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世后我国政治文化研究论文

2022-04-29

〔2006年10月16-18日，由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中山市社科联、珠海市社科联和澳门基金会协办，岭南与香山文化研究所和香山文化研究会承办的“香山文化学术研讨会”，在中山市香格里拉酒店召开。全国20多个省市以及澳大利亚、美国等地的140余位专家学者莅临研讨。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入世后我国政治文化研究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入世后我国政治文化研究论文篇1：

陈勇的《从钱穆的中西文化比较看他的民族文化观》再解读

[摘要] 在中西文化对比研究的视角下，钱穆先生认为，中西两种文化在宇宙观，人生观，思维、行为方式上存在着显著的个性差异，并用地理环境决定论来解说这种存在着的中西文化差异。陈勇教授在肯定钱穆先生文化观点的研究价值和张扬民族性的意义的基础上，认为其过于强调个性而淹没了共性，也认为地理环境决定论存在偏颇。而笔者站在这两位巨人的肩膀上，对这两种观点进行了初步的再解读。

[关键词] 中西文化对比；农耕文化；商业文化；地理环境

一、引言

笔者未能读到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钱穆先生的文章，但是读到了陈勇教授的这篇《从钱穆的中西文化比较看他的民族文化观》，并深深折服于一生致力于本民族文化研究的钱穆先生对民族文化的深切关注和深刻的思考。使笔者了解了一个学者身上所肩负的文化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同时也提供了一个更为深层，宏观的视角来看待中西方文化。

陈勇教授以科学的态度和中肯的分析指出了钱穆先生文章中的两种观点的片面性，一是过于强调个性而淹没了共性，过于张扬民族性而忽视了时代特征，二是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偏颇。但是在反复阅读陈勇教授的这篇文章后，笔者从钱穆先生的这两个观点展开进行再次地初步解读。

二、个性与共性关系

钱穆先生认为中国是农耕文化，以“安足静安”为特征，属于内倾型文化，而西方文化是商业文化，以“为富求强”为特征，属于外倾型文化。所以，在钱穆先生看来，中西方文化是两种类型根本不同的文化，是属于平行发展，交流甚少，互不冲突，各有偏重，各具特色的两大文化系统。钱穆先生用历史实证的方法从政治，经济，学术思想，文学艺术，道德宗教，社会风俗等各个方面来探究中国文化的具体体现，从而极大地凸显了文化的民族性和特殊性，张扬了本民族文化。陈勇教授看到了在民族个性基础上的文化在其演变进程中也有着共同的趋向，这也是文化之间可以互相融通的内在根据。而文化的互补、融合与并存的趋势也被许多文化研究者所预言和探讨，如郑春苗教授和张从益教授。陈勇教授认为，钱穆先生只看到了文化的民族性而忽略了文化的时代性和普遍性。

陈勇教授的这种全面严谨的文化研究观给笔者的学习和分析问题方面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但是笔者认为对于生活并活跃在二十世纪初期和中期的钱穆先生来说，当时的中国的文化环境还没有明朗，开放，和活跃起来，也就是在改革开放之前，我国中西方文化研究也处于相对沉寂期，交流和融合更是少之又少，再加上当时国内外政治环境的影响，要想预测到文化的共融趋势实属不易。从另一方面来说，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还处于及其不确定时期，无论是鸦片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哪怕后来的中国内战，以及建国初期，文化大革命时期，都处于文化极其动乱的时期，所以当时对本民族文化的彰显和弘扬也是具有其极其重要的时代意义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处于当时的文化环境中，对文化个性、民族性的彰显远比文化共性、普遍性的研究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随后，也正是改革开放的到来，打开了文化交流的闸门，文化研究得以复苏，甚至出现了百花初绽的文化研究热潮。也正是得益于这样的时代背景，越来越多的文化研究者才开始研究中西方文化中的普遍性和交流性，文化的对话、交流、乃至合流趋向也就应运而生，中西文化也就呈现出了互相汇合交融、取长补短、综合发展的历史趋势。

对于当代乃至后来的文化研究者来说，也正是得益于这个开放，明朗的时代特征，才能更加全面、理性地看待中西方文化的个性和共性。但是，笔者认为，越是在中西方文化汇合交融、综合发展的历史趋势下，越是更加需要重视、弘扬文化的个性特征，这样才能使各民族文化在各自发展道路上更加大放异彩、更加趋于完善。同时对于世界文化而言，文化的多样性也能得到更加长远、持续地发展。

三、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合理性

钱穆先生认为，文化的不同，最根本的还在于客观的自然环境的不同，影响其生活方式，再有生活方式的不同而引出观念、信仰、兴趣、行为习惯，乃至心理、性格上的不同。中国文化是在黄河两岸的大平原农耕地带发展起来的，中国文化根植于农村，由于农耕民族与耕地相连，胶着而不动，其生活方式就是安守田土，依时而行。为了在土地上生产、发展，就必须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即人与天的关系，所以长期生活在农业文化氛围的中国人主张人与天地万物融合贯通，由此形成了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如“然自然有其序，故人亦同自然”，就是一句很好的写照。这种农耕文化的内倾性，也使人”一向注重向内看”，偏重于道德，人格等精神层面，“偏向于时间的自我绵延”。这种依时而行的生活方式，也使中国人注重自然的渐变，人文的自化，而不习惯于人为的求变、求新。后来的文化研究者总结出来，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主流的宇宙观——重视人与自然的统一，时间观——时间冬去春来，周而复始，循环往复，立足过去，价值观——注重群体关系的和谐，维护整体的利益等，这都是与钱穆先生阐述的人与自然关系，道德，人格精神层面，时间的渐变等观点相一致。也就是说这些观点都可以中国的农耕文化中找到解释和依托。

