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法律地位分析论文

摘要：本文介绍了惠誉、标普和穆迪三大国际评级机构的母子公司评级方法，分析了不同评级方法下，母、子公司关联程度对其评价等级的影响，最后阐述了相关评级方法对我国评级机构的参考意义。下面是小编整理的《公司法律地位分析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公司法律地位分析论文 篇1：

公司设立人的法律地位探析

【摘要】公司设立人是公司创设行为的主体，其法律地位关乎其行为依据、权限范围、行为后果等多方面的问题。公司设立人的权利、义务是其法律地位的自然延伸，公司设立人基于发起人协议、公司章程或公司法而拥有一定的法律地位，也基于特定的法律地位而享有相应的权利和义务。

【关键词】公司 设立人 法律地位 权利 义务

公司设立人，又称公司发起人，是指承担公司创制事务，履行出资义务，制定公司章程，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人。公司设立人是公司创设行为的主体，具有特别的法律地位，公司创设过程中所有行为或事项均与之有关。因此，对于公司设立人的资格、权利义务、法律地位的研究和探讨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公司设立人的资格界定

公司的创设行为在法律性质上属于特殊商事营利行为，各国公司法均就设立人的资格做了限制性规定。法律对公司设立人的资格限制主要体现在权利能力、身份、国籍等方面。从逻辑关系上，我们可以将公司设立人的资格分为积极资格和消极资格，因为这样的分类有利于正确归纳能够充任公司设立人角色的条件。

公司设立人的积极资格。公司设立人的积极资格，是指作为公司发起人应当具备的要素或条件。在法律上，就普通商事公司而言，凡是具备民事权利能力的主体都可以充任设立人。一是由自然人充任公司设立人。传统公司法理观点认为，鉴于设立人要承担公司筹办事务，非完全行为能力人不能为之，因此，只有完全行为能力人能充任公司的设立人，无行为能力人或限制行为能力人不得作为公司发起人。笔者认为，公司设立人的积极资格不应当受制于其行为能力。“无论是完全行为能力的自然人，还是限制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其权利能力都是平等的。此种权利能力的平等性在于构造出一个超越特定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基本价值，其含义是指资格平等和机会平等。”①根据国民待遇原则和对等原则，在我国的外国人和无国籍人同样会被赋予相应的民商事权利能力，他们同样具有充任公司设立人的资格。至于承担公司设立事务的问题，完全可以通过民法上的代理制度予以解决。

二是由企业法人作为公司设立人。无论是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国家几乎都允许企业法人充当公司的设立人，这与企业法人的营利宗旨和目的是相一致的。需要指出的是，企业法人的权利能力各有差异，企业法人的行为当然不能超出其权利能力范围，考察法人作为公司设立人的资格时，关键要看其经营目的或经营宗旨是否与其作为公司设立人的行为相排斥，或者说是否符合即将建立公司的经营宗旨。

公司设立人的消极资格。公司设立人的消极资格，是指作为公司发起人不应当具备的要素或情形。无论是自然人，还是法人充任公司设立人，在法律、法规或者国家政策作了特别限制，而该限制又不违背宪法或法律的基本精神，公司的设立人就不能具有所限制情形。比如，我国公司法第十七条规定：“国有独资公司的董事长、副董事长、董事、经理，未经国家授权投资的机构或者国家授权投资的部门同意，不得兼任其他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的负责人。”由公司立法的宗旨观之，此条应属自然人充任公司设立人的消极资格的规定。

公司设立人的法律地位

公司的成立会经历一个自设立人决定设立公司开始到公司登记注册取得营业执照的过程。依据公司法人制度，公司自登记注册时才能取得法人资格，设立中的公司尚无取得主体资格，此时只能由设立人代表设立中的公司完成公司设立的相关事务，对外为一定的法律行为。公司设立者的法律地位，尤其是公司设立人行为的法律依据、权限范围以及行为后果的法律归属等问题成为公司设立中非常重要的法律问题。

从各国公司法实践看，公司设立者的法律地位问题其实就是设立中公司的法律性质以及设立人与设立中公司的关系问题。关于设立中公司的法律性质，归纳各国公司法理和实践主要有两种观点。一些国家的公司法认为，设立人在法律性质上应当属于设立中公司的代表机关和执行机关，代表设立中公司，或者以设立中公司的名义办理公司筹建事务，享有权利，承担义务。因此，设立人的这些行为应当由成立后的公司来承担。另一些国家的公司法则认为，设立中的公司不具有独立的人格，也没有相应的权利能力，因此不属于法律主体，设立人之间在公司成立前实际上是一种合伙关系，相应地，某一个设立人的行为应由全体设立人承担连带责任。至于设立人与设立中公司之间的关系，也存在着两种解释：一种解释认为，公司设立者与设立中的公司属于民法上的无因管理关系，因此，公司设立人因筹办公司设立事务而产生的权利、义务自然归属于成立后的公司。另一种解释则认为，公司设立人因筹办公司成立事务而与第三人之间的交易行为，在法律性质上属于利益第三人—成立后的公司—的行为，其法律后果应由作为第三人的成立后的公司承受。

