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ELES模型居民消费论文

2022-04-29

摘要: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经济发展背景下,居民消费升级是扩大内需和有效构建经济双循环的重要推手和内生动力。本文依据ELES模型从城乡居民消费倾向与需求弹性视角探讨内蒙古城乡居民消费升级的困境,得出结论:城镇居民的消费重点集中于居住,农村居民消费重点集中于居住、教育文化娱乐与医疗保健。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农村ELES模型居民消费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农村ELES模型居民消费论文 篇1:

中国农村居民食品消费行为与消费结构分析

[内容摘要]基于二阶段需求系统模型,构建农村家庭人均食品需求模型和反应食品内部消费种类的模型,分析我国农村居民食品消费行为与食品消费结构。采用农业部调研数据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结果表明,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家庭规模和地区变量是影响农村家庭人均食品支出的主要因素。支出弹性和边际支出份额的测算结果表明,对于当前我国农村居民来说,只有粮食和植物油属于正常品,但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民对蔬菜和猪肉的需求最为迫切,再次是鱼虾、水果和家禽,最后是植物油、牛肉、蛋类和羊肉。此外,QUAIDS模型比AIDS模型能够更好地估计农村家庭食品消费结构。

[关键词]农村居民;人均食品消费支出;食品消费结构;二阶段需求系统模型;QUAIDS模型

一、引言

中国经济发展面临更加复杂形势。国际上,世界经济形势不容乐观,对中国经济影响显著。2014年虽然欧元区各国致力于解决债务危机,但成员国之间因内部分歧未能达成共识,欧元区经济持续低迷。美国就业形势好转,经济发展逐步稳健,但美联储货币政策调整对全球经济带来一定影响。日本实施“安倍经济学”未能如愿实现政策目标,提高消费税的政策引起消极效果,日本央行实行的“量化宽松”政策效果不明显。外部经济环境和政治环境的变化,外需不振,发达国家投资回流,均给依赖投资和出口的发展中国家带来挑战。全球经济增长放缓、中国国内经济下行压力、不确定性因素增多等均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挑战。在此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中出口必然会受到冲击,投资尤其是外商直接投资可能会呈现萎缩态势,2014年最终消费支出对GDP的贡献率达到3.8%,超过了投资(3.4%)和出口(0.1%)。如何通过提升内需,推动我国经济发展,成为促进经济发展可依赖的途径。

研究消费尤其是食物消费需求情况,对我国粮食安全问题可以提供参考。消费包括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两部分消费。2014年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54.77%,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9381元,其中人均支出为19968.1元,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67.96%,食物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为30.05%,低于1990年的54.25%和2000年的39.44%,食物支出随着收入的增加,所占比重会进一步的下降。与此同时,2014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9892元,仅为城镇居民的1/3,人均支出为8382.6元,占同期人均可支配收入的84.74%,食物支出占总支出比重的33.57%,分别低于1990年的58.80%和2000年的49.13%。农村居民食物消费仅为城镇居民食物消费支出的46.9%,随着城镇化的加快和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农村居民人均食物消费支出必将会进一步提高,趋向城镇居民的食物消费支出水平,使得我国对食物需求总量提高。虽然食物消费在总消费中的比重不断下降,但是由于食物的相关产业包括农业、食品加工业等吸引就业部门息息相关,因此分析影响食物消费的因素和发展趋势,对农业相关政策很有必要。

随着农村居民收入的增长,对各种食物的需求会呈现增加。根据经济发展经验,农村居民食物消费结构必将城镇居民食物消费结构趋同。2014年农村居民消费的主要食物中,除粮食农村居民消费量高外,其他食物农村居民均低于城市居民,而肉禽蛋奶等需要更多的粮食投入。研究农村居民食物消费比重,对于预测我国未来食物供需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粮食安全甚至农业安全,都很有必要。

扩大农村居民消费需求,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对中国经济中长期发展具有战略意义。而更好地了解和认清我国农村居民食品消费者决策、消费行为和消费结构,有利于为农产品供给政策的制定提供详实的依据,有利于解决农村居民的低消费现状。

二、相关研究

关于农村居民食品消费,国内学者已经做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国内学者从居民消费和食品消费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全国层面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及其影响因素。彭小辉(2014)以行为生命周期假说为理论基础,利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研究了农户各种不同来源的收入对其家庭人均消费的影响。谭涛(2014)基于QUAIDS模型,采用2010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截面数据,探讨农村居民家庭医疗消费支出的影响因素及其需求弹性,并进一步分析不同收入农户医疗消费的价格弹性。

2.省级层面的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及影响因素。屈小博(2007)采用LES-AIDS模型和国家统计局陕西省农调队2005年农户微观调查数据,建立了两阶段预算需求系统估计农户总消费需求和农户九种食品项目的消费需求。李承政(2012)运用生命周期模型、家庭储蓄需求模型和家庭生育决策理论等分析了人口结构变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渠道,并利用2001—2009年中国农村省际面板数据对人口年龄结构、性别结构与居民消费的关系进行了经验分析。韩星焕(2012)根据吉林省农村居民消费统计数据,运用数学模型对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李翔(2014)在聚类分析的基础上,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模型对陕西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变动情况进行了灰色关联分析。温涛(2013)基于2004—2010年省际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我国各地区农民收入结构对其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的影响。

