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环境公共事件中的媒介化商议——基于PM2.5事件的分析

2022-09-10

一、问题的提出

自1996年以来, 我国的环境群体性事件一直保持年均29%的增速[1]。如何在环境公共事件中实现政府与公众的良性互动、降低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发生频次并最终推动环境问题的有效解决, 成为我国环境治理的重要议题。在众多的环境公共事件中, 始于2011年的“PM2.5入国标”事件常被视为政府-公众良好互动的范本。本文以该个案为研究对象, 详细展现个案的过程并思考背后的作用机制, 以期能对上述议题有所启发。

2011年初, 北方多个城市频繁遭遇严重雾霾。10月22日, SOHO中国董事长潘石屹在其个人微博转发了美国驻华大使馆发布的一条关于北京空气监测数据的消息, 称“北京空气质量指数439, PM2.5细颗粒浓度408.0”。该微博迅速得到众多大V和媒体微博的转发。关于北京空气质量和污染治理的讨论在互联网空间迅速展开。与此同时, 政府一直坚持与公众对话, 积极回应各种质疑与诉求, 将公众意见纳入政府的环境决策。2012年3月, PM2.5指标进入最新修订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上述过程中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商议民主的核心特征, 即:“公民通过自由而平等的对话、讨论、审议等方式, 参与公共决策和政治生活。强调公共政策包括政治的合法性都是建立在公民自由、平等协商的基础上, 政治决策应该通过公众的公共商议而不是权力的途径来进行[2]”。

从2011年至2013年, 普通民众、社会精英和政府等主体借助互联网工具和传统媒体的新闻报道, 围绕“政府是否应该公开PM2.5数据”和“公布的PM2.5数据是否准确”等议题展开了公开的讨论和商议。其间, 多元意见实现了充分表达, 政府最终也给予政策回应, 实现了社会意见的政治吸纳。本文对该个案展开分析, 试图回应以下问题:第一, 此次媒介化 (me‐diated) 商议是如何展开的?第二, 商议过程背后的实现机制如何?第三, 商议民主强调“以公共利益为目标, 以公共参与为主体, 通过公共商议实现合法决策”。可见, 公共性是商议民主的核心要旨之一。那么在当前的社会和技术语境中, 此种媒介化商议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公共性?哪些因素造成了对公共性的侵蚀?第四, PM2.5事件中的媒介化商议扩大了环境政策的公众参与, 也有利于重建政府信任, 被认为有助于实现“环境善治”。那么其是否具有进一步推广的可能性?更确切地说, 促成此次商议实现的条件和要素是否具有可复制性?

二、媒介化商议的实现过程:多元主体的议题建构与行动策略

(一) 议题的建构:PM2.5的“问题化”

自从潘石屹在其微博中转发美国大使馆的空气质量监测数据以来, “PM2.5”这个概念从环境专业术语迅速变为网络热词, 真正进入大众视野。从2011年10月至2013年9月, 潘石屹每日都通过其个人微博播报北京及其他城市的PM2.5数据。当年11月, 潘还在微博发起名为“呼吁环保部尽快出台PM2.5的强制标准”的投票活动, 参与投票的人数将近6万人次, 其中98.9%赞成立法。另一位网络名人郑渊洁更是直接向北京环保局的微博“绿色-北京”发问, 此外, 从2011年11月26日开始, 连续两个月的时间里, 郑每日都在微博开“郑在评价北京空气质量”的调查, 每月汇总公布投票结果。

借助微博这一社会化媒体, 这些大V凭借自己巨大的粉丝数量和网络影响力, 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此次事件中的意见领袖。通过在个人微博发起投票或展开民意调查, 他们能够“将松散的民意汇集起来, 运用他们本身所积累的社会身份权力, 为底层民意代言, 进而促成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和策略性调解”[3]更为重要的是, 他们推动了PM2.5议题的“社会问题化”。所谓“社会问题化”, 就是“对构成社会问题的社会现象的一种显著化、尖锐化过程, 是预测社会问题严重性、揭示社会问题复杂性的过程”[4]。事实上, 早在2009年6月美国驻华使馆就开始对外公布PM2.5数据, 《南方周末》在2011年1月时也曾对PM2.5进行相关报道, 但均未获得普遍关注。直至2011年10月22日潘石屹发出“有毒害!”的微博之后, PM2.5才真正进入大众视野并作为一种对公众健康产生严重威胁的环境风险被认知。在公众和舆论的觉察和关注之下, “PM2.5严重超标”这一客观事实才真正被建构为一个明确的社会问题。

