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报道法律规范论文

摘要：以社会责任相关理论为基础，从多个角度系统地实证研究媒体报道、法律环境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动态关系，探寻企业外部治理因素的作用机理。研究结果显示：媒体负面报道对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有显著的正相关影响；良好的法律环境，相应提高了社会责任的信息披露水平；在法律环境较好的地区，媒体报道对公司的监督效果增强，反映在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的显著增强。下面是小编整理的《证券报道法律规范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证券报道法律规范论文 篇1：

证券报道不能误“导”投资者

中国证券市场已走过了16年多的历程，股票在投资者的资产构成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位置。而作为一般投资者，其获得信息的主渠道就是报纸、电视、广播、网络等媒体。有投资者形象地说，证券报道，成了他们每天必不可少的“精神食粮”。

不难理解，证券报道对一般投资者的投资行为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正确把握证券报道中的导向问题，及时、准确、客观、公正地传播证券信息，有利于正确引导投资者的投资行为，进而为证券市场的稳步发展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在我国证券市场发展尚不完善的现阶段，这一点显得尤为重要。

证券报道中存在的问题

眼下，除了专业性媒体外，不少综合性媒体也把证券新闻作为一个重要的报道领域，有的还形成了一定的特色，如《成都商报》、《深圳商报》、《东方早报》等。这些综合性媒体有时推出的证券报道，丝毫不亚于各大专业的财经证券媒体，通过网络的传播，在全国形成了一定的反响，有的还直接影响了股市的走向。

无疑，这些报道对于提高证券新闻的超前性，帮助广大投资者进行正确选择具有重要作用。但令人遗憾的是，眼下证券报道中的虚假信息、不实新闻时有所见，有些还扰乱了市场，对个股的异动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极大损害了投资者的利益。

1、真实性、准确性欠缺

有人说，股市中的中小散户亏损的直接原因就是信息不对称。客观而言，这尽管有披露方本身信息不透明等问题，但不可否认，媒体也有意无意间起到了误导作用。

有些都市类媒体为了追求轰动效应，抢发所谓的“内幕消息”，编辑记者没有经过核实，就见诸报端，直接导致了市场的混乱。股市上还一度出现了“炒传闻”的怪现象，媒体见投资者热衷于此，也发布一些上市公司还不确定的股权转让、内部关联交易等子虚乌有的报道，进而加剧了市场的混乱状态。

2、有意无意沦为做市者的“工具”

我国股市经过近几年的发展，虽然机构投资者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但中小散户还是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这些中小散户投资者，大多对证券市场了解不多，有的甚至一无所知，他们迫切需要有人给他们“指点迷津”，于是，形形色色的股评人士应运而生。

不可否认，这些人中，有些的确具备相当的理论功底和专业素质，他们从专业的角度，对推动证券市场透明度的提高、市场的规范运作起了重要作用。但也有少数人，为了一己之利，在危险的时候，鼓吹别人“追高”，在安全时，却又呼吁别人“割肉”。

由于我国股市缺乏做空机制，不少股评师就脱离实际，一味看多。比如，在2001年，当上海综合指数涨到2200多点时，仍有不少人士高呼“牛市不言顶”，不少股民也信以为真，最后高位套牢。

这些信息大都是通过媒体传播给投资者的。在投资者心目中具有公信力的媒体，也可能在这个过程中，有意无意间沦为做市者的“工具”。

3、新闻导向把握不力

不可否认，我国证券市场尚属于“政策市”，有人也戏称为“信息市”。在此情况下，人为操纵性较强。由于证券报道对证券市场的走势、对投资者的投资取向，往往起着直接的导向作用，一旦发生误导，对市场和投资者造成的损害，往往无法挽回。

还有的媒体，不顾证券市场发展的客观规律，以讹传讹，不假思索地进行证券报道，给证券市场的发展带来了消极影响，直接导致了股市的混乱。如在深市中小企业板推出时间不长、尚只有30余家上市公司之时，南方某报就载文称：深交所有关负责人说，至年底，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将达100家，这同样引起了股市的一度混乱。而在当时，距年底不足半年时间。显然，这是不顾客观规律进行的报道。

为股市健康发展营造氛围

面对证券报道中的以上种种不足，媒体要搞好证券报道，首先必须提高从业人员自身的素质。

一方面是学好有关的政策法规。从事证券报道的编辑记者，要认真学习《证券法》、《公司法》等法规，了解、掌握相关规则和条例。另一方面，证券编辑记者还应充分地掌握证券专业知识，对波浪理论、量价关系、各类技术指标等都能熟悉和掌握，具备较丰富的看盘经验，并有一定的金融理论功底，做个专家型的记者。

此外，媒体(特别是都市类媒体)中的证券报道要更好地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还应努力做到以下几点：

1、努力加强风险教育

提高投资者的风险意识，应是证券媒体的重要任务。媒体应时刻把风险教育放在相当重要的位置，目前，几乎所有的证券类栏目、版面，都不约而同地打上“股市有风险、入市须谨慎”或“建议仅供参考，据此入市风险自担”的字样。

在证券报道中，尽量做到不说过头话，注意从完善信息披露制度的基础方面，确立以基本分析为主的证券报道思路。因此，证券新闻从业人员的视野不能单单局限于证券领域，而应从经济发展的全局来审视。同时，证券传媒要加强对上市公司经营状况等背景材料的报道和深度剖析，在进行上市公司的报道时更多地运用自己的职业理性，对问题作深入的调查研究，而不能只听上市公司的一面之词，更不能受经济利益的驱动而偏离了正确引导的轨道。