西方文化源于古希腊、罗马、地处海滨及近海各岛屿，由此形成了海洋性的商业城市文化。这种文化“内不足”的经济状态，促使着西方人不断向外寻求、征服。因而西方文化比较注重空间的扩展和向外征服，看世界两体对立，重视冲突和斗争，从而形成征服自然，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宇宙观。这种严重的“内不足”，从而使外倾型的西方文化有着强烈的战服欲和侵略心理，这也推动着西方人对外在利益的强烈追求，因而功利主义和个人主义盛行。这种不满足，勇往直前不断追求的外倾型的文化也促使西方人更加地注重对未来的探索和追求。因而在西方传统文化中：主流的宇宙观——人与自然，精神与物质二元的并存与对立，时间观——单向飞逝，着眼于未来、价值观——重视个人利益等也都可以在西方的商业城市文化中找到依托和解释。

（一）地理环境与经济、政治关系

陈勇教授认为，钱穆先生的地理环境决定论过于偏颇，因为在他看来，人类社会的发展和文化类型的形成，并不是有地理环境单独决定的，它还要受各种社会条件，尤其是物质资料生产方式。这也就是说，文化产生和发展的决定因素最终不是外部的地理环境，而是物质生资料生产方式的变化和发展，是社会政治、经济的变化和发展。但是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社会政治、经济的变化和发展又是怎样来决定文化的形成的呢？陈勇教授在这方面却并没有给与充分的阐释。

物质资料生产方式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体。人同自然的关系，即社会生产力；人与人的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而生产关系又反作用于生产力。生产方式实际上是社会的经济基础，而社会的政治上层建筑、思想上层建筑归根到底是由这个基础决定的。

在中国的农耕经济中，生产力则是依附于土地上进行劳作的农民，社会的经济基础是则是土地私有的农耕经济。这种作为经济基础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是在黄河流域发展起来的。这种“求安足”、“内倾型”的农耕经济也决定了也决定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即安定守成，重视德性修养，注重和谐。而农耕经济的的大量、普遍存在形式，决定了中国的发展必然要经历了一段极其漫长的封建社会。由此看来，地理环境决定了农耕经济的经济形态，进而决定了生产力，也决定了社会的生产关系，也就是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同时也决定了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政治建筑。

西方的经济基础则是城市商业经济，这是在海滨和近海岛屿上发展起来的“内不足”、“外倾型”的经济形态。在商业经济中，生产力则是工人，社会的经济基础则是生产资料私有的资本主义经济。商业经济就是最大化地追求功利和利益，这也决定了人与人之间斗争，分裂的生产关系。这种商业经济也决定了其资本主义的政治性质。由此看来，对于西方国家来说，也是地理环境决定了经济形态，进而决定了生产力，社会的生产关系，也就是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同时也决定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政治建筑。

（二）地理环境与文化关系

上层建筑包括政治上层建筑和观念上层建筑。政治上层建筑和地理环境、经济基础的关系上文已做过讨论。那么哲学作为观念上层建筑的一种集中的，深刻地表现形式，它和地理环境之间又存在什么样的关系呢？

郑春苗教授说过，文化的核心问题是宇宙观。古今中外，各个哲学家又是以宇宙观来作为自己哲学研究的主要任务。

在笔者看来，文化正是在哲学中得到了集中体现。中西方文化的宇宙观，价值观，时间观，思维方式等在中西方哲学中都有迹可循。如道家的创始人老子曾用“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来描述整个宇宙之间的统一关系。儒家代表思想则是入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种追求整体的利益就是个体追求的共同目标。还有孔子论语中曾提到“吾日三省吾身”，意在反省过去，重视向后看，重修身等。对于西方文化来说，从16世纪培根，一直到19世纪，20世纪靠分析思维，通过分析、实验大大发展起来的自然科学，主张西方用科学技术战胜自然，这体现了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宇宙观。西方哲学上讲原子主义，强调每一个人就像原子那样不互相依靠，追求个人自由，个人独立性等。

哲学作为人类思想的产物，作为观念上层建筑中的一类表现形式，也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即生产方式，也就是经济基础决定的。比如中国哲学中“天人合一”的有机整体论思想体系，如道家，儒家，佛家等，虽然历代哲学家的思想体系的立足点不同，但都是以这种天人合一的有机论为其共有宇宙观的。中国的地理环境决定了这种小农经济基础，而这种依靠土地的小农经济基础使人们自古以来就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这也影响甚至决定了中国的文化氛围，哲学作为文化的一种浓缩形式也正是在此基础萌芽，发展起来的。所以正是这种地理环境决定了一定的传统文化，乃至哲学。因此，笔者认为地理环境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传统文化的产生、发展。

此外，哲学作为思想上层建筑反过来对社会经济基础产生巨大的反作用，如中国的儒家学派，儒家的“礼”、“仁”思想为维护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经济和封建社会产生了深刻影响，其影响力及维护社会的作用甚至一直可以追溯到现在。因为，一定的政治环境中的统治阶级根据对其有利的文化观点或者哲学思想，来教化、统治被统治阶级，哲学在维护其统治基础的同时也使自身得以弘扬和发展。因此，笔者认为文化的产生和发展与也经济基础，政治上层建筑都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笔者看来，这也正是地理环境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决定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一般发展规律和特征。当然，这一特点局限于中西方传统文化处于各自相对独立发展时期而言，在纷繁复杂，文化交流融合的当代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因素和特征也会更加繁杂。我觉得这才是钱穆先生致力于表达的意思，而不是像陈勇教授笔下的那种自然环境和民族特点，民族发展和民族文化精神之间的一种模糊而又不确定的关系，笔者认为钱穆先生的这种观点则更加地从根本上深层次的角度解释了中西方文化差异的根本所在。

四、结语

钱穆先生对中西方文化比较的宏观视野和独到观点让我们从更深刻的层面上了解了中西方文化差异的根本所在，为中西文化对比研究奠定了基础，陈勇教授对钱穆先生文章提出的两方面观点，一是过于强调个性忽略了共性，过于张扬民族性而忽略了时代性，而是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偏颇。笔者认为陈勇教授第一方面的观点科学、严谨、全面，但弱化了时代性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然而第二方面的观点，笔者认为陈勇教授的观点既没有展开阐述也没有抓住本质，所以笔者站在这两位巨人的肩膀上对此阐述了一些肤浅的观点，认为地理环境与民族经济、政治、文化的产生和发展都有着密切的关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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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刘重瑞.英汉语比较研究[M].湖南：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

[3]王菊泉，郑立信.英汉语言文化对比研究[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

[4]左彪.环性与线性：中西文化特征比较[J].社会科学，2001，（01）.