我国公司法没有就发起人的法律地位做出明确规定。自法理言，公司设立人为设立公司而结合在一起，签订公司设立协议，他们基于公司设立协议，签订公司章程，履行出资或其他设立义务。因此，公司设立人在法律性质上扮演着合伙人的角色，他们之间的关系应当属于一种合伙关系，每一个设立人在公司设立中所实施的行为后果应该先由全体设立人承担连带责任。在分析公司设立人的法律地位时，应当以设立协议和公司法律法规为依据，视公司成立与否加以判断。如果公司最终没能成立，设立人之间的关系应当依据设立协议来处理。反之，公司成立后，应当依据设立协议、尤其是公司章程、公司法律法规来处理。

公司设立人的权利和义务

公司设立人的权利、义务是其法律地位的自然延伸，公司设立人基于设立协议、公司章程以及公司法规拥有特定的法律地位，也基于特定的法律地位而享有相应的权利和义务。

公司设立人的权利。关于公司设立人的权利，各国公司法都规定，公司设立人不仅享有因在公司设立中支出的费用返还请求权和劳动报酬受领权，而且拥有在公司设立时出资上的优惠权—可以用货币外的财产出资。②此外，公司设立人还享有特别利益请求权，具体包括公司营利分配优先权、新股发行认购优先权以及公司终止时充任清算人的权利和剩余财产分配优先权。我国《公司法》除了就公司设立人的非货币出资权作了规定外，并没有对公司设立人的其他权利做出明确规定。综之，公司设立人的权利可以分为公司设立中的权利、公司经营中的权利以及公司终止时的权利。

公司设立人的义务。公司设立人的义务既存在于公司设立人相互之间，也存在于公司设立人与公司之间。公司设立人之间的义务主要源于相互的约定，而设立人对公司负有的义务则出于法律的强制性规定。

公司设立人相互之间的义务。公司设立人之间的义务基于设立协议而成立。“发起人协议是一种内部协议，对发起人具有约束力，发起人在办理公司设立事务时应当受协议的约束。”③公司设立人协议具有三个方面的功能：其一，公司的设立并不必然导致公司的成立。其二，公司设立人负有出资或认购股份的义务。其三，公司设立人应当完成筹办公司设立的事务。

公司设立人对设立后公司的义务。公司设立人对将来成立的公司所负的义务属于一种法定义务，具体包括出资和守信两项义务。公司设立人认购公司股份、缴纳出资是整个公司设立中的首要义务，因为履行出资义务是公司设立人在公司成立后成为股东享有股权的法律依据，更是公司设立人享有特别权利的前提。根据各国公司设立制度及其实践，公司设立人对公司负有的守信义务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公司设立人在向公司履行出资义务特别是以非货币出资时，应当由具备相应专业条件的评估机构依据法定的程序对出资对象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估；其次，公司设立人就公司设立中所遭受的损失、支出的费用或者应得的报酬向成立后的公司主张权利时，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最后，公司设立人因筹办公司设立事务的需要与第三人进行交易时，应当以对待自己的事务的注意来予以处理。

公司设立人对后来加入股东的义务。公司设立人并不是股东的全部，公司股票的认购者或后加入者同样也是公司的原始股东。于是，就产生了作为公司设立人的股东与其他股东之间的法律关系问题。作为公司设立人的股东除对后来的股东负有法定的守信义务外，还负有就其在公司设立中的出资、筹办公司设立事务或者公司的业务、财务等情况向后来的股东披露的义务。公司的设立人应当将所有可能影响后来投资者加入公司决定的公司信息告之对方，以便使其能够在充分了解公司情况的基础上决定是否购买公司的股票并成为公司股东。

（作者单位：北方民族大学法学院）

注释

①蒋大兴：《公司法的展开与评判》，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年，第4页。

②胡国威：《美国公司法》，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年，第74页。

③毛亚敏：《公司法比较研究》，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第67页。

作者：周兆栋

公司法律地位分析论文 篇2：

国际评级机构母子公司评级关联性分析

摘要：本文介绍了惠誉、标普和穆迪三大国际评级机构的母子公司评级方法，分析了不同评级方法下，母、子公司关联程度对其评价等级的影响，最后阐述了相关评级方法对我国评级机构的参考意义。

