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居民消费影响因素分析论文

[摘要]运用凯恩斯绝对收入假说建立模型，对1995~2006年江苏省农村居民的收入与消费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村居民消费与收入之间存在显著的线性关系。据此，提出促进江苏省农民消费的途径，即：建立规范有效的农业投入体制；建立高效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机制；完善消费环境；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农村居民消费影响因素分析论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

农村居民消费影响因素分析论文 篇1：

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因素分析

摘要通过分析影响农村居民消费的各个因素，包括农村居民的家庭收入、GDP水平、物价水平、恩格尔系数等，采用1978—2015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农村居民消费、收入的数据，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因素进行量化处理以及定性分析，运用多元线性回归对这些因素进行逐步回归，并建立影响因素之间的关联程度，进一步进行多重共线性分析。 结果表明，影响农村居民消费的最主要因素是居民收入水平，其次是消费价格指数，最后是恩格尔系数。

关键词农村居民；消费现状；影响因素；多元回归分析

A

Key wordsRural residents； Consumption status； Impact factors；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我国经济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从投资和消费的关系来看，消費已经成为我国新时代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在扩大内需战略的带动下，消费的基础性作用会进一步得到发挥。近年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50%以上。我国促进消费、扩大内需方面最大的潜力在农村，截至2016年底我国农村居民人口数为5.897 3亿，占全国总人口数的比重为42.65%；2016年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为37.1%，仅相当于2005年我国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水平。持续的收入分配体制、教育体制、医疗体制、住房体制及社会保障体制等的改革，使得城乡的收入、消费差距也越来越大[1]。我国农村居民庞大的人口基数与城乡消费水平的巨大差异表明，我国农村居民消费增长潜力巨大，并且对我国宏观经济结构调整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因此，我国农村居民消费变化以及影响消费变化的因素成为促进内需增长、转变发展结构的重要内生变量，受到学术界的关注[2]。

1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现状

1.1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总体滞后从总体上看，城镇居民消费格局长期高于农村居民消费。一直以来，农村居民内部的消费差距不断扩大，消费需求明显偏低的问题也没有得到有效解决。杨永忠[3]曾经提出，在我国居民消费中，消费市场发展不尽合理，消费需求严重不足，它的症结主要是在广大的农村地区。我国农村消费市场发展严重滞后，从消费份额上看，2016年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8.9万亿元，城镇以下的全县及县以下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2.9万亿元，仅为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32.5%。从2011—2015年的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看（图1），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尽管呈上升的趋势，但是与城镇居民相比仍有很大差距，农村消费市场仍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城乡差距突出问题很有可能成为制约农村经济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障碍。

1.2农村消费层次偏低农村居民消费市场的质量与城市相比很低，这个问题是非常突出的，传统的农村居民消费观念是崇尚节俭，消费偏好是使用廉价的购物清单，存在自给自足，封闭和不理性消费的特征，国际上常用恩格尔系数表现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发展水平，即在消费领域食品占总消费支出的比重，从1990—2016年《中国统计年鉴》的年度支出数据（表1）可以看出，农村居民的食品支出的比例，尽管呈现下降的趋势，但仍占约一半的比例，其次是住房，约占5%，其他消费所占比重较小，可以看出当前农村居民消费需求水平层次较低，消费观念更多是倾向于生存需要，而诸如文教娱乐、交通通讯、医疗健康和生活质量等服务型和享受型的消费需求明显不足[4]。

1.3农村消费市场启动难度较大我国有近7亿的农村人口，接近全国居民人口总数的一半，但只消费了全国1/3的商品，存在巨大的消费潜力，但是农村消费市场启动难度同样很大。首先，从我国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消费的增长态势来看，城镇居民消费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而农村居民消费比重虽然呈现上升趋势，但是与城镇居民相比，总体差距持续扩大。其次，近年来农村居民的内部收入差距也有所增加，农村家庭出现消费断层，少数富裕家庭更倾向节约消费，大部分农民由于收入过低，家庭购买力不足，只能满足基本温饱需求，很难将潜在需求转化为即期需求。最后，农村居民生活消费受很多因素的综合影响，要提高农村居民的消费能力及消费水平，需要制定长期的协调和合作政策，仅仅依靠单方面的政策调整，提高农民收入，很难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居民消费不足的问题[5]。

