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增长与波动论文

2022-04-17

摘要：经济持续增长和充分就业是宏观经济运行的理想状态，也是世界各国政府制订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在现代西方经济学中，这两个指标的相互关系问题一直都备受经济学界关注，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不断完善，关于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成为我国宏观经济领域需要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下面是小编整理的《新经济增长与波动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新经济增长与波动论文篇1：

关注增长与通胀格局的转变点

如果我们观察自2003年以来经济增长与通胀的运行轨迹，到目前为止可以说已经发生了3次转变，2003～2006年是高增长、低通胀，4年平均的经济增长率是11%，CPI年均上涨率是2.1%，这是第一阶段；2007年经济增长率为11.9%，通胀率上升到4.8%，开始转入高增长、高通胀，这是第二阶段；2008年初以来，通胀率最高已达8.7%，经济增长率则出现了走低的趋势，一季度同比回落了1.1个百分点，同期内，贸易顺差负增长，实际投资从2003～2006年平均的25.3%下降到15.9%，开始显露出低增长、高通胀的趋势，这是第三个阶段的开始。从增长与通胀的运行轨迹不难看出，经济增长率是一条从高到低的曲线，而通胀率是一条从低到高的曲线，由此产生出增长与通胀格局的3种组合。

西方宏观经济学中著名的“菲利普斯曲线”说明，在高增长时期一般都会伴随着高通胀，为什么在中国会出现高增长、低通胀现象？这是因为中国以市场化为取向的改革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深入到产权改革阶段后，在本轮经济增长中极大地释放了改革效率，也显著改变了分配关系，分配关系的改变导致社会收入向少数财富阶层集中，形成了强大的资本积累机制，为投资提供了来源，而且不仅可以满足国内投资需求，还有剩余产品可供出口，这集中表现在消费率从2002年的59.6%下降到去年的49%，同期净出口比重从2.5%上升到8.9%，但同时由于收入差距不断拉大，消费需求受到抑制，社会总供求从短缺向过剩转变，由此压抑了物价上涨，形成了高增长而低通胀的格局。

2006年四季度通胀率开始抬头，原因并不是收入分配关系有所改善，而是由食品短缺和输入型通胀所推动的。首先，2006与2007年消费率仍在持续下降，说明分配关系仍在压抑居民消费需求增长。其次，虽然中央出台了大量扶持农业的政策，农业生产也出现了连年丰收，但粮食总产量直到去年仍低于9年前的水平，人口却增加了7300万，人均食品消费水平也大幅度提升了，这样就拉开了食品供求差距，导致食品涨价成为消费品涨价的主因。第三，自2006年以来国际石油、铁矿石等价格上涨愈加猛烈，2007年7月以后，随着美国次债危机爆发，国际热钱从金融市场大量涌向大宗产品市场，导致国际初级产品与原材料市场价格全面上涨，从而对我国这种加工出口产品导向的经济，形成巨大的成本推升力量。输入型通胀主要表现在PPI指数的上升，2006年PPI指数为3%，2007年12月上升到5.4%，到今年4月份已上升到8.1%。2003～2006年，下游的加工产业物价上涨率平均为PPI总水平的1/4，去年已上升到64.5%，到今年4月份又进一步提升到74%，说明生产领域内成本推动物价上升的因素已开始向消费领域传导。

本轮经济增长的主要需求动力是投资和出口，从投资看，由于目前已接近本轮投资周期的末尾，新上项目投资已出现了显著负增长，投资完成额也出现了明显回落，由投资所贡献的需求动力正在逐步回落。从出口看，由美国次债危机所导致的全球经济衰退才刚刚开始，中国出口增长的衰退和贸易顺差的缩减也不可避免，因此至少在今、明两年由出口贡献的需求增长会极其微弱，甚至是负值，而在分配矛盾未获显著改善的时期，消费始终仍会是投资和出口的应变量，即会随投资与出口回落而下降，所以经济增长率在今、明两年将会持续走低。

从通胀趋势看，食品供求仍是推动消费物价上涨的主要国内动力，因为今年将进入“十一五”时期的人口增长高峰，去年中国人口增加了681万人，今年预计将增加1800万人，而且明、后两年仍将维持在1700万人左右的水平，但今年的粮食播种面积却比去年减少了0.4%，主要减少的是秋粮面积，所以今年夏粮虽获丰产，但全年粮食总产可能只能维持在去年水平或是略有增长，粮食产量持平而人口大增将是从目前到2010年推动食品价格与消费物价总水平持续走高的主要原因。从国际因素看，由于发达国家金融市场的资本容量是数十万亿美元级，而国际期货市场的资本容量目前仅是万亿美元级，两者极不对称，所以美国次债危机所导致的国际资本从金融市场向大宗产品期货市场转移的浪潮，将继续推动石油、粮食等大宗产品价格走高，推动输入型通胀继续发展。根据有关资料，目前输入性因素在通胀中占15%左右，今后这个比重会是持续提升的，所以中国通胀率在内外两方面因素推动下，不会低于8%，很可能逼近10%。

综合以上分析，目前已经开始露头的低增长、高通胀格局至少会持续3年，在此期间，经济增长率和通胀率都有可能破“8”。即经济增长率下降到8%而通胀率上升到8%以上，中国就是真正进入了“滞胀”格局。

宏观调控方针必须根据增长与通胀格局的转变进行重大调整。高增长、低通胀的格局是最理想的经济增长格局，宏观调控方针应当保持“双稳健”，即既不扩张，也不放松。高增长、高通胀格局预示着有过热的可能，实行从紧的方针，适度加息和提升存款准备率也是有道理的，真正的危险和发生宏观调控误操作的可能就发生在从高增长、高通胀，转向低增长、高通张的拐点。之所以可能发生危险与误判，是由于以下两方面原因：

