微弱。因此，可以得出中国外资投向制造业并未对当地经济的提升产生正向的推动作用。特别是随着产能过剩与产业结构调整的矛盾激发，制造业引资遇到了瓶颈，单纯靠引进粗放型、劳动密集型的制造加工企业已不能有效拉动地区经济的增长。而分区域看，外资中制造业比重越高越不利于东西部地区经济的增长，对中部地区经济的增长有正向作用，但是结果不显著。东部地区随着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逐步向内陆转移而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故制造业对其经济增长的影响已逐渐弱化。而中部和西部地区在承接东部地区外资转移的过程中更加看重的是外资的数量，忽视了外资的质量导致一些低效率、高污染、高耗能的产业转移到这些地区，这些技术含量较低的外资不仅不能通过示范效应和技术转移等途径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反而可能由于其高污染的环境成本不利于当地经济的发展。因此中西部地区实现利用外资从以制造业为主向制造业与服务业并重的转变将是其未来引资的方向。对于东中西各地区而言，外资是否投向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将是判断外资质量高低的重要标准。

4.外资质量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实证检验结果分析

从结果（表4模型2）可以看出，外资质量的提高对中国经济增长有推动作用，但是结果不显著。但是从各个地区看 ，东部和中部外资质量对其经济增长有正向作用而西部是负向作用。马瑞超、张鹏研究认为，外资质量对东道国将会产生正反两方面的影响，高技术含量的外资一方面可以通过竞争效应激励内资企业增加研发投入、不断创新，从而提高自身的技术水平和管理能力以带动经济的增长。但是，由于外资技术水平往往较高加上国内企业对外资技术水平的吸收能力较弱，导致本地难以吸收，从而抑制了经济的增长。由于中国东中部地区经济较发达，基础设施完善，人力资本丰富故其“创新效应”可能要大于其“挤出效应”从而总效应为正。西部地区各方面经济条件较差且基础实施落后，技术水平适中的外资更适宜其经济的发展，如果外资的技术含量过高可能无法获得其外溢效益，反而会产生逆技术效应。 因此，对于东中部地区，在引资的过程中应注重对高技术含量外资的使用，提升自身的吸收能力，增大外资的技术溢出效应。

本文的实证结果显示，中国外商投资对于经济增长的规模效应已逐渐弱化，而外资质量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却越来越明显。从外资质量的各项指标看，港澳台外资、独资方式外资对于区域经济增长有正向推动作用。高技术含量外资的使用对于中东部地区有正溢出效应，适宜技术水平的外资有利于西部经济发展。同时，外资在高新技术产业与服务业外资占比越高越有利于各地区经济水平的提升。由于不同地区外资质量的表现不一样，故各地区在扩大外资规模的同时，需对外资进行引导，选取与其产业和经济发展相适宜的外商直接投资。

针对实证分析结果笔者提出以下几方面建议。

第一，为外资提供良好的合作环境，加强对外资的引导，促进外资方式从“量”到“质”的转型。同时，建立外资选择机制，挤出质量差的外资企业，保留高质量的外资企业，提升外资的技术溢出效应从而带动经济的增长。调整经济结构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外资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转型，充分发挥中国人力资本的积极作用，从而解除FDI的“锁定效应”。

第二，将吸收外资的重心放在现代服务业和高端制造业上，加快调整产业结构，引导外资更好地为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发挥作用。中西部地区在引导制造业部门投资时，在重数量的同时更应注重外资的质量。对于那些严重危害到生态环境的外资要坚决拒绝。

第三，在外资引进的过程中，需根据各个地区的实际经济情况以及基础实施、人力资本等条件选择适宜的技术。 鼓励东中部地区引进高技术含量的外资企业， 鼓励其在本地建立研究基地，吸收并培养本地人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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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勇辉 王丽艳 罗理恒

