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论文

[摘要]文章参考了在新增长理论方面的研究成果，分析了资金流动对国家经济结构的影响。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论文 篇1：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摘要】 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的20多年中，中国各级政府通过各种政策的实行吸引了大量的外国直接投资（FDI）。本文选取1985—2009年间我国FDI、GDP的时间序列资料，描绘了外商直接投资和经济增长的运行轨迹，并探讨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关键词】 外商直接投资 国内生产总值 经济增长

一、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实证研究的文献回顾

FDI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在传统的观念里，FDI被认为是最受欢迎的外来资本流动方式，通常认为通过先进技术和管理知识的传播，FDI会给东道国经济带来正的外部性，比如高额的研发支出、规模经济、更好的公司治理、增强竞争、基于知识的资产转移以及促进国内储蓄等（英国经济学家梅尔，1995）。 世界银行（1998）认为FDI可以通过技术转移、挤入国内投资等方式来促进东道国经济的增长，并且如果伴随着以良好的国内政策和更大的对外开放度的话，这些诱导经济增长的因素给东道国所带来的好处会更多。与此同时，经济增长也有利于吸引FDI，美国经济学家德斯卡特和瑞特（2000）认为流入发展中国家的FDI是为了在全球范围内扩张市场以及寻求比在工业化国家投资更高的长期收益率，因此，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对流入该国的FDI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英国经济学家爱德华兹（1991）的研究也表明国内经济基本面与FDI存在很强的相关性，同样资本外逃也与国内经济基本面密切相关（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1988）。

二、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1、数据的选取

本文选取中国1985—2009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和外商直接投资（FDI）的数据《中国统计年鉴》（2010年版）。外商直接投资额以实际利用外资额为准，并以当年的汇率（汇率选取当年汇率的加权平均数）折算成人民币计算。

2、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的相关关系检验

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中，经济的长期增长来源于技术进步和劳动增长，这两个因素都被认为是外生的，外商直接投资对促进产出增长仅仅具有短期效果。随着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诞生，经济学家开始研究外商直接投资促进经济长期增长的传导机制。英国经济学家邓宁通过对国际投资分布的研究指出：一个国家吸引外商直接投资量的大小与他的经济发展水平呈正相关。一个地区能否持续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关键在于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活力等因素，其中东道国经济增长速度是影响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决定性因素。外商直接投资相关的产出外溢，将导致东道国产出收益的增加，有利于东道国国内技术水平的提高和生产力的发展。

上述理论分析表明，理论学派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能够促进经济增长有着共识，而对于经济增长能否引起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却说法不一。下面从实证角度来分析FDI与GDP是否存在相关关系。

本文选取1985—2009年的FDI和GDP的数据，运用Eviews进行了相关系数分析。从表1中可以得到变量GDP和变量FDI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9345>0.8，故变量GDP与FDI之间高度正相关相关。

3、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检验

相关系数说明FDI与GDP之间存在着高度相关关系，但是相关关系不能说明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两者到底是谁引起谁增长，或者两者互相影响，为了进一步了解两者之间的关系，本文进行了因果关系检验。本文采用Granger的因果关系检验方法。采用1985—2009年数据对GDP与FDI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检验，并使用Eviews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因果关系模型中的滞后期数取2、3、4。表2给出了Granger因果关系的检验结果。

从表2我们可以观察到：滞后期数取2时，P＝0.17958＞0.05，滞后期数取3时，P＝0.10329＞0.05，接受原假设，因此FDI与GDP不存在着双向的因果关系；而当滞后期数取4时，P＝0.03382＜0.05，拒绝原假设，FDI是GDP的Granger原因，也就是说FDI流入量的增加能引起GDP的增长。但滞后期取2、3、4时，其对应的P值均大于0.05，也就是说GDP不是FDI的Granger原因，GDP的增长不能吸引更多的FDI流入，所以我们可以在相当大的概率程度上认为FDI流入量的增加引起GDP的增长的因果性较强。

结合中国当前实际情况分析，从1982年开始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中国的经济增长经历了一段迅猛发展的时期，1992年GDP增长率甚至达到了141.2%，可以说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的经济增长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外商直接投资的主体大多是规模很大的跨国公司，他们在中国进行投资的同时也带来了先进的技术、管理经验，既带动了国内民族工业的发展，也极大地促进了出口。综上可以认为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当然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的因素除了经济增长外，政策性因素也是相当重要的。