(二) 议题的扩散与放大:社会诉求的多样化表达

大v们的发帖与倡议得到广大网民的迅速回应。普通网民虽然鲜有显著的话语影响力, 但其数量多、规模大, 通过对热点议题的“关注”、“跟随”、“转发”, 以及对意见领袖倡议的积极参与, 他们将分散于网络空间的个人意见聚合形成公众意见并生成舆论合力。PM2.5议题兴起之初, 不少大v每日在微博上转发美使馆空气监测数据, 并附上当日的天气照片。一时间, 众多网友纷纷效仿, “转发美使馆PM2.5监测数据”、“天气随手拍”甚至成为不少网友个人微博的每日功课。此外, 更有网友以其独特的议题参与方式和鲜明的个人风格, 成为积极的网络行动者。摄影师王一坤选择每日在同一地点拍摄同一场景, 连续14天拍摄北京城东的空气污染状况, 真实直观地记录北京半个月来天气和空气情况的变化。北京城市学院的三名大学生拍摄了揭露北京空气污染内幕的纪录片《帝都迷雾—北京空气质量蓝皮书》。经由网络大v的转发或机构媒体的传播, 这些在线用户生产内容中日常化和个人化的叙事能够迅速激发公众的共鸣, 有效推动了PM2.5议题在社会层面的发酵与扩散。

在PM2.5议题的扩散过程中, 传统媒体尤其是强调公众立场的媒体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本文以《南方周末》为例, 分析这类媒体在事件中展开了怎样的议题建构。《南方周末》被认为是中国媒体中具有一定新闻专业主义的、具备精英意识和民间立场的报纸。该报对PM2.5事件展开了较为充分的报道:自2011年10月至2013年1月共刊出15篇深度报道;报道的信息源较为广泛, 除了政府官员和专家学者, 还包括环保NGO、环保志愿者以及普通民众。

从某种程度上说, 《南方周末》在PM2.5事件中扮演了“社会喉舌”的角色, 体现出鲜明的“民间/社会立场”, “倡导以民间/社会而非权威国家/政府的立场来报导和诠释新闻事件、写作新闻评论”[5]。其对PM2.5事件的报道注重公众角度, 常着眼于公众所关注的问题展开主动积极的调查和追问。2011年11月, 该报记者就“逐一采访了26个试点城市的环保部门, 试图真实还原我国PM2.5的监测状况”[6]。面对中美监测数据的差别, 《南方周末》也没有进行简单的道德批判, 而是选择对“这些问题背后的绵延十年的空气检测技术路线之争”[7]展开深入而充分的调查, 通过专业的报道为公众解惑。

在报道对象上, 报道倾向于聚焦民间行动和社会组织, 从而使社会层面的议题与行动得以放大。2011年11月, 北京网民“奇异的恩典”向北京市环保局提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 要求公布北京的PM2.5监测数据。虽然申请最终被拒绝, 但此次经历经过《南方周末》等媒体的报道, 在网络上引发广泛讨论, “要求政府公开数据”的公众呼声更加高涨。

值得注意的是, 《南方周末》对民间行动的报道并非简单的镜像式呈现。通过赋予民间行动某种特定意义, 报道在公众中能够引发普遍的情感共鸣与认同, 从而实现有效的“舆论动员”。早在2011年上半年, 环保NGO组织“达尔问自然求知社”就在民间招募志愿者并提供便携式空气质量检测器, 鼓励公众自测PM2.5数据, 并在微博和博客上公布监测日记, 但仅有少数环保人士关注。在PM2.5引爆网络热点之后, 《南方周末》刊登了以“我为祖国测空气”为标题的深度报道, 借助日常化的叙事手法, 全面展现了环保NGO倡导的空气自测行动。针对此次行动的缘由, 报道展开如下解释:“PM2.5指标迟迟未列入国家空气质量体系, 民间掀起了热热闹闹的自测行动, 如雨后春笋, 大有‘倒逼’官方发声的趋势。”[8]这些文字将空气自测行动建构成“民间自救行为”, 赋予其“环境正义与爱国情怀”。该诠释框架明显推动了公众强烈的集体认同:在线上, “我为祖国测空气”迅速成为网络热词;在线下, “我为祖国测空气”成为民众的行动范本, “我为南京测空气”、“我为武汉测空气”等多个版本的空气自测行动在多地展开, 从而使民间的环境诉求得到更大范围的扩散和更为清晰的表达。

