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居民消费研究论文

[摘要]根据广东省1978-2010年的经济数据，建立VAR模型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协整分析、格兰杰因果检验分析广东省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与产业升级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并运用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分析两者之间的动态关系。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农村居民消费研究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农村居民消费研究论文 篇1：

财政民生投入与农村居民消费研究

【摘要】 本文使用1999年到2011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分东部、中部、西部三个地区，研究财政民生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倾向的影响，并将影响分解为互补效应和替代效应，评估财政民生投入改善农民生活和扩大内需的效果。本文发现，财政民生支出对居民消费影响的地区差异较大，东部地区财政教育投入较为有效，西部地区财政卫生投入较为有效，民生支出效果主要反映为替代了居民的自有支出，而尚未起到优化经济结构的作用。进而提出，在加大财政民生支出同时，应注意不同地区民生支出的结构优化和比较优势发挥。

【关键词】 财政支出 民生 消费

一、引言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居民消费率较低是我国经济运行的主要结构性问题之一。在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初步消退、2009年我国经济呈现V型反转的背景下，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重心逐渐从“保增长”向“扩内需、调结构”移动。2009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必须坚持改善民生和扩大内需内在统一，更加注重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来谋划发展，把增加居民消费作为扩大内需的重点，通过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增强经济发展拉动力。这一决定强调了民生改善和经济结构调整之间的关系，把关注民生、促进社会和谐发展与当前迫切需要的经济结构调整有机联系了起来。事实上，1999—2011年，我国教育、卫生合计投入年增长率均在10%以上，也均超过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尤其是2003年以来，政府逐年加大了对教育卫生事业的投入力度。然而，在良好的初衷和现实的大量投入下，现有的财政民生支出是否对改善民生起到了作用？尤其是对农村地区的重点投入是否起到了启动农村居民消费和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的目的呢？

从现有研究看，大部分研究从不同侧面表明，政府支出，尤其是对民生的支出有助于居民消费的提高（万广华、张茵等，2001；杭斌、申春兰，2004；黄学军、吴冲锋，2006；杨子晖，2006）。但也有发现我国政府消费和居民消费之间并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和相关关系的实证研究（谢子远、杨立群，2006）。上述研究的不足和有待改进的地方在于：仅仅将全国作为一个整体研究，没有考虑到不同地区经济基础不同所造成的财政政策效果差異，尤其是没有把农村地区单独提取出来进行研究；选择的财政支出口径过于笼统，没有将用于民生的支出单独表示出来，从而不利于分析“促民生、调结构”的政策意义。

基于现有研究的收获和不足，本文将使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从1999年到2011年的面板数据，分东部、中部、西部三个地区，研究财政民生支出（以教育、医疗支出为代表）对农村居民消费率（消费倾向）的影响，通过总消费倾向和净消费倾向的对照，将影响分解为互补效应和替代效应，评估财政民生支出在各农村区域的效果，并将结果与对应地区的城市消费情况相对照，根据实证结果给出政策建议。

二、民生投入影响居民消费的机制和效应

预防性储蓄假说和消费的恒久收入假说均可以用来解释财政民生投入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它们得出的初步结论能够为本文实证研究中的变量符号判定提供标尺。

1、基于恒久收入假说的影响机制

恒久收入假说（Permanent Income Hypothesis）是解释居民消费行为的经典理论，在该理论中，居民每期的消费是其一生恒久财富的一个比例，而恒久财富的数量则取决于目前对未来恒久收入的预期。政府的民生支出向居民直接提供了服务，相当于增加了居民的恒久收入和恒久财富水平，进而居民的当前消费与当前收入的比例（消费倾向）亦会提高。

2、基于预防性储蓄假说的影响机制

按照预防性储蓄假说（Precautionary Saving Hypothesis），居民储蓄目的在于规避和缓冲未来收入、支出和生命周期变动的风险，而中国居民近年来关注的主要风险就包括各项公共服务改革所带来的支出风险。以医疗、教育为代表的财政民生开支，能够减少居民购买必需公共服务的支出，从而降低居民支出风险和储蓄需求，进而提高居民将收入用于消费的比例，即提高居民消费倾向。