4、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回归分析

上面已经详细地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经济增长有着相互推动的作用，它们之间不但存在高度相关关系，而且还存在着因果关系。对1985—2009年外商直接投资和经济增长的数据运用Eviews进行回归分析，假设FDI为X（自变量）；GDP为Y（因变量）。表3就是分析计算结果。

结果说明：其一，显示决定系数R2=0.8733，调整决定系数=0.8666。决定系数代表了回归模型的拟合优度，模型的决定系数很高，拟合了86.66%的原始数据，说明这个模型具有比较好的现实使用效果。其二，检验统计量F=130.9011，检验P=0.0000<0.05，则拒绝零假设：X与Y之间无线性回归关系，接受备择假设：变量X和Y之间具有线性回归关系。这证明，外商直接投资和我国的经济增长确实存在着一元线性回归关系。其三，显示了回归分析中的系数，常数项=5501.315，X的系数即回归系数=26.1437，X的回归系数的t检验值=11.4412，P=0.0000<0.05，即认为回归系数具有显著意义。

可得一元线性回归方程:Y=5501.315+26.1437X，方程的意义：没有外商直接投资时，GDP有5501.315亿元，这说明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有很多，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并不是唯一，还有其他许多因素共同影响我国经济增长。外商直接投资每增加1亿元，我国的GDP就增加26.1437亿元，可以看出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非常巨大，这也是我国政府长期来鼓励外商直接投资、甚至给予很大的政策和税收优惠的原因。

三、结论及政策建议

上面的实证分析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显著的。两者存在高度相关关系，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也验证了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正向的因果关系，即随着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量的增加，国内生产总值也相应增长。线性回归方程的建立，更好地说明了这一点。FDI的大量涌入，在一定程度上地促进了中国经济诸多方面的发展。从现有情况看，FDI在中国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随着中国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和经济环境的改善，外商直接投资必然还会在今后较长时间里对中国经济增长继续发挥强大的促进作用。针对此情况，我们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1、把握机遇，大力引进跨国公司地区总部

跨国并购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资本流动的主要方式和跨国公司发展壮大、实施全球扩张的重要途径。统计数据显示，自1995年至今，跨国并购的比重逐年提高，已经成为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2000年全球直接投资10000亿美元，其中以并购方式进行的有8000亿美元，占总额的80%。然而1999年我国吸引外资总额中跨国并购只有22亿美元，仅占5%。因此我国应积极改进引资方式，以适应跨国公司的全球并购浪潮。我国应充分利用全球产业结构调整机遇，认真学习新加坡的发展经验，提升我国在亚洲产业布局中的地位，利用好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投资转移效应，积极吸引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研究中心向中国转移，使北京或上海等有条件的城市成为世界级跨国公司在亚洲的管理与研发中心。

2、转换政府职能，建立与世界接轨的规范市场及法律体系

首先，要加快政府机构的改革，尽快转换政府职能。转变政府干预经济的方式，清理具有计划经济特征的行政审批制度，清除妨碍市场效率的行政垄断和地方保护主义，为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扫清体制性障碍。其次，在未来各国引资竞争日趋激烈的国际环境下，我国应建立和完善与市场开放及贸易投资活动市场化相适应的宏观调控体系，要加大对市场经济秩序的整治力度，优化投资环境，健全法律法规，努力实现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推动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以及监督机制的透明化、制度化。形成一套符合国际惯例的市场管理体系，以增强外国投资者的信心。外商投资成本和投资风险将大幅下降，我国对外商投资的吸引力就会增强。

3、培育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配套产业群

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认为，一个国家要取得竞争优势的必要条件之一是要有完善的相关和支持产业。同样地，一国要取得FDI的区位优势，也要有配套的相关和支持产业为FDI提供上、下游服务。跨国公司的全球战略要求其在世界范围内选择生产成本最低的生产地点，这就需要东道国有配套产业满足其质量、时间需求。同时我国建立自己的FDI配套产业，可以使国内众多中小企业加入跨国公司的全球生产链，从而更好地融入世界市场，提高竞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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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飞飞