2农村居民消费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2.1变量的选取和定义我国农村市场的消费需求存在严重不足，许多因素制约着农村消费市场的启动。根据1978—2015年面板数据，构建计量经济学模型，主要从人均GDP、农村家庭人均收入、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等角度[6]，实证分析影响我国居民消费行为的制约因素，以及这些因素对居民消费状况的影响程度，重点分析了农民收入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探讨我国农村消费市场需求不足的原因。其中：人均GDP作为经济学中衡量经济发展状况的指标，是最重要的宏观经济指标之一，该研究用总产出（即社会服务与社会产品的产出总额）/总人口表示人均生产总值；农村家庭人均收入用《中国统计年鉴》中全国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表示；对于农村居民价格指数，由于统计年鉴中的收入支出都是名义值，并不是实际值，因此需要对其进行处理，以上年的居民价格指数为基数（上年=100），处理后得到的1978—2015年的居民价格指数具有更强的可比性。

安徽农业科学2018年

2.2数据来源以全国农村居民为分析对象，统计数据来源于1978—2015年《中国统计年鉴》，如表2所示。

2.3研究模型的设定

2.3.1模型数学形式的确立。为分析居民消费支出（Y）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X1）、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X2）、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X3）、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X4）之间关系，分别绘制散点图（图2～5）。

从散点图可以看出，农村居民消费水平（Y）和X2大体呈现为线性关系，和X1、X3也呈现为线性关系，与X4的关系是否线性并不明显，但是消费支出及各影响因素差异明显，其变动的方向基本相同，相互之间可能具有一定的相关性，探索将模型设定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形式：

Y=β0+β1X1+β2X2+β3X3+β4X4+UI （1）

式中，Y表示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元）；X1表示人均GDP；X2表示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X3表示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年=100）；X4表示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UI表示随机扰动项。

2.3.2模型的参数估计。利用Eview软件计算相关系数，做Y对X1、X2、X3、X4的回归，结果如下：

Y=-4 584.354 0-0.031 7X1+1.000 1X1+52.015 7X3-15.816 4X4 （2）

（0.152 9）（1.100 9）（11.082 0） （4.190 1）

t =（-2.073 0）（9.903 7）（4.6937）（-3.774 7）

R2=0.999 268，F=11 269.67，n=38。

2.4经济模型的检验及修正

2.4.1经济意义上的检验。模型（1）中，β1表示农村居民人均GDP对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人均GDP越高，居民消费水平也应该越高，两者应呈现正向相关关系，即β1>0；β2表示居民家庭纯收入对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的影响；β3表示价格指数对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的影响；β4表示恩格尔系数对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的影响。由公式（2）可知，所估计的参数β1=-0.031 7<0，X1的符号与事实相反，不符合变量参数中确定的参数范围。这与理论分析和经验判断不一致。

2.4.2统计意义上的检验。公式（2）的R2= 0.999 268，可决系数很高，这说明所建模型整体上对样本数据拟合较好，即X1、X2、X3、X4对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绝大部分差异做了解释。F检验值为11 269.97，应拒绝原假设，说明回归方程明显显著。但是α=0.05時，国内生产总值X1的符号是负数与预期不符，这表明可能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需要进行计量经济学上的检验。

2.4.3计量经济意义上的检验。

2.4.3.1多重共线性分析。分别选取X1 、X2、X3、X4各解释变量，让Y对X1、X2、X3、X4分别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见表2。

利用Eview软件计算相关系数，结果表明，农村消费支出Y与农民家庭收入水平X2拟合度最高，R2=0.997 789，其次是国内人均生产总值X1，X1与Y的拟合度达到0.989 389。又从自变量间的相关系数（表3）可以看出，X1与X2之间的相关系数很高，可认为模型存在多重共线性。

为了进一步了解方程的多重共线性，做Y对X1 X2的线性回归分析，结果见表4。

表4回归结果显示，引入X1和X2后，R2=0.997 790，大于Y与X1回归后得出的R2=（0.997 789），但t1（a）=0.921 2>005，不能拒绝原假设，即解释变量“国内人均生产总值”（X1）对被解释变量“农村居民消费支出Y”没有显著的影响。因此，以下模型剔除X1。

因为X3的拟合度（R2=0.966 492）明显优于X4的拟合度（R2=0.646 561），因此接下来进行Y与X2、X3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结果见表5。

引入X3后，R2=0.998 891，大于Y与X2回归后得出的R2（0.997 789），拟合优度较高，且模型中各解释变量t检验符合，表现出较强的显著性，因此X3不能剔除，保留进行下一步回归。