3.城镇居民消费结构与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对比分析。夏传文(2009)以农村居民消费行为作为研究对象,按经济与地域差异将中国农村居民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个区域,建立农村人均消费支出截面数据建立ELES模型,实证研究当前我国农村居民消费行为的内在规律和基本特征。刘灵芝(2010)在凯恩斯绝对收入假说理论的基础上,借鉴坎贝尔和曼昆的λ假说理论所运用的分类研究方法,运用2002—2008年分阶层的收入和消费数据,研究了农村居民收入分配的阶层结构和平均消费倾向。曾光(2012)中国城镇居民消费支出规模主要受经济发展水平与气候两类因素影响。其中:在综合消费支出方面,部分西部地区的消费水平较高,超过大部分中部地区;在部分地区中,影响衣着支出增加的原因除了气候以外,还可能有时尚元素。刘苓玲(2013)认为研究了城镇化背景下诸多因素对居民消费水平影响程度,并进一步分析了城乡差异。魏琴(2014)分析了欠发达地区城镇化与收入结构的非耦合效应。

已有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偏重于研究食品消费结构。然而,按照消费预算分配原则,农村居民在购买生活消费品(包括食品和其他,其他包含衣着、住房、耐用品、燃料、交通通讯支出、生活服务支出、文化服务支出、旅游支出、新型农村养老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等)时,首先需要决定食品消费支出所占比例,然后决定食品内部各类食品的消费支出。即消费者所做的消费决策是分阶段的:第一阶段,决定食品消费支出在生活消费总支出中的比重;第二阶段,食品消费内部各种类之间的支出如何配置。二是研究方法具有局限性。第一,AIDS模型假定恩格尔曲线和总支出具有单调效用的特征,且总支出是严格外生的。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不同个体的收入水平具有较大的差异性,且不同个体对不同商品的偏好也表现出较大的差异,这就导致在总体收入分布跨度较大的条件下,商品的收入效应可以得出不同的值,即支出弹性随着收入水平的变化而变化。国外学者Banks等(1997)研究表明,商品的恩格尔曲线具有非线性特征,即随着收入水平的提升,某些商品的属性由奢侈品转向必需品,再进一步转向劣等品。因此,AIDS模型不能准确地分析具有多重属性的商品的收入效应。第二,除了原始AIDS模型中的价格和支出是影响消费结构的关键变量外,消费者的收入、年龄、性别、地区、文化水平、职业等人口统计学特征变量也是影响消费结构的重要因素,而这些在AIDS模型中尚未得到体现。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本文首先根据需求理论中的效用分离假设,以多阶段消费预算原理为基础,建立二阶段需求系统模型,即农村家庭人均食品需求模型和食品内部需求系统模型。其次基于Banks等(1997)提出的二次近似完美的需求体系(Quadratic Almost Ideal Demand System,QUAIDS),将收入对数的二次项嵌入到需求模型中,探讨我国农村居民的食品消费结构,以满足商品恩格尔曲线的非线性特征;第三,基于Brian(2012)提出的拓展的QUAIDS模型,将人口统计学特征变量嵌入到原始的QUAIDS模型中,皆在控制人口统计学特征变量对农村居民食品消费结构的影响。

三、二阶段需求系统模型设计

(一)农村居民食品需求模型

根据凯恩斯消费理论消费函数反映了消费与可支配收入之间的依存关系。此后多位经济学家从不同角度来认识与刻画消费函数,但都归结于长期看来收入线性地决定消费。但是食品又和一般商品不同,选用模型时必须体现不同食品的需求收入弹性会随收入变动而变化的属性。对于“奢侈品”的消费,随着可支配收入增加,需求会在某一收入水平阶段以线性形式增加,甚至增幅越来越大;对于“必需品”的消费,随着可支配收入增加,需求会以逐渐递减的方式增加,即需求与收入呈现二次函数关系。因此,食品需求函数可表示为:

其中,M表示年人均食品消费支出,Y表示年人均生活消费支出。该需求模型的优点是满足食品需求随收入变化而变化,而且收入到达某临界点会改变需求方向。

农村居民食品消费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除收入外,还有户主的受教育情况、地区差异以及家庭规模。家庭规模不仅直接影响家庭食品消费,而且还会产生消费的规模经济,即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家庭规模越大,人数越多,那么人均消费支出就会减少。由于东部、中部和西部的可支配收入差距较大,因此不同地区人均食品支出可能不尽相同。因此,农村居民食品需求函数可表示为:

其中,fs是农村家庭规模,用家庭常住人口数量衡量。ed是户主受教育年限。east(1=东部,0=其他)和central(1=中部,0=其他)是虚拟变量,西部为比较项。详细变量见表1。

(二)农村居民食品需求结构系统模型

Deaton&Muellbare(1980)提出近乎完美的需求系统(AIDS)模型,模型假设消费者消费行为满足价格独立的一般对数函数偏好假说,即在给定价格的条件下,消费者会以最小的支出达到既定的效应水平。Banks等(1997)依据PIGLOG的偏好加以扩展,将AIDS模型发展为二次几乎完美的需求系统(Quadratic Almost IdeM Demand Syetem,QUAIDS)模型。与AIDS模型所不同的是,AIDS模型中的恩格尔曲线与总支出对数呈现线性关系,而QUAIDS模型中的恩格尔曲线与支出对数呈现二次函数关系。QUAIDS模型的预算份额表达式为:

为了测算农村家庭户规模、农村市场化程度对食品消费结构的影响,设定变量家庭规模(fs),用家庭常住人口数来衡量;设定变量农村商品化程度(kf),用家庭年末口粮存量来衡量,一般认为农户某种商品的生产量与消费量是呈正相关的。但市场完全竞争情况下,该种关系弱化,因此,检验农户年末粮食存量对家庭食品消费的显著性也在一定程度上是检验农村市场发达程度的一个标志。此外,作为控制变量,引入地区虚拟变量east(1=东部,0=其他),cen(1=中部,0=其他),西为比较项。