第一，由于通胀的发展，使各主要经济指标的名义增长率越来越多地被物价上涨所支撑，因此当实际需求水平已经开始下降的时候，名义需求增长率仍会继续维持在较高水平，从而形成了需求增长率仍然很高的假象。比如，从2003～2006年投资名义增长率年均为26.1%，而同期投资价格指数年均增长率为2.7%，所以同期实际投资年均增长率就是22.8%。但是到今年前4个月，投资名义增长率虽然比上年同期还高出0.2个百分点，可扣掉投资价格指数后的实际增长率已经只有15.7%，已经下降了7个百分点以上，而同期新上项目投资已经下降了5.1%，扣除价格指数后更是大幅度下降到12.4%，这也预示出未来投资增长率的大幅度下滑。再看出口需求，今年前4个月的出口增长率虽然仍保持在21.5%的较高水平，但是同期出口价格指数为9.4%，因此扣除价格指数后的实物增长率只有13.2%，比去年同期下降了10.9个百分点。由于出口企业最终获得的是人民币，如果考虑到同期人民币升值因素，今年前4个月以人民币计算的出口增长率就只有0.9%，已经接近“零增长”，这就难怪今年以来沿海大量出口企业已经濒临停产倒闭的边缘了。

还必须指出，目前的消费高增长也可能有物价所导致的假象，前4个月的消费增长率虽然高达21%，扣除物价指数后也有12.5%，仅比去年同期下降了0.2个百分点，但是国家统计局对一季度6.4万户城镇居民的入户抽样调查却说明，一季度城镇居民的实际消费支出仅增长了2%，与同期12%以上的城镇消费增长率竟差出10个多百分点，最近美国华尔街日报的一篇分析文章也指出，由于中国的统计选样没有覆盖量大面广的私营部门，所以中国的CPI统计可能没有能够反映出物价上涨的真实情况。若果真如此，则目前消费需求的下降情况可能也已经很严重了。

由于目前公布的经济增长率是扣除物价因素后的实际增长率指标，而投资、消费和出口都是没有扣除物价的现价增长率指标，而至少自1996年以后的十年中，中国经历了较长时期的低通胀时期，甚至还经历了1998、1999和2002年3年的通缩，因此在过去十年中，三大现价需求指标与实际指标间的差距是很小的，由此也使人们习惯了用现价需求指标来直接判断需求增长形势。如果没有发生从高增长、高通张向低增长、高通胀的转折，投资和出口的名义增长率都是“两位数、2打头”，而消费增长率也上升到“两位数、2打头”，当然是经济仍处在高增长阶段的标志，但是随着高通胀时期的到来，人们仍然沿袭以前的习惯思维方式来作判断就会出错了，就看不出经济增长的轨迹正在向“滞胀”格局转变，从而把由高通胀所支撑的名义需求高增长，误判为经济仍处在高增长阶段，由此耽误了宏观调控方针从紧到松的宝贵转轨时机，甚至为了防止已经不存在的经济过热，仍然继续实施力度更大的宏观紧缩，导致宏观调控误操作的出现。

第二，伴随着高通胀的高增长一向以来都被看成是不好的经济增长形态，人们喜欢高增长但厌恶高通胀，所以从宏观层面看，就会作出把保物价放在首位的选择，通过紧缩宏观需求来抑制通胀的发展，并且会把由宏观紧缩所带来的经济增长率下降，看成是治理通胀所必须付出的成本，这样就极易把经济的内生增长率下降与宏观紧缩所造成的外生性增长率下降混淆起来。

经济增长格局之所以会走到从高增长、高通胀转入低增长、高通胀的拐点，其原因是内生的。所谓“内生”，是指由投资周期结束和外部国际经济衰退等原因所导致的需求水平下降，而不是由政府主动进行的宏观紧缩所导致的需求水平下降。当已经出现了内生性经济减速趋势的时候，仍然把保物价而不是保增长放在首位，仍然实施宏观紧缩，就是典型的宏观误操作，其结果就是使经济增长加速进入“滞胀”格局。

当然，由成本推进型通胀所导致的滞胀，是一个国际性的新现象，也是宏观调控所面临的新课题。最近已经有许多人在把目前已出现的滞胀苗头与美国上世纪70年代出现的滞胀相类比，并且提出应当用美国当年的办法来解决滞胀。我认为这种认识是错误的。美国当年“滞”产生的原因与中国目前情况类似，即由于分配矛盾产生了严重生产过剩，导致最终需求严重不足与经济增长停滞，“胀”则是由于采取了宏观扩张政策，财政与货币双放松，结果是经济增长起不来却引出了严重通胀。到里根时代，采取了供给学派的理论，用减税来刺激供给，用极高的利率来抑制通胀，才走出了滞胀格局。但是中国目前的情况不一样，主要区别是“胀”的动力来自成本推动而不是过多的货币需求拉动。前面分析已经说明，在未来中长期内人口要增加，耕地要减少，而宏观紧缩不能增加土地供给，也不能减少人口，所以是无效。同时，美国资产泡沫的崩溃导致国际投资资本大量向商品期货市场转移，从而形成一浪高过一浪的输入型通胀，这也是中国一国的国内货币紧缩政策所不能改变的。

在这样的国内国际新经济环境下，中国的宏观调控应当怎样应对，就需要有新思维。

首先，在成本推进型通胀难以抑制的背景下，更要把保增长放在第一位。因为经济增长是创造财富的基础，只要这个基础不动摇，对付通胀就有了收入保障。反过来说，如果为了物价稳定而牺牲了经济增长，导致居民的收入增长显著低于通胀率，其结果就是居民实际消费水平的下降，反而不利于社会的稳定。从中国目前情况看，经济增长率在10%以上，通胀率在10%以下，经济增长率是超过了通胀率。反观西方国家，美国一季度的经济增长率是0.9%，CPI是4.3%，通胀率是经济增长率的4倍以上；欧元区一季度经济增长率是2.2%，通胀率是3.5%，通胀率比经济增长率高出60%。通胀率高启而经济增长率缓慢，这才是严重不利的宏观形势。在发展中国家，目前越南的经济形势很不稳定，一季度经济增长率虽然还有7.4%，但同期通胀率已经超过了20%，5月份更上升到25.2%，通胀率也已经比增长率高出两倍。所以，要把握好通胀与增长的关系，在高通胀时代构造出一个较为有利的经济增长格局，则可能应当把增长与通胀的关系控制在经济增长率≥通胀率，这可能还是一个理想指标，如果把通胀率控制在比增长率高出25%，即增长率在8%的时候，通胀率为10%，从中国看也是可以接受的。例如欧元区目前虽然已感到通胀的压力，但还没有被逼到要加息的地步，如果通胀率比增长率高出25%，例如增长率在2.2%的时候通胀率为2.75%，恐怕欧洲央行长特里谢就会大唱赞歌了。