让Y与X2、X3、X4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结果见表6。

可用规范的形式将参数估计和检验的结果写为：

Y=-5 938.8880+0.795 8 X2+63.043 8 X3-8.7941 X4 （3）

（0.022 9）（10.182 1）（2.582 8）

t=（34.762 6）（6.191 7）（-3.404 8）

R2=0.999 173，F=13 696，DW=1.294 2。

引入X4后，可决系数R2=0.999 173，接近于1，说明所建模型整体上对样本数据拟合度非常好，F=13 696，模型明显显著。当α=0.05时，t检验符合，所在的系数估计值高度显著，说明X2、X3、X4对农村居民消费支出都具有显著影响，对系数估计值的解释如下：在其他变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如果农村家庭人均收入每增加1元，则农村消费支出平均增加0.80元。如果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每增加1%，则农村消费支出平均增加63.04元，；如果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每增加1%，则农村消费支出平均减少8.80元，所有的解释变量的符号与先验预期一致，即农村消费支出与家庭收入，价格指数呈正相关，与恩格尔系数呈负相关，此时模型中可认为不存在多重共线性。

2.4.3.2自相关性检验（DW检验）。对一个样本量为38，4个解释变量的模型，5%的显著性水平，查DW統计表可知，dL=1.019，dU=1.585，模型中的DW=1.294 2，介于两者之间，说明消费模型中不存在自相关，具有优良的统计性能。

3结论与讨论

该研究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在农村居民消费主要的3个影响因素中，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极大地刺激消费水平，其次是消费价格指数，最后是恩格尔系数，说明居民的消费水平还很大程度上受到经济生活的影响。消费价格指数、恩格尔系数这些因素是可以计量的，但通过改变以上影响因素来改善农民消费支出是难以完成的。而农村居民消费支出与人均家庭收入之间存在稳定的均衡关系，要刺激农民消费，必须增加农村居民收入，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我国农村居民消费与收入关系的变化过程也说明了这样的结论。

作为一个人口众多的农业大国，如何扩大农村居民的消费，对扩大内需、刺激经济、促进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现实生活中，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受许多因素的影响，不仅包括经济生活因素，也包括社会生活因素。其中经济生活国素主要包括家庭收入、人均GDP、恩格尔系数等，这些基本上都是可以用数据衡量的；但是居民的消费水平受社会生活因素的影响也很大，如农村的消费理念、消费结构、社会医疗保障等，这些因素大部分很难用数据去衡量，但对消费水平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7]。

参考文献

[1]

杨丽.农村居民消费率影响因素分析[J].统计与决策，2013（19）：130-133.

[2] 杨彬如.基于解构模型的中国农村居民消费影响因素分析：基于1999～2012年面板数据[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16，37（3）：129-134.

[3] 杨永忠.中国消费需求不足的区域波状模型及实证分析[J].财经研究，2013（12）：3-10.

[4] 纪路宇，王依佳，张文宇.我国农村居民人均消费影响因素实证分析[J].金融经济，2017（16）：40-42.

[5] 廖子夏.以四川为例浅析近年农村消费市场发展问题[J].商，2013（3）：136.

[6] 王浩军，张晓琳，马军敬.转型期我国居民最终消费率影响因素实证分析[J].商业时代，2014（35）：13-15.

[7] 唐颖.产业结构调整的未来与展望[J].现代国企研究，2015（8）：146.

作者：陶浪平

农村居民消费影响因素分析论文 篇2：

影响江苏省农村居民消费的收入因素分析

[摘 要] 运用凯恩斯绝对收入假说建立模型，对1995~2006年江苏省农村居民的收入与消费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村居民消费与收入之间存在显著的线性关系。据此，提出促进江苏省农民消费的途径，即：建立规范有效的农业投入体制；建立高效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机制；完善消费环境；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关键词] 凯恩斯绝对收入假说 收入因素 消费

一、前言

江苏省城乡居民在消费方面存在显著差距，2006年,农村人均消费支出为5842.3元,同年城镇居民的人均消费支出高达9628.59元，江苏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远落后于城镇居民。究其原因,国内诸多研究认为中国农民消费观念落后,不敢也不愿意消费。但是笔者认为江苏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少的本质原因不在于消费观念而在于收入有限无法满足消费愿望,基于这个推论，运用凯恩斯绝对收入假说建立模型,使用线性回归方法,对此进行实证分析。

二、江苏农村居民收入与消费关系实证分析

1.数据来源

本文涉及江苏农村居民人均全年纯收入和人均全年消费支出两项指标，所选数据年份为1995年～2006年，数据来源于1996年～2007年《江苏统计年鉴》。下表为江苏农村居民人均消费与收入表：

2.模型建立

本文依据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 建立模型， 模型的基本形式为：

Y＝a+bX

其中X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Y为农村居民人均消费。a为自发消费，且满足a>0，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b为边际消费倾向（MPC），且满足0

