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政治文化论文

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传统政治文化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摘要】互联网使得信息传播与分享打破了既有国家体制的桎梏，形成一个全球范围的互联网信息社区，这对国家治理体制的再建设、国家治理逻辑的重构，既是一个挑战，也是一个机遇。一个国家广播电视新媒体法治建设的路径，要从影响其构建的政治体制、产业技术、文化传统等基础要素来思考和推进。

第一篇：传统政治文化论文

儒家传统政治文化的当代意义

【摘要】儒家传统政治文化在封建社会产生，为封建社会提供政治文化理论支撑。儒家传统政治文化主要包括德治思想、仁政思想和内圣外王思想。提高儒家传统政治文化的理论资质，充分吸收现代政治文明成果，使儒家传统政治文化为当代中国政治的发展提供丰厚的思想文化资源。

【关键词】儒家；德治；仁政；内圣外王；意义

一、德治思想有利于塑造有效政府

1、德治思想有助于政府官员素质的提高

不管在什么时候，官员对于国家治理都十分重要，孔子的结论是“故为政在人”。在当代中国要想塑造有效政府，那就首先要提高官员的素质，官员素质是建立有效政府的保证。首先，官员要有良好的品德。不论在任何时期对官员品德都是十分重视的。统治者行为端正，作出楷模，那么人们就会自觉遵守政令，同时树立政府权威，政府形象更加有力。如果统治者自身行为不端正，不能做出应有的表率，即使政令都是有利于民的，人民也不会信从，政府与民众的关系紧张，不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甚至阻碍国家的发展。所以，要重视对官员的道德考察。第二，在选用官员上，主张举贤才。只有德才兼备的人才可以有效治理国家。儒家传统政治文化中关于选用贤德人才的标准：“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要有良好的道德品质，但也要有一技之长。

2、德治思想有助于政令的顺利实施

官员素质是政令有效实施的保障，但是同样也需要法律的保障，中国古代是人治的社会，德治思想是人治社会的产物，但并不是意味着德治思想在当代的法治社会就不存在有意义。随着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事件形成对道德的挑战，道德的底线变得较为模糊。所以，在当代中国要强调以道德作用是政令更加有效的实施。儒家传统政治文化中，刑是法的主要内涵，甚至将法等义于刑。在德与刑的关系中，孔子首先强调德优于刑。强调道德感化的作用，主张先教后刑。第一，德治思想以德为主，还体现在道德与法律发生冲突时，孔子选择的是舍法取德。第二，德治思想重视道德，并不是说不重视刑罚的作用，在强调德教、礼治主导作用的同时，主张以刑罚辅助德教，以今天的表述就是法为主德为辅。值得注意的是，德治思想主张重视实施法的策略。

二、仁政思想有利于中国式政治制度的发展

1、仁政思想对当代中国转型时期的社会具有意义

“仁政”是儒家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尽管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统治者大多采用“儒表法里”的统治术，在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的掩盖下，统治者横征暴敛、骄奢淫逸、对老百姓毫无温情可言，因而每每激起老百姓的反抗。但是，“仁政”毕竟是儒家的一面旗帜，而这面旗帜，统治者多少有些顾忌。纵观中国社会的历史，我们看到，凡是在一个王朝初创时期或一个王朝的衰落期，“仁政”一般不会发挥作用，而在一个王朝统治的稳定时期，老百姓一般能够安居乐业，社会比较稳定，物质生活比较富裕，尽管不能把这一切归结于“仁政”，但不能否认，“仁政”作为一种价值取向是真实地起作用。

2、仁政思想是发展中国式政治制度的价值取向

近代以来，中国人学习西方，把西方的民主制度（不管是资本主义民主制度还是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作为中国政治制度的发展方向，进而作为其根本目的。这样中国政治制度就丧失自己的政治文化特色，向西方文化歧出并变质，变成体现西方文化精神特质的西方式民主制度。这种文化的歧出变质在中国古代叫“以夷变夏”。“以夷变夏”的直接后果就是亨廷顿“文明冲突论”中所暗示的中国变成了一个世界民族文化之林中“无所适从的精神撕裂的国家”，即中国在以文明为单位划分国家属性的世界格局中找不到自己的文化定位和文明属性。