3、财政民生投入的互补效应和替代效应

从方向而言，根据恒久收入假说和预防性储蓄假说，当医疗、教育为代表的民生支出增加时，居民消费倾向都会增加，我们将之称作财政民生支出的互补效应。然而，民生支出不同于货币补贴或再分配，它为居民带来的收入上升或支出风险的降低，都是以提供不可储存的消费品的形式实现的。而民生支出的对象，如医疗、教育服务，本来就属于必需品，占有一定的消费预算，当财政对它们购买和提供的数量上升时，可能会出现对私人购买的替代和挤出，并反而降低居民总消费，我们将其称作财政民生支出的替代效应。

三、计量方法和结果

1、变量选取和说明

根据上述民生投入对消费的影响机制，本文的因变量选用居民消费倾向（即当期消费占当期收入的比重），使用这一指标来反映居民消费率的意义在于，它直接使用与居民生活最贴近的消费性支出和居民家庭收入，比较能说明居民的个体消费行为。为了检验财政民生支出对各地区城市、农村的互补效应、替代效应效果，本文将因变量细分为总消费倾向和扣除了教育、医疗等项目的净消费倾向：const：农村居民的总消费倾向=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生活消费支出合计/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纯收入；cons：农村居民净消费倾向=(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生活消费支出合计-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支出-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医疗保健支出)/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纯收入。

在自变量选取上，本文用教育支出和医疗卫生支出占当年各省财政支出的比例，作为财政民生支出的代表。由于2007年我国财政会计科目设置发生了重大改变，比例计算所选择的指标也需要在2007年进行调整：edu：2006年及以前=各省教育事业费支出/各省财政支出合计，2007年及以后=各省教育支出/各省一般预算支出；med：2006年及以前=各省卫生经费支出/各省财政支出合计，2007年及以后=各省医疗卫生支出/各省一般预算支出。

借鉴他人的研究，本文另外加入了几个控制变量，以提高模型解释效果，具体包括：inc：各省农村居民收入，反映凯恩斯主义消费理论（即边际消费倾向随收入上升而下降）的变量，取各省的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纯收入，并使用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调整为实际收入；price：各省农村物价变动率，即本年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与上年之差；yad和oad：各省农村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即（0—14岁人口/15—64岁人口）和（65岁以上人口/15—64岁人口）。

此外，2004年开始，全国逐步开始取消农业税，到2006年已全面完成，这一惠农措施亦可能会提振农村的消费率，本文引入反映农村农业税征收的虚拟变量tax，对当年已取消农业税的省份，将该变量记作1，未取消的记作0。

2、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的各省经济数据取自国泰安公司CSMAR系列研究数据库中的“区域经济研究数据库”，各省人口抚养比数据取自历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在地理划分上，东部地区包括天津、河北、辽宁、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广西、海南等10个省、市、自治区；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等9个省、自治区；西部地区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10个省，市、自治区（在我国经济地理中，北京和上海两市亦属于东部地区，但两市农村人口比重较低（2008年，北京市农村人口比重15.10%，上海市农村人口比重11.39%），且随着城市扩大，农村人口居住地接近城乡结合部，其消费行为将更接近于城市人口，为避免对东部农村人口的消费行为带来异常值，所以在东部农村中不包含北京和上海）。

3、计量方程

本文具体使用的计量方程为：

其中（1）式表示总消费倾向的决定，（2）式表示净消费倾向的决定。

4、计量方法和软件

在计量方法上，根据数据横截面样本多于时间样本的特征，选择横截面加权的广义最小二乘法估计；经过F检验和Hausman检验，在模型中加入个体固定效应；计量软件使用Eviews 5.5版。

5、计量结果

式（1）和式（2）的检验结果如表1和表2所示，粗体表示反映财政民生支出的自变量。

四、计量結果分析和财政民生支出效果评估

如前所述，财政民生支出对消费的影响包括互补效应（正）和替代效应（负）。对总消费倾向而言，互补效应与替代效应都会发生作用，民生支出的总影响方向不定；对净消费倾向而言，民生支出应当只具有互补效应；而将总消费倾向和净消费倾向对比起来看，就可以评估出各个地区财政民生支出的互补效应和替代效应的相对大小。如表3所示。

将表1、表2的计量结果与表3列举的含义对照，发现各地区农村的总消费倾向、净消费倾向受民生支出影响的系数均在可以解释的范围内，未出现理论无法解释的实证结果，可以初步表明本文的计量方法、变量选取未出现错误。