关键词：国际评级机构  母子公司  评级  关联性

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国内企业趋向大型化、集约化、集团化，大量的子公司应运而生，并且越来越多的集团公司及其子公司选择以发行债券的方式进行直接融资。

目前，对于集团公司及其子公司等发债主体，我国债券市场的第三方评级机构还未公布单独的评级准则。而从世界范围来看，惠誉、标普和穆迪等国际评级机构在对集团公司及其子公司的发债评级方面已积累了一定经验。为此，本文将对这三大国际评级机构的母子公司评级方法进行比较，从评级的角度分析母子公司之间的关联度及其对评价等级的影响，希望为我国的评级机构提供一定参考。

母子公司的定义

（一）从评级角度定义母子公司

三大评级机构对于母子公司的定义大致相同，认为如果一个公司对另一公司拥有绝对的所有权或者控制权，则两个公司为母子公司。即使两个公司的财务报表不合并，但若子公司对于母公司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两个公司的关系也应为母子公司关系。例如，子公司的财务对于母公司并不重要，但其偿付能力对于母公司十分重要（即子公司违约会给母公司带来信誉风险）;或者母公司需要依靠子公司进入外国市场。

（二）我国对母子公司的定义

在我国的相关法律法规中，有关母子公司关系的相关规定较少。如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1998年发布的《企业集团登记管理暂行规定》第四条中规定“子公司应当是母公司对其拥有全部股权或者控股权的企业法人”，可见我国在考虑母子公司关系时比较倾向于采用母公司对子公司控股的观点。

（三）国外对母子公司的定义

各国对于母子公司的定义虽然表述不同，但其内容实质基本一致，即母公司持有子公司半数以上的股份或母子公司之间具有从属或隶属关系。概括起来主要有两种立法模式：一是以美国、法国的公司法为代表，即控股是形成母子公司法律关系的唯一纽带;二是以英国公司法为代表，即母子公司法律关系的建立除了控股外，还可以通过公司之间的控制合同来形成。

（四）母子公司的法律地位

在通常情况下，母、子公司都是通过有限责任原则成立的、在法律上相互独立的法人实体，它们相互不承担法律责任。我国《公司法》规定公司可以设立子公司，子公司具有法人资格，依法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若母、子公司间无任何协议，则母、子公司独立对各自的债务负责。

惠誉关于母子公司的评级方法

对于母子公司的主体评级，惠誉、标普和穆迪均是首先确定两个公司间是否存在母子公司关系，若存在这种关系，则首先根据母公司和子公司各自独立的信用状况分别进行评级，然后通过分析二者的关联程度，在各自独立的评级结果基础上进行调整，以得到母公司和子公司最终的主体级别。鉴于三大国际评级机构关于母子公司的评级流程类似，本文将对惠誉的评级流程和方法进行详细阐述，并简单介绍标普和穆迪相应的评级原理。

（一）对母、子公司独立评级并进行比较

首先，对母、子公司分别进行独立评级。此时不考虑母、子公司的相互影响，仅通过判断母、子公司各自的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包括或有负债）等因素来进行。

在对母、子公司分别进行独立评级后，惠誉会对母公司和子公司的级别进行比较。如果两个公司的债务违约可能性相似，即母、子公司各自独立的信用状况相同，则两者最终具有相同的主体级别;若母、子公司的级别有差异，则需要评价两者之间的关联程度，进而判断是否需要在独立级别的基础上进行调整，以得到母、子公司各自最终的主体级别。

（二）判断母、子公司之间的关联程度

惠誉主要通过分析母、子公司间的法律关联、运营关联和战略关联来判断两者之间的关联程度，其中法律关联最为重要，因为即使二者之间缺乏运营与战略关联，法律关联也可以单独作为判定母、子公司间是否具有紧密关联的依据。

1.法律关联

惠誉主要考虑子公司为母公司提供的担保、股息限制协议、连带违约条款以及不同司法管辖区影响等因素。

对于担保因素的分析，惠誉认为，如果一个实体担保另一个实体的所有债务，则这两个实体的最终主体评级存在紧密关联。被担保的债务比例越大，则母、子公司的关联越紧密。但在某些地区，子公司为母公司提供担保并不会被法律强制执行，因此，惠誉会考虑担保的有效性和强制性，认为公开或非公开的支持信件、安慰函、支持协议等不构成具有法律效力的担保，但某些资金拆借协议可能构成担保。