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论文 篇2：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

[摘 要] 文章参考了在新增长理论方面的研究成果，分析了资金流动对国家经济结构的影响。借鉴了新制度经济学的进展，采取《中国统计年鉴》和WIOD等数据库中的数据，并结合当下“一带一路”的PPP项目中的资金流动模式，思考了外商直接投资（FDI）项目对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全球价值链国际分工地位的影响，以及对一般均衡模型中贸易量、劳动力等要素的作用，探索外商直接投资对资金流出国和流入国的经济发展需求的满足。结合当下中美贸易关系情况，分析了中美之间贸易收益模式和未来合作模式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 外商直接投资;经济增长;中美贸易

[DOI] 10.13939/j.cnki.zgsc.2020.01.015

1 引言

外商直接投资（FDI）并不是一个新的话题，其是否与流入国家的经济增长有关以及怎样的影响流入国家的经济增长是很多经济学家热衷的课题，许多经济学家对此做出了一些解释。FDI对东道国经济增长在一定的国家发展背景下可以发挥促进作用，Abramovitz早在1986年就指出，FDI使东道国获益需要该国具有最低限度的社会能力，也就是要有一定的人力资本水平、市场自由化以及充分的基础设施。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外商资本持续流入，并且处于逐年上升的趋势，从20世纪初期，中國便以530亿美元的FDI流入量成为世界第二大FDI流入国，多年以来，中国已经基本具备了前文描述的经济增长获益于外商资本投资所需要的各种必备条件。因此，中国必然会抓住这个机遇充分发挥FDI对中国经济和经济增长的积极影响，了解研究FDI的作用机制有助于认识FDI的地位，也有利于政策制定者做出正确的决策。同时，中国的资本流出也在飞速增长，中国也在全球价值链中承担了一部分资金流出的作用，“一带一路”更是自从实行以来就促进了中国与沿线各国的经济、资本联系，了解FDI对流出国的影响也是有必要的。

2 FDI影响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和中国的发展契机

在新古典增长模型下，资本收益递减约束了FDI对经济增长的影响，FDI仅能对人均总产出增长发挥水平效应而不能发挥增长率效应。因此，在这一理论框架下不能更好地解释FDI促进东道国实现长期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

20世纪80年代中期，几位代表性的经济学家，如R.Lucas等人提出了新增长理论，引领了对内生增长机制的学术研究方向。我们可以用新增长理论有效地分析人力资本、技术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等不同机制对国家内生经济增长的作用。R. Lucas等人提出，外商直接投资可以影响人均总产出，并且对增长率有很大的影响。新增长理论表明，FDI促进东道国经济增长是通过多种渠道来实现的。

例如“一带一路”中的PPP项目。金融危机爆发之后， 世界市场需求较低，许多地区处在经济框架重构阶段， 因此全球价值链逐渐呈现区域化。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怀着和平友善、共谋发展的初心，在原有的背景下，稳固和提升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友好关系和经济合作基础，构建互信、互融、互通的全新合作框架。作为当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拥有足够的储备和资金，中国具备抵抗风险和做出改变的能力。同时作为最大的贸易国，中国的生产能力初步满足了独立生产高附加值环节的要求， 具备了足够的技术和经济实力构造新的国际分工模式。在“一带一路”合作中，中国与沿线各国可以取长补短，弥补各国生产能力的差异。中国作为生产大国，有较大的下游生产集中现象，在“一带一路”合作中，中国可以借由PPP模式向世界进行资本输出，更好地融入全球价值链体系，同时技术支持也有助于沿线其他合作国家技术的提升。“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 上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存在产业互补性吸引了许多的经济学家选取多种指标对其量化分析。中国与沿线国家在资源禀赋上具有高度互补性，产业结构也存在互补的可能，中国有机会将产业链向高端化转移。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合作，可以减少贸易壁垒的限制，促进贸易增长，合理化生产链结构，同时较高的产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人力资源相结合，平衡普通离岸外包中劳动力市场。PPP模式在建设和服务方面能够给“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家基础设施提供强有力并且全新的支持。PPP模式是互利多赢的，能够有效满足项目地区发展的需要，也能弥补资金不足的问题，缓解融资困境。同时，我国企业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眼光逐渐看向海外，全球化竞争意识增强，离岸外包改变了企业的劳动力构成，使得劳动力向更高学历、高技术转化;同时，企业在这一过程中也可以完善自身资源配置，将更多的资源用于研发与创新环节，加速新产品的推出与转化，并最终使得企业保持自身生产优势与研发活力，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PPP项目中当地政府和承包企业都能获益，当地基础服务能力提升，中国企业的产能升级，也有利于中国国家整体价值链生产的高端化，政府充分发挥职能。