3.实证分析

以大型数据分析統计软件SPSS为辅助，作出江苏农村居民人均消费与收入关系的散点图如下：

图显示，散点大概在一条直线上或者附近，说明收入与消费之间可能存在较强的线性相关关系。根据表1数据分析计算可以得到：相关系数矩阵表（表2）、变量输入输出表（表3）、模型综述表（表4）、方差分析表（表5）、系数表（表6）。

综合以上信息可得回归方程式：

Y=290.0683+0.611X

模型的回归系数R为0.952。

由于290.083>0且0<0.611<1，符合经济理论，通过经济意义检验。由可决系数R2=0.907，说明模型在整体上拟合得很好，通过该回归模型，在农村居民平均消费的变化中，约有90.7%可由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的变动来解释，可以认为模型设立正确。由F=97.337>F0.05=4.965(df1=1，df2=10)可得模型通过F检验。因为DW线性检验值为1.955，接近数值2，所以可以认为模型没有自相关性。

由此可得出如下结论: 江苏农村居民收入和消费之间存在线性关系。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为0.611，意味着农村居民收入增量的61.1%被用于消费，这同长期以来江苏农村居民的收入偏低有一定关系，低收入的消费群体往往具有较高的边际消费倾向；较高的边际消费倾向意味着增加农民收入将有助于刺激农村居民消费。因此，江苏农村居民消费支出较少的关键因素是农民收入有限从而无法满足自身的消费愿望。要拓展江苏省的农村市场，促进农村居民消费，关键在于如何增加农民收入。

三、增加收入促进消费的

现阶段江苏省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农产品的出售及劳务输出。收入的不稳定及农民对收入增加的预期较低,使得农民要想储蓄的意愿增强,想要促进江苏省农民消费,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建立规范有效的农业投入机制

规范有效的农业投入体制的建立，有助于农业生产成本的降低，有利于高产、优质、高效、集约的农业产业化的建立，从而增加农民收入。具体应做到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增加对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要继续抓好水利、公路、农村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二是支持农业科技开发和推广体系建设；三是支持建立粮食等关系国计民生的农产品的支持价格制度和专项储备制度，建立农产品储备调节基金；四是支持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体系。

2.建立高效有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机制

首先在思想上要充分认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要尊重农民自主就业的权力。同时，也要把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纳入政府的统一管理之中，把剩余劳动力看作一个有机整体，统一开发，统一利用，统一管理，最大限度地开拓就业门路和增加就业机会，从而保证劳动力得到有效配置。

3.完善消费环境

随着市场经济进程的加快，抑制农民消费的不仅只有收入因素，非收入因素的影响也十分重要。例如：消费市场出现一些欺骗性消费、伤害性消费等损害消费者利益的行为和现象，将严重影响居民的消费信心。只有加大对市场，尤其是直接关系到人民生命健康的消费市场的监督力度和日常监督检查，如食品市场、医疗市场等，严格查处不法经营者制造假冒伪劣及有毒有害食品、药品的行为，努力为消费者营造放心消费的良好环境，才能在提升收入的同时，增强农民个人的消费安全感，提高消费信心，从而扩大消费需求。

4.建立和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现阶段的江苏农村社会保障明显呈现三方面的问题：保障体系不全，保障覆盖不广，保障水平不高。虽然江苏省加大了推进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力度，然而全省3700万农民，农保的覆盖率相对于城保而言水平还是低的。苏南苏北地区由于经济发展程度导致农村社会保障不平衡。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尚不健全，极大地影响了农民的生产和消费，成为农村发展经济的绊脚石。因此，应积极、稳妥、及时地建立和完善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适合江苏实际情况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大力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设，全面建立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制度，积极推进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建设，进而减少农民面临的预期风险，减小农民收入支出的不确定性。

参考文献：

[1]许 春 陈茂学:江苏农村居民消费和收入关系[J].江苏农村经济，2007，9（1）:53～55

[2]John Maynard Keynes.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Growth,Interest,and money[M].London:Macmillan,1936,72～83

[3]于俊年:计量经济学[M].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0，6:48～50

[4]陈劲松:2004年中国农村经济形势分析和2005年展望[J].中国农村经济，2005(2):23～25

[5]江苏省农调队课题组.江苏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实证分析[J].农民收入调查与研究，2002(50):48～50