从实证检验结果看，在东部农村，财政教育开支比例对总消费倾向无显著影响，对净消费倾向则有显著正向影响，表明东部农村的财政教育开支兼有收入和替代效应，且水平大抵相当，这一开支虽未能提振居民总消费，但也亦有助于提高居民的福利水平。在西部农村，医疗开支的增加会显著地提高居民的净消费倾向，但会带来总消费倾向的降低，这说明医疗开支对西部农村居民消费有互补效应，但互补效应小于替代效应。这一现象一方面可能是因为西部地区，尤其是西部农村原有的医疗基础较为薄弱，所以政府医疗投入容易收效，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其他方面的配套措施没有跟上，所以医疗投入的增加并未能明显加大居民在其他方面的消费意愿。由于财政民生支出对总消费倾向的影响系数不是显著正值，所以在这两个地区和领域，财政民生收入发挥的作用仍主要是替代居民消费，而未起到改善经济结构的效果。

然而，除上述地区和领域外，财政民生支出对农民的消费倾向均未产生显著影响。就东部而言，财政医疗支出的失效可能反映了东部较高医疗成本使得财政支出杯水车薪的困境；就西部而言，教育资源相对缺乏，居民仍需大量储蓄并向其他地区购买教育服务（尤其是高等教育服务）的现状或可解释财政教育支出的失效。而中部地区的财政民生支出失效则可能反映了中部地区既缺少较强经济实力，又缺少足够政策支持的尴尬。

此外，在计量结果中，在东、西部地区的农村中，反映取消农业税的虚拟变量（tax）对消费倾向的影响均显著为正，这反映了国家取消农业税的政策有效地提升了农村居民的消费，亦从侧面表明了对财政民生支出辅以配套措施的重要性。

五、结论和政策建议

需要强调的是，虽然本文研究的是财政民生投入对消费倾向的影响，但并不是说只有当消费倾向增加时，财政民生投入才起到了积极效果：民生投入的本意就是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只要民生投入能够起到替代居民民生消费的效果，就表明民生投入落到了实处，提高了居民福利水平，实现了“雪中送炭”；而进一步的净消费倾向和总消费倾向增加，即财政民生投入的互补效应，则反映了民生投入对改善经济结构的效果，具有“锦上添花”的意义。基于此价值判断，本文根据计量分析得到的结论如下。

第一，我国财政民生支出对居民的消费倾向的影响效果在地区间存在较大的差异，东部地区的财政教育投入对消费倾向的提升或农村居民消费的替代有较为积极的效果；西部地区的财政卫生投入对消费倾向的提升和农村居民消费的替代有较为明显的影响；而中部地区的财政教育、卫生投入对改善农村居民消费没有带来显著效果。总体来说，财政民生支出的效果还停留在为居民直接提供服务的层次上，未明显起到优化经济结构和扩大内需的作用。

第二，东部和西部民生支出的不同效果，反映出教育和医疗这两类公共品性质的不同：教育相对于医疗而言，是更注重“质量”的公共品，对教育进行的公共投入，如果要发挥替代效应和互补效应，就需要以较为发达的教育基础水平为条件；而医疗，尤其是较低水平的医疗保障，则是较为容易通过“数量”起作用的公共品，在医疗基础水平较差的条件下，财政医疗开支的互补效应和替代效应更容易发挥，但当医疗水平较高后，对医疗的进一步投入就可能因为医疗服务的较高价格而收效甚微。

为此，本文提出的政策建议是，在进一步扩大财政民生支出时，注意不同地区民生支出的结构优化和比较优势发挥：东部地区着重增加教育投入，并在理顺利益关系、平抑医疗价格基础上，适当减少和节约农村医疗投入；中部地区保持现有结构，稳步提高投入水平，以发挥财政民生投入的替代效应为基本目标；西部地区着重增加农村医疗投入，同时提高教育资金投入的效率，将教育资金用在提高农村基础教育水平上。

【参考文献】

[1] 杭斌、申春兰：经济转型期的中国城镇居民消费敏感度的变参数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4（9）.

[2] 黄学军、吴冲锋：社会医疗保险对预防性储蓄的挤出效应研究[J].世界经济，2006（8）.

[3] 万广华、张茵等：流动性约束、不确定性与中国居民消费[J].经济研究，2001（11）.