2、不应随意刊登传闻消息

应该说，股市里适度的投机是不可避免的，也是不可缺少的，但投机如果过度了，就危险了。作为一个真正有责任心的媒体，要告诉股民以一种平和的心态对待股市涨跌。在证券报道上，要传导价值投资理念，多从上市公司的基本面人手分析个股后期走势，多从宏观经济发展的角度进行宣传报道。

在传闻四起之时，编辑记者还应针对有关热点问题，直接连线上市公司，证实传闻的真假，然后见诸报端。《楚天金报》继早前开办“传闻求证”栏目后，近两年又新推出“上市公司直通车”栏目，就是一个很好的沟通渠道。股民读者对上市公司动向的疑问，记者采访上市公司后给出准确答案，对投资者做好决策起着重要的参考作用。

3、在把好度的前提下，重视批评性报道，勇于挖掘和揭露潜在的问题

目前，对证券市场的监管，一般是通过法律和自律两个方面来实现。显然，证券传媒也有义务对这些丑恶现象进行监督和揭露，新闻舆论在监督证券市场的运行方面应发挥自己独到的作用，以最大限度地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不少媒体在监督上市公司的工作中的确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许多丑恶事件是由媒体直接揭露，或是先由媒体发表文章提出质疑，然后引起证券监管部门重视并立案稽查，最终真相大白于天下的。如《财经》杂志发表的《银广夏陷阱》、《庄家吕梁》、《基金黑幕》等等。事实证明，这些调查文章对中国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应载入中国股市发展的史册。

作者：陈力峰　郑先正

证券报道法律规范论文 篇2：

媒体报道、法律环境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

摘要：以社会责任相关理论为基础，从多个角度系统地实证研究媒体报道、法律环境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动态关系，探寻企业外部治理因素的作用机理。研究结果显示：媒体负面报道对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有显著的正相关影响；良好的法律环境，相应提高了社会责任的信息披露水平；在法律环境较好的地区，媒体报道对公司的监督效果增强，反映在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的显著增强。

关键词：媒体报道；法律环境；社会责任；社会责任信息披露

一、引言

经济飞速发展引发的食品安全、劳工纠纷、环境污染、资源浪费等社会问题频频发生，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CSR）成为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衡量企业持续经营的重要标准之一。美国学者Bowen和Johnson（1953）将社会责任定义为：企业应当以自愿回报社会为原则，并且有义务按照社会所期望的价值观进行经营获取利润。各国政府也对企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企业在披露经济情况的同时对社会责任进行揭示。国际组织和各国政府纷纷响应各非政府组织和舆论的号召，相继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法规，为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创造了有利的法律环境。2014年我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数量达到1526份，约是2006年报告数量的48倍，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得到越来越多上市公司的重视和披露。然而，我国社会责任报告整体质量偏低，差异较大，未达到预期的要求和效果。作为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情况的载体，社会责任报告向资本市场及各利益相关者传达公司的社会责任信息，极大地降低了信息不对称。尽管企业披露的社会责任信息并不完全等同于其真实水平，但仍在一定程度上客观反映了企业对社会及各利益相关者的责任担当。

而随着现代通信技术和媒体力量的迅猛发展，网络媒体和网民数量的上升，媒体传播信息、舆论引导等功能不容忽视，公众获知企业信息更加及时和透明化。学者们从审计师行为（Miller，2006）、经理人声誉（Dyck和Zingales，2002；Dyck等2008）、董事会决策（Joe等，2009）、资本市场压力（于忠泊等，2012）、行政机构介入（李培功和沈艺峰，2010）和约束大股东行为（贺建刚和魏明海，2012）、资本定价（汪昌云等，2015；Wang and Ye，2015）等方面证实了媒体报道的治理作用。且企业价值越高，社会关注度也就越高，社会责任信息的社会意义就越发重要。而媒体对上市公司商业道德行为的曝光，使社会公众及时做出价值判断并做出积极响应。公众的舆论力量和行为反应迫使企业勇于主动承担其社会义务。另外，“法和金融学”强调了法律对金融主体施加了一定的影响。学者们从投资者保护（Dyck和Zingales，2004）、信息披露（Bushman等，2004）以及股票市场（沈艺峰等，2004）等方面研究了法律环境的公司治理作用。法律环境通过直接影响企业的收益或声誉来影响公司行为。因此，法律环境和新兴市场上有效替代司法的媒体报道（Dyck等，2008）作为有效的外部治理机制，共同影响着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及披露。

本文的研究目的在于研究媒体负面报道、法律环境以及在不同的法律环境下媒体负面报道分别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影响。媒体有意识地迎合读者的需求、关注社会热点问题，其作为公司治理外部治理机制的作用不能忽视；加之中国是一个“新兴+转轨”经济的国家，幅员辽阔且各个地区问的法律环境水平明显不同（樊纲等，2010），中国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条件。因此，本文以2009年至2012年期间我国上市公司公开发布的社会责任报告为基本研究对象，通过构建相关实证检验模型，深入分析媒体报道、法律环境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相关性，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媒体报道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

近年来，媒体力量的崛起提高了企业的可视化水平，多种媒介多种形式的报道使得企业信息在短时间内被更多公众所知晓，形成公众舆论，使得企业的影响被无限放大。媒体在我国公司行为的各个层面都有非常重要的监督治理作用（孔东民等，2013）。