如果母、子公司间存在股票分红或者内部贷款的限制条款，则母、子公司的最终主体级别通常也会不同。一般情况下，母公司可以通过股票分红或内部贷款的方式从子公司获得现金流，但母子公司之间若有股票分红或内部贷款的限制条款，则可以限制子公司的现金流入母公司，这可能会导致子公司的最终主体级别与母公司的最终主体级别有所不同。

一般情况下，当母、子公司间存在连带违约条款时，母、子公司的最终主体级别会相同或趋于相同。但同时惠誉认为，在某种情况下，当子公司可能触发连带违约时，母公司会在连带违约发生前通过将子公司从集团剥离来阻止连带违约的发生。因此，惠誉对连带违约条款导致的母子公司的评级联系将视情况而定。

若母、子公司设立在不同地区，即使母、子公司间存在担保或连带违约条款，由于不同地区的司法条款可能存在不同，子公司的财务实力也不一定对母公司有益，即在分析担保或连带违约条款时需考虑当地的司法情况。在考虑子公司给母公司提供担保或支持带来的益处时，如果对子公司所在国家或地区法律的稳定性、及时性和有效性有所担忧，惠誉会认为该益处的作用有所限制。

2.运营关联

由运营关联决定的关联性标准取决于母公司与子公司独立信用状况的强弱。当母公司的独立信用状况较弱时，管理控制和财务控制就非常重要;当母公司的独立信用状况较强、子公司的独立信用状况较弱时，管理控制和财务控制就不再那么重要，运营的融合性将会成为考量标准，这反映子公司对母公司的重要程度以及两者的关联程度。

管理控制是指母公司对子公司实施有效管理并影响其管理层决策，这是辨别母、子公司是否有紧密运营关联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当子公司的资产转移不受限制时，母公司可以利用子公司的资源，特别是子公司的现金流来清偿母公司的债务。比如，母公司对子公司董事会的有效控制就可以看作较强的管理控制，因此可以判定两者具有紧密的运营关联。而当母公司只能决定子公司一些级别较低管理人员的配备，并且母公司与子公司具有不同的总裁、财务总监、董事等高级管理人员，两个公司的市场职能也有所不同时，则可以判定母、子公司间不存在紧密的运营关联。

财务控制是判定母、子公司是否有紧密运营关联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当母、子公司的运营关联较紧密时，两个公司的外部融资往往都通过母公司取得，母公司相当于子公司的中央银行，子公司不会单独从外界融资，而且子公司的现金也会存放到母公司的账户下。当母、子公司的运营关联较弱时，子公司往往有自己的资金中心，以自己的名义进行外部融资，自行管理资金而不依赖于母公司。

当母、子公司运营的融合性较强时，子公司的运营往往与母公司的核心业务不可分割。例如，母公司为油气生产企业，而子公司为其下游的化工企业，双方之间存在长期包销协议且缺乏替代供应商，则说明两者之间有很强的依赖性，运营关联较为紧密。

3.战略关联

当母公司独立的信用状况较好时，战略关联是一个关键的考量因素。因为出于战略上的考虑，能为子公司提供财务支持对于母公司非常重要。这里，惠誉主要分析子公司对母公司的战略重要性以及母公司对子公司的物质支持。

战略重要性对子公司的主体级别有直接影响。当母公司的业绩表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子公司的运营状况时，就可以认为子公司对于母公司具有很高的战略重要性，此时评级较低的子公司会被调整到与母公司具有相同的评价等级。反之，若子公司的运营和商业战略与母公司的核心业务存在显著区别，并且对母公司的未来发展不具有商业意义，从经济的角度出发，母公司会倾向于出售子公司或者面对子公司倒闭而不予帮助，子公司和母公司的最终主体级别就等同于根据其自身的信用状况进行独立评级而得出的主体级别。若两者的关联程度位于上述两种情况之间，即子公司对于母公司具有一定的战略意义但还没有达到可以让母公司全力帮助其清偿债务的地步，子公司的最终级别会在其独立级别基础上有所提高，但不一定会与母公司的级别一致。

母公司对其子公司的物质支持程度越高，说明两者之间的战略关系越强。常见的物质支持包括经常性的现金股权注入、非经常性的内部贷款以及较低价格的土地注入等方式。如果子公司是新成立的，则没有办法依据历史情况进行判断，那么可以考虑子公司从集团中剥离出来的概率有多大，以及集团管理层对于剥离该子公司的意愿。通常情况下，对于母公司为了剥离风险较高的业务而成立的子公司，往往暗示着当子公司经营状况恶化时，母公司的支持意愿较弱，此时就可以认定母、子公司的战略关联较弱。