[4] 谢子远、杨立群：我国政府消费与居民消费的关系研究[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6（12）.

[5] 杨子晖：政府消费与居民消费：期内替代与跨期替代[J].世界经济，2006（8）.

作者：陈宝

农村居民消费研究论文 篇2：

广东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与产业升级关联性研究

[摘要]根据广东省1978-2010年的经济数据，建立VAR模型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协整分析、格兰杰因果检验分析广东省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与产业升级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并运用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分析两者之间的动态关系。研究发现，广东省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与产业升级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产业升级与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之间具有单向的因果关系，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对产业升级有长期显著的推动作用，而产业升级对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增长具有抑制作用。

[关键词]农村居民消费；产业升级；VAR模型

[DOI1] 10.13939/1.cnki.zasc.2015.22.012

1 引 言

改革开放以来，广东凭借独特的政策优势和区位优势，在30多年的时间里保持了经济的高速增长，经济总量不断扩大，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但总体来看，广东产业素质还不高，产业整体上仍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低端，自主创新能力较弱。由于历史与区位的原因，广东经济一直表现出明显的外向型特征，净出口在经济增长中占据重要地位，2007年的对外贸易依存度达到了156%。在目前的经济环境下，投资驱动效用也在持续递减，因此在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消费日益突显出巨大的潜力，并将会是日后经济转型的主轴，如何激活消费以扩大内需已成为广东省政府的首要任务。

当前，广东正处于产业结构调整、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转折期，又经历了国际金融危机导致的全球经济的下滑以及国际市场需求的低迷，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面临严峻的挑战。从消费需求看，广东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呈现下降的趋势，农业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下降尤为明显，由1978年占CDP比重的36.75%下降到2010年的5.06%。农业居民消费占居民消费的比重也在不断下降。这说明农村消费存在严重不足的现象。农村居民消费市场是一个巨大的市场，虽然城镇居民消费当前在居民消费中占据了主体地位，但其发展已日趋成熟，如何提高农村居民消费需求成为广东扩大内需和实现产业转型升级的一个重要内容。

关于农村居民消费与产业升级之间的经济关系问题，经济学界已做出了丰富的研究成果。穆争社和文启湘（2002）认为，生产结构和消费需求结构在经济运行中是不断变化的，二者在经济运行中相互协调，相互促进。周兵和梅宏常从三次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两个方面定量分析了产业结构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庄燕君（2005）在区域划分的基础上对区域产业结构与区域消费结构的变动进行了定量分析。邬德政（2008）实证分析得出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影响并决定着产业结构，同时产业结构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消费结构的演进。陈珍妮（2008）认为由于需求不足导致当前产业结构失衡。潘文轩（2009）认为产业结构失衡是当前消费需求不足的根源。可以看出，对于消费需求对产业升级影响的研究，大多从消费结构的角度考察其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对于消费水平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考察较少，本文从消费水平与产业结构的角度出发，运用1978-2010年的经济数据，对广东农村居民消费与产业升级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

2 居民消费与产业结构的关联性分析

2.1产业结构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作用分析

产业结构对居民消费需求的影响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通过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来影响消费需求，这种影响主要反映在总量和水平上。库兹涅茨认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的过程同时也是经济结构变动的过程，其中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的变动是经济结构变动的重要内容。其思想可用如下传导机制图来表示：

产业结构对居民消费需求的另一种影响方式是产业结构直接制约或引导居民消费需求，这种影响主要反映在结构上。产业结构对居民消费需求的制约作用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①产业结构对居民消费对象的制约。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不同阶段，社会分工的广度和深度的以及资源配置的不同格局及其内部比例关系直接决定了消费品的产出总量与结构，因而从消费对象上约束着居民消费的方向与结构。②产业结构变动的速度制约着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变动的速度。产业结构形成后在一段时间内一般都会具有稳定性，其变动需要一定的周期，其变动周期的长短，就会在消费对象的供给上决定消费水平以及消费结构变动速度的快慢，以及其变动周期的长短。另外引导作用主要表现为：新的产业结构能够创造出新的消费需求，将消费者随机的潜在消费需求引导出来，形成新的消费结构。