在中国对外进行资金流出的同时，自身也会得利。例如离岸外包活动中，离岸外包影响创新的一种方式是允许带来更多收益的专业化。许多早期论文都涉及这种生产专业化可能带来的效率提升（例如，Deardorff，2001;Pierce Jones 和 Kierzkowski，2001;PierceKohler，2004）。目前将生产概念解释为在不同地理位置执行的不同任务（Grossman和Rossi-Hansberg，2008，2012）。这些论文中显示，离岸成本降低导致生产率提高，这意味着离岸外包部门可能会扩大其剩余的国内生产。在 Rodriguez-Clare（2010）的工作中可以找到离岸外包和创新之间独特但相关的联系。在该论文中，增加的离岸外包降低了高工资国家的生产工人工资，从而降低了这些国家工人参与创新相关活动的机会成本。离岸外包改变了企业的劳动力构成，使得劳动力向更高学历、高技术转化;同时，企业在这一过程中也可以完善自身资源配置，将更多的资源用于研发与创新环节，加速新产品的推出与转化，并最终使得企业保持自身生产优势与研发活力，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

FDI是双赢的，既满足了资金流出国减少机会成本、改善产业结构的需求，也促进了东道国经济的增长，以及内生生产要素的进步。

3 FDI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

3.1 模型构建

为了定量研究FDI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需要考察总量生产函数，假定生产函数是关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且规模报酬不变，即：

式中，E是劳动者的平均受教育年限，λ是人均人力资本相对于人均受教育年限的比例系数。为了确切反映包含人力资本的总量生产函数中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文章用多有投入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解释力来调整投入要素的贡献份额。

贸易结合度指数由经济学家布朗（A.J.Brown，1947）最先提出，后经过小岛清（1958）等人明确了指数在统计学和经济学上的意义，经常来衡量贸易联系是否紧密。

TIIab= （Xab÷Xa） （Mb÷Mw）

3.2 数据来源

（1）总产出增长率。总产出的增长率是以一年为基期按照可比价格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百分率，国内生产总值的数据来源为《中国统计年鉴2018》。

（2）国内资本存量增长率。选取总产出中的投资份额作为国内资本存量增长率的替代变量，总产出中的投资份额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18》。

（3）FDI资本存量增长率。本文数据是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80—2018年各期中FDI流入量数据，折合累计计算出来的。

（4）文章使用的数据来源于世界投入产出表 （WIOD， 2016）以及贸易增加值 （Ti VA） 数据库。由于WIOD关于输入输出表的数据最新为2014年，所以部分计算只计算到2014年。

3.3 实证研究结果

从表1得出的数据，可以计算在总产出增长中，各个要素的贡献程度，结果见表2。

可以看出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双边贸易结合度指数从2011年开始一直大于1，且处于稳步提升状态，说明中国与沿线国家合作是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并有更加紧密的趋势。中国在大多数制造业和服务行业竞争力较有优势，在电气和光学设备、交通运输制造业等高技术制造业上处于较为明显的领先地位，而低附加值的制造业方面中国没有明显优势，可取长补短，说明中国有产业链高端化的趋势。金融、邮政运输方面的优势说明中国金融体系和社会基础设施建设更为健全。中国在“一带一路”合作中通过与各国的产业链互补，以及资金输出、技术支持，可以实现互利共赢。这是现在PPP项目的主要方向，也是契机，可以促进“一带一路”框架中，高铁、邮政等高技术基础设施建设，也符合前文提到的全球价值链中跨国合作考虑的生产链上下游关系，可以使贸易双方有更多的利得，同时中国在价值链中的地位也向上游偏移，提升自身产业结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中国的贸易结合度指数起点并不高，不到1说明在贸易上较为疏远，2011年只有0.736，却出现稳健增长的趋势，在“一带一路”理念提出后，有明显增长的现象，合作前景可期。与Yi（2003）提出的模型相印证，贸易壁垒的下降，刺激了中间投入的贸易影响，使得贸易量对相关政策的变化更加敏感，中国与“一带一路”各国的友好协作有利于双边贸易量增长。