媒体作为信息传递的中介，通过信息采集、加工和各种媒介的传播，向大众提供多元化且有价值的信息（Besley和Burgess，2002）。杨继东（2007）认为媒体在经济市场中的角色是多重的，可能同时是公司信息的公开者、市场导向的预测者、社会事件的监督者或新闻观点的传播者。Dyck和Zingales（2002）指出在外界舆论的压力下，公司管理者倾向于为自己的形象负责而做出决策。针对中国的实际情况，于忠泊等（2011）验证了媒体关注的市场压力假设，媒体关注通过资本市场发挥公司治理功能。李培功和沈艺峰（2010）认为在政府监管部门的介入下，媒体监督在我国是有效的。李明和叶勇（2016）研究发现媒体负面报道能够促进控股股东掏空减少。

媒体以公司外部监督者的身份发挥着其特有不能复制的作用。Zyglidopoulos等（2012）将社会责任区分为积极和消极的社会责任，并指出媒体关注可强化公司积极的社会责任意识。徐莉萍和辛宇（2011）研究媒体治理對中小投资者的保护时发现，高度媒体关注和良好的治理环境能够保证社会责任的信息环境和信息质量。沈洪涛和冯杰（2012）借助新闻学的议程设置概念，指出媒体有关企业环境表现的报道能显著促进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随着媒体对公司报道的增多，公众获得更多的企业特有信息，受监管机构、非政府组织以及公众的压力，企业乐意披露更多的社会责任信息来迎合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另外，黄辉（2013）研究表明，媒体负面报道主导了其公司治理职能的实现。媒体负面报道会导致公司价值的损失，于是为避免损失的加剧，公司管理层会做出相应的措施。Kang和Kim（2013）研究指出，负面新闻会强化公司内部的社会责任表现。由此，媒体负面报道的影响力引发了对公司持续发展的恐慌，较于正面或是一般性质的报道，更能促进公司行为的改正。

基于以上学者的研究，我们认为，国内媒体主要通过声誉机制、市场机制和行政机构介入机制来影响公司治理，促使公司及时做出积极的反應，从而起到媒体监督公司行为并督促其进行改正的作用。当公司披露的社会责任信息质量或数量达不到公众的需求或认可，或者受到媒体的负面报道时，管理层会采取行动去保证信息披露的及时性和可靠性，从而缓解社会的舆论压力，维护自己的公众形象，得到各利益相关者的支持。媒体负面报道越多，管理层的行动就越积极，相应的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就更高。由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H1b：媒体的负面报道越多，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水平越高。

（二）法律环境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

大量实证研究表明，不同地区的法律环境通过决定公司的控制权结构影响公司治理，进而影响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水平。La Porta等（1998）研究表明，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是投资者权益的有效保障，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该国的公司治理治理结构和会计信息质量。Epstein和Freedman（1994）从法律角度提出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监管与立法，并认为遵守信息披露法规是企业进行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主要动因之一。

在“新兴+转轨”经济体中，政府干预是我国重要的制度环境之一。政府的过度干预，会引发企业的寻租行为，破坏市场的资源配置，弱化企业的社会责任。魏志华和李常青（2009）研究指出法律环境较好地区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较高，且法律环境的改善有助于推动家族上市公司提高信息披露质量。沈洪涛和冯杰（2012）发现，法律制度环境的不同导致政府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监管力度也不同。周中胜等（2012）表明企业通过社会责任表现向社会传递正面信息并获得竞争优势，而政府干预会削弱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动机。

樊纲等（2010）指出，中国各个地区在政府干预程度、法治水平等多方面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良好的法律环境有助于从政府、市场等层面对上市公司的行为形成强约束环境，对信息披露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从而达到保护利益相关者，维护市场秩序规范的目的。相反地，法律环境不完善使得有关社会责任的立法、执行等多方面不规范，弱化了政府机构的监管力量，使得社会责任表现良好的上市公司社会权益无法得到保障，可能会基于自利原则或资源配置等原因，降低或无视社会责任的履行和披露。由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H2：法律环境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显著正相关。

（三）媒体报道、法律环境与社会责任报告

外部治理机制是公司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媒体报道、法律环境和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之间存在怎样的动态关系，一直是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热点和核心问题。

目前中国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均衡，法律建设进程也不统一，法律环境的差异导致媒体受到政府的干预和市场制约的程度不同，其治理作用的发挥也就不同。Dyek和Zingales（2002）表明媒体能够弥补国家法律的不足，在法律之外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在法律环境较好的条件下，媒体声誉和竞争得到充分保护，更促进媒体监督作用的发挥。李培功和沈艺峰（2010）认为，由于法治水平不完善等问题，在政府监管部门的介入下，媒体监督是有效的。但政府的介入需要强调一个度的问题。周新军（2003）研究表明，政府的过度干预会使媒体丧失其独立性，媒体的监督效果会大打折扣。由此，媒体作为法律环境的替代或补充，影响企业治理的多个方面。

从公司及其管理层的角度来说，在法律环境较好的市场环境下，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较少，制度建设和执行力度较好，市场发育程度较高，公司经济行为和非经济行为的透明度是公司竞争的有利保证，媒体信息给予公众对公司更高的认可度，同时良好的法律环境有助于提高媒体信息的公正度。媒体的监督效果随着制度环境的改善逐步提高，公司管理层基于声誉、市场压力等方面会主动披露更多的企业信息，增强投资者的信心。从利益相关者的角度来说，在市场化制度比较完善的地区，利益相关者需要更多的公司信息来进行决策，媒体报道提供了公众获得公司信息的平台。相反，在法律环境较差的地区，政府出于地方保护主义等考虑，会过多的插手媒体，同时法律制度的不完善，会影响到媒体报道的及时性、真实性和客观性。由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H3：媒体报道对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影响，在法律环境较好的地区更为显著。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09--2012年期间披露社会责任报告并被润灵环球纳入评价系统的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剔除财务数据不全、数据异常、数据极端和金融类样本，最后确定有效研究样本1451个。