作者：庄秀琴　吕　杰

农村居民消费影响因素分析论文 篇3：

基于灰色关联分析的农村居民收入动态分析

摘要：随着各种惠农政策的不断出台，为适应各种形式的变化，及时掌握农村居民增收的影响因素的变动变得极其重要。运用灰色关联聚类的方法从中部地区6个省中选出山西省、河南省、江西省等3个省作为研究省份，首先基于所选的中部3个省2009—2017年的数据，分析3个省农村居民的收入现状;然后在精准扶贫政策背景下，通过分析将数据分为2009—2013年、2014—2017年2个阶段，再分别运用灰色关联的方法分析农村居民总收入与其构成的灰色关联度，对比分析发现，各省的主要影响因素与总收入的关联度各不相同，但约束或促进总收入增加的原因却具有共性，并且3个省农村居民的工资性收入与家庭经营性收入的总和占比在缓慢下降，表现出农村居民的收入结构正在向多元化形式转变;最终针对如何增加农村居民收入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关键词：灰色关联分析;动态分析;农村居民;增收问题;收入结构;农民增收

收稿日期：2020-07-29

基金项目：河南省软科学研究重点项目（编号：202400410051）;河南省软科学项目（编号：172400410015）。

作者简介：张淑华（1995—），女，河南周口人，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灰色系统理论和农业系统工程。E-mail：hnshzhang@163.com。

通信作者：李炳军，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灰色系统理论和农业系统工程。E-mail：zzlbjun@163.com。

自2004年以来，中央以“三农”（农业、农村、农民）为主题连续15年颁布了中央一号文件。2004年提出促进农村居民增收问题;2009年强调了农村居民收入持续增长的重要性;2018年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等。这些文件足以强调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时期“三农”问题最高优先重视的地位，而“三农”问题的重点还是在于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是否能建成小康社会，重点是看贫困老乡能不能脱贫。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的概念，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也指出，要坚决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贫困户多为农村居民，因此，此项政策对农村居民增收也起到了积极的影响。

现有文献在各个方面运用各种方法对农村居民收入结构进行了研究，成果非常显著。王艳等根据1993—2013年面板数据，经过统计数据和构建计量经济模型分析了收入结构、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结构的影响[1]。徐会奇等实证分析发现，收入不确定性是影响消费的重要因素[2]。邱慧等基于2006—2015年山西省面板数据，研究了农村居民人均年收入与其他8项主要消费支出的关联程度[3]。张彧泽等选取2001—2015年我国31个省的面板数据，探究了农村居民的收入不确定性对消费结构的影响[4]。杨园争等追踪调查了我国8个省份农户的收入情况，运用计量经济学模型计算分析了收入流动对收入分配的影响[5]。张桓森等对吉林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发展变化趋势进行了分析，得出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都是快速增长的狀态，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越来越大的结论[6]。通过计算分析近年来的数据，发现工资性收入差异是引起地区间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差距形成的主要原因，同时也是缩小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7]。刘伟等以行业间、城乡间与地区间3个维度的收入分配差距为切入点，探究了我国收入分配结构的演变史，分析其原因并提出了相关对策[8]。Ren等实证分析得出，过大的城乡收入差距将影响经济增长的基础、运行和结果[9]。Kibriya等经过对印度经济的考察，发现减少农村贫困似乎比减少城乡贫困方面更有效[10]。刘赛红等选取2000—2015 年我国 30 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空间面板模型分析得出推动农业振兴、加强农村信贷投入有助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11]。詹长春等分析研究了医疗保障在收入再分配中产生的逆向效应，并提出解决该效应的相关政策建议[12]。

但大部分的学者仅对一个时间序列的纯收入或可支配收入进行分析，而以农村居民总收入作为因变量，将往年数据与现阶段数据作对比，分析其趋势变化的相关研究文献却很少。因此，本研究在精准扶贫政策背景下，试用2009—2013年、2014—2017年2个阶段的数据，用灰色关系聚类方法选出中部地区山西省、河南省、江西省等3个省进行研究，首先运用灰色关联分析的方法对比分析3个省的农村居民收入构成与总收入的关联度，探究农村居民的不同收入来源对总收入的影响程度，并基于结论提出使农村居民收入稳定增长的适当政策建议，以期为政府对农村居民增收政策的调整提供参考。

1 理论方法与数据来源

1.1 灰色关联分析理论

灰色系统是著名学者邓聚龙教授于1982年创建，它主要运用的对象具有贫信息、小样本、不确定性的特点。灰色关联分析[13]的系统中参考数列和比较数列2个因素之间的灰色关联度越接近于1，相应序列的几何形状越接近，联系越紧密，关联程度就越大，也即说明该比较数列因素是影响系统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农村居民的总收入及其构成具有明显的信息不完全、随机和模糊的性质，是一个比较典型的灰色系统。