其次，在全球通胀的背景下，各国通胀率的发展就是各国商品和资产相对价格水平的调整，如果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人民币对世界主要货币保持稳定甚至有所升值，则中国国内通胀的发展就是中国的商品和资产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升值，尤其对资产价格来说，这是一件好事情，对国际热钱来说，则构成了吸引力。越南目前酝酿的金融危机，其国际背景是越南已经出现了持续贸易逆差和越南盾的持续贬值，再加上严重的通胀，就构成了金融危机的条件。但中国很不同，不仅有能力保持长期贸易顺差，更以产业结构向重制造业升级的强劲势头吸引着全球产业资本的新一轮流入。同时，以美国金融泡沫的崩溃为标志，全球货币资本已经开始了向物质产品的回归，中国以庞大的物质资产规模和全球制造业中心的地位，正在成为吸引全球货币资本流入的一个中心区域，这才有了4月份单月外汇储备增加745亿美元、前4个月新增外汇储备2284亿美元现象的出现。所以，只要在通胀过程人民币不贬值，中国就不必担心外资大规模流出而导致经济增长的剧烈波动。从这个角度看通胀、增长与汇率的关系，只要人民币对世界主要货币的加权平均汇率≥0，较高的通胀水平就不会对经济增长构成大的威胁。

言至于此我的观点是，中国的宏观调控方向到目前已经必须转轨了，这个转轨是因为经济增长与通胀关系的格局已经进入了转变点，已经开始转向“滞胀”阶段了。而宏观调控转轨的核心是货币政策，目前现价GDP对广义货币M2的比率，已经从去年一季度的1：7.1下降到了今年一季度的1：6.9，在6月6日央行进行今年第五次提高存款准备率后，估计二季度这个比率还会下降，而这个比率的下降，意味着货币供给在满足由成本推进型通胀所构成的货币需求后，已经极大压缩了实际经济增长所形成的货币需求，在现行生产流通和资本市场运行中，也的确已经发生了资金供应的全面紧张情况，如果继续紧缩货币，就会加快滞胀的发展速度。

中国与美国不同，美国是供给不足，必须靠制造金融泡沫产品来与其他国家交换实物产品，但是目前金融泡沫破了，物质产品的供给链就断了。中国则是物质产品供给过剩而需求不足，只要能创造出需求，经济增长就没有问题。所以，中国目前的问题，与其说是经济增长的问题，不如说是宏观调控的问题，只要宏观调控得当，中国就可以在本次全球经济衰退过程中保持“一花独秀”。

（摘自《中国宏观经济信息网》）

作者：王　建

新经济增长与波动论文篇2：

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非对称性分析

摘要：经济持续增长和充分就业是宏观经济运行的理想状态，也是世界各国政府制订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在现代西方经济学中，这两个指标的相互关系问题一直都备受经济学界关注，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不断完善，关于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成为我国宏观经济领域需要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文就经济增长与就业在中国的非一致性关系进行分析，并结合我国国情得出解决中国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非对称性的方案。

关键词：经济增长　就业增长　非对称性

一、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相关性的理论分析

新古典学派认为在实际生活中，由于市场自身的调节作用，不会存在非自愿的失业和摩擦失业，当就业不在非充分就业的状况时工资将迅速地下降，使得就业量增加，消除非自愿失业的情形，当经济过热时，经济中存在超过充分就业的情形时，工资将迅速上升，就业量将下降，就业将达到充分就业的状况。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经济中充分就业是常态，短期中可能存在失业的情形，但是较长期内是不会存在失业的。

20世纪30年代空前的经济大危机颠覆了人们传统的看法。1936年凯恩斯发表其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对传统的经济学，凯恩斯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认为，失业不可避免，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不能自动实现充分就业的均衡，而充分就业的均衡不过是一种特例，因此必须采取国家干预的措施对经济进行调节。凯恩斯之后，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无论是否赞同经济干预)开始重视如何实现充分就业这一经济目标，并由此产生了许多关于促进就业的经济理论。

哈罗德在凯恩斯的就业理论的基础上，于1939年发表了《论动态理论》一文，考察了资本主义国家长期的经济发展问题，同时，美国经济学家多马也发表了《资本扩大、增长率和就业》与《扩张和就业》两篇论文。他们著作的出版补充了凯恩斯主义，标志着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增长理论的开端。他们提出的经济增长模型极为相似，被西方经济学者合称为哈罗德一多马模型。这一模型把凯恩斯的就业理论和经济增长理论联系到了一起。

此外，1958年，当时在英国伦敦经济学院工作的新西兰经济学家菲利普斯通过整理英国1861年至1957年的近一个世纪的统计资料发现，货币工资增长率和失业率之间存在一种负相关的关系。用曲线的形式反映这种关系就是著名的非利普斯曲线。菲利普斯曲线自左上方向右下方倾斜，表明货币工资率越低，失业率越高，反之迹是。西方经济学家认为，工资是成本的主要构成部分，从而也是产品价格的主要构成部分，因此，他们把菲利普斯曲线所描述的那种关系延伸为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的替代关系：失业率高时，通货膨胀率就低；反之亦然。而根据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当经济处于繁荣期时，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比较旺盛，拉动物价上涨，容易引发通货膨胀，这也表明在经济增长较快时期的失业率一般是比较低的。