本文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数据来源于润灵环球责任评级的MCT数据库。法律环境数据来源于2010年樊纲等的《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09年报告》一书。媒体报道数据来源于CNKI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对包含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经济观察报、21世纪经济报、第一财经日报、华夏时报等报纸的新闻报道进行手工收集整理。财务数据和公司治理结构相关数据主要来源于锐思（RESSET）数据库和色诺芬（CCER）数据库。

作者：黄雷　张瑛　叶勇

证券报道法律规范论文 篇3：

涉农群体性纠纷的多元化解决

摘要：我国变动不居的涉农政策常常与滞后的法律相冲突，这不仅加剧了涉农群体性纠纷的复杂性，也使得纠纷类型呈现出多样化形态，通常可分为政策规范处理型涉农群体性纠纷、法律规范处理型涉农群体性纠纷以及政策规范与法律规范交汇处理型涉农群体性纠纷。通过对每一种类型选取的实例分析表明，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应对涉农群体性纠纷的前提条件是解决纠纷的规范必须明确、具体。只有这样，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介入具体的纠纷才可能发挥效用。

关键词：涉农群体性纠纷；纠纷解决机制；类型化

如今，应对敏感性、对抗性、突发性群体性纠纷必须依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建构，对此，学界与实务界逐渐达成共识。该种共识源于以下两种思路：一种思路是，以社会转型、社会管理创新为背景，从群体性纠纷的特点、产生原因、法律法规不完善等方面进行分析，进而提出建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另一种思路是，通过分析当下中国代表人诉讼的局限性，并考察国外群体性诉讼机制，在此基础上提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建构。虽然这两种思路直接针对现实，值得肯定，但都是一种单向度的对策论思路，只涉及问题表象而未能深入问题实质。详言之，这两种思路未能将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与具体的群体性纠纷结合起来。群体性纠纷本身包含许多类型，例如，涉及土地征收、房屋拆迁、工业污染、劳动争议、企业破产、证券、知识产权、物业合同、预付式消费等等。这些类型各异的群体性纠纷妥当解决所面临的障碍和正当化标准不同，对纠纷解决机制的要求也不相同，这就意味着对群体性纠纷的研究应当深入各类群体性纠纷的内部，揭示妥当解决纠纷可能遭遇的种种难题。这种研究进路需要从各类群体性纠纷妥当解决所遇到的问题出发。笔者在研究涉农群体性纠纷时，发现该类群体性纠纷的妥当解决遇到的最重要问题是正当性依据模糊不清。因为，纠纷的妥当解决要么取决于当事人不得不同意的权威规范，要么取决于当事人单方同意或者双方合意。如果缺乏明确的规范或者规范本身模糊，纠纷不但难以解决，而且还可能会引起更复杂的纠纷。相反，如果纠纷所涉及的权利规范清晰明确，那么，剩下的就是解决多元化群体性纠纷解决机制中的一种或者多种能否介入、介入程度以及相互之间如何衔接等问题。

本文以涉农群体性纠纷为例，将涉农群体性纠纷类型化，并根据各类涉农群体性纠纷的具体实例分析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如何适用，最后综合全文的分析得出结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应对涉农群体性纠纷的前提条件是解决纠纷的规范必须明确、具体。笔者认为，只有这样，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介入具体的纠纷才可能有效。

一、涉农群体性纠纷复杂性的具体表现

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的改革从农村转向城市，此后，蓬勃发展的市场经济加快了城市化进程，城市与农村、市民与农民间的差距日益明显。不仅如此，市场经济的发展引发了农民权利意识高涨。在这种背景下，农民、农村以及农业问题呈现出来，涉农群体性纠纷、涉农群体性事件等成为当下的热点。涉农群体性纠纷的群体性表现为两大类型：一类发生于群体之间，直接表现为群体性。例如，集体土地征收、集体土地违法承包、转让并用于非农建设等。另一类发生在两造主体之间，背后却隐藏着群体性利益。例如，“外嫁女”征地补偿、“农转非”引发的承包经营权纠纷等。总而言之，这些涉农群体性纠纷的复杂性表现为以下多个层次：