原始QUAIDS模型中只包含了影响支出份额的总支出和各类商品的价格,为了有效地嵌入人口统计学特征变量,Brian(2012)通过采用Ray(1983)提出的量表技术得以实现。拓展的QUAIDS模型表达式为:

(三)数据来源与说明

实证数据来源于农业部调研数据2010年农户数据表。将全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除西藏)按全国经济区域进行划分,通过剔除异常值,对数据进行范围界定等处理,选取样本如表3所示,调查村数:东部81个、中部109个、西部94个;调查农户数:东部4078个、中部4934个,西部3751个,总计12763个样本。STATA在进行运算中,删除部分变量为缺失值的样本,最后食品需求模型选取有效样本为12187个,占比为95.5%,食品内部需求系统模型选取有效样本为12583个,占比98.59%。

四、模型估计与实证分析

(一)食品需求模型的估计及分析

截面数据大多容易产生异方差现象,笔者利用怀特检验和BP检验两种方法进行检验,估计结果均表明农村居民食品需求方程(2)存在异方差。对此,考虑到方程估计结果的稳健性和有效性,本文选择普通OLS+稳健标准差、可行的加权最小二乘法(FWLS)两种方法分别进行修正。前者的优点在于对回归系数及标准差的估计一致,且不需要知道条件方差函数的形式,结果更稳健;后者的优点体现在大样本理论中,比OLS更有效。估计结果见表4。

1.收入增加会减少必需食品消费而增加奢侈食品消费。对人均食品支出的影响:生活消费支出对数的一次项和二次项显著。估计结果显示,变量lnY和(lnY)2的系数分别为正和负,均在1%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表明随着生活消费支出的增加,农村居民对“奢侈食品”的消费可能呈现直线增加趋势,而对“必需食品”的消费呈现增幅递减的增加趋势。

2.控制变量中家庭人口数与食品消费负相关,而地区虚拟变量显示东、中部人均食品消费高于西部。对人均食品支出的实证分析。变量lnts的系数为负,且均通过1%的水平的显著检验,表明其他条件不变时,人均食品消费支出随着家庭规模的扩大而降低。而变量lned只在普通OLS+稳健标准差方法下通过显著检验,且估计系数较小。此外,东部和中部虚拟变量的系数均为正,且通过1%的水平的显著检验,表明东部和中部地区农村居民的人均食品消费高于西部地区,这一结论与现实相符。

(二)食品内部需求系统模型的估计及分析

1.模型估计与参数检验。本文采用计量软件Stata12,利用似不相关回归法估计系统方程。QUAIDS模型方程组间存在扰动项自相关,SUR估计量将随机误差的协方差矩阵的行列式最小化,通过变化方程消除了残差序列间的相关性,并通过多次迭代至收敛。

(1)二次项参数的显著性检验。该参数决定了恩格尔曲线的开口方向。参数检验的原假设为,对于任何给定的i均成立。实证检验表明,除猪肉测算方程,其他的方程参数均在5%或1%的水平上拒绝原假设,表明除猪肉外的食品的消费支出份额与总支出呈现曲线关系,只有猪肉随着食品总支出的增加,支出份额才会呈线性增长。因此,QUAIDS模型比AIDS模型能更好地估计农村家庭食品消费结构。

(2)人口统计学特征变量的Wald检验。Wald检验的原假设为,人口统计学特征变量对消费模式的决策不具有显著性影响。正如理论模型所预期,农村家庭户规模、农村市场化程度、东部和中部地区虚拟变量均在1%的水平上拒绝了原假设,表明控制变量的加入显著影响农村家庭食品消费模式的决策,能够优化估计结果。

2.支出弹性与边际支出份额显示粮食和植物油对农村居民是正常品,其他均为奢侈品,而农民对蔬菜和猪肉需求最为迫切。根据消费需求理论,需求支出弹性小于0的商品为劣质品,界于0与1之间的商品为必需品,大于1的商品为奢侈品。

3.价格弹性的分析。最缺乏弹性的食品是植物油(-0.2213)、猪肉(-0.2307)、水果(-0.3088)和蔬菜(-0.3586),表明它们是当前农村居民的生活必需品。最富有弹性的食品是羊肉(-2.0384)和家禽(-1.3591),表明羊肉和家禽的需求会随其价格的变动出现更大幅度的变化。

从食用油属性来看,猪肉对植物油具有较高的正弹性(2.5152),表明二者是替代品,且弹性较大,影响当前大部分农村居民选择食用动物油还是植物油的主要因素在于价格。

从富含蛋白质属性来看,最富有交叉价格弹性的是鱼虾对蛋类(8.4993)、鱼虾对牛肉(8.0714),表明农村居民对鱼虾价格的变动最为敏感,即使价格的小幅波动,也会大幅增加农村居民对蛋类和牛肉的需求;其次,农村居民对猪肉价格的变动也较为敏感,猪肉价格的小幅波动也会增加农村居民对蛋类的较大需求(猪肉对蛋类:5.5945);此外,牛肉对鱼虾(1.9007)、蛋类对猪肉(2.5796)、蛋类对鱼虾(1.8171)也具有正的交叉价格弹性。

此外,猪肉和鱼虾、羊肉和鱼虾之间具有较高的负的交叉价格弹性,表明它们是高度的互补品。除此之外,其他食品相互之间的替代和补充关系较弱。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一)本文结论