下面是灰色关联分析的具体计算步骤：

（1）给出参考数列、比较数列;设本研究的系统行为序列为

X={xi|i∈N，N=0，1，2，…，m，m≥2;xi[xi（1），xi（2），…，xi（n）]，xi（k）∈xi，k∈K，K=1，2，…，n，n≥3}。

式中：x0（k），（k=1，2，…，n）为参考数列，代表农村居民人均总收入;xi（k），（i=1，2，…，m;k=1，2，…，n）为比较数列，代表总收入的影响因子（人均工资性收入、人均家庭经营收入、人均第一二三产业收入、人均财产性收入、人均转移性收入等）。

（2）对各序列进行无量纲化处理;令

Xi′=Xixi（1）=[xi′（1），xi′（2），…，xi′（n）]，i=0，1，2，…，m。（1）

（3）求X0与Xi初值像相应的分量之差的绝对值序列，记

Δi（k）=|x0′（k）-xi′（k）|，Δi（k）=[Δi（1），Δi（2），…，Δi（n）]，i=1，2，…，m。（2）

（4）求Δi（k）=|x0′（k）-xi′（k）|，k=1，2，…，n;i=1，2，…，l的最大值和最小值，记为

M=maximaxkΔi（k），m=miniminkΔi（k）。（3）

（5）计算关联系数

r0i（k）=m+κMΔi（k）+κM，κ∈（0，1），k=1，2，…，n;i=1，2，…，m。（4）

式中：κ为分辨系数（也称作灰数白化值），本研究取κ=0.5。

（6）求出关联系数的平均值即为所要的关联度，根据关联度数值大小进行排序，通过排序能反映出各因素对总收入影响的大小。

r0i=1n∑nk=1r0i（k），k=1，2，…，n;i=1，2，…，m。（5）

1.2 数据来源

通过对中部6个省（山西省、河南省、江西省、安徽省、湖北省、湖南省）2009—2017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进行灰色关联聚类，可将中部6个省分为2类（山西省、河南省、江西省、安徽省、湖南省为一类，湖北省自为一类），并用人均GDP来表现农村居民的贫困程度，进而更好体现精准扶贫等政策对农村居民收入结构的影响，从而提出更加精准的政策建议。因此，本研究拟选山西省、河南省、江西省、安徽省、湖南省等5个省作为研究对象，但因中部地区的安徽省、湖南省2个省的部分指标数据缺失，且通过聚类分析发现江西省与安徽省、湖南省的关联度较大，因此本研究选取中部地区的山西省、河南省、江西省等3个省作为研究省份，为保证数据分析的可比性，数据来源于2010—2018年《山西统计年鉴》《河南统计年鉴》《江西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本研究采用2009—2017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分析。根据统计年鉴指标解释，人均总收入为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指标。因此，本研究选取人均总收入作为参考数列，并选取人均总收入的四大来源以及人均家庭经营性收入中的人均第一二三产业收入为其影响因素，作为比较数列。

2 农村居民收入结构的灰色关联分析

2.1 农村居民收入结构现状

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环境的变化，经济的不断繁荣，我国农村也随之表现出许多新的情况，农村居民收入也出现了很多新的变化。

从整理的数据（表1）可知，2010—2017年中部地区山西省、河南省、江西省等3个省人均总收入绝对量不断增加，3个省农村居民人均总收入均实现成倍增长;江西省农村居民人均总收入由7 468.53元上升到 16 196.34 元，增幅为8 727.81元;河南省农村居民人均总收入增幅次之，为8 337.00元;山西省农村居民人均总收入增幅最小，为6 455.79元;山西省、河南省、江西省3个省的平均年增长率分别为11.27%、11.86%、12.06%，均低于全国1279%的平均年增长率。

从图1至图3可以看出，通过分析3个省农村居民各收入来源占总收入的比例，从总体看，山西省主要收入来源正在从家庭经营性收入转向工资性收入;而河南省、江西省2个省仍然是以家庭经营性收入作为主要收入来源，但2个省的工资性收入占比正在波动上升、家庭经营性收入占比有缓慢下降的趋势。体现了农村居民的收入来源正在由以第一产业收入为主转变为多样化形式的收入为主。因此，为了适应各种形式的变化，必须及时掌握农村居民收入结构变动的影响因素。