(三) 议题的回应:从“官民对话”到“政治吸纳”

作为中国最高级别的机关报, 《人民日报》对PM2.5议题的报道代表了国家的立场, 传达了党和政府在PM2.5污染治理上的方针政策。其消息源多为政府官员和专家学者。该报的报道明确呈现了中央的明朗态度和治污决心, 强调中央在环境治理问题上与公众的一致立场;在报道中, 大量篇幅聚焦于中央在治理PM2.5污染上的各项措施和行动, 凸显政府的环境治理成绩, 着力建构积极、理性、可靠的服务型政府形象;面对公众对政府提供的空气质量数据准确性的质疑, 《人民日报》更是以官方姿态明确予以回应:“美国大使馆公布的是时均值, 目前国际标准对于PM2.5只有年均标准和日均标准, 没有时均值标准”[9], 并指责美使馆的做法“既不符合国际公约, 也不符合中国的要求, 既不严谨, 也不规范”[10]。总的来说, 《人民日报》作为“党的喉舌”, 代表国家立场, 在报道中全面呈现了政府治理空气污染的坚定决心和积极行动, 弱化了PM2.5事件中政府与公众的冲突, 成为官方话语的重要平台。

政府还借助微博等社会化媒体与公众展开在线对话, 这不仅有助于舆论的良性互动, 也推动了公众参与社会治理与政治决策。在潘石屹发出第一条北京空气质量数据微博后, 时任北京市环保局副局长的杜少中就通过其个人微博“@巴松狼王”与其展开网络讨论, 并主动邀请潘走进北京市环保局的空气质量监测中心, 参观空气检测的完整流程。潘石屹在参观中直接询问了网友最关心的问题:中美空气数据的差异原因, 并将整个参观过程和个人观感发布在微博上。通过与意见领袖线上线下的积极互动, 借助其在网络上的影响力与号召力, 让更多民众了解政府在空气污染监测与治理中的行动和既有成绩, 从而加深对政府的理解和认同。杜少中还多次与网友进行对话直播, 通过微访谈回答网友们关于“美国驻华使馆空气质量监测网站被屏蔽”、“PM2.5数据的监测和公布”等问题, 并每日在个人微博回复网友留言。杜少中也因此成为事件中的政治明星, 一度拥有22万微博粉丝。

在网络对话之外, 国家环保部还通过网站就《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两次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通过统计分析大量网评意见,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二次征求意见稿) 中增设PM2.5、臭氧 (8小时浓度) 等指标, 同时收紧PM10、氮氧化物等标准限值, 提髙了监测数据统计有效性要求。此后, PM2.5的监测和数据发布不断被纳入政府的空气治理日程, 直至最终进入最新修订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至此, PM2.5议题的公共商议终于告一段落, 汹涌的民意最终通过政治制度得以吸纳。所谓政治吸纳, 是指“政治体系对社会变迁过程中新兴利益群体的权力诉求和参与行动的纳入与整合过程”[11]。在个案中, 借助媒介化的商议过程, 国家与社会实现了对话与和解, 社会意见最终被制度所吸纳, 这就使得体制外多元主体的参与环境治理的诉求得到有序释放, 从而确保了环境公共事件中的政治稳定。