第一，涉农政策规范变动不居，且与法律之间的关系模糊甚至相互冲突。首先，涉农政策不稳定直接导致了涉农群体性纠纷。2003年以来，中央连续以“一号文件”形式强调“三农”问题，各地政府不断推出一些惠农政策，而这些新的惠农政策与旧政策产生冲突，这就导致利益纷争难以协调。例如，1992年我国东部、中部地区开始实行“两田制”。然而，在实行几年之后发现它的社会成本太大，农民负担过重，于是在1997年国家明确要求已经实行“两田制”的地区必须按照中央的土地承包政策进行整顿。毫无疑问，新政策具有正当性，但因旧政策所导致的损害应由谁承担，使得纠纷复杂化了。其次，在社会转型期，政策与法律之间的关系很微妙，不像法治国家那样泾渭分明，政策常常给法律机制解决纠纷带来压力，难以实现“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在社会转型期，国家维稳政策不仅关注政治，也关注民生，有时甚至以民众权益为唯一价值取向。这种以民生权益为价值观的维稳政策容易起到负面的导向作用——法律不如政策。于是，那些诸如“代耕农”纠纷、土地征收、流转费纠纷往往就会牵涉几十人、几百人，甚至造成成千上万人聚集起来。一旦形成这种状况后，再严格适用法律，纠纷可能难以妥当解决。即便有些案件最终给出了公正的判决，但在执行方面往往也难以实现判决结果，执行中往往需要做多方面的协调工作才能达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再次，为了统筹城乡发展，一些地方土地改革政策突破了现行法律规定。譬如“股权固化”政策，农民以集体土地人股，固定后的股权“生不增、死不减”。这些地区是国家确定的改革试点地区，有国家的授权。当然，为了将土地的保障功能剥离出来纳入市场机制，也有基层政府在没有授权情形下单独推行这项政策。从长远来看，为了统筹城乡发展，这种改革创新十分必要，但是，这意味着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在一段时期内无法参与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在社会保障机制尚不健全的情况下将失去基本的生活保障，由此引发了利益冲突应如何协调问题。如果该问题不能妥当解决，一旦引发群体性纠纷，后果不堪设想，尤其是那些没有国家授权改革地区的做法，直接与相关法律冲突。

第二，法律自身比较粗疏、滞后、模糊。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以下简称《农村土地承包法》）第12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以下简称《土地管理法》）第10条确立了农村集体土地三级所有的制度，即乡镇农民集体、村农民集体以及村内农民集体所有。但集体所有与具体成员之间是一种怎样的关系，一直以来都未能确定下来，导致权利没有界定清楚。直至200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以下简称《物权法》）第59条、第60条不仅肯定了农村集体土地三级所有，而且还将农村集体土地规定为“集体成员所有权”。在《物权法》之前，法律粗疏自不待言，《物权法》规定了“集体成员所有权”是否就将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界定清晰，恐怕难以给出肯定的答案。首先，《物权法》确定了集体成员所有权，进一步明确了所有权的主体，但是，集体成员对集体财产是共同共有还是按份共有不甚清晰，这样，对外转让就难以体现集体成员的个人意思，引起纠纷时，成员个人往往也缺乏维权的动力。其次，随着社会的发展，集体经济组织进一步抽象化，有些集体经济组织甚至不复存在。例如，经营管理乡镇农民集体土地的集体经济组织已经不存在了，只留下农村信用合作社、乡镇农民集体企业等集体经济组织。另外，随着农业税费的取消，村民小组也逐渐取消了。最后，由于法律没有清晰界定所有权，责任承担者不明确，这给集体经济组织的管理者乃至集体经济组织中的个别成员侵犯集体权益留下了巨大的空间。

第三，涉农群体性纠纷呈现出同质性和区域间的差异性。首先，国家涉农政策引发的涉农群体性纠纷具有同质性。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以“两减免、三补贴”为重点，拉开了农村改革的序幕。紧接着，从中央到地方都开始对“三农问题”进行调整。农业税费改革以前，很多农民将承包土地通过转包、出租等形式与第三人（实际耕作人）达成流转协议。农业税费减免之后，土地升值，由这种政策引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开始大规模地出现。如果继续履行原合同，承包人无法享受农业税免除的利益，实际耕作人却取得农业补贴，有失公允。为了甩掉“包袱”，有的承包人甚至还自愿向实际耕作人支付一定的费用或者给予一定的利益。这类纠纷在全国都很普遍。其次，地方涉农政策引发的涉农群体性纠纷呈现出地域性差异，很多地方政府在土地制度改革中对权力行使、权利界定都不甚清晰，导致“三农”问题更加复杂。这种情况在城乡统筹地区尤为明显。2007年，成都和重庆继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后，开始打造新的“特区”，即“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为了改变城乡二元结构，政府制定政策把土地对农民的保障功能剥离出来，以市场经济下的社会保障取而代之，让土地直接进入市场交易。此类由地方政策引发的纠纷可能集中在经济改革地区，呈现出区域性差异的特点。处理此类涉农群体性纠纷时，地方政策和法律混合在一起，很难说法律规范比地方政策规范更加正当。

第四，除了政策、法律方面因素以外，还有一些人为因素加剧了涉农群体性纠纷的复杂性。比如，有些农民法治意识淡薄，容易引发群体性纠纷。有些村干部违反《农村土地承包法》第5条，私自发包给家族成员或其他主体，发包价格明显偏低，从而引发群体性纠纷。还有一些因为观念上的问题，使得纠纷难以在法律框架下获得解决。例如，“外嫁女”、“外来户”在请求获取土地承包经营权、土地征用补偿时产生的纠纷。这些农民即使离开，也是“离乡不离土”，抱着“落叶归根”的观念，一旦发生纠纷，很多人为因素就会掺和进来，可能影响纠纷妥当解决。

综上所述，涉农群体性纠纷的复杂性主要缘自于法律与政策的交错、法律自身粗疏、矛盾、滞后、不同区域和层级政策变化导致的同质性和区域差异性以及人为因素等造成的不利影响。这几大原因是客观的、现实的，是在解决涉农群体性纠纷过程中必然要面对的。群体性纠纷妥当解决最终还是要归结到法律规范与政策规范的明确化、具体化方向上来。只有这样，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才可能有效地适用于具体的纠纷。