本文基于二阶段需求系统模型,构建农村居民家庭人均食品需求模型和食品内部具体食物种类的需求系统模型,分析中国农村居民食品消费行为与食品消费结构,得出如下主要结论:

1.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家庭规模和地区变量是影响农村家庭人均食品支出的主要因素。随着人均生活消费支出的增加,农村居民对“奢侈食品”的消费呈现直线增加的趋势,而对“必需食品”的消费呈现增幅递减的增加趋势。

2.QUAIDS模型比AIDS模型能够更好地估计农村家庭食品消费结构,且农村家庭户规模、农村市场化程度和地区等人口统计学特征变量显著影响农村家庭食品消费模式的决策,能够优化QUAIDS模型的估计结果。

3.支出弹性和边际支出份额的测算结果表明,对于当前我国农村居民来说,只有粮食和植物油属于正常品,而蔬菜、猪肉、牛肉、羊肉、家禽、蛋类、鱼虾和水果仍属于奢侈品,且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民对蔬菜和猪肉的需求最为迫切,再次是鱼虾、水果和家禽,最后是植物油、牛肉、蛋类和羊肉。

4.价格弹性的测算结果表明植物油、猪肉、水果和蔬菜是当前农村居民的生活必需品。羊肉和家禽的需求对价格的反应最为敏感。此外,研究还发现无论是具有食用油属性的食品,还是富含蛋白质属性的食品均表现出较强的替代关系。

(二)政策建议

建立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长效机制。收入是影响农村居民食物消费的重要因素,应该采取措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提高农村居民尤其是中西部农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速水佑次郎(1986)根据日本等国农业发展的历史进程,将农业发展划分为以解决粮食问题为核心的低收入阶段、以解决贫困问题为核心的中等收入阶段和以解决农业调整问题为核心的高收入阶段。我国农业从追求粮食产量阶段,现已推进到增加农民收入为任务的阶段。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的提高,不仅需要继续增加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的增长,如继续发展乡镇企业、减少入城打工的障碍等,而且要增加经营性收入,提高食品加工程度,发展畜牧业、水产养殖业、蔬菜水果等园艺业,使得农业从业者通过多样化的生产,获得更高的收入。

保证粮食安全需要继续充分利用世界市场。城乡居民尤其是农村居民对非粮食物如肉禽蛋奶的需求量增加是未来趋势,这些产品需要更多的饲料粮投入。我国需要充分利用世界市场,在保证口粮基本自给的前提下,不仅进口饲料粮等,同时要进口畜牧等成品。

责任编辑:邓康林

作者:胡发刚

农村ELES模型居民消费论文 篇2:

双循环背景下内蒙古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变化趋势及优化路径

摘 要: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经济发展背景下,居民消费升级是扩大内需和有效构建经济双循环的重要推手和内生动力。本文依据ELES模型从城乡居民消费倾向与需求弹性视角探讨内蒙古城乡居民消费升级的困境,得出结论:城镇居民的消费重点集中于居住,农村居民消费重点集中于居住、教育文化娱乐与医疗保健。结合实证分析结论,就如何构建双循环新格局角度,给出了促进内蒙古城乡居民消费升级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双循环 城乡居民 消费结构 ELES模型 消费倾向 弹性系数

基金项目:内蒙古自治区统计局招标课题2017年内蒙古投入产出研究课题“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变化对内蒙古经济增长影响分析”成果(课题编号NMTC17—10)。
一、引言

2007年爆发全球金融危机后,各国逐渐产生贸易保护主义,去全球化趋势日趋明显。在这一大环境下,全球对外投资和贸易额均不断下降。在国外需求下降和国内经济结构调整的双重压力下,党中央部署了“要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重大战略决策。这一决策将构建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新格局,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明新的方向。

本文以内蒙古城乡居民为研究对象,从消费结构角度入手对内蒙古地区城乡居民消费结构进行细致的分析。通过构建ELES模型,精准把握内蒙古城乡居民的消费行为方向,深度挖掘内蒙古城乡居民消费结构优化路径。掌握内蒙古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变化趋势,从而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加快形成双循环发展的新格局。
二、基于ELES的内蒙古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实证分析

居民的各类消费支出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行为,而扩展线性支出模型(ELES)综合考虑了消费需求和价格因素同时对居民消费结构产生的影响。因此,将居民的各类消费相互联系,能够更好地反应内蒙古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的各项指标。

(一)建立ELES模型

2000-2019年间,内蒙古经济发展迅猛,城乡居民的消费水平与消费结构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因此,利用2000-2019年内蒙古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以及八类消费支出的数据建立ELES模型。由于2012年前后内蒙古统计局数据统计的调查方法、指标口径不同,故对2000-2019年数据进行分段分析。

由模型结果可知:总体上模型对于各类消费的拟合优度大部分在0.8以上,有些高达0.99,表明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对八类消费支出的影响显著,方程拟合度较好;并且,符合模型的设定,证明估计参数、具有经济意义。因此,可以基本认定内蒙古城乡居民对于各种消费的态度较为积极,消费支出预期较好。

(二)边际消费倾向

边际消费倾向说明居民在基本消费需求量被满足后,增加的收入导致的各类消费支出的增加量。其含义是以消费预期角度,量化城乡居民在将来对可能的各项消费支出增加的倾向。

表1可知:边际消费倾向总和皆小于1,这表明在2000-2019年间内蒙古城乡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并未全部用于消费,而是部分用于消费,部分用于储蓄。从城乡居民边际消费倾向总和可以看出,城镇居民更趋向于储蓄而农村居民更趋向于消费。