在此之后，也出现了众多的经济增长模型与理论。20世纪60年代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阿塞·奥肯在分析把“失业率从7％降到4％会使全国经济受益”的问题时，用实证的方法估计由于降低失业率而带来的实际国民生产总值的收益，产生了著名的“奥肯定律”。该定律指出，失业率与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二者呈反方向变化的关系，高经济增长率使失业率降低，低经济增长率则会提高失业率。经济每增长1个百分点，失业减少3个百分点。这是他对美国经济考察的结果，适应的条件是资本、技术的提高有相应的高知识资本的劳动力相配合的市场环境，对其它国家也有较高的借鉴价值。

二、我国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相关性的现状分析

在我国，由于经济转型和就业体制改革的影响，经济增长与就业变动之间的关系呈现出了较强的非一致性。主要表现为：一方面经济保持快速增长，另一方面就业增长率逐步下降，失业和下岗人员逐渐增多，2006年城镇登记失业率达到4.1％，尽管进入20世纪90年代这种一致性程度有所上升，但经济增长和就业增长在速度上存在非对称性，这体现为GDP就业弹性的不断下降。表下列出了近20年来我国的经济增长率和就业增长率以及就业弹性系数值。从表中可以看到，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一直保持比较高的水平，变化的幅度比较大，但就业的增长率却波动不大，总体上呈现下降的趋势，就业弹性系数的波动也比较小。在这20年中，就业弹性值出现的峰值正好是经济增长的低谷年，如表中1989年－1991年，1995年－1997年，2001年都表现出这样的特征。在低谷年中，经济增长明显减慢，但就业增长率并没有相应地减少，而在经济增长率较高的年份，如1992－1994，2003－2006，虽然经济增长率表现出较高的增长趋势，但是与之相对应的就业增长率却明显比一些经济增长率增长缓慢的年份低，就业弹性值比较小，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表现出了明显的非对称性状况。如表下。

从上表不难看出，中国的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表现出的非对称性不仅是局限在某几年中，而是存在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非对称性现状与西方经济学一直以来的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理论发生了明显的背离。

三、我国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非对称性的原因分析

(一)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增长对就业增长的贡献有限

我国目前经济增长主要靠政府每年规模庞大的基本建设投资支撑，以及吸引外资的直接投资的持续增长。1998年以来，我国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以扩大固定资产投资来带动国内需求，直到2006年，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的贡献率高达81％。投资主要集中在基础产业、基础设施行业、农业基础设施，如西气东输、南水北调、三峡工程等。这些大多属于资本密集型产业，资本有机构成相对较高，对就业的贡献不很明显。甚至出现投资在带动经济增长的同时，反而不断排挤出在岗劳动力。而这些被排挤出的劳动力又不能被其他的行业和渠道充分吸纳和消化。

(二)产业结构升级减少了劳动力使用

我国经济发展伴随着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出现了排斥劳动力的过程。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化，企业向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型过度，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表现为较少的活劳动推动更多的生产资料，减少了对劳动力的需求。就业结构变动长期滞后于产业结构变动是产生这种非对称性现象的另一个要素。

(三)中小企业和第三产业发展缓慢

英美等国家的资料显示，60％到80％的人在中小企业就业。我国的中小企业多为民营企业，能够创造有效就业机会，但是民营企业的发展面临许多困难。民营中小企业无论在融资还是市场准入方面都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加上中小企业许多为家族式企业，管理者水平不高，信用较差，法制观念较弱，劳资纠纷多，管理呈现封闭性，对城镇就业人口的吸引力也是有限的。

(四)就业结构不对称，劳动力过剩与短缺同时并存

我国现在处于体制和结构的转型和产业的升级时期，一方面一些新兴行业，尤其是高新技术行业，如电子、生物医药、信息咨询、保险金融等行业对劳动力的需求仍在增长，但所需知识素质要求较高，相当一部分城镇失业人口无法进入，出现求大于供；另一方面是低端产业，如建筑、服务、环卫、家政等行业，被大量的廉价的农村劳动力所填充，出现供过于求。这种劳动力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的矛盾造成低素质劳动力过剩和高素质劳动力短缺同时并存的局面。

四、政策建议

(一)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

经济高速增长条件下的失业并不是经济增长产生的后果，而是由于产业结构非均衡增长过程所导致。从这个意义上说，增长型失业并不违背经济增长带动就业扩大的基本原理。因此，我们必须走以深化改革促进经济增长、以经济增长带动就业扩大的路子。改革越深入彻底，经济持续增长越有保证，失业问题就越有可能减轻，这是实现充分就业的宏观经济目标的根本途径。

(二)加快体制转轨的步伐。优化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第三产业

第三产业的兴旺发达，是现代化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第三产业的发展，将意味着第一、第二产业能够得到质量好、效益高的各项服务，从而使第一、第二产业的发展达到新的高水平。第三产业具有需求收入弹性高、投资少、见效快、吸收劳动力就业多等特点，在解决我国失业问题中地位至关重要。目前我国第三产业发展严重滞后，其产值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0％左右，吸收劳动力也很有限，不到劳动力总数的25％，而西方发达国家大都在60％左右。由此可见，第三产业已成为我国国民经济中的一个瓶颈产业，今后我们应将第三产业作为一个战略性产业来看待。一方面，国家要加大对第三产业的投入；另一方面，国家可以通过制定政策，鼓励企业、学校、社会团体及下岗职工兴办第三产业，同时在办理登记手续、发放经营执照、提供生产经营场所等方面提供各种方便，为他们创造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