二、涉农群体性纠纷的类型化分析

如上所述，涉农群体性纠纷既涉及法律，又涉及政策，因此，有必要通过类型化分析方法将其区分开来。根据涉农群体性纠纷的复杂性，笔者将涉农群体性纠纷分为三类，即政策规范处理型涉农群体性纠纷、法律规范处理型涉农群体性纠纷和政策规范与法律规范交汇型涉农群体性纠纷。

（一）政策规范处理型涉农群体性纠纷

这类纠纷的典型是“代耕农”群体性纠纷，该类纠纷往往是由于特定时期的政策滞后或者政策创新所引发的。政策滞后容易迫使越来越多的人规避政策，而政策创新则导致利益格局改变，容易超出人们的预期，两者都可能引发人们对政府的抱怨，形成大规模的冲突。例如，经媒体报道出来的“甘肃陇南30多名拆迁户集体上访冲击市委机关”就是其中一例。通常，它们被称之为“群体性事件”或者“治安事件”。不过，这类群体性纠纷也会随着政策的改变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从表象上看，这类群体性事件不是纯粹法律事件，甚至不涉及法律问题，但在实质上，恰恰是因“法律问题”而转化成“群体性事件”的。

（二）法律规范处理型涉农群体性纠纷

这类纠纷的典型是涉及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群体性纠纷。尽管当下有关“三农”问题的法律、法规、规章等相对滞后，但国家仍在不断地进行调整。例如，关于农村土地承包，国家相继出台了《物权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管理办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司法解释。因此，该类涉农群体性纠纷基本上能够通过适用法律获得解决。当然，随着农民、农村以及农业政策发生变化，适用法律解决此类纠纷也具有促进规范形成的作用。

（三）政策规范与法律规范交汇型涉农群体性纠纷

这类涉农群体性纠纷的典型是集体土地征收、违法处分集体土地用于非农建设、人为因素非法干预土地承包权等。尽管这类纠纷有明确的法律规范或地方性的政策规范可资适用，但这两类规范之间的矛盾有可能把法院置于一个尴尬的境地。法院在处理这类纠纷的时候，往往通过多种渠道、多种手段“能动司法”。也就是说，法院联合其他机关调动各种资源，发挥多种纠纷解决机制的作用使纠纷彻底解决，达到“案结事了”，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保驾护航。在处理这些群体性纠纷的过程中，法院系统也逐渐形成了处理这类纠纷的司法政策，如最高人民法院对一些敏感的群体性案件采取了不予受理的司法政策，还出台了限制立案的司法解释。

通过上述分类，有助于发现不同类型涉农群体性纠纷对政策规范与法律规范的依赖程度。在此基础上，有可能发现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能否介入、介入程度以及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彼此之间如何协调起来使涉农群体性纠纷妥当解决。

三、不同类型涉农群体性纠纷之多元化解决机制的适用

（一）政策规范处理型涉农群体性纠纷：以“代耕农”为例

政策规范处理型涉农群体性纠纷的典型形态是“代耕农”群体性纠纷，它所涉及的主要问题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界定。“代耕农”纠纷产生的背景是：20世纪80年代初，珠三角地区市场经济开始迅速发展，吸引了一批当地农民从农业转向第二、第三产业，因此，许多粮田撂荒，导致粮食征购任务无法完成。鉴于此，珠三角农村基层干部从广西、湖南、湖北、江西、四川等地及粤北、粤西等偏远山区找来代耕田地、上交公粮或支付租金的外地务农人员，即“代耕农”。在这些人群中，有些是在当地政府承诺解决户口、福利及子女人学等问题而选择成为“代耕农”，有些是通过熟人介绍与当地村民约定承包土地，负责缴纳农业税、承担公购粮等义务。随着城乡统筹发展，农村土地被征收就涉及“代耕农”的承包土地和住宅地。不仅如此，农村集体土地的收益分配、股份、土地征收补偿等问题使“代耕农”与当地农民之间的利益冲突越来越明显，原土地承包主体根据承包合同要求收回承包给“代耕农”的耕地，而“代耕农”则认为政府已承诺他们拥有户籍或者已经实际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从而引发了大规模的冲突。当然，“代耕农”所涉及的纠纷远远不止于这些，还包括社会保障、子女教育、就业歧视等。这些问题为大规模群体性纠纷爆发埋下了隐患。

“代耕农”如何适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获得妥当解决？从表面上看，这种因地方政策而引发的群体性纠纷必须依靠行政手段才能解决，司法不宜介入。实质上，“代耕农”能否参与这些收益分配、是否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否应该享有社会保障、子女教育等权利，取决于他们是否享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如果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不通过法律或者政策规范确定下来，行政手段、司法手段、社会救济手段都无法彻底解决纠纷。而“代耕农”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是否容易明确呢？目前，关于确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我国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法院对于是否受理难以定夺。直到2005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其中第1条规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因未实际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申请解决”。这一规定表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因未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而要求取得该权利的，应当向集体经济组织和指导该集体经济组织的相关行政机关提出，而不能提起民事诉讼。对“代耕农”而言，是否具有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比一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确权更复杂一些，因为它需要考虑多种因素，例如，户籍、政策、居住年限、代耕合同、在该集体经济组织以外是否享有农村社会保障、与该集体是否存在事实上或者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村民自治组织的意见等等。不仅如此，有时候还必须参照地方政府的政策。例如，1992年广东省中山市政府《关于加强外来代耕人员管理的通知》、1996年中山市政府《关于部分代耕农要求人户问题的批复》、2003年中山市政府《关于解决代耕农问题若干意见》等，都是确定“代耕农”是否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参考标准。