外商投资与经济增长论文 篇3：

FDI与经济增长国内资本及劳动力作用机理

摘要:基于VAR理论及其模型,实证检验了1983-2006年以来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国内资本及劳动力就业之间的相互作用机理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符合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对国内资本形成并无显著的促进作用,对劳动力就业只存在单向影响作用,旨在为我国利用外资提供决策依据。

关键词:FDI;协整检验;利用外资;决策依据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台了一系列吸引外商投资优惠政策,其目的是借助国外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来推动国内经济增长。目前,外商直接投资已经在我国的国民经济运行和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基于此,本文从FDI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以及FDI与各投入要素的作用机理予以实证分析。

一、相关研究综述

关于外商直接投资影响经济增长,Solow(1950)的新古典增长模型认为,FDI对产出增长率的影响会受到实物资本中规模报酬递减的限制,FDI只能对人均收入发挥一种水平效应(Level effect ),而不是一种增长率效应(Rate effect )。换句话说,FDI仅能在短期内影响经济增长,在长期不会改变总产出增长率,并且FDI对经济增长的短期影响依赖于稳定均衡的路径。1960年,罗斯托在阐述经济“起飞”理论时指出,一个国家需要有足够的投资(国内净投资占国民收入中的比例超过10%)才能有效地启动现代经济增长,而发展中国家由于人均国民收入水平低,往往不能满足这一条件,引进外资则能为实现经济起飞创造必要的条件。

西方学者斯蒂芬.海默(S.Hymer,1960)等人的垄断优势理论,哈佛大学教授维弄(R.Vernon,1966)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英国雷丁大学教授约翰.邓宁(J.H.Duning,1977)的国际生产折衷论,美籍日本学者小岛清(K.Kojima )的比较优势论等,都从不同方面对国际直接投资进行了深入研究,形成了许多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在国际直接投资对发展中东道国经济增长影响的理论中,以美国经济学家H.钱纳里和A.斯特劳斯1969年创立的“两缺口”模型最具有代表性。该模型认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主要受三种因素约束:一是储蓄约束,即国内需求水平低,不足以支持国内投资需求的扩张,影响经济发展;二是外汇约束,有限的外汇收入不足以支付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资本品和消费品进口,阻碍经济发展;三是吸收能力约束,即由于缺乏必需的技术和管理,无法有效地使用外汇和各种资源,影响生产率的提高和经济发展。因此钱纳里等人认为,如果发展中国家能成功利用外资便可以逐渐克服储蓄、外汇和技术约束,增加国民总储蓄和总投资,进而促进经济增长。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罗默(P.Romer )和卢卡斯(R.Lucas)等人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认为,对外开放和参加国际贸易可以产生一种外溢效应(Spillover ),即通过技术转让、技术扩散和技术外溢等途径来持久地提高东道国的经济增长率。因此,外商直接投资也被认为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在实证研究方面,一些优秀的实证研究如Blomstrom等(1992)[1]和Borensztein等(1998)[2]发现FDI与经济增长存在着正相关。世界银行学者Husian 和Jun 应用时间序列和横截面序列相结合的方法对东亚国家(不包括中国)1970-1988年的经济数据进行了回归分析,发现外国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Choe(2003)[3]使用Holtz-Eakin等(1988)提出的面板数据VAR模型研究180个国家从1971到1995年的FDI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发现在FDI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一种双向的因果关系,但是FDI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要弱于经济增长和FDI之间的因果关系。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学者利用中国的数据,对外商直接投资作用于经济增长进行研究。桑秀国(2002)[4]对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横截面数据和中国1983-2001年时间序列数据应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和协整检验进行实证分析,认为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存在正相关,但不能说FDI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因;相反,中国经济增长是FDI流入量增加的原因。吕光明(2003)[5]认为到目前为止,FDI与中国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任何单向因果关系。杜江(2002)[6]等人的研究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资本形成具有重要影响,外商直接投资每增加1美元,可以带动国内资本形成总量增加24.208元人民币。杨柳勇、沈国良(2002)[7]认为,外商直接投资从长期(或从总体上)对中国的国内投资已经产生了“挤出”效应。对于外商直接投资与国内劳动力就业之间的关系,学者们的结论也并不一致。