作者简介：周梁玉（1987-），女，汉族，河南郑州人，河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研究方向：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英汉对比。

作者：周梁玉

入世后我国政治文化研究论文篇2：

香山文化显芳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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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0月16-18 日，由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中山市社科联、珠海市社科联和澳门基金会协办，岭南与香山文化研究所和香山文化研究会承办的“香山文化学术研讨会”，在中山市香格里拉酒店召开。全国20多个省市以及澳大利亚、美国等地的140余位专家学者莅临研讨。研讨会通过征文和特邀形式，在提交的120多篇论文中海选了86篇，论及香山文化的基本概念、本质特征、演变轨迹、历史名人、香山民俗、香山方言、香山买办、香山华侨、香山商业、香山文化的传承与创新、香山文化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等方面，汇集了海内外众多学人在香山文化研究领域的前沿成果，为多视角、多层面挖掘、整理、研究和弘扬香山文化，奠立了理论基础。

一、香山文化的内涵和本质

在研讨会上，香山文化的内涵、特质以及历史演变等论题，引发了与会学者的热烈讨论。

（一）何谓香山文化？一种意见认为，香山文化主要是指以包括今日中山、珠海、澳门在内的香山旧属为依据，渊源于历史上人与自然以及人脉间对象性关系而形成的特定生活结构体系，是中原士族移民入徙香山带来的汉族文化与本土文化融合，并与西方文化交汇逐渐形成的一种新质文化。一种意见认为，香山文化就是一种相对于岭南文化而言的地域次文化，包括物质层面的、精神层面的和制度层面的文化。有学者如是表述：既源于中国传统，又融会外来因子的具有自身特点的物质创造、制度构建、行为规则、文化习俗以及价值取向等的总和，即为香山文化。有学者认为，香山文化是指形成于中山、珠海、澳门等古香山一带的大陆农耕文化与海洋文化交融的混合型的属于岭南文化系统的、有着自身价值体系的三级区域文化。还有一种意见认为，香山文化是指历史与现实中香山地区产生的经诸种文化融会杂交而形成异于其他地域文化特质的一切形态的文化成果和文化现象。有学者强调指出，香山文化是指历史上属于香山地区的一种精神层面的文化，即思想文化。也有学者强调，香山文化是一个特定的文化地域，是岭南文化的缩影，孙中山是香山文化之集大成者，香山文化是中国近代化的重要源头。

（二）香山文化的特质何如？香山地区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举足轻重，于政治、经济、思想和教育等方面对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作用令人瞩目。一种意见认为，香山文化最重要的特征就是拓殖性。香山地处对外交流的前沿要冲，形成了积极向外发展的拓殖品格，先行者走出国门，带回新思想，在推动中国的近代化运动中起着启蒙和导引的作用。一种意见认为，香山文化具有敢为天下先的冒险精神和海洋意识等特质，香山华侨文化和买办文化就是香山文化特质的具体体现。有学者做出如下归纳：第一，敏锐接受外来的先进文明是香山文化的一个突出特点，于此考察，容闳不愧为一面光辉的旗帜；第二，与封建的腐朽的文化决裂和彻底斗争，这在孙中山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第三，不安现状、居安思危的精神，是香山文化的核心内容，郑观应堪称思想风范。有学者认为，香山文化的特征，首先是爱家、爱乡、爱国，其次是开放，再次是创新。一种意见认为，香山文化具有崇文尚武、顺应自然和重商的价值取向，在文化精神上表现为坚守传统与开放创新、趋利务实与热情浪漫、刚勇好强与文质彬彬、科学理性与人文精神等对立统一的精神品格。在社会发展和历史的演进中，形成了传承性、包容性、先导性、民生性、创新性和开放性等特点。还有一种意见认为，香山文化具有先导性、包容性、求实性和博爱性等特质。有学者概括了香山文化的四大特点，即目光远大，视通中西；善捕良机，决策果断；脚踏实地，精益求精；融合中西，植根中华。还有学者认为，香山文化的特质是重教的、爱国的、革命的、商业的文化。

（三）关于香山文化的建构。一种意见认为，香山文化包括方言文化、买办文化、商业文化、名人文化、华侨文化、思想文化、民俗文化等七大板块。有学者提出商榷曰，用洋务文化取代买办文化更加贴切，因为香山买办在洋务运动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一种意见认为，香山文化包括思想政治文化、买办文化和华侨文化三个维度。有学者称，慈善文化或捐赠文化、博彩文化等亦是香山文化的一部分。一些学者特别指出，近代香山商业文化的主要载体是香山籍买办和华侨商人，由此促成了文化的多元化，体现一种典型的中西融合特色，既有中国传统商业文化特别是岭南商业文化的底蕴，更带有浓厚的近代商业文明特质。香山商业文化是粤商文化的重要支系，亦为近代中国商业文化的主要源泉之一。还有学者阐发了香山文化与澳门文化的关系，指出，香山文化是近代澳门文化的根基，澳门文化也对香山文化的进步和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如果将澳门文化分为古代和近代两个时段，那么，古代澳门文化是香山文化的一部分；而近代澳门新文化，则以香山文化为根基，通过与西方文化的交汇融合，形成了多元混合的新文化。澳门新文化，成了推动香山文化进步和发展的先声。