三、内圣外王思想有利于民主的建设

1、当代视角下的内圣外王思想

儒家所说的“内圣”，有其特定的含义，它是与儒家关于宇宙、人生、社会等方面的根本看法相联系。其总的原则是，精神价值高于其他一切价值，心性方面的修养及其所达到的精神境界同时也是国家治理的目标，以圣君贤相为代表的个人德性是政治生活的最宝贵资源，“仁”、“义”等儒学基本精神是一切约束力的基石。“外王”以今天的眼光看应该有以下几方面的含义：一是指将儒家“内圣”的基本要义涵纳于制度体系中，是制度的要件，架构，运作和目标趋向要能体现中国优秀文化精髓；二是指制度的规约方式也应该是中国式的、儒家式的、即在尊重的前提下注重人文的因素，或者在规约的制定、变迁与实施过程中凸现人文关怀、重视感情投入；在重视有形规则和强制约束的同时，应努力调动人们内在自觉性，注重他律向自律的转化；三是指政府治理之道要体现人情味，重在为全体人民服务，体察民情，重视民意，关心民间疾苦，把人民的利益作为国家治理的根本出发点和最终归属。在儒学中，“外王”是与“内圣”紧密相连的，它是“内圣”的逻辑结果。将德性和精神价值作为一切规章制度的唯一来源和鹄的，必然要求在国家治理中采用德治的方式，通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的过程，就能平天下。它过分相信道德的力量，企图完全依赖圣贤君主的个人德性达到太平盛世。对当今的社会，既要维护传统，又要符合时代趋势和世界潮流，使这古老的思想焕发青春。

2、内圣外王思想的民主成分

当代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在《第三波——二十世纪末的民主化浪潮》一书中论及儒家传统与现代民主的关系时，曾这样写到：“儒家民主也许是一种矛盾的说法，但是，儒家社会中的民主则未必是。问题是：儒家思想中的哪些因素有利于民主呢？在什么样的环境下，这些因素用什么样的方式，以取代这些文化传统中的非民主成分呢？”显然，尽管亨廷顿对“儒家民主”的说法持否定的态度，但他并不否认儒家传统社会中出现民主的可能性，甚至也不怀疑儒家传统中存在着有利于民主的因素。

【参考文献】

[1] 范瑞平， 贝淡宁， 洪秀平. 儒家宪政与中国未来[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183.

[2] 范瑞平， 贝淡宁， 洪秀平. 儒家宪政与中国未来[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183.

[3] 丁小萍. 中国古代政治智慧[M].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5.168.

[4] 杜维明. 道·学·政[M]. 钱文忠， 盛 勤， 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6.

[5] 蒋 庆. 政治儒学——当代儒学的转向、特质与发展[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3：368.

[6] 李明辉. 儒视野下的政治思想[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44.

作者：藏瑶

第二篇：政治体制 产业技术 文化传统

【摘要】互联网使得信息传播与分享打破了既有国家体制的桎梏，形成一个全球范围的互联网信息社区，这对国家治理体制的再建设、国家治理逻辑的重构，既是一个挑战，也是一个机遇。一个国家广播电视新媒体法治建设的路径，要从影响其构建的政治体制、产业技术、文化传统等基础要素来思考和推进。

【关键词】政治体制;产业技术;文化传统;广播电视新媒体;法治基础要素建设

“媒介即人的延伸”，每一次信息技术革命都给人自身的解放和人类文明的进步带来巨大推动，而当前“以数字技术和通信技术及其结合为标志样态的第五次信息技术革命(其他四次为语言的产生、文字的产生、造纸和印刷术的发明以及电报、电话和广播的使用)”[1]更是以生产领域的“融合”，精神领域的“回归”和未来发展领域的“共同面对”为特征快步向人类走来。我们越来越明显地感受到以广播电视新媒体为引领的信息媒介的融合之路日渐清晰，大数据、VR、高清、移动通信、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更加人性化的技术渗入生活，人类被“集合”在以智能视听媒介为核心的网络空间里，共同审视和思考着自己的未来。互联网使得信息传播与分享打破既有国家体制的桎梏，形成一个全球范围的互联网信息社区，这对国家治理体制的再建设、国家治理逻辑的重构，既是挑战，也是机遇。[2]