鉴于“代耕农”纠纷妥当解决对政策规范依赖程度较大，或者说，其妥当解决的前提是必须有明确的政策规范，其最佳选择是将先向有关行政机关申请作为前置程序，之后才考虑用行政诉讼来确定“代耕农”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一旦“代耕农”的集体成员资格明确界定之后，“代耕农”与承包人之间的民事纠纷会更加明朗，诸如土地承包经营权归属纠纷、土地征收补偿费归属纠纷、“代耕农”与原土地承包人之间的权益纠纷以及“代耕农”与村集体间的安置费用纠纷等问题，便可迎刃而解。后续的纠纷，无论是通过民事诉讼还是仲裁、调解、和解等，都可以处理。只有坚持这一处理思路，才可能实现纠纷的彻底解决，并实现了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之间的衔接。

（二）法律规范处理型涉农群体性纠纷：以土地承包经营权为例

法律规范处理型涉农群体性纠纷主要涉及土地承包经营权。对于大部分农民而言，土地具有生产与社会保障的功能。这类纠纷矛盾尖锐，看起来是单个或者少数村民与村委会或与其他承包人之间的纠纷，但其往往涉及整个利益群体。一方面，该类案件有明确的法律规范作为依据；另一方面，法律自身也必须不断调整。因此，并非所有涉及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纠纷都应坚持依法裁判的形式处理。

第一，对于有明确法律规范作为依据的纠纷，可以直接依法裁判，并可以考虑其他纠纷解决方式的适用。例如，对于那些因人为因素引起的关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群体性纠纷，法院可以直接依法裁判。我国法律对农村土地重要承包事项都规定了民主议定原则，即必须根据所有权人的集体意思流转，相关的法律依据是《土地管理法》第14条、第15条、《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19条、《农村土地承包法》第18条、第27条、第34条、第48条。然而，在司法实践中，很常见的是集体经济组织未经民主议定程序而非法剥夺了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承包权利，例如未经民主议定程序，仅由村委会成员决定承包方案所产生的群体性纠纷。因此，类似明确的法律规范决定了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有效适用，可以直接依据法律裁判或者调解，也可以通过行政调解、人民调解、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仲裁、自行和解等多种纠纷解决机制解决。

第二，法律本身的滞后性或者国家法与民间观念冲突所导致的群体性纠纷，很大程度上需要法院“能动司法”。该类群体性纠纷的产生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法律未能紧跟社会发展，严重滞后。例如，《农村土地承包法》第32条规定，“通过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其中“其他形式流转”土地是为了适应社会的发展而采用的立法技术，至于哪些形式能归为法律规范所规定的“其他形式”，立法本身比较模糊，所以，在统筹城乡发展区域，通过多种方式不断地创造出新的流转方式。这种原因所引发的群体性纠纷使法院面临两难境地：法院可以依法裁判，又恐因此激化了矛盾引发新的纠纷；为了避免矛盾激化，法院可能采用联动的方式解决纠纷。这样，是依据法律规范还是政策规范就取决于具体的纠纷了，由此导致纠纷解决的不确定因素增大。另一方面，民间习惯、观念、民意等与国家法冲突，由此而引发的群体性纠纷最突出地体现在“外嫁女”“外来户”“上门女婿”等纠纷之中。“外嫁女”是指与村外人结婚但户口仍留在本村的妇女。民间传统观念认为，“嫁出去的女儿，泼出门的水”。有些地区在“村规民约”中规定，“外嫁女”没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对被征土地没有补偿分配请求权。甚至，有些村强制要求那些离婚、丧偶的妇女迁出户口并收回土地。这种村规民约、民间观念等与法律精神相违背，侵犯了“外嫁女”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征地补偿款分配权及其他权益。尽管2005年8月28日修正的《妇女权益保障法》第55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以妇女未婚、结婚、离婚、丧偶等为由，侵害妇女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的各项权益的，或者因结婚男方到女方住所落户，侵害男方和子女享有与所在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平等权益的，由乡镇人民政府依法调解；受害人也可以依法向农村土地承包仲裁机构申请仲裁，或者向人民法院起诉，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但是，笔者认为这类群体性纠纷侵犯了公民的基本生存权利，与现代法治精神格格不入；只有通过诉讼机制解决才可能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彰显法治理念，促使那些陈旧的、腐朽的观念得以改变，使国家权力向边远的农村渗透。针对该类纠纷，其他纠纷解决机制均不能发挥裁判所能发挥的作用，因为司法权不仅能够彰显国家权力，而且能够提高农民的法律观念。因此，对于这类涉农群体性纠纷，诉讼机制先行为宜，对其他纠纷解决机制应持不提倡也不反对的态度。

第三，因“三农”政策引发涉及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群体性纠纷，坚持以诉讼机制处理为主。毫无疑问，农业税全面免征给承包人带来了更大的利益。然而，如果根据原来的流转合同，承包人就无法享受到因政策而带来的免税、补贴等实惠；如果继续履行原合同，显然对承包人不公平，司法实践中就会出现承包人以流转合同显失公平为由主张解除合同，承包人以流转合同未约定流转期限为由主张终止流转合同，实际耕作人要求减少流转费而承包人要求增加流转费。从表面上看，这些纠纷是由政策引起，应该归入第一种类型，实则这种情形可以找到具体的法律依据，可以考虑参照《合同法》上情势变更原则。如此，免除农业税费并给予补贴之后，原承包人要求变更合同的，便有了正当、明确的法律规范作依据。同时，法院还要考虑“三农”政策的精神，即免除农业税费的受益主体应当是承包人。因为，国家农业税费政策目的是为了减轻农民负担、促进农民增收，保持农村稳定。因此，对于该类型的涉农群体性纠纷应当坚持诉讼机制解决为宜，不仅是因为它具有强制性，而且是因为诉讼机制具有示范作用，其他纠纷解决方式的适用应当限制在一定范围内。当然，诉讼机制内的调解或许更加合适。