（四）关于香山文化的价值与意义。与会学者认为，香山文化是客观存在的。香山文化概念出台，乃将香山文化显性化。事实上，香山文化已成为岭南文化中既有共性、又富本土特性的，与客家文化、潮汕文化、广府文化相提并论的区域文化，研究香山文化兼具理论、学理和现实的多重意义。有学者强调指出，香山文化研究的学术价值在于：有利于推动区域文化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因为，香山文化是近代岭南文化的重要源头，对香山文化的发幽探微，有利于深化岭南文化的研究；如果把香山文化的外延考虑进去，它又是中国沿海文化极具代表性的一个板块，目前对中国沿海文化整体性的研究，在国内几呈空白，因此，香山文化研究还有利于推进中国沿海文化的研究。一些学者在论及其现实意义时称，香山文化概念，将为当今中山、珠海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更大的本源性的支撑因素。此地的移民和华侨很多，对香山文化的凝炼，有助于促进市民及华侨加深对本（故）土历史文化的认知，对增强“香山”的归属感和凝聚力，对新时代的精神文明建设，延续革命和商业的传统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其次，香山文化研究有利于剖析中国文化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和发展的个案——如果没有扎扎实实的区域研究作为基础，宏观的整体中国文化研究难免会出现蹈空的缺失。香山文化具丰厚和深远的历史传承，又是多元文化的结合，尤近代以降，与西方文化的融汇，充分体现了香山文化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个性。还有学者认为，香山文化的旗帜，是一种地域范围较小、内容却十分重要和独特的地域文化自觉。香山文化的文化自觉过程，是近代广东文化自觉延续和深入的成果。20世纪80年代以后，岭南文化研究勃兴，代表着广东文化自觉的又一高潮。“香山文化”横空出世，标志着改革开放时期，广东文化自觉于地域文化研究中凸显的新建树。也有学者认为，珠江三角洲是中国近代文化最重要的发祥地，香山文化作为近代珠江三角洲文化的核心，毋容置疑是中国近代文化的奠基石。学者们认为，近世以来，香山得“西学东渐”之先风，人文荟萃，先驱人物辈出，他们在推动中国历史和文化向现代演进的近代新中国运动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如有留学美国、成为近代中国留学生之父、被美国报刊评定为“今日新中国运动的先驱者”的容闳，有立足全国、面向世界、振兴中华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等等，他们都是中国人的骄傲，香山人的光荣。对他们的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他们爱国奉献、敢为人先的人文精神，对于以承传创新为趣旨的当代精神文明建设，也有重大的现实借鉴意义。

二、历史人物与香山文化

关于香山文化中人物与事功的研讨，提交大会的相关论文有30余篇，约占入选论文的40%。

（一）关于香山人文。有学者认为，士大夫是古香山文化的主要创造者和推动者。香山置县始于南宋。自南宋至明朝期间，香山文化发展的每一步，都饱浸着地方官和士大夫的心血。由于宋朝文化在广度和深度上较之唐朝都有长足的发展，宋朝廷予士大夫宽松的政治参与空间和优厚的生活待遇，使之对国家抱有炽热的知遇之恩和强烈的责任意识，“报国”成为他们的人生抉择，于宋元之际的政权变革中，他们表现出伟大的气节。明代以降，香山黄氏三代在文化和学术领域的贡献实质上是香山文化长期积淀的必然结晶。许多专家强调指出，在思想政治领域，议会思想、民主革命思想、无政府主义思想、社会主义思想，香山人引领风骚；在近代商业史上，香山文化建树良多。著名企业家唐廷枢、徐润、郑观应，以及创办先施、永安、新新、大新四大百货的华侨实业家马应彪、郭乐、蔡昌、李敏周等，乃近代经济史研究的先驱人物。他们的人生经历都烙上了香山文化开放性与创新性的时代印痕。

（二）关于香山买办。买办不失为香山文化的特产，他们在中国近代社会演进的历史舞台上，扮演了极其重要的“另类”角色，令香山文化增添了奇异斑斓。该会的论文中，有16篇论及香山买办。不少学者认为，买办作为中国近代化进程中“昙花一现”的一个阶层，曾显露出不少历史的局限性。但是，买办文化无疑是中国近代潮流中的一朵“奇葩”，地位十分独特，效应令人惊殊。与会者认为，香山买办群体的大多数成员在推动晚清民国社会变迁的实践中，筚路蓝缕、首着先鞭：他们关心民瘼、热心公益事业、兴办学校、草创医院、创办会所、出版报刊、整理古籍、编撰族谱、改良乡政、赈济灾民的种种善举，既有功于文化建设，也有益于政治改良、社会进步，弥补了政府功能的缺失，维护了地方和平。他们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中西合一，“和而不同，不同而和”，在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上，为时人和后世树立了兼容并包、开放创新的风范。在思想观念上，他们善于西学中用，推陈出新；在社会生产和社会交往中，他们有进取心、有商业头脑，善于运作和经营，讲效率、重市场、具冒险精神。他们依靠个人奋斗，由贫贱而富贵，以血汗铺垫成功，实现向上流社会靠近的理想，向时人展示了从商与西化的机缘和前景，激发了人们的创造性和冒险性，在客观上加速了中国通商口岸城市的社会变迁。有学者认为，买办文化在近代中国社会变革中的地位和作用，还可以从买办群体的生活方式和家庭教育细节中体味一斑。他们的衣、食、住、行、用等“举止”华洋一体，语言中英并用，子女教育中西结合，人际交往中外兼容，显见“另类”和“时尚”之双重意味，予人以强烈的冲击和深刻的省思。他们是19世纪中国社会渴望脱贫致富者的偶像和榜样，也是冀望由商入仕、跻身上流社会之辈的楷模和努力的方向。他们是旧习惯势力最勇敢的挑战者，又是社会秩序、宗教文化的守护人和社会改革与社会进步的推动者。