本文基于VAR理论及其模型,以中国1983-2006年的样本数据为依托,采用Johansen 协整(Co-integration )分析技术和格兰杰(Granger )因果关系检验,通过建立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探讨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国内资本、劳动力就业之间的长期均衡与短期动态调整关系和相互影响的因果关系,并就变量之间相互作用的强弱程度采用方差分解(Variance decomposition )予以定量测度,其结论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

二、实证检验及结果

(一)指标选取和数据说明

在指标选取上,经济增长用国内生产总值(GDP)表示;外商直接投资(FDI)按每年人民币与美元兑换平均汇率的中间价折算成以人民币表示的FDI存量;国内资本(DK)采用扣除外商直接投资后的固定资产投资来表示。由于我国1992年以后才开始公布固定资产投资平减指数,因此本文采用GDP平减指数对相应年度的GDP、DK、FDI进行减值。劳动力指标(L)采用年度就业人数表示。

本文分析的样本数据采用1983-2006年的年度数据,原始数据来自1985-2007年相关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对各变量指标分别取自然对数以消除异方差的影响,分别记作LnGDP、LnDK、LnFDI、LnL。

(二)基于VAR系统的实证检验

如果时间序列各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的协整关系,说明他们存在共同的趋势水平,这些时间序列的变化受长期均衡关系约束。如果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拉动作用,对国内资本形成、劳动力就业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则它们之间应该存在显著的协整关系和相互影响的因果关系。因此,协整分析成为目前验证外商直接投资与国内经济增长的一种重要的计量经济分析方法。

1.变量的平稳性检验。对本文所选取的变量作趋势图观察,发现原始数据都有时间趋势。传统的经典计量经济分析方法不再 适用。在进行协整分析之前,首先要对变量作平稳性检验,本文采用ADF(Augmented–Fuller )单位根检验方法来检验变量序列的平稳性。检验结果表明,所有变量的水平序列都是非平稳时间序列,而一阶差分序列都为平稳序列,即LnGDP、LnDK、LnFDI、LnL都是一阶单整过程。在此基础上可以使用Johansen(1995)和Juselius(1990)提出的基于向量自回归(VAR)的系统极大似然法对模型进行选择和协整检验,即检验外商直接投资与所取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2.Johansen协整检验。Johansen协整检验法的基本原理是在VAR系统下,通过建立基于最大特征值的似然比统计量来判别变量LnFDI与LnGDP、LnDK、LnL之间的协整关系。在进行Johansen协整检验前必须确定VAR模型的最优滞后期,滞后期根据AIC和SC准则来确定,经过反复检验确定滞后期为3时VAR模型拟和较好,残差序列具有平稳性,且不存在自相关,因此确定VAR(3)模型为最优模型。

由于协整检验是对无约束VAR模型进行协整约束后得到的VAR模型,该模型的滞后期是无约束VAR模型一阶差分变量的滞后期,具体应该等于无约束VAR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减1,即协整检验的最后阶数为2。由协整检验结果可知,外商直接投资(FDI)与我国经济增长(GDP)、国内资本投入(DK)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它们之间不存在一种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因此FDI对我国国内资本形成是否具有促进作用还有待进一步检验。

结合我国利用外资的实际,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符合新古典模型描述的只是一种水平效应(Level effect),而不是一种增长率效应(Rate effect ),即FDI仅能在短期内影响经济增长,在长期不会改变总产出增长率。由于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劳动力投入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从经济意义上分析,这种协整关系的存在便可以通过一个变量的变化来影响另一个变量的变化。这表明一国经济增长保持长期、可持续发展必须依靠国内要素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经济增长的影响是短期的、暂时的。