我们现在能做到的是制定好这场革命的规则，既要关注革命对个人和私权的保护，也要凸显国家和民族整体利益;既要持续刺激企业对新媒体、新领域利润的追逐热情，也要立足打赢国际互联网安全发展竞争;既要思考个体内心的平和幸福，也要规划好人类命运的美好未来。世界广播电视新媒体竞争和发展，归根结底就是广播电视新媒体规制优劣的竞赛。本文所讲的“广播电视新媒体”概念，是指以数字技术进行采集、制作、存储，通过卫星、宽带和移动通信技术进行跨界、跨媒体传播，并在一定范围内被广泛接收的音视频制作媒体。广播电视新媒体以新科学技术为支撑，利用互联网为受众提供个性化信息，具体而言，它包括数字技术、网络技术、现代通信技术产生后所有制作生产音视频信息的媒介。

法治是上层建筑的典型表现，思考一国广播电视新媒体法治建设的路径，就要从影响其构建的政治体制、产业技术、文化传统、社会组织和外部(国际)影响等基础要素路径建设来思考和推进。

一、“顶层设计”：政治体制基础要素建设

法治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依法治国”、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上政治日程。“依法治国”从共识到全面推进经历了三个重大节点：一是1997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五大提出的“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的总体认识;二是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被写入《宪法》(五条一款);三是2014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依法治國从理论层面到实践层面全面铺开。

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广播电视新媒体法治管理体系是“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的组成部分。我国广播电视新媒体法治建设的关键在于国家对新闻传播和信息传媒法治建设的整体认识及设计。人类新闻传播史是一部争取和捍卫新闻自由的历史，言论出版自由神圣不可侵犯，但这一自由需要相应的限制和约束，以确保其他人的自由和国家的安全。新闻自由和现代传播对个人传播自由的保护需要国家规制来抒写和表达，并通过法律的形式予以确认和捍卫。

当前，政治体制对我国广播电视新媒体法治建设的破题和支持的主要任务是提高广播电视新媒体规制管理的层级。国家广播电视新媒体要全方位推进法治建设的路径，打破整个行业法治建设困局的大门，出台出版法、广播电视法、电影法等系列法律，形成以法律为基础、部门规章为补充的，有中国特色的广播电视新媒体法治管理体系奠定扎实的政治基础。

二、“关系重构”：产业技术基础要素建设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文字、印刷技术、电子技术、数字技术、光纤通信、互联网每一次信息技术革命都很好地串联起曲辕犁、耧车、蒸汽机、发电机、计算机、物联网、智能机器人等生产技术，既加快了生产技术的推广、应用，也引导和塑造着生产技术的发展方向。信息技术是特殊的科学技术，它既不是简单的存在，也不是简单的意识，它是介于存在和意识之间的一种“存在”，既描述着存在，也展露着意识，既连接着人们生产生活实践，也重塑着人们的思想认识和精神世界，将世界从“存在+意识”延长为“存在信息技术意识”。

广播电视新媒体“数字高清智能化”音视频信息传播是网络时代最主要的传播形式，它既是“点对点、点对多、多对点”的现代信息传播技术的最高集合展现，也是使用最多、最具世界性的“人类共同信息传播界面”。但这个让每个参与者自由飞翔的界面容易使个人自由的体验脱离现实社会制度的束缚，人们在现实社会望而不得的‘话语权’得以满足，有时往往会夸大种种负面情绪活动，并有可能通过一定的传导机制对现实社会的公共秩序造成冲突。[3]同时，也因为这种变化，使得传统广播电视信息传播参与主体变得更加复杂，广播电视新媒体时代，广播电视信息传播参与者可简要地划分为：政府(管理者)、广播电视新媒体企业(传播者)、信息关联人(信息内容攸关方)和网民(接收者)四个部分，并在一个双向互为影响的闭环关系模型中活动。而“网络社会的身份主体的活动往往呈现出传统社会的在场空间、网络社会的在场空间、网络社会的缺场空间三种形态”，“网络社会的缺场空间与吉登斯‘脱域空间’相当。网络社会是现实社会关系在网络中的重构。”[4]“社会公众可以自主进入网络，在自己选择的时间和地点可独立接触网络传输中的作品，而作者能否最终控制作品在网络中的传输，就成为一个不能轻易解决的问题，网络传输中由于中间服务商、技术措施的介入使得问题更加复杂。这样，第五次信息技术革命推动了著作权制度从‘电子版权’到‘网络版权’的转变。”[5]因此，作为规制制定者的政府要以网络思维来重新规制好政府与个人、与企业、与社会组织和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在确保公共利益的基础上，兼顾好个人和企业利益，“寻求公共秩序与个性体验的平衡”。[6]