2.2居民消费对产业结构的影响作用分析

居民消费对产业结构的影响作用主要体现在导向上，具体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居民消费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在以支出法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结构中，消费水平的提高对经济增长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消费水平提高得越快，经济增长越快，从而产业发展越快，致使产业结构发生变动。居民消费对产业结构的另一种影响方式是居民消费直接影响产业结构的变化，这种影响主要通过消费需求对生产的诱导作用而体现在结构上。消费需求的变动要求生产与之相应变动。在这一变动过程中，不适应消费需求的产品和产业将由于大量过剩而导致产品和产业发展萎缩，而适应消费需求的产品和产业将由于供不应求快速发展。这样，消费结构变化导致了产业发展的环境产生变化，从而迫使产业不断地进行调整以适应消费结构的变化。

2.3居民消费与产业结构之间的互动机制分析

从产业结构与居民消费的关联性分析可以看出，产业结构与居民消费（包括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之间存在双向影响机制：产业结构可以通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间接影响居民消费，也可以直接影响居民消费。居民消费同样可以通过消费水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而间接对产业结构产生影响，也可以通过消费结构的变动直接影响产业结构。如果产业结构与居民消费之间存在不适应，那么就会表现为两者之间双向影响机制的扭曲，无法形成良性互动的局面。因此，为实现居民消费与产业结构之间的良性互动，必须保持产业结构与居民消费之间的适应性。如果存在不相适应的情况，则应该从产业结构和居民消费两个方面进行全面调整。产业结构的调整可以从政府和企业两个层面进行，居民消费的调整可以从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两个方面进行，最终实现产业结构与居民消费的良性互动。

3 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与产业升级的实证研究

3.1模型的设定、变量的选取与数据处理

VAR模型是一种联立方程的非结构化动态模型，可解释各内生变量之间的当期关系以及动态影响，我们选取VAR模型来研究广东省农村居民消费与产业升级之间的互动关系。

本文选取的数据区间为1978-2010年，数据来源于《广东统计年鉴2011》，以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代表农村居民消费水平（vc）、用第三产业产值比重（K3）和第三产业就业人员比重（L3）两个指标反映产业升级状况。选取第三产业的两个指标是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变量过多会降低模型的自由度，不利于结果分析，二是世界产业结构演进的规律表明，一国第三产业比重越高，该国的经济就越发达，产业结构就越高级。因此，产业结构高级化率和就业结构高级化率可以用以反映产业现状。本文以1978年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100）为基准，对农村居民消费进行平减。

为消除可能存在的异方差性，对以上三个变量做自然对数化处理，然后以LNVC、LNK3、LNL3构建VAR模型，并在VAR模型基础上进行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考察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以及动态特征。本文使用Eviews6.O软件进行分析。

3.2变量平稳性检验

关于变量平稳性检验的方法有多种，本文采用常用的ADF检验，检验结果如表I所示。

结果显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LNVC、LNK3、LNL3三个变量都是非平稳的时间序列，具有单位根。经过一阶差分，ALNVC、ALNK3、ALNL3均是平稳的。由此可知，LNVC、LNK3、LNL3三个变量均是一阶单整序列l （1），满足协整分析的条件，可以利用协整方法分析它们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

3.3滞后阶数的确定

对于滞后阶数的选择准则有多种，其中包括LR（似然比）检验、AIC信息准则和sc准则等。本文综合考虑各种准则，确定VAR模型的滞后阶数为2，建立VAR（2）模型，如表2所示。

3.4模型稳定性检验

Eviews6.O提供了AR根的图表以检验所得VAR模型的稳定性。经检验，VAR （2）模型的所有根模的倒数小于1，即全部位于单位网内（图略），说明模型是稳定的，在模型基础上进行相关的分析，结果是可信的。

3.5协整检验与协整方程

由表3显示LNVC、LNK3、LNL3变量之间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下存在两个协整关系，即1978-2010年广东省产业结构高级化率、就业高级化率与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并在不断调整的短期动态过程中维持，得协整关系表示式如下：

LNK3=0.2690LNVC-2.5337

（l）

LNL3=0.4711LNVC-4.2305

（2）

对两个方程的残差项进行单位根检验，发现两个残差项均是平稳的，说明方程（1）和方程（2）所显示的协整关系是显著的。模型（1）表明，广东农村居民消费与产业结构高级化率的变化方向是相同的，农村居民消费每增加1%，产业结构高级化率将提高0. 2690%；模型（2）表明，农村居民消费与就业结构高级化率的变化也是同向的，农村居民消费每增加1%，就业结构高级化率上升0.4711%。这就从数量上证明，在样本区间内，广东农村居民消费的增长推动了产业结构高级化率和就业结构高级化率的提高。