（三）政策规范与法律规范处理交汇型涉农群体性纠纷：以集体土地被征收、出让、转让、出租用于非农建设为例

政策规范与法律规范处理交汇型涉农群体性纠纷主要表现为集体土地被征收、出让、转让、出租用于非农建设。关于集体土地被征收引起的群体性纠纷，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8条规定：“农村土地承包应当遵守法律、法规，保护土地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可持续利用。未经依法批准不得将承包地用于非农业建设。”根据《物权法》第42条第1款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可以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实践中，各个地方为了发展经济，对此早有突破，很难说征收行为是一种违法行为。在我国，集体土地征收制度是行政主导，更大程度上体现了行政法上的制度，兼有民事行为、经济行为、宪法行为等性质。②对集体土地征收、拆迁所引起的群体性纠纷屡见报端，主要原因是补偿数额难以在政府与农民之间达成共识。对于该类纠纷，诉讼机制很难发挥作用，因为如果处理不好，可能增加局部地区的不稳定因素。因此，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规定，如果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之间关于征收土地没有达成补偿费分配方案，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要求对补偿费进行分配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如果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未实际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而提起民事诉讼，以及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就土地补偿费数额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对于因征收给予的补偿费在集体经济组织之间、集体经济组织与其成员之间等产生的民事纠纷较为麻烦，这些纠纷属于自治组织内部事情，性质上为私权纠纷，至少公权力不能过度干预，除非在分配的过程中对有些群体是否具有成员资格等问题需要上述其他公权力介入。然而，确定了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之后，应该尊重村民自治组织的自治性。如果自治组织无法解决，可以通过仲裁、人民调解、行政调解、民事诉讼等纠纷解决机制解决。

对于因农村集体土地出让、转让、出租用于非农建设引发的群体性纠纷，可以考虑行政纠纷解决机制、诉讼机制。通常，对非农建设用地需要政府主管部门审批，更大程度上依赖于政策规范处理，由此引发的纠纷应该由政府主管部门对违法用地和非法建筑的问题进行处理。当然，民事诉讼机制的作用也不可忽视，它与通过行政手段解决并不冲突，有时候甚至需要民事诉讼机制与行政机制相结合才能处理好这类纠纷。例如，对出让、转让、出租用于非农建设合同效力的认定，有些合同只要在一审期间经政府主管部门补办了审批、登记手续，也可认定合同有效。因此，这类纠纷可以借助民事诉讼先确认合同的效力。除此以外，该类纠纷也可能涉及集体组织成员资格、土地承包经营权等法律问题，上文的讨论对解决这类群体性纠纷同样适用。

四、结论

笔者以涉农群体性纠纷为研究对象，发现这类纠纷的现实形态常常体现为法律与政策的交汇，很难把政策与法律从具体的纠纷中彻底分开、隔离；企图将涉农群体性纠纷政策剥离或者将法律剥离出来，而找到纯粹的法律处理型或者政策处理型的群体性纠纷是徒劳的。这并不意味着上文的分析对于意图通过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妥当解决涉农群体性纠纷毫无帮助，其作用在于：第一，尽管有些涉农群体性纠纷貌似政策规范与法律规范交错，但仍然需要坚持政策规范处理型与法律规范处理型相区分的思路。对于那些完全由地方政策所引起的涉农群体性纠纷，原则上坚持以政策规范处理为主，司法不宜介入。第二，在坚持前述思路的基础上，如果通过诉讼机制处理能够发挥典型示范、生成规则、普及法律、强化国家权力的作用，就应当首选以诉讼机制处理为主，让诉讼机制成为正义的第一道防线，尔后，其他纠纷解决机制才可能介入并寻求纠纷的妥当解决。第三，在法律滞后、地方政策创新、人为因素复杂的情况下，是依据政策规范还是依据法律规范，应当根据具体的纠纷，从妥当解决的需要出发，不能将政策规范与法律规范对立起来。这需要纠纷解决者灵活把握。第四，应当废除保守的司法政策，出台一些积极的司法政策引导涉农群体性纠纷通过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获得妥当解决，从而实现对农民、农村以及农业的法律治理。

总之，作为群体性纠纷的一种类型，涉农群体性纠纷与消费者群体性纠纷、物业服务群体性纠纷、环境侵权群体性纠纷等其他类型的群体性纠纷相比更加复杂。这种复杂性主要表现在纠纷解决适用规范存在政策与法律的交错以及政策规范与法律规范本身的模糊不清，由此导致纠纷妥当解决的规则适用不明，而群体性纠纷的妥当解决的关键在于确定明确的规则。即使把涉农群体性纠纷类型化为政策处理型群体性纠纷、法律规范处理型群体性纠纷、政策与法律规范交汇处理型群体性纠纷，都难以准确地把握涉农群体性纠纷的复杂性，但这种分类有助于发现涉农群体性纠纷的本质，即涉农群体性纠纷的妥当解决依赖于规范的明确化、具体化、正当化。只有规范确定，才能厘清不同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功能边界，也才能真正运用好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进而寻求涉农群体性纠纷的妥当解决。

（责任编辑 蔡军）

作者：熊跃敏　熊德中