(三)发展人力资本，调整劳动力结构。减少结构性失业

我国目前一方面失业严重，另一方面又存在着大量岗位空缺，即失业与空位同时存在，表现为无技术的非熟练劳动力就业难，而有一定技术水平的或熟练的劳动力却远远供不应求，致使一些企业关键岗位空缺。实行教育培训，不断提高劳动力的技能和素质，从而使其增强适应环境的能力，这样才能让他自身定位，找到合适的岗位。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知识和技术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通过教育和培训获得的特殊知识和专业化的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不仅它们自身能形成递增的收益，而且能够使其它要素也产生递增的收益，从而保证长期的经济增长。同时，通过教育向劳动者传授知识和技术，能极大提高他们获取和解读信息的能力，大大降低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中寻找就业岗位的交易成本，从而有利于缩短失业时间，降低失业率。因此，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是解决经济增长与失业扩大这一特殊现状的有效途径。

作者：温立新

新经济增长与波动论文篇3：

广义虚拟经济视角的FDI、经济增长与就业关系的产业异质性考察

内容提要：本文利用我国1997-2015年18个行业的动态面板数据，通过脉冲响应、分差分析和联立方程分析广义虚拟经济两大部类FDI、经济增长与就业的关系、相关效应及作用机理。结果发现：两部门的FDI、经济增长和就业之间均存在长期协整关系，其中广义虚拟经济产业的三者关系更显著；传统实体经济产业FDI每增长1%，带动经济增长0132%，促进就业的直接、间接和综合效应分别为011%、-0318%和-0208%；广义虚拟经济产业FDI每增长1%，带动经济增长0164%，促进就业的直接、间接和综合效应分别为0292%、-0026%和0266%。

关键词：FDI；经济增长；就业；广义虚拟经济

改革开放以来，FDI流入我国的规模不断扩大，根据商务部统计，自1984年起至2015年，FDI流入我国从1419亿美元上升至1 2627亿美元。FDI在弥补我国“双缺口” 的同时，也对我国总体的经济增长和就业产生了一定影响。然而由于不同产业的要素特征、生产效率和就业弹性的结构性区别，FDI、经济增长与就业的三者关系在不同产业间必然存在着某种差异，这种异质性不仅对传统的相关理论提出了新的思考，而且也会对当前和今后我国产业政策选择产生一定的影响。在当前传统实体经济进入产能过剩，而代表未来发展方向的广义虚拟经济①迅速崛起的新旧动能转换时刻[1]，通过考察三者关系来探讨如何将有效地利用外资与我国的“扩开放、稳增长、调结构、转方式、促就业”的宏观战略部署有机地结合起来，无疑是一个在理论上和现实中均具有重要研究价值的论题。

一、文献回顾

已有的文献较多集中于FDI对经济增长或就业作用的研究，关于FDI对东道国经济增长有“促进效应”[2]还是“挤出效应”[3-4]存在较大分歧。有关FDI

Symbol`@@ 对东道国就业的影响，也呈现两派观点，既有“积极作用”论[5-6]，也有“抑制作用”说[7]。国内文献对中国经济增长与就业是否存在一致性有两种不同观点，分别是有效就业论、实际就业弹性论、统计失真论；要素价格扭曲论、技术进步排挤论、经济结构调整论、劳动力市场分割论、人口红利消失论等[8-13]。

近年来有少数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三者的互动关系作了一些初步的探索。例如刘宏等（2013）基于VAR模型研究了中国1985-2010年FDI对经济增长和就业的影响，发现FDI与我国经济增长之间存在较强的短期和长期互助关系，而在FDI对就业作用方面，虽然短期内存在一定的挤出效应，但长期的创造效应明显。江虹等（2015）以深圳市为例探讨了三者之间的关系，发现它们彼此存在双向、动态的因果关系。但李豫新等（2016）基于我国西北地区丝绸之路经济带1985-2014年的时间序列数据的实证研究認为FDI对该地区的经济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对就业的效应不明显，且经济增长对FDI也未能产生较大的吸引力。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前期主要是以FDI为出发点，考察它对经济增长和就业的作用。后期开始出现少量直接针对三者关系的实证分析，但主要限于国家整体和地域层面的探讨，较少涉及产业领域的深层分析。从实证研究方法上看，主要集中于建立单方程计量模型进行简单的回归分析，结果只能单方向地解释变量间的静态和直接作用，而无法全面地揭示变量之间的动态交互影响及其直接、间接与综合效应。基于此，本文借鉴赵洪江（2014）对广义虚拟经济产业的分类方法②，将国民经济划分为广义虚拟经济和传统实体经济两大部门，通过构建VAR模型，对两部门FDI、经济增长与就业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比较考量，建立联立方程模型，进一步测度FDI对我国经济增长及就业的直接、间接和综合效应。

二、VAR模型检验

（一）模型构建、协整及平稳性分析

VAR模型（矢量自回归模型），是包含多个方程的非结构化模型，VAR模型把系统中每一个内生变量作为系统中所有内生变量的滞后值的函数来构造模型。为了克服传统单方程只能反映单向静态关系的局限性以便更好地研究FDI、经济增长与就业三者之间的动态关系，建立如下的VAR模型：

LNFDItLNGDPtLNEMPt=∑[DD（]n[]i=1[DD）]ΦLNFDIt-iLNGDPt-iLNEMPt-i+εi（1）

其中，LNFDI、LNGDP、LNEMP分别表示外商直接投资、国内生产总值和就业的自然对数形式，Φ表示系数矩阵。

1.数据的选取

基于18个相关行业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采用1997-2015年度数据，原始资料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年鉴》。由于统计数据中FDI以美元为单位，便将FDI数据按当年的汇率中间价进行了换算。GDP 和FDI数据按照各年的物价指数进行了相应的价格平减，消除通胀影响。由于各变量的量纲不同，于是对数据做了标准化处理后取自然对数，以期获得平稳的序列。

2.ADF单位根检验、协整分析

在运用VAR模型时，要求各变量是平稳的，因此我们须先对LNFDI、LNGDP、LNEMP进行单位根检验。利用Eviews80软件，通过ADF（Augmented Dickey Fuller）单位根检验方法（Unit Root Process）对两个部门上述三个指标进行单位根检验，详细的检验结果见表1。