(三)需求收入弹性

由ELES模型计算推导出的公式,可以得到城乡居民2000-2019年各类消费品需求收入弹性,结果见表2。

2000-2019年间,城乡居民的八项消费品的需求收入弹性皆为正值。因此,当人均收入增加时,城乡居民的各类消费支出都会增加,仅增加幅度不同。

(四)需求价格弹性

根据2000-2019年内蒙古城乡居民消费的ELES模型参数结果并结合需求价格弹性公式,计算内蒙古城乡居民各项消费的需求价格弹性,结果见表3、表4。表格中加粗的数据表示的各项消费需求的自价格弹性,其余数据是相应消费需求的交叉价格弹性。

由表3可知,城鎮居民各项消费需求价格弹性中除食品的交叉价格弹性之外,其余各项消费品的价格弹性均小于零,这说明其余各类消费的需求和价格之间存在反向变动的关系。各项消费品的自价格弹性的绝对值明显高于其交叉价格弹性的绝对值,说明自身价格的变化对各类消费品的需求量影响最大。

由表4可知:在2000-2011年间,农村居民消费价格交叉弹性中除教育文化娱乐外,其余各项消费品的价格弹性均大于零。其中,居住消费的价格交叉弹性绝对值较大,明显属于农村居民的生活必需品。在2012-2019年间,除食品与衣着外,其余的农村居民消费价格交叉弹性均大于零。其中,居住、交通与通讯、医疗保健的价格交叉弹性绝对值较大,同样属于生活必需品。
三、内蒙古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变化趋势

内蒙古城乡居民在食品、衣着和教育文化娱乐等消费上的差异明显,而医疗保健、居住消费上也存在一定区别,内蒙古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进度明显慢于城镇居民。

(一)消费偏好变化

近年来,随着房价的不停上升,居住逐渐变成了城乡居民的消费重点和需求热点。城镇居民居住消费的边际消费倾向由上一阶段的0.07上升至0.1,农村居民居住消费的边际消费倾向由上一阶段的0.14上升至0.19。

城乡居民开始将教育和精神享受放在了主要位置,其边际消费倾向在城乡居民消费支出的边际消费倾向中的排名靠前,这说明物质消费得到满足的城乡居民,越来越注重提高自身和下一代的文化素质。

(二)需求量变化

2000-2019年间,由于食品属于必需品,城镇居民食品消费的需求收入弹性较稳定。而城镇居民的衣着需求收入弹性下降得十分明显,从1.07下降至0.11。生活用品及服务、交通与通讯、教育文化娱乐、其他用品和服务的需求收入弹性都有所下降,即收入增加,城镇居民对这四项消费的需求量皆有所下降,这与该消费的饱和现状有关。而城镇居民的医疗保健需求收入弹性却有所增加,即当居民收入有所增加,城镇居民对该消费品的需求有所增加,且影响作用逐渐增大。

2000-2019年间,农村居民的食品需求收入弹性同样变化不大。然而农村居民的交通与通讯消费需求收入弹性下降较为明显,从1.37下降至0.53。生活用品及服务、衣着、教育文化娱乐、居住的需求收入弹性都有所下降,这同样与该消费的饱和现状有关。而医疗保健、其他用品和服务的需求收入弹性有所提高,即农村居民在收入增加后对这几项消费的需求越来越大。

(三)价格“敏感度”变化

内蒙古城镇居民的居住自价格弹性上升十分明显,从0.067上升至0.502,这意味着居住价格变动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与日俱增;其他7项的自价格弹性都有一定程度的下降,下降最为明显的是衣着消费,从0.813下降至0.066,说明衣着的价格对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逐渐变小,其消费量基本稳定。食品对其他各项消费品的交叉价格弹性绝对值较大,这表明食品的价格变化对其他各项消费品的消费变动较大。

2012-2019年间,农村居民衣着消费自价格弹性的绝对值较小。即其他条件不变时,衣着的价格发生变化,衣着的消费量是较为稳定的。与此同时,农村居民的居住、生活用品及服务、交通与通讯、教育文化娱乐、医疗保健以及其他用品和服务的自价格弹性皆大于1,说明农村居民对这些消费品的价格反映强烈,商品降价有益于大幅度提高居民消费。
四、加快内蒙古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对策建议

创建“双循环”发展新格局的着力点是扩大内需,而消费是扩大内需的核心。所以顺应居民消费的趋势,针对不同消费群体、消费特点,在各方面精准施策,使外在动力有效激发居民消费的内在活力。基于内蒙古城乡居民消费中不同特点的分析,提出以下几个方面的对策建议:

(一)统筹城乡社会经济发展,提高农民收入

当前,在构建双循环新格局过程中,消费升级既要关注收入问题,更要关注收入分配问题。长期的“二元经济结构”使得农村居民低收入的状况十分严重,反映出城乡统筹发展与国民收入分配失衡的问题。由于城乡可支配收入的差异导致城乡居民消费质量差异显著,农村居民各项消费的增长被可支配收入所限制,因此在保证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稳步增长的前提下应统筹城乡社会经济发展,对农村、农业、农民问题给予更多的关注,将增加农民收入放在重要位置,这关系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局。

(二)调整产业结构,顺应消费需求

根据居民的消费需求相应地调整产业结构,顺应居民消费的新趋势。依靠ELES模型对内蒙古城乡消费结构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城乡居民的消费偏好和边际消费倾向都有变化。如今,居住成为了城乡居民共同的消费热点和需求重点,农村居民对于教育文化娱乐、医疗保健这两项消费同样存在偏好。根据新的消费需求进行产业结构的供给侧改革时,应该扶持发展房地产、文化、旅游、健康等行业,顺应发展这几类消费的快速增长。这样不仅有助于进行产业结构的升级,更有助于扩大居民消费为内部大循环提供最原始动力。