三、商议的实现机制:互联网技术赋权与独特的政治机会结构

(一) 互联网技术赋权

丹尼斯·麦奎尔认为, “媒介技术不只是一种传递符号内容, 或者在某次交换中联系参与者的应用工具, 它同时也包括一套与新技术特质互动的社会关系”[12]。

首先, 互联网运用改变了传统的话语权力结构, 通过话语赋权, 公众舆论“倒逼”官方决策。互联网的媒介特性与技术特性大大降低了话语门槛, 使公众能够相对自由地表达个人意见。传统意义上的受众如边缘弱势群体、NGO组织、民间压力团体 (pressure groups) , 凭借新媒体获得话语权, 形成了多极化的传播格局, 原来处于绝对支配地位的政府“单级”转化为“多级”[13]。在这个新的社会公共空间中, 民意不仅表现为松散的个人意见, 更能借助互联网所构建的新的交往模式在短时间内汇聚起来, 形成强大的舆论声势。个案中, 北京PM2.5监测值严重超标的事实在微博上迅速得到复制和转发, 并很快形成了两大明确的公众诉求:公开PM2.5数据和实现PM2.5数据监测的准确性。更重要的是, 公众意见的表达和民意凝聚的过程都是公开而透明的, 如英国学者汤姆森所说, 现代传媒的重要性在于它提供了“可见度/透明度 (visibility) ”这种公共性 (publicity) [14]。这无疑对政府权力构成了约束和压力, 使其不得不改变传统的刚性治理方式, 面对并回应公众的质疑与意见。互联网技术的运用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传播资源的泛社会化, 其“去中心”的特性使得话语权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得以重新分配, 增大了社会力量在话语权力结构中的权重, 使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对话成为可能。

其次, 互联网打破了政治传播的科层制, 为实现顺畅的商议沟通清除了部分障碍。中国的政治传播有着鲜明的封闭性和科层制特征, 从中央到地方表现出金字塔形的传播结构。在这种信息传播结构中, 下情上传尤为困难, 底层民意往往需要突破层层制度束缚才能到达中央。同时, 传播的链条过长, 也往往导致信息失真。这些由科层制所带来的信息沟通不畅, 一方面使得政府决策由于缺乏真实的信息基础而脱离社会需求, 削弱了决策的合法性和有效性, 另一方面也容易造成公众对政府行为的误解, 加重政府的信任危机。然而, “互联网是外在于科层制体系的”[15], 其所建构的相对扁平化的信息传播结构, 能够为政治决策提供更为真实多样的信息。在案例中, 政府与公众通过政务微博、网络访谈直播等多种就PM2.5议题展开讨论。官民直接对话, 有助于政府倾听民间更为真实的声音, 更加清晰地了解民众的各种环境诉求, 也有助于民众了解政府在环境治理中的具体作为, 从而促进双方的理解与认同。

(二) 特殊的政治机会结构:中央与地方在环境治理中的差别

我国的环境保护实行中央与地方双层治理的管理体制:环境政策和环保目标由中央政府统一制定, 各行政区划内环境政策的具体执行则由地方政府负责。因此, 地方政府环境责任的履行将直接影响环境治理的效果。然而,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环境保护的评判标准和目标上并不完全一致, 这与我国特殊的财政分权制度有很大关系。我国的财政分权是处于政治集权之下的财政分权。一方面, 中央享有绝对的政治集权, 掌握着地方政府的人事权和资源分配的权力。面对政治上的晋升激励, 地方政府往往“在政策执行中对不同政策的优先顺序进行排序和选择, 优先选择那种可以量化的硬指标, 而忽视软指标政策”[16]。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逐渐形成以经济增长绩效为核心的干部考核制度, 本世纪以来“维稳”也被纳入官员的硬性考核体系。相比之下, 环境保护仅是一项“志愿性指标”[17], 并未成为官员晋升的刚性指标。这就导致地方政府更加注重经济GDP增长和政治维稳, 而降低环境政策的执行标准, 从而使中央政府的环保政策难以得到有效落实。另一方面, 地方政府享有相对独立的财政权力, 对地方财政收入拥有主要的分配权。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之下, 地方政府往往花大力气发展本地经济, 并选择将财政资金投入基础设施等能够产生明显经济效益的建设项目, 对环境保护等公共福利的投入则相对不足。更有地方政府片面追求GDP增长, 不惜以环境污染为代价, 降低环保要求, 纵容企业的环境破坏行为, 甚至干预正常的环保程序和环境执法。

中央推行的环保主张和相关政策也经常遭遇地方政府的抵制, 难以完全贯彻落实。在本个案中, 一位接近环保部的学者就曾向《中国经营报》的记者透露:“其实环保部3年前就开始推动PM2.5的测量, 学界更早, 但是地方阻力很大, 因为这和地方政绩考核是挂钩的。这几年, 地方政府的强烈反对使得国家环保部始终没有将PM2.5纳入空气质量标准监测。”在中国的政治语境中, 如何测量PM2.5, 是否公开数据, 是否将其纳入“国标”, 不仅关乎环境科学问题, 更关系到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