（三）关于香山人物。有学者对孙中山与香山文化的关系作了论析，有人对郑观应的史学思想作了剖解，有对容闳与近代新中国运动作了阐发，有对杨匏安的社会主义思想作了研究，有学者研探了王云五与中国现代出版业的转型等等。还有人对香山唐家湾唐国安家族三代与清华大学的关系进行了研讨。有学者强调，苏曼殊一生体现了香山佛教的入世精神。香山佛教始终将个人的修行与社会参与、积极入世联系起来。香山佛教的平民化风格，体现在苏曼殊身上，就是对佛教的理解，从来不陷于艰深晦涩的佛教义理，或佶屈聱牙的名词术语，而是在日常生活中体悟佛教精神、佛教的基本命题。他从来没写过中规中矩的“佛教论文”，但他的小说、诗歌、绘画、杂文和书信，却无一不渗透了他对佛教的理解。这种化入个体生命感悟的佛教理解，既是深刻而真实的，又是平民和大众的，是普通人也能在自己人生经历中感受到的。苏曼殊的思想还体现了香山佛教的开放性，他虽然深受佛教思想——尤其是“但行直心、顿悟任运”的禅宗影响，所以他多次参与革命组织和活动，却能空名空利，不陷贪痴，孙中山就曾称许“曼殊率真”。

三、香山的民俗和方言

香山地区是一个移民和文化多元的社会，因之，它的民俗文化和方言文化浸润着浓郁的地方特色和文化个性。

（一）关于香山民俗文化。有学者指出，在民俗文化方面，香山地区有许多值得研发的品牌，最能体现也最具审美和开发价值的民俗文化应是香山的民间文化艺术，包括沙田地区流行的高棠歌、咸水歌和大罾歌，五桂山区的客家山歌和沙溪的鹤歌，黄圃的飘色等。小榄的菊花会和咸水歌就是我国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对象。有学者认为，中山南朗崖口的飘色，彰显了典型的民间文化风貌。小榄菊花会是中国菊文化最集中和群众参与性极强的民俗活动。小榄菊花会已不仅是一种单纯的花卉展览，而是以菊花为主题的颇具特色和个性的综合性艺术展示。

（二）关于香山方言。丰富多样的方言，既是香山社会的一大特色，又是香山移民文化、多元文化的历史印记。学者们对香山地区方言特别是中山地区方言作了深入的探讨，指出，广东三大方言语系在香山一带并存，这在全省是独一无二的，其中使用粤方言的人数最多，占总人口的77%。粤语内部又兼有分别属于粤海片、香山片、四邑片、莞宝片的方言。“三语四片”的接触和相互影响，已在中山的方言中扎根并对其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各大方言语系既有区域间的不同，又共存共荣。学者认为，中山客语居民基本上以大分散、小聚居的方式生活在南部五桂山区中；中山闽语方言岛分布在市中心周围的沙溪镇、大涌镇、三乡镇及张家边镇等地；而中山粤语则分布在北部冲积平原区的南头镇、黄圃镇、三角镇、东凤镇、小榄镇、古镇镇、阜沙镇、东升镇、横栏镇、港口镇、民众镇、沙朗镇，中部的石岐镇、环城镇和南朗镇以及南部的板芙镇、坦洲镇。中山粤语内部又可分为沙田话（近顺德话）、石岐话、古镇话（近四邑台山话）和三角话（近东莞话）四种。多种方言杂居，是由历史上的移民语源所形成。

四、香山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香山文化是一种活文化，它没有因行政区划的分割而离散。香山文化在发展和传承中，不仅有了深厚的历史积淀，而且也在传承转化中实现了创新。

与会学者认为，香山文化具有传承性和创新性。从历史上看，香山文化并没有因时空的变迁而流失，而是伴随经济社会的进步而“香火”益盛。尤其是孙中山的愈挫愈奋、敢为天下先、与时俱进和博爱精神，在香山得以代代弘扬光大。有学者指出，文化是民族的灵魂，创新则是文化发展的动力。创新作为一种积极向上的行为状态，是流淌在香山文脉中的活性因子。强烈的创新追求，是香山文化的重要特质之一。依托民族历史传统的本土文化，吮吸世界的先进文化，立足现实的创新文化，这就是香山文化的深厚底蕴。如是深厚文化底蕴的香山文化，其独特价值的首要表现，是彰显岭南文化特质的范例。广府文化、客家文化、潮汕文化这类单纯从民系立足而形成的地域亚文化，并不足以全面系统地体现岭南文化的特质。既包蕴了粤、闽、客三大民系的文化内涵，又具有自身特色的香山文化，正是务实进取、开放兼容的岭南文化的重要表征，其综合性的文化价值，远在单纯的民系文化之上。

与会学者还认为，捐赠文化也是香山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中山的捐赠文化有悠久的历史传承。从捐赠的实体看，可分为华侨华人和社团民众两大捐赠主体，“慈善万人行”经已成为中山市新的民俗文化品牌。捐赠文化尚待发展完善，因之有更大的潜力和空间。研究和培育捐赠文化，不仅可以推进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建设，而且可以培育现代城市的新风尚，铸造新的文化品牌，有利于营造一个“博爱、创新、包容、和谐”的社会氛围。有学者认为，香山文化是经济发展的原动力。随着工业化水平的不断提升，现代工业文明不仅为文化事业和文化发展提供了需求和物质基础，也进一步丰富了香山文化的内涵。工业化中所形成的品牌意识、科技与人才是第一生产力的理念、“爱国、守法、诚信、知礼”的现代公民观念、利益向下的精神、以人为本的思想、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价值取向等逐渐深入人心，使香山文化更具有与时俱进的时代特征，为完成工业化任务，全面推进社会事业现代建设提供智力支持和精神动力。也有学者指出，中山集群经济从萌芽到今日的勃兴，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重要的诱导因素在于香山文化包容、开放、理性、科学、自由、善于创新、讲求时效等文化特质和价值取向。因而，中山集群经济的诞生和发展，并非偶然现象，乃其文化驱动力使然。