而事实也确实如此，在我国，网络音视频信息已占据网络信息和用户流量消费的绝大部分，报纸、杂志、书籍都在向网络图片信息、动漫信息、可视可听可读的智能信息服务转变。视听信息将主宰“线上”“线下”信息传播的主要市场，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学习和训练的文字功能有可能弱化，人们可以点对点、面对面，何必还要借助文字这个“劳什子”的物件遮挡呢。信息技术是这个时代整个产业技术的亮点，音视频数字智能技术是其代表，并将在整个经济发展转型升级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经济基础已经发生重大变化的网络传播时代，作为上层建筑的国家法律应该做出相应的调整，并给予呼应。

因此，从经济和产业技术基础要素思考广播电视新媒体法治管理路径，其要突破和需要解决的重点任务就是重视信息传播技术是可以链接、串联和整合其他生产技术的特殊性技术，信息产业对做好当前和今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经济转型升级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渗透性、贯穿性和扩散性足以引领、带动和决定其他相邻和整个产业的发展。如与信息技术密切相关的大数据、物联网、移动通信、智能技术、VR技术已经融入了产品的生产、消费、售后服务各个环节，并以“互联网■”的形式，覆盖了工业、农业、商业、军事、教育、医疗、交通、文化、娱乐、宣传等各个领域，更便捷、更智能、更强大、更人性化的技术革新将彻底颠覆人类的生产生活。我们已经日渐清晰地看到信息传播领域，直接的信息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据一定比例，“线上”广播电视新媒体广告收入已经超过传统广播电视广告收入，“线上”单片点击过百亿，单片收入过亿元的广播影视节目不断出现，VR虚拟现实和动漫技术将传统广播电视与现实旅游和游戏体验进行复制，改变和形塑着未来广播电视传播形式。因此，广播电视新媒体法治管理的信息和路径就是要认识到其代表信息技术的集大成者，它规制的重要性不可替代，必须放置于规制的更高层级——法律，才能容纳得下。

三、“荒原世界”：文化传统基础要素建设

网络时代的技术基础是数字化，生活中的一切都可以被数字化复制，并依靠人工智能技术、基因技术得到生物链接，借助互联网、高清通信技术，将人类推进到一个半人、半机器，在规制网格里生活的数字化时代。这个时代到来之前，人类首先要完成将现实生活中的一切数字模拟的任务，然后再通过虚拟现实和虚拟再现打造一个全新的“荒原世界”，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各种利益集团都将主动或被动参与这种“荒原列国霸主”的技术竞赛。在网络时代的四野八荒中，最终得胜者不是先进技术的持有者，而是网络文化先知和网络文化塑造的集大成者。而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打造绝不会是世界各族人民手拉手、肩并肩、欢声笑语地进入，更有可能的进入方式是重现原始的野蛮和狂放。这个“荒原世界”的思想文化重建一定会先暴露人类最初的恶、最原始的需求、最粗野的奢取和资本主义的贪婪丑恶，之后，逐渐走向新的文明。经过一次人类的集体反思，回到起点，因为大家都是“荒原世界”的幼儿，无知、充满好奇，却又精力充沛旺盛，学习能力和模仿能力超强，但内心信仰的精神家园的贫瘠，使人类对未来流露出更多的恐惧、躁动和不安。所以，网络社会时代，将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各个利益团体、每个人都拉回到同一起跑线，以技术和思想为标尺，重新排列层级和地位，这个迭代的时代也为个体和组织“迭代进入”新时代提供了公平和机遇。“互联网社会结构呈‘液态’化发展，人与人的联系，更多的不是依赖于以前的体制，而是受制于市场力量与文化力量，甚至是偶然的社会聚合。这种前提下的权威——权力关系，具有更多的不确定性。如刘慈欣在科幻小说《三体》里说，‘毁灭你，与你无关。’”[7]