（三）关联程度对级别的影响

通过法律、运营和战略关联来确定母、子公司的关联程度后，惠誉分别按照子公司、母公司独立主体级别较高的情况进行分析，评定最终的主体级别。

1.子公司独立的主体级别高于母公司

（1）关联程度紧密。母、子公司的关联越紧密，两者的级别越会趋于相同，这种情况下会将母子公司合并进行评级，母、子公司最终的级别均会等同于合并评级。

（2）关联程度较弱。当母、子公司的关联被认定为较弱时（比如无担保关系、不存在管理控制等），子公司的最终主体级别可能高于母公司的最终主体级别。具体做法是，将母公司的级别向上调整，一般情况下不会超过2个子级（类似的，母公司的级别也可能是从子公司的级别向下调整）。但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母、子公司的最终主体级别的差异是可以扩大的，比如当母公司破产而子公司可以在无破产风险的情况下持续经营时。一般来说，子公司最终的主体级别能否高于母公司最终的主体级别，往往取决于是否存在保护子公司现金流的文件或法律。

2.母公司独立的主体级别高于子公司

（1）关联程度紧密。母、子公司之间的关联程度越紧密，最终给定的两者主体级别越接近。只有当两者的关联特别紧密时，其级别才可能达到一致，否则子公司的级别会低于母公司的级别，但两者的差异通常不会超过5个子级。若母、子公司之间的关联满足下述绝大部分条件，则最终子公司的主体级别与母公司的主体级别一致;若母、子公司的关联只能满足下述部分条件，则子公司的最终主体级别就会低于母公司的最终主体级别。

这些条件有：一是存在定义清晰的连带违约条款，且该条款影响到母、子公司所有主要债务和公开债务;二是子公司的运营与母公司的核心业务不可分离;三是子公司对于集团运营的未来方向具有战略性重要意义，具备提供长期财务利益或参与母公司无法涉足市场的潜力;四是母公司给子公司提供持续现金补贴或担保等有形财务支持;五是母公司对子公司的投资水平被认为与该集团及其财务资源的规模关系密切;六是公开宣布或惠誉发现的有关母公司向子公司提供现金流支持的集团战略。

（2）关联程度较弱。当母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的关联程度较弱时，则两者最终的主体级别只会依据各自独立的信用状况确定。

标普和穆迪关于母子公司的评级方法

（一）标普的评级方法

标普关于母子公司的评级也是依据母、子公司的独立评级孰高或下面三种情况分别考虑，但在判断母、子公司关联程度时，认为经济动机是最重要的考虑因素。

1.母、子公司的独立主体级别一致

当母、子公司的独立主体级别一致时，母、子公司的最终主体级别也相同，即为其独立的主体级别。

2.子公司独立的主体级别较高

当子公司独立的主体级别高于母公司时，子公司的最终主体级别通常不高于其母公司。因为母公司有能力和动机从子公司获取资产或在面临财务压力时将债务转移给子公司，并且无论子公司的信用状况如何，母公司的破产也可能会导致子公司的破产。标普认为，股票分红或内部贷款限制条款对子公司信用状况的保护十分有限，因为这种限制不会影响母公司使子公司破产的能力，并且在母公司面临严重财务压力时，在破产前通常有极大的动机从子公司获取财产，而法院不能强制公司遵守限制条款。

3.母公司独立的主体级别较高

当母公司独立的主体级别高于子公司独立的主体级别时，子公司的最终主体级别通常比其独立级别高，因为母公司可以在子公司面临财务压力时给子公司提供支持。但如果母公司对子公司的债务进行了担保或母、子公司之间存在连带违约条款，则母公司的最终主体级别可能会被下调，子公司可能会被上调。例如存在连带违约条款时，若子公司面临财务压力，则母公司会有较强的动机向子公司提供支持，否则子公司的违约会导致母公司违约。

（二）穆迪的评级方法

穆迪在对母、子公司进行评级时，没有按照母、子公司独立级别孰高的不同情况进行考虑，而是从法律关联的角度分析母、子公司之间的相互支持，并综合考虑母公司在子公司困难期对其提供财务支持的意愿和能力。

1.母、子公司法律关联的判断

法律关联的紧密程度会影响母、子公司最终的级别，联系越紧密，则两者的最终级别越会趋于一致。

若担保属于有效、无条件、不可撤销及具有强制性补救措施的全信用担保，母、子公司之间的法律关联程度就会被认定为紧密。

支持协议没有担保的力度强，往往只是特定的信用支持，且不同的支持协议，力度也有所不同。力度较强的支持协议会规定关于定量支持和坏账准备的条款;较弱的支持协议通常不包含定量支持，仅有一些“保持其运营良好”、“告慰函”和“道德上的义务”等内容;最弱的支持协议为一些仅表达财务支持意愿和关于子公司战略重要性的书面声明。