3.6 Granger因果检验

从表4可以看出：在产业结构高级化率方程中，拒绝第三产业就业结构不是产业结构的Granger原因的原假设，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农村居民消费不是产业结构的Granger的原因的原假设，而且两者的联合检验也拒绝原假设，表明就业结构和农村居民消费对于产业结构都有显著的影响。在第三产业就业结构方程中，拒绝农村居民消费不是就业结构的Cranger原因的原假设，不能拒绝产业结构不是就业结构的（Granger原因的原假设，这说明农村居民消费对于第三产业的就业结构也有显著影响，但是产业结构对于就业结构的影响不显著。在农村居民消费方程中，不能拒绝产业结构不是农村居民消费的Grang-er原因的原假设，不能拒绝就业结构不是农村居民消费的Granger原因的原假设，两者的联合检验也不能拒绝原假设，表明农村居民消费是外生于系统的，第三产业的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不能对其产生显著的影响。

3.7 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

由于VAR模型参数的OLS估计量只具有一致性，单个参数估计值的经济解释是很困难的。要对一个VAR模型做出分析，通常是观察系统的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

3.7.1脉冲响应函数

分别给LNK3、LNL3和LNVC -个标准差大小的冲击，得到相关的脉冲响应函数图。由于本文研究农村居民消费与产业升级之间的关系，因此主要分析产业结构高级化率和就业结构高级化率对农村居民消费冲击的反应，以及农村居民消费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率和就业结构高级化率冲击的反应。

结果显示，产业结构高级化率对于农村居民消费的冲击第1年没有反应，第2年开始产业结构高级化率降低，第3年以后开始上升，第5年冲击由负影响转向正向影响。这说明长期来看农村居民消费对于产业结构高级化率具有正向推动作用，但是这种作用具有滞后性，并且第2年至第5年间农村居民消费对于产业结构的高级化率具有负向影响。也就是说农村居民消费对于产业结构高级化率的正向推动作用存在5年左有的滞后期。

就业结构高级化率对于农村居民消费的冲击第1年也没有反应，第2年开始降低，说明农村居民消费对于就业结构高级化率的影响在第2年是负的，第3年以后农村居民消费对就业结构高级化率的影响由负变正。这说明长期来看农村居民消费对于就业结构高级化率同样有正向推动作用，但是这种正向作用具有滞后性，在第1年农村居民消费对于就业结构高级化率没有影响，在第2年至第3年间具有负影响，第3年以后具有正向影响，也就是说农村居民消费对于就业结构高级化率正向推动作用的滞后期大概为3年。

产业结构高级化率对于农村居民消费的冲击在前5年是负的，第6年至第8年呈现微弱的正影响，第8年以后由正转负，这说明总体来看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对于农村居民消费没有明显的正向推动作用，而且在前5年产业结构的高级化会抑制农村居民消费的增长。而就业结构的高级化率对于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一直是负向的，这说明就业结构的高级化抑制了农村居民消费的增长。

通过脉冲响应函数发现，农村居民消费对于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高级化虽然在前期有负影响，但长期来看均有正向推动作用，而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和就业结构的高级化抑制了农村居民消费的增长。

3.7.2方差分解

方差分解是通过分析每一个结构冲击对内生变量变化的贡献度，进一步评价不同结构冲击的重要性。对各变量的方差进行分解（表略），进一步分析广东省农村居民消费与产业结构高级化率、就业结构高级化率之间的动态变化。

结果表明，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短期主要由其自身的冲击主导，但长期来看，就业结构高级化和农村居民消费均有较大影响，到第10年分别达到了31.7%和34.4%。在就业结构高级化率的方差分解中，短期主要由就业结构高级化率自身的冲击所主导，但是长期来看，农村居民消费的冲击也对就业结构高级化有较大影响，到第10年贡献率比重达到了43.6%。这说明从长期来看，农村居民消费对于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就业结构高级化均有显著的影响。在对农村居民消费的方差分解中，对于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主要由其自身的冲击所主导，到第10年自身冲击的贡献率仍高达83.4%。这说明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就业结构高级化对农村居民消费没有显著影响。