2.2 农村居民收入结构的灰色关联分析

在2013年精准扶贫政策提出的背景下，通过观察统计的数据（表1）发现，2014年相对于2013年3个省的总收入有较大的提高，2013年山西省、河南省、江西省3个省的人均总收入分别为9 102.63、11 345.00、10 864.47元，2014年3个省的人均总收入分别增至10 767.80、12 738.00、12 502.94元，增长率分别为18.29%、12.28%、15.08%，均高于平均年增长率（3个省人均总收入年增長率分别为11.27%、1186%、12.06%），增长率明显提高。因此，本研究将2009—2017年数据分为2009—2013年、2014—2017年2个阶段，通过灰色关联分析方法，分析农村居民收入影响因素对总收入的影响程度，计算各影响因素的关联度，并将各关联度排序，得出不同的影响因素对总收入的影响程度，分别得到3个省的关联度（表2、表3）。

2.2.1 工资性收入水平及构成变化

总的来看，山西省、河南省、江西省等3个省的工资性收入与总收入的灰色关联度，在2009—2013年河南省、江西省2个省的排名较低（第6名、第5名），表现出农村居民的就业率或工资薪酬在此阶段并不高，而山西省相对来说较高（第3名），已经体现出工资性收入对总收入的重要影响。在2014—2017年河南省、江西省2个省的排名逐渐提高（第2名、第3名），表明工资性收入对总收入的增加变得较为重要，符合2个省作为人口大省的基本省情;尽管山西省的排名下降到第5名，但其工资性收入仍占总收入较大比重，增加工资性收入依然至关重要;同时也说明，近年来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加大了农村居民的就业机会，这也是使得3个省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增加、关联度排名提高的主要缘故。

2.2.2 家庭经营性收入水平及构成变化

从2009—2013年来看，山西省、河南省、江西省等3个省的家庭经营性收入在3个省农村居民总收入中占据较大的比重，且关联度排序较靠前，表明在此阶段，家庭经营性收入是促进农村居民总收入增加的首要因素。山西省还处于以农业生产收入来促进总收入增长的阶段，而河南省、江西省2个省则是第三产业收入对总收入的增加产生较大的影响;第二产业无论是从绝对值上，还是关联度排名上均对总收入增收的贡献率较低;身为农业大省，中部地区的山西省、河南省、江西省等3个省对于第一产业收入的增加也不能忽视。

2014—2017年期间，3个省家庭经营性收入的灰色关联度有升有降，表现出3个省农村农业结构的动态变化：山西省正在由以单一的农业生产促进增收向农业与非农业共同促进总收入增长的方向发展;河南省以家庭经营性收入带动总收入增长的作用受到局限;该收入对江西省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影响是最大的，是江西省农村居民总收入不断增长的基础。同时体现出农村第一二三产业融合[14]的重要性。

2.2.3 财产性收入水平及构成变化

从表2、表3可以看出，2009—2013年、2014—2017年2个阶段山西省、河南省、江西省等3个省的财产性收入与总收入的灰色关联度排名变化波动较大，表明前期农村居民的财产性收入仍然有限，同时也可以反映出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并不完善，导致以土地流转、租金收入等方式的财产性收入受到局限;但后期由于农村经济的不断繁荣、土地政策的改革以及农村的基础设施得到改善等一些惠农政策的实施，加快了财产性收入的增长。特别是河南省，财产性收入的持续增长对农村居民的增收有非常大的影响。由于提升农村交通基础设施存量对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及其人均工资性收入和人均家庭经营纯收入均具有非线性正向促进作用[15]，因此3个省均须注重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

2.2.4 转移性收入水平及构成变化

2009—2013年阶段，在转移性收入与总收入的灰色关联度中，在河南省排名为首位，表明政府补贴带来的收益对河南省农村居民总收入的增长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在山西省、江西省的排名分别为第5、第6名，均比较靠后，表明这2个省的转移性收入对总收入的增长作用贡献较小，转移支付体系有待改善。2014—2017年阶段，3个省的转移性收入与总收入的灰色关联度排名均变为第3名，体现近年来国家的各项惠农补贴范围的扩大及对补助标准的改善，使农村医疗设施等建设得到完善，使得农村居民转移性收入不断增长，提高了3个省转移性收入对总收入增加的贡献率。因此，3个省应保持财政支农投入的增長，以满足促进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根本需求[16]。

在分2个阶段分析各影响因素对农村居民总收入的关联度的基础上，明确了现阶段农民收入结构变动的影响因素，可为接下来的预测分析、政策建议提供理论依据。

3 结论和建议

自精准扶贫政策提出以来，虽然3个省农村居民的总收入有明显增加，但平均年增长率仍低于全国平均年增长率，较难确保与全国建成小康社会的步调保持一致。同时3个省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逐步扩大，因此，要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工作重心在农村。通过对3个省总收入及其构成结构的分析，发现3个省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因素对总收入的影响程度为（2014—2017年）第三产业收入>第二产业收入>转移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性收入>第一产业收入（山西省）;x6>x1>x7>x2>x3>x4>x5>（河南省）;x2>x1>x7>x5>x3>x4>x6（江西省）。2014—2017年农村居民的工资性收入与家庭经营性收入总和占总收入比例3个省均在79%～82%之间，而2009—2013年阶段的占比高达 88%～94%，随着总收入的持续增长，工资性收入与家庭经营性收入的总和占比在缓慢下降，表现出农村居民正在向多元化形式的收入结构转变。