因为支持协议没有担保的法律效力强，因此在通过支持协议判断母、子公司法律关联程度时，往往还需要考虑实力较强一方的支持意愿。

2.母、子公司不存在法律关联时母公司对子公司级别的影响

当母、子公司不存在法律关联时，母公司在子公司财务困难时期对其提供财务支持的意愿和能力将会影响子公司的最终级别。

意愿包括信誉和信心敏感性、战略、运营关联、投资回报以及财务地位。穆迪认为，在分析时需要考虑子公司业务预测的不确定性、支持行为对母公司财务的影响，以及因不支持子公司所带来的信誉损失对母公司财务的影响。沉没成本不需要重点考虑，比如初始投资和过去的现金支持。

能力包括母公司自身级别、母、子公司财务的相关性以及子公司在母公司投资中的相对重要性。当母公司和子公司的经营业务高度相关时，如果子公司遇到经营困难，往往母公司的经营也会比较困难，由此降低了母公司对子公司的支持能力。

通过分析意愿和能力这两个因素，子公司最终的级别可能会与其独立的级别不同，但仍将会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自身的独立级别，母公司对其非法律关系的支持仅会在很小的程度上有助于其级别的提高。特别是当实力较弱的子公司属于高风险、历史短、并且没有母公司担保和法律支持时，则该子公司最终级别将会等于或者接近其独立的级别。若子公司不是新成立的，也不属于相对高风险的投资，则母公司将会有更多的意愿来支持子公司的发展，因为子公司的运营往往是母公司持续经营所必须的。此时，母公司有较强的财务动机来支持子公司，子公司的级别可能会有所提高，幅度一般为1或2个子级。与此同时，母公司对子公司的支持也可能会影响母公司的最终级别。

总结

从上述对比中可以看出，三大国际评级机构对母子公司的评级方法大致相同，均是首先判断两个公司是否为母子公司关系，若为母子公司关系，则进行母、子公司各自独立的主体评级，然后根据母、子公司的关联程度，在各自独立的评级基础上进行调整，以得到母、子公司最终的主体级别。

总体看，三大评级机构均认为母、子公司的关联程度越紧密，两者的最终主体级别越趋于一致。但是在判断母、子公司关联程度时，穆迪和惠誉均认为法律关联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而标普则认为经济动机因素最重要。在分析母、子公司的法律关联时，惠誉认为股票分红或者内部贷款限制条款是重要的影响因素，而标普则认为该限制条款对于评级的作用十分有限。在对母、子公司进行各自最终级别的确认时，惠誉与标普均根据母、子公司独立级别孰高的情况分别在各自独立级别基础上调整而得;而穆迪主要根据母、子公司是否存在法律关联进行考虑。当子公司独立的主体级别高于母公司时，惠誉认为，如果两者的关联程度较弱，子公司的最终主体级别可能高于母公司的最终主体级别（但一般情况下不会超过2个子级）。而标普认为，无论两者的关联是否紧密，子公司的最终主体级别通常不会高于母公司的最终主体级别。

目前，我国各评级机构关于母子公司的评级准则、相关的评级流程和方法仍处于探索和完善中。就现阶段的情况来看，评级机构往往更关注母、子公司间的担保协议等法律关联，对其他法律关联以及运营关联、战略关联的关注度相对较低，同时也没有制定明确的级别确定准则。在确定评级结果时，国内评级机构的观点与标普类似，一般认为子公司的最终主体级别通常不会高于母公司。笔者认为，今后我国评级机构在对母、子公司进行评级时，可以效仿国际三大评级机构的方法，对两者的关联程度进行更加细致全面的分析，以更准确地确定母子公司的评价等级。

作者单位：联合资信评估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孙惠玲  印颖

作者：李丹 常茜菲 伦杭

公司法律地位分析论文 篇3：

公司在股东代表诉讼中法律地位探析

摘要：《公司法》152条规定了股东代表诉讼制度，以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其他为被告，但公司的法律地位未予明确，因此学术界对公司在股东代表诉讼中处于何种诉讼地位各抒己见，存在较大争议。公司在代表诉讼中的单纯的某一种法律地位有一定合理性，但都有明显的弊端，不能从整体上自圆其说。本文将从公司人格分离方面阐述自己的一点见解。

关键词：股东代表诉讼；公司；股东；人格分离

作者简介：张守朕位（1992-），男，江苏泗阳人，汉语，兰州理工大学法学院本科生，研究方向：民商法；王寒草（1995-），女，江苏连云港人，汉族，兰州理工大学法学院本科生，研究方向：民商法。