(三)关注消费热点,制定价格策略

根据城乡居民不同的消费热点以及对各类消费的“价格敏感度”的不同,针对城乡居民制定相应的价格策略。医疗保健和居住消费的价格对城镇居民的影响较大,居住、生活用品及服务、交通与通讯、教育文化娱乐、医疗保健、其他用品和服务消费的价格对农村居民的影响较大。对于城乡居民影响较大的医疗保健和居住的价格应该适当降低,在生活用品及服务、交通与通讯、教育文化娱乐、其他用品和服务这4项消费的价格上可以针对农村居民进行价格定制,从而更好地刺激城乡居民整体消费水平,从而推动双循环新格局的构建。

(四)保持房价的稳定性,促进消费结构优化升级

现阶段,居住消费已经成为了内蒙古城乡居民的消费热点,无论是从居住的边际消费弹性以及需求收入弹性来看,都表明居住消费成为了城乡居民共同的消费偏好。一旦房价增长得过快,必定会使得收入在其他类消费上的支出减小,更加不利于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因此,在双循环新格局下,有必要控制房价的过快上涨,制定合理的住房价格,引入规范化的管理体系,来促进内蒙古房地产的不断发展,同时促进居民的多样性消费,促进消费结构的优化升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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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内蒙古财经大学)责任编辑:张莉莉

作者:冯利英 马旭 牛雨佳

农村ELES模型居民消费论文 篇3:

消费水平影响因素研究

[摘 要]近些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居民的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但是相对于较高的储蓄率和投资率,我国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呈下降趋势,消费水平的增速低于居民收入的增速,反映了消费对经济拉动的不足。文章运用了消费经济理论对武汉市消费水平的影响因素展开分析,确定了5个主要影响因素:地区人均生产总值、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人口自然增长率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选取2001—2017年的相关数据,采用了计量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多重共线性和异方差的检验并修正模型,由此得出结论并提出提高居民消费水平的建议。

[关键词]居民消费水平;计量分析;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DOI]10.13939/j.cnki.zgsc.2020.12.027

1 研究概述

1.1 引言

中国经济从改革开放以来飞跃式进步,大体上国家的经济按照三步走战略部署,而从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总收入的变化也是明显增加,从中国统计年鉴查找,1989年的国民总收入为1.7万亿元,是1980年的三倍多;1990年的国民总收入是1.87亿元,而在2000年增长为9.8亿元;从这个数值可以看出国民经济发展是多么迅猛,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会赶上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而推动经济快速增长往往是消费、投资和出口的“三驾马车”。从目前来看,我国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0%~40%,而在西方发达国家是70%左右,这表明我国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不足。因而,可以转变我国经济发展模式或消费模式,主要是增加内需来稳定国内经济增长。

对于武汉这样的大城市来说,生产总值大,消费水平表现不足,从武汉市统计年鉴可以看到,2000—2004年这个时间段武汉的人均生产总值和人均消费呈现不明显的增长,2004年以后,两者开始大幅增长。之后呈现出人均消费占人均生产总值逐渐下降趋势,差额越来越大,比值由2008年的 42.8%下降到2017年的32.4%,这说明武汉居民的消费水平保持着较低水平。 从历史上来看,经济大萧条的发生通常是由于社会总需求不足, 所以一个地区消费水平的提高也会避免经济萧条,促进经济发展。因此,研究影响武汉消费水平因素,首先找出可能影响消费水平的因素,其次具体实证分析各因素对消费的影响大小以及显著性。文章的研究对象为武汉市居民,研究自变量为影响消费的主要因素,研究因变量为居民消费水平。研究的目的是讨论哪些变量对消费水平有充分的影响,进而影响武汉市的经济发展。

1.2 文献综述

自从凯恩斯把消费引入到宏观经济,不少西方经济学家就对消费做了大量的研究。这是因为消费函数理论是宏观经济学的基础理论之一,也是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中的重要部分。

1.2.1 西方的消费理论研究

Keynes(1936)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提出绝对收入假说理论,认为居民当期的实际消费和当期的实际收入存在稳定的函数关系。短期内消费者消费取决于收入的多少,收入增加,消费增加,但消费增加的速度小于收入增长的幅度。

Duesnberry(1949)在《收入、储蓄和消费者行为理论》提出了相对收入假说理论,强调了消费具有较强的“示范效应”和“棘轮效应”。即消费者有模仿和攀比性,其他人消费水平高,他也会努力提高自己的消费水平。“棘轮效应”就是说消费者当期消费不仅受到当期的收入的影响,还受到以前年度期的收入影响。

莫迪利安尼、布伦贝格和安东提出了生命周期假说。在假定人是理性的,消费者的唯一目标是追求效用最大化,得出人的消费水平不是取决于现期收入,而是取决于长期收入,每个家庭的消费是根据家庭一生的全部预期收入支出。

从研究消费问题的实证方法论上看,在宏观上较多地运用了统计方法、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对消费模型和消费结构进行实证分析。在微观上,微观数据库的创立和计算机不断升级,促进微观计量经济学的发展,为经济学家研究微观经济活动提供有效实证分析,也使得在研究居民消费问题时方法更加丰富,研究的角度可以更加开阔。

此外,还有学者从营销学的角度通过实证和阐释对消费者的消费行为进行了大量的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