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冲刺阶段，要实现农村居民收入的稳定增长，提高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出农村居民增收的建议。

（1）促进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的提高。3个省应加快推进劳动力保障体系的健全、先进农业技术、管理方法的引进、农村人才队伍的建设，以及设施农业的发展[17]，促进农业转型及发展，从而保障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的稳定增长。

（2）保证农村居民家庭经济性收入的持续增长。3个省应加强水利设施、农业现代化、城镇化的建设，加大对“三农”扶持的力度，加快农村第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增强农村居民的环保意识[18]。

（3）为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的提高增添动力。3个省应加快落实土地流转制度、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深化农村金融机制、财税政策改革。

（4）增加农村居民的转移性收入。增加对土地、粮食以及大型农业机械的补贴，加大对农村医疗、文化娱乐等的投资。

综上所述，要不断加强省际、地市、各县之间的交流，引进国内外资金、项目，加强企业之间的合作，加大招商引资，建立当地的特色产业，同时可为农村居民双创工作提供更好的外部环境[19]。实现农村居民、企业、政府之间的相互促进，省际之间相互带动，进而实现农村居民增收，进一步缩小省际、城乡之间的差距。

参考文献：

[1]王 艳，郝丛卉，卢虹好. 收入结构、财政支出影响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实证研究[J]. 西安理工大学学报，2018，34（3）：364-370.

[2]徐会奇，卢 强，王克稳. 农村居民收入不确定性对消费的影响研究——基于灰色关联分析[J]. 华东经济管理，2014，28（2）：29-33.

[3]邱 慧，黄解宇，李 珏. 山西省农村居民收入与消费结构的灰色关联分析[J]. 数学的实践与认识，2018，48（12）：283-286.

[4]张彧泽，赵新泉. 收入不确定性对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影响分析[J]. 商业经济研究，2018（16）：40-44.

[5]杨园争，方向明. 中国农村居民的收入分配与收入流动性[J]. 劳动经济研究，2018，6（5）：3-19.

[6]张桓森，于卓熙，王丽敏. 基于联立方程和分布滞后模型的吉林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影响因素分析[J]. 统计学与应用，2015（4）：209-218.

[7]郭惠武. 中国地区间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变化及结构分解[J]. 开发研究，2018（6）：72-78.

[8]刘 伟，王 灿，赵晓军，等. 中国收入分配差距：现状、原因和对策研究[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8，32（5）：25-43.

[9]Ren B P，Chao X J. How does the urban-rural income gap affect the quality of Chinas economic growth？[J]. China Political Economy，2018，1（6）：136-148.

[10]Kibriya S，Bessler D，Price E. Linkages between poverty and income inequality of urban-rural sector：a time series analysis of Indias urban-based aspirations from 1951 to 1994[J]. Applied Economics Letters，2019，26（6）：446-453.

[11]刘赛红，王志飞. 农村信贷投入、农业振兴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研究[J]. 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19，35（3）：94-104.

[12]詹长春，郑珊珊. 农村居民医疗保障“逆向”收入再分配效应形成机制及克服——以江苏省为例[J]. 农业经济问题，2018（10）：85-93.

[13]刘思峰. 灰色系统理论及其应用[M]. 8版.北京：科学出版社，2017.

[14]郭 军，张效榕，孔祥智. 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与农民增收——基于河南省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案例[J]. 农业经济问题，2019（3）：135-144.

[15]任晓红，但 婷，王春杨. 农村交通基础设施对农村居民收入的门槛效应分析[J]. 经济问题，2018（5）：46-52，63.

[16]王 涛，赵 星. 中国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居民收入结构影响的实證研究[J]. 商业经济，2019（6）：3-5，43.

[17]胥慧敏，王秀丽，李 玲，等. 河南省设施农业发展潜力评价与布局优化[J]. 江苏农业科学，2020，48（4）：286-293.

[18]侯冠平，刘晓梅. 新形势下经济增长与财政支出对城乡收入不平衡性的影响[J]. 江苏农业科学，2019，47（13）：330-336.

[19]谭明交. 农业农村双创工作的成效机制研究[J].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19，40（8）：209-218.

作者：张淑华 李炳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