一、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产生及发展

股东代表诉讼，是指公司的合法利益不法侵害时，尤其是来自于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我们暂且称之为公司权益掌控者）等的不法侵害时，公司怠于行使诉权，此时公司的股东为了公司利益以自己名义代表公司对不法侵害人提起的诉讼。

股东代表诉讼创设于18世纪英国，1843年英国的的Foss VHar-bottle 一案首先确立了股东诉权，“代表诉讼”一词正式“登堂入室”是英国的1975年Wallerstei-ner VMoir 一案，并由此确立一项诉讼规则：如果少数股东指控控制公司的人欺骗了公司，则该少数股东可以以公司的名义提起诉讼。美国则在《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二十三条中规定：“公司在股东代表诉讼中为被告，原告在起诉时应当将把公司一并列为被告。”20世纪中叶以后，受英美法系制度影响，大陆法系国家也纷纷根据本国实际需要建立起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如1950年日本在借鉴美国法的基础上将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写入新修订的《商法典》。

股东代表诉讼在我国正式以立法形式出现是在2005年修订的《公司法》152条：“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有本法第一百五十条规定的情形的，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一百八十日以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书面请求监事会或者不设监事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监事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监事有本法第一百五十条规定的情形的，前述股东可以书面请求董事会或者不设董事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执行董事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简言之，公司在股东代表诉讼中的法律地位并未明晰。

二、股东代表诉讼的理论基础

在股东代表诉讼制度中，利益的直接受侵害者是公司，因而公司应当成为原告方，但在实际的公司运营中，真正掌控公司的往往是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当公司的合法利益遭受来自公司利益掌控者不法侵害时，公司往往不会针对不法侵害行为提起诉讼。这就形成了公司怠于行使诉权的局面，而使得公司的合法利益不能受到及时有效地保护。然而公司的财产与股东的利益有着不可分割、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关系：没有股东的投资，就没有公司的资产；公司的财产受损，则股东的股权亦受损。因此，股东代表诉讼是公司、股东、公司合法利益侵害人三方的博弈。但是因不法侵害直接受有损失的是公司，在公司不能或怠于行使诉权时，公司的股东基于何种原理来直接提起对不法侵害人的诉讼，学术界尚有争议。

（一）股东权说

持该观点的学者认为公司由股东出资或者持有公司股份构成，强调股东对于公司的所有权。因此，对公司享有所有权的股东就可以以公司利益遭受不法侵害而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

（二）债权代位权说

该观点认为现代公司尤其是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大部分由股东持有，股东权逐渐向债权演变。当公司这个债务人因受不法侵害利益受损而不能或怠于行使诉权时，股东就可以像债权人行使对于债务人的代位权那样行使自己对于公司的代位权。

笔者有如下观点：

股东缴纳出资，即完成出资义务，公司成立后，拥有独立人格，股东的出资成为公司独立财产。公司因受不法侵害，合法利益遭受损失，但公司的法人人格依然存在，仍享有独立的诉权，不能因为股东出资而否认掉公司的独立人格、独立诉权。另外，股权是股东对于公司的所有权，债权是债权人对于债务人的请求权，二者性质不同不能混为一谈。

笔者对股东代表诉讼的理论基础有如下新的见解：

当公司的利益掌控者维护了公司与股东的合法权益时，这些掌控者的人格与公司的人格保持一致；当掌控者为了个人利益而不法侵害公司的合法利益时，此时他们未与公司、股东形成利益共同体，其作出不法行为导致公司合法利益遭受侵害，公司人格表现为他们这些不法侵害人的个人人格。

公司由股东出资或持有公司股份形成。股东缴纳出资，完成相应的出资义务，这就相当于公司与股东签订合同，股东缴纳出资完毕，完成对公司义务的履行。根据权利义务的对等性，股东理应从公司获得相应的权利，即所谓的社员权，这就包括股东在公司的受益权不受不法侵害的权利以及利益受有损失时享有救济的权利。

三、公司在股东代表诉讼中法律地位分析

由于世界各国各自的法律背景与文化底蕴相异，因此各个国家在本国的法律中对于界定公司在股东代表诉讼中的法律地位也不尽相同。主要有英国的被告说，美国的形式被告，实质原告双重地位说，日韩的诉讼参加人说等。又我国《公司法》152条所规定的股东代表诉讼制度未对公司在该制度中的法律地位予以界定，因此学术界众说纷纭。主要有被告说、原告说、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说、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说等等。