4 结论与政策建议

通过协整分析发现，广东农村居民消费和产业升级之间存在着一种长期的均衡关系；通过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发现，广东农村居民消费与产业升级之间存在单向因果关系；通过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发现，广东农村居民消费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率和就业结构高级化率都存在显著的推动作用，并且这种推动作用具有一定的滞后性，而产业升级对农村居民消费并不存在明显的推动作用。

产业结构升级之所以未能有效提高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是由于：第一，在产业结构演进的过程中，农村居民始终处于产业价值链的底端，产业结构的演进升级所能带给农村居民的利益分成较少，从而导致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缓慢，无法形成有效的消费需求。第二，产品结构的调整一直以来主要面向的是城镇居民，从而导致产品结构与农村居民消费需求不相适应，无法使农村居民的潜在消费需求得到充分挖掘，抑制了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

因此，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扩大农村居民消费，提高其消费水平，推动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一是增加农村居民收入，提高农村居民的消费力；二是改善农村消费环境，促进农村居民的消费增长；三是调整农业内部结构，增加农民收入；四是调整T业结构，生产适合农民消费水平的工业消费品；五是配合农村居民的消费需要，有针对性地调整第三产业的发展。此外，鉴于目前广东省农村尤其是山区消费环境差的问题，政府应加大公共财政对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加大对农村的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用时。

强化试验区原产地规避行为管理，提高贸易安全性。强化自贸区安全性监督管理T作，严防部分企业规避原产地或作出其他违法行为。若涉及反补贴、反倾销类产品管理，严格制定并执行反原产地规避具体管理方法，落实到位，严防“双反”产品借由白贸区保税政策的便利性，仅在工厂予以简单加T，而改变产品原产地信息、海关归类号，转而实施产品进口等逃避行为的出现。

4 结论

上海白贸试验区的发展是需要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的引入和实施来推动的，目前主要需要解决的问题是白贸园区范围内优惠性原产地规则的可行性估测，制定并实施具体、可行的白贸区优惠性原产地规则以及相对应的管理规则，以加快上海白贸试验区的建设完善。

作者：王宋涛 洪振挺 孟凡强

农村居民消费研究论文 篇3：

流通产业对农村居民消费影响的研究

摘要：本文通过对农村居民消费和农村流通现状进行分析，又从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两方面提出农村流通促进居民消费的机理，最后根据政策建议和机理分析，提出相应的促进陕西省农村居民消费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流通产业；农村居民消费；影响机制

一、引言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虽然促进经济增长的投资和出口的发展势头越来越强劲，但我国城镇居民消费需求却持续低迷，其消费倾向减缓，消费结构升级受阻，居民消费率也在逐年下降。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自然地将增加居民消费需求的注意力转向了农村，农村居民消费的严重滞后同时也蕴含着农村居民消费升级与优化的巨大潜力与空间，农村居民作为中国广大的消费群体，其消费水平和消费需求的变化直接关系到内需的政策效果。

二、农村居民消费与农村流通现状

1、山西省农村居民消费现状

（1）农村生活消费水平不断提高，但整体水平较低

当前，山西农村消费市场主要呈现以下几方面的特征：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的增长速度略高于城镇居民。城乡居民人均生活消费的相对比值呈现不断缩小的趋势而绝对差距却越来越大。尽管山西省农村人均生活消费总支出呈现出不断增长的趋势，但与全国水平相比仍存在一定差距。

（2）农村生活消费仍以吃、住、行的消费为主，服务型的消费较少。从山西农村生活消费的比例构成可以看出：食品消费依然是家庭支出中的主要消费品种，并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居住费用在居民家庭的费用总支出中所占的比重仅次于食品消费，并呈现出不断增长的趋势。交通通讯方面的费用在农民家庭支出的比例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

（3）中高档耐用消费品的品种和数量不断增加，但仍有较大的上升空间。耐用消费品的消费品种和数量的多少一定程度上与当地人民生活水平质量的高低息息相关。

2、山西省流通业现状

（1）从流通业整体发展来看。山西省的流通产业已然成为山西省第三产业的支柱产业，流通产业在促进山西省区域经济发展中先导作用已开始发挥；通过与中部其他五省流通业发展对比发现，山西省流通业在中部省份中有比较优势。