因此，广播电视新媒体法治文化传统基础要素建设就是要做到对国家、民族和个体主体认知的重新寻找和塑造，树立文化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以人类终极关怀的情怀去设计和组织广播电视新媒体法治的实施;要摒弃小国寡民、小富即安、闭关锁国、故步自封的民族文化劣根，重塑善于团结、合作、创新、进取的国家、民族和团队意识;要给予国民、企业在网络荒原奔跑创造足够的空间和支持，激发民族创新、自强、担当、引领和塑造网络荒原格局的热情，也要约束国民和企业只顾眼前利益，从事有害于国家、民族和公共利益的短视行为，在重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总结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精髓，重塑人类共同的网络荒原文化价值。

参考文献：

[1]肖峰.现代科技与社会[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3：201.

[2]白銳.略论互联网与国家治理逻辑的再建构[J].社会科学战线，2016(9).

[3]汪桥红.网络社会的规训：寻求公共秩序与个性体验的平衡[J].理论学刊，2015(10).

[4]刘少杰.网络化时代社会认同的深刻变迁[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4(5).

[5]吴汉东.信息技术革命与信息网络传播权立法[J].中国版权，2005(2).

[6]汪桥红.网络社会的规训：寻求公共秩序与个性体验的平衡[J].理论学刊，2015(10).

[7]白锐.略论互联网与国家治理逻辑的再建构[J].社会科学战线，2016(9).

(张殿元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张殿宫为复旦大学新闻传播学博士后)

编校：张红玲

作者：张殿元 张殿宫

第三篇：探析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对政治合法性的影响

【内容摘要】本文对政治合法性的概念进行了阐述,又通过对政治文化的阐述引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论述了儒家和法家政治思想对政治合法性的影响。

【关 键 词】政治合法性 政治文化 儒家思想 法家思想

政治合法性是政治发展的前提和基础,统治者在夺取政权后都会用一定的方式使其统治合法化,稳定其政治统治。政治文化作为一种潜在地影响人们政治行为的心理因素,能够影响政治合法性的基础,儒家、法家思想作为传统政治文化中的主流,为当时的政治统治者提供了合法性的基础,本文围绕这两种思想来探讨政治文化是怎样影响政治合法性的。

一、政治合法性的概念

合法性问题是政治学理论中最主要的命题之一,西方众多学者对合法性有重要论述。一般说来,一种政治秩序的合法性是指它获得被统治者自愿服从的能力,或者说在不使用暴力的条件下获得被统治者支持的可能性。不论是哪种形式的统治,统治者的命令能否被服从的命运,都取决于是否建立并培养了被统治者对统治的普遍信仰。只有被人们认为是具有某种正当性理由的命令,才会获得被统治者的追随,从而具有合法性。韦伯指出,一切经验表明,没有任何一种统治自愿地满足于仅仅以物质的动机或者仅仅以情绪的动机,或者仅仅以价值合乎理性的动机,作为其继续存在的机会。勿宁说,任何统治都企图唤起并维持对它的‘合法性’的信仰。哈贝马斯指出,一种制度要赢得人们的承认,即获得合法性,需要借助哲学、伦理学、宗教对该制度的正确性和合理性作出论证。李普塞特强调,政治稳定既取决于政治秩序的“合法性”,也取决于其“有效性”。所谓“政治系统的合法性”是指政治系统使人们产生和坚持现存政治制度是该社会的最适宜制度之信仰的能力。简而言之,所谓政治合法性,是指统治者“政治统治”与民众“政治服从”之间的关系。换言之,政治合法性理论主要探讨统治者的统治理念与统治行为“是否”以及“如何”能够赢得民众的服从、信任与支持。

二、政治文化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

政治文化是1956年,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提出来的,他认为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政治信仰和感情,它由本民族的历史和当代社会、经济和政治活动进程所促成。维巴在分析政治文化的构成和作用时进一步指出,一个社会的政治文化由经验基础上形成的一系列信念、符号和价值所构成,它决定了人们行为的条件,为人们提供了参与政治的主观意向。其实,政治文化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一个国家和民族比较稳定的价值观念、情感趋向和思维定势。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是指自周秦至清朝末期三千多年所形成的政治文化,学者们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界定不一,有的学者认为:在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发展中,长期积淀下来的社会政治心理和习惯、政治态度和情感、民族精神、价值观的总和就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有的学者认为:“政治思想、政治制度与社会政治心理构成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三个层次中,社会政治思想占据着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制高点。政治思想是人的政治行为和社会政治心理的升华,因此,传统政治文化的精华部分保留在社会政治思想中。”言外之意,也就是说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主要是指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笔者也较认同这种观点,因此本文在探讨政治文化对政治合法性的影响时,以儒家、法家两大主流政治思想为例。