1.2.2 国内关于消费理论的研究

由于中国的经济理论是处于马克思主义经济的时代,因此中国人对消费理论的研究比西方主义国家晚了很多年。主要采取理论演绎法和经验归纳法两种方法对中国的消费函数进行研究。前者主要是从某种理论框架出发,考虑当时的制度效应推导消费函数,并进行统计检验。后者是学者根据经验性给出一些决定消费需求的变量,用计量经济学方法进行回归并统计检验来增加或者减少一些变量,得到令人满意的结果。

臧旭恒(1994)分析了不同类型的收入对于消费者有何影响,得出消费主要取决于持久性收入,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消费膨胀的原因。余永定、李军(2000)以生命周期和永久收入假说理论为框架,建立了中国宏观消费函数,得出消费与实际收入,初始储蓄,价格水平有关系。 沈晓栋、赵卫亚(2005)运用了非参数模型对1981—2003年城镇居民消费倾向和收入弹性研究,发现消费结构有时变性。刘灵芝(2005)运用扩展性支出模型对湖北城乡居民的消费结构进行研究,发现湖北省城乡居民在不同时期消费水平、消费倾向表现有不同的特征。陈怡、欧阳朝旭(2009)采用了ELES模型对不同层次的城镇家庭基本需求和其他需求分析其需求弹性,得出我国在未来几年的消费由数量转向质量,绿色化和智能化是未来的消费热点。

虽然,国内大量学者参与关于消费的研究,并取得突破性进展,但是也仍然存在着很多的不足。首先,不少学者对居民消费问题定性研究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探讨,但在实证分析大都是以全国居民、城镇居民或农村居民总体为研究对象,很少涉足对个体消费行为的研究。其次,从目前研究现状看,对居民的消费行为理论体系和架构并没有完整概括,只是单方面对消费水平、消费结构进行方法论的研究。最后,居民消费行为是一个个体化行为,也受到居民自身因素,比如居住环境、自身条件等影响,因此必须进行大量数据收集分析。寻找居民行为变量的相关性,但往往數据资料不完整导致分析结果偏差。

2 居民消费水平影响因素

2.1 消费水平的理解

消费指的是人们在交易过程中能够满足人们需求的行为。广义的居民消费水平既包含消费者购买的消费品数量,也包含消费品的质量满足要求。狭义的消费水平人均消费品的数量,文章采用的是狭义的居民消费水平。

2.2 武汉市的居民消费现状

近年来,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国内生产总值稳步上升,武汉市的经济也稳步增长,人们收入水平上升,相应的消费水平也就上升,但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却有所不同,根据湖北省统计局武汉市的统计年鉴可以看到城乡居民差距逐渐拉大,显现出极大的不均衡。

2.3 武汉市居民消费水平影响因素选择

经济生活中,影响居民消费的因素有很多,比如商品价格、消费者的收入、消费者偏好、市场消费的倾向等,但不可能将所有的因素包括进去,考虑到武汉市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和样本的随机性,文章选取以下四个主要变量来研究对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

2.3.1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是衡量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好坏的指标,反映该地区综合实力和财富状况。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是影响居民消费水平的关键因素,一般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越高,则消费水平越高。

2.3.2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根据传统和现代的消费理念,收入水平是拉动居民消费水平的根本动力,而现在城乡居民贫富差距还是很大,两者的消费水平明显不一样,分别选取了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两个变量来研究对消费水平的影响因素。

2.3.3 人口自然增长率

人口自然增长率是一个城市自然增长趋势和程度,人口总量和人口年龄结构影响消费结构,导致人均物质和文化消费水平的变化,选取了人口自然增长率作为影响消费水平的一个因素。

2.3.4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商品价格对消费具有很大的影响,一般来说两者呈反向关系,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反映了所有商品有物价变动的一个趋势,进而导致消费的变化一般收入一定情况下,价格越高,支出越少。

3 居民消费水平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3.1 数据来源

文章选取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口自然增长率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四个变量来分析对武汉市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选取的数据为2001—2017年的指标数据,来源于《武汉市统计年鉴2018》和《湖北省统计年鉴2018》。

3.2 描述性统计

通过变量的描述统计可以看出消费水平,尽管最大值是41285元,最小值是6074.76,最大值和最小值相差较大,但通过标准误差可以看出总体变动还好。但是对于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变量,最大值和最小值相差28000左右,且标准误差为31058.68,所以这个变量的总体波动很大,在模型的时候可能显著性很小,其他变量变动还好。

3.3 模型设定

3.3.1 模型的假设(5个假设)

3.3.2 模型设定

基于以上的假设文章设定多元回归线性模型:

利用Eviews对上述数据进行简单的OLS回归结果分析,如表2所示。

由此可见,该模型的R2=0.961,F=54.86,虽然模型的拟合化程度高,F检验通过,但在显著性水平为0.05的情况下,x2,x4,x5的t值都低于2,不仅系数不显著,x1的符号明显与经济理论不符合,这表明模型可能存在多重共线性。

3.4 模型检验与修正

3.4.1 多重共线性检验

计算各解释变量的相关系数。

从相关系数表可以看出,x1与x2,x3,x4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x2与x3,x4存在多重共线性关系。