五、香山文化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一）香山文化既要定位，又要拓宽视野。学者指出，香山文化研究之要者，乃对之作客观的定位，既要弘扬香山文化，又要摆正位置。香山文化是在岭南大文化圈制约下，带有本土特质的区域文化。众多香山人物是近代史研究中不能回避的，他们在近代中国政治、社会、经济等领域引领风骚、成就卓著、地位显赫。此前，对政治思想文化层面的人物研究相对多一些，而对近代商业文化方面的研究相对薄弱，如著名企业家唐廷枢、徐润，以及创办新新等四大百货公司的李敏周等人，都是经济史研究的重点人物，他们的人生经历充溢着香山文化开放性与创新性的芳香。从文化力的角度审视，把香山文化当成一个整体来研究，是一个重大的进步，给人一种学贯中西的感觉。香山文化概念的提出，将中山、珠海、澳门三大行政区再次整合到一个体系中去探讨，通过比较、交流、融合、提炼，将有效促进三地经济社会的发展。有的学者认为，探讨、拓展、深化香山文化研究，不仅是“发思古之幽情”，而且是为了推动当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还有学者认为，香山文化为我们考察与构建和谐社会以及和谐文化形态，提供了新的思维方式、新的哲学理念、新的实践逻辑，为实现科学发展、造福大众、推进文明，提供了新的理论方向和思想动力。对香山文化的内涵和价值，我们亟需从哲学的思维方式和实践逻辑的深刻层面加以把握和思考。

（二）香山文化需深耕历史土壤。学者们认为，研究香山文化，归根到底是要弘扬香山文化。香山文化中最值得大力弘扬、重点研究的有三个方面：一是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二是开风气之先的精神，三是开拓创新的精神。有学者强调，要以辩证的眼光探讨香山文化。香山文化作为一种区域文化的建构，特别是作为一种以地方政府为主导的对区域文化的探讨，应把握一些原则，即须坚守唯物史观和辩证史观，对区域文化的探讨，不能被狭隘的乡土理念所束缚，要从人类文明史的角度，以世界的视野，长时段、大框架来分析香山文化的特点。研究香山文化，要把握其特质。要注重民间考察，从民众的视角去了解最早的香山地区最早存在的一些文化因素，以便梳理它的承传。还有一些学者强调，要运用新理论、新方法来研究香山文化。香山文化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开放性。香山文化不是封闭的、孤立的，要将之放到当代世界人文领域这个大范围内去研究。研究香山文化，必须理论结合实际，放眼世界，运用新的理论和方法，促进文化的新发展、新交流。研究香山文化，要注意国际学术研究的变化，尽量使用一些新的研究方法，诸如心理学、心智史研究方法等，都可以引入香山文化研究，尤其是人物研究。香山众多名人，成名并不在桑梓，他们与香山文化的联系应该如何阐释？香山文化的优势体现在哪里？这些都应从新角度进行研究。有学者指出，香山文化的研究不能用一只眼睛去观察，必须两只眼睛协调审视。比如对洋务运动的研究，首先必须要从当时、当地的客观历史情况出发，遵行实事求是的原则。而当我们结合现实来审视时，既不能以认识的偏好或情感的专注过于夸大其价值，也不能随意否定其功过，更不能以“现实的需要”去舍取甚至歪曲历史事实。还有学者认为，要加强对香山历史文化土壤的研究，把微观研究引向纵深。广东已有学者运用文化学和历史心理学的理论分析孙中山的性格特点和成因，从地域文化特征到人物心理特征、性格和行为的逻辑链上将文化和个人予以整合，展示了“历史研究的新模式”。除现有领域外，晚清以来的书院、社团、报刊（含公司企业的内刊、月报、宣传品）、节庆（妈祖节、牙祭节等）、咀香园食品、沙溪凉茶、石歧步行街等等，极富岭南气息，又具民俗特色，而研讨几呈空白。对香山文化的研究实践，要尝试各种理论模式，博采众长，因地制宜，探索出一种适合我国文化特性的文化研究理论范式。在研究方法的取用上，审视现有的理论模式，广泛吸取东西文化研究成功范例的经验。文化研究的成功离不开合理的理论模式，探索出一种合理的理论模式，就可少走很多弯路。

学者们一致认为，香山文化概念的提出，是一个从分散到整体的研究整合。从宏观到微观的研究，无论是对买办文化、华侨文化、移民文化，还是对民俗文化、名人文化，都不能拘泥于它本身所在的领域和体现出来的显著特征，理应多方位、多角度地发掘其多歧取向与多重价值。要进一步扩大香山文化的内涵和外延，将研究的视野拓宽到全省、全国乃至世界范围。要注重香山文化的阶段性研究，将不同时期的研究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从而创新文化建设。香山文化是一个庞大的资源系统，在研发的过程中，务必把保护性开发研究和创新性开发研究结合起来。唯有尊重历史，才能创造未来。

责任编辑：郭秀文

作者：王　杰　胡　波

入世后我国政治文化研究论文篇3：

中国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定位演变的历史逻辑

摘要：建国以来，中国经历了统治型政府、发展型政府和服务型政府三个阶段。与此相对应，中国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先后经历了探索、稳步发展与快速发展时期，在我国政府职能体系中的地位也不断上升。本文通过分析公共服务职能在不同时期的演变历程，以新制度主义的历史制度主义为分析框架，探讨中国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定位演变的历史逻辑。

关键词：公共服务职能演变历史制度主义

一、中国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定位的演变

1.公共服务与公共服务职能。学术界对公共服务的概念有着不同的理解：是“为社会公众提供的、基本的、非盈利性的服务”。也有学者将公共服务与公共管理、私人服务以及政府服务进行比较来探析其内涵。本文从政府角度出发，认为公共服务是“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包括加强城乡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发展社会就业、社会保障服务和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公共事业，发布公共信息等，为社会公众生活和参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活动提供保障和创造条件”。而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就是指政府直接或间接提供公共物品以满足社会和公众需求的职责和功能。