从表1可见，这三个变量的一阶差分是平稳的，即同阶单整，满足协整分析的条件，可进行协整检验。接着采用Johansen检验方法对LNFDI、LNGDP、LNEMP构成的方程（1）进行变量协整检验，两部门检验结果见表2。

从表2中可见，方程（1）在没有协整关系的原假设下，两个部门的迹统计量概率P值均为000<005，我们可以拒绝原假设，认为至少存在一个协整关系；在至多有一个协整关系的假设下，两个部门的迹统计量概率P值均大于005，我们接受原假设，认为两个部门的FDI、经济增长与就业三者之间存在一个长期协整关系。

3VAR模型的稳定性测试

根据AIC和SC取值最小的准则，本文将变量滞后期数确定为三阶，根据模型（1）可分别估计出上述两个部门的FDI、经济增长与就业关系的VAR模型参数估计结果（表3）。

从模型估计结果来看，传统经济部门的LNEMP和LNGDP方程拟合优度为0999，LNFDI方程拟合优度为0933，广义虚拟经济部门LNEMP、LNGDP和LNFDI的拟合优度都为0988；两个部门六个方程的R2值均在090以上，说明拟合程度高。同时根据三期滞后的系数值可以看出，FDI流入能够带动经济增长和促进就业。此外，在图1和图2中所有AR根的模都位于单位圆内，因此我们可以判断建立的VAR模型是稳定的，表明两部门中FDI、经济增长与就业三者之间存在长期稳定关系。

为了更细致地了解三者之间的动态关系以及影响程度，需要运用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方法具体分析。

（二）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脉冲响应是VAR模型动态分析的重要工具，它能直观地反映考察一个变量相对于另一个变量的一个标准差冲击在当前和未来对其他变量的动态影响。下列图3至图5中的横轴表示滞后期数（单位：年），纵轴表示响应程度。左图为广义虚拟经济部门，右图为传统实体经济部门（后同），并且选取10年的滞后期进行分析。

图3表明GDP在受到FDI的一个正向冲击后，会呈现一定的波动性，但是在两部门有不同表现。在前两期两个部门的GDP值均有所下降，但是广义虚拟经济部门下降的幅度更大；第三期开始两部门的GDP值均开始上升而且广义虚拟经济部门上升幅度更大；之后两个部门的GDP值分别以不同的幅度开始收敛。从图中可以看出，流入两部门的FDI对其GDP均有一个较长时间的滞后影响且广义虚拟经济部门的反应时间更短即更为敏感，从第七期开始两部门的这种影响开始收敛，最终将趋于平衡。

从图4可以看出，EMP值在受到FDI的一个正向冲击后，两部门的初始反应表现出一定的结构性差异。对于广义虚拟经济部门来说，在前两期，就业人数下降，在第二期达到最大负响应，之后快速回升，第三期后再次下降，上下波动至第七期之后开始收敛，后期总体效应为正。传统实体部门就业的初期反应与广义虚拟经济基本相反，于第六期后开始收敛，后期总体效应较平淡。这种表现的原因在于FDI进入的方式、目的、行业等方面的不同，对就业的影响不同。

从图5可以看出，两部门EMP在受到GDP的一个正的冲击后初期均表现出一定的下降，但是传统实体产业下降的幅度更大。广义虚拟经济产业在第三期之后开始快速上升而传统实体产业趋于平稳，第七期之后，广义虚拟经济产业也开始趋于平稳。传统实体部门的正经过前两期的下降后在第三期开始也逐渐的趋于平稳。总的来看，两部门的EMP对GDP的冲击反应为正且广义虛拟经济部门的效应大于传统实体部门。

（三）方差分解分析

脉冲响应函数能形象反映变量的一个标准差冲击在当前和未来对其他变量的动态影响，但无法解释具体的影响程度，而这就需要运用方差分解工具来完成。方差分解能衡量VAR模型中每一结构冲击对内生变量的贡献度。表4、表5分别为广义虚拟经济和传统实体经济各变量的方差分解结果。

表4和表5对比显示，两部门FDI的波动在第一期均来源于自身的作用，但后期自身影响逐渐减弱，从第二期开始受到来自于GDP和就业的影响逐渐增强。对比来看，广义虚拟经济部门在第七期达到稳定，而纯粹实体部门则是在第八期达到均衡，这个结果和前面的广义虚拟经济部门反应时间更短即更加敏感相符合。平均来看，广义虚拟经济部门FDI波动的方差贡献是：来自于自身占6225%，GDP占1775%，就业占20%；传统实体部门FDI波动的方差贡献是：来自于自身占7413%，GDP占276%，就业占2311%。稳定后，我们也可以得出广义虚拟经济部门GDP对FDI流入的影响要明显大于传统实体部门（分别为25%和55%）。

经济增长对于两部门来说从第一期开始就受到自身波动和FDI的波动冲击的影响且受自身波动的影响较大，稳定后FDI对经济增长有明显的作用（42%和60%），这表明FDI的引入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平均来看，广义虚拟经济部门FDI的方差贡献为4231%，传统实体经济FDI的方差贡献为5191%。这也说明FDI的引入对两部门经济增长都有较强的促进作用。分开来看，对于广义虚拟经济部门来说经济增长开始下降最后上升到稳定，这说明其表现出一定的滞后性（与脉冲响应分析一致）；而稳定时FDI的影响程度小于自身，这说明这些年来我国FDI引入的结构有待进一步的优化。对于传统实体产业来说，FDI的引入促进了经济的增长且大于广义虚拟经济部门，从而说明FDI的流入需要更多的流入广义虚拟经济部门。