三、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对政治合法性的影响

1.儒家思想与政治合法性。儒家思想作为中国古代的主流思想,在中国存在了几千年,一度成为皇家的正统思想,统治者推崇儒家思想,以其来确定其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孔子是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他通过提倡“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种礼制进而维护等级制度,维护君主的地位,通过这种等级制度的确立来维护统治者的权威。

孟子主张统治者实行“仁政”的思想,将民众提高到了高于君和社稷的地位,这就确立政治秩序的合法性的民意基础。这一方面是在维护等级制度和君权;另一方面是主张君臣履行各自的义务和权利,任何一方都不该要求对方无条件的服从和妥协。

到了汉代,董仲舒提出“天人合一”“三纲五常”“君权神授”和大一统等观点来维护封建统治。“三纲五常”是董仲舒对孔子君君臣臣父父子观念的继承和发扬。君权神授的观点,他认为群主的权力是神赋予的,人民应该绝对服从他们,听天子的命令就是服从“天意”。凡是君主喜欢的事,老百姓应该无条件去做。君权神授是君主合理性的最高依据,也是君主专制最有力的辩护词,通过强调君权的天然合理性和神圣不可侵犯性使皇权得到了最大程度的抬高和神化,为君主的政治统治提供了合法性的思想基础。

2.法家思想与政治合法性。法家思想是先秦诸子中对法律最为重视的一派,为建立中央集权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后被其他朝代所重视和借鉴。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有:商鞅、韩非等人。商鞅强调“法”,法律与规章制度,他通过推行严刑酷法来维系统治者的统治,他认为君主只要牢牢掌握住生杀予夺的权柄,就可以对人民随意的驱使,这也正符合了统治者的意图,进而通过各种严酷的刑罚来维护其政治的合法性。

战国末期的韩非是法家学说的集大成者,他将“法”、“术”、“势”三者糅合为一,“法”是指健全法制,“术”是指的驾御群臣、掌握政权、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势”指的是君主的权势,要独掌军政大权。法家强调通过这三方面来加强统治,这是确立其统治的合法性的手段。例如“法”,法律制定的目的是为了制止百姓作出乱法的事情。所以怎样处罚可以制止百姓乱法,便制定怎样的处罚条例。百姓畏惧处罚就会守法,百姓守法国家就能安定,统治者就可高枕无忧。法家认为“权制断于君则威”,这就是所谓的“势”,建立起一种“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的君主极端专制的封建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增强君主的权势。

四、结语

政治文化是形成和存在于一定历史条件的基础上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也是如此,而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部分,统治者最为尊崇的无疑是儒家和法家的思想,他们通过在思想上控制人民,使人们在思想意识上认同他们的统治,承认他们政权的合法性。因为当民众普遍形成了与现有政府所倡导的价值观相一致的政治文化,则容易形成较高的政治认同度,政治合法性也就确立。反之,当民众所持的政治信念与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相悖,或对现有政府的执政能力不信任时,人民就会对政府的精神和目标怀疑,从而不同意现任领导的统治。统治者还通过一些政治思想的指导,制定了维护其合法性统治的手段。比如说在法家思想的影响下,制定法律规范人们的行为,使人们服从统治。任何一个国家在发展的过程中,都不能抛弃自己的传统文化,因为传统文化千百年来的积淀,往往潜意识的影响着人们对事物的评价,我们应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合理的利用传统文化中对现代政治制度有益的部分,巩固民族思想意思,并不断的联系现实,吸收现代政治制度体制中的合理成分和公认的价值观念,最终达到政治系统的合法性。

参考文献:

[1]韦伯(Max Weber)著,林荣远译.经济与社会[M].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39页.

[2]郭晓冬.重塑价值之维——西方政治合法性理论研究[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页.

[3]谢庆奎.政治改革与政府创新[M].中信出版社,2003年版,第70页.

[4]朱日耀,曹德本,孙晓春.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思考[M].吉林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作者：范 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