4 对中美贸易关系的思考

特朗普政府执政以来，在贸易政策领域采取了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举措，所提名的执掌对外经贸主管部门的内阁级成员清一色被称为对华“鹰派”人物，在意识形态上主张贸易保护主义，对华态度尤其强硬。他们，1994年以来的美国贸易政策存在很大错误;WTO争议解决机制是一个错误的机制，超越了成员国授权;中国对美国和全球经济构成威胁，美国是不公平的自由贸易协定的受害者;美国可以挽回因贸易政策不利导致的局面，并应当采取更加具有进攻性的措施保护美国产业和工人。退出TPP、重谈北美自贸协定，以国家安全为由对进口至美国的钢铁和铝分别征收25%和10%的关税，采取制裁华为等中国企业在美国的商业活动，针对中国实施了一系列贸易保护主义执法行动，貌似要在全球发动一场贸易战。

但长远来说，中美贸易合作为正轨，中美双方贸易所得都高于自给自足，现行的两国之间FDI活动也应良性进行，推动两国的发展。谭晶荣，郭俊良等人利用WWZ法，分析了2000—2014年数据，从中美制造业双边贸易总值的角度，得出中美贸易合作存在互补的结论，并且认为中国支持美国高端制造业的模式仍将持续。

衡量美国进口的外国要素服务的最简单方法——观察美国进口份额图并分析阐释。考虑到全球投入产出联系后，根据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的数据评估這些联系在数量上的重要性，得出结论：算上增加值贸易流量，美国的进口份额将从8%上升至11.4%，同样的向上调整也延伸到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的所有国家;从附加值角度来看，美国和世界更加开放。美国国内生产也通过进口中间产品使用外国要素服务，这使得美国消费者在海外增加值支出中所占的比例高于美国消费者在海外商品支出中所占的比例。但这种情况只包括外国要素服务，不是包括所有要素服务。美国在进口方面的支出份额比其他大多数国家要小。这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个事实，即对美国这样的大国来说，相当一部分贸易是在国内进行的，而不是在国际上进行的。这一基本观点意味着，美国从国际贸易获得的福利收益比大多数其他国家都要小。根据美国对外国要素服务的需求进行推测，我们对美国经济贸易收益的估计值介于GDP的2%～8%。这样的收益程度意味着，如果美国采取自给自足的方式，美国对外国要素服务的需求将变得缺乏弹性，从而暴露出一些关键的外国投入的重要性，进而从贸易中获得更大的收益。

美国即使现阶段认为中国对其经济产生了威胁，最终都会认识到，双方合作才是长久之计，真实的数据也证明，贸易所得还是高于闭门造车，一时的赌气行为不利于长远发展，和平共赢也是中美双方企业期盼的。

5 总结

从上述实证研究可以得到结论：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数据显示，国内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程度较明显，影响数值基本上在45%～50%;而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直接贡献在年度间并不稳定，在数值顶峰年份可以高达10%，在较低年份仅达到不足1%。

在人力资本、制度因素和技术进步等因素方面，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并没有十分明显的直接作用，主要原因是文章的实证研究是针对外商直接投资的资本积累效应的。在前面分析的资本积累的传导机制中，资本积累效应只是其中一个传导机制。