两部门就业的波动从第一开始就受到三方面的影响，初期受自身冲击较大，后期逐渐减小，受其他两方影响有所加强。对比来看，广义虚拟经济部门就业受到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少（7%左右），这说明在该部门经济增长对就业增长的挤出效应较小；另一方面，引入广义虚拟经济部门的FDI的就业效应强于非广义虚拟经济产业（25%大于11%），说明广义虚拟经济产业对就业的带动作用强于传统实体经济产业。平均来看，广义虚拟经济部门就业波动的方差贡献是：来自于自身占7061%，GDP占413%，FDI占2526%；传统实体部门就业波动的方差贡献是：来自于自身占4464%，GDP占4459%，FDI占1077%。这也说明排除自身因素外，广义虚拟经济FDI、传统实体经济GDP对其就业的影响相对较大。

三、两部门FDI对经济增长及就业的直接、间接效应测度

（一）模型构建

前文主要基于VAR模型考察了两部门的 FDI、经济增长与就业之间存在一定的互动关系。本节在此基础上延展建立联立方程组模型来进一步定量测度两部门FDI对经济增长及就业的直接、间接和综合效应。

我们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基础上将其延伸为：Y=Af（KD，FDI，L）。其中Y表示产出，A表示技术或全要素生产率，KD表示内资，FDI表示外资，L表示劳动投入。

厂商生产成本为：C=wL+rKD+FDI，其中C为厂商生产成本，w为单位劳动成本，r为单位资本成本。在利润最大化的条件下我们可以得到：

LNL=C（1）+C（2）LNKD+C（3）LNFDI+C（4）LNw+C（5）LNA+ε1（2）

为了测算FDI对A的影响，借鉴包群和赖明勇（2005）的计量模型，建立如下表达式：

A=V1+SHAREFDI（3）

其中，SHARE为FDI占国内总投资的比重；A为全要素生产率；V为剔除资本和劳动对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余值，其能代表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两边取对数后整理得到FDI对A的影响表达式：

LNA=LNV+C（6）LNSHARE+C（7）LNFDI+ε2（4）

再来考察FDI对国内投资KD的作用，假设仅通过本期和上期的需求来对未来的需求作预期（Yang，2012），则有：

KD=f（FDI，Y，Yt-1）（5）

两边取对数后得到FDI对KD的影响表达式：

LNKD=C（8）+C（9）LNFDI+C（10）LNY+C（11）LNYt-1+ε3（6）

综合上述，构建如下联立方程组（其中ε为扰动项）：

LNL=C（1）+C（2）*LNKD+C（3）*LNFDI+C（4）*LNA+C（5）*LNW+ε1

LNA=LNV+C（6）*SHARE+C（7）*LNFDI+ε2

LNKD=C（8）+C（9）*LNFDI+C（10）*LNGDP+C（11）*LNGDP（-1）+ε3

（二）实证分析

本文选取了我国1997-2015年的广义虚拟经济产业和传统实体经济产业的FDI、GDP、就业、平均工资、全员劳动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残余值、FDI占国内投资比重、滞后一期的GDP等数据，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年鉴》。由模型识别的阶条件可知模型是过度识别的（K-M>G-1，K为联立方程模型中变量总数，M为待识别方程中变量数目，G为联立方程中方程数目）。此外，由于模型存在内生性问题，最小二乘估计则是有偏估计，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虽然能解决内生性问题，但它只适应于单方程估计，对于联立方程模型估计则可以采用3SLS法或者广义矩估计法。

本文利用Eviews80软件并通过3SLS法来进行估计测算，参数估计前的ADF检验和协整检验均满足条件，参数的具体估计结果见表6。

从中可以看出，两大部门三个方程的R2值和调整的R2都在093以上，说明方程拟合程度均较高，所有D-W值都在2左右，表明各方程不存在模型估计的自相关现象，在误差范围内T值也满足要求，从而说明构建的联立方程模型具有合理性。

估计结果显示，FDI每增加1%，对两个部门产生的直接效应为：广义虚拟经济产业就业增长029%，综合技术水平提高084%，国内投资增加102%；传统实体经济产业就业增长011%，综合技术水平提高115%，国内投资增加-07333%。

（三）效应计算

FDI的引进，不仅自身直接带动经济增长和吸纳就业，产生直接的增长效应与就业效应，而且还可以通过影响生产率水平（A途径）和资本投入（K途径）对就业产生间接效应。下面从联立方程组的三个方程出发，分别用 LNFDI对每个方程求偏导数，推算直接、间接和综合效应。同时，也可以利用式（2）和（6）反求出FDI流入所带来的经济增长效应。如下：

eC（10）-1是FDI引进的直接增长效应，系数C（4）是FDI影响就业的直接效应，C（4）*C（7）是FDI作用于生产率水平进而影响就业的间接效应，C（5）*C（18）是FDI作用于资本投入进而影响就业的间接效应，具体的直接间接综合的计算结果及分解详情见表8。

由表8可见，广义虚拟经济FDI每增长1%，带动的经济增长效应为0164，带动就业的直接、间接和综合效应分别为0292%、-0026%和0266%；传统实体经济FDI每增长1%，带动的增长效应为0132，带动就业的直接、间接和综合效应分别为011%、-0318%、-0208%。

综合表7和表8可以发现，流入两个部门的FDI对经济增长效应和就业效应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特别是就业效应的差异更为明显。究其原因，可能与其产业的要素特征、生产效率和就业弹性有关。传统的实体经济是以满足人们“物质需求”为主的“物本经济”，存在着一定的资源要素投入瓶颈和需求饱和限制，服从的是边际报酬递减规律；而以满足人们“精神”和“心理”需求为主的广义虚拟经济则不然，由于人力资本、信息等非物质无形生产要素可以不断提升和累积，人们的精神或心理追求是没有止境的，其要素供給和消费需求特征决定了这种新经济形态遵循边际报酬递增规律，FDI等要素投入带来的经济增长弹性自然会大于传统的实体经济。