将公众要求“公开PM2.5数据”和“保证PM2.5数据准确性”的诉求纳入环境政策制定, 推动PM2.5进入国家强制标准, 无疑会影响地方政府的既有利益, 增加其“出政绩”的难度, 却与中央对城市空气污染的治理方向不谋而合。于是, 该议题的商议实践就在客观上成为推进中央环境治理的有力工具:

首先, 商议中所呈现的汹涌民意成为中央环保政策坚实的民意基础, 赋予中央环境政策制定更充分的合法性。其次, 在议题的讨论中, 地方政府罔顾环保责任盲目追求政绩的“策略性行为”被不断披露, 比如“为了缓解来自群众的压力, 有些地方政府把霾天说成是雾天”, 更有环保NGO的负责人明确指出, “对于监测部门来说, 最大的担心来自政府成绩单变得不好看。因为地方政府不愿意如实披露信息[18]。”这些信息的公开使地方政府在此次与中央的角力中处于相对被动的位置, 部分化解了环保决策过程中的地方阻力, 有助于中央环境政策的顺利推行, 从而维护中央在环境规制中的权威。

我国的行政体系并非铁板一块, 不同层级的政府部门之间存在着不同的利益与关注点。中央与地方在环境治理中的利益差别导致二者在PM2.5政策制定上产生了裂痕与矛盾, 而这恰恰为PM2.5议题的讨论提供了极为关键的结构性机会。公众的环境诉求与中央的环境治理需要保持了一致的方向, 这就使得该议题的讨论与商议易于获得中央的支持, 社会诉求也最终得以制度化回应。但是, 我们也要看到, 个案中的这种政治机会结构具有特殊性和不确定性。这就意味着, 即便我们能够借助互联网技术实现公共意见的表达, 媒介化商议作为一种“非建制的协商民主”, 在很大程度上仍依赖于特定的政治机会结构, 无法实现常态化。

四、媒介化商议中的有限公共性

PM2.5事件中, 基于媒介平台而展开的公共商议为实现环境决策的公众参与提供了新的路径, 也可视为“非制度性民主” (不同于政治协商制度) 的重要实现形式。自2009年番禺“垃圾焚烧反建”事件以来, 此类借助媒体中介得以展开的公共商议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大众视野之中, 成为一道独特的政治景观。如果将媒介化商议所根植的中西方语境加以比较, 我们会发现存在较大差异。西方社会已经实现了相对成熟的民主建制, 商议民主是建立在发达的代议制民主和多数民主之上的, 能够有效弥补其既有民主形式的缺陷, 是对代议制民主、多数民主的一种完善和超越。为了使公共商议这种民主对话获得制度保障, 西方国家还展开了较为周密的政策设计, 通过公民陪审团、公民共识会议、协商民意调查、调停等多种方式确保其实现, 而“媒介化商议”作为突破商议规模瓶颈的有效方式, 仅是众多实现路径中的一种。反观中国社会, 我们依然处于艰难的历史转型时期, 尽管公民意识日渐凸显, 公众参与的呼声日益高涨, 但制度设计与发展的速度仍相对滞后, 尽管存在政治协商会议等制度安排, 但这并不能保证公众意见的直接表达和对话。在这种情境之下, 大众媒体尤其是网络媒体就成为公众意见表达的最为方便和快捷的出口:借助媒介平台, 不同的意见得以表达, 主体之间的对话成为可能。媒介化商议, 也逐渐成为公众参与公共决策和政治生活的重要途径, 在公众的民主生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从某种程度上说, 正是中国在制度建设上的相对滞后, 才使得公共商议对媒体产生了高度依赖。

同时, 我们也应看到, 个案中的商议实践呈现出鲜明的城市中心主义的色彩:商谈的议题主要围绕城市尤其是北京等大城市的PM2.5数据和监测情况, 小城镇和农村则鲜有涉及;公众参与的主体也多为城市市民;在议题设置和舆论动员等方面, 城市精英更是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此次商议仅实现了不充分的民主和有限的公共性, 这与其“媒介化”的属性有着密切关系。

首先, 互联网的“数字鸿沟”与“再中心化”部分消解了商议的公共性。意见的自由表达是实现商议的基本前提。互联网技术令“人人都是麦克风”成为可能, 然而, 其推进“话语平权”的同时, 也天然设置了一道“数字鸿沟”:善于运用互联网技术或许意味着拥有更多的话语权力, 反之则将成为“沉默的大多数”。