3.误差修正模型及格兰杰关系检验。正如Engle和 Granger (1987)指出的,如果包含在VAR中的变量存在协整关系,对这种协整(均衡)关系的短期调整过程,可以通过建立包括误差修正项在内的向量误差修正模型来研究模型中的短期动态特征。外商直接投资与国内经济增长、资本投入及劳动力就业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但这种均衡关系是否构成因果关系,即由于外资流入影响了国内经济增长和资本投入、劳动力就业增加,还是国内经济增长、资本投入和劳动力投入导致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量的增加,还需要进一步加以验证,以便更深刻地分析变量之间相互作用机理问题。Granger和Sims 提出的因果关系检验法可用于此类问题的研究,在VAR模型中可以进一步对各变量序列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检验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和国内经济增长、劳动力就业之间仅存在单向因果关系,即国内经济增长和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是外商直接投资大量流入我国的Granger原因,而外商直接投资对推动我国国内经济增长和促进劳动力就业并无显著的因果关系。这表明我国国内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和对外商投资优惠政策的实施对外资流入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经济增长对外商直接投资的短期效应是非常显著的。但是,外商直接投资和国内资本形成之间不存在任何因果关系,即外商直接投资和国内资本形成并无相互促进效应,二者是否存在挤入挤出效应还难以确定。

因果关系检验说明变量之间具有因果关系,但不能测度因果关系的强弱程度,因此采用方差分解对变量间不同预测期限的均方误差进行分解。方差分解是通过分析每一结构冲击对内生变量变化(通常用方差来度量)的贡献度,进一步评价不同结构冲击的重要性。因此,方差分解给出对VAR模型中的变量产生影响的每个随机扰动项的相对重要性信息,以便定量的把握变量间的影响关系。

三、结论

本文从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经济增长、资本形成、劳动力就业关系入手。实证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与各变量间的相互作用机理问题,验证了新古典增长模型在中国的适应性,其结论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1.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经济增长。从长期来看,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其滞后效应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也不显著;从短期看,外商直接投资也不是引起我国国内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相反,我国国内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是引起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原因;方差分析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长期影响力度(贡献率)最小,一直稳定在2%左右,而我国经济增长对外商直接投资影响力度较大,最大时达到52.07%。根据分析结果,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的基本情况符合新古典理论,即仅能在短期内发挥水平效应,在长期并无增长率效应。从经济增长的全局战略考虑。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增长主要靠国内资本、劳动力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2.外商直接投资和国内资本。外商直接投资和国内资本之间不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二者也不存在相互影响的格兰杰因果关系,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国内资本的影响力度较小,稳定在3%左右。这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国内资本形成并没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二者之间是否存在挤入挤出效应还难以确定。本文的这一分析结果与国内学者杜江(2002),杨柳勇、沈国良(2002)的研究结论并不一致;而与吕光明(2003)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许多外商投资企业在我国享受超国民待遇,因此外资企业凭借政策优惠和资本技术优势对我国国内民营资本和国有资本的挤出效应不容忽视。

3.外商直接投资和劳动力就业。外商直接投资和我国国内劳动力就业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但二者的因果关系是单方向的(LFDI),即我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是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格兰杰原因,但外商直接投资并不是我国劳动力就业增加的原因。影响国内劳动力就业的主要原因在于国内资本投入增加和经济增长,外商直接投资对劳动力就业的影响只有3%左右,这与目前我国的现实情况基本吻合。我国大量廉价的劳动力资源的存在对外商直接投资有很大的吸引力,外商投资企业在一定程度上是着眼于我国廉价的劳动力资源。但外商投资企业最终需要的是高技能、知识型的管理人才,我国低素质、低技能的劳动力资源并不能满足外商投资企业的需要,这就使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劳动力需求的效应大打折扣。在我国加入WTO及全球经济一体化形势下,我国劳动力资源过剩而其素质低下的问题也将会成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巨大障碍之一,也是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值得关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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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关立新)

作者：邵锋祥 袁晓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