与此同时，在PPP项目中，融资等资金流动以及风险防范问题得到了广泛的研究。刘浩，陈世金等（2018）构建了PPP项目成效影响因素模型以及风险结构和投资额的决定模型，较全面地衡量了已有PPP项目的成效。此外，PPP项目的融资问题也是经济学家们广泛讨论的内容，由于PPP项目自身资金运转周期受到基础设施建设周期的影响，风险与普通的外包活动有所差异，良好的制度和宏观经济环境，以及金融体系是否稳定都有决定性的作用，良好的环境有利于吸引私人资本进入风险较高的PPP项目，从而有利于中国产业升级，全球价值链分工位置提升。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对中国的产业上游起到了正面的影响，说明中国产业有向生产链国际分工的更高端领域迈进的趋势。而相对生产价值链下游环节的工人，也可以借助“一带一路”项目带来的帮助，提高自身技术，充分实现劳动力价值，这也符合全球价值链理论中，外包对国内外工人都提出了更高的技术要求，从而提升了熟练工的数量。企业进行离岸外包对于产品转换与创新研发具有积极的影响，这一举措可以使企业将制造等低端生产环节的成本转而应用于创新研发这一高端生产环节中来，从而使企业的产品转换率增加，有利于企业进行进一步的产品创新。

PPP模式作为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新模式，将社会资源有效分配和利用，加强国内外联系，进一步融入全球化。中国在合理规划PPP项目，防范风险、健全制度的同时，输出资本和技术，促进自身高尖端产业发展，在全球生产链中向上游发展，提高价值链地位，让中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提升竞争力，发展是很有后劲的。

总之，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动力，源于国内技术革新、内资资本积累和相应制度的正面变化。从直接和间接的效应来看，外商直接投资固然需要极高的重视，政策制定者更应该充分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外溢效应，从而促进中国内生经济的增长，刺激中国内生经济要素的进步。同时，作为资金力量雄厚的國家，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可以承担资本和技术的输出国，作为外商直接投资的作用国，实现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技术高端化进步。总的来说，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有着卓有成效的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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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卢一夫

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论文 篇3：

外商直接投资对广东经济增长贡献的实证分析

［摘 要］本文以广东省为研究对象,借鉴Feder的思路建立内资和外资两部门的模型,收集18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运用多元线性回归的方法,实证检验和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FDI)对广东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后得出外商直接投资有力地促进了地区经济增长,并为以后如何更好地利用FDI推进经济增长提出了大体的思路。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FDI；经济增长

［

1 引 论

20世纪80年代以来,外商直接投资(简称FDI)受到发展中国家的广泛青睐。从理论上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或地区经济增长所起的作用可以概括为两大方面：首先就是“双缺口”模型理论(Chenery,1966)中提出的外商直接投资可以弥补受资地的资金缺口和外贸缺口；再就是与其他利用外资的方式相比较,外商直接投资不仅仅注入了资金还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全新的理念和高效的管理方法等知识性要素,通过示范、竞争、产业联动、人员流动等机制带动了当地企业的发展,构成所谓的“外溢效应”(Spillover Effect),从而间接地促进了经济增长。值得注意的是FDI的引入不但具有正的促进作用,同时还兼具负的外部性。

广东省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试验田,20世纪80年代以来充分利用自身毗邻港澳,先行一步的优势,大力引进外资,发展外向型经济。根据国家商务部公布的资料,截至2008年年底广东省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连续20年居全国首位。可以说外资企业的入驻对广东经济持续多年的两位数增长功不可没。但是,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入和外资规模的不断扩大,国内外不少学者从引资的挤占效应、产业结构效应、技术垄断效应和成长压制效应指出了外资企业对国内经济的负面作用,对于通过各种优惠大规模引资的做法,对于“以市场换技术”政策的实际效果表示了担忧和质疑。引资大省广东很高的外贸依存度更是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关注(2008年次贷危机引发东莞、深圳等地外贸大幅下滑,以此引起严重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

上述问题的实质在于明确FDI对于广东经济增长的贡献及其途径,并在此基础上作出合理的调整,尤其是在后WTO时代跨国公司纷纷调整在华投资策略,第二次大规模的国际产业转移浪潮逐渐形成的大背景下,在面临长三角地区异军突起,环渤海地区穷追不舍的严峻态势下,如何利用好外资这一引擎显得尤为重要。为此,需要我们在定性分析的基础上深入量化分析,对过去FDI的增长效应进行检验和分析,以期为下一步决策提供有力的依据。