（一）公司为股东代表诉讼中原告有学者认为在股东代表诉讼中公司应当作为原告。原因在于代表诉讼中原告股东的诉权来自于公司并且原告股东不能从诉讼中直接获益，因为诉讼的最终收益将直接归入公司财产。他们认为，既然公司的股东可以为了公司的整体利益作为原告提起诉讼，那么享有实质诉权的公司理所当然也应列为原告。

按这种观点，公司就行使了已被股东代为行使的诉权。那么，公司诉权则与股东诉权存在来源合法化的问题，从而导致股东诉权丧失法律与理论基础——公司怠于行使诉权。

（二）公司作为股东代表诉讼的被告持该观点的学者主要认为，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对外代表着公司，以公司的名义作出不法侵害行为，使得股东利益受损，当公司怠于行使诉权，公司当然成为代表诉讼的被告。

首先，被告应当是公司背后的真正的不法侵害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而不是利益同样受损失的公司；其次，在同一个案件当中，具有直接诉讼利益冲突的原被告双方，他们的诉讼请求往往因代表各自利益而相互对峙。若公司为被告，则与原告股东没有也不会对公司提出诉讼请求相违背。另外，假使原告股东胜诉，那么代表公司利益的原告方的诉讼请求——恢复或者赔偿公司的损失就会得到法院支持，这时会出现被告向被告赔偿的局面。

（三）公司作为股东代表诉讼的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持该观点的学者主张原告股东和公司分别享有诉讼程序上的诉权、实体意义上的诉权。公司享有胜诉利益，而败诉股东承担诉讼费用。由股东统一行使实际意义上的诉权和程序意义上的诉权，公司作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诉讼第三人参加诉讼。

第三人参加诉讼，必须以本诉的双方当事人为共同被告。不以双方当事人为共同被告，只以一方当事人为被告，而与另一方当事人利益一致的，则非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在股东代表诉讼中，股东作为原告方，在积极维护公司的利益同时也兼顾了自己的合法权益，因而，股东与公司在遭受不法侵害时，双方同样都是受到公司利益掌控者的不法侵害而使利益受有损失，因而具有相同的诉讼利益。显然，公司不能作为股东代表诉讼中的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

（四）公司作为股东代表诉讼中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就诉讼构造上而言，在我国诉讼制度中，民法中的债权人行使代位权制度与股东代表诉讼制度颇为相似。当债权人因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债权而提起债权人代位之诉时，次债务人为被告时，可以追加债务人为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因此，与我国现行诉讼制度相协调的做法是类推适用债权人代位诉讼制度，将公司追加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

股东代表诉讼制度中，股东代公司之位向被告提起诉讼的前提是公司怠于或不能行使诉权，这就说明公司在股东代表诉讼中享有诉权，只是因为某些原因不能或怠于行使。而不能因此否认公司的独立诉权。

综上，公司在代表诉讼中的单纯的某一种法律地位有一定合理性，但都有明显的弊端，不能从整体上自圆其说。

笔者现从适才提出的人格分离说论证公司在股东代表诉讼中形式被告，实质原告的双重法律地位。由于公司就其所遭受的不法侵害不能或怠于提起诉讼，致使公司与股东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失，因此，它是作为名义上的被告而参加代表诉讼的；但同时，该公司又由于合法利益受有损失，因而理应是代表诉讼中的真正原告。

公司的两面性决定其在股东代表诉讼中诉讼地位的复杂性。一方面，公司由股东出资或持有公司股份形成，其出资协议的合同性表示股东与公司的意思表示一致性，在利益上，公司与股东是相共进退的局面。另一方面，公司成立后，其主要权力通常把持于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手中，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因其个人原因给公司合法利益造成损失，并因此损害到股东利益。此时，公司人格主要表现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不法侵害人的人格。因此，在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实际公司控制人的不法行为侵害公司利益、股东利益时，公司既有与股东利益趋同的一面，也有与股东利益相悖的一面。这就决定了公司在股东代表诉讼中诉讼地位的两面性。所以，当原告股东提起代位诉讼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不法侵害人为实质被告，因人格被滥用而使表面上成为加害人的公司应为形式被告。而公司在实质上亦受到不法侵害而使财产受损，理应成为实质的原告，此时，原告股东代位行使不能或者怠于行使诉权的给公司利益造成损失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不法侵害人的诉权。提起对公司的侵权之诉或者违约之诉，而此时的公司人格被不法侵害人滥用，也就将对公司的侵权之诉或违约之诉转嫁到实质被告上。因此，我国股东代表诉讼的公司诉讼地位参照美国立法界定为形式被告、实质原告更为妥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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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守朕位 王寒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