2.中国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定位的演变。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政府职能先后经历了统治型政府、发展型政府以及服务型政府三个阶段，公共服务职能的内容、主体、地位等在每一阶段都表现出不同的特点。

3.统治型政府时期（1949年—1977年）。1949年新中国成立，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时政府职能的特点是高度集中、统一管理，具体表现为：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强调阶级斗争和专政职能，政府包揽社会服务职能等。在此阶段，党和政府投资兴办了一批科技、文化、教育和卫生等社会事业，使我国公共服务整体规模有了重大发展，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奠定了初步基础。总之，在统治型政府时期，我国公共服务水平较低，公共服务职能薄弱，且被政府包揽。

4.发展型政府时期（1978年—2001年）。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和政府为推进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相继出台了关于义务教育（《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公共医疗卫生（《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等）、社会保障（《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社会保险费申报缴纳管理暂行法》、《社会保险费征缴监督检查办法》等）、公共就业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并取得了明显成效。在这一时期，公共服务职能开始得到重视，其主体也不再局限于政府，公共服务体系得到相应的发展。

5.服务型政府时期（2002年至今）。2002年，十六大将政府职能定位于“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建设服务型政府的改革目标。这一时期的公共服务职能的发展在于：（1）提出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重大战略思想，为公共服务体系和服务型政府的建设指明方向。（2）以解决民生问题为重点，不断提高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扩大覆盖面。十一届人大五次会议提出“逐步将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到农民工”，并调整财政支出结构，使社会文教费支出增长的速度快于经济建设费支出增长的速度。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提出“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和比例，加大公共服务领域投入”。（3）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农村公共服务水平明显提高。十六届五中全会首次明确提出“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原则要求；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将农村义务教育全面纳入公共财政的保障范围，在农村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方面，实施《农村卫生服务体系建设与发展规划》，改善县乡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条件。（4）服务型政府建设取得明显成效，公务员的服务意识和能力不断提高。十六大以来，我国政府高度重视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职能，不断创新管理和服务的方式，并积极推进行政问责制度，提高了广大公务员的公仆意识、责任意识、服务意识和能力。

从总体来看，公共服务职能定位的演变趋势是职能地位在整个政府职能体系中趋于上升，职能内涵不断扩充，供给主体由单一主体趋于多元主体，供给方式也更加多样。

二、分析框架：历史制度主义

20世纪八十年代，詹姆斯·马奇和约翰·奥尔森发表《重新发现制度：政治的组织基础》一文，批评政治学研究的现状，新制度主义就此诞生。此后不久，新制度主义分析范式成为多种流派并存的社会科学分析路径。其中最具特色的政策变迁分析框架的是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和历史制度主义。

1.新制度主义的三个理论流派。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假定相关的行动者都有一套固定的偏好，并采用经过计算的高度策略性的方法来实施行动，以最大限度地实现个人偏好。即，制度变迁的路径是行动者基于收益—成本对比以达到个人利益和效用最大化的计算路径。社会学制度主义则认为制度不仅包括正式规则、程序、规范，还包括象征体系、认知模式和道德模板等等。它提出，行动者在采取行动前，会确立一个价值标准来衡量自身选择会带来的结果，从而保证自己的行为与其政治制度中的身份认同相一致。因而行动者的行为受个人世界观的影响，不再是策略性的。而历史制度主义则将制度界定为嵌入政体或政治经济组织结构中的正式或非正式的程序、规则、规范和惯例。它认为制度变迁是一个博弈演化的政治过程，即稀缺资源的集团之间不断竞争与冲突，而制度就是在该程中形成的利益保护屏障；同时，由于回報率递增机制的作用，制度会形成自我强化的路径，即路径依赖。

2.选择历史制度主义作为分析框架的原因。有学者指出，在以上三种理论流派中，历史制度主义最能体现新制度主义的特点和主张：社会学制度主义从宏观角度分析，注重共时性，适用于文化研究；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从微观角度分析，注重即时性，适用于经济研究；而历史制度主义则是从中观角度进行分析，注重制度发展的历时性，考察政策过程和集团活动对政治科学的意义，适用于政策研究。历史制度主义的核心议题在于制度的动态与变迁研究。本文以中国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定位演变的历史逻辑为主题，分析职能演变的原因，这是对中国政策发展的研究，具有动态性、连续性等特点，因而三者中的历史制度主义对此具有更强的解释力。这也表现在它的几个特点上：一是强调权力的非对称性，关注制度在不同集团间不平等地分配权力的方式；二是强调路径依赖和意外后果，即解释制度是如何产生某种路径的，并强调现存制度所产生出的非意图性后果和无效率现象；三是将制度因素和能够产生政治后果的其他因素整合起来进行研究，如宏观结构、行动者等因素。中国公共服务职能定位的演变是各种复杂力量的共同作用的结果，而运用历史制度主义，可以揭示各种力量在制度演变过程中的作用。

三、历史制度主义视角下中国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定位演变的历史逻辑

周光礼教授将历史制度主义的基本逻辑归纳为三个方面：（1）影响制度的宏观因素分析。主要分析政治经济结构与文化心理结构，以找出具有普遍意义的因素。（2）制度演进的路径依赖分析。当一套制度规则被确立之后，行动者面临两种选择：遵守还是改变？行动者的取舍取决于哪一种选择蕴含的预期收益率更高。（3）制度变迁的动力机制。尽管制度自身可能会抗拒变迁，但是当大的社会经济或政治背景发生变化时，制度也会随之发生演进。