2 计量模型的建立

本文借鉴菲德模型(Feder,1982)的思路建模。在该模型中,菲德将整个国家的经济划分成出口和非出口两大部门,并分别建立各部门的生产函数来计量出口对一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模型提出以后,得到了广泛的推广和验证。国内学者中,测算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工业部门的外溢效应;汪立鑫、曹江(2000)利用它研究FDI在上海的经济增长效应(本文参考了其总体架构)。在此,本文也沿着这个思路将广东省的经济运行划分为内资部门(H)和外资部门(F)两大块,模型具体推导过程如下。

设外资部门和内资部门的生产方程为：

这里的F,H分别表示外资部门和内资部门创造的GDP；f,h分别表示外资部门和内资部门的生产函数；L,K分别表示劳动和资本的投入量,下标表示部门。将Kf纳入内资部门的生产函数表明外资部门对内资部门具有外溢效应,用Y表示每年GDP的总量,即可得到以下方程：

除了α值以外,各项回归结果较为满意,α为负,t检验值极低,与此同时[SX(]dLf[]Lf[SX)]项前的系数γ却为正,且t检验的显著度很高。这可以在实际经济中得到解释：广东外资部门吸纳了相当份额的有效劳动力,所以将这两个变量一起回归很可能产生共线性的问题,再加上原来内资部门尤其是国有单位堆积了大量的富余劳动力,1996年后大规模的国企改革,大量的职工下岗,导致总职工人数很难与经济增长保持正的稳定的线性关系。为此,将[SX(]dL[]L[SX)]抽掉,将回归方程调整为：

相比第一次回归的结果,新的方程的F值,各变量的t检验值均有明显提高,显著性水平也较高,由r值可知拟合程度也较好。调整后的方程总体上令人满意。

5 结 论

第一,两个方程中γ值均为正且较高。结合前面方程(12)可知外资部门劳动力产出弹性很高。说明外资企业的进入不仅提高了就业水平,而且这些劳动力的投入支撑了广东经济的增长。这也反映了广东省外商直接投资产业明显的劳动密集型特征。

第二,两次回归中β值为正且显著度很高。表明经济的增长与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密切相关,但该值偏低的现象说明内资部门资本产出弹性不高,内资主要是通过粗放型的资产扩张来推动经济增长的。

第三,两个模型中θ值都较高。根据前面的分析,该值的具体含义就是表示外资部门资本由于较高的生产率所产生的超额边际产品贡献(超额效应)与对内资部门外溢效应所产生的边际贡献之和,也就是说,假定其他条件不变,外资部门和内资部门同时增加一元钱资本投入,那么外资部门带动的GDP的增长比内资部门多出θ元。这反映了外资相对更高的使用效率。为了分解出其中的外溢效应和超额效应,试着将方程(9)进一步合并调整为:ΔY=MHl×ΔL+MHk×ΔK+MHf×ΔKf+σ/(1+σ)×ΔF。遗憾的是我们的统计年鉴中没有将GDP的创造按企业类型细分,也就无法找到ΔF的数据,笔者试图用三资工业企业的总产值代替,但结果很不理想。这需要我们寻找更确切的数据或模型来完成。

第四,较高的θ值说明FDI是推动广东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大力引入FDI的政策效果明显。而θ值两种效应的构成形式,则说明我们要注重引资的外溢效应,这在以前往往被忽视,因此,有必要加强FDI中技术含量的要求,弱化利用外资弥补资金缺口的观念,强化择优引资的意识,引导FDI向技术密集型产业倾斜,增加发达国家大型跨国公司投资的比重,引导港澳台劳动密集型投资企业进行技术改造,提高资本技术密集程度,整体上提高FDI的质量,为地区经济的增长作出更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1］蔡增正.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的计量分析［J］.经济研究,1999(2).

［2］何洁.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工业部门外溢效应的进一步精确量化［J］.世界经济,2000(12).

［3］汪立鑫,曹江.外商直接投资对上海经济增长贡献的计量研究［J］.上海经济研究,2000(5).

［4］广东省统计局.历年广东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8.

［5］何小群.现代统计分析方法与应用［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6］Feder G..On Export and Economic Growth［J］.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12),1982.

［作者简介］尹仁平(1981—),男,湖南长沙人,暨南大学经济学院经济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区域经济、投资经济等。

作者：尹仁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