此外，从就业效应来看，由于传统实体经济的生产要素中就业劳动力多为相对简单劳动力，且在劳动的边际报酬递减规律支配下，基于理性经济人和利润最大化的考量，企业一般会选择用较高效率的机械或自动化设备来替代普通劳动力，从而不可避免地将带来传统实体经济中技术进步和资本深化对就业产生较大的“挤出效应”。而广义虚拟经济的物质资本有机构成低、人力资本要素富集、劳动就业弹性高，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传统的技术进步、资本深化、经济增长与劳动就业弹性下降的恶性循环陷阱，实现二者的和谐互动。同时由于两个不同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差异带来的收入差距驱动从传统实体经济生产部门释放出来的就业人口不断流向广义虚拟经济部门，为其注入了大量的优质的劳动力资源，并进一步推动新兴部门就业数量的扩大、就业结构的优化和就业质量的提升。

（四）机理探究

本文通过实证测算出两个部门流入两部门的FDI对经济增长及就业的直接、间接和综合效应，将进一步从内在原因分析其作用的机理（图6）。

图6广义虚拟经济视角下FDI、经济增长与就业的

作用机理图

人类社会正在由满足人的生理需求为主的“物本经济时代”迈入以满足人的心理需求（精神需求）为主的“人本经济时代”。由于传统实体产业在要素、需求和供给等方面存在着限制和瓶颈，所以存在着收入需求弹性递减、边际报酬递减等不足。在这点上广义虚拟经济则存在着明显的优势，人的心理需求是无限的，信息、人力资本等要素可不断地挖掘利用和重新开发的，从而可以克服传统实体产业的缺点；而这也导致出现了“劳动力由传统实体产业（收入低）流向广义虚拟经济产业（收入高）”的劳动力跨市场流动的现象，这些促进了收入的提高和产业结构的优化，进而促进就业增长。另一方面，广义虚拟经济的优势和经济增长促进了经济质量提升、经济结构优化和经济模式转变，而这些将会反作用于广义虚拟经济，使得广义虚拟经济更好的发展。广义虚拟经济的更好发展能够优化广义虚拟经济部门FDI流入不足的问题并且使得传统实体部门达到饱和，从而使得FDI、经济增长和就业更好地相互配合。

四、结论和建议

在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进入以心理需求为主的精神文化产品的当今，广义虚拟经济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基于广义虚拟经济视角，本文通过构建VAR和联立方程模型实证分析了两部门FDI、经济增长与就业的关系及具体的直接、间接和综合效应，结果发现：

（1）两部门FDI、经济增长和就业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其中广义虚拟经济的这种关系更为值得关注。具体来看，流入两部门的FDI从长期来看均对经济增长有带动作用，但短期内存在一定的冲击波动，广义虚拟经济产业相比传统实体产业更为敏感。从方差分解看，两部门FDI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着一定的结构性差异；从FDI影响就业来看，这种结构性差异更为明显，纯粹实体部门波动较小，效果不明显。从方差分解来看广义虚拟经济部门的FDI的就业效应强于传统实体部门；对于经济增长对就业来说，两部门均表现了经济增长对就业影响的带动性，广义虚拟经济部门尤甚。从方差分解可见广义虚拟经济部门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挤出效应相对较小。

（2）广义虚拟经济产业FDI的经济增长效应为0164，促进就业的直接、间接和总效应分别为0292、-0026和0266；纯粹实体产业FDI的经济增长效应为0132，促进就业的直接、间接和总效应分别为011、-0318和-0208。可见FDI进入广义虚拟经济产业的就业效应明显强于传统实体产业。

为此，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继续加强对FDI的引入。FDI对我国总体的经济增长和就业仍然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因此在当前“经济新常态”和“供给侧改革”背景下，保持稳定的FDI流入量对于“稳增长、促就业”的宏观政策目标是十分必要的。

（2）积极引导FDI流向广义虚拟经济产业。发展广义虚拟经济有利于我国当前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有利于调整产业结构，有利于供给侧改革，更有利于促进就业。因此，在新旧动能和结构转换关头，应清醒地认识到广义虚拟经济是“生活对象化”的人本经济，代表了新经济前进的方向。在当前国际竞争已经进入广义虚拟经济主导制胜的新形势下，要将积极有效地利用外资与我国的“扩开放、稳增长、调结构、转方式、促就业”的宏观战略部署有机地结合起来，这对于我国能否在未来一个较长时间的国际经济竞争中取得战略上的主动意义重大。从FDI对就业的效应来看，流入广义虚拟经济产业的FDI对就业的综合效应为正，而流入纯粹的实体经济产业的FDI对就业的综合效应为负。我国是人口大国，就业压力大，广义虚拟经济产业的就业弹性相对较高，其对就业的吸纳能力较强，引导跨国企业向广义虚拟经济领域投资，不仅可以促进广义虚拟经济的发展，带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而且也大量增加就业岗位。

（3）在保证国家经济安全的前提下，应进一步有选择的对外开放广义虚拟经济产业的外商直接投资。这样既可以打破某些行业的国有垄断地位，提高行业的竞争，以利于这些产业生产效率和发展水平的提高；同时又可以弥补这些行业部分的市场空白，形成积极的产业带动效应。FDI流入广义虚拟经济产业，一方面带来新的创意，带动广义虚拟经济的发展，从而促进就业；另一方面，国内企业通过模仿、创新，纷纷进入这个行业，可以提高我国劳动力就业水平和科技水平，更能促进广义虚拟经济产业的繁荣，从而使FDI、经济增长与就业之间协调耦合发展，共同向更高水平演化。

注释：

①广义虚拟经济是同时满足人的生理需求和心理需求并以满足心理需求为主导，以及只满足人的心理需求的经济的统称（林左鸣，2010），并以价值细分的现代服务经济、体验经济、品牌经济、创意经济、知识经济等多种形式体现出来。

②赵洪江（2014）根据林左鸣教授对广义虚拟經济的定义和我国的国民经济分类体系将H（住宿和餐饮业）、I（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J（金融业）、L（租赁和商务服务业）、M（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N（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O（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P（教育）、Q（卫生和社会工作）、R（文化、体育和娱乐业）、S（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T（国际组织）等行业划分为广义虚拟经济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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