回顾近几年的环境公共事件, 发生于城市的如厦门PX事件、广州番禺垃圾焚烧反建事件中, 由于对手机短信、QQ群、业主论坛等新媒体工具的熟练运用, 事件中的行动主体——城市中产阶级能够在虚拟空间迅速实现组织动员, 并运用适当的话语策略准确表达利益诉求。借助互联网的话语赋权, 他们获得了与政府协商和博弈的机会, 最终成功维护了自身利益。与此同时, 我们还看到:厦门PX项目停建后, PX工厂默默迁至漳州古雷半岛;番禺垃圾焚烧发电厂反建成功, 新的项目却在广州南沙大岗镇投入建设。在这些远离城市中心的地区, 当地村民对新媒体技术的运用水平有限, 大多数人甚至并不懂得如何通过网络表达诉求, 当他们求助于传统媒体时, 也多是悲情的诉说, 缺乏适当的话语策略, 他们的意见和诉求甚至从未登上媒介舞台。最终, 他们不得不接受“被转嫁”的环境风险。PM2.5事件中虽然并不存在这种被转移的风险, 但是城市和农村依然被有差别地对待。微博上每日大量转发北京、上海、广州等中心城市的PM2.5数据, 人们热烈地讨论汽车尾气排放与城市空气污染的关系, 探讨在城市中如何安置监测点才能获得更准确的数据……这些热门议题大多立足于城市语境, 关注城市中的PM2.5问题。而比北京空气污染更严重的河北农村、大量迁至郊外或者农村的排放超标的小工厂等农村议题因较少人关注, 很快就被上述热点覆盖, 隐匿在互联网世界之中。

也要看到, 互联网“去中心”、“扁平化传播结构”的过程, 也是“再中心化”的过程。互联网改变了传统的传播权力结构, 却并未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话语平权”, 新的传播结构同样存在话语权力中心, “现实网络与虚拟网络中的意见领袖在某种程度上是重合的, 那些在线与线下的意见领袖之间通常是相连的”[19]。在PM2.5事件中, 社会精英、知识专家和机构媒体微博扮演了网络意见领袖的角色, 他们比普通民众拥有更多的智识、权威性和公信力, 拥有更强的传播能力——数量众多的微博粉丝, 也拥有更多的话语权力。在商议过程中, 他们能够主导议题的设置, 甚至代表民众与政府对话, 而更多的网民则是沉默的围观者和转发者。

其次, 媒介化的公共商议受制于互联网传播规律和新闻生产惯例,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有限的公共性。在互联网空间个体意见若要获得大众关注, 仍有赖于意见领袖和传统媒体对个体意见的凝聚和对议题的扩散。因此, 能否构建符合互联网传播规律和大众传媒偏好的议题、制造媒体青睐的新闻事件, 对于社会意见能否得以有效表达和扩散, 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个案中那些富有冲突性和戏剧性的“行动表演”就更容易获得网民的关注与认同。此外, 意见的表达和呈现也发生于媒体的新闻实践之中, 其必然会受到新闻生产惯例的影响。然而, 当媒体把新闻价值和对受众需要的满足作为新闻选题的唯一标准时, 新闻本身的公共性就面临被部分侵蚀的危险。在PM2.5议题的讨论中, 媒体报道同网络舆论一样也表现出鲜明的“城市中心主义”色彩, 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这些媒体的目标受众是城市读者而非农村市场。因此, 媒介化的公共商议如何才能达致更大的公共性将成为我们未来思考和努力的方向。

摘要：本研究以“PM2.5入国标”事件为个案, 展现了在媒介建构的商议平台上多元主体的议题建构和行动策略。研究认为, 此次媒介化商议的实现机制主要表现为两方面:首先, 互联网技术的话语赋权, 增大了社会力量在话语权力结构中的权重, 并且打破了政治传播的科层制, 使政府与公众之间的对话成为可能;其次, 中央与地方在环境治理上的利益分化和矛盾为商议提供了特殊的政治机会结构, 并最终促成社会意见的政策回应。同时, 我们也发现:互联网并未实现“话语平权”, “去中心”的同时也“再中心化”;媒介化商议还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互联网的传播规律和传统媒体的新闻生产惯例。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商议的公共性。此外, 个案中特殊的政治机会结构仍具有不确定性, 这就使得缺乏制度保障的媒介化商议无法实现常态化。

关键词：媒介化商议,互联网赋权,政治机会结构,公共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