3.4.2 多个有约束模型的回归

从表1可知x2和x3之间存在高度线性相关,因此建立两个回归结果分别剔除x2和x3。

(1)建立Y=β0+β1x1+β2x2+β4x4+β5x5+μ的有约束的模型,剔除x3对其进行回归结果分析,如表4所示。

建立Y=β0+β1x1+β3x3+β4x4+β5x5+μ有约束的模型,在剔除了变量x2的基础上进行OLS回归可以得到以下方程,如表5所示。

对比方程二三可以得知,在方程二中剔除变量x3后得知变量x2的t=7.6,R2=0.9468,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依然显著,对于方程三中剔除了变量x2后变量x3的t统计量为9.1759,R2=0.9614,经过对比以上两个方程可以看出方程三的拟合程度更好,對比除x2和x3其他变量的显著性并没有比较大的影响,x1在方程二和方程三中依然显著,其他自变量依然不显著,对于x2和x3得知x3自变量的显著度更高,拟合程度更高。所以剔除变量x2,保留变量x3。

(2)对比表1还可以看出x3和x4相关系数为0.86,可知两者高度相关,在回归模型三的基础上设定两个约束模型分别剔除x3和x4的模型四和模型五:

建立Y=β0+β1x1+β3x3+β5x5+μ,在剔除x4的基础上回归模型的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

建立Y=β0+β1x1+β4x4+β5x5+μ,在剔除x3基础上对模型回归进行分析,如表7所示。

对比模型四和模型五回归的结果变量x3和x4分别在模型四和五中在0.01的显著水平上显著,但可以看出变量x1显著性水平0.01在模型四中显著,但是在模型五中却不显著,x5在模型四中系数是负,但是模型五中系数符号变为正,而x5是居民价格消费指数,按照通常的经济理论可以知道价格越高居民的消费水平会降低,可知模型五不满足。对比模型四R2=0.958,而模型五R2=0.691,通过对比可知模型四的模拟度更好,所选的解释变量根能解释消费水平变化的情况。

综上所述,采取模型四的模拟结果更好。

3.4.3 异方差检验

对模型四得到的方程做异方差检验可以得到表8。

可以得知模型四不存在异方差,则模型四是一个好的模型,参数估计模型有良好的统计性质,OLS估计是有效一致的。可以把模型四作为比较优的模型。

即模型:

表示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农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增加1元,居民整体的消费水平就增加2.13元,且影响不仅经济显著而且统计显著,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也影响居民的消费水平,居民的消费价格水平提高1%,居民的消费水平减少173%,这还是有点不合理,其他没有包含的因素不是就不影响居民消费水平,而是在去掉异方差和多重共线性的情况下,农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对消费水平影响大而已,但是如果在其他模型和条件下,这些变量或者还没有列出的变量也对具体消费水平有显著影响,这正是模型欠缺的部分。

4 提高武汉居民消费水平的对策

根据以上量表分析可知,影响武汉居民消费水平的最主要因素是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因此想要提高居民的消费水平,必须提高居民的收入。

4.1 改善生产力,提高居民整体收入水平

收入是消费的基础,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促进产品种类丰富,可以给社会提供更多的消费品,进而改善人们的消费结构,从而提高居民消费水平,然而中国是农业大国,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低是居民消费水平难以提高的原因,因此应该缩小贫富差距,刺激消费,扩大内需。增加其收入有以下两个办法。

第一,优化产业结构,提高产品的品质。调整和优化农业产业的结构,大力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加快生产经营方式的转变,由粗放型向集约型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运用科技技术,提高产品质量和产品的附加值,增加收入。

第二,培育新型的人才更能更加非农业收入。加强农村居民的素质教育,提高教育程度,提高生产效率。同时大力发展乡镇企业,鼓励发展第二、第三产业,转移剩余劳动力,拓宽增收渠道。政府加大对乡镇的投资和支持,加强对于农村居民的技术培训和资金支持,提供充足信息,合理引导农村居民的就业和职业流动,增加其收入来源。

4.2 稳定物价水平

物价的不稳定会使居民实际购买力降低,从而减少商品消费,因此,想要提高居民的消费水平,就要稳定物价。首先,要充分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努力消除不良影响,消除成本要素上升的压力,正确引导市场合理预期,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其次,要规范市场秩序,加强市场监管,严厉打击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等扰乱市场价格的违法行为,保持市场价格在合理范围内,加大对特定公共行业补贴力度,保障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以此提高消费者的总体水平。

4.3 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优化消费环境

社会保障的不完善,使居民对未来消费支出预期增加,居民的消费水平受限于医疗、教育、养老支出等,因而现期的消费水平受到许多因素的抑制。只有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加快建设和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体系,為人们解除后顾之忧,才能释放居民对未来各项支出的理性预期,释放消费需求。首先,完善社会保险医疗制度,增加社会保险的覆盖面,建立覆盖全国城乡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努力做到有病所医、老有所养;其次,完善农村的义务教育制度和教育收费制度,降低教育成本;最后,大力培育和完善农村消费市场,改革农村商品的流通体制,政府要加强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农村销售网络,组织和引导企业向农村流通,做到家电下乡等工作,加强对农民的补贴力度,释放农村市场的巨大消费需求。

4.4 引导合理消费,鼓励适度消费

应注重舆论导向作用,在消费观念和消费习惯、消费方式等方面加强消费教育,倡导文明科学的消费观念和行为,保持适度消费水平,提高消费知识水平和合理的消费结构,引导居民树立新型的消费观。同时,还应鼓励居民合理而科学的进行精神文化消费,不能一味地以节俭为美德,增加储蓄,改变居民量入为出的观念,鼓励积极适度超前消费,使居民逐渐接受信贷消费的新观念,开拓消费型新领域,提升居民消费层次和改善消费结构,促进社会消费水平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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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玲玲(1995—),女,汉族,贵州遵义人,湖北大学商学院企业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物流与供应链。

作者:张玲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