本文接下来将依据周光礼教授提供的逻辑思路，从宏观原因、路径依赖与制度变迁三个层次来具体分析公共服务职能在三个时期定位的演变。

1.宏观原因。

1.1 统治型政府时期。首先，从国际国内背景来看。国际上，二战后世界形成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立阵营，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实行经济封锁和政治孤立的政策。从国内看，新中国刚刚成立，经济凋敝，百废待兴，人民生活困苦。在这种内外交困的形势下，政府必须发挥主导力量，继续带领人民战胜困难，政治职能占据了主导地位。其次，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与计划经济体制。我国借鉴苏联经验，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并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在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包揽一切，政治职能成为政府的职能重心。同时，计划经济体制使得政府与企事业的关系十分密切，政府也无暇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再次，中国几千年的专制传统以及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君主专制统治历史悠久，维护统治阶级利益与专制统治的儒家思想早已深入人心。即使人民已翻身做主人，但在观念上却不能迅速适应身份的转变，缺乏自主意识。因而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统治职能发挥着重要作用，而服务职能也由政府一力承担。

1.2发展型政府时期。首先，国际国内环境的变化。20世纪七十年代，新科技革命兴起，推动世界经济的高速发展，我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科技实力的差距拉大；同时，中国经历十年“文革”，政治局面混乱，经济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状态。为适应国内外形势，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把职能重心转移到经济职能上来。其次，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凸显，转向市场经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新中国在几十年内有效集中了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进行重点建设，实现了经济的初步发展。然而该体制的弊端也暴露出来：政企职责不分，条块分割；国家对企业管得过多过死；分配中平均主义严重等等。在这种状况下，我国开始转向市场经济，引入竞争机制，政府逐渐放开管制，因而公共服务职能的主体不再单一，内涵也得到相应扩充。

1.3服务型政府时期。首先，入世以及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挑战。中国加入WTO后，公平竞争原则、市场开放原则等都要求政府改变角色定位，实现从原来的直接管理、微观管理转变为间接管理、宏观管理。同时，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加快，全球范围内的政府竞争异常激烈，而政府公共服务是政府竞争的重要组成内容。为此，中国必须改变政府的管理方式，提高公共服务的供给质量与效率。其次，第三部门的发展。中国经济的市场化对社会的自治化、多元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市场经济下，人们扶危济贫、回馈社会等想法为第三部门发展开辟了广阔的空间。而政府顺应时代潮流转变职能，在公共服务供给中引入竞争机制，并把原先垄断的公共产品和服务转让出去，第三部门的发展为此提供了可能。

2.路径依赖。有学者对路径依赖做出了如下解释：从制度的初始条件出发，沿着既定的路径，某种制度的变迁可能会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也可能顺着初始的错误下滑，被锁定在某种无效率的初始状态。路径依赖发生的原因在于，在交易费用占相当比例和信息不完全的市场中，存在回报递增现象，即沿着特定道路的每一步行动产生出的结果对下一步都非常有吸引力。政治世界存在四个鲜明且密切相关联的特征：集体行动的主导作用、制度的高密度、政治权威提高权力的非对称性和内在的复杂性与不透明性，这使该领域易于形成回报递增现象。而这四点在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定位演变的发展过程中表现得十分明显。首先，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定位不是某个人的意志，而是整个政府和社会在几十年的实践中摸索得来的。这种集体行动的主导作用导致随意改变公共服务职能的成本递增，会对政府整个职能体系的产生影响，造成政府行为的混乱，引发争议。其次，制度的高密度。公共服务职能是政府职能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政治职能、经济职能、社会管理职能等相辅相成，近年来其作用更是愈加明显。由于它在政府职能体系中的重要位置以及与人民利益的密切相关，牵一发而动全身，因而定位改变的成本巨大。再次，政治权威提高权力的非对称性，这主要表现在政府机构对公共服务职能定位的作用。2002年，党的十六大将政府职能定位于“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自此公共服务职能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与重视，而十六大也成为我国从发展型政府迈向服务型政府的关键转折点。最后，政治生活的复杂性和不透明性。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定位是政府与专家学者根据复杂的现实状况，总结经验教训，预估未来发展，经过严格评估之后的结果，这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过程复杂。总之，改变公共服务职能定位的成本不断增多导致了路径依赖，即公共服务职能定位被锁定在自我强化的路径中。但与此同时，为了避免制度变迁陷入锁定的无效率状态，使其保持良性循环，作为具有自主行为能力的组织实体，政府会主动打破原有的制度安排，根据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需要进行自我调整。具体表现为：我国中央政府由于受部门利益和地区利益影响较少，改革动力较为充足；而基层政府在深化改革和维持现有职权的抉择中，不得不适时转变政府职能，从而避免路径依赖所导致的锁定困境。在路径依赖与政府的自我调整的共同作用下，公共服务职能定位呈现出阶段性的特征，但又不断向前发展。

3.制度变迁。历史制度主义在分析制度对政策的影响过程中形成了制度作用理论。斯坦莫认为制度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制度决定谁能够参与某种政治活动的政治场所；制度塑造着各个政治行动者的政治策略；制度影响行动者目标确立和偏好形成。第一，制度决定谁能够参与某种政治活动的政治场所。新中国刚刚成立时，我国仿照苏联模式建立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政府包揽一切职能活动，成为服务职能的唯一供给主体。但随着计划经济慢慢被市场经济取代，竞争机制开始被引入中国，政府角色发生变化，由原来的直接干预管理变为宏观管理，也逐渐放开在服务职能中的垄断地位，企业、第三部门等开始成为供给主体。第二，制度塑造着各个政治行动者的政治策略。新中国成立时，政府作为公共服务的唯一提供者，通过直接生产的方式提供。后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公共服务的供给主体日益多元化，政府开始采用授权经营、出让经营权、经济资助等多种间接生产的方式。第三，制度影响行动者目标确立和偏好形成。现代政治最鲜明的特征就是政党政治，政党组织特定的意识形态提供了身份认同。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根本宗旨，公共服务职能正是党和政府为人民服务的体现。随着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党和政府更有精力、能力来为人民提供更好的服务，因而公共服务职能的内涵逐步拓展，地位也不断提高。回顾中国政府六十多年来公共服务职能定位的演变，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公共服务职能在中国政府职能体系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且内涵不断扩充，供给主体也日益多元化，公共服务体系愈加完善。毫无疑问，中国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在未来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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