（2）从产业结构角度来看。山西省流通业增加值与工业增加值的环比增长关系经历先快于工业到低于工业又开始超越工业的过程；山西省产业结构先后经历了协调到不协调又逐步调整协调的过程，山西省近年来产业结构较全国而言，流通服务化程度较低，产业结构升级较慢。

（3）从区位熵角度來看。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山西省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无论是从就业人数还是产值发展强度都要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可以成为山西省流通产业的优势产业；从产业增加值角度，住宿和餐饮业发展强度要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就业人数则处于相对劣势。

三、农村流通业对农村居民消费影响的机理分析

农村流通业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机理可以分为影响和间接影响两种形式。

1、农村流通业对农村居民消费的直接影响

农村流通业对农村居民消费的直接影响指的是农村流通业自身的发展直接对农村居民的消费的影响，无需通过其它中介变量去影响农村居民的消费行为、方式等。第一，农村流通业的信号传递功能可以为农民消费提供必要的市场信息，有效降低消费过程中的搜寻成本，更加方便农村居民的消费；第二，农村流通业作为沟通供需双方的中介功能可以为农民提供大量合适的消费品，降低农村居民消费的交易成本。尤其是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流通业的发展和流通效率的提高，还可以满足农村居民个性化、多样化的消费需求 ，达到农村居民消费效用最大化；第三，规范的农村流通服务可以激发农村居民的消费热情，变潜在的消费为现实的消费。随着我国“千镇连锁超市和万村放心店”工程的实施，农村现代连锁超市等新型流通业态由于在进货、价格和管理上的相对规范，使得农村居民消费时防范心理降低，有利于激发农村居民的消费热情。已有的调查表明： 农村中一旦存在消费争议且得不到很好地解决，会对农民的消费意愿和消费热情产生负面影响；只有当尽量少的争议产生时，农民才会更高兴地进行消费。

2、农村流通业对农村居民消费的间接影响

农村流通业的发展可以通过作用其它的中间变量如提升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转移农村劳动力资源等，从而间接地影响农村居民的消费数量、方式或者消费观念。第一，农村流通业的发展，有利于工业品从城市向农村地区输送的同时，为农产品向农村以外的地区流通提供了一种新的通道，也为农业生产提供大量市场需求信息。这种城乡互动的双向流通系统 （夏春玉 ，2009） 可以显著提升农村居民生产效率，增加农民收入水平，从而促进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我国江苏南京苏果企业连锁在这方面提供了成功的案例。第二，农村流通业的发展使得商品交换在时间上和空间距离上大大缩短，降低交易成本的同时，可以减少农村居民对自己生产产品的消费，改变农村居民的消费方式，提高农村生产的商品化率，也有利于促进农村生产的专业化分工。第三，资源的投入提升农村流通业发展水平的同时，会产生乘数作用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增加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从而提高消费水平。

四、政策建议

为了进一步开发农村消费市场，我们从流通的角度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加强农村流通体系建设，发挥流通业对农村经济增长的传导作用。应大力发展农村流通业，促进流通业与农村经济增长的互动发展。调整农村流通业结构，促进农村流通业及农村相关产业结构的良性演变。优化农村流通组织、健全农村流通体系以及推动农村流通业的多种经营方式，这样才能发挥农村流通业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和促进流通业影响力的体制环境和政策环境的改善，使流通业能有效地推动农村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发展，吸纳更多的劳动力就业，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2）加大流通组织建设，促进农村消费水平的整体增长

流通组织的基本形态是企业，应深化乡镇流通企业改革力度，促进农村就业的增长。加强对乡镇流通企业的技术改造力度，提高乡镇流通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加强乡镇流通企业的管理水平，引进高层次的管理人才，吸纳更多的技术人才到乡镇流通企业就业。这样才能真正地提高乡镇流通企业劳动生产率，促进农村消费的增长。

参考文献：

[1]郝爱民.农村流通体系建设对农民消费的影响--基于有序 probit 模型的研究 [J].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05）.

[2]何永达.农村流通业促进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以浙江为例 [J] . 浙江农业学报， 2012，（01）.

[3]宋则.城乡居民消费增长的制约因素分析和消费政策评价[J].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 2012，（05）.

[4]贺珍瑞.农村流通体系对农村消费需求的影响分析[J].财经问题研究，2014（03